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波：客观认识中国的海权

胡波
“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主任、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

谈及海权，大部分中国人首先想到的是近代中国因海上力量弱小而遭遇的“百年屈辱”，弱者和受害者的心态非常明显。海权在很多中国人的认知中，往往与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联系在一起，即便到了今天，多数中国学者和官员仍不太习惯谈海权这个概念。然而，必须承认的是，地缘政治和海权竞争几乎是永恒的存在，始于人类文明肇始之日，只不过在世界不同的地区，海洋的底色和分量有较大不同。与古希腊—古罗马以降的西方文明不同，在1840年以前，海权和海军确实较少左右东亚历史的进程，尽管东亚历史上曾经多次存在过世界一流海军。

不可否认的是，中国海权的崛起对于全球海上格局和以西方为中心的海洋秩序而言，都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西方绝大多数学者依据“马汉范式”和西方海洋强国兴衰的经验，认为中国崛起后必然要搞“扩张”，至少也要在西太平洋地区建立其主导的海洋秩序。而且西方世界的主流观点还大多带有不自觉的傲慢，带着放大镜观察和苛责中国的海上行为，从内心质疑非西方国家成为世界海洋强国的合法性。

海权原本就是世界普适的概念，只不过，今天海权的内涵以及运用海权的方式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大国间的核威慑、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以及政治文化的进步，国家间使用大规模暴力的代价急剧上升而效果明显下降，今天再无通过大规模战争进行海上崛起的可行性。这意味着除非实力特别悬殊，否则一国很难对另一国拥有绝对性的权力，海权的运用方式必须得进行调整。海权越来越是一种分享或妥协性权力，而非绝对性权力。今天的海权更多地表现为和平时期的一种影响力或威望，海上力量当然要做好战时进行制海权争夺的准备，但其更多的运用则是在平时，需要维护海洋秩序的稳定。正如杰弗里·蒂尔所言，21世纪，大国的海军都是“现代海军”与“后现代海军”的混合体，前者任务更为传统，对制海权的争夺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的特点，后者的优先任务并非是与对手争夺制海权，而是通过确保良好的海上秩序以维持整体海洋安全。另外，由于军事技术的发展，陆、海、空、天、网等全域竞争的态势出现，域与域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可作用于海上的武器和平台越来越多样，各军兵种都可以对海权有所贡献。海权工具的丰富带来的负面挑战是，任何一国都很难在所有的“空间”和技术领域占据优势，这意味着海洋控制变得愈发困难，而海洋拒止则变得日益容易。

资料图片：中国海军艇舰编队

在这种背景下，西方范式特别是“马汉范式”的海权注定会走向衰落，因为未来任何国家都很难复制或追求当今美国在全球的海上主导地位。

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世界在整体走向海洋，很多国家在群体性崛起，中国是其中最为亮眼的那一个，它当然值得关注，但我们也不能忽视广大中等海洋强国崛起后对于中美等大国的掣肘与制衡。

中国今天面临的地缘环境、所处的时代和技术条件已经大不同于马汉所处的19世纪末的美国，也不同于历史上兴起的其他海洋强国。历史的惯性是巨大的，但仅汲取经验和教训仍远远不够，马汉的书当然要读，但他的方案显然不适合当下的中国。笔者撰写本书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全面梳理世界海权理论，系统回顾中国近代以来海权建设的历史，在客观理性把握中国的海洋先天禀赋、所处的时代条件和世界军事技术发展趋势的基础上，建构出一条中国海权的崛起之路。当然，这只是笔者的一家之言，并不能代表中国的官方。

中国在海上崛起的同时，韩国也在海上崛起，只不过体量存在差异。两国历史上都不缺乏强大的海军和海上英雄，郑和和李舜臣都是彪炳史册的人物，两国历史上也都有非常丰富的海洋实践，然而作为一个民族全方位从陆地走向海洋，两国都是第一次。这使得认识海洋、了解海洋和利用海洋在两国都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如何把握海权则更是任重道远。

（本文摘编自胡波著《后马汉时代的中国海权》韩语版序言，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