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波：全球海上多极格局与中国海军的崛起
“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主任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
《全球海上多极格局与中国海军的崛起》一文发表于《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0年第6期（全文约2万字）。本文为摘编，注释略。
从某种意义上讲，海权发展的黄金时期已经过去了。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因素表明，未来将很难有大国可以构建或维系全球的海上霸权或主导地位，海上多极格局正在形成。
（一）导弹、信息技术和航天技术的发展，海权面临陆权和空权的激烈竞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技术发展使得海上行动的突然性越来越小，因为舰队很难不为人知地集中并采取突袭行动，大型水面舰艇在大洋上很容易被陆基平台侦知和攻击。远程投送和快速机动也不再是海军的专利。在海上特别是毗邻大国的近海区域，海权必须与陆权分享权力。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印、俄等后发海洋强国依然无法在世界范围内挑战美国。但凭借陆权的支持和辐射效应，中国在西太平洋、印度在北部印度洋、俄罗斯在北极附近海域，都拥有改变权力格局的潜力。长期来看，美国的海上主导地位将不可避免地衰落，世界海上力量格局将更趋多极化。
（二）核武器的出现和核威慑，基本杜绝了大国间大规模的战争“洗牌”
大国都在进行各种规模战争的准备，但不可否认的是，大规模战争已经不是大国间解决矛盾的可行路径或手段，某种程度上，它们都必须接受“和平竞赛”。而长期和平竞赛的结果，一定是一个“多极”的世界，因为一国成功的经验很容易被其他国家所模仿，而武力使用效能的下降，则使得力量对比优势转化为权力的过程变得日益复杂。
（三）全球性海洋问题的出现，进一步限制了霸权的可能性
应对全球性海洋安全问题，超出了包括美国在内的任何一个国家的能力，大国在解决这类问题时经常会面临数量和存在短缺。在世界其他海域，美国海军仍会享有相当的力量优势，但也不得不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海上力量分享责任和权力。海上格局的转换将非常缓慢，但“一家独大”的局面注定要走向终结。
未来，我们面临的海上战略格局很可能是一个“有限多极”的长期态势。所谓“有限多极”，至少有两个含义：（1）“极”之间实力相差仍然很大，是非常不平衡的。根据目前的发展趋势，只要各国自身不出大的变数，美国、中国、俄罗斯、日本、印度、英国和法国（或欧盟）很可能都是海上一极。但如前文所述，美国实力依旧超群，中美之间尚有较大差距，而其他国家与中国的差距也非常大。真实的力量结构，很可能是“美国+中国+X”。（2）权力分散的趋势使得各“极”有些名不副实，大国整体拥有的权力、能力和自由度都呈下降趋势。潜艇、导弹、先进战机和网络技术等在世界范围内扩散，中小国家日益增长的军费开支和海空装备投入，正在提升其国际话语权。由于战争成本过高、军事技术的加速扩散和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和多元化，海洋强国的战略优势往往局限于周边地区。在其他海域，毗邻的中小海洋国家甚至是大型非国家组织都能对海洋强国构成强大威胁和挑战。
在后起之秀中，中国海军近些年发展所取得的成就无疑最令人瞩目，其崛起正在并继续给全球的海上权力转移带来深远影响。而全球海上多极格局的发展趋势是中国海军发展的大环境，前者将多大程度上以及怎样影响中国海军的目标设定和力量运用？
虽然早在1953年，毛泽东主席就提出“要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然而受制于经济、科技发展的滞后和不得不“重陆轻海”的国防战略，直至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海军依然是一支“空、潜、快”的近岸防御型海军。这段时期，这支海军不仅与美英日等传统海洋强国的海上力量存在技术代差，而且即便是面对周边中小国家的海军，在装备上也无太多的优势。中国海军的大规模现代化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在2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现代化驱护舰、新型潜艇、航空母舰、主战飞机等主要作战平台，以及动力、雷达、导弹等各个载荷模块和武器系统等，都取得了长足进步。就综合发展潜力来看，中国海军已经是美国海军之外的世界其他力量难以望其项背的存在，它的兴起正在成为世界海军史上继苏联红海军之后最具影响力的事件。按照流行的说法，“中国庞大舰队正打破太平洋地区力量平衡”。相对保守的说法是，中国海军至少会改变西太平洋地区的力量平衡。这支新兴力量有着怎样的使命？未来30年会有多大的上升空间和前景？它将如何改变全球海上格局？
尽管中国海军从硬件上而言已经是世界第二大海上力量，但受到地缘环境和思维传统的影响，力量发展和布局是“由陆向海”，主要从中国大陆向外延伸力量和影响力，这与美国海军的“全球存在、全球攻防”思路有着极大的不同。由近及远，中国海军在东亚近海、印太远洋和其他全球海域三类不同海洋空间中的使命、作用以及地缘影响是有极大不同的。
关于近海的范围界定，中国官方有两种流行的解释。刘华清将军曾指出，中国的近海空间主要范围包括“黄海、东海、南海、南沙群岛和台湾，冲绳岛链内外海域以及太平洋北部海域”。1997年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近海包括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和台湾岛以东的部分海域。”按照这两种解释，中国的近海涵盖了四大陆缘海及太平洋北部的部分海域，它不是专属经济区这样的法律概念，而是地理概念，范围比中国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管辖的300万平方公里的海域要大。当然，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近海的地理范围必将不断扩大，近海并非是个静止不变的概念。不过，中国所说的近海，除了有地理上的分野之外，还有政治上的意义，上述近海空间攸关中国的领土完整、国家统一和重大安全与经济利益。这是一种防御性的概念界定，中国不太可能会根据技术和能力的发展而对近海进行无限制的扩展。
近海的战略态势关系到中国的主权及领土完整，关系到中国的战略安全及发展安全，关系到中国的主要海洋权益。中国的绝大多数核心和重大海洋利益都集中在近海区域，东亚近海对于中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中国官方尚没有明确界定在该地区的地缘目标，不过却已不同程度地表达了以下诉求：确保台湾与中国大陆的统一、防止朝鲜半岛出现敌对中国的政权、捍卫钓鱼岛及南沙岛礁的主权、维护中国进出大洋通道的安全。
近代以来，中国便失去了对东亚近海的控制权和发言权，台海的现状、钓鱼岛争端及南海问题很大程度上与此有关。当前，美国及其盟友体系依然是该地区最强大的海上势力，越南、韩国等东亚国家群起走向海洋的趋势非常明显，中国也不可能漠视它们的海洋意识、利益和观念。
中国所追求的近海控制，依然处在美国全球海上优势的背景之下。因此，在中国不少人认为，中国谋求区域优势的可行性并不大。从海军的战略目标和战略任务角度看，在与“世界第一”的海军较量时，“世界第二”的海军与“世界第二十”“第五十”的海军在最终结果上并没有什么本质差别。二战以前的经验表明，由于海洋的连通性，在战争状态下，除非拥有与对手旗鼓相当的海上力量，否则解决不了问题，要想有绝对的制海权就必须成为世界第一。“只要敌人或对手拥有一支足够有力的优势舰队，局部制海权带来的好处就只能是暂时性的，因为理论上说，这支力量有能力推翻己方对任何特定海域的控制。”历史上，法国和德意志帝国都先后拥有过“世界第二”的海军，但一旦与作为第一海军强国的英国开战，仍摆脱不了失败的命运。而且，即便中国的海权定位是区域海权，重点在于争取东海近海的战略优势，其成功的可能性也不大，而且代价高昂。因为“在亚太地区中美二元结构日益明晰的背景下，中国追求区域海权缺乏一个有效的推责对象”。
第二种批评中国大规模建设海军的论点认为，中国海军在近海军事斗争中的作用远不是决定性的。如前所述，随着导弹技术、航天技术和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形势开始发生一定的变化，大陆强权拥有了强有力的对海上目标进行定位和进攻的手段。在目标跟踪定位方面，大陆国家可以凭借卫星、预警机、无人机及超视距雷达等侦察工具对海上目标进行定位。在进攻手段方面，大陆技术取得了更大的进展，可以依托陆基战斗机和导弹力量，对敌上千公里以外的海上力量及陆上纵深进行打击。随着中国军队东风21D导弹、静音潜艇以及大规模现代化水面舰艇和海上打击飞机的列装，美军在西太平洋将越来越面临多维度的“最后1000海里”的力量投送障碍。特别是在导弹攻击与导弹防御的平衡方面，技术上先天对攻击方有利。防务专家普遍认为，美国及其盟友已经部署的拦截装置（主要是陆基爱国者系列及海基标准系列拦截导弹）在应对中国先进导弹系统的攻击方面，成功的可能性不大，而且这些装置都非常昂贵，不可能大规模装备，这更限制了其发挥盾牌的作用。
这样，在特定区域内，大陆强权相对于海上强权形成了一定的天然战略优势，陆基战斗机、无人机、反舰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等武器能够使沿海国家在不必拥有强大海上舰艇编队的情况下，即可屈人之兵。虽然侦察技术的发展仍然远远跟不上打击能力的提升，特别是对于超低空和水面目标，因为受到地球曲率的影响，岸基雷达和舰载雷达的探测能力进步缓慢，有效侦测距离长期停留在几十公里至100公里左右，甚至是目视距离。但借助预警机的作用，中国“反介入”军事体系至少在离岸400—600公里对海上的移动目标是有效的，对固定目标的侦打能力，则可达数千上万公里。当然，日本、越南等国也可能会采取类似中国的策略，针对中国建设“反介入”力量，不过它们的规模和质量恐无法与中国相比。而且，由于中国离这些近海区域足够近，日、越等国的“反介入”力量很难发挥出中国针对美国那样的战略效果。
但“反介入与区域拒止”并不是万能的，说到底它只是一种“拒止性”能力，即能限制或阻止对手使用海洋，但如果没有强大的海军，仍不能保证自己能利用海洋。而且，“反介入与区域拒止”在总体和平时期最多能发挥些威慑作用，很难实际使用，拒止的效果也不明显，因为会急剧抬高冲突的烈度和规模。例如，虽然中国近海长期处于中国弹道导弹的射程之内，但却不能阻止日本、越南和菲律宾等国的海上侵权活动。这种被动的局面一直到中国海上力量强大之后，才有较大改观。
2009年以来，在中国与周边国家围绕海洋争端博弈的过程中，中国海军及其他海上力量充分证明了自己的上述独特作用和特殊价值，既遏制了周边国家的侵权势头，也较好地控制住了冲突的烈度。鉴于中国近海海区的复杂性，如南海兼具近、中、远海特征，中国海军在平台、传感器和武器系统的分布广度方面也非其他军种所比拟，且离岸越远，海上平台的侦察和力量投送的效率就越高。
本轮军改之后，在近海，中国海军已融入各大战区，为战区提供作战单元。中国的近海作战集群至少包括陆基、海基、天基的侦察打击力量，是空中力量、海上力量、太空力量、网络力量等组合而成的全要素、全军兵种集合。中国已经在近海具备较为强大的侦察打击能力，构建了初步的军事体系，平台数量较对手有一定的优势，质量也在迅速提升。然而，将如此多的不同类型、不同所属的平台和系统整合到一起绝非易事，近海作战力量建设的关键就是联合与融合，这也应该是中国此次军改的重要任务。
在陆基导弹、航空兵等力量的策应下，中国海军有望在未来10—15年左右的时间，在东亚近海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国家形成一定的战略优势。当然，考虑到美军超强的体系能力和美国在东亚的强大盟友体系，中国的这种优势不会太大，整体的优势，在局部区域体现的可能是一种均势。而这种优势也绝非唾手可得，中国海军还亟须提高在反潜、水下战和一体化行动等方面的能力。
在中国，威廉德国海上崛起的教训深入人心。很多人担心，中国在追求东亚近海优势的过程中，是否会像一战前的德国那样走向“威廉困境”，即海陆复合型国家因同时追求在两大地缘空间上的优势而激活体系内潜在的权力均衡机制，从而成为被其他成员联合制衡的主要对象，并进而与美国步入“修昔底德陷阱”。
需要指出的是，当今的中国确实面临与当年德国类似的情况，但却不能简单进行类比。
首先，中国幅员辽阔、陆海战略纵深均非当年的德国所能相比，遭遇制衡时中国有很大的腾挪空间。其次，威廉德国所面对的主要是陆上制衡，而中国今天所面对的主要是海上制衡，陆权往往是刚性的，而海权通常是有较大弹性和开放的。中国获得近海的战略优势，并不需要去攻城略地，也不需要较大程度地改变亚太地区的安全现状。在积极发展力量的同时，中国主要通过巩固或扩展自有的空间去追求适当的权力。近海空间内，中国可以有所作为的两个点：（1）强化南海岛礁的支点作用；（2）祖国统一。2013年底以来，通过岛礁扩建，中国已经部分改变了在南海的地缘不利，未来台湾与大陆统一之后，中国近海海洋地理条件将得到更进一步的改善。
另外，中美海上博弈的性质与德英海权竞争和苏美争霸不可同日而语。目前及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军事技术尚不能完全改变地缘距离带来的影响，中美之间有着巨大的缓冲空间。无论中国海上力量如何发展，中美间的较量依然带有典型的陆权与海权博弈的鲜明特点。中国是个区域海上强国，东亚海域集中了其最为重要的海洋利益，而美国是全球海洋霸权，东亚海域仅是其重要的局部。因此，中美双方在该海域的利益重点有着较大不同，东亚海域的权势变化不会对中美的世界权力地位产生根本性影响，中国有办法赢得尊严，而美国肯定也有办法维持体面。这一点远非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德国与英国海权竞争的形势所能比拟。而“修昔底德陷阱”从来就是个或然性而非必然性的命题，中美海洋地缘竞争肯定会相当激烈，但受制于核威慑、经济社会的高度相互依存以及全球范围内的功能性合作需求，中美进行一定程度的和平权力转移是可能的。
在第一岛链以外西太平洋和北部印度洋的环形水域，中国追求的应该是“有效存在”。所谓“有效存在”，是指中国需要建立一支不能忽视且难以被轻易击败的力量，包括一定数目海外基地的支撑和两到三支航母打击群组成的远洋舰队。其目的主要是威慑、牵制和防范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或集团从外线对中国事务进行介入与干预，或危害中国的重大国家利益。考虑到美国正在针对中国如火如荼地推动其“印太战略”，中国寻求外线存在的迫切性也变得前所未有。
这片水域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非常重要，是中国海洋交通线的聚集区，也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主线。中国已是世界第一贸易大国，中国的和平发展严重依赖开放的国际贸易体系和畅通的国际海上交通线。中国贸易货物运输总量的85%是通过海上运输完成的，早已是高度依赖海洋通道的外向型经济大国。海上交通线哪怕出现一丁点儿的阻碍，都会立刻影响国内的经济发展。伴随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走出去”步伐的加快，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实施，中国非常有可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海上通道的最大利益攸关方。到目前为止，国际合作依然是中国维护海上通道安全的主要路径，但中国对海外通道安全的担心无疑也越来越大，毕竟连接中国经济与外界的海上动脉几乎时刻处于其他海上力量的威慑之下，还有愈演愈烈的海盗和恐怖主义。
21世纪初，随着中国经济与世界的联系日益紧密，“银河号事件”“马六甲困境”成为中国战略界表达对海上交通线焦虑的热门词汇，尤其聚焦海外能源运输的安全。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2003年11月29日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闭幕会上，分析中国经济形势时，提到中国“进口原油五分之四左右是通过马六甲海峡运输的，而一些大国一直染指并试图控制马六甲海峡的航运通道”。因此，他要求必须从新的战略全局高度，制定新的石油能源发展战略，采取积极措施确保国家能源安全。随后，有关国际海上通道的研究立即成为中国国际问题中的一大热门。《2006年中国的国防》首次提到“运输通道方面的安全问题上升”，2013年的《中国武装力量的多样化运用》、2015年的《中国的军事战略》等国防白皮书都明确指出，“加强与多国护航力量交流合作，共同维护国际海上通道安全”。
同时，这片海域也是中国海军的基本战略外线。能否塑造、构建对己有利的国际环境，是一个国家成为世界大国的标志。世界大国的安全不仅仅在于其本土不受到直接威胁，还在于它拥有一定的缓冲地带和预防性手段，能将威胁消除在边界之外；也在于其拥有一定的威慑能力，当敌方威胁其安全时，有能力进行必要的反击；更在于它能让国际社会接受自己日益上升的权力地位。考虑到海洋防御没有前后方之分，是动态的，加上中国近海的地缘不利环境，中国海军必须有必要的外线，否则将失去存在的价值。
然而，中国海军在该区域的战略布局或有针对性的活动起步甚晚，约在2008年至2010年前后。这之前，中国海军在第一岛链的广阔外线海域仅有些零星的外交和训练活动。2008年底，中国海军开启了亚丁湾护航任务，从而第一次在外线区域有了常态化的力量存在。在亚丁湾附近海域，中国海军常态部署3—4艘舰艇执行护航任务。截至2019年7月，共派出31批100余艘次舰艇、2.6万余名官兵，为6600余艘中外船舶提供安全保护，解救、接护、救助遇险船舶70余艘。在护航任务的牵引下，中国海军在该地区的外交影响也空前增大。2008年以后，中国海军每年在印度洋地区的港口访问活动频次迅速增加，由原来每年不到3次增加到2010年的25次，此后基本保持在每年15次以上。
另外，中国也借助护航任务，实现了海外基地的零突破。2015年12月中国宣布与吉布提政府达成协议，2017年8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吉布提保障基地部队进驻营区仪式在基地营区举行，标志着基地正式投入使用。第二大动作是加大了在西太平洋的力量投送和演习训练。2009年，中国海军大规模编队开始前出第一岛链，进到西太平洋的远洋海域进行演习训练，现在每年都有数次。“辽宁”号航母编队也分别于2016年12月、2019年6月和2020年4月进行了前出岛链的训练活动。与此同时，近些年，预警机、侦察机和轰炸机等也频频进行前出岛链的训练和演习。
任务牵引和能力建设的飞跃，是中国海军加快在该区域布局和活动的两大重要原因。当然，思维方式的改变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关于远洋海军，虽然早在1975 年刘华清就从技术角度论证了发展大型水面舰艇和航母的必要性，但中国官方和民间的不同声音一直不绝于耳。反对者指出，考虑到中国近海防御的性质，中国不需要航空母舰。而且，在濒海地区作战，潜艇的效率高于航母，中国应该继续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艇优势。20世纪 90 年代以后，这方面的争论从技术领域更是扩展至国际战略、意识形态和政治方面，所谓“潜艇派”和“航母派”的论战，持续到2011 年第一艘航母下水才稍微停息。刘华清时代确定的积极防御实际上就是对此前中国传统海防思维的纠偏，而2015年的《中国的军事战略》更是明确提出了“远海护卫”的概念，强调“逐步实现近海防御型向近海防御与远海护卫型结合转变，构建合成、多能、高效的海上作战力量体系，提高战略威慑与反击、海上机动作战、海上联合作战、综合防御作战和综合保障能力”。
按照目前印太的战略态势，只要美、印不犯大的战略错误，国力不出现严重衰退，中国就难以在西太平洋和北部印度洋地区追求优势海权。未来30年内，中国有望与美国在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间形成新的战略平衡，但在整个西太平洋，中国海军仍不足以挑战美国海军及其盟友体系，而在北部印度洋，中国将面临美国在西太平洋或东亚海域的类似“反介入”困境和距离劣势。因此，在这片环形水域，相对于美印特别是美国，中国所能追求的只能是一种“弱势海权”，或者说“存在舰队”。
“存在舰队”（Fleet In Being）一词起源于英国海军上将托林顿在1690年的一次著名演讲，“当我们拥有一支舰队时，他们不敢轻举妄动”。此后，在海军战略家和海军历史学家中就“存在舰队”的定义产生了很大的争议。“这是被动撤退还是有效的防御方式？”它是一个抽象的战略想法还是一个暂时的策略？杰弗里·蒂尔定义了四种不同类型的“存在舰队”，从温和的进攻到被动防御。就中国与印度和美国海军的关系而言，笔者用它来指积极的海上防御战略。一个暂时或永久处于劣势的海军，采取一切措施阻止强大的对手的海军取得海上绝对控制权，并尽可能采取反攻，将攻防结合起来。存在舰队，通常是指处于弱势，或者暂时处于弱势的海军采取一切手段阻挠对手的优势海军获得绝对制海权，并在一切可能的情况下综合运用进攻性和防御性行动实施反击的海上积极防御战略。
历史上，由于马汉为代表的经典海权论者，多强调“绝对制海权”和“决战决胜”，“存在舰队”策略一直广受诟病，给人一种一味保存实力、消极避战的负面印象。造成这种现象的深层次原因，是英美曾经长期的全球海上主导地位、话语权优势，以及它们所奉行的“纳尔逊”海上攻势传统。可对于其他相对弱势的海军而言，“存在舰队”恰恰是不得不采取的明智战略。因为，事实上，“制海权通常处于争夺之中，只有承认这一点，处于劣势的海军才有可能通过积极的行动取得有利于己方的条件，或至少阻止优势海军充分运用其制海权”。“存在舰队”只是在战略上是防御的，在战术上却并非完全防御的，将遂行所有可以采取的进攻性行动。
目前，西太平洋及北部印度洋地缘政治复杂，不太适合控守，却适合布局，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力量均无法完全控制这两大区域，中国在此实现力量存在不会有根本性的政治及外交障碍。目前， 以美国为首的同盟体系的确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中国海军很难真正冲出第一岛链。但中国也并非毫无机会，实际上，巴士海峡、吕宋海峡也有可能成为中国海军进出第一岛链的战略通道。印度洋上大洋战略支点少，难以达成全方位海域控制，从目前情况看，任何一个大国都难以全面掌控大部分的战略要点，更难以全方位控制印度洋，但其大部海域自然条件好，适宜海上兵力机动，因此比较适合战略布局。
未来，中国可努力在这两大区域各保持一支左右的航母战斗编队和若干保障侦察及预警阵地，以切实实现有效力量存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外线支点是台湾及南海岛礁，在台湾未与大陆统一之前，中国需要大力发挥南海岛礁对远洋海军的支持和策应作用。印度洋地区，对于中国而言，有价值的支点主要集中在北部印度洋区域，继吉布提之后，中国应重点探讨与巴基斯坦、缅甸、孟加拉国和印度尼西亚等国进行类似合作的可能性。只有在北部印度洋沿岸再获得2—3个保障基地后，才有可能在地区形成较强的体系化能力。由于中国主要是通过谈判协商而非战争或提供安全保护的方式来获得海外基地，它们的具体布局和作用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即便是中国官方，也很难有明确的计划。
此外，中国还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陆权优势，通过本土的导弹、远程轰炸机、岸基远程雷达和侦察卫星在这片广袤区域构建起一定的拒止能力，给对手的海上力量以威慑与牵制。中国位于欧亚大陆与太平洋的交会地区，与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毗连，背陆朝洋，正是斯皮克曼所谓的边缘地带，具有鲜明的陆海复合型特征，是“陆地大国与海洋大国双方争夺的对象”，战略位置非常重要。中国天然位于亚洲的中央，与东北亚、东南亚、南亚和中亚都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经济和人文联系，很容易在亚洲发挥重要影响。这种影响至少会给中国在西太平洋、印度洋地区的海权拓展带来非常积极的意义：通过加强与毗邻地区国家的地缘经济、政治和军事联系，间接在大洋上发挥作用。如中国可以利用与东南亚国家、南亚国家的友好合作，维护波斯湾—印度洋—马六甲一线的海上通道安全，甚至可以借助部分国家的支持，在印度洋实现长期军事存在。
中国海军显然还没有形成全球战略，在西太平洋和北部印度洋以外的区域，很大程度上追求的是一种政治和外交影响。即通过临时性的军事部署、军事演习、军舰互访等行动和国际海洋政治博弈，积极提供海洋军事、外交和经济等方面的国际公共产品，在全球海域内追求政治外交影响并发挥独特的政治外交作用。
中国是“一陆一洋”的大国，美国是“两洋一陆”的大国，而欧亚大陆是世界的地缘政治中心，地缘禀赋的差异决定了两国影响世界的方式有很大不同。中国可以通过海陆两条路径影响欧亚大陆的事务，而美国则必须跨过两洋向欧亚大陆投送力量和资源；中国始终“由陆向海”，从陆地看海洋，而美国“由海向陆”，从海洋看陆地。这种差异也决定了，中国海军先天缺乏美国海军那样进行全球攻防的动机。
在全球格局层面，中国只能算是个正在兴起的潜在超级大国，虽然综合实力远超俄罗斯、英国、法国及印度等大国，但与美国依然相距甚远。未来的世界格局很可能将从“一超多强”（1+X）走向“一超+中国+多强”（1+1+X），即美国仍然长期保持着全球超级大国地位，中国则是崛起的潜在超级大国。海上态势亦然，即中国海军在西太平洋和北部印度洋以外的区域，在可预见的将来，都无法对美构成可信的挑战。这不仅仅体现在能力差距方面，如平台质量、海外基地支撑和经验等方面，也体现在意愿方面，中国仍是典型的陆海复合型国家，在近海空间和陆地边界还面临诸多的地缘政治挑战，很难向海外大规模投送兵力。另外，在西太平洋和北部印度洋以外的海域，中国的主要海外利益是经济利益和海外公民的安全，并无太多排他性的利益，中国缺乏进行大规模常态化军事部署或大动干戈的冲动。中国的确对南北极和深海大洋展现出了浓厚兴趣，但迄今为止这种兴趣也主要体现在经济和海洋综合治理方面。
不过，中国的利益和责任的发展，仍需要中国有能力在世界海域内投送力量。在中国经济、社会、文化与世界高频率互动的过程中，各类矛盾和冲突在所难免。在一些局势动荡的国家或地区，中国海外利益经常受到政权更迭、冲突与战争等传统安全问题的影响，以及恐怖主义和集团犯罪等非传统安全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迫切需要维护海外经济利益和公民权益的有力手段，2011年利比亚撤侨开启了中国海军维护海外利益的新模式。中国虽然坚持不干涉他国内政的政策，但如果动荡影响到中国公民的人身安全和重大经济利益，而且即便是撤侨行动，也可能被冲突所波及，中国海军还将不得不卷入直接的冲突之中。
此外，在世界范围内保持军事影响，也是履行国际责任和大国义务的要求。中国的国际责任正趋于全球化，当今的海洋体系正走向无序，迫切需要重建秩序，而前提是大国要承担国际责任，贡献海上公共产品。世界海洋公共性、开放性的维护，航海自由，打击和抑制海盗，海洋良好秩序的保持等，都属于海上公共产品，国际社会需要海上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海军将是中国履行国际义务、承担国际责任和推进国家间军事合作的重要手段。随着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毒品走私、海盗、海洋环境、自然灾害等问题的日渐凸显，军事力量除了要应对传统安全威胁之外，还必须应对一系列全球层面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军事力量的非战争应用越来越成为各国武装部队的主要职能之一。中国海军将在国际救援、公海自由和国际维和等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另外，现代海洋强国的兴起必然伴随着对海洋秩序的塑造，力量投射规则，而规则服务于力量的投射。强大的海上实力是塑造和维系海洋秩序的基础和保证，而海洋秩序的存续必然也会体现塑造者的利益与观念，并服务于实力的运用与力量的展开。中国海军的崛起能多大程度上影响全球海洋秩序的塑造尚不明确，但考虑到其全球第一的平台数量和全球第二的总排水量，其必然会在全球海洋安全秩序的塑造中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
众所周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政治经济等领域体现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诉求，推动了全球海洋政治经济格局的多极化，但在谈判和最终的条款中都鲜有涉及军事活动，部分原因是当时的美苏都不愿意自己的军事活动受到过多的限制。当中国海军在全球海域中的活跃程度日益接近美国海军的时候，也必然会挑战美国在海洋安全领域近乎垄断的规则塑造能力，其发展中大国的政治身份、陆海复合型的地缘禀赋和带有浓厚东方色彩的战略文化，都将给未来的国际海洋安全秩序带来新的内涵。
| 本文2020年11月14日首发于“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