扭转乾坤，放下无助——2022年慕尼黑安全报告摘译（一）
2022年2月14日，慕尼黑安全会议（MSC，简称慕安会）发布主题为 “扭转乾坤，放下无助”的《2022年慕尼黑安全报告》。报告认为，在多重危机叠加作用下，西方社会普遍有一种“集体无助感”。西方社会需要证明其有解决当今挑战的答案，系统性竞争可作为改革和创新的催化剂，为人们提供一个扭转态势的机遇。第58届慕安会将于2月18日至20日于德国南部城市慕尼黑线下举行。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CISS）现将报告部分内容摘译如下，以飨读者。
概要
2021年显然不是地缘政治乐观的一年。几乎每个月都有新的危机占据新闻头条，让人们感觉到这种日益加剧的危机潮流有可能压垮我们。
在这种背景下，在欧洲以及其他地区，普遍存在对日益失控的担忧也就不足为奇了。事实上，慕尼黑2022年安全指数的调查结果不仅反映了七国集团和金砖国家受访者感受到的高风险程度，而且表明，面对大量互相加强的危机，出现了“集体无助”(第一章)。就像人们可能会遭受“习得性无助”——一个心理学术语，描述一个人做什么都不能带来积极变化的感觉——社会也可能开始相信，他们无法应对所面临的挑战。无论是看似无休无止的新冠疫情，日益明显的气候变化威胁，相互关联的世界具有的令人烦恼的脆弱性，还是日益紧张的地缘政治形势，所有这些挑战都让人感觉失控。自由民主国家似乎尤其感到不堪重负。这种看法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它可能会变成自我实现的预言。那些认为自己无法解决人类最具挑战性问题的社会甚至可能不再试图扭转局面。我们压力重重、负担过重的社会最终是否会接受他们眼中的命运，尽管他们拥有改变命运的工具和资源？
不幸的是，2021年的总体情况并没有缓解这些担忧。例如，伴随着混乱的阿富汗撤军，过去一年也重新引发了一场关于国际干预能够实现什么目标的辩论。鉴于美国及其盟友在阿富汗取得的成果有限(第二章) ，西方国家是否有能力在世界其他地方建立有能力的、合法的国家结构并促进稳定遭到严重质疑。阿富汗目前处于世界上最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的边缘，公民自由在塔利班统治下受到严重限制，20年来的外部干预投资面临风险。当西方结束了一场“无休止的战争”时，阿富汗人民正在展望一个不确定的未来。
阿富汗的事态发展也引发了一场关于欧洲参与马里和萨赫勒地区事务的辩论(第三章)。尽管该区域自2013年以来和平建设活动大幅增加，但安全局势不断恶化。甚至在与俄罗斯雇佣军组织进行谈判之前，马里政府就已经成为国际社会极其棘手的合作伙伴。马里和邻国的暴力程度日益加剧，使外部行为者难以解决困扰该地区问题的根源——包括经济发展落后、人权和腐败问题。
萨赫勒地区并不是唯一的国际维和阻力日益加大的冲突地区。在非洲之角和阿拉伯湾经过一段时期的民主化和对区域和解抱有的希望之后，现在显然出现了极大的不稳定(第四章)。自2020年11月以来，内战席卷了埃塞俄比亚北部的提格雷地区，造成了大规模的人道主义危机。由于红海地区是国际贸易的关键点，是地中海、中东和印度洋-太平洋之间重要的安全纽带，也是极端分子活动的主要枢纽，冲突升级的涟漪影响可能远远超出该地区。非洲之角的局势表明，世界各地的冲突并不等待西方从阿富汗汲取教训。
与此同时，印度-太平洋和东欧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也在跨大西洋伙伴中引发了另一种恐惧: 真正的战争。没有什么比北约东翼日益紧张的安全局势更能说明西方对领土防御的重新关注了(第五章)。最近几个月，莫斯科已经非常明确地表示，它正在寻求对欧洲安全秩序的调整。正如俄罗斯提出的新安全保障协议草案所表明的那样，俄罗斯坚持在其周边地区设立一个“势力范围”，实际上限制了乌克兰等国的主权。俄罗斯的言辞升级和军事建设在整个欧洲引发了巨大的安全担忧。尽管分析人士就普京总统的具体目标存在分歧，但关于欧洲安全基本原则，以及如何捍卫这些原则的辩论在未来数月只会愈演愈烈，这向欧洲领导人提出了棘手的政治和军事问题，他们将不得不选择立场并重新考虑其战略。
除了非传统的安全关切的回归，冠状病毒大流行无情地突出了社会在各种政策领域的脆弱性。它揭示了供应链在关键技术领域中的依赖性，不断扩大的不平等及其对全球危机应对能力的有害影响。
这场疫情和最近的地缘政治形势都使科技行业的脆弱性成为焦点(第六章)。当供应链依赖于“单点故障”和受地缘政治影响的供应来源时，持续存在的全球半导体供应瓶颈就是一个例证。由于科技供应链的战略重要性，它们面临的风险只会在系统竞争的时代增加。这种认识促使美国、欧洲和其他高科技经济体对工业政策进行重新思考。与此同时，长期以来，中国的综合经济规划一直侧重于推动本土科技行业的发展，因此中国在这方面已经领先一步。然而，基于“本土化”的方法，即将供应从国外转移到国内，显然是有限的。因此，决策者已经聚焦到实现与想法相同的伙伴之间的供应链合作，使整体更灵活且具有更强的应对能力。
新冠肺炎疫情已经残酷揭露了各国内部和各国之间存在的不平等现象。疫情并非是当今人类面临的与全球分歧密不可分的唯一严重威胁，气候变化也是如此。这些对我们健康和生存环境的威胁加深了现有的差距；如果目前的不平等程度持续下去，这些威胁也将无法控制。只要冠状病毒在世界其他地区肆虐，没有哪个国家能够躲过疫情。如果不发达国家缺乏走上低碳道路的资源，全球变暖就不可能得到有效控制。日益明显的是，面对当前和未来的威胁，提高全球复原力需要在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更新社会契约。回到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轨道上将是重要的第一步。
尽管今年慕尼黑安全会议的议程上有这些挑战和许多其他挑战，但我们仍然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克服无助感”是可能的。团结起来，我们有机会扭转局势，单打独斗，我们有可能被危机浪潮冲走。
2022年慕尼黑安全报告
序言
扭转乾坤，放下无助
扭转乾坤，放下无助
在即将离任总统的鼓励下，一群暴力的特朗普支持者涌入作为美国民主象征的国会大厦。新冠病毒的新变种和更多的传染病袭击着人类，粉碎了人们对“疫情可能很快结束”的希望。全球范围的野火和热浪表明，世界正经历着气候变化。北约部队离开阿富汗，塔利班卷土重来，让人们不禁质疑过去20年对该地区的大量投入。印度-太平洋地区和东欧地区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势力范围的竞争重新成为焦点。人道主义危机耗时较长，而且越来越难以缓解。2021年显然不是地缘政治乐观的一年。
如果这些发展没有出现在秩序衰退、地缘政治竞争加剧、生态超载和“西方缺失”的普遍趋势之上，它们就不会这么令人担忧了。近年来，这些发展已经塑造了慕尼黑安全会议的辩论。在一些观察人士看来，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充满了连续且相互关联的混乱的新时代”（new eara of successive and interconnected disruptions）。在这个时代里，一种永久的危机感已经成为“新常态”。“多重危机相互促进，在人们心中制造怀疑和不确定感。”欧盟委员会前主席让-克洛德·容克（Jean-Claude Juncker）发明“多重危机”（polycrisis）这个词是为了描述困扰欧盟的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危机。这个词似乎也是对当前全球局势的恰当描述。谁会因为对这波不断上升的危机浪潮感到不知所措而受到指责呢？
《2022年慕尼黑安全指数》反映了七国集团和金砖国家受访者感知到的高风险水平。在几乎所有受访国家中，接受本版慕尼黑安全指数调查的人总体上比接受上一期调查的人更加担忧。大规模移民、粮食短缺、气候变化、极端天气事件、西方大国之间的分歧、俄罗斯对自然栖息地的破坏、政治两极分化、日益加剧的不平等、种族主义和其他歧视、本国文化的迅速变化、贸易战、侵略者使用核武器、网络攻击或虚假信息运动，对几乎所有受访者而言，对这些风险的感知几乎都呈现上升趋势（图1.7）。
“我们正处于万丈深渊的边缘，而且在朝着错误的方向前进。我们的世界受到的威胁和分歧从未如此之大。我们在有生之年面临着最严重的一系列危机。”
——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2021年9月21日在联合国大会上的讲话
面对这些挑战，自由民主国家似乎尤其不堪重负和无能为力。在许多人看来，政客们似乎远未成功地应对这些挑战，也未能引导世界避免灾难。此外，这一系列看似无休止的危机有可能削弱公众对他们自身及其政治领导人“能够塑造未来”的信心。专制政府往往表现出自信和决断力，而自由民主国家有时似乎陷入了瘫痪。扭转危机浪潮似乎是一项越来越困难的任务。在很多时候，用威廉·巴特勒·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的名言来说，似乎“最好的人缺乏全部信念，而最坏的人充满激情”。
“我们安全中最重要的因素不是特定的威慑措施、武器系统或军备控制条约。最重要的因素是我们的心理状态。”
——时任爱沙尼亚总统的克斯蒂·卡尔朱莱德2021年9月3日参加梅里会议的讲话
群体性无助
上世纪60年代，心理学家马丁·塞利格曼（Martin Seligman）和史蒂文·迈尔（Steven Maier）首次描述了一种他们称之为“习得性无助”（learned helplessness）的现象。在一项实验中，狗首先被设定在听到一个声音后就会受到电击。但是，在第二种情况下，这些狗如果能跳过一个小障碍就有机会逃脱电击。令科学家们惊讶的是，这些狗选择的是躺下来忍受电击。狗看上去很无助。塞利格曼和迈尔推断，这些动物认为，无论它们做什么都无法控制自己的命运。所以它们就干脆放弃了——即使本有机会逃走。
有关“习得性无助”的研究很快就指向人类。塞利格曼和他的同事们被提醒注意抑郁人群的症状，他们怀疑临床抑郁症是由于对一种情况的结果缺乏实际或可感知的控制。一个开始相信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无济于事的人，很可能表现出压力、冷漠或宿命论的症状，坚持一种不健康的行为模式，而不会采取困难的自主行动。
“习得性无助”和“个人控制”等概念显然与个人有关，但也可以显著地延伸到群体层面。虽然群体性的控制和无助肯定比个例更难把握，但普遍原则可能从个人传播到集体。毕竟，更小或更大的群体，甚至整个社会，都可能会集体认为他们无法产生积极的改变，并因此而选择放弃。
“长期的危机管理模式有时会削弱我们处理横向问题和长期问题的能力，而这些问题本应是我们外交政策的核心。”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何塞普·博雷利，EEAS博客，2021年12月27日
从这个意义上说，一系列危机导致的某种“群体性无助”正在出现。2021年6月发布的《慕尼黑安全指数2021》报告中最引人注目的事实之一是：在将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美国、中国和俄罗斯）的受访者与其他国家的受访者进行比较时，我们可以观察到“做好准备”（“preparedness”）的总体水平存在显著差异。特别是在接受调查的欧洲七国集团成员国中，我们惊讶地发现，民众对风险的担忧程度如此之高，认为他们的国家没有准备好应对一系列风险。
对于2022年慕尼黑安全指数，我们直接询问了受访者在面对全球事件时的无助感和控制感。
在所有接受调查的国家中，认为自己在面对全球事件时感到无助的人数最多（图1.1）。除四个国家外，其他所有国家的“无助者”都占绝对多数。在南非、巴西和印度，这个群体约占人口的三分之二。中国是唯一一个超过四分之一（27%）受访者不同意上述观点的国家。在所有接受调查的其他国家中，不到五分之一的人口（通常只有十分之一左右）表示他们并不感到无助。
图1.1 公民在面对全球事件时的无助感（百分比），2021年11月
当被问及他们是否认为其国家无法控制全球事件时，尽管总体数字略低一些，但结果类似。在所有接受调查的国家中，大多数或多数受访者都认为他们的国家无法控制全球事件（图1.2）。
图1.2 公民对国家对全球事件控制的看法，2021年11月
你或许会认为这些惊人的发现并不意外。毕竟，普通人为什么会有不同的感受？为什么他们应该认为自己的国家对全球事件拥有控制力？然而，拥有控制的承诺，即使是一种幻想，也是现代性的一个关键因素。在这种背景下，失控的普遍感觉和恢复控制的渴望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关键政治主题。“收回控制权”“美国优先”“战略自治”或“欧洲主权”是当前的一些关键政治口号，这并非巧合。已故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指出，“不安全和不确定会产生一种无能为力的感觉：我们似乎不再能单独或集体地控制我们社群的事务，正如我们无法控制地球的事务一样。”
危险在于，这种危机疲劳感和失控感可能会导致人们感到集体无助，阻止世界及时地解决最重要的危机。尽管我们有工具和资源做出改变，我们的社会是否会在被危机浪潮吞没的情况下，最终接受自己的命运？在几个政策领域，这种意义上的集体无助已经显而易见。
新冠肺炎疫情：能被克服吗？
两年来，看似无休止的新冠肺炎疫情使国际社会不堪重负，对于国际社会而言也是一场严峻的压力测试。在大多数接受调查的国家中，大约一半的受访者认为今年新冠疫情带来的风险将增加。这场压力测试的结果不容乐观。首先，大多数国家的国内政治应对都不理想，即使是那些具备一定能力和资源的国家也是如此。许多国家在新冠肺炎疫情的政治管控上重复犯错。“在这个时候面对真正的危机，政府往往推卸责任，忽视科学建议，没有实现有效合作或有效沟通，因此未能保护其公民的健康和福利。”一些社会团体及其带头人显然无法或不愿意去学习，加之社会上一些少数团体对疫苗和政府不信任，以及政府对人们日常生活的限制，使得已经普遍存在的情绪困扰问题达到了新的高度。无怪乎“危机疲劳”（crisis fatigue）现在成了一个被心理学家们广泛讨论的现象。但也有两个“局外人”——中国和印度，在所有接受慕尼黑安全指数调查的国家中，中国和印度的居民绝大多数感到新冠疫情已经得到控制，而更多的人在面对新冠时感到无能为力。在所有接受慕尼黑安全指数调查的国家中，更多的人在面对新冠疫情时感到无助，而且这种现象非常普遍（图 1.3）。
图1.3 2021年11月，公民对新冠疫情的看法，表示他们感到“疫情处于控制之中”的比例减去表示他们感到“无助”的比例，单位：百分比
此外，在国际层面上，对这一流行病的反应甚至更加令人沮丧，正如亚当图兹写道：“世界上的决策者们向我们展示了他们的集体无能，这令人震惊，他们无法真正治理好他们所创造的深度全球化和互联互通的世界。”在需要多边协调的地方，单边行动往往占上风；在需要快速行动的地方，缓慢的决策程序又阻碍了它；在需要采取全球协作的地方，国家的利己主义占了上风。全球流行病是典型的对全人类的共同威胁，但却无助于带来更多的全球解决方案，这一事实说明了全球治理的糟糕状态。在地缘政治竞争的背景下，这种流行病似乎只会扩大政治分歧、加剧紧张局势并加剧不平等。 从而引发慕尼黑安全报告特别版所描述的“多重流行病”（polypandemic）。
“抑制病毒需要的时间越长，病毒就越有可能发生变异从而使疫苗变得没那么有效。我们最终可能还会回到原点。”
——谭德塞，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MSC特别版，2021年2月19日
正如许多专家从疫情一开始就强调的那样，制定有效的全球疫苗接种计划符合最强大国家的自身利益。巨大的感染量导致变种不断出现，所以疫苗接种运动会威胁到各地的公共卫生和经济复苏。考虑到有大约2000万人因为新冠疫情死亡，加上10万亿美元的经济复苏开支，每个人的疫苗的生产成本可以忽略不计。COVAX疫苗联盟甚至没有达到其最初制定的2021年分发约19亿剂疫苗的目标。虽然只达到了15亿剂，但同样惊人。在1月初，在高收入国家，超过三分之二的人口已经接种了至少一剂疫苗。而在低收入国家，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人接种了至少一剂疫苗。高收入国家优先考虑立即保护本国人民，这既不奇怪，也不违法。高收入国家优先考虑保护自己的人口，不堪重负的富裕社会感到无法聚集资源来帮助他人——也许是因为他们觉得在这场似乎永远不会结束的灾难中，他们甚至不能自给自足。世界卫生组织将“疫情疲劳”（pandemic fatigue）定义为“没有动力遵循建议的保护行为”，不仅可以在日常生活中观察到——在涉及到全球性的“保护行为”时也存在。如果全球疫苗接种工作落后，出现可能更具传染性和致命性的变种仍然是最大的风险。现在，疫情已经进入第三年，批评人士担心世界在国家和国际层面上都在重复同样的错误。
气候变化：还能得到缓解吗？
正如新的慕尼黑安全指数（图1.6）所显示的，世界各地的人们越来越关注气候的影响。极端天气事件如德国和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洪水，西伯利亚、希腊和印度的大面积野火，以及美国和巴西的炎热干旱，都促使人们认识到——气候变化的影响已经存在，并将在未来几十年内不断加剧。在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一份报告中，气候科学家得出结论：气候变化是“广泛、迅速和加剧的”。正如科学家们所说，“除非能够立即、快速、大规模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否则将升温限制在约1.5摄氏度甚至2摄氏度将无法实现。”据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说，这份报告是“对人类的红色警告”。尽管如此，国际社会似乎还是延续了早期应对冠状病毒大流行的主要错误：目前所做的工作太少、太晚。
“我们看到新的秩序出现，而且它们令人沮丧。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任何真正全球领导力的世界里，与此同时，在这个世界里，我们只能通过共同努力来应对人类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挑战，如气候危机。”
——德国外交部长安娜莱娜·巴博克2021年12月8日在联邦外交部就职的演讲
许多调查发现，工业化国家的人们不确定国际社会的行动是否能够减少全球变暖的影响。例如，德国公共电视台进行的11月月度民意调查发现，只有一小部分，约2%的受访者，完全相信国际社会能够成功地应对气候变化造成的问题。虽然12%的人表示他们有些相信，但绝大多数人表示他们相当不相信（56%）或根本不相信(26%）。数据突出了这种悲观情绪。在意大利（60%）、巴西（56%）、德国（54%）、法国（54%）和日本（50%），面对气候变化，大多数人会感到有些无助或非常无助。
在加拿大和南非（均为47%）、英国（43%）、俄罗斯（44%）和美国（43%），那些感到无助的人仍然超过那些感到“问题有所控制”的人。同样，只有在中国和印度，才有更多的人觉得问题已经被控制或有所控制（分别为63%和59%）。此外，与2021年慕尼黑安全指数相比，受访者现在总体上更怀疑其他国家能否可信地履行其气候承诺。（图1.4）
图1.4 公民对其他国家气候承诺的信任，得分表明对其他国家会履行其气候变化义务的不信任程度，2021年2月、3月、11月，单位：百分比
不幸的是，人们认为气候变化似乎是必然的，政治控制的缺乏，以及对“他人是否会努力”的普遍怀疑，使得解决“我们面临的最大的集体挑战”更加困难。
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的弱点：风险可以被管理吗？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人们都相信，经济全球化和相互依赖程度的提高将带来全球稳定、繁荣，甚至可能促进普遍采用自由民主和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这种对全球化好处的乐观态度已经让位于一种更加微妙的观点，这种观点关注于长期被忽视的相互依存的负面影响。正如马克·伦纳德所说，“我们这个相互连接的星球的核心特征是失控。”
首先，跨大西洋国家的许多中产阶级感到一些无法控制的力量正威胁着他们的工作和未来。正如贝塔斯曼基金会（Bertelsmann Stiftung）在新冠疫情暴发之初的一份报告中所说，“全球化的成果已经变得不那么明显”，而且“全球化的痛苦已经显现出来”。在这方面，新冠肺炎疫情也成为了一种催化剂，突出了人们对全球供应链的巨大依赖，包括对药品或口罩等重要商品的依赖。在接受慕尼黑安全指数调查的所有七国集团国家中，只有不超过10%的人不同意这些国家过于依赖国际供应链的说法。人们越来越担心战争或关键海上航线的关闭会造成半导体等关键商品的供应链断裂。
“你不再需要军队和导弹来造成大规模的破坏。你只需要用你的笔记本电脑就可以让工厂、城市管理部门和医院瘫痪。你可以通过智能手机和互联网来扰乱整个选举。”
——欧盟委员会主席乌苏拉·冯·德·莱恩2021年9月15日发表国情咨文演讲
此外，相互依赖并没有消除冲突。相反，互联互通的增加导致了一个“不和平的时代”的出现。这个时代的特点是对弱点的利用越来越普遍，政治学家亨利·法雷尔和亚伯拉罕·纽曼将这一现象描述为“相互依赖的武器化”（weaponization of interdependence）。连接人们、社会和国家的网络，从全球银行系统到供应链再到互联网，已经成为地缘政治竞争的关键领域。分析人士表示，“世界正走向一个永久性的、低级别冲突的新时代，这些冲突往往会被忽视、未被宣告、无有休止。”在网络领域，我们可以说已经进入了“永恒的网络冲突时代”（the age of perpetual cyber conflict）。在这样一个相互关联的世界里，网络连接可以在任何时候被用来与人对抗，这可能会进一步助长一种在自由民主国家中最为明显的无助感。独裁政府和非自由运动（illiberal movements）擅长于利用开放互联的全球体系，自由民主国家的开放已成为一种负担，使其在围绕未来国际秩序的斗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地缘政治竞争：能够得到控制吗？
尽管迄今为止，战略竞争仅限于“非战争措施”的形式，但不断增加的地缘政治斗争或将在未来面临失控。不久之前，公共知识分子宣称暴力活动的数量正在普遍减少，并认为人类正在“赢得对战争的战争”。如果和平仅仅被定义为大国战争的缺位，那么自1945年以来世界确实享受了罕见的长期和平。但是，认为有最强大国家参与的全面战争绝无可能爆发的想法可能将鼓励更多冒险行为，乃至引发无法控制的冲突升级。冲突研究者指出，“另一场在杀伤力上超越前两次世界大战的战争在你的一生中发生不是没有可能。”
“我们首要的共同责任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当权力博弈加剧，当集团心理重新出现，当我们的监管框架面临崩溃，当对既成事实政策的企图增加时，国际和平与安全即处于危险之中。”
——法国外长让·伊夫·勒德里昂（Jean-Yves Le Drian）2021年9月27日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
去年，东欧和印太地区的紧张局势显著加剧，促使研究者发出这些地区危险升级的警告。当像乌克兰或台湾这样的热点地区已经得到特殊关注，似乎主要大国也普遍被卷入关系不断恶化的漩涡之中。美国、中国和俄罗斯不仅开始注重提高其常规能力，也对其核力量加以投资。
与此同时，旨在提高透明度和限制冲突升级的制度与框架逐渐瓦解。近年来，除了2021年2月达成的将《进一步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措施的条约》（New START）延长至2026年，太多至关重要的军备控制协议遭到侵蚀，“意外核战争的爆发可能几近无人问津”。美国和中国尚未就相互脆弱性和军备控制展开有意义的讨论。对于一些人而言，这场甚至将核武器纳入在内的“新冷战”中的大国竞争，甚至比20世纪的美苏对抗更有可能发生。《原子科学家公报》（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设定的“末日时钟”（Doomsday Clock）表达了对事态或将失控的看法。它被描述为一个隐喻，即警告公众我们何等接近用自己创造的危险技术毁灭世界的未来。自2020年以来，这个时钟被设定为距离午夜100秒——这是有史以来最接近的时间。同样，正如时钟隐喻所暗示的，普遍的情绪便是这些发展已成必然——即使事实显然并非如此。但是如果太多人相信在世界大国间逐步升级的冲突无法避免，军备控制或大国管控徒劳无功，那么自我实现的预言发生的可能性也将逐渐增加。
人道主义危机和暴力冲突：能够得到缓和吗？
从另一个角度看，重新对大国竞争予以关注也可能对世界上许多其他“较小”的冲突影响深远。鉴于世界主要大国的优先事项正在转移，这些较小的冲突要么可透过日益占据主导地位的战略竞争的棱面观察到，要么直接从全球视野中淡出。由于过去十年里明显增加的暴力冲突（主要是在美国州内和国际上其他州内）时常导致大规模的人类苦难，这种小冲突的风险便更加巨大。需要借助外部支持来缓解日益增多的人道主义危机。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OCHA）收集的数据显示，在过去25年里，人道主义危机的平均持续时间从不到两年增加到近七年。根据国际救援委员会（IRC）编制的2022年紧急观察名单，目前有超过2.5亿人需要人道主义援助，这一数据在两年内增加了63%。因此，人道主义系统同样不堪重负。国际救援委员会主席大卫·米利班德（David Miliband）谈及一场“近乎永久性的危机”相当于一种“系统故障”。然而，似乎没有人愿意参与到繁重的系统修复工作中去或提出一个更好的系统，即使专家们相信，从长远来说，适度增加对风险降低及预防方面的投资有助于保障生命、节省资金。
“人道主义系统根本上看将无法跟上（需求的）步伐。政治领导人如果认为人道主义组织能够继续应对危机的后果，那就错了。这些危机已经变得更加普遍、持久、昂贵，而且就需求而言，资金也并不如25年前充足。”
——时任联合国主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马克·洛克（Mark Lowcock），2021年4月29日
尽管西方国家刚刚开始从过去三十年的干预中汲取教训，但不可否认，诸多干预和国家建设活动的结果不如人意，反而进一步引发了外部行为者是否应该实行干预的问题。正如美国总统拜登所言，撤出阿富汗以集中精力应对其他威胁的决定“不仅关乎阿富汗”，而且关乎“结束一个以重大军事行动重塑其他国家的时代”。然而，如果建设国家的大胆设想终被证明为是幻梦一场，且导致了西方从暴力冲突中的全面撤退，那么其产生的后果将是负面的。一个显著风险是，对于一些资源密集型任务理所当然的失望将转化成一个后干预主义时代，即把失败干预连带着维和一起放弃了，就像泼洗澡水的时候把婴儿一起扔掉。尽管“最大化方法”已经失败，但研究表明（即使是小规模的）维和行动确实有所效用。因此，将世界上越来越多的撤出等同于另一个“习得性无助”的案例，这是对于过去教训的“过度学习”。
放下无助
诚然，由看似永无休止的危机和自我感知的无能为力所引发的“习得性无助”（learned helplessness）有助于我们理解世界的现状，而心理学的洞察也可能启发潜在的疗法。心理学家马丁·塞利格曼（Martin Seligman）认为，治疗“习得性无助”患者的最佳疗法是“习得性乐观主义”。正如《慕尼黑安全指数》（the Munich Security Index）所显示的，世界上许多自由民主国家确实需要“重新学习”乐观主义（图1.5）。
图1.5 公民对于自己国家未来十年发展的乐观指数（感到“乐观”减去“悲观”的百分比），按照不同的政策领域，时间：2021年11月，单位：百分比
然而，要放下“无助”，人们需要再次相信他们能够改变环境，能够对周围环境施加一定程度的控制。换句话说，他们需要对自己和政府的行动能力重新树立信心。
“我们接受了这个时代的挑战，而且我们有信心：我们将克服它们；不是因为我们低估了这些问题，而是因为我们有如何解决问题，如何化险为夷的精确计划。”
——德国总理奥拉夫·朔尔茨2021年12月15日向德国联邦议院提交的政府声明
如果世界上的自由民主国家陷入集体无助的境地，那么非自由主义的思想将获得成功，并创造一个新世界，重要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和人权将遭受越来越多的践踏。因此，那些仍然相信自由民主模式和在基于规则的秩序中进行多边合作更优越的人们，需要证明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正如德国总理奥拉夫·朔尔茨在联邦议院谈及一个拜登总统反复提起的主题时，总理表示：“世界上的自由民主国家必须再次证明，它们能够对21世纪的挑战做出更好、更公平和更公正的回应。”
原则上，没有理由认为我们做不到。以史为鉴，历史表明了“民主国家能处理任何事情。”虽然挑战艰巨，但我们能否承受挑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我感知。我们是否认为我们是集体无助的？或者我们是否愿意在可以扭转局势的情况下动用我们的资源？
毕竟，尽管专制大国崛起，世界自由民主国家的综合实力在当下仍然是无与伦比的。此外，对于上述所有政策领域，都有现成的战略、手段、计划和想法。“跨大西洋待办事项清单”（transatlantic to-do list）也是一份可完成清单（can-dolist）。德国、美国和英国的科学家已在创纪录的时间内研发出能预防新冠肺炎的疫苗，许多机构正在为所有人消除该流行病的最佳途径冥思苦想。至少在理论上，世界拥有它所需要的一切。正如应对新冠肺炎所显现的，世界上的民主国家仍然可以在必要时筹集到大量资源。因此，我们在解决气候变化方面肯定也可以这样做。尽管在达成气候中和（climate neutrality）的道路上困难重重，但科学家们认为，世界可以扭转局势，将全球变暖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虽然民主国家在这方面需要大量支持，但它们仍能在这场斗争中发挥带头作用。在大国竞争的问题上，虽然一些人可能认为战争不可避免，但外交可以将合作与竞争正确排列组合，制定战略，从而证明他们的想法是错误的。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放弃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核心要素；一个民主团结的大战略可能会为我们指明方向。
尽管很多人对民主的未来感到焦虑，但《慕尼黑安全指数》的数据也显示，人们仍然认为民主国家比不民主国家更有能力解决未来的问题。
“我们必须从一个在内部合作的欧洲，转变为一个在世界上强大的欧洲而存在，让欧洲拥有充分的主权、决策自由并能掌握自身命运。”
——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在2021年12月9日的欧盟理事会法国轮值主席介绍会上的发言
虽然自由民主国家如今面临压力，但它们不必继续采取守势。尽管遭受挫折，跨大西洋伙伴别无选择，只能努力加强在“慕尼黑安全政策会议特别版”（MSC Special Edition）上所展现的势头。零散的反非自由主义浪潮的运动已经出现，其重点是基于价值观的合作和民主复原力。采取诸如法德两国提出的“多边主义联盟”（Alliance for Multilateralism）计划；美国总统拜登的“民主峰会”（Summit for Democracy）；恢复七国集团这个拥有共同价值观的重要组织的活力；复兴北约（不久前还宣布了“脑死亡”）；或欧盟在多个政策领域宣传的“欧洲主权”（European sovereignty）倡议。尽管批评者指出的这些倡议的缺点确有道理，但它们代表了一种明显的进步，以及再次奋起抓住时机的抱负。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系统性竞争能够刺激自由民主国家改革，创新和重拾合作，那么它就不一定是件坏事。
其中的利害关系很大——障碍也很大。但无论多么有道理，都没有时间沉迷于世界政治之苦（Weltpolitikschmerz）。正如德国总统弗兰克-瓦尔特·施泰因迈尔（Frank-Walter Steinmeier）在2021年9月的联合国大会上所说，如果从“地缘政治的幻灭”（this moment of geopolitical disenchantment）中汲取的教训是退出，那将是一个错误的教训。世界上的自由民主国家已经克服了以前的危机，通过放下无助，它们就可以再次做到。通过“强力应对而不仅仅是被动反应”，它们将有机会扭转局势。
翻译：汤卓筠、蔡依航、高云萌、胡宇恺
核译：许馨匀、张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