佉卢文简牍所见鄯善国丝织品贸易
摘要：作为丝绸之路交通枢纽的鄯善国，历来是中原丝织品西传必经之地。20世纪初以来，新疆出土了大批佉卢文简牍，其中有不少内容涉及3至4世纪鄯善国内丝织品流通及贸易等问题。简牍显示，丝织品在鄯善国内的走俏，以其深入鄯善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伴随着中西丝绸之路商贸的不断发展，鄯善国内与国际市场的丝织品种类不断丰富。鄯善国同中原内地的商贸互市为鄯善国丝织品贸易的主要方面，与此同时随着丝路沿线诸国的转运贸易，来自西方的丝织物亦进入鄯善国内市场，鄯善国及其周边贸易亦趋向多元。
关键词：鄯善国；丝织品贸易；佉卢文简牍；丝绸之路
众所周知，丝绸为中国的发明与文明标志。早在距今5000年前，我国黄河、长江流域养蚕缫丝即已形成。先秦时代，丝绸开始西传。汉代丝织技术发达，尤其张骞“凿空”，中西交通迅速发展，丝织品大规模流向西域、中亚、西亚、罗马等地，一条横贯欧亚大陆的陆路交通商道逐步形成，这条商路因以丝绸作为主要媒介而被称为“丝绸之路”。
鄯善国位处新疆南部，扼控丝绸之路交通要道，原名楼兰（Krorayina），公元前78年更名鄯善，至公元445年国灭。鄯善国官方文字为佉卢文，这种文字起源于古代印度西北的犍陀罗地区。佉卢文由音节字母组成，从右向左书写，随着东西方交通的不断发展这种文字亦不断进行传播，公元3~5世纪流行于塔里木盆地南缘的于阗、鄯善等国，后随着鄯善国的灭亡而销声匿迹。20世纪初，在塔里木盆地南缘古鄯善国境内出土大批佉卢文简牍，[1]为研究3-5世纪的鄯善国史，尤其是社会经济史提供了全新资料。其中有20件涉及丝织品，为鄯善国丝绸生产与丝织品贸易的研究别开一生面。
（佉卢文木牍，图源：A.Stein, Serindia）
一、佉卢文简牍所见丝织品概况
在现知的与丝织品有关的20件文书中，8件无法确定年代，其余12件都有纪年，其中，Kh. 207写于贝毗耶（pepiya）王在位时期，Kh. 345、Kh. 583写于安归迦（Amgoka）王时期，Kh. 3大致在安归迦（Amgoka）中晚期至马希利（Mahiri）王在位时期，Kh. 318、Kh. 343则写于伐色摩那（Yasmana）在位时期，其余6件，即Kh. 35、Kh. 184、Kh. 288、Kh. 566、Kh. 585、Kh. 728，则被推定为马希利（Mahiri）王在位时期。[2]可见，其时代主要集中于五位鄯善王在位时间。早年，英国学者拉普逊（E. J. Rapson）构拟出鄯善国王统世系，并制年表，为后人研究奠定了基础。[3]嗣后，布腊夫（J.Brough）对诸王在位年代进行了推算。[4]再后，孟凡人综合前人研究成果，推算出的五位国王在位的绝对年代。[5]由是可知，贝毗耶（pepiya）至伐色摩那（Yasmana）在位时期的绝对年代大致在公元245/246年至公元331/332年，目前所知佉卢文简牍中丝织品的记载时间便集中于此一时段。
在既刊简牍中出现的丝织品种类大致有绸缎、锦、绣品等。
绸缎（paṭa）是简牍中最常见的丝织品，“paṭa”亦写作“paṭṭa”，汉意为布，帛巾，绢，[6]佉卢文简牍中所提及的绸缎以Kh. 660记载最丰富，简牍所记既有普通的绸缎，亦有经过印染的各色彩缎如“黄绸缎（paṭa paṃdura）”、“紫红绸缎（sanapru paṭa）”、“青绸缎（rayaǵa paṭa）”，以及“绢（paṭaṃca）”。[7]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时属2~5世纪的佉卢文文书中，纺织品名称多见，却独不见用以表示棉花的词。[8]斯坦因曾言：“弄清垃圾中是否有棉织品，对于考古研究很有意义，因据我迄今为止的发掘经验，只有唐代或其以后的废址中才有这类东西。有鉴于这一标准，此处我必须说明，哈塞克博士在分析了我们提供的样品之后，发现从安迪尔堡墙下挖出来的碎片中，根本没有棉制品。”[9]这说明，东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棉花虽然在西域已有种植但并不广泛，及至高昌国与唐西州时期，棉花种植在西域，尤其是吐鲁番一带才变得非常普遍。[10]
简牍中表示“锦”的词汇很多，有写作“citraga”（Kh. 318），也有写作“citra”（Kh. 566），或“larsuǵa hasta”（Kh. 728）。简牍记载锦织物以锦袍（Kh. 149），锦带（Kh. 566），锦绸（Kh. 728）为主，另有一些为来自波斯的锦织物，如Kh. 318与Kh. 660便提到“黑色波斯锦上衣（khara varna prahuni）”、“波斯彩锦（paliya[va]rnaǵa）”[11]、“波斯锦彩色丝毛混纺锦（palaģa varna nutaṃna）”之类织物。
古代丝织工艺中，织锦工艺十分复杂，经纬组合织法众多，质地较绢为厚，以彩丝织就纹饰，图案多样，十分精美，故锦织物历来受西域人民喜爱，遗物在楼兰、尼雅等遗址多有发现，便是明证。举其要者，如楼兰遗址发现的“长乐明光”锦、瑞兽禽鸟“延年益寿”锦[12]、“望四海贵富寿为国庆”锦、“延年益寿大宜子孙”锦、“延年益寿长葆子孙”锦、“永昌”锦等。[13]尼雅遗址95MNIM3、M8合葬墓的“王侯合昏千秋万岁宜子孙”锦、“世毋极锦宜二亲传子孙”锦枕、人物禽兽纹丝绵锦袍、“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护臂、“讨南羌”锦等。[14]此外，在Kh. 316[15] 与 Kh. 318[16] 中出现的“prigha”一词，亨宁（W. B. Henning）经过分析，指其为“单色锦缎或素色纹锦”。[17]阿格华尔（R. Ch. Agrawala）则认为这类织物有可能由印度织就，亦有可能为来自中亚与中国的舶来品。他将Kh. 318所见śpeta prigha kacṃuli与古印度耆那教徒之衣着及和田壁画之人物形象进行对比，惜未能找到与prigha对应的内容。[18]林梅村从读音入手，指该词应为汉语“绫”字音译。[19]绫是一种以斜纹底加斜纹花织就的丝织品，由绮发展而来，只是花色、纹饰比绮更复杂多样，汉晋时期的绫织物是当时中原出口丝织品中价格最昂贵的品种之一，楼兰、尼雅遗址出土丝织物中以平纹绮织物居多，斜纹绫织物极少，佉卢文简牍中的“prigha”质地是否为绫，尚难遽断。
（楼兰出土“望四海贵富寿为国庆”锦，图源：侯灿《楼兰城郊古墓群发掘简报》）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讨南羌”锦缀合复原图，图源：《新疆民丰县尼雅遗址95MNI号墓地M8发掘简报》）
刺绣指的是在织物上穿针引线以制成的图案，是我国古代丝织工艺最为精美的一类，绣品在中西丝绸贸易中最为畅销。汉晋时期的刺绣工艺十分成熟，刺绣以锁针织法为主，多用各色丝绣，仅纹饰便有动物纹、花卉、几何纹、文字图案等类型，表现手法相对自由。[20] Kh. 318提到的“Vidipanda刺绣”，阿格华尔指其名称应来自印度。[21]与刺绣相关的出土物在塔里木盆地南缘多见，如尼雅59MNM001遗址出土有动物花草绣、花鸟绣、卷草绣、如意绣、瑞兽纹绣等，[22]在且末扎滚鲁克1号墓地三期墓葬出土有绿绢地鸟纹刺绣，此外还有明显西式风格的织物，如白绢地忍冬纹刺绣、原白色缣地葡萄纹刺绣等。[23]
（蓝地瑞兽纹绣，图源：《新疆民丰县尼雅遗址95MNI号墓地M8发掘简报》）
（白地红条纹锦，图源：《1998年扎滚鲁克第三期文化墓葬发掘简报》）
此外，佉卢文简牍中还出现一些质地不甚明了的丝织物，如Kh. 343所见paḍichitaǵa（短上衣）；Kh. 431所见aǵiṣḍha、astarana（短丝绸）和Kh. 697所见prahitayirke（丝绸）等，对其材质的认知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二、佉卢文简牍所见丝织品在鄯善国的流通
汉武帝数度遣使西域以通诸国，嗣后，中原丝织品源源不断输入西域，鄯善国亦从中受益，丝织品自进入鄯善国内便赢得国民喜爱，至公元3、4世纪，鄯善国内丝织品的流通已十分普遍，但与中原地区丝织品流通情况迥异的是，丝织品于鄯善国内不仅仅作为商品出售，在很多情况下，常作为等价物以及支付媒介，通过佉卢文简牍之记载可见，鄯善国内丝织品的流通及使用已超越丝织品本身的职能。
鄯善国内商品交易通常以物物交换为主，牲畜、谷物、酒、纺织物等皆用以交易。丝织品亦作为等价物出现于鄯善人交易活动中，如文书Kh. 343记载，精绝州长罗苏奉命用一件丝质短上衣（kaṃjuliya）的价值购买食物，收到了16穆立（muli）与15硒（khi）。[24] 这不是一笔小数目，须知，佉卢文简牍所记度量中1弥里码（milima）等于20硒（khi），1穆立相当于1弥里码谷物价值。[25]据段晴研究，1弥里码约合20公斤。[26] 若照此换算，则16穆立（muli）15硒（khi）粮食即约合335公斤。文书中并未提及这件短上衣质地为何，然而仅此一件便能换取这么多粮食，可见其质地非同一般，价格不菲。诚然，以这样昂贵的丝织物进行交易，于佉卢文简牍中并不常见，鄯善人通常用以交易的织物为“绸缎（paṭa）”，即一般质地的绢物，此亦用于人口贩卖之中，一件涉及人口买卖的文书便述及精绝人苏耆陀曾买下一名叫苏耆沙的女子，出价绸缎（paṭa）41匹。[27]
值得注意的是，以丝织品为等价物从事贸易并非鄯善国所特有。两汉时期的丝织品在中原以及边境贸易中已被用于缴纳罚款等事宜，[28] 彼时汉使抵达西域诸国，《史记·大宛列传》言其“非出币帛不得食”。汉末魏晋中原币制混乱，钱币自身的价格摇摆不定，反而丝绢以其不菲的质地和稳定的价格而成为衡量物价的标准，“谷帛相贸”的情形普遍中原市场，汉籍史乘对当时以丝计价之事多有记载。[29] 这一情况亦出现在西北边陲，《晋书·张轨传》载：“泰始中，河西荒废，遂不用钱。裂匹以为段数。缣布既坏，市易又难，徒坏女工，不任衣用，弊之甚也。”楼兰地区出土的一件晋泰始五年简牍曰：“出敦煌短绫綵十匹，泰始五年十一月五日从掾位马厉主者王贞从给吏宋政籴谷。掾位赵辨付从史位宋政功曹阚，出余綵七匹又一匹毡布十三匹。”[30] 证明楼兰戍卒在交易时常将丝织品当作一般等价物。
鄯善国将丝织品作为等价物，应系中原影响所致。依佉卢文文书记载，鄯善国内充作等价物流通的货品主要有谷物、牲畜、毛织物，三者均系鄯善国常见农牧业产品，价格波动不大，相对稳定。就丝织品而言，初入西域社会，以其质地新奇，诸国皆视为珍物，属奢侈品之列，不可能作为等价物流通。随着中原丝织品在西域市场的广泛流通，丝织品交易愈发频繁，在西域地区的价格亦将逐步趋于平稳，加之西域屯田戍卒以绢相贸的间接影响，以及西域社会对丝织品长期且具有一定规模的需求，鄯善等国丝织品储存与流通均达一定规模，丝织品作为等价物在鄯善国流通自是水到渠成。鄯善国境内抑或已形成了一套兑换机制，可以用丝织物换取等价的各类物品。
既已充当一般等价物用于日常交易，丝织品自然也就成为一种流通方式，便是作为支付手段。鄯善国税收名目众多，税费经常以实物替代，丝织物亦常被作为税费上缴。如Kh. 207记录阿迟耶摩县一人欠税，所计税费有：“绳索（raiya）一条、粗毯（kośava）六块，akiṣḍha一份，布（thavaṃna’e）五份。”[31] Kh. 431记载耶吠村酒税之事，统计耶吠村好酒三年税收，其第三年税收被告知“酒要卖出去，以换取短绸（astarana）和衣褥（vastarana）。”其后“罗苏将这些酒作价为一匹年齿5岁的马。他用一匹马换取酒5硒和绸缎（aģiṣḍha）二块。阿格陀色波伽将把第二匹马从这里带到汝处，连同两块毛布（koj´va）和一块绸缎（aǵiṣḍha）一起，由税官摩利伽负责收取”。[32]可见相对于其他实物税款，丝织品更为当地政府所青睐。一般民众同样奉丝织品为公道合理的等价之物，Kh. 225提及一人于他人土地上播种，而后获得了“谷物一弥里码，获丝绸（paṭa）二匹”，[33] 此处所获得之物应为此人劳作之薪酬，亦以丝绸作酬金。丝织物流通之广泛于鄯善国僧界亦有表现，文书Kh. 489为鄯善国都城僧界为精绝地区僧界所制定的规章，其中针对僧人的违规行为进行罚款，文书记载：
嗣后，任何僧人不参加僧界之活动，将交付罚款丝绸（paṭa）一匹；任何僧人不参加posatha仪式，罚款丝绸（paṭa）一匹。被邀请参加posatha仪式却身着俗服之僧人，罚丝绸（paṭa）一匹。任何殴打他人之僧人，轻者罚丝绸（paṭa）五匹，不轻不重者罚丝绸（paṭa）十匹，重者罚丝绸（paṭa）十五匹。[34]
文书可见所罚款项皆为同一质地的丝绸，职是之故，可以认为此处的丝绸当为一种统一的款额制式，以方便计算。这便要求受罚的僧人即便自身并没有丝绸，亦需将其他实物换为丝绸来上缴。
由此可见，鄯善国内丝织品于民间社会、寺院经济、国家财政等方面的运用均具有一定影响力，形成如此局面的原因一方面在于其国内丝织品储藏量的稳步提升以及丝织品于鄯善国内存在巨大的市场，另一方面，则在于鄯善国与中原等地区所建立的长期且具一定规模的丝织品贸易关系。
三、鄯善国的商贸交通
在论及鄯善国丝绸贸易之前，我们有必要就鄯善国贸易通道问题稍作交代。鄯善国位于丝绸之路商道要冲，尤其是汉代以后，丝绸之路出玉门关、阳关后分道南北，“北道”沿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北缘西行，经车师前部、焉耆、尉犁、龟兹等国至大宛等地，南道介于昆仑山北麓与塔里木盆地南缘间，西行途经鄯善、扜弥、于阗、莎车等国至安息（波斯）、身毒（印度）等地。至三国魏晋时，路线有所更改，由两道变为三道，史载：“从玉门关西出，经若羌转西，越葱岭，经县度，入大月氏为南道。从玉门关西出，发都护井，回三陇沙北头，经居卢仓，从沙西井转西北，过龙堆，到故楼兰，转西诣龟兹，至葱岭，为中道。西出玉门关经横坑，辟三陇沙及龙堆，出五船北，到车师界戊己校尉所治高昌，转西与中道合龟兹，为新道。”[35]
（丝绸之路西域诸道，图源：殷晴《丝绸之路与西域经济》）
鄯善国所在，乃西域之门户。鄯善国于东汉末年对周边小国进行兼并而成西域大国，雄踞西域南道。时国内由若干绿洲城邦组成，依佉卢文简牍所反映的信息，鄯善国之中心区域可分数州（raya），各州治下有城（naǵara）、阿瓦纳（avana）、村（ǵrama）、部（pradeja）等行政单位。[36]简牍所见各州首府城镇，分别为王城扜泥（Khvaniya）、 楼兰（Krorayina）、且末（Calmadãna）、莎阇（Sãca）、尼壤（Niña）、精绝（Cadh'ota），佉卢文简牍中亦可见相应各州州长，除此之外鄯善国境内还有山地（parvata）等从属于鄯善国的边区部落。据言，山地是鄯善国唯一已知的黄金来源地。[37]
楼兰位于鄯善国境东端罗布泊西北岸，本为古楼兰国都城，《魏略·西戎传》所载“故楼兰”便指楼兰城，已释读的佉卢文简牍中并未发现有“楼兰州”州长其人，林梅村分析认为佉卢文简牍中的“Krorayina”一词不仅指楼兰城，亦作为鄯善国治下一州之名，王城扜泥亦或在楼兰州境内。[38] 据黄文弼早年调查，扜泥城即今若羌县东南方向的且尔乞都克古城，亦即唐代石城镇。[39] 公元前78年，楼兰更名鄯善，兹后，都城迁往扜泥，直至公元442年为沮渠无讳的军队攻陷都城，王廷流亡至且末。
鄯善国境以西的精绝应与于阗国接壤，Kh. 14载：
今有沙弥伽上奏本廷，彼负使者之命前往于阗，应由且末派一护从送其至莎阇；再由莎阇派一护从送其至尼壤。从尼壤至于阗，应由精绝派一护从，（送其）至于阗。当汝接到此楔形泥封木牍时，自尼壤至于阗途中护从之薪俸应由汝按惯例连同额外津贴一起支付，务必依法作出裁决。[40]
简牍所言从尼壤能够直达于阗，而其间却需由精绝委派人员护送，故可知尼壤同精绝所在应为同一地区，且尼壤、精绝一带为于阗国与鄯善国相接壤之过渡地带，不时有于阗军队侵扰以及来自于阗难民入境，这一地区形势自然较其他地区紧张，故尼壤与精绝两地皆需对过往旅人的安全负责。比起尼壤到于阗的路途，精绝的位置是较为“不当道”的，尼壤城所在应为精绝以南，二者相距不远。[41] 此外，佉卢文简牍中涉及鄯善国境内各地区以及同邻国往来时常提到“响导”与“卫兵”等人员设置，以及支付使者的口粮与薪俸问题，亦可知在鄯善国内，至少对于国之边境地区，应有一套较为成熟的驿传制度。[42]
鄯善国境内沙漠地带广袤，交通运输以骆驼为主。佉卢文简牍中多有记载骆驼运输税款以及货物之事，依Kh. 135所记，骆驼亦为鄯善境内驿所之必备。[43] 鄯善国的骆驼是分养的，有王室骆驼与普通骆驼之分，骆驼在国境内还能用以充当等价物（Kh. 590、Kh. 592）[44]以及当作税费上缴（Kh. 42）。[45] 王室骆驼在鄯善国内的地位十分特殊，佉卢文简牍多记载王室驼群途径各城镇时，由当地提供饲料和饮水，并予以照料（Kh. 55），[46] 虽然鄯善国内用以运输的亦有诸如马匹、牛等牲畜，但尤为鄯善人所珍视的仍旧是骆驼，国王甚至将对其所有骆驼的管理等相关事宜列入国法。[47]
四、鄯善国的丝织品贸易
通过以上所述，可以较为清晰地勾勒出一条由中原前往鄯善国，贯穿鄯善境内远达于阗等地的商贸运输路线。Kh. 660的记载，则生动地展示了当时鄯善国内丝织品往来运输的盛况。简牍内容如下：
彼等再次从扜泥归来后，交付黄绸缎（paṭa paṃdura）。彼等从普斯迦里亚处送去绀青绸缎（rayaǵa paṭa）一块。策特罗吉尔取紫红绸缎（sanapru paṭa）一块。罗塔帕罗收取波斯彩锦（palaǵa varna）一块。达卢格收取绸缎（paṭa）一块。弥支迦购买波斯锦彩色丝毛混纺锦（palaǵa varna nutaṃna）一块。喀婆陀耶收取波斯彩锦带（baṃdhitaǵa palaǵa-varna）一条。普那色那取绢（paṭaṃca）七块。他们购买摩噶亚的绯色锦袍带（baṃdhitaǵa kremeru nutaṃna）一条。山地人取绢（paṭaṃca）二块。那弥尔噶耶取紫红绸布（sanapru paṭa）一块。[48]
该件简牍发现于今新疆和田的安迪尔故城遗址，据孟凡人分析，这件文书的年代应在马希利王至伐色摩那王在位时期。[49] 时安迪尔处于鄯善国治下，位于鄯善国莎阇（Sãca）州境内。这里还曾出土过一件来自于阗的契约文书（Kh. 661），大体与Kh. 660同时，是这一时期鄯善同于阗交流之历史见证。Kh. 660提到，商贩自都城扜泥城贩运丝织品至莎阇地区，所运丝织品既有来自中原的各类丝绸，亦有波斯织锦。可见当时的王城扜泥，既是鄯善国政治中心，亦为商业贸易中心，来自东西方的丝织品汇聚于斯。鄯善国内的丝织品贸易应以民间贩运交易为主，由商贩自各商业中心购置大批量织物再行贩运至国内各个地区。一些偏远地区的居民，如简牍中提到的山地人（parvatiye），也依靠该途径而获得丝织品。[50]
中原同鄯善国的丝绸贸易方式，一般以赠赐与贩运为主。早在汉通西域以前，欧亚内陆跨境贸易即已存在，张骞于大夏见到的邛竹、蜀布便是明证，[51]但此种贸易仅为民间个别行为。[52] 汉廷“凿空”西域，真正建立了中原王朝同西域的官方外交，随着匈奴的败亡继而得以确立西域国家同中原的朝贡关系。吾人固知，中原与西域地区之所以能够进行持续的丝绸贸易，主要在于汉晋时期中原丝织技术的持续发展以及丝绸的大量库存。是以，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使团得以携带“赍金币，帛直数千巨万”，实际上赠赐也是丝织品得以大量输入西域的主要途径之一。至北魏年间，泰武帝数度遣使西域，亦带去大批丝织品赐予诸国，史载：“遣散齐侍郎董琬、高明等多赍锦帛，出鄯善，招抚九国，厚赐之。”[53]
西域商路既通，贸易之事遂兴。《史记·大宛列传》载：“自博望侯开外国道以尊贵，其后从吏卒皆争上书言外国奇怪利害，求使。”西汉出于对蛮夷的提防，对外商市有诸多限制，仅货物运输出境，即需取得相关许可，否则视为犯罪。[54] 西汉后期至东汉年间，朝廷转而鼓励贸易，于边关行定期互市，加上政府专卖制度的变化，朝廷的经济政策相对宽松，私营工商亦得到复苏，使民众获得更多的竞争机会。此时的商品贸易颇为活跃，尤其民间商贾贩运丝绸出境频繁。楼兰L.B墓地曾出土一件东汉“延年益寿大宜子孙”织锦（编号MB2:37）。[55] 锦边写有一行佉卢文，内容为：“bimva srihetasa ciṭa panaya 100”，意为：“频婆·室利诃之锦（价值）百钱。”这件织锦的年代应在桓灵之际，不会晚于公元188年。[56] 此亦为斯时丝绸销往域外之明证，尤有进者，伴随这块织锦一同出土的，还有不少东汉织锦、铜镜、漆器及一些五铢钱，这些器物在楼兰流行的时间要晚于中原地区，乃中原内地传入之物。东汉时中原与西域虽曾“三绝三通”，但两地间的往来贸易似乎并未受太大影响，斯时中原至西域商路“驰命过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57]
魏晋时期，由于中原王朝在楼兰等地进行屯田，汉人移民不断迁入西域，佉卢文简牍多有彼时汉人入鄯善国的记录，如Kh. 255即讲到一位汉人在鄯善国内有地产，并有进行土地买卖之事；[58] Kh. 324有汉人参与奴隶买卖的记载；[59] Kh. 686提到分布于鄯善国内的汉人，言鄯善腹地且末、尼壤等地皆有汉人移民居住。[60]从简牍所传递信息可知，当时汉人不仅在鄯善国境内居住，而且已经融入当地社会。韦正在研究楼兰汉晋墓葬时就强调，汉式陶器、墓葬形制表明汉末魏初曾有相当数量的汉人进入楼兰地区，当时中原政权对楼兰的控制或许并不像以往所认识的那样衰弱。[61]
从中原地区到鄯善国丝绸贸易，在佉卢文简牍中记载最直接的莫过于Kh. 35，简牍内容如下：
致州长怖军和税监黎贝：
应阻止苏耆陀，现没有商贾自汉地来，可不必查清丝债（paṭa ṛna prochidavo）。至于橐驼之事，应烦劳檀支那负责，待自汉地来的商贾抵达时，务必查清丝债。若发生纠纷，朕将于王廷亲自裁决。[62]
这件简牍为马希利王统治时期王廷至尼壤州长同税监敕谕，简牍提及的“丝债”，一般认为是丝织品贸易的赊贷交易方式，亦有可能如同所有的中转贸易一样为当地征收的一种过境税。[63] 据简牍所传递的信息，耶鲁大学教授韩森（Valerie Hansen）最近提出，此简内容系鄯善政府为寻求汉商关于丝绸的估价意见，以其民众不习绢之价格，而需等汉商到来才能解决丝绸纠纷案。[64] 此说有其道理，但仍有可商榷的余地。前文已述佉卢文文书确有记载鄯善国人用丝绢进行交易等事宜，进一步言之，鄯善国内对中原之丝亦应有一套相应的兑换机制，即便不知丝绸在中原之实际价格，就当地民众而言，对中原丝绸的兑换价格当不致陌生。以此观照韩森教授观点，其所谓因价格而造成的丝绸纠纷案当不会在当地民众之间发生，简牍中的“商贾”既有可能为汉人，也有可能是来自中亚地区的胡商。[65] Kh.35明确记录自汉地来之商贾为佉卢文文书记载之孤例，就目前所刊布佉卢文简牍文书与传世文献记载，实难坐实，但借由该文书，可以想见这一时期鄯善国的丝织品贩运，仍以汉地或中亚的外商为主。这些外商往来于中原与中亚地区，途径鄯善时会与当地人进行关交易。至于长途贩运，虽有之，但并非常态。
自西域西行的交通路线自丝绸之路开通便持续繁荣，在今天新疆境内各地遗址屡见来自罗马（大秦）、波斯（安息）、贵霜等地各类钱币、玻璃器以及数量众多带有明显西方纹饰特征的织物。佉卢文简牍中西方织物的记载集中出现于Kh. 318 与Kh. 660，Kh. 318中的织物有彩色波斯织物（citraǵa lyokmana）、黑色波斯锦上衣（khara varna prahuni）、波斯刺绣（suj´inakirta lyokmana）、波斯彩锦（paliya[va]rnaǵa），金缕罽上衣（prahuni suvarnadare），Kh. 660提到波斯彩锦（palaǵa varna）、波斯锦彩色丝毛混纺锦（palaǵa varna nutaṃna）、波斯彩锦带（baṃdhitaǵa palaǵa-varna），两件文书所提及织物名称皆来自林梅村于1998年的重译。[66] 简牍中的这些织物皆冠以波斯之名，有可能是波斯人用中国丝制成的。
《史记·大宛列传》记载：“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其地皆无丝、漆。”安息很早便取得了中国丝绸，公元前116年张骞使团第二次出使西域，“赍金币，帛直数千巨万”，汉使抵达安息，受到安息王热情迎接，继汉使还，“而后发使随汉使来观汉广大，以大鸟卵及犁轩善眩人献于汉”。我们有理由相信此次出使安息已然见识到丝绸的奇妙，继而“发使随汉使来观汉广大”。另一方面，作为东西方贸易枢纽的安息，自将由汉地而来的丝绸及方物继续向西贩运，西方诸国始知丝绸，罗马即其一。
汉使团并未能抵达罗马，和帝永元九年（公元97年）甘英等人曾做尝试，却为安息人所阻，仅获知大秦国名、地理位置等讯息。[67] 罗马在得到中国丝绸后，亦努力尝试与汉交往，《后汉书·西域传》载大秦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缯彩与之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汉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是故，在东汉桓帝延熹九年（166年）大秦取海路与中国取得交往之前，罗马至中原主要的贸易交流，实则是通过中间国家如印度、安息的中转来完成，这也形成了东西方世界丝织品贸易的一个重要特点，间接交换，即转运。[68]
安息及其后萨珊王朝控制由中国进入西亚去往欧洲的贸易通道，直至公元6世纪末萨珊王朝覆灭。随着丝路国际间贸易的发展，中原之丝大量进入波斯，中原史籍中亦多有波斯王公贵族身着锦袍的记载，[69] 并且我们确知随着中原之丝不断传入波斯，当地人也在逐渐掌握丝织工艺，至南北朝时来自波斯物产中已有绫、锦、叠（丝锦，一种彩色织品，质地为丝）的记录，[70] 季羡林认为至迟在公元6世纪初叶以前波斯已能织就绫锦。[71]
“蚕种西传”木版画（图源：A.Stein, Ancient Khotan.）
于阗国为当时塔里木盆地负有盛名的丝织业中心，其丝是从中原传过去的。7世纪著名旅行家玄奘西天取经途次于阗，在当地听到一个有关蚕种西传的古老而动人的传说，大意是说于阗原来不知桑蚕，借由嫁于阗的“东国”公主把桑蚕种子藏在帽子里带到了于阗，并在《大唐西域记》卷12中记下了这一生动的传说故事。[72] 鄯善国地处于阗通往中原的咽喉地带，其桑蚕养殖与丝织应早于于阗，中原丝织技术传入鄯善国的时间，据刘文锁推算，大致应在公元三世纪左右，约四世纪末五世纪初传入于阗一带，[73]继而进一步西传至波斯。在此之前，波斯所能拥有的丝绸皆依靠丝路沿线进口，孟凡人亦认为在掌握丝织技术以及进口生丝之前，波斯曾大量购买来自中原的丝绸进行拆线，再织成带有本地风格的波斯锦出口。[74] 这些用以出口的波斯锦，在向西方贩运的同时极有可能也在向东方贩售，并通过和田地区流入鄯善地区。楼兰一带亦曾出土多件具有萨珊风格的织物，如斯坦因在楼兰L.C.遗址发现诸多带有明显西方风格纹饰如动物纹、卷云纹、花草纹等的绸缎、锦织物等。[75] 姜伯勤指“波斯锦”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波斯锦指原产自波斯的织锦，广义波斯锦指萨珊式锦，可能产自粟特或中国西北等地。[76] 然则，可推想佉卢文简牍Kh. 318与Kh. 660所记载的波斯织物既有可能是波斯采用中国丝织就，再沿丝路沿线贩运至于阗、鄯善，也有可能制作于中原，然后途次西域而销往西方。自公元3世纪以降，在中西丝绸贸易中，丝织物的货品来源已不局限于中原，波斯的各类织锦亦通过转运而大量东传，为丝路沿线居民所喜爱，东西方丝绸贸易转入双向的国际化贸易。
丝绸贸易的国际化造就了鄯善国一个特有现象，即货币使用的多样化，佉卢文简牍Kh. 702背面所书：
一dhane，三dhane胡椒（marica），一drakhma姜，二胡椒（pipali），一dhane tvaca，一dhane小豆蔻（suṣmela），四sadera糖。[77]
该件文书中出现dhane、drachma、sadera三种货币，应为西北印度诸国仿希腊货币形式而制成的金币，当间接取自犍陀罗地区。此外，从佉卢文简牍中还可看到来自印度的货币单位玛莎（mᾱṣa）与茹帕·巴那（rupya-bhana）。[78]这些外来货币在Kh. 324亦有出现，简牍言有苏毗人[79]（supiya）到达且末抢走了司土（vasu）瑜纽的男奴一名，并将其作为礼物送给汉人色迦尸，色迦尸由此给予金币（staters）二枚和银币（drachmas）二枚，作为对该人之答谢。[80] 鄯善国自身并无铸造货币的记录，鄯善国人又常以谷帛牲畜等物相贸，因此我们可以想见鄯善国内流通的外来货币多由往来贸易的外国商旅或定居于此的中原人所带来，除上述几种外还有邻国于阗仿贵霜钱币而铸造的被称为“汉佉二体钱”的货币以及来自汉地的五铢钱，此二种货币在楼兰、尼雅等遗址中多有出土，此外佉卢文简牍记载鄯善国内还会直接使用金子用以支付（Kh. 133、Kh. 177、Kh. 494）[81]
综上，可以想见，汉晋时期地处中亚十字路口的鄯善国，商品贸易发达，中原、中亚商人纷至沓来。虽然从现有的文献资料中找不到鄯善国内市场繁荣的实证，但来自中原、贵霜、波斯乃至罗马等地的各类物品、丝织品在鄯善国内流通，尤其来自中原的汉文化与来自贵霜、萨珊等地的印度、波斯文化于鄯善国交融，可知彼时往来鄯善国的商旅贸易，尤其伴随着丝路沿线诸国的转运贸易，是长久而持续进行的。
注释
[1] 本文所参考佉卢文简牍来自A. M. Boyer - E. J. Rapson - E.Senart - S. Noble, Kharoṣṭhī Inscriptions Discoveredby Sir Aurel Stein in Chinese Turkestan (Parts I-III), Oxford, 1929.（以下简称Kharoṣṭhī Inscriptions）英译本参阅T. Burrow, A Translation of the Kharoṣṭhi Documents from Chinese Turkestan,London: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40.（以下简称Translation）以及林梅村《沙海古卷——中国所出佉卢文书（初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以下简称《沙海古卷》）
[2] 孟凡人：《楼兰鄯善简牍年代学研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58~362页。
[3] E. J. Rapson, Kings and RegnalYears, Kharoṣṭhī Inscriptions, pp. 323-328.
[4] J. Brough, Comments on Third-centuryShan-shan and the History of Buddhism,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XXVIII-3, 1965, pp. 594-595.
[5] 孟凡人：《楼兰鄯善简牍年代学研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79~387页。
[6] 荻原云来主编：《梵和大词典》，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9年，第724~725页。
[7] Kharoṣṭhī Inscriptions, p. 248; Translation, pp. 136-137;《沙海古卷》，第247~248页。参见林梅村：《公元3世纪的西域纺织物》，《西域研究》1998年第1期，第20页。
[8] H. Lüders,Textilien im alten Turkistan, Abhandlungen der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3, Berlin, 1936; R. Ch.Agrawala, A Study of Textiles and Garments as Depicted in the Kharosthī Documents from Chinese Turkestan, Bhāratīyā,Bombay, 1953, pp. 75-94; 林梅村：《公元3世纪的西域纺织物》，《西域研究》1998年第1期，第9~20页。
[9] A. Stein, Serindia. 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andWesternmostChina,Vol. I, Oxford:Clarendon Press, 1921, p. 279（[英]奥雷尔·斯坦因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持翻译：《西域考古图记》第1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77页）。
[10] 杨富学、李阳：《高昌回鹘植棉业及其在世界棉植史上的地位》，提交“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lk Roadstudies (Dunhuang, September 26 to 29, 2016)论文。
[11] KharoṣṭhīInscriptions, pp. 115-116; Translation, p. 59。参见林梅村：《公元3世纪的西域纺织物》，《西域研究》1998年第1期，第19页。
[12] Sir Aurel Stein,Innermost Asia.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Kan-Su and Eastern Iran, Oxford: The ClarendonPress, 1928, pp. 237, 238（[英]奥雷尔·斯坦因著，巫新华等译：《亚洲腹地考古图记》第1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60页）。
[13] 新疆文物考古队：《楼兰城郊古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7期，第34页（收入侯灿著：《高昌楼兰研究论集》，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34~355页）。
[14] 于志勇：《新疆尼雅遗址95MNIM8概况及初步研究》，《西域研究》1997年第1期，第1~10页；于志勇：《新疆民丰县尼雅遗址95MNI号墓地M8发掘简报》，《文物》2000年第1期，第24~35页。
[15] Kharoṣṭhī Inscriptions, p. 115; Translation, p. 58;《沙海古卷》，第295~296页。
[16] KharoṣṭhīInscriptions, p. 116 ; Translation, p. 59.
[17] W. B. Henning, Two Central Asia Words, Transactions of the Philological Society,1945, pp. 150-157 (reprinted in Selected Papers2, Tehran-Liège, 1977, pp. 259-266).
[18] R. Ch. Agrawala,A Study of Textiles and Garments as Depicted in the Kharosṭhī Documents fromChinese Turkestan, Bhāratīyā, Bombay,1953, pp.77, 87.
[19] 林梅村：《公元3世纪的西域纺织物》，《西域研究》1998年第1期，第20页。
[20] 孙佩兰：《丝绸之路上的刺绣与缂丝》，《西域研究》1995年第2期，第54~61页。
[21] R. Ch.Agrawala, A Study of Textiles and Garments as Depicted in the KharosṭhīDocuments from Chinese Turkestan, Bhāratīyā,Bombay, 1953, p. 81.
[22] 李遇春：《尼雅遗址的重要发现》，《新疆社会科学》1988年第4期，第37~46页。
[23] 王明芳：《3~6世纪扎滚鲁克的织锦和刺绣》，侯世新主编：《西域历史文化宝藏探研——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论文集》第2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56~257页。
[24] Kharoṣṭhī Inscriptions, p. 124; Translation, p.22;《沙海古卷》，第214页。
[25] 杨富学：《佉卢文书所见鄯善国之货币——兼论与回鹘货币之关系》，《敦煌学辑刊》1995年第2期，第88页。
[26] 段晴：《中国国家图书馆藏BH5-3号佉卢文买卖土地契约》，朱玉麒主编《西域文史》第6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5页。
[27] KharoṣṭhīInscriptions, pp. 1-2; Translation, p. 1;《沙海古卷》，第34页。
[28] YuYing-shih, Trade and Expansion in HanChina.A Study in the Structure of Sino-Barbarian Economic Relation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7,pp. 162-164 余英时著，邬文玲等译：《汉代贸易与扩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35~137页）。
[29] 李剑农：《中国古代经济史稿》第2卷，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73~78页。
[30] 林梅村编：《楼兰尼雅出土文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56页。
[31] Kharoṣṭhī Inscriptions, p. 81; Translation, p.38;《沙海古卷》，第203页。
[32] Kharoṣṭhī Inscriptions, p. 156; Translation, pp. 87-88.
[33] Kharoṣṭhī Inscriptions, p. 88; Translation, pp.42-43;《沙海古卷》，第205~206页。
[34] Kharoṣṭhī Inscriptions, p. 176; Translation, p. 95.
[35] [晋]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魏书》卷三十《东夷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860~861页。
[36] 参见孟凡人：《楼兰鄯善简牍年代学研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8~301页。
[37] Christopher Atwood,Life in Third-fourth Century Cad’ota: A survey of information gathered from thePrakrit documents found north of Minfeng [Niyä], Central AsiaticJournal Vol. 35, No. 3-4, 1991, p. 169.
[38] 参见林梅村：《新疆佉卢文书释地》，《西北民族研究》1989年第1期，第72~80页。
[39] 黄文弼：《新疆考古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年，第48~50页。
[40] Kharoṣṭhī Inscriptions, pp. 5-6; Translation, pp. 3-4;《沙海古卷》，第40页。
[41] 刘文锁：《“尼壤”考述》，《西域研究》2000年第2期，第38~4页。
[42] 关于鄯善国驿传制度的研究见长泽和俊：《シルク·ロード史研究·鄯善王国の駅伝制》，东京：国书刊行会，1979年，第215-227页（[日]长泽和俊著，钟美珠译：《丝绸之路史研究·鄯善王国的驿传制度》，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224~236页）。
[43] Kharoṣṭhī Inscriptions, pp. 53-54; Translation, p. 24;《沙海古卷》，第65~66页。
[44] Kharoṣṭhī Inscriptions, pp.223-224; Translation, pp. 125-126.
[45] Kharoṣṭhī Inscriptions, p. 14; Translation, p. 10;《沙海古卷》，第53页。
[46] Kharoṣṭhī Inscriptions, p. 18; Translation, p. 12;《沙海古卷》，第58页。
[47] KharoṣṭhīInscriptions, p. 53; Translation, p. 24;《沙海古卷》，第65页。
[48] KharoṣṭhīInscriptions, p. 248; Translation, p. 136;《沙海古卷》，第247页。
[49] 孟凡人：《楼兰鄯善简牍年代学研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91页。
[50] Christopher Atwood,Life in Third-fourth Century Cad’ota: A survey of information gathered from thePrakrit documents found north of Minfeng [Niyä], Central AsiaticJournal Vol. 35, No. 3-4, 1991, pp. 190-192.
[51]《史记》卷123《大宛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171页。
[52] 杨富学、陈亚欣：《河西史前畜牧业的发展与丝绸之路的孕育》，《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第84~89页。
[53]《魏书》卷120《西域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260页。
[54] 李剑农：《先秦两汉经济史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222页。
[55] 新疆楼兰考古队：《楼兰城郊古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7期，图版叁：3。
[56] 林梅村：《楼兰新发现的东汉佉卢文考释》，《文物》1988年第8期，第69页（收入氏著《西域文明——考古、民族、语言和宗教新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年，第195页）。
[57]《后汉书》卷88《西域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931页。
[58] KharoṣṭhīInscriptions, p. 96; Translation, p. 47.
[59] KharoṣṭhīInscriptions, p. 118; Translation, pp. 60-61.
[60] KharoṣṭhīInscriptions, p. 258; Translation, pp. 139-140.
[61] 韦正：《楼兰地区汉晋墓葬的初步分析》，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汉代西域考古与汉文化》，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102页。
[62] Kharoṣṭhī Inscriptions, p. 12; Translation, p. 9;《沙海古卷》，第50页。
[63] 刘文锁：《沙海古卷释稿》，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81页。
[64] Valerie Hansen,The Place of Coins and Their Alternatives in the Silk Road Trade, 收入上海博物馆编：《丝绸之路古国钱币暨丝路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1年，第122页;Valerie Hansen, The Silk Road: A New History,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49（[美]芮乐伟·韩森著，张湛译：《丝绸之路新史》，北京：北京联合出版社公司，2015年，第62页）。
[65] 刘文锁、王磊依据楼兰、尼雅汉简与敦煌所出粟特语文书推论Kh. 35中商贾或为来自中亚粟特、大月氏人，见刘文锁、王磊：《论丝绸技术的传播》，余太山主编：《欧亚学刊》第4辑，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46页。
[66] 林梅村：《公元3世纪的西域纺织物》，《西域研究》1998年第1期，第20页。
[67] 长泽和俊认为甘英所掌握大秦国的讯息皆来自其抵达条支国后于当地打听来的，见长泽和俊：《シルク·ロード史研究·甘英の系使について》，东京：国书刊行会，1979年，第411页（[日]长泽和俊著，钟美珠译：《丝绸之路史研究·论甘英之西使》，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441页）。
[68] 李剑农：《先秦两汉经济史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224页。
[69] 季羡林：《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历史研究》1955年第4期，第69页（收入氏著《中印文化关系史论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第69页）。
[70]《魏书》卷120《西域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270页。
[71] 季羡林：《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历史研究》1955年第4期，第70页（收入氏著《中印文化关系史论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第70页）。
[72] [唐]玄奘、辩机原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卷12，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021～1022页。
[73] 刘文锁、王磊：《论丝绸技术的传播》，余太山主编：《欧亚学刊》第4辑，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44~249页。
[74] 孟凡人：《丝绸西传和丝绸之路》，氏著《新疆考古与史地论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309~320页。
[75] Sir Aurel Stein,Innermost Asia.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Kan-Su and Eastern Iran, Oxford: The ClarendonPress, 1928, pp. 231-235（[英]奥雷尔·斯坦因著，巫新华等译：《亚洲腹地考古图记》第1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54-358页）。
[76] 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年，第71~77页。
[77] KharoṣṭhīInscriptions, p. 264; Translation, p. 141.
[78] 杨富学：《佉卢文书所见鄯善国之货币——兼论与回鹘货币之关系》，《敦煌学辑刊》1995年第2期，第87~93页（收入氏著《中国北方民族历史文化论稿》，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12年，第289~302页）。
[79] 关于苏毗人的研究，可参见赵俪生：《新疆出土佉卢文简书内容的考释和分析》，《兰州大学学报》1979年第1期，第54~67页（收入氏著《寄陇居论文集》，齐鲁书社，1981年，第217~243页；氏著《赵俪生文集》第4卷，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41~363页）；马雍：《新疆所出佉卢文书的断代问题——兼论楼兰遗址和魏晋时期的鄯善郡》，《文史》第7辑，中华书局，1980年，第73~95页（收入氏著《西域史地文物丛考》，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89~111页）；虞明英：《新疆所出佉卢文书中的Supi人》，《魏晋隋唐史论集》第2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168~185页；孟凡人：《Supiya人与婼羌的关系略说》，《新疆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第57~63页。
[80] Kharoṣṭhī Inscriptions, p. 118; Translation, p.60-61.简牍中stater为希腊金币，前文中的sadera即为stater之变体。
[81] KharoṣṭhīInscriptions, pp. 33, 71,178; Translation, pp. 24, 3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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