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明昊：美国攻防并举，加码“技术竞争”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
美国东部时间8月27日晚，特朗普在白宫发表总统候选人提名演讲，表示若连任他要让美国在5G等技术领域赢得优势地位，并实现人类登陆火星的梦想。这些有关科技创新的目标在近日公布的特朗普第二任期政纲中也可以看到。
民主党这边，总统候选人拜登对“技术竞争”也十分重视，在其7月9日发表的有关经济政策的讲话中，他提出如果胜选，将在未来4年向通讯、人工智能、可再生能源等技术领域投入3000亿美元。
特朗普和拜登虽然政见不同，且毫不留情地互相攻击，但是他们在“技术竞争”问题上显然是有共识的。可以说，美国已经将中国视为科技领域的最大竞争对手，在近期针对中国扩大“实体清单”、制定中国涉军企业名单、强化对华为制裁、封禁TikTok和微信等诸多政策操作的背后，美国确保“技术领导地位”的攻防力度显著增强。
新冠肺炎疫情让不断升温的中美“技术竞争”变得更加突出。大西洋理事会高级研究员大卫·布雷（David Bray）等人认为，疫情凸显了5G、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重要作用，当前在人工智能领域美中旗鼓相当，在5G、量子通信领域中国占优势，半导体、自动驾驶等领域则是美国领先。后疫情时期，随着更多国家加快数字化转型和生产自动化，他们建议美国进一步强化针对中国的“技术战”。
应对疫情带来的冲击，中国政府推出以大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等为主要内容的“新基建”计划。美方认为，在与产业发展紧密结合的有利条件下，中国的科技实力将进一步上升，相应在全球科技标准和规则领域的影响力也会更趋增强。
对特朗普政府决策有着重要影响力的保守派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托马斯·杜斯托伯格（Thomas J. Duesterberg）称，疫情促使中国在主导国际技术标准和规则方面加大努力，未来数年，中国将会利用疫情给美欧企业造成的困境，借助“一带一路”等平台，推广华为公司等中国企业大量掌握的“标准必要专利”（Standards-Essential Patents），进而扩大中国对于国际技术标准和规则的主导力。
而在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费和中国研究讲座主任白明（Jude Blanchette）、高级研究员乔纳森·希尔曼（Jonathan Hillman）看来，疫情使很多国家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陷入经济困境，不得不在发展数字基础设施等方面进一步寻求中国的支持，而中国也会通过扩展5G建设等方式与美国争夺对“全球技术制高点的控制”。
值得一提的是，一些美方人士试图用意识形态话语为“技术竞争”提供新的叙事逻辑。比如乔治城大学学者尼古拉斯·怀特（Nicholas Wright）称，中国在防控疫情过程中大量使用高科技手段，大规模采集和分析私人数据，对特定人群进行定位跟踪，利用5G网络、人工智能、北斗系统等先进技术加大对社会的监控力度。
再比如，美国企业研究所（AEI）高级研究员布克劳德·巴菲尔德（Claude Barfield）提出，5G技术变革不仅涉及经济政策挑战，还涉及深层次的技术、战略和安全决策，美国政府需要发挥领导力以建立国际联盟，确保5G技术在未来不会成为“全球威权体制的牺牲品”。
在此背景下，特朗普政府加码对华技术封控，从硬件、软件和科技人员交流等方面多管齐下，以所谓“威胁国家安全”、“侵犯人权”为由，对中国企业和科研机构进行制裁。
一方面，美国商务部强化出口管制规定，不断扩大“实体清单”，打压参与“军民融合”战略的中国国有和私营企业。其对华为公司的封杀可谓毫不留情，基本掐断了华为公司从其他国家和渠道获取芯片等先进技术产品的途径。在5G等被美国视为“必争必赢”的技术领域，“点杀”华为，打压中国国内信息通讯技术（ICT）和研发能力，被认为是确保美国绝对优势的题中之义。
另一方面，美国加快构建“新型公私伙伴关系”，更加注重推动企业和研究机构参与对华技术“脱钩”。不少美国战略界人士提出，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是目前美国对华技术封堵的薄弱环节，需要加大政府部门和这些机构之间的沟通与配合，以便实现对华施压的“全政府”和“全社会”模式的相互对接。
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萨缪尔·布莱南（Samuel J. Brannen）等人建议说，美国政府应借鉴“金融服务信息共享和分析中心”、全球反恐互联网论坛等机制的做法和经验，构建美国政府和企业应对美中技术竞争的协调机制，主要是解决两者之间的信息沟通、不信任等问题；此外，还要加大对美国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中相关人员的审查力度，完善保护敏感技术的安全和操作规程，加强对所谓“内部威胁”应对，如建立研究人员的认证机制并支持研究人员通过“保密报告渠道”揭露内部威胁。
目前，舆论更多关注的是美国的对华技术封控，亦即“守”的一面，而对“攻”的一面尚缺乏足够认知。事实上，疫情不仅促使特朗普政府加大了对华封堵，也推动美国为确保长期对华竞争优势，扩大对先进技术及其相关产业的研发投入和战略性布局。比如《华尔街日报》近日透露，特朗普政府计划将2021财年非国防预算中用于人工智能和量子信息科学技术的支出增加30%，总额接近22亿美元。
其实疫情发生以来，美国政府已经推出了数万亿美元的经济和财政刺激计划。曾担任小布什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斯蒂芬·哈德利（Stephen Hadley）等人认为，美国应藉此经济刺激计划应对中国在关键技术领域的挑战，实施“明智的战略性刺激方案”，如增加对美国数字基础设施的投资、大幅扩大联邦政府对技术研发的投入、利用税收减免等推动美国在关键技术领域的研发、支持半导体制造产业、加大对技术教育事业的投入等。
5月底，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Chuck Schumer）、共和党参议员托德·扬（Todd Young）共同提出“无尽的前沿法案”（The Endless Frontier Act），要求联邦政府未来五年投入1000亿美元，支持5G、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等先进技术领域的研发、商业应用和教育培训，将“国家科学基金”改组为“国家科学和技术基金”，专门增设负责技术的副主任职位和相关部门，并加大其与美国国务院、国防部、商务部、联邦情报机构、高校和企业、地方政府之间的联动。众议员罗康纳（Ro Khanna）和迈克·加拉格（Mike Gallagher）则在众议院提出相同版本的法案。
议员们毫不讳言他们提出上述法案的初衷就是为了应对与中国之间的技术竞争，以致《科学》杂志资深评论员杰弗瑞·莫维斯（Jeffrey Mervis）戏称这一法案应更名为“保持领先中国法案”。
舒默等议员认为，疫情显示美国和其他国家在科技上的差距正在快速缩小，这将威胁美国的长期健康、经济竞争力和国家安全；如果美国不加大对科技的投入，就会失去针对中国的竞争优势。他们还希望通过这一法案为疫情下的美国创造更多就业岗位。
“无尽的前沿法案”经过长达一年多的酝酿，相关议员与美国政府部门、高校和科研机构、地方政府、企业等进行了深入的沟通，故而该法案也吸收并反映了过去几年来美国战略界有关深化对华技术竞争的观点和建言。所以这里多说几句。
“无边的前沿法案”提出的重要政策性概念是“核心技术聚焦领域”（Key Technology Focus Area），其涉及以下10个方面：（1）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2）高性能计算、半导体和先进计算机硬件；（3）量子计算和信息系统；（4）机器人、自动化和先进制造业；（5）自然的或人为的灾难预防；（6）先进通信技术；（7）生物科技、基因学、人造生物；（8）网络安全、数据存储和数据管理技术；（9）先进能源；（10）材料科学以及与其他核心技术聚焦领域有关的工程学和研究。法案提出，对于上述内容要在4年后进行评估，结合现实情况对名单进行调整。
该法案的要害之处在于，在加速先进技术向产业的及时转化的同时，促进美国对华产业“脱钩”与技术竞争之间的结合。法案要求新组建的“国家科学和技术基金”借鉴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的工作模式，并在未来5年内在全美建设10-15个“区域技术中心”。法案还要求，负责技术的副主任每年都要与联邦调查局局长、国家反情报和安全中心主任就如何保护美国的先进技术进行工作交流。
法案要求，改组后的“国家科学和技术基金”与美国国会各相关委员会保持充分的沟通和协调，包括参议院武装力量委员会、商业科学和交通委员会、拨款委员会、对外关系委员会、情报特别委员会；以及众议院武装力量委员会、科学太空和科技委员会、拨款委员会、外交事务委员会、情报常设特别委员会。这些国会机构在很大程度上掌控着美国的“钱袋子”，近年来在推进对华战略竞争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
作为一份跨党提案，“无尽的前沿法案”集中体现了美国深化对华“技术竞争”的总体构想和具体举措，得到特朗普政府和众多国会议员的支持。如果顺利通过，它将带来20世纪40年代以来美国国家科技战略的又一次重大变革。
毫无疑问，科技领域的博弈将是影响未来数十年中美关系的决定性因素之一，美国攻防并举加码对华“技术竞争”的态势已经很清晰。其实早在2019年11月舒默就说过，面对中国的挑战，美国需要一场科技上的“登月行动”（moon shot），足见其推进并赢得对华技术竞争的意志和决心。
作为美国眼里的主要竞争对手，我们应该认识到这将是一场远远超越芯片问题的激烈博弈，也是关乎中美两国综合实力对比的复杂较量。近日，华为公司创始人任正非在走访上海的几所高校时表示：
求生欲使我们振奋起来，寻找自救的道路；
你要真正强大起来，就要向一切人学习，包括自己的敌人。
这一表态对于中国如何应对美国不断加码的技术施压，也是深有启发意义的。
本文2020年9月1日首发于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