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明昊：新冠肺炎疫情与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深化
【内容摘要】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和中美两国带来显著冲击，并在很大程度上致使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更趋深化。特朗普政府利用疫情因素进一步推动在华西方企业从中国撤出，以构建“经济繁荣网络”为抓手，以实现全球经贸体系与中国的深度剥离为目标，打造排斥中国的国际经贸阵营。疫情凸显先进技术对维护国家安全和经济竞争力的重要性，美国通过强化技术出口管制、调整国内技术研发布局、完善“敏感技术多边行动”机制、打造“同盟创新基础”等方式强化对华“技术冷战”。美方诬称中国借助疫情与其争夺“全球领导权”，大力拉拢欧洲等盟友和伙伴国构建压制中国的国际统一阵线，并力图削弱中国在国际组织和全球治理中的影响力。特朗普政府和美国政界人士炒作“中国病毒”“中国责任”等恶意论调，对华展开“叙事之战”，对中国政治体制进行攻击并将矛头日益对准中国共产党，不断激化意识形态层面的分歧和对立。美国利用疫情因素深化对华战略竞争、激化大国冲突对抗的做法受到批评，中国需着眼长远利益、保持战略定力，妥善应对疫情给中美关系带来的深刻冲击。
【关键词】美国军事与外交 中美关系 新冠肺炎疫情 经济“脱钩” 技术竞争 “叙事之战”
【来源】《美国研究》2020年第4期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下称“新冠肺炎”）是近百年来人类遭遇的影响范围最广的全球性大流行病，这一疫情对世界秩序和中美关系也带来了重大影响。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Antonio Guterres）认为，此次疫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人类面临的最大危机，将给世界带来更多动荡和冲突。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指出，新冠病毒大流行将永远改变世界秩序，它“所引发的政治和经济动荡可能会持续数代人”。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CFR）高级研究员罗伯特·布莱克威尔（Robert D. Blackwill）、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托马斯·赖特（Thomas Wight）称，疫情是世界秩序在过去70多年来面临的最大考验之一，“疫情给各国政府带来巨大压力，分化了社会，加剧了社会不平等。它使多国领导人采取单边主义和民族主义做法，而不是进行协调。它展现了很多国际组织的弱点。它强化了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紧张关系。”
无疑，这场疫情对美国带来多方面冲击，感染新冠肺炎以及因之死亡的美国人数量极多，美国经济陷入严重衰退，失业率一度超过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的水平，美国官员认为此次疫情堪比历史上的“珍珠港袭击”和“9·11”事件。然而，面对疫情冲击，特朗普政府非但没有选择与中国展开合作，反而借助疫情因素加大对华施压，从经济、技术、地缘政治、意识形态等方面进一步深化针对中国的战略竞争，甚至较前更具对抗（rivalry）的色彩。美国战略界人士也高度关注疫情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以及“后疫情世界”国际格局、大国博弈等走向，如新美国安全中心（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CNAS）专门设立“美国与后疫情世界”项目、哈德逊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就“疫情时代的中美竞争”问题发布报告。前助理国防部部长帮办、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亚洲项目主任亚伯拉罕·丹马克（Abraham Denmark）等人提出美国需要研究“后疫情时期中国战略”的课题。可以说，疫情已经成为当前影响中美关系以及塑造其未来走向的重要变量，并促动美国战略界就如何应对“中国挑战”展开新一轮辩论。
本文试图分析疫情对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影响，探讨美国深化对华战略竞争的若干趋向，并就如何应对疫情对中美关系的冲击提出思考和建议。
近年，特朗普政府在“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的战略思维导向之下，在贸易、投资等领域不断加大对华施压，以白宫高级顾问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为代表的鹰派势力甚至鼓吹与中国进行“脱钩”。疫情发生以来，“脱钩”派势力的声音更加突出。《纽约时报》刊文指出，疫情带来的恐慌情绪为特朗普政府内的对华鹰派提供了攻击中国的机会，疫情对全球供应链造成打击，成为鹰派推动与中国进行更彻底“脱钩”的新依据。应看到，虽然与中国的完全“脱钩”在美国政策界仍存在不少争议，但特朗普政府试图利用此次疫情进一步推动中国与全球供应链产业链的剥离，以构建“经济繁荣网络”（Economic Prosperity Network）为抓手加紧打造排斥中国的国际经贸阵营。
疫情给中国等国经济活动带来负面影响，造成工厂停工、物流中断、产品供应不足等问题，疫情还显著加大了各国对药品、个人防护装备等物资的需求。在此背景下，特朗普政府高级官员和美国国会议员持续渲染所谓全球供应链过度依赖中国的问题，鼓动美国等西方国家企业远离以中国为中心的供应链，推动在华外资企业从中国撤出。2020年1月底，在中国国内疫情形势严峻的情况下，美国商务部部长威尔伯·罗斯（Wilbur Ross）公然称，疫情有助于加速制造业回流北美地区，并进而对美国经济产生积极影响。此后，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罗伯特· 奥布莱恩（Robert O'Bien）表示，疫情影响全球供应链稳定，这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美国企业将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并寻求替代者。纳瓦罗称，在应对新冠疫情中，美国盟友和中国等战略对手的行动再次表明，美国在全球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中是孤军奋战，美国有必要将基本的药物生产和供应链转移回国，减少对外依赖，从而保护公民健康以及美国的经济和国家安全。在美国国会层面，2020年5月初，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凯文·麦卡锡（Kevin McCarthy）宣布成立由多位共和党议员构成的“中国工作组”（China Task Force），推动针对如何应对“中国威胁”的政策辩论，美国供应链对中国过度依赖的风险问题是其中的重要议题之一。俄亥俄州民主党众议员蒂姆·瑞安（Tim Ryan）及西弗吉尼亚州共和党众议员大卫·麦金利（David McKinley）在联合发表的文章中提出，由于对全球供应链的依赖，美国国内制造商的供应能力和专业知识已经落后，除医疗用品和设备领域存在供应风险以外，美国还在稀土等领域依赖中国；国会应成立“关键供应链委员会”，识别和应对潜在风险。
与此同时，美国战略界人士也纷纷围绕对中国供应链依赖问题提出看法和建言。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高级研究员道格拉斯·欧文（Douglas A. Irwin）等人认为，供应链的调整与全球化进程的总体发展趋势密切相关，当今世界处于“慢全球化”状态，此次疫情将加快全球化的“部分逆转”；全球化并不会终结，但将朝着更具地方性、区域性的方向演进；疫情使“长而复杂的全球供应链”风险集中暴露，后疫情时期跨国公司将不得不更多考虑风险分散的问题，企业的经济活动或会呈现“地方化”和“区域化”趋势，即在本国或靠近本国、与本国政治关系较好的国家开展生产经营，也可将这种变化称为“近岸生产”（near-shoring）模式。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纳迪亚·沙德罗（Nadia Shardlow）称，此次疫情让人们看清一个事实：经济联系并不是在一个地缘政治竞争的真空中发生的，依赖中国生产的医疗设备和药物供给凸显出经济全球北的巨大风险。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埃斯瓦尔·普拉萨德（Eswar Prasad）认为，疫情将促使跨国公司重新评估它们的供应链，降低对中国供应商的依赖，减少在中国进行的生产活动。新美国安全中心高级研究员安东尼·维奇（Anthony Vinci）等提出，为减少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并避免对美国自身利益造成太大损害，美国在后疫情时期应大力发展“敏捷制造”（Agile Manufacturing），即指企业通过现代技术手段快速配置各种资源以实现产品生产的快速转换，例如福特汽车能够在很短时间内转型生产口罩和呼吸机。
此外，供应链调整过程中的政治因素和政府作用问题也受到美方的关注。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高级顾问斯科特·米勒（Scott Miller）等认为，由于中国对疫情处置不当和不透明，美国、欧洲等西方企业意识到在华开展业务存在难以应对的政治风险，它们在疫情稳定后会加快供应链从中国的转移，暂时放弃全球化带来的利润和效率，寻求加强供应链的可靠性；美国政府或会就供应链的“可靠来源”（美国《国防生产法》中的概念）制定清单，对医疗器械、设备和药品的审批和进口制度也会进行修改。美国伦理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亨利·欧尔森（Henry Olsen）指出，疫情将加快中美“贸易战”引发的供应链转移潮，如今外国企业向中国投资时，必须考虑疫情威胁、来自美国的政治压力、产品被加征碳排放税等多种因素，这将加快制造业回流发达国家进程，短期内或给这些企业带来损失，但长远看利大于弊。
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方面试图减少对华供应链依赖的同时，受到疫情影响的欧洲国家也提出类似诉求，这为美国推动西方国家在对华经济“脱钩”问题上加大协调提供了一定条件。德国卫生部部长延斯·施潘（Jens Spahn）称，物资供应安全比经济效率更加重要；法国财政部部长布鲁诺·勒·梅尔（Bruno Le Maire）表示，疫情是“全球化游戏规则改变者”，“在某些产品的供应方面，我们必须降低对一些大国的依赖，尤其是中国”，需要“加强在战略性价值链方面的主权”，比如汽车、航空和制药产业。法国总统马克龙称2020年底前欧洲将实现口罩生产的完全独立。英国约翰逊政府则试图推动提升疫苗、医疗设备和药品的国内生产能力。疫情进一步加大了欧洲恢复其工业基础的紧迫性，2020年3月欧洲领导人共同做出加强欧洲“战略自主”（strategic autonomy）的决定。美国当代德国研究所（American Institute for Contemporary German Studies，AICCS）所长杰夫·拉特克（Jeff Rathke）等认为，欧洲已经认识到中国对其经济模式构成威胁，美国和欧洲应当制定“跨大西洋的中国政策”，通过双方政府、立法部内和企业界的紧密协调，在产业政策、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下文简称5G）等方面对中国施压。美国传统基金会副会长詹姆斯·卡拉法诺（James Carafano）等呼吁特朗普政府在疫情危机之下加大与欧洲的协调，建立美欧共同应对中国“军民融合”战略等挑战的联合阵线。
在此背景下，特朗普政府力图在产业和投资等方面进一步推动对华“脱钩”，加大对中国的经济施压。第一，特朗普政府在制药等领域推动降低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程度，促进产业回流。在白宫内部，劳伦斯·库德洛（Lawrence Kudlow）主张以税收优惠吸引相关企业回到美国，纳瓦罗提出可对本土药品等物资加大政府采购力度，财政部部长史蒂文·姆努钦（Steven Mnuchin）也支持建立可信赖的医药供应链。与此同时，美国国会两党议员酝酿就制造业回流问题提出法案，计划以投资补贴、税收优惠和提高在华企业课税等手段，促进国防、医药等关键供应链回迁美国。相关具体举措包括成立初始规模为250亿美元的“回流基金”（reshoring fund），为将制造业产能迁回国内的美国企业提供直接补贴，即便直接补贴形式的产业政策仍存在较大争议，反对者担忧其违反世界贸易组织相关规则。4月，以制定“回流指数”著称的科尼尔咨询公司发布报告称，疫情推动美国企业重新思考其投资布局，未来美国企业回流的趋势将会进一步增强。
第二，在库德洛、奥布莱恩等人共同建议下，特朗普决定采取措施限制美国资本对中国的投资。特朗普政府成立“总统金融市场工作组”，决定禁止美国联邦退休基金投资中国企业，未来还将要求美国公司和金融机构停止投资中国股巿和不利于美国国家利益的中国企业。白宫将这一做法冠以保护美国投资者的理由，其称，由于中国政府禁止企业公开信息，中国企业不够透明，不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存在大量财务丑闻，将给投资者造成巨大损失，其中一些企业还涉及军事，会损害美国国家安全。此外，库德洛还诬蔑称，中国和世界卫生组织试图勾结以掩盖疫情信息，因此中国政府和企业或面临大量诉讼和罚款，他叫嚣“没有人可以对投资中国（企业）保持信心”。2020年5月20日，美国参议院通过了《中国公司监督法案》（Chinese Company Oversight Bil），禁止中国公司在不遵守美国监管和审计规则的情况下在美上市或从美国获得融资。特朗普政府近年在金融领域推动的对华限制举措已经造成显著影响。美国调查公司迪罗基（Dealogic）的统计显示，中国2019年在美国“首次公开募股”（IPO）筹集的资金为35亿美元，同比减少61%。美国咨询公司荣鼎集团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联合发布报告称，2020年一季度中国对美投资额仅为两亿美元，同比大幅下降90%。此次疫情将进一步加剧中美金融和投资关系的萎缩，两国之间的“脱钩”在资本市场日趋明显。
第三，特朗普政府借助疫情因素推动构建“经济繁荣网络”，打造排斥中国的国际经贸阵营。疫情发生后，欧洲、日本等提出要减少对华经济依赖，特朗普政府欲对此加以利用，推动各方协同对华“脱钩”。美国力图以构建“经济繁荣网络”为抓手，以“自由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为旗号，以实现全球经贸体系与中国的深度剥离为目标，建立排斥中国的国际经贸阵营。美国推动英国、澳大利亚、印度、韩国、以色列等加人“经济繁荣网络”，该机制涵盖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其欲在数字经济、能源、基础设施、贸易、金融、教育等领域推动美国等西方国家主导的标准，奉行透明度、问责、法治和互惠性等西方价值观。美国国务院、商务部、财政部、贸易代表办公室等联邦机构代表组成的跨部内协调委员会负责推动“经济繁荣网络”的构建，其重点任务包括∶确定哪些产业属于“关键领域”，研究如何确保相关产品能够在中国以外生产，解决协调伙伴国家对华“脱钩”的瓶颈问题。特朗普政府希望借助“经济繁荣网络”加快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重构，减少相关国家对中国的依赖，推动无法回流美国的企业向该网络成员转移。
限制中国对美国和西方国家先进技术的获取，维护后者的“技术领导地位”，是特朗普政府推动对华战略竞争的重中之重。此次疫情再次彰显了高科技对于各国应对公共卫生危机、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作用，后疫情时期各国经济发展也会在数字化转型等方面给予更大投人，国家间竞争将更加依赖先进技术——尤其是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新兴技术。在此背景之下，美国更加重视技术领域的大国较量，加大对技术研发的投人，同时进一步完善“敏感技术多边行动”等限制中国获取先进技术的机制性安排，进一步深化对华“技术冷战”。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乔治城大学学者尼古拉斯·怀特（Nicholas Wright）等美方人士称，中国在防控疫情过程中大量使用高科技手段，大规模采集和分析私人数据，对特定人群进行定位跟踪，利用5G网络、人工智能、北斗系统等先进技术加大对社会的监控力度。他们试图将人权、意识形态问题与技术问题混为一谈，给中国贴上“高科技威权主义”标签，用“制度之争”推动“技术之争”。此外，大西洋理事会高级研究员戴维·布雷（David Bray）等认为，疫情将改变互联网和跨国数字化等发展趋势，技术赋能的大城市将成为更加重要的行为体，意识形态因素对技术发展和运用的影响将会更加突出。他们认为，疫情不会缓解美中技术竞争，疫情凸显了5G、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重要作用，当前在人工智能领域美中旗鼓相当，在5G、量子通信领域中国占优势，半导体、自动驾驶等领域则是美国领先；随着后疫情时期更多国家将加快经济的数字化转型和生产自动化等，美国将进一步强化对中国的“技术战”。
为了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冲击，中国政府推出以大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等为主要内容的“新基建”计划。然而，这让美国一些人感到，在与产业发展紧密结合的有利条件下，中国的科技实力将进一步上升，中国在全球科技标准和规则领域的影响力也会更趋增强。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托马斯·杜斯托伯格（Thomas J. Duesterberg）称，疫情促使中国在主导国际技术标准和规则方面加大努力，未来数年，中国将会利用美欧企业在疫情中陷入的困境，借助“一带一路”等平台，推广华为公司等中国企业大量掌握的“标准必要专利”（Standards-Essential Patents），进而扩大中国对于国际技术标准和规则的主导力。此外，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费和中国研究部讲座主任白明（Jude Blanchette）、高级研究员乔纳森·希尔曼（Jonathan Hillman）认为，疫情使很多国家尤其是“一带一路”治线国家陷入经济困境，它们在发展数字基础设施等方面将进一步寻求中国的支持，中国也会通过扩展5C建设等方式与美国争夺对“全球技术制高点的控制”。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特朗普政府在技术方面的对华施压不仅没有放松，反而不断加码。美国出台更加严格的出口管制规定，加大对中国“军民融合”战略的反制。2020年4月28日，美国商务部发布新规，取消民用终端用户（CIV）许可证，要求美国公司向中国、俄罗斯等国出售集成电路、电信设备、雷达和高端电脑等民用产品时必须获得美国政府许可；将“军事终端使用/用户”（MEU）的限制范围进一步扩大，涉及半导体制造设备、传感器等技术；取消针对合作伙伴国的许可证豁免规定，要求他国企业在向中俄等国出口相关美国产品时必须得到美国政府的许可。2020年5 月22日，美国商务部宣布将北京计算机科学研究中心、哈尔滨工业大学、奇虎360、网易考拉、云从科技等共计33家中国公司及机构列入“实体清单”，称其所使用的美国商品和技术存在被用于军事项目的重大风险。这些做法表明，特朗普政府在推进对华技术“脱钩”方面滥用“国家安全”理由，并日益将矛头对准研发先进商业技术、参与“军民融合”战略的中国私营企业。
此外，特朗普政府进一步加大了对华为公司的定点打压，并试图通过打击华为损害中国信息通信技术（ICT）产业链和研发实力，在5G等被美国视为“必争必赢”的技术领域确保绝对优势。2020年5月15日，美国商务部产业与安全局（Bureau of Industry and Security，BIS）宣布修改《外国直接产品规则》（Foreign-Produced Direct Product Rule），将华为利用美国技术和软件而设计生产的芯片人美国《出口管理条例》（Export Administration Regulations）的限制范围内，要求使用美国设备制造芯片等产品的外国企业在向华为出口前，必须获得美国政府的许可。有中国法律专业人士认为，与之前的外国直接产品规则相比，美方修改后的规则扩大了受控产品范围，而且针对华为公司这一特定实体实施，许可证要求覆盖全球，包含出口、再出口和境内转移等多种商业行为。考虑到中国企业生产的芯片产品目前在技术上仍较为落后，且美国不断加大对半导体制造设备对华出口的限制，特朗普政府的持续施压给华为公司带来“毁灭性威胁”。
除上述由政府部内采取的举措之外，美国在对华技术“脱钩”方面还在加快构建“新型公私伙伴关系”，更加注重推动企业和研究机构等参与这一进程，推动对华施压的“全政府”和“全社会”模式的相互对接。2020年1月，国务卿迈克·蓬佩奥（Mike Pompeo）来自赴硅谷发表演讲，要求美国企业尤其是科技类企业在与中国打交道时将“国家安全”作为重要考虑因素。硅谷的部分企业已经在采取相关措施落实美国政府的要求，如限制华裔技术人员参与敏感项目。美国战略界人士认为，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是目前美国对华进行技术封堵的薄弱环节，需要加大政府部门和这些机构之间的沟通与配合。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萨缪尔·布莱南（Samuel J.Brannen）等人提出，美国政府可借鉴“金融服务信息共享和分析中心”（Financial Services Information Sharing and Analysis Center）、全球反恐互联网论坛（Global Internet Forum to Counter Terrorism）等机制的做法和经验，构建美国政府和企业应对美中技术竞争的协调机制，主要是解决两者之间的信息沟通、不信任等问题；此外，美国政府需要加大对美国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中相关人员的审查力度，完善保护敏感技术的安全和操作规程，加大应对所谓“内部威胁”（insider threat）应对，如建立研究人员的认证机制并支持研究人员通过“保密报告渠道”（confdential reporting mechanisms）揭露内部威胁。
值得强调的是，新冠肺炎疫情不仅促使特朗普政府在技术领域加大了针对中国的“防守”，还进一步推动美国着眼于确保长期对华竞争优势，扩大对先进技术及其相关产业的研发投入和战略性布局。疫情发生以来，美国政府推出数万亿美元的经济和财政刺激计划。在此背景下，曾担任小布什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共和党政治人士斯蒂芬·哈德利（Stephen Hadley）等人提出，中国对技术研发给予巨额资金投人，并寻求借此在经济和军事上主宰未来；美国应利用疫情后推出的经济刺激计划应对中国在关键技术领域的挑战，实施“明智的战略性刺激方案”，如增加对美国数字基础设施的投资、大幅扩大联邦政府对技术研发的投人、利用税收减免等推动美国在关键技术领域的研发、支持半导体制造产业、加大对技术教育事业的投人等。2020 年5月底，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Chuck Schumer）、共和党参议员托德·扬（Todd Young）共同提出《无尽的前沿法案》（The Endless Frontier Act），要求联邦政府未来五年投人1000亿美元，支持5G、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等先进技术领域的研发、商业应用和教育培训，将“国家科学基金”改组为“国家科学和技术基金”，专门增设负责技术的副主任职位和相关部门，并加大其与美国国务院、国防部、商务部、联邦情报机构、高校和企业、地方政府之间的联动。众议员罗康纳（Ro Khanna）和迈克·加拉格（Mike Gallagher）则在众议院提出相同版本的法案。这些议员毫不讳言他们提出这些法案的初衷就是为了应对与中国之间的技术竞争，美国《科学》杂志资深评论人士杰弗瑞·莫维斯（Jeffrey Mervis）甚至戏称这一法案应更名为《保持领先中国法案》。舒默、罗康纳等表示，新冠肺炎疫情显示美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科学和技术差距正在快速缩小，这会对美国的长期健康、经济竞争力和国家安全带来威胁；如果美国不加大对科技的投人，就会失去针对中国的竞争优势。他们还希望通过落实这一法案，在疫情冲击下为美国创造更多就业岗位。
实际上《无尽的前沿法案》经过长达一年多的酝酿，相关议员与美国政府部门、高校和科研机构、地方政府、企业等进行了深入的沟通，也吸收和反映了过去几年来美国战略界有关深化对华技术竞争的观点和建言。早在2019年11月舒默就管透露相关想法，称面对中国的挑战，美国需要一场科技上的“登月行动”（moon shot）。这显示出美国方面对于推进并赢得与中国之间的技术竞争的意志和决心，而这场疫情使之更趋强化。《无边的前沿法案》提出的重要政策性概念是“核心技术聚焦领域”（Key Technology Focus Area），涉及以下10个方面∶（1）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2）高性能计算、半导体和先进计算机硬件；（3）量子计算和信息系统；（4）机器人、自动化和先进制造业；（5）自然的或人为的灾难预防；（6）先进通信技术；（7）生物科技、基因学、人造生物；（8）网络安全、数据存储和数据管理技术；（9）先进能源；（10）材料科学以及与其他核心技术聚焦领域有关的工程学和研究。该法案的要害之处在于，试图促进美国对华产业“脱钩”和技术竞争之间的相互结合，高度重视促进先进技术向产业的及时转化，要求新组建的“国家科学和技术基金”更多借鉴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的工作模式，并提出未来五年在美国全国范围内建设10-15个“区域技术中心”。该法案得到特朗普政府和众多国会议员的支持，如其顺利通过，将带来20世纪40年代以来美国国家科技战略的又一次重大变革，美国对中国的技术施压态势也将随之更趋严峻、复杂，对中美科技实力对比将产生长远性、战略性影响。
此外，在国际层，特朗普政府试图借助“敏感技术多边行动”（Multilateral Action on Sensitive Technology）等机制，限制中国从德国、以色列、挪威等其他国家获取先进技术，阻挠中国同这些国家之间的科技人文交流，强化对华施压的多边性，不断织密西方发达国家对华技术封堵网络。随着疫情进一步凸显技术对于大国博弈的重要性，未来一个时期美国或将从情报分享、新兴技术合作研发、关键零部件供应链管理等方面着力，推动盟友和伙伴国协同对华展开“技术冷战”。新美国安全中心研究员丹尼尔·克莱曼（Daniel Kliman）、乔治城大学安全与新兴科技研究中心研究员拉姆克·塞特斯洛特（Remco Zwetsloot）等人称，考虑到中国在技术研发方面的规模优势和对美欧日带来的巨大冲击，美国应加大与其他民主国家的深度协作，加快打造“同盟创新基础”（Alliance Innovation Base）。他们还就相关具体举措提出建议∶可由美国国防部“保护关键技术专内小组”定期更新技术名单，由美国国务院建设“中国高风险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数据库，并与盟国和伙伴国分享，通过签证限制等措施共同应对相关风险；美国可进一步支持盟国和伙伴国针对中国的“技术保护能力建设”，如为以色列、挪威等国情报和执法机构提供装备和培训，由美国国务院组织美国高校和研究机构的相关负责人到这些国家进行巡讲，提升后者应对中方人员“学术窃密”的意识，推动各国技术类大学进行对话并就防范中方“学术窃密”形成“最佳实践”；进一步细化各方的“技术保护标准”，对盟国和伙伴国加大对华技术“脱钩”的举措要给予更多正面激励，包括制定外国企业在美国技术领域投资的“白名单”、与相关国家共同成立技术和设备研究公司等；在“半导体制造设备”（SME）等关键领域，大力深化美国、日本、荷兰等国之间的多边合作，共同出台对华技术管制举措，成立双边或多边基金用以补偿西方企业的损失。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特朗普政府高官以及部分美方战略界人士指责中国利用疫情因素谋取地缘政治影响力，他们称中国不仅在台海、南海等地区热点问题上展开更多行动，还试图通过“口罩外交”“慷慨政治”等拉拢欧洲和相关国家，并对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机制加强控制。应看到，美国方面高度重视此次疫情的地缘政治影响，尤其是美中在印太、欧洲等地区的实力和影响力对比，力图借助疫情进一步构筑强化对华战略竞争的国际联合阵线。
针对新冠肺炎疫情对美中在印太地区战略竞争态势的影响，哈德逊研究所亚太项目主任帕特里克·克罗宁（Patrick Cronin）认为，疫情带来的不仅是公共卫生和全球金融危机，也会对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实力和影响力构成地缘战略挑战，主要表现在∶一是在后疫情环境下，由于中国将更加倚重国有企业发展经济、加大对数字经济投人等因素，美中在印太地区的地缘经济竞争将会加剧；二是随着美国页岩油气等能源产业在未来数年遭遇更大困境，中国将借机填补印太地区能源发展的空白；三是疫情或导致中国内部矛盾上升，在这种情况下，台海、南海等安全热点问题将会更趋紧张；四是疫情后，美国的印太地区盟友和伙伴面临较大经济压力，更加不愿分担美国的安全负担，也不愿承受大国冲突所带来的风险和代价，因而导致美国同盟体系内部的紧张；五是疫情促使中国进一步认识到病毒等生物武器的重要性，中国或会铤而走险，在处理地缘政治冲突方面更重视运用生物技术等手段。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前官员、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项目主任何瑞恩（Ryan Hass）等认为，在后疫情时期，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快速恢复，亚太地区国家将更不愿意得罪中国，而这会加剧美中两国在亚太地区的竞争；在这种氛围下，诸如5G标准等问题都会进一步被上升到美中之争的高度，各国保持中立的空间将会缩小。负责亚太事务的前助理国防部长帮办、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亚洲项目主任亚伯拉罕·丹马克（Abraham Denmark）等人将疫情发生以来中国在台海、东海、南海问题上的相关举措包括军事行动进行综合分析，强调美国要警惕中国在后疫情时期的“机会主义”，认为中国将利用疫情给相关国家带来的冲击加大地缘政治扩张，美国对中国的相关行动需要更加警惕，并进一步谋划在后疫情环境下如何提高对华安全威慑能力。美国传统基金会副主席詹姆斯·卡拉法诺（James Carafano）提出，下阶段美国可通过推动“四国机制+”框架，进一步在印太地区构建制衡中国的重要伙伴关系。从政策实践看，美国政府力图通过“太平洋威慑倡议”（The Pacific Deterence Initiative）等加大在印太地区的对华军事安全压制，谋求加快落实“印太战略”。
此外，在筹谋疫情背景下如何加大对华地缘政治竞争方面，欧洲成为美国政策界的重点关注对象。大西洋理事会高级研究员伊恩·布热津斯基（lan Brzezinski）称，中国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向欧洲及时提供大量医疗物资援助，但此举具有实现地缘政治目标的考量，中国希望借此缓解欧洲对中国不断增强的忧心，同时加大欧洲对美国的失望感“如果美国被认为是内顾的并且对其紧密盟友和伙伴的福祉不管不顾，北京在疫情之下的地缘政治议程就很可能会得到实现”。美国方面对中国借助疫情分化美欧关系的担忧，与以下因素也是高度相关∶一是特朗普政府在疫情发生后未能有力推进美欧协调，虽然美国2020年担任七国集团（G7）主席国，但却是在法国总统马克龙多次催促下才同意召集疫情特别峰会；二是特朗普政府与欧洲盟友争夺医疗物资、试图购买欧洲企业疫苗专属权等做法，合欧方大为不满；三是欧盟自身在应对疫情方面表现不佳，意大利等受疫情严重影响的成员国未能得到欧盟的及时援助，欧盟成员国在发行“新冠债券”等问题上阻龋不断，疫情使欧盟内部的“北南矛盾”“西东矛盾”进一步上升，欧洲一体化面临新的危机。由此，美国政策界人士愈加担心，中国在后疫情时期将通过进一步援助南欧和中东欧国家加大对欧洲的“分而治之”，利用欧洲国家企业的困境实施更多并购，与俄罗斯联手对欧洲施压，认为中国的这类举措将对“跨大西洋关系”带来更大挑战。
虽然美欧关系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但特朗普政府却试图利用疫情因素进一步挑动欧洲对中国的不满，加快构建西方国家对华展开战略竞争的统一阵线。实际上，近年美国政策界要求欧洲在中美之争中“选边站”的声音日益强烈，认为后者在经济、技术、安全等方面的对华政策应当向美国靠拢，推进美欧协同制华。新美国安全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安德里亚·坎达尔-泰勒（Andrea Kendall-Taylor）等人称，欧洲对选美国一边的犹豫将使自由民主制度陷入危险境地“一个拒绝选边的欧洲的出现，正是北京力图实现的目标”。2019年3月，欧盟委员会发布政策文件，称中国是“追求技术领导力的经济竞争者以及推广替代性治理模式的体系性对手”。欧盟这一对华新定位显示出其向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靠拢的迹象，加之2019年12月上台的新一届欧盟领导人声称欧盟将“更具地缘政治性”（more geopolitical），美方人士试图推动欧盟形成更具整体性的、更加强硬的对华政策。应看到，此次疫情发生后，欧洲政策界人士在对华认知方面出现新的消极变化，这为特朗普政府进一步推动美欧联手制华提供了一定条件。比如，2020年5月，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马克·雷纳德（Mark Leonard）刊文称，中国在此次疫情中利用他国的脆弱时刻谋取地缘政治利益的做法给欧洲敲响警钟，加之美国寻求与中国进行全面脱钩，欧洲建立更紧密对华关系的“中国梦”近乎破碎。在此背景下，特朗普政府进一步对欧洲盟友施压，要求后者在中美战略竞争中“选边站队”，以更大程度的美欧协同应对所谓“中国挑战”，包括要求欧洲国家支持建立针对中国的“十一国集团”（G11）“民主十国集团”（D10）等。正如美国外交政策委员会高级副主席伊兰·伯曼（lan Berman）所言，新冠肺炎疫情改变了美国与盟友的接触方式，美国不再接受盟友继续在华盛顿和与北京之间维持平衡。
在发达国家板块之外，新冠肺炎疫情下美国加大对华地缘政治竞争的另一个着力点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这些国家普逼面临经济增长不振、外部需求下降等困境，疫情或使之雪上加霜。一是国际需求进一步萎缩，尤对依赖能源、矿产等大宗商品出口的国家带来不利影响；二是外部投资将大幅缩减，资金外流情况会有所加剧；三是这些国家在公共卫生体系、社会保障网建设等方面缺乏投人，从长期看这将侵蚀其发展竞争力。2020年4月初，联合国发布2020年可持续发展融资报告》称，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投资者从新兴市场已撤出900亿美元，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资金外流，下阶段其债务风险问题将显著恶化。大部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伙伴，美国政策界人士认为疫情将对“一带一路”带来严重冲击，一些国家甚至会因此而选择减少与中国的经济往来和互联互通程度。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劳里·加勒特（Laurie Garrett）、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迈克尔·鲁宾（Michael Rubin）等人称“一带一路”令“地方性疾病变成了全球性威胁”，“一带一路”成为“疫病之路”，这令许多国家感到担忧，它们将重新评估与中国经济不断融合或对中国依赖太大所带来的风险。疫情下“一带一路”合作面临的挑战尤其是债务问题，成为美国加大对华地缘政治竞争的重要抓手。2020年4月，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主席迈克·克拉珀（Mike Crapo）、参议院财经委员会主席查克·格拉斯利（Chuck Grassley）与其他14名共和党参议员联名致信财政部部长姆努钦和国务卿蓬佩奥，称美国应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支持受到疫情影响的发展中国家进行债务重组，但必须要求它们详细披露与中国签署的“一带一路”合作协议尤其是相关债务关系以及其他法律义务，他们还要求美国政府向中国的相关机构施压，要求其在不提出“政治上的交换条件”的情况下与发展中国家重新谈判债务问题“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纳税人实质上是在救助中国的金融机构，助力中国的债务陷阱外交。”此外，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中美关系紧张或会带来其他连带性的地缘政治影响，如美中俄三边关系的变化。比如，俄罗斯瓦尔代俱乐部学术主任费奥多尔·卢基扬诺夫（Fyodor Lukyanov）、卡内基莫斯科中心主任德米特里·特列宁（Dmitri Trenin）等人提出，疫情促使中美进一步陷入“新冷战”，中美矛盾已经成为世界政治的主轴，更加自信的中国和更不自信的美国面临发生尖锐冲突的重大风险，中美“两强对抗”在一定程度上对俄有利，美国或会因此向俄罗斯提出进行新的交易；在中美对抗日益显著的情况下，俄罗斯应当加强与欧洲、印度和日本的关系，以便在中美之间维持平衡（equilibrium）。
疫情发生以来，以世界卫生组织为代表的国际机制成为特朗普政府对华展开地缘政治博弈的角力场。特朗普政府指责世界卫生组织“以中国为中心”，采取暂停提供资金等方式进行打压，并与澳大利亚等国联手推动中国台湾地区在该组织获得观察员地位。近年美国战略界对中国在全球治理方面的政策变化以及对国际组织的影响力展开深入研究。比如，新美国安全中心研究员克里斯汀·李（Kristine Lee）等人指责中国愈加重视利用国际组织推进自身战略利益和价值观，并借此打造“对威权统治更加安全的世界”。过去几年来，压制和削弱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的影响力，将全球治理视为中美战略竞争的关键领域，已经成为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重要一环，而此次疫情则进一步加剧了这一趋势。前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杰克·苏利文（Jake Sullivan）、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原主任韩磊（Paul Haenle）等人认为，除了在西太平洋地区获得霸权，控制联合国机构等做法实际上是中国“谋取全球主导地位的第二条道路”，即便这“并不符合历史上有关战略和地缘政治的定律”；在全球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行动中，特朗普政府轻视国际多边机制，也不重视与盟友合作；美国从国际舞台退出，中国则看到了这个填补领导空缺并提高自身国际地位的机会，中国给自己赋予了“国际公共物品提供者”的角色。由此不难看出，美国政策界越发重视两国在国际机制层面的竞争，未来一个时期美国政府利用台湾问题等在国际机制中对华施压、借助国际机制深化大国战略竞争的做法恐会更趋强硬、露骨。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特朗普以及蓬佩奥等美国政府高官、部分美国国会议员针对中国展开“叙事之战”（war of narratives），不断炒作“中国病毒”“中国责任”等负面论调，对中国政治体制和中国共产党频加指责和诬蔑，利用疫情追责索赔等问题在美国国内和国际上煽动对华敌意，试图削弱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信任感，加剧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意识形态对立和冲突。
应看到，近年美国政策界越发重视“信息的武器化”“社会操控”（socil manipulation）等问题，在特朗普政府推动的美国对华战略竞争中“叙事之战”"或曰“信息战”（infomation warfare）已经成为重要组成部分，而其实质是挑动意识形态层面的大国博弈和“体制之争”。美国政治学者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曾言“对于美国来说，一个理想的敌人就是在意识形态上与美国敌对，在种族和文化上与美国相异，在军事上有足够能力对美国的安全构成实实在在的威胁”。长期以来，中美在意识形态方面存在深刻分歧。近年，在特朗普政府的直接推动下，美国国内在意识形态层面对“中国威胁”的认知出现新变化∶即从原来对中国国内发展模式提出异议（如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针对“国家资本主义”的批评），到指责中国对发展中国家实行“模式输出”，再到警惕中国对西方国家展开所谓的“政治战”（political warfare）或“影响力行动”（influence operations），渲染所谓中国谋求“锐实力”（sharp power）。与此同时，意识形态因素与两国经济之争、技术之争、军事安全之争、国际机制之争之间相互关联、高度融合，特朗普政府以及以史蒂夫·班农（Steven Bannon）为代表的对华鹰派势力不断强化针对中国的意识形态施压。在探讨中美战略竞争问题时，美国战略和预算评估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Budgetary Assessments，CSBA）高级研究员哈尔·布兰兹（Hal Brands）明确提出“如果美国人想要为与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长期对抗做好准备，他们需要一场围绕这些国家带来的危险问题的公共教育运动，而在这一运动中有关意识形态危险的讨论应当占据突出地位，”美国应当升级而不是减弱自由主义和威权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冲突，“通过强化威权主义和民主体制之间的对比，通过支持国外的民主势力并在美国国内捍卫民主价值观，通过支持那些批评或力图淡化俄罗斯和中国治理中非自由主义因素的人，美国就可以充分利用一种关键的非对称竞争优势。对于长期竞争而言，没有什么方法比它更加适合了。”
这一背景之下，作为美国对华意识形态竞争的一部分，针对中国的“叙事之战”近年来也变得越发突出。美国战略界人士认为，北京通过“讲好中国故事”，不仅赢得国际社会对其政治经济体制的理解，也在让世界形成“中国模式优于美国模式”“中国是国际秩序维护者”“中国崛起势不可挡”“中国是未来全球领导者”等印象，而这种理念和认知层面的变化会对美国社会和其他相关国家的政策产生实质影响。比如，美方人士非常担心，在中国叙事的影响之下，一些东南亚国家会相信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实力日益强大甚而未来或将美国“挤出”亚太，进而造成这些国家在美中竞争中倒向中国。为了应对这一问题，特朗普政府以及很多美国战略精英试图让世界尤其是其盟友和伙伴国不要被中国的话语“迷惑”，通过不断在国际场合制造、渲染、炒作涉及中国的负面信息，让它们认识到∶中国是“掠夺性经济体”，是“关乎生存的威胁”；中国利用“一带一路”制造“债务陷阱”，推行“新殖民主义”；中国是国际秩序的“修正主义者”，破坏“现状”，中国的崛起之路是不可持续的。为了推进对华“叙事之战”，班农等美国政策界人士还给中国贴上一系列新的标签，如“儒家威权重商主义”“重商主义-列宁主义”“高科技威权主义”等，美国中央情报局、国务院等机构的高级官员则在公开场合用“新冷战”“文明冲突”等叙事框架来描绘美中关系。此外，美国还针对具体议题提出“反叙事”（counter-narrative）。比如“一带一路”令不少东南亚国家感到中国的投资非常有力，对此，美方人士强调，美国对东南亚的投资实际上远远超过中国；中国提出命运共同体和共赢（win-win）的理念，美方则称，中国提出的命运共同体实际上是为了谋求霸权“共赢”将使中国“赢两次”。为对冲中国的“话语影响力”，美国外交官在很多国际多边场合阻止命运共同体和共赢这样的概念被写人国际文件。应看到，在对华展开“叙事之战”方面，美方不仅有战略构想和政策设计，还建立了跨部内的协调与落实机制，美国国务院下设的“全球接触中心”（Global Engagement Center）以及2018年以美国广播理事会为基础改组成立的美国全球媒体总署（U.S. Agency for Global Media）在这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此次疫情的发生进一步促动美国对华实施以“体制之争”为核心的“叙事之战”。疫情对各国的政治体制、资源调配能力、危机时刻的社会动员能力、运用新技术的能力等提出一系列严峻考验。国际社会对中国政府的疫情应对表现给予肯定，但这让美国方面感到不满。一些美国政策界人士断言，中国试图利用这场疫情展开“不实信息行动”（disinformation campaign），宣扬自身的体制优势，令世界相信其成功控制疫情、实现经济复苏，并借此塑造“后疫情世界”。与此同时，美国等西方国家政府在疫情中的表现遭到质疑和批评，决策和治理的专业性弱化、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协调不力、社会保障网不完善等问题引发反思。诚如斯坦福大学弗里曼-斯波格利国际问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所言，这场疫情是一次“全球政治压力测试”，“当危机袭来时，美国由其现代史上最不称职、最能割裂社会的领导人掌舵。他认为，对他的政治命运而言，最有利的是对抗和仇恨，而不是民族团结。他利用这场危机挑起争斗，加剧社会分裂。美国在这场新冠肺炎病毒大流行期间表现不佳，最重要的原因是国家领导人未能发挥领导作用”。《大西洋月刊》刊文称，此次疫情是21世纪短短20多年来美国的第三次重大危机“新冠病毒并未让美国解体，而只是揭露了已经解体的美国”，疫情下的美国沦为“失败国家”。此外，疫情或将带来政府权力的进一步扩张以及社会监控手段的更大范围应用等后果，这种政治影响已经使一些美欧精英人士感到担忧，矛盾心态日趋突出。
由此，在新冠肺炎疫情对各国政治和治理体制提出严峻考验之际，美国战略界对意识形态问题尤其是美中之间的“体制之争”的敏感性更趋增强。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约翰·李（John Lee）称，中国在疫情发生后引导舆论对特朗普政府在疫情中反应迟缓等进行批评，从而展现美国体制的脆弱性、暗示美国失去领导全球的能力；美国需要认识到与中国进行话语较量的重要性，否则将会输掉与中国的竞争，美国需要加大对中国的“叙事之战”，让美国国民和盟友保持信心。疫情发生以来，纳瓦罗、蓬佩奥等特朗普政府高官持续针对中国进行舆论抨击。纳瓦罗多次在福克斯新闻台等媒体发表涉华负面言论，甚至抛出所谓中国采取“四杀”（four kills）策略应对疫情的“叙事”。纳诬称，中国制造病毒，并以世界卫生组织作掩护；中国让国内病毒携带者出境以传播病毒；中国在全球范围抢购医疗物资；中国利用囤积的医疗物资牟取暴利。蓬佩奥则在多个场合攻击中国的政治体制和中国共产党，称中国政府和世界卫生组织未及时公布相关信息，导致疫情全球大流行；确保中国对疫情扩散负责，是美国外交的重要任务。在蓬佩奥直接推动之下，美国国务院在全球范围内展开针对中国的“叙事之战”，美国外交官在波兰、英国等驻在国炒作中国隐瞒疫情、中国不可信任等论调，并对所谓中国通过疫情援助实施“不实信息”运动进行指责，利用欧洲方面对中国“口罩外交”“慷慨政治”（politics of generosity）问题的不满，加剧相关方对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负面认知。此外，美国国务院“全球接触中心”主任莱亚·加布里埃尔（Lea Cabrille）公开称，中国在实施“不实信息运动”方面采取了“俄罗斯式的手段”且中俄之间在这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协调”，但她的依据仅是中俄媒体签署合作协议并进行机制性交流。
新冠肺炎疫情下美国对华深化“叙事之战”还与其国内大选和党派政治高度相关。2020年11月美国将举行第 59届总统大选，同时国会议席也会进行相应改选。在疫情导致经济衰退、失业率上升的背景之下，为应对选情不利态势，特朗普团队和共和党将“谴责中国”作为其主要竞选策略。2020年4月，共和党参议院全国委员会（National Republican Senatorial Committe）向各地党内竞选机构下发备忘录，公然鼓动在疫情问题上攻击中国，并提出三项核心说辞∶一是中国通过掩盖事实造成全球疫情大流行及美国就业岗位流失；二是民主党人对华态度软弱；三是共和党将因中国应对疫情不力而推动对华制裁。这份备忘录称，如被选民问及疫情蔓延是否是特朗普过错时，不要为特朗普辩护，而要将矛头转向中国“不要为特朗普进行辩护，除了其发布的涉中国旅行禁合，要去攻击中国”。与此同时，美国国会也出现新一轮“反华”声浪，部分议员利用疫情因素大肆攻击中国，试图借此进一步谋取政治资本。汤姆·科顿（Tom Cotton）、马克·卢比奥（Marc Rubio）、约什·霍利（Josh Hawley）、迈克·加拉格、里克·斯科特（Rick Scott）等共和党议员成为急先锋，他们公开叫嚣“共产党中国”已成为美国“敌人”、中国对美构成“关乎生存的威胁”、美中之间的“新冷战”已爆发等。吉姆·班克斯（Jim Banks）等众议员联署文件，指责中国隐瞒早期疫情信息、瞒报感染和死亡病例，违反《国际卫生条例》，要求国务卿蓬佩奥和司法部部长威廉·巴尔（Willam Barr）就此向国际法院起诉中国。共和党参议员玛莎·布莱克伯恩（Marsha Blackburn）和玛莎·麦克萨利（Martha McSally）提交法案，要求剥夺中国的外国主权豁免，允许美国公民在美国法院起诉中国，就疫情造成的损失索赔。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林塞·格雷厄姆（Lindsey Gaham）等议员主张采取措施惩罚中国，包括减记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大幅提高中国输美商品关税、制裁中国官员等。值得警惕的是，部分民主党议员也在向反华鹰派靠拢，如中间派民主党议员组成的“蓝狗联盟”（Blue Dog Coalition）提出要与共和党合作，推动就疫情追责、中国对美威胁等问题进行跨党派调查。此外，卢比奥等人还纠集英国、日本等国政客组建“跨国议会对华政策联盟”，力图以议会和政党为渠道在国际上对华加大施压。
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政府高官和美国对华鹰派人士利用疫情对华展开的“叙事之战”和意识形态攻击，实际上是着眼于深化对华战略竞争而进行的“社会动员”和“国际动员”，尤其是进一步加剧美国民众对华警惕性和厌恶感，毒化美国涉华舆论，弱化中美关系发展的民意基础。应看到，受疫情因素以及美国政客反华言论的影响，美国民众的对华好感度有所下降。2020年4月，皮尤研究中心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约三分之二（66%）的美国受访者对中国持负面态度，达到2005年该机构进行这项调查以来的最低点，2017年这一比例为47%；62%的受访者认为中国的力量和影响力是美国面临的一个主要威胁；在受访者中，共和党人整体上比民主党人对中国的担心更为强烈，分别有72%的共和党人和62%的民主党人对华持负面态度。此外，哈里斯民意调查机构（Haris Poll）在2020年4月3日至4月5日对美国1993名成年人进行了调查。该调查结果显示，77%的美国受访者因疫情扩散而指责中国政府；67%的民主党人、75%的独立人士和90%的共和党人将疫情大流行归因于中国；72%的受访者认为中国“不准确地”报告了疫情的影响；69%的人赞成特朗普政府针对中国制定更严格的贸易政策，71%的人认为美国公司应缩减在中国的制造业布局；54%的人认为中国政府应为疫情支付赔款。此外，疫情还导致美国民众对中国生产的商品产生反感情绪。德意志银行分析师艾普吉·瓦利亚（Apjit Walia）在讨论疫情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时称，该行旗下大数据平台dbDig 调查发现，约41%的美国人表示，他们不会再购买“中国制造”的产品。
至今仍在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中美关系带来深刻影响，在经济、技术、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等层面推动了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深化。特朗普政府借助疫情加大对中国的压制，既有诿过卸责的政治需要，也有抓住时机完善“全政府”对华政策机制、构筑反华遏华国际联合阵线等方面的战略考量。此外，从美国政策界围绕疫情与中美关系的辩论中也可以看出，不同党派背景的专家谋士在对华政策方面的趋同态势较为明显，美国国内涉华民意和社会舆论的负面变化使得对华政策的讨论空间进一步收窄，针对中国的“新麦卡锡主义”或会愈演愈烈。面对当前和下阶段美国对华加大施压的动向、两党对华政策“合流”的趋势以及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更具极端性、冒险性的挑战，中国需要着眼国家发展全局和长远利益，保持战略定力、讲究斗争策略，尽最大努力维护中美关系的基本稳定，寻求两国实现“竞争性共存”的新模式。
第一，需对下阶段特朗普和拜登操弄“中国议题”进行党争、选战有充分的心理准备。疫情背景之下，“中国议题”成为2020年美国大选选情的焦点，特朗普和拜登已经围绕“谴责中国”展开竞争。大选前美国国内政党缠斗势必加强，需要冷静看待美方人士情绪化、非理性的涉华言论，不陷入美方制造的“叙事之战”和“对抗陷阱”之中。要注重维护中美高层关系的稳定性，继续让特朗普针对美国国内的反华鹰派势力发挥“刹车闸”作用。
第二，坚定按照既定部署深化中国的改革开放，充分释放中国在巿场、技术、劳动力等方面的综合优势，充分利用中国在疫情下率先复工复产的先发优势，做好稳外资、稳外贸等工作。要将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作为重中之重，切实增强中国经贸、外交、金融等各领域工作的统筹协调，继续加大中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商业界、金融界的利益捆绑，尤其是欧洲和日本。需要通过有力的“护链外交”对冲美方推动发达国家与中国“脱钩”的图谋，使特朗普政府难以达成通过“经济繁荣网络”等孤立中国、排斥中国的目标。
第三，妥善处理敏感问题，力避中美关系多领域危机同时爆发的最坏情况，抑制美方在中国台湾地区等问题上跨越红线甚至是“摊牌”的冲动。应看到，疫情下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一举一动甚为紧张，并展现一种不惧与中方发生激烈摩擦和冲突的心态。如未来数月内中美在台湾地区、南海等问题上发生正面冲撞，将有助于拉升特朗普的选情，也会使反华鹰派势力将美国对华政策进一步固化在“对抗”轨道之上。因此，中方需要稳慎推进相关举措，并与美方共同强化危机管理机制。同时，也要坚持底线思维，对美国可能采取的极端性、冒险性举措给予充分估计。
第四，全力阻遏美国拼凑“反华”国际阵营，尽可能减少美国破坏、离间中国与他国关系的空间。应看到，德国、法国、日本等国并不愿被美国绑上遏华对抗的战车，疫情也加大了西方国家内部的嫌隙与裂痕。可利用美欧日三方在数字税、农业开放、气候变化等问题上的分歧矛盾，进一步调动欧洲和日本与中国加大协调合作的积极性。此外，中国需顺应全球化进程更具区域性、地方性的态势，大力推进东亚区域合作。要高度警惕下阶段发展中国家债务风险等问题恶化，要提前化解风险、制定预案。
当然，也不应忽视新冠肺炎疫情给中美关系发展带来的机遇，中国在积极引导和塑造两国关系方面应更加积极有为。此次疫情再次体现了各国相互依存、人类命运与共的现实。前助理国防部部长、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Nye）认为，美中关系面临的突出挑战在于，两国如何在相互竞争的同时又能够在共同利益方面进行合作，建立一种“合作性竞争”（cooperative rivalry）关系。美方人士的这类观点值得引起重视，而新形势下中国对美国应采取何种战略也亟待展开广泛、深刻、建设性的辩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