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缉思：中国能在历史关头扭转中美关系的方向

王缉思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学术委员

导读

拜登上台后，美国对华政策的实质是不变的。中国而不是美国，能在历史关头扭转中美关系的方向。中美之间经贸关系的恢复或者人文交流的恢复，很难改变中美关系中竞争大于合作的新格局。
本文系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学术委员王缉思在太平洋论坛第五期“美国大选后的中美关系”讲座上的发言整理。

今天我的主讲题目定为“美国大选后的中美关系”，但是既然是与历史学家一起座谈，我想我还是谈一谈历史。因为现在关于中美关系已经有很多真知灼见，比如拜登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的团队是怎样的，上台以后会在外交政策、内政方面有哪些调整。现在这些讨论已经很多了，如果继续重复，我觉得对大家没有什么帮助。所以，我想从我个人对于历史的感受，来谈谈中美关系及其现状。

我是1948年出生的，我认为我所经历的历史，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大家年纪比我轻，比如说70年代以前的中国和世界是什么样子，可能大家的个人体会不多，我在70年代以前也没有出过国，但是在国内还是有很多体会的。

70年代以前，对时代主题的概念，是认为“战争与革命”是时代的主题。现在回想起来，20世纪的前70多年一直到中国改革开放，都是“战争与革命”的时代。1972年尼克松访华，在中美双方发表的《上海公报》中，中国方面声明：“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那时我们都坚信，这个时代就属于“战争与革命”的时代，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现在我们讲和平，但在当年我们并没有突出和平作为奋斗的目标，而是刚才说的独立、解放、革命。而且在60年代，毛泽东主席在1963年和1968年分别发表了两次关于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运动的声明。这都是我们现在不能忘掉的一段历史。

而到了80年代中期，由于中国和世界发生的变化，邓小平和其他中央领导就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的两大问题，或者说是时代主题。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国际上发生了变化，中国对国际问题的认识、对整个世界潮流的认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不再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而提出了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时期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今天我们党的正式文件，还是坚持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

但从我个人认识看，我觉得实际上从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提出“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到本世纪初以来，尤其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世界又发生一次很大的变化。 

有人认为中国和美国会打仗，但我觉得打仗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即使双方出现某些军事上的危机，但是双方会加以控制，不至于发生更大规模的战争。所以“和平”这个主题其实更多的是安全的问题，有安全就会有和平，但是有和平不一定有安全。就拿现在的新冠疫情来说，这不是和平的问题，这也不是发展的问题，更多的是安全的问题，比如说人身安全，健康方面的安全。又比如说，拜登上台以后，可能会重新关注气候变化，这就涉及到生态安全问题。那么我们现在非常关注的安全问题，不仅是军事安全，而且是政治安全、政权安全、网络安全、医疗卫生安全。这是一个很重大的变化，我希望大家对这个问题有所关注，和平的问题仍然重要，但是和平的问题已经在很多方面被安全的问题所替代。

另外，我认为当今时代非常突出的问题是公正。我们也提出，这个世界要需要建立一个公正合理的世界秩序、国际秩序，或者说推动国际秩序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这是什么意思呢？公正的含义是什么？我觉得最重要的含义就是平等，所以公正问题更核心的就是平等问题。

美国政治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现在已经出现的这些问题，都产生于不同族群、不同阶层之间的对抗。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在对抗，不同的族群之间也在对抗，老移民和新移民都觉得自己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虽然白人觉得黑人命也是命，但是白人下层仍认为自己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在全世界也是这样，世界上现在出现了一种很难逆转、甚至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就是贫富悬殊差距越来越大，而贫富悬殊的差距又往往与人们所在的族群、民族、社会团体有关系。贫富悬殊问题已经渗入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地方都存在着分配不平等扩大的问题，这就带来了全球政治、经济、社会的历史性变化。

全球性的社会、经济、政治的历史性变化，带动和影响了中美两国国内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变化。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发生变化，世界本身的趋势也发生了变化，所以中国才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外交的根基是在于国内政治。我们谈外交时可能有很多不同变量，我个人坚持认为，外交的基础是国内政治，而大国外交尤其如此。

从2009年以来中美关系的波动和滑坡来看，我觉得根本上是两国国内政治变化造成的。比如说，现在美国在新冠疫情上“甩锅”中国，和美国国内族群矛盾的激化有关系。美国领导人把自己国内的问题说成是外国问题，打中国牌、打移民牌，捞取选民的支持，这个倾向在特朗普执政四年间表现得非常明显。而在奥巴马担任总统期间就已经发生了比较左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和比较右的“茶党运动”。美国现在国内遇到的种种难题，不管是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还是文化的，都不会因为执政党更迭而化解。现在拜登上台，我们仍然会看到“没有特朗普的特朗普主义”，美国国内的变化，是一个很持久的变化，而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它面临的各种问题仍然会存在。

我们讨论拜登上台后的中美关系，我首先要强调，拜登上台后的对华政策和对华基本态度是没有变化的，我们不能对他上台后的中美关系寄予太多的希望。也就是说，美国对华政策的实质是不变的。当然，美国对华政策包括两面，一方面是竞争或者是遏制中国，另一方面也要寻求某些范围内的合作，但是以竞争为主、合作为辅的实质是不会变化的。虽然两者侧重点和具体做法会有一些变化，比如说特朗普政府高度重视两国贸易赤字问题，通过关税调整令中国多进口美国产品。拜登上台以后还会争取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他的重点可能不放在贸易赤字上，而可能更多的涉及到一些贸易规则，也包括中国对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的态度，中国对知识产权的态度。也就是说，拜登高度关注的是经济规则问题。特朗普已经提到这个问题了，拜登政府上台以后也还会继续强调“对等”。比如说，中国向美国开放多大的市场，美国就会对中国开放多大的市场。

在人权问题上，也许拜登政府会比特朗普政府走得更远或者做得更多。比如说，对中国香港问题、台湾问题等，这些基本态度是不会变化的，对中国施加的压力大概不会比特朗普政府小。

现在美国的一个大问题，就是我们所说的“认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美国人会问“我们是谁？”，美国人会说他们是黑人、白人，或者会说他们是新移民、老移民等等，这些问题都是所谓的认同政治或者叫身份政治。

从全球角度看这个问题，认同政治演变为现在全球政治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侧面。不仅在美国，也包括在欧洲、中东、非洲，世界上许多地方的认同政治都在发生。从中国来看，我们认为我们都是中国人，特别是在北京、上海这些地方，在这个社会中我们认同中华民族，认同中国这个国家。但是我们也要承认，在中国的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中也存在认同问题，比如说香港、台湾地区的部分人对中华民族、对中国的认同淡化，或者有其他想法。

因此，中美关系与认同政治是分不开的，我在观察中美关系时，更多观察的是两国的国内政治，这当中也包括了经济的变化、社会的变化，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调整。比如，我们很清楚地知道，美国传统的价值观是什么。但是今天，美国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价值观，有不同的意识形态诉求。那么对于中国来说，我们也希望同样关注中国国内各方面的发展，包括十四五规划、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等等，这些都涉及到中美关系。

我还要补充一点，当然这也是有争议的。我认为，中国而不是美国，能在历史关头扭转中美关系的方向。例如，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成功，然后中美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美国对中国采取敌视态度。但是这根本上是由于中国发生了变化，中美关系才发生变化。而在1979年中美建交以后，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的进程，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发生变化，我们在国内出现了重大的变化，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美关系。1979年以后，中美在经贸关系方面突飞猛进，我们派了大量的留学生、访问学者到美国，与美国进行了一系列的技术合作，这也是中国的变化造成的。

而最近几年中美关系也跟中国的变化非常有关系。我当然不是说中国对中美关系的恶化负有更大的责任，我完全没有这个意思。但是不可忽视的是，中国的实力上升对美国造成了影响，对美国人的心理状态造成了影响。有人说美国在衰落，我认为如果拿除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和美国相比，就很难说美国的军事实力、经济实力、技术实力在衰弱，但是美国跟中国相比，确实实力在下降。也就是说，中国在这个程度上改变了中美关系的现状。

而中国在国内，特别是从党的十八大、党的十九大以来，做出了一些举动，比如说强调党的领导，强调“四个意识”、“两个维护”、“四个自信”等等。美国人非常关注中国国内各种各样的问题，他们觉得没有看到中国朝着他们所希望的方向发展，但他们所不希望看到的现象却在中国产生了。这不是我们的问题，更不是我们的责任，但是我们中国在国内的举动、在世界上的举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美国对我们的态度。

如果拜登上台会给中美关系带来一些变化，那么我们必须要去抓住这个机遇，做一些事情。但是我又觉得，在台湾问题、南海问题、人权问题等方面，我们不会有重大的政策调整，我们不会对美国的诉求产生很多回应。如果说我们现在可以在国内做出什么调整，能够对中美关系产生影响的话，那就是我们在经济领域进行一些改革。比如说，对外资政策上的调整，在外贸方面，欢迎外资进入中国市场。我们在很多经济领域的调整，可能会对拜登政府产生一些影响。同时，我们可以在生态环境方面发挥重大影响，包括自然环境的保护，还有我们应对气候变化的积极态度，也是可以改进中美关系的重要方面。

我又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谈中美关系未来发展的时候，我们主要在谈些什么？我自己曾经在做课题的时候，就把实力对比的变化看成是中美关系的一个主要因素，讨论所谓“修昔底德陷阱”。但是最近一段时间我的思想发生了变化，就是觉得中美之间实力对比的变化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可能不像我原先设想的那样大。中美实力对比还会进一步发生变化，可能发生有利于中国的变化，那么中美关系会更好还是更不好？或者如果中国在前进的道路上遇到了一些障碍，而美国在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更多的进步，那么这在什么程度上会影响中美关系未来的发展方向？我想了半天，没有想出什么道理。有人说中国现在已经比美国强了，或者说未来几年中国会比美国发展更快，那么这会怎样影响中美关系？会使中美关系更好还是更不好？这个我不太能想明白。我想说的是，中国在国内政治经济社会方面发生的变化，可能会比双方实力对比的变化产生更大的影响。

还有一个问题，我想简单提一提，那就是美国的华人华侨问题。现在有550万的华人在美国生活，其中有200万是在中国出生的，也就是所谓第一代移民和在美国的留学生。这些人对于美国的政治开始产生影响，比如说现在我们国内关于特朗普、拜登、中美关系之类问题，最大的信息来源是中文媒体，而不是英文媒体。我们有多少人能每天看美国的英文媒体在说什么？我们基本上是看华人媒体，包括美国的华人网站。

由此产生的一个问题是，在身份政治里，这些华人华侨是忠于中国还是忠于美国？他们是倾向于用中国文化的观点看待美国社会，还是带着美国人的价值观来看美国社会？这其实会成为中美关系未来的一个重要观察点。而美国社会现在对华人、对亚裔人的排斥，或者说某种程度上的偏见，对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也是起作用的。

我认为，在领土安全、政治安全方面，我们妥协的余地是很小的。但是我仍然认为，经贸关系对中美关系来说，还是一个相当稳定的因素。特别是美国企业家依然认为中国是一个重要的市场，一个不可能逃脱的市场，两国之间的人文交流也许会缓慢、有限地恢复。

另一方面，两国经贸界都对双边关系的发展有一定的期待，都希望中美关系能够恢复到过去的常态，但是这又涉及到我们国内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现在高度重视中国的政治安全、政权安全、网络安全等等这些安全问题，美国对国家安全的考虑也压倒了对经济利益的考虑。美国政府反复告诉美国的企业家，说你们在中国多赚一点钱，都等于更多地帮助中国的经济发展，美国企业应该回到美国，应该考虑国家安全对企业发展的影响，不要忘记你们是美国企业。

所以，在两个国家都产生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对国家安全的考虑会压倒对经济利益的考虑。由此，我认为中美之间经贸关系的恢复或者人文交流的恢复，很难改变中美关系中竞争大于合作的新格局。

其中，我高度重视的还是技术问题，这是中国和美国各个方面竞争中的决定性因素。美国之所以成为超级大国，西方国家之所以在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在世界上起着领头羊的作用，就是因为他们在技术上的领先地位。从英国工业革命中的蒸汽机、纺织机，到后来的互联网技术，技术创新给西方带来了很多的好处，所以我们中国需要在技术创新方面迈开新的步伐。现在，技术创新给两个国家带来了很多的好处，但是给双边关系带来很多的消极因素，而且这种消极因素可能会大于技术创新给中美关系带来的积极因素。

最后我想强调，我们需要加强历史学习，总结历史经验，历史学对国际关系的重要性是需要进一步强调的。让我主讲拜登上台会对中美关系产生什么影响，我首先想到的是过去美国新政府上台，曾给中美关系带来了什么影响？如果带来的影响不是那么大的话，那么这就不是一个关键因素。那么哪些是关键因素？我们需要从历史经验的角度去看，比如说，我认为中国是中美关系中更为决定性的一方，以及两国内政治变化造成双边关系的变化，这些都是基于我对历史的观察得出的。

我也非常关注我所尊重的一些学者做出的学术贡献。比如，我看到徐国琦老师提出中美之间“共有的历史”，共有的历史是两国的非政府机构或者很多个人塑造出来的。还有一位年轻老师是王元崇，他最近有一部新作是关于晚清时期的中美关系，包括晚清政府对美国的态度，美国在中国的经济活动、传教活动等等，这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认为，在研究中美关系时多看一看历史非常重要，晚清时期或者民国初年的中美关系很重要，这几十年来中美关系的历史同样重要或者更重要。但是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还不是很多，我希望我们能够在这方面多总结一些经验教训，推进我们对中美关系的了解，也推进我们对美国的了解。

原文标题《王缉思：美国大选后的中美关系》，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转载于中美聚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