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有人因此而不得不卖掉自己的土地，《元典章》所收大德七年（1303）正月江浙省像枢密院、御史台、江南行台的上言中即谓：若要负担军费千缗，对于“寻常庄农之家”来说，“若不典卖田土，何处出办？”[12]

夙仰先生在该领域造诣精深，诚邀拨冗与会并惠赐大作，共襄盛举。如蒙惠允，请于2021年6月30日前将会议回执寄还会议联系人，并于10月1日以前发来会议论文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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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葱岭以西的喀喇汗王朝则在伊斯兰文化的影响下采用了以阿拉伯文字母为基础而形成的哈喀尼耶文，间或使用回鹘文。在察合台汗国统治时期，哈喀尼耶文逐步演变为察合台文，并进一步转化为现行的维吾尔文字。

无论奴沙彦是写作“耨沙喭”还是“你逾沙”，《摩尼光佛》中都有与敦煌摩尼教文献对应的音译词，这种完整的对音，是绝不能用巧合来解释的，根据前面所论证，那只能是解释为《摩尼光佛》与敦煌摩尼教文献同源。

苏路支先由祆而佛实现身份转换，再转换为摩尼教大神，《摩尼光佛》对苏路支佛的颂赞中即不乏佛教成分，如“六道悉停酸，三途皆息苦”是其明证。一者，此语源出《集诸经礼忏仪》：“三涂息苦，地狱停酸。”[29]

蒙古人将这些赦免之人编为医户，形成了医户制度。医户是政府规定可以从事医疗活动的民户，按规定可以免除差役等。医户户籍挂在太医院，由各路提领，一旦地方发生疫情，医户参加治疗就十分简便有效[15]。

音乐性也是诗歌艺术的重要特征之一。维吾尔古典诗歌对音乐性的强调是很突出的，反映了古代维吾尔人审美取向和强烈的艺术追求。回鹘文摩尼教诗歌节奏鲜明，旋律优美而和谐，读来朗朗上口，给人以美的享受。如前引T

关于唐以后中国内地流行的摩尼教的性质，法国伯希和、沙畹有如下论断：“吾人需知者，真正之摩尼教，质言之，大摩尼师自外来传布之教，已灭于八四三年之敕；尚存者为已改之摩尼教，华化之摩尼教耳。”[124]

伯希和之所以改变观点，盖因为1908年时他搜求的中国摩尼教史料尚少，还为注意到唐代宗赐给摩尼教的寺额为“大云光明寺”，故对大云寺和中国摩尼教的关系尚不明了，而混同于7世纪武则天建立的大云寺。[27]

”這位呼祿法師，無疑即閩系摩尼教之鼻祖。然而，關於法師名字之語源及含義，素來眾說紛紜，主要有呼嚧喚、大（法師）和吉祥三種說法。其中呼嚧喚一說提出最早，支持者最多。劉南強考證認為，其應音譯自中古波斯文

既需剃发，明证摩尼僧是蓄发的，与和尚的光头迥然有别。该僧人坐在树下，表现的应是佛教十六观众的“树观想”。由是，足证胜金口第4窟是佛教窟而非摩尼教窟，晁氏所谓交叉树为摩尼教生命树与死亡树之说无法成立。

Heissig，1913—2003）两位学者的专著合并一起，出版了44万字的《西藏和蒙古的宗教》，经王尧先生校订，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刊行；1991年出版古伯察（Régis-Evariste

回鹘文《华严经•毗卢遮那品》残叶研究

为帕提亚语niɣōšagān之音译，[16]即摩尼教中“听者”。[9]《摩尼光佛》第146行作“沃速地匐速地”，《兴福祖庆诞科》第152行作“仆速地”，《贞明开正文科》和《兴福祖庆诞科》都有所夺文。

D120的写卷情况例外，内容较多，存21叶，每叶有回鹘文9～11行不等，共计201行，除最后一叶残损较多外，其余各叶都基本完好，内容为治疗各种疾病的药方。文献早由土耳其学者热合买提研究刊布，[1]

至于《点灯七层科册》，记得林悟殊先生研究霞浦本《下部赞》诗文的文章曾加以引用。前不久，匈牙利学者康高宝（Gábor

bubiryastuqbišsïtïrkümüšügbitigqïlmïškünüzämänbasatoɣïltükälbirtimmänosmïštoɣïlymätükältardïpaltïm.

《弥勒会见记》属于小乘佛教说一切有部毗婆娑派的舞台作品，但其中也搀杂有许多大乘教观点。篇幅很大，由一篇序文和二十五品正文构成。序文为一般佛教说教和施主所写回向文，正文则讲述弥勒佛的生平事迹。

（七）Mahuli。吕德斯(Luders)博士认为这个词和梵语中的Mahilā(意即女士)不是同义词。[5]一个纯粹的猜测是：这个词可以当作梵语中mātuli(指的是姨母或舅母)来翻译。

35201《究竟大悲经》，庶几可证，尽管《究竟大悲经》属于伪经，但并未妨碍其在敦煌的流行。总览敦煌写本，正面一般写汉文，背面写少数民族文字，而此卷刚好相反。此类情况在敦煌文献中虽有所见，但甚罕。

印度著名医学家日藏（Ravigupta）所著《医理精华（Siddhasāra）》在13世纪以前便被译为回鹘文。20世纪初在吐鲁番交河故城和高昌故城曾出土有回鹘文《医理精华》残片11件（编号分别为T

2016,pp.139-144;森田美贵撰，宋焰朋译，杨富学校《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藏中国摩尼教绘画新解》，《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24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17年，第252—258页。

《资治通鉴》卷211玄宗开元五年（717）七月条也有大致相同的记载。这些记载足以说明，汤嘉惠于开元五年七月已接任安西副大都护之职。关于汤嘉惠于唐玄宗开元五年担任安西副大都护，和薛宗正意见同。[92]

“南面可汗”称号随后也派上了用场。621年，唐高祖接到下属官员情报，言李仲文谋反，确定无疑。报告言及，李仲文已去讨好东突厥统治者颉利可汗，颉利可汗许以“南面可汗”。事情败露，李仲文被处死。[36]

通观四篇论文，都有一个特点，即善于利用出土新文献或其以往较少受到关注的资料以解决中国医学史上的问题，各有所成，值得推重与效法。

[30]林梅村：《犍陀罗语文书地理考》，《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7年第6期，第30页（收入氏著《古道西风——考古新发现所见中西文化交流》，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326页）。

该书目在2000年初步完成，后又于2002、2004、2006年相继有所补充，比较全面地覆盖了西方的研究，但没有对日本和中国的研究给予应有的关注，故而我在回顾研究史时或多或少会偏重日本和中国的研究。

1．沙州及其周边地区早在初唐时期就已有回鹘诸部的活动，840年，漠北回鹘汗国灭亡后，有回鹘人迁入甘、凉、瓜、沙地区，但势力不强，尚不能对归义军政权构成威胁，故敦煌出土写本中对其少有记载；

[29]赵一德：《云冈石窟文化》，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454—458页；于向东：《五世纪二佛并坐像在敦煌与云冈石窟的表现》，《圆光佛学学报》(台)第11期，2007年，第1—23页。

（10）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50页。录文见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301页。

[5]汪泛舟：《论敦煌文明的多民族贡献——兼及民族关系》，《敦煌研究》1995年第2期，第185—193页；杨富学：《少数民族对古代敦煌文化的贡献》，《敦煌学辑刊》2005年第2期，第85—99页。

gykʤynkenhladərdaaqgojdusg(ə)şeɣr.

那么，如何能够解决这一复杂的石窟分期问题呢？我觉得需要从敦煌民族史的研究入手，最关键的是裕固族先民在敦煌的活动及其与石窟营建之关系，因为，晚期的敦煌民族史，实际上也是一部裕固族的形成史。

对回鹘语文献及其相关历史文化研究，一个多世纪来，一直受到国内外的关注，可以说是回鹘研究的主流。

内容提要：李白乐府名篇《上云乐》是否含有景教意蕴，学术界颇有争论。揆诸文本并结合葛洪《太清金液神丹经》、西安所出《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敦煌景教文献与开封犹太人碑刻等相关文献中的旁证，可知“道”与“大道”可指异教法门，“元气”为景教士借用之道教术语，女娲、盘古之名为西方神灵的音译或意译，而李白的身世决定他接触景教士的机会极多，故而可推定本作品应当为景教歌辞，应作于唐玄宗或唐肃宗时期。关键词：《上云乐》；李白；景教；道教；粟特

麻赫穆德·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第1卷(现代维吾尔文版)，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67页。校仲彝汉译本译作“敬奉胞衣，即可得子”。（第133页）

本书毕竟是以西方的视野研究中国古代民族，略有瑕疵在所难免，质言之，白迈克之书不失为一部有分量、有价值的优秀学术著作，其研究的立足点、方法，尤其是宏观与微观尺度的把握上，有诸多值得借鉴的东西。

古代以色列人和腓尼基人都是出色的航海家，在以《圣经》为代表的基督教经典中，相关航海的联想颇多。《圣经》中多次提到基督耶稣及其信徒乘船泛海，《马太福音》第十四章堪称基督教“航船譬喻”的一个典范：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新译佛经中，与印度高僧拶也阿难捺有关者当不在少数。除前述《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外，武威天梯山石窟于1952年发现的西夏文《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功德依经录》亦复如是。其题记称：

乾封二年（667）二月，他于终南山麓清宫精舍创立戒坛，依他所制的仪轨为诸州沙门20余人传授具戒，从此律宗得以与天台宗、三论宗、唯识宗、华严宗、禅宗、密宗、净土宗齐驾并驱，成为中国佛教八大宗派之一。

顾实汗原驻牧于天山北路，此时已率部到转牧于天山南路，本有袭据青海之意，此时正好获黄教首领的邀请，遂乘机于1636年初率部到达青海湖畔，答应保护黄教。这次会见，标志黄教护法权由东蒙古向西蒙古之转移。

yaratïγ-ï，译本今知者有二种，一为《四十华严》，一为《八十华严》，其中属前者的回鹘文木刻本残卷早已为国际学界所熟知。1911年俄国拉德洛夫发表了沙俄乌鲁木齐领事迪雅科夫（A.

《西域行程记》即作于永乐十二年他出使哈烈的途中，这是他的旅行日记。书中详细记载了他自肃州出发一直到哈烈的具体行程以及沿途的气候、地理、风俗民情，“是明代初期关于中亚形势最重要的资料”。[2]

蒲亚里惮于海运的险恶，加上在广州又娶一中国妻子，便有心在广州定居下来。此时引起重视海外贸易的高宗皇帝的重视，遂委派广州知州劝诱他归国，以促贩运蕃货。由此可以想见蒲亚里在当时国际贸易上地位的重要。

通过这些契约可以看出，宋元时代，尤其是元代，新疆地区战乱不已，社会经济凋敝，农民无以为活，只好变卖家产、典卖土地、卖儿卖女以度日。吐鲁番出土的回鹘文买卖契约文书就真实地记录了这一历史现象。

[1]林悟殊《摩尼教及其东渐》，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2页；管平、辛华《德国“吐鲁番探险队”的四次新疆之行》，载《新疆文物》1991年第4期，第119～128页。

后经霍恩勒研究，推定鲍威尔写本的年代为4世纪左右，且其中保存的《孔雀明王经》文本年代更早。[3]P79-96。职是之故，可将鲍威尔写本中保存的《孔雀明王经》推定为该经目前已知最古的梵语文本。

汉代敦煌地区作为汉边疆重镇与东西交通枢纽，来自西域与中原各族人民纷纷聚集这一地区，其中有归义之民族于郡县官府任职或劳作者，自西域途经敦煌入中原朝觐的使臣，胡客及商贾等等，汉简亦有相当丰富的记载。

李符桐：《回鹘与元朝建国之关系》，《李符桐论著全集》第3册，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2年，第163~265页；萧启庆：《西域人与元初政治》，台北：国立台湾大学文学院，1966年，第19~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