黄靖：“我们是谁？”——美国国家认同的分裂
北京语言大学区域和国别研究院学术院长、中国论坛特约专家
任何一个国家，国民的国家认同都是政治稳定的基石。国家认同的分裂，必然导致社会动乱甚至崩塌。美国在疫情暴发后发生的白人武装的反隔离抗议示威，警察“膝杀”黑人弗洛伊德后爆发的反种族歧视“暴乱”，都是“我们是谁”这一问题上巨大分裂的必然结果。
美国白人警察“膝杀”黑人弗洛伊德，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抗议示威活动。参加者除了黑人之外，还有大量白人和拉美人。他们的抗议行动大致相同：徒手步行高呼口号，与镇压的警察和国民警卫队发生激烈对抗，在一些地方甚至发生了打砸抢烧的“暴乱”。抗议者几乎全部是居住在市区的特朗普反对者。
几周前，在美国各州也发生了反对疫情隔离 (lock-down) 的抗议示威活动。参加者几乎全是白人。他们抗议行动也高度一致：开着皮卡或越野车，手握自动步枪甚至火箭筒，在政府大楼等公共场所“武装”宣示他们的立场。在场的警察并不干预他们的行动，还帮着维持秩序。他们几乎全部是居住在郊区的特朗普支持者。
反差如此巨大的两场抗议示威活动，反映出美国社会近年来国家认同——我们是谁？——的巨大分裂。这个分裂，始自上世纪90年代美国采取的“全球主义”(globalism)战略。
1991年苏东垮台后，美国朝野一片欢腾，坚信“华盛顿共识”——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价值观、自由资本主义主导的市场经济、多党竞争的民主制度——是人类社会的必由之路。在此形势下，克林顿政府开始推动“全球主义”战略，目的是要实现美国主导的价值理念全球化(普世价值)、民主政治全球化和市场经济全球化，进而按照美国模式重塑世界，达到“历史的终结”。接下来的小布什和奥巴马政府从左右两个方向继续大力推动全球主义战略：前者以单边主义形式强力推动民主政治全球化；而后者则更侧重普世价值的传播。曾几何时，三管齐下的“全球化”搞得轰轰烈烈。
所谓“普世价值”，其核心是美国创建者——来自英格兰的清教徒——的价值观。将其作为美国主导的价值理念在全世界推行，不可避免地凸显了基督教文明在美国的主导地位，其结果是基督教福音派(Evangelicals)在克林顿第二任期和小布什执政时期异军突起，成为美国政治中的生力军，进而大大助长了右翼保守主义势力。左翼自由派为了把控道德制高点，高调维护权利、种族、教派、性别以至工作机遇等各方面的绝对平等，导致“政治正确”在舆情、文化和教育等领域的滥觞。两相对撞的结果，是打翻了建立在多元文化之上的美国“大熔炉”。自小布什任期以来，美国竞选政治中拉动选民的已不再是候选人的政策主张，而是在“泛政治化”议题——性取向、堕胎、持枪、种族/教派关系、女权等——上所持的立场。不同的政策主张反映的是“我们要什么”(what we want)的不同要求，其实质是利益诉求的矛盾，可以在既定的游戏规则内通过妥协解决——民主政治的本质就是妥协制度化。但“泛政治化”议题上的冲突则反映了“我们是谁”的不同立场，其实质是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矛盾，因而双方很难妥协。不能妥协的民主政治必然导致民粹和极端。
在这个情势下，右翼保守的小布什政府和左翼自由主义的奥巴马政府的相继执政，更进一步在政治上撕裂了美国社会，导致美国政治板块不断向左右两个极端拉伸，从有利于妥协的椭圆形结构拉伸为势不两立的哑铃形结构。一边是已经全球化了的大资本以及依附于大资本的各行各业的白领专业人群，另一边则是反对全球化并对自身政治经济地位迅速滑落而沮丧但又无能为力的愤怒的美国大众，尤其是居住在传统工业区和郊区的蓝领白人群体。其结果，是不同族群、不同教派和不同阶层的美国人对“我们是谁”这个根本问题，产生了截然不同甚至互相对立的回答。
特朗普执政后，其对外“美国第一”的单边主义、对内极端右翼甚至种族歧视的政策取向、以及疫情暴发后所揭示的美国贫富之间和不同族群之间的巨大差距，都更加拉大了美国社会对“我们是谁”这一国家认同的关键问题上的分裂。
任何一个国家，国民的国家认同都是政治稳定的基石。国家认同的分裂，必然导致社会动乱甚至崩塌。美国在疫情暴发后发生的白人武装的反隔离抗议示威，警察“膝杀”黑人弗洛伊德后爆发的反种族歧视“暴乱”，都是“我们是谁”这一问题上巨大分裂的必然结果。而特朗普总统一面声称要“为弗洛伊德讨回公道”，一面又要用“恶狗和子弹”镇压抗议示威的矛盾说辞，更表明了他在面对国家认同分裂时的束手无策。
文章来源于《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简报》（疫情特刊）2020年5月总第十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