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高启安（1957-），甘肃省景泰县人，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毕业，历史学博士，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博士后，兰州财经大学教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理事，甘肃省敦煌学学会副会长、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甘肃民族师院、内蒙古师范大学兼职教授，西安欧亚学院中国国际食学研究所特邀研究员、《丝绸之路》杂志编委，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科学高等研究院、河西学院特聘教授。学术专攻敦煌学以及丝绸之路饮食文化研究，涉猎裕固族、地方民俗、地方史、岩画等学术研究领域，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及教育部、甘肃省课题多项，发表相关论文200余篇，着有《唐五代敦煌饮食文化研究》《〈肃镇华夷志〉校注》《信仰与生活—唐宋间敦煌社会诸相探赜》等数本。后记本书所收31篇论文，是从我40年来考察研究裕固族近40篇文章中选集而来。我是裕固族研究者群体中较早涉及裕固族民俗、民间文学，进而步人裕固族历史文化研究领域的学者之一。今年，正好是我从事裕固族研究40年，结集出版研究心得，借此机会对自己的裕固族研究作简单总结，亦属必要。大学期间，选修柯杨先生的“民间文学概论”“民俗学”课，对两门课很感兴趣，曾于寒暑假时在家乡及周边作民歌、宝卷及特殊民俗的调查，积累了一定的田野调查经验，故毕业论文方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往甘肃省独有的少数民族裕固族中调查民俗。在1983年寒风料峭的4月，我们一行三人乘坐送货的解放牌汽车，前往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最偏僻的杨哥公社，在公社文书马建雄(与我同庚，惜2019年因心梗无常。愿逝者安息!)的带领下，半个月的时间内，几乎走遍了杨哥的每一个牧业点，搜集到了大量民间文学、民俗素材。大学毕业后，又多次前往康乐、皇城考察，掌握了一些第一手资料。这些珍贵的资料，不仅使我完成了大学毕业论文(《东部裕固族丧葬习俗》，刊于《丝路论坛》1988年第2期)，也为以后撰写的多篇相关论文奠定了基础。1984年，调入甘肃省委党校后，从事理论刊物编辑工作，开始整理手头调查资料，陆续发表相关论文。裕固族研究可以说是我步入学术研究神圣殿堂的第一个领域。在从事编辑之余，一段时间内，每周日晨，骑自行车顺南滨河路，到省图书馆文献部查阅抄录与裕固族有关资料，下午闭馆时返回。虽数十公里而乐此不疲，每每为获知一条重要资料而兴奋不已。这期间，就发现了被我称为“裕固族专史”的《肃镇华夷志》。《肃镇华夷志》为嘉靖二十年至二十四年任肃州兵备道副使的张愚所创修，修撰未竟而升转他处，万历时李应魁任肃州兵备道副使，续修成功。此志最大特点是一改修志传统体例，专列《属夷内附略》，辟居于肃州及其周边的东迁少数民族以专门篇目，内分“种属”“族类”“住处”“风俗”等节，以大量篇幅记叙了各卫诸部东迁以及牧居地的变化情况及各部的分化、组合和最后的安置地、头目、人口、风俗、服饰、饮食等，一万多字，约占全书的七分之一，保留了无比珍贵的裕固族东迁及安置史料。但万历四十四年版毁于兵火，至清初，高弥高重印，改名之为《肃镇志》，存世极少，只北图和台北故宫博物院有存。1949年后，以缩微胶片形式复制数件，分存于甘肃省博物馆和江苏省博物馆等处，长期沉埋而无人阅读(我第一次借阅时，需安装胶片阅读机，时任省图文献部主任的周丕显先生说:你是第一个阅读此胶片者)，亦不知其与裕固族相关。发现后如获至宝，将与裕固族有关资料悉数抄录，并用于研究。2002年，又与敦煌研究院邰惠莉女士合作，自费校注出版，自认为是对裕固族研究的最大贡献，著名敦煌学家李正宇先生赞许为“入眼识宝……使璞玉一拂尘蒙，兰田再耀莹光；秘笈得公于世，而孤本从此不孤矣。”(见《肃镇华夷志校注·序》)1996年调入敦煌研究院后，选择敦煌饮食为学术专攻方向，意从此渐离裕固族研究领域。但事与愿违，难以割舍，近水楼台，依据《肃镇华夷志》丰富的资料，又陆续撰写、发表了二十多篇论文。内容除了前期裕固族民俗、裕固族民间文学外，还涉及裕固族各部东迁及其安置、裕固族人口变迁、裕固族饮食文化、裕固族教育等内容。纵观40年裕固族研究历程，是由近而生爱，由爱而生情，由情而生动力，在裕固族历史文化研究数个领域钩沉发覆，自觉稍有贡献，但只知耕耘，几不关心收获，除数篇被收于杨进智主编、甘肃省民族研究所编辑《裕固族研究论文集》(兰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和钟进文主编《中国裕固族研究集成》(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中外，并未打算结集出版。作为西北师范大学兼职教授，此次西北师范大学河西走廊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刘再聪教授主编“河西走廊研究丛书”，将其忝列末尾，除格式统一、注释变为页下注、改正文字错讹外，也将原文和注释中《肃镇志》径改为《肃镇华夷志校注》，并附校注本页码，有些引文变更了原来的版本，加添了页码，以方便读者查阅资料，图片统一排序编号，其他尽量保持当初发表时原貌，其初入研究领域的学步和对裕固族的热爱、研究用力尽显露于此，不揣简陋粗疏，不掩饰稚嫩浅薄，敝帚自珍之，唯同道学人鉴焉。需要说明的是，本书中数篇文章是和敦煌研究院邰惠莉研究馆员合作完成，在收入本集时征求了她的意见。蒙项目及刘再聪主编不嫌杂芜，捡顽石于河滩，聚零乱以规整，费纸浆而成册，纳入丛书以付梓，谨致谢忱!借此机会，也向刊登过这些论文的刊物致敬，向助力过研究的各位同人、朋友致以真诚的谢意!纸短情深，不一一具名，谨存心中。2022年11月6日于蜗蛙居编按：本讯息转自微信公众号嘤鸣丝路。长按二维码识别，感谢您的关注！

19世纪末以来，新疆和甘肃敦煌地区相继出土了大量回鹘文文书，成为15世纪前中亚前伊斯兰时代历史研究不可或缺的原始资料，其中过半保存在前苏联、东德和中国。过去，因这些国家一度的封闭状态，或多或少地阻碍了回鹘研究者对全部藏品的详尽彻底研究。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及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这一封闭状态被打破了，带来了回鹘研究环境之巨变，访问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文书持有机构以及直接观察藏品变得相对容易。尽管中国的藏品依然不轻易向外国人开放，但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一系列中亚写本影印本相继得到刊布。如是一来，对于学者来说，可供研究的回鹘文书总量与此前相比大为增加，此外，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研究进度也在加快。各国文书持有机构正在互相合作，把各自收藏的回鹘文书上传到网上，因而世界各地学者可以通过网络看到藏品。本文拟就文献的数字化、编目工作及回鹘研究的现状与发展趋势略作概述。[1]一、数字化与网上数据库在回鹘文写本的数字化方面，德国和英国文书收藏单位所承担的研究项目走在了前面。1990年10月德国统一后，其收藏的中亚写本被重新整理，并统一放置在柏林国家图书馆之柏林科学院。为便于学者研究，汉文、蒙文和梵文文本存放在位于波茨坦大街的柏林国家图书馆，而回鹘语和中古伊朗语文献则保存在位于雅格大街的柏林科学院吐鲁番学研究中心。后者以回鹘文文书（以U表示）、汉—回鹘两种文字的文书（以CH/U表示）、摩尼文文书（以M表示）为主体。此外，柏林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数以百计的文书残片和柏林科学院的美因茨藏品（以Mainz或Mz表示）中也有回鹘文文书或题铭。自1997年起，数字吐鲁番档案（Digital

内容摘要：敦煌发现的《传法宝记》写本是研究唐代禅宗难得而重要的历史资料，从其内容可以看出作者杜胐应是北宗禅法的信徒。该文献所述印度与中国禅宗祖师的世系均与目前佛教界和学术界广泛接受的世系是不同的，有自己独特的个性；在修禅方法上，主张不立文字，反对执著文字和言语，主张禅修应自离心中的种种妄想，反对当时比较流行的静坐与念佛相结合的禅修方法，反映了唐代禅宗北宗的基本禅学思想。关键词：禅宗；敦煌文献；唐代；传法宝记《传法宝记》一卷，是敦煌文献中发现的早期禅宗重要史书之一，早失传，惟在敦煌石窟中幸存有写本三件，编号分别为P.

摘要：1988年至1995年，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汉文、西夏文、回鹘文和蒙古文等元代印本共39件，根据其中一些有明确信息可考的印本得知，其刻印地主要位于元大都和杭州等地，而且大都是元代后半期之物，说明元代后半期的敦煌与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往来密切，且这批印本以佛经为主，体现了元代后期敦煌佛教发展的盛况。另据北区出土的丝绸类纺织品，可证明元代后期的敦煌并非如前贤所言处于衰败期，相反，元代后期的敦煌，不仅政治地位、军事地位重要，而且经济发达，文化昌盛，在元代后期长期发挥着丝绸之路上重要节点的作用。关键词：莫高窟北区；元代印本；敦煌；丝绸之路一、莫高窟北区出土的元代印本1988年至1995年，敦煌研究院考古工作者先后六次对莫高窟北区石窟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清理发掘，发现了一大批极为珍贵的文物，仅出土文献有524件，是继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土地庙出土遗书后，敦煌遗书的又一重大发现。这些文献按其成文方式分为写本和印本两种，印本中绝大多数为木刻本，另有少量的木活字本。文字种类多样，包括汉文、西夏文、回鹘文、回鹘式蒙古文、八思巴文、藏文、梵文、叙利亚文等，内容涵盖社会文书和宗教文献等，尤以佛经文书为主。文本时代上迄东晋，下至元代，而以元代为多。为明晰起见，兹依彭金章、王建军著《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一、二、三册），撷取其中的元代汉文、西夏文、回鹘文和蒙古文印本文献，并结合学术界最新的研究成果，制为下表。序号（NO.）编号内容文字种类1B53:1-2《金藏·八十华严》卷一〇，经折装[1]汉文2B57:1《金藏·八十华严》卷二十二，经折装汉文3B59:4《金藏·八十华严》卷五十五，经折装汉文4464:77《金藏·八十华严》卷五十五，经折装汉文5B168:1《金藏·大宝积经》卷九十四，蝴蝶装[2]汉文6B127:17《金藏·八十华严》卷七十五[3]汉文7B64:1《资治通鉴》汉文8B137:4-1/11《资治通鉴》汉文9B151:2-1/2《金光明最胜王经》卷一〇《如来寿量品第二》汉文10464:5历书汉文11B53:9-1《金光明最胜王经》卷五封面西夏文12B53:10r《大方广佛华严经》卷三封面西夏文13B53:10v

kärgäk“造曼荼罗必须[如是]做：曼荼罗的内部、外部以及整个外形应当是蓝色的，瑜伽行派应称颂来自五台山的阎魔（Yamāntaka）金刚，并想象其伫立坛场正中。”[27]“五彩”，突厥语作“beš

摘要：韵律是诗歌的一个重要特征，其形式多种多样。不同民族不同语言的诗歌押韵方式有所不同。在我国北方语言属阿尔泰语系的一些民族，如蒙古族、满族，裕固族、柯尔克孜族等，他们的诗歌作品中均出现了回鹘文诗歌常用的押头韵形式。这些民族的头韵诗来源可与我国北方阿尔泰语系诸族之间的关系相关联。诗歌中押头韵的形式并不是回鹘后裔或是阿尔泰语系诸民族共性，而是民族之间在历史长河中经历对立或相互融合从而影响之结果。关键词：头韵诗、回鹘、蒙古族、满族、文化头韵诗，指的是诗歌前一句的开头部分和后一句的开头部分形成押韵。押头韵是突厥语诗歌最古老的押韵手段，多见用于回鹘文写成的诗歌中，堪称古代回鹘文诗歌的突出特点之一。[1]

摘要：在元代大规模的译经、印经活动中，元大都作为全国的文化中心，汇集了卓越的回鹘佛教僧徒和翻译人员，成为全国回鹘佛教的翻译中心。元大都的万安寺、普庆寺、弘法寺、护国寺是当时佛经翻译场所、抄写地和刊印中心。迦鲁孥答思、巙巙、安藏、必兰纳识里、智泉、阿邻帖木儿、本雅失里、括鲁迪·桑伽失里、阿鲁浑萨理等多位来自西域的回鹘文士直接参与了佛经的翻译工作，并创作了大量与佛教相关的文学作品，成为大都回鹘佛教集团的核心力量，并逐步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元大都回鹘佛教文化圈，取代原来的回鹘文化中心高昌而成为回鹘文化的新中心和最大中心。历史上，佛经一般由西域地区东传至中原地区，而蒙元时期东迁大都的回鹘人又把翻译并刊刻于汉地的回鹘文佛教文献向西回传至以敦煌、吐鲁番为中心的回鹘聚居区，形成回鹘佛教文化的回流现象。关键词：元大都；回鹘佛经；佛教寺院；敦煌吐鲁番；佛教文化圈对于回鹘佛经的翻译与传播，国内外学者研究成果颇丰，但对佛经翻译与刊刻以及传播方式问题，则论者鲜少。从敦煌、吐鲁番出土文献看，元代回鹘文佛经的翻译和刊印中心不在吐鲁番和敦煌，而是在大都。[1]

摘要：敦煌莫高窟第61窟被多数学者认定为西夏窟，主要依据在于该窟出现有夏汉合璧僧人题记和西夏装僧人画像。学术界存在一种误解，认为西夏文在元代基本不再使用，其实，不管是黑水城还是他地，西夏文相当流行，真正意义上的《西夏文大藏经》的首次刊刻与其后反复印制都是在元代完成的。按照西夏规定，西夏文地位在其他文字之上，而莫高窟第61窟榜题的汉文写于西夏文之前，与西夏文“特重”的情况相反；从黄道十二宫中处女座与人马座来看，不具西夏服饰特点，却有元代特色；甬道南壁的龙纹，与中原、西夏的温驯风格差别很大，却接近西亚、回鹘的凶猛风格，当与元代色目人大量入居敦煌有关。尤为重要的是，西夏助缘僧像覆盖于蒙古文题记之上，可作为铁证，证明莫高窟第61窟甬道壁画为元代之物。关键词：夏汉合璧题记；蒙古服饰；龙纹；西夏助缘僧像；蒙古文题记一、问题的提出敦煌莫高窟第61窟以其规模宏大的“五台山图”而闻名。该窟修建于五代，学界公认，但其甬道南北壁经过后世的重修。就目前所能看到的壁画言，学术界一种观点认为是元代的遗墨，[1]

内容提要：《回鹘文佛教文献研究》资料丰富，内容翔实，研究视角新颖，将汉文史乘、回鹘文写本与考古数据相结合，以专题的形式对9至18世纪佛教在回鹘中的兴衰历史及其对政治外交、民族交往、科技传播诸多方面的影响，进行了精细而审慎的论述，弥补了回鹘学研究领域中的空阙，对敦煌吐鲁番学、西北民族史研究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关键词：《回鹘文佛教文献研究》

摘要：裕固族与敦煌在学术界素无关联，杨富学先生经过长期的观察研究，确认裕固族的形成地就在敦煌而非他处，新近推出的《敦煌与形成期的裕固族》就是这一学术思想的具体化。该书充分利用历史记载、出土文献、考古实物等各方面资料，以裕固族在敦煌的形成、裕固族先民及其文学史、裕固学与敦煌学等多个角度着手，对裕固族在敦煌的形成、裕固族先民与敦煌历史文化的关系、裕固族与敦煌石窟的营建等问题展开讨论，提出系列性的见解，不仅观点新颖，而且资料丰富、证据确凿，论述周密严谨，兼备学术权威性和前沿性，可谓敦煌裕固族历史文化研究的奠基之作。关键词：敦煌、回鹘、西夏；蒙古；裕固族、石窟艺术、文学杨富学先生新作《敦煌与形成期的裕固族》作为“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研究书系》”之一种，于2020年11月由甘肃文化出版社隆重推出。全书包括序言、十五章正文、参考文献、索引和后记，凡385页30余万字，乃先生继《从蒙古豳王到裕固族大头目》[1]

摘要：唐代龙王祈雨信仰盛行，唐朝皇室特别推重与龙王祈雨息息相关的孔雀明王经法，将《孔雀明王经》置于极高的位置。孔雀明王法修持到一定程度会与广大龙王及龙族结下殊胜善缘，并得其强大的助力。《孔雀明王经》中有龙王名号190个之多，既有降雨功能又有止雨功能，此外还有护国的功能，这些都合乎唐朝统治者的需要，至唐代经由高僧义净、不空的反复重译，影响巨大，得到唐朝统治者敬信。由于这种密法仅在唐皇室推行，故而文献记载很少。会昌灭法后，孔雀明王经法隐退，走向民间。在会昌灭法前后，这种密法经由入唐求法僧携归东瀛日本，同样在日本皇室秘传，相关文献记载甚多，在唐代文献记载的祈雨功能外，又多出了息灾、驱邪祛病、安产等功能。借由日本文献，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推唐朝的孔雀明王经法之状况。关键词：密教；祈雨；孔雀明王经；中日文化交流唐朝皇室推重孔雀明王祈雨信仰，将《孔雀明王经》置于极高的位置，祀明王及其眷属龙王以祈雨成为国家层面的重要活动之一。龙王祈雨作为唐代历史研究的传统论题，国内外学者探讨者颇众，但大多集中于祈雨制度、宗教影响、灾害应对及祭祀空间等方面，几乎没有关注到唐朝皇室与普通官府及民间祈雨之不同。[1]以孔雀明王经法祈雨，局限于唐朝皇室，秘密进行，传播范围有限，故汉文史书记载甚少。然而在东瀛日本，由于入唐求法僧的引入并大力推介，孔雀明王信仰在日本盛行一时，功能也大有增加，相关资料记载较多，反过来有助于反推唐朝皇室推重孔雀明王经法之状况。一、《孔雀明王经》与龙王祈雨《孔雀明王经》（Mahā-māyūrī

林悟殊：《“宋摩尼教依托道教”考论》，张荣芳、戴治国主编《陈垣与岭南：纪念陈垣先生诞生13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81—107页。[27]

西夏是我国古代西北少数民族党项羌人所建立的政权，自元昊于1038年称帝立国至1227年亡于蒙古，传10

内容摘要：13世纪后半叶，西域窝阔台汗海都、察合台汗八剌发动反对元中央王朝的叛乱，察合台曾孙出伯、合班兄弟率骑兵万人于1277~1282年间率众东归，投奔忽必烈，受到重用，出镇河西与新疆东部地区，被封为豳王，后又派生出肃王、西宁王和威武西宁王。蒙古豳王家族优渥境内诸族，与回鹘关系极为密切，奉行佛教以抵御来自西域的伊斯兰教的渗透，促进了回鹘佛教文化在河西西部地区的持续繁荣，为裕固族佛教文化的兴盛奠定了基础。蒙古豳王家族与回鹘关系密切，为二者的融合奠定了基础，并最终形成了独特的民族共同体——裕固族。关键词：裕固族的形成；蒙古；豳王家族；回鹘关于蒙古豳王家族与裕固族的关系，前贤研究已有所涉及，立论有据，阐述精到，可以信从。[1]34-39;[2]118-131;[3]69-72

taɣ”，即文殊师利山，言外之意，在回鹘佛教徒的心目中，榆林窟本身就是文殊菩萨的道场。职是之故，回鹘朝拜者将榆林窟称作五台山，也是可以理解的。藏传佛教噶玛噶举红帽系第二世活佛喀觉旺波（Mkha’

摘要：陕西凤翔屈家山古墓曾出土纪事砖一方，镌刻于1231年，书419字，保存完好，记录了蒙古军分别在木华黎、成吉思汗和窝阔台率领下三征金朝重镇凤翔的史实。前二次均遭败绩，直到1231年才由窝阔台攻陷。窝阔台占领凤翔后，将第四子合剌察儿分封在这里，实行屯田，发展经济，命塔塔统阿和耶律楚材二人之子合力辅佐之，考诸史册，可推定二人当为塔塔统阿长子玉笏迷失和耶律楚材长子耶律铉。关键词：凤翔；蒙古；纪事砖；窝阔台家族一、凤翔屈家山遗址概况屈家山又名紫荆山，位于陕西省宝鸡市凤翔县陈村镇紫荆村西1000米，地处汧河东岸的三级台地之上，地势西高东低，呈缓坡状，西南距凤翔县城9公里。遗址由城堡及古墓葬群两部分构成，城堡东西宽70米，南北长120米，总面积约8000平方米。每个台地的断面上均暴露有夯土城墙，地层堆积在0.4—2米之间，出土元代建筑砖瓦、黑釉瓷片等遗物良多。古墓葬群位于紫荆村委会以西150米的陈村镇第二中学操场后面的断崖处，面积不详。2003年以降，屈家山遗址相继出土纪事砖、画像砖及“屈术之茔”墓碑等重要文物多件，还有元代屈氏蒙古族城堡与墓葬遗址。现存“屈术之茔”墓碑为清代重建之物，碑石正面刻文记载了重修之缘起（图1）：凤翔屈家山墓碑拓本亘千古来世系大族者必有家谱，昭穆之辨恒于斯，高曾之辨亦于斯，余族百室本属大元苗裔，世无家谱，所可凭者，坟碑耳。第自元末迄今四百年，所立石碑几坏，文亦将湮，继世耳孙不惟昭穆无由辨，并水源木本亦何从而识也，于众共议委立新碑，仍将原文誊录于后，不敢增减文字，聊存真派而耳矣。正题为“大元故钦授初立凤翔府城子达鲁花赤屈术之茔”，正题之首有一“日”字，书于一圆圈内，作，系蒙古族敬日习俗的体现。据传，成吉思汗曾受到天父，即太阳的保护，故对之崇拜有加，《蒙古秘史》曾记载成吉思汗拜日：“向日，挂其带于颈，悬其冠于腕，以手椎胸，对日九跪，洒奠而祷祝焉。”[1]

摘要：以传世文献的记载为基本线索，结合新疆、敦煌及内蒙古黑水城等地的考古资料，分析了西夏与回鹘间的贸易关系，认为在北宋时期，由于受宋夏矛盾的制约，西夏与回鹘的贸易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到了南宋时期，宋夏矛盾消亡，西夏推行了多项优惠的贸易政策，加之天盛年间国力的强盛，西夏与回鹘间的商业贸易和贡使贸易显现出繁荣的趋势。关键词：西夏；河西回鹘；高昌回鹘；经济贸易；丝绸之路西夏与回鹘关系密切，主要体现在文化交流与商业贸易两个方面。西夏立国前后，多次延请回鹘高僧讲经说法，在高昌回鹘高僧白法信与白智光的主持下，历时53年，将汉文《大藏经》译入西夏文。[1]

内容摘要：关于裕固族的形成历史，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关键问题之一就在于裕固族大头目的来源及其世系说法不一。综合各种文献记载及社会调查资料，可以看出，元代蒙古豳王家族及其后裔在河西的活动，尤其是对回鹘文化的接受与吸纳，使二者间形成了水乳交融的关系，对裕固族的形成起到了关键作用。今天的裕固族大头目，与元代的蒙古豳王和明代的安定王是一脉相承的，今天裕固族的“安”姓即来自“安定王”之首字，传说中的安帐实际上指的就是首任安定王卜烟贴木儿。关键词：蒙古豳王；安定王；七族黄番总管；裕固族近期，承蒙裕固族著名文学家、甘肃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铁穆尔先生美意，赐示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裕固族文化研究室所编《裕固族大头目的族谱和历代传承》[1]，罗列自始祖成吉思汗至元代豳王，再至明代安定王，再至清代七族黄番总管等大头目共计二十九世，颇有创意。其编排理念与笔者近期的研究结论不谋而合，令人欣慰与振奋。美中不足的是：内容过于简略，仅罗列首领名号而不具在位年代与辈分关系，而这些是世系表所不可或缺的要素；内容存在疏漏与讹误；对世次的编排，有的不符合常规，却没有给出理由，如卜烟帖木儿之子板咱失里，不曾任首领，却被列入世系表，未给出解释，会使人不明就里。有鉴于此，笔者拟综合各种文献及社会调查资料，对裕固族大头目演变的历程进行论述，重新对裕固族大头目的世次进行编排，以求完善，并就其中存在的一些比较关键的问题略作考证。一、《重修文殊寺碑》所见蒙古豳王世系裕固族的先祖最早可追溯至漠北回鹘汗国时代，斯时回鹘可汗一般皆出自“内九姓”的药罗葛氏，史不乏载，如《旧唐书》卷一九五《回纥传》即言“药罗葛，即可汗之姓”。然而至8、9世纪之交，药罗葛氏衰落，出身于

摘要：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是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也是民族关系发展的主流趋势，裕固族自古以来就十分重视与其他各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大量汉语、藏语、蒙古语借词的使用是民族交往过程中最直接的结果。西部裕固语直接继承了古代回鹘语的特点，从唐代的回鹘到今天的裕固族，经历了千余年的历史发展，其语言则不断地吸收粟特语、波斯语、阿拉伯语和汉语、藏语、蒙古语等借词，加上裕固族宗教信仰长期以来多有改变，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宗教术语也在西部裕固语中多有借用，通过这些词汇，可以看出，多民族的、多元的文化在裕固族中的交流、交汇与交融乃是裕固族文化得以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关键字：裕固族;回鹘；借词;多元文化；交流裕固族是甘肃特有的少数民族之一，是我国为数不多的操两种本民族语言的人口较少的民族。其中的西部裕固语属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使用者主要分布在肃南裕固族自治县西部大河区、明花区的明海、莲花和皇城区金子滩、西城等地；东部裕固语则属于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使用者聚居于自治县东部康乐区和黄城区北滩、东滩等地。另有居住在明花区前滩和酒泉县黄泥堡等地的使用汉语。虽然裕固族是我国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但是拥有历史悠久和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裕固族文化体系的构成从古至今都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密不可分。各民族通过交往交流交融达到文化认同的一个重要媒介就是语言，相同或相近的语言交流，词汇的互相借用，互通有无，是促进文化认同的有利条件。世界上的语言，正如同文化一样，很少是自给自足的，很难指出一种完全独立的语言，不同的人群相互接触，不论程度如何，性质怎样，一般都能产生语言上的相互影响。[1]

内容摘要：榆林窟第3窟为敦煌石窟群中最具代表性的大型洞窟之一，学界对其开凿时代存在不同意见，主要有西夏说、元代说两种，需要从多方面出发做出综合判断：西夏装与蒙古装交织，则必为元代，因为元代敦煌西夏势力强大，与蒙古王室关系密切，西夏时代不曾有蒙古人；元朝推行主仆制度，甬道壁上的西夏与蒙古供养人，只能是施主，但不可能是窟主，窟主是“三王”之一的瓜州肃王家族；甬道下部的蒙古供养人像对上部的西夏供养人像虽有叠压关系，但明显未对西夏供养人像造成破坏，保护之意清晰可见，且西夏供养人像大于蒙古供养人像，这些现象只能说明二者同皆属元代之物，否则，蒙古与西夏国有世仇，不会保护西夏国的供养人像，更不能允许其供养人像大于自己。尤为重要的是，在甬道南壁两个蒙古装供养人像衣服交接空隙处有用西夏文书写的“佛”字，非元代不可为也。该窟在1368—1372年有重修活动；该窟《唐僧取经图》中的孙悟空形象完全体现为元代的特征。各种因素可以证明，榆林窟第3窟当为元代敦煌西夏遗民所营建，绝不可能属于西夏国时代之遗物。关键词：榆林窟第3窟；西夏；蒙古；供养人榆林窟第3窟乃敦煌石窟群中最具代表性的大型洞窟之一，关于其营建时代，学界研究者众，但言人人殊，大体可归纳为三种观点。其一为元代说，早在20世纪40年代，敦煌文物研究所对榆林窟调查的结果显示，榆林窟第3窟开凿于元代。[1]

摘要：杨富学先生著《北国石刻与华夷史迹》新近出版，分14章，每章研读一方墓志或一类石刻，由石刻文献入手探究其所蕴含的历史时期中央政府与周边民族的各种行政政策、军事较量以及文化融合，尤其关注石刻文献证史、补史以及纠正史书记载错误的作用。全书体现出广、新、细、全四个特点，特别注重对新出土资料的解读与运用，同时对“旧”资料进行重新解读研究。关键词：唐代；石刻；墓志；经幢；石塔敦煌研究院杨富学研究员新著《北国石刻与华夷史迹》，2020年1月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该书为“博士生导师学术文库”系列之一，白色书衣，米色封面，硬壳精装，大32开本，共262页，定价98元。全书共收16篇文章，分为14章。其中第一章与第十三章分别由两篇文章修订而成，从而更加集中地体现出一个章节研读一方墓志或一类石刻的结构。以下对每章主旨及相关石刻的价值意义略做介绍。第一章主要研究了2009年7月出土于蒙古国的一合唐代仆固乙突墓志。该墓志汉文书写，保存完好,内容重要,有助于厘清史书记载十分模糊的回鹘“外九部”之一仆固部的世系问题及其居地。文章对墓志记载的仆固乙突参与平定贺鲁之乱、守卫北疆未参与唐高宗泰山封禅、东征靺鞨、西讨吐蕃之史事逐项进行了考订，充分说明了其对于唐代北方民族研究的重要意义以及证史、补史、纠正史书记载之误的作用。第二章以唐代名将李思摩之妻延陁氏的墓志为研究中心，探讨延陁氏的生平与家世，钩沉其生活轨迹，进而对其历史地位进行评价。该墓志为深入研究薛延陀部族的历史和贞观时期的北疆民族关系提供了重要的新证据。作为薛延陀部族首领之女，嫁为突厥可汗的夫人,延陁氏亲历了隋末至唐初漠北地区的风云变幻,见证了突厥汗国和薛延陀汗国的兴衰更替。第三章主要研究新资料炽俟思敬墓志。唐中央政府在葛逻禄部族主要活动地区设羁縻府州,任命其部落首领。炽俟氏作为三姓葛逻禄的一支,其首领担任大漠州都督且接受唐朝册封。该墓志记载了唐前期炽俟思敬祖上担任大漠州都督的事实与发展演变、炽俟家族内迁、在长安任职等史事,对于我们研究唐代西域史、北方民族史都有积极意义。结合已出土的炽俟氏的墓志,推测在长安高阳原有入居长安的葛逻禄炽俟氏的家族墓地。第四章研究洛阳龙门博物馆新入藏的郭虔瓘墓志。结合两《唐书》本传之记载，可知郭虔瓘于武则天时在焉耆破西突厥、赴中亚拔汗那税甲马并击灭其反叛势力,唐玄宗时斩同俄特勤、击败吐蕃。其从军50年,历官40任，一生驰骋于唐朝西部边疆,战功显赫,对西域经营富于谋略,有功于武则天至玄宗之世西部边疆的开拓与稳定，以军功累迁至安西大都护。这些记载对于研究唐代西域史乃至中亚史,以及唐朝在西域与吐蕃、突厥的关系都是非常难得的资料。第五章对大唐西市博物馆新入藏的《回鹘米副使墓志》进行了研究，该墓志对研究回鹘宗教、回鹘与粟特关系、唐与回鹘关系等，都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墓主米公为回鹘摩尼教大师,作为回鹘使者常住长安,于唐穆宗长庆癸卯年（823）亡故,享年73岁，受到唐政府的重视与优抚,体现了唐与回鹘的友好关系。其有四男二女,可证回鹘摩尼僧可拥有家室，与华化景教徒的舍俗姓传统不同。第六章研究1991年出土于宁夏青铜峡的《浑公夫人墓志铭》。该墓志对考证浑氏家族、契苾部和浑部的活动范围以及两个部族关系具有重要意义。书中对墓志重新录文并做考释，考订出皋兰州官舍应在凉州而非学界所认定的灵州。亡人不论男女皆归葬娘家祖茔为契苾家族传统，故而志主亡后未归葬夫家祖茔。墓志所书浑公当为曾任皋兰州都督的浑大寿。墓志上溯契苾氏家世三代皆隋唐名将,所记仕宦可补史乘之阙。第七章对出土于洛阳的四通胡灵太后家族成员的墓志进行了考订，这几通墓志对研究唐代历史在一定程度上有证史、补史的作用，对认识北魏胡灵太后家族及其后裔的历史活动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安定临泾（今甘肃镇原县东南）为胡氏郡望，其族人亡后多归葬故里。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安定胡氏家族的权势非常大，“河阴之变”后胡氏家族开始走向衰落。胡灵太后家族墓地在洛阳的出现，自胡国珍开始。第八章对洛阳新出土的魏远望墓志进行了研究。志主近四十年间历官十八任,主要活动于唐代的东北和西北边疆地区,最后以瓜州刺史致仕。其活动多不见于史书记载,填补了存世文献的某些空白。借由该墓志及相关资料,可以考见唐代开元之世瓜州的政治地位要高于沙州。第九章主要研究2013年新出土拓跋驮布墓志。通过对该墓志的解读,可知从北周到唐玄宗开元时期,党项拓跋氏从原居地迁徙至陇右、关内道北部。书中对其爵位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当时唐朝对其态度和重视程度。对党项拓跋氏的羁縻政策反映了唐朝对内徙党项的治理和相关政策。第十章与第十一章研究甘肃省博物馆馆藏的两通石塔。一通为北朝石质残塔，无纪年铭文，无出土记录，未刊布，亦未公开展出过。根据残塔的佛龛样式与造像风格推定其年代为西魏至北周时期。其风格样式及细部特征与甘肃天水秦安一带的石刻造像极为接近,故推定其出土于天水地区。甘肃留存至今的北朝梯形叠垒石塔不多,故该塔虽残,但具有珍贵的学术和艺术价值。另一通西魏石塔为国家一级文物,长期不为学界所知。石塔上的萨坻垂本生和涅磐木图像显示出地域造像的特质和风格样式上的创造性。西魏石塔在一些细部做法上继承北魏风格,同时又显现北周风格的端倪,是研究这三个时期佛教造像风格演变的非常难得的珍贵实物资料。第十二章研究辽代经幢及相关问题。经幢始现于唐代，到辽代时大量出现，彰显出当时社会佛教信仰的流行与普及。文章首先以15个版面的长表格形式汇总了目前所见辽代经幢及文献出处，作出《总目》，值得后来研究者参考引用。之后研究了辽代经幢的形制与特点、种类、其上刻文与功用。第十三章主要研究陕西凤翔屈家山（紫荆山）出土的蒙古纪事砖与屈术墓碑及相关问题。纪事砖记录了蒙古军分别在木华黎、成吉思汗和窝阔台率领下三征金朝重镇凤翔的史实，前二次均败绩，第三次由窝阔台攻陷。窝阔台占领凤翔后,将第四子合剌察儿分封于此。该处屈姓人世代相传其源出蒙古,且保持着诸多草原习俗。结合近几十年来不断出土的文物、历史文献记载、当地民间口头资料及风俗,可以考见凤翔屈氏源出蒙古札剌亦儿氏木华黎家族，该家族于合剌察儿在凤翔建立乌鲁斯之后世任其官,直至元末。第十四章从佛经记载清凉山有五顶与五台山地理环境符合、回鹘语音韵拼写、文殊菩萨深受回鹘佛教徒崇拜、文殊菩萨相关经典的翻译等多个角度，将仅见于居庸关过街塔云台上的回鹘文uday比对定为汉语的“五台山”。纵览本书，在总体上体现出“广”“新”“细”“全”四个特点。广：全书所收石刻墓志，地域上涵盖中国历史时期的北方，出土地有今天的甘肃、陕西、河南、宁夏、北京以及蒙古国，辽代经幢总目的收录范围则涵盖今北京、辽宁、河北、山西、内蒙古等省（市、自治区），地域范围非常广。所收石刻墓志涉及历史史事与地域更为广阔，包括整个西域乃至中亚地区、北方蒙古高原、华北及东北地区。所收石刻墓志关涉历史时段非常长，有北魏、西魏、北周、隋、唐、辽、金、元时期。所收石刻墓志的出土时间早至20世纪90年代初，近至有确切出土时间的2013年以及无确切出土时间但2019年、2020年发表论文时所记“新近入藏”。新：全书整体上从石刻墓志资料入手，论述历史时期中央政府与周边民族的各种行政政策、军事较量以及文化融合。该书既是对新出土、新见资料的全新解读，也是对已经为学界共知的“旧”资料的重新解读。故而，全书依然体现出一个“新”字。对于书中所收之前未见的新墓志、石塔、砖刻有《仆固乙突墓志》（第1页）、《延陁氏墓志》（第21页）、《炽俟思敬墓志》（第39页）、《故回鹘可汗夫人白氏墓志》（第47页）、《郭虔瓘墓志》（第53页）、《回鹘米副使墓志》（第79页）、《魏远望女魏渊墓志》（第119页）、甘肃省博物馆藏北朝残塔（第131页）及西魏石塔（第143页）、《蒙古纪事砖》（第202页）、《屈术墓碑》（第220页）。细：该书虽为对已发表论文的收入合集，但对所收入文章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修订，有的甚至对文章的标题都进行了改动，使得更加体现主旨和综合性研究。每章注释①中说明文章原刊何处、指导/合撰者以及对文中图片提供者的致谢。这是学术规范上的细致。另外体现在对回鹘语、突厥语等古语言字母拼写方面的细致和逐词对译的细致上。本书的一个亮点在于每页注释采用参考文献的格式。经常投稿者大概也知道，欲投稿某刊，将自己文章按照该刊投稿要求做修改，特别是注释方式的修改，是一件非常繁琐的工作。如果被退稿了投于另一刊，又得修改注释方式。很多年轻科研工作者往往因为投稿在注释方式上花不少时间。该书所收文章刊发于国内多种刊物，各个刊物注释方式不尽相同，要将约30万字的书稿中近400条注释逐条修定为符合出版社要求的方式，工作量着实不小。本书所采用的这种注释方式便利于参考文献与注释之间的随意转换，且适用于不同刊物的不同注释体例要求，相对而言改动量较小。全：本书对资料的搜集与罗列上，体现出了“全”的概念。书中对各种外文文献的熟练运用，对外文文献主旨的提炼与介绍，对某个研究课题学界已有研究成果进行渔网式搜罗，厘清了已有研究成果的优处长处，也明确了研究的空白处，为后来研究者指明了方向，使得每一个研究课题的中外文相关资料得到了全景式呈现。书中多篇文章中使用表格，清晰、明确、完备地展示出所要表述的内容，较之文字叙述简洁很多。如第15页仆固部都督世次表以及前文提及之《辽代经幢总目》（第163页）。本书中对所涉及石刻均刊有黑白图版，虽然不甚清晰，但大体样式可见。杨富学先生学术工作热情非常高，有问题及时纠正。有一件事让笔者记忆尤深。2015年笔者在吐鲁番考古实习的时候考察了吐峪沟石窟，当时特别注意到第42窟[1]

著名摩尼教研究专家杨富学先生所著《霞浦摩尼教研究》（以下简称杨著）于2020年11月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这是继《回鹘摩尼教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之后杨富学教授推出的又一部摩尼教研究专著。先前出版的《回鹘摩尼教研究》以回鹘语摩尼教写本、吐鲁番出土回鹘摩尼教壁画为基本资料，结合汉文、波斯文文献的相关记载，系统深入地探讨了摩尼教在回鹘的发展情况，内容丰富，论证周密，在回鹘学、摩尼教研究领域多有拓荒之举，引起了学术界广泛的关注。[1]

摘要：西夏地处西北，物产相对匮乏，传世史书直接记载不多。西夏与宋、辽、金等通贡与榷场贸易活动频繁，从史书零星所记西夏朝贡及榷场贸易之物品，结合黑水城等地出土的文献，尤其是西夏与金榷场贸易文书、《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中，不难窥见西夏物产之大致种类，既有畜牧业产品，也有手工业产品，其中不乏土特产，尽管其贸易量不大，但因是他国稀缺之物而倍受青睐。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在西夏对外贸易的物品中，有许多是舶来品。西夏经济结构比较单一，本国物产难以满足人民生活的需求，故而需要外来物品作为补充。西夏以扼控丝绸之路的地理之便，较易得到来自西亚、中亚诸地的物产，转往内地，以获其利。西夏与宋、辽、金等周边政权的经济交往颇为频繁，既促进了西夏本国经济的发展，使其多元化，同时也对周边民族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影响。关键词：西夏；贸易史；民族关系；历史一、问题的提出西夏是党项羌族以宁夏平原为中心建立的民族政权，先与辽、北宋对峙，又与金、南宋颉颃，对中国历史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但由于各种原因，元人在纂修辽、宋、金三史时，没有为西夏写出一部分量同样足观的纪传体专史，只在三史的《外国传》中以少许篇幅专载西夏史事，致使西夏史料大量亡佚，给西夏历史文化的研究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损失。即使在极有限的篇幅中，记载的也主要集中于西夏的政治与军事，经济方面内容极稀，惟只言片语而已，更不用说西夏的物产了。西夏居地降雨稀少，地面多生牧草，故其民长期以游牧为主，农业不发达。《旧唐书》卷198《党项传》言其“不知稼穑，土无五谷”。唐人沈亚之谓：

摘要：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写本研究所收藏的西夏文文献主要来自于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黑水城遗址，大致可分为6类，即西夏文原著、西夏文字典及语音表、历法和医学著作、律令及法律文书、汉文著作之夏译本、佛教典籍之夏译本及西夏人撰写的佛教著作，其中既有写本又有刻本，对西夏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堪称国际西夏学研究的最基本资料，长期深受国际学术界的重视。除俄罗斯学者外，中国、日本及欧美诸国都投入人力进行研究，成果丰硕。目前西夏文文献中尚有相当数量的草书文献尚难破解，需要努力探寻其基本规则，一旦掌握其规律，即可用计算机将草体转换为楷体，进而为今后的研究提供条件。关键词：西夏；文献；黑水城；科兹洛夫；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写本研究所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写本研究所（前身为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收藏的西夏文文献来于自被蒙古人称为哈拉浩特（Khara-Khoto）的“死城”，汉语称之为黑水城，西夏人称作额济纳（Ejina）。黑水城遗址位于中国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东大约40公里处。当俄国探险家们游经内蒙古戈壁滩以南阿拉善以北地区的时候，常常听到有关沙湮死城的传说。1886年，波塔宁（Г.

吐鲁番绿洲出土伊朗语写本为数巨多，大体归于三大宗教，即佛教、摩尼教和基督教。这些文献有很高的比例是转译而成的：佛教文献转译自汉语或吐火罗语；基督教文献转译自叙利亚语；摩尼教文献则转译自阿拉米语。这些文献的重要性在于，不少文献都蕴含独特的世俗内容，为探索时人的日常生活及其宗教信仰提供了依据。通常情况下，这些“世俗”内容都与三大教的信徒息息相关，这从文献的出土地点和所用文字中即可清楚看出。出自基督徒之手的写本大多用古叙利亚文写就，主要发现地在水盘（Shui-pang），即吐鲁番北部的葡萄沟（Bulayïq）之一座废寺中。在葡萄沟发现的基督徒所写的非宗教写本中，有一些拥有特殊的近东背景，也就是说，文献题材可溯源至我们熟知的阿拉米甚或古代巴比伦地区。这些出土物，有依自然现象进行卜兆的文献碎片，比如地震或打雷，根据它们出现的月份来预示不同的事件发生[1]。例如，“若在尼撒月（Nisan）[2]

摘要：瓜州东千佛洞第2窟乃敦煌晚期石窟的代表作之一，壁画内容丰富，汉藏并举，学界均言其为西夏窟。实则应为元代窟。窟中九尊式顶髻尊胜佛母曼荼罗中白伞盖度母和青色金刚手具有元代密教特征；东千佛洞第2窟的壁画配置与西藏扎达托林寺白殿如出一辙，由此或可推断托林寺白殿与东千佛洞第2窟前室壁画受同一宗教仪轨影响下而成；中心柱两侧度母具有14世纪的夏鲁风格特点；药师佛与施甘露度母下方的饿鬼出现南宋风俗画中的婴戏形象；窟中壁画以蓝青绿色为主，与西夏石窟的以红（土红）为主的格调相悖，却与元代崇尚蓝青绿色的基本色调相符；水月观音侍从的衣冠道教元素增多，与山西芮城永乐宫和洪洞广胜下寺的道教、佛教壁画有诸多近似之处。凡此种种，皆可为元代说提供有力的佐证。关键词：东千佛洞第2窟；元代绘画；西夏石窟；藏传佛教东千佛洞地处敦煌莫高窟以东，与西千佛洞东西相对，因此得名“东千佛洞”。其中第2窟为东千佛洞中规模较大、内容较丰的洞窟，壁画内容显、密并举，风格汉、藏圆融，长期被认定为西夏窟。然观其绘画风格与用色特点，与典型的西夏窟（如瓜州榆林窟第29窟、银川山嘴沟石窟）差别很大，却含有众多的元代文化因素，故曾撰专文从历史文化角度进行探讨，提出东千佛洞第2窟甬道有西夏供养人和西夏文榜题，但这些供养人像与榜题都被覆盖了，而今天所能见到的壁画，都绘于覆盖层之上，当为元代之物；窟内有以布袋和尚为原型而发展出来的哈香尊者。哈香尊者入列西藏十八罗汉，乃元代之事；窟中供养菩萨与黑水城出土绘画X-2343所见13世纪的胁侍菩萨非常近似，呈元代特征；东千佛洞第2窟的上师图具有噶玛噶举派风格，正是元朝后期噶玛噶举派地位上升的反映；窟内所见的二幅唐僧取经图都为猴子形象，手持生金棍（即后来的金箍棒），这是元代所特有的。[1]

摘要：榆林窟第4窟究竟为西夏还是元代洞窟，学界存在争议。榆林窟第4窟文殊变五台山图中保存有元代大白塔的清晰形象，该塔乃1301年由尼泊尔匠师阿尼哥设计建造，是证此窟当开凿于1301年之后；榆林窟第4窟之蒙古供养人像，此前曾被误认为乃后补之物，其实非也，与洞窟壁画是整体划一的；窟中的上师像被认为是噶玛噶举派之装束，论者认为噶玛噶举派主要流行于西夏而非元代，其实不然，元代后期噶玛噶举派备受蒙古统治者尊崇，甚至拥有“无冕”帝师的地位；榆林窟第4窟之五台山形象可与元代五台山道场之密教寺院相比对；该窟之天龙八部形象又与山西芮城永乐宫的元代壁画四圣图接近；论者以窟内有西夏文题字而证明该窟为西夏窟，殊不知西夏文不惟西夏国流行，元代也很流行；论者谓瓜沙西夏时繁荣而元时衰，实则恰恰相反，元代瓜沙作为作者蒙古豳王家族的驻地，地位显赫。诸如此类，可以构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榆林窟第4窟当为元代之遗物，具体修建时间当在1301年五台山大白塔修建之后至1364年乳必多吉活佛巡礼沙州两座文殊窟之前。关键词：榆林窟第4窟；五台山；大白塔；西夏；蒙古一、榆林窟第4窟断代诸说评议有关于榆林窟第4窟的开凿年代，自20世纪40年代伊始便有争论。第一位对榆林窟第4窟的开凿年代做出研究的学者首推张大千，他于1941—1943年在敦煌石窟临摹壁画，对莫高窟和榆林窟的洞窟进行统一编号，其中，榆林窟29个洞窟的墙壁上留下了其亲自书写的编号。张大千对榆林窟第4窟的断代并未见公开发表，但在敦煌期间，他曾邀请谢稚柳前来协助记录洞窟内容，后谢稚柳将其整理成《敦煌艺术叙录》一书，书中将榆林窟第4窟编号为“第3号洞”（今编榆林窟第1窟因为没有壁画，仅有清塑神像四身，故彼时未编号），将开凿年代断代为西夏窟。1946年，阎文儒撰《安西榆林窟调查报告》，称“第3号洞——元改建”，[1]

中世纪的中亚对欧洲人来说，长期处于混沌状态。随着连接西方，尤其是地中海诸国与南亚的海上航线的发现，昔日作为沟通东西方贸易主要通道的丝绸之路渐趋衰落。从印度海岸到非洲东海岸，整个西印度洋都散布着阿拉伯航海者的行迹。他们梯山航海，无远弗届，对印度至中国海上航线的开通做出了杰出贡献。海路的开通，使人们逐渐淡忘了中亚，贯通东西的丝绸之路由是而风光不再，沦为地方道路。在13世纪初的前25年，西欧人开始对屯兵于周边的蒙古人引起警觉，并发动了十字军东征，重新觊觎中亚。那时，由基督徒牧师约翰（Presbyter

他们属于“东察合台汗国”，最有可能是敦煌的西宁王家族或瓜州的安定王家族。同样，榆林窟第4窟亦应属于元代，堪称受藏传佛教深刻影响之典型，女施主戴着蒙古贵族妇女特征的高帽顾姑冠（boγtaγ）。[55]

摘要：瓜州榆林窟第2、3、4窟为底层相毗连的三窟，构成相对独立的一个小单元。三窟所绘壁画都有与文殊信仰相关的内容，绘画风格近似，窟形也大体一致，第2窟有西夏装男女供养人，第4窟有蒙古装男女供养人，中间的第3窟则具西夏装男女供养人和蒙古装男女供养人。这里的西夏人，并非西夏国时代的西夏人，而是元代敦煌的西夏遗民。这些石窟均非西夏之物，而均为元代之遗墨。回鹘文题记显示，榆林窟第2窟和第3窟都被视作文殊菩萨的道场——五台山，第4窟绘有五台山建于1301年的大白塔和元代所建具有藏传佛教风格的黄寺。可以看出，榆林窟第2、3、4窟都被视作文殊菩萨的道场，三者互为一体，构成五台山组窟。这一现象的形成，与元代蒙古豳王家族对文殊菩萨的崇奉息息相关。关键词：榆林窟；文殊变；五台山组窟；回鹘文题记；西夏；蒙古豳王家族瓜州榆林窟现存有壁画洞窟43个，依榆林河东西两岸而建，本文所述的第2、3、4窟即位于东崖的底层，互相毗邻，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小单元。三窟所绘壁画都与文殊信仰密切相关，绘画风格近似，窟形也大体一致，第2窟有西夏装男女供养人，第4窟有蒙古装男女供养人，中间的第3窟则兼具西夏装男女供养人和蒙古装男女供养人。这种现象在他处罕见，是否存在内在联系？颇值得探讨。一、榆林窟第二、三、四窟的时代欲明榆林窟第2、3、4窟之间的关系，必先判明其时代。关于此三窟的开凿年代，学术界存在争议，主要有西夏说和元代说之争。持西夏说者，主要依据壁画中所见的西夏人供养像，尤其是榆林窟第3窟甬道南北二壁的供养人画像，明显可以看出上排的西夏人要早于下排的蒙古供养人，所以学界一般认为榆林窟第3窟由西夏所营建，元代予以重建。[1]

内容摘要：榆林窟第3窟为敦煌石窟群中最具代表性的大型洞窟之一，学界对其开凿时代存在不同意见，主要有西夏说、元代说两种，需要从多方面出发做出综合判断。该窟艺术水平极高，具有皇家艺术风格，但这个皇家不可能为西夏，只能为驻守瓜州的蒙古豳王家族。西夏国时代的瓜沙荒凉而落后，远不比元代之繁荣，元代后期的敦煌西夏遗民人数众多且地位很高；窟中著名的《酿酒图》反映的是蒸馏酒的酿制过程，这是元代以后才有的事，不可能归于西夏。以上二因素有助于证明，榆林窟第3窟当为元代敦煌西夏遗民所营建，而非西夏国时代之遗物。关键词：榆林窟第3窟；西夏；蒙古；皇家石窟；酿酒图一、榆林窟第三窟营建时代诸说评议榆林窟第3窟乃敦煌石窟群中最具代表性的大型洞窟之一，关于其营建时代，学界研究者众，但言人人殊，大体可归纳为三种观点。其一为元代说，早在20世纪40年代，敦煌文物研究所对榆林窟调查的结果显示，榆林窟第3窟开凿于元代。[1]

摘要：蒙古豳王出伯一族系察合台后裔，1276年，因不满中亚诸王的叛乱而脱离察合台汗国，投于元廷忽必烈麾下，被委以重任，长期驻守河西走廊西端的肃、瓜、沙及西域东部的哈密地区，始终处于抵御窝阔台汗海都、察合台汗都哇等西北诸王叛乱的第一线。透过黑水城元代汉文文书，如《大德四年军粮文卷》、仁宗朝文献（编号F116:W561）、TK204文书、TK248文书等，可见作为元代之军事集结地与物资供给地的亦集乃路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了元朝西北边防线上的重要军事堡垒，而活跃于西陲重地的豳王出伯家族一直与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互相引以为援，从而进一步巩固了西北边防之稳定。关键词：蒙古豳王家族；亦集乃路；元代；敦煌一、前言豳王为元代出镇宗王之一，13世纪晚期崛起于河西。豳王乌鲁斯之始祖为察合台系的出伯、合班兄弟，其曾祖为成吉思汗之次子察合台，祖为拜答里，父为阿鲁浑。以世祖忽必烈忙于南下攻宋，无暇西顾为机，窝阔台汗海都、察合台汗八剌、都哇等倡乱西域，势力范围迅速扩展，继而对元王朝的统治构成了极大的威胁。恰值此时，出伯兄弟率领上万骑兵东归，使元朝西北边防军势力大涨，给岌岌可危的西北形势带来了转机，故而出伯兄弟受到了忽必烈的重用。出伯家族在对海都、都哇等叛军的征战中，屡立战功，相继受封豳王、肃王、西宁王和威武西宁王计四个王号，分别驻牧于肃州（今甘肃酒泉市）、瓜州（甘肃省瓜州县）、沙州（甘肃省敦煌市）和哈密（又作哈梅里），豳王家族受元政府之命统领镇戍诸军，防守西起吐鲁番东至吐蕃一线，“镇御有劳”，[1]

摘要：蒙古豳王家族崛起于13世纪后期，始祖为由西域东归投奔忽必烈汗的察合台系出伯、合班兄弟，于14世纪初期形成豳王、肃王、西宁王和威武西宁王四个乌鲁斯，分别驻牧于酒泉、瓜州、沙州和哈密。豳王家族据守西北一隅，有效地抵御了窝阔台后王海都和察合台后王都哇等西域反叛势力对西域东部及河西走廊的侵扰，使河西及西域东部地区免受战火的蹂躏。为了巩固西北边防，豳王家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积极发展农业生产，尤其是屯垦以保障供给，整饬驿站以疏通驿路，同时大力支持佛教，借以抵御伊斯兰教势力的东侵。这些措施有效地巩固了西北边防，从而确保了西北地区社会的相对稳定。关键词：蒙古

虽然突厥游牧民族对星空的观察要比我们城里人深入得多，但对一些重要天体的认识却极为有限。这一论断也同样适用于古代回鹘人。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天文学在突厥学研究中是一个少有问津的课题，甚至连很多现代辞书都很少触及过它。关于星宿名称的研究，不仅对天文学的研究有意义，而且还可通过它来了解古人的思维领域，这一点前贤都曾注意过。除巴赞曾对古突厥的历法作过卓有成效的研究，并出版了《突厥历法研究》一书[1]

1991年春，波恩大学宗教研究所克林凯特教授得到了敦煌研究院所藏一份叙利亚文残卷的复制件，他将之转交我们并嘱托进行研究。这是使徒保罗给加拉太教会所写书信的一页残片，正、背面都有文字，惜不详其原大及出土情况，只知其大概尺寸为25×15平方厘米。至于残卷所用的材质和墨的颜色，则一无所知，也不详其具体的时代。在该残卷的每一面上，都可认出六行字。不过由于有一个边沿处被斜着撕掉了一条，所以有一面从第2行起每行末端残损了个别字母，而另一面从第4行起每行开头缺失了好多字母。这篇有多处打了点的福音体文经书，由于磨损，加上本来字迹就不清晰而颇难释读。经文在两行之间有一行的间距，没有划线格。竖直写的边注出自另一个人之手，至于是否有红色的标题，从复印件字面上无法确定。符号说明：[

注释：编按：本文原刊杨富学编著《回鹘学译文集新编》，甘肃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225—238页，如若引用请参考原文。往期阅读：[德]

摘要：元代科举兴起较晚且取士甚少，但元末死于国难的进士，尤其是色目进士却为数不少，占了很高的比例。在进士之外，死节的色目仕宦也很多，形成了历史上罕见的死节现象。这些色目进士与仕宦既非蒙古人，不属统治阶级之列；又非汉人，不像汉人那样有着传承千年的忠君伦理观念，他们的死节比例之高，是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究其原因，首先在于元代理学在入华色目人中的普及，理学所推崇的忠孝节义观对色目进士与仕宦产生了重大影响；其次，元代推行的科举制度偏袒色目人，使其在社会生活中拥有多种优势；最后，色目人虽非元朝政权的统治者，但颇受元朝统治者倚重，与元朝统治者形成了唇齿相依的关系。关键词：元代；色目进士；色目仕宦；畏兀儿；西夏；理学元代大批胡人入居中原，被称作色目人，主要有回回、畏兀儿、康里、钦察、阿速、哈剌鲁、唐兀、乃蛮、汪古、吐蕃、阿儿浑等。有元一代，色目人无论是在政治、经济、军事，还是在科技文化领域都发挥过重要作用。元末，中原板荡，群雄并起，元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直到1368年明朝取代元代，色目人始终与元政权站在一起。易代之后，元代色目文士无论是进士还是普通仕宦、地方贤达似乎很少有人选择归顺明政权这条道路，而是投笔从戎，以死报元，其慷慨忠义之举，令人玩味。一、元末“仗义死节”的色目进士元代科举制度形成较晚，皇庆二年（1313年）元仁宗下诏恢复科举。延祐二年（1315年）第一次开科取士，以后三年一次。元惠宗时，因丞相伯颜擅权，执意废科举，故1336年科举和1339年科举停办。有元一代，共计16次开科取士，录得进士1139人。与唐宋明清相比，进士数量可以说是很少的，但令人称奇的是，元末为元朝死节的进士甚多，仅见于记载的就多达43人。其中，色目进士有名可考者62人，而元末死节者竟多达17人。元末诗人杨维桢（1296—1370）感叹：“我朝科举得士之盛，实出培养之久，要非汉比也。至正初，盗作。元臣大将守封疆者不以死殉，而以死节闻者，大率科举之士也。”［1］519

摘要：新近得到的突厥语景教文献计有10页，出自黑水城，有些内容可以破译，有些仍模糊不清。可破译的部分，通过和敦煌汉语景教写本、《箴言》、《马太福音》等基督教经典进行比较，可以看出，几乎所有的可以辨识出来的内容都与布施或得到布施相关。该写本的发现，证明在黑水城一带曾经存在着使用突厥语文本的信仰基督教的团体，写本内容虽然仅有部分破解，其价值却不可低估，因为至少对黑水城遗址出土的突厥语景教文献的内容有了初步的了解，应引起足够的重视。关键词：黑水城；突厥语景教文献；布施与奖赏上世纪三十年代，彼高鲁斯卡娅（N.

摘要：唐会昌三年（843），唐武宗灭摩尼教，《闽书》记载有呼禄法师者，来入福唐（福清）。摩尼教由是输入福建。学界一般认为“呼禄”即中古波斯语xrōhxwān（呼嚧唤）之音译，笔者撰文认为“呼嚧唤”为官号，不可与作为教界职称的“法师”并用，认为“呼禄”当为古突厥语Qutluɣ的音译，意为“吉祥”。但此说受到学界质疑。近期于福建福清市发现的摩尼教抄本《普度科仪》恰好有“东土摩呼禄慕阇”之记载，可与《闽书》相呼应。“呼禄慕阇”，如果将“呼禄”解释为“呼嚧唤”，则

【内容摘要】敦煌莫高窟409窟的民族属性与开凿时代学术界争议很多，近期又有多篇论文就其为西夏窟或回鹘窟的问题展开争论。依据的都是供养人画像，缺乏系统论述。供养人画像旁有回鹘文题记arslan

摘要：产生于母系氏族社会的原始宗教萨满教曾经在北方诸民族中十分盛行，有关于萨满教女神和女萨满的神话、传说、职能、仪式等大多曾经信仰萨满教的民族都有丰富的记载。裕固族也是曾经信仰过萨满教的民族之一，关于萨满教祭天仪式等习俗流传至今，却少有关于女萨满的记录。俄国学者马洛夫20世纪初在肃南地区考察时曾记录了大量的民间故事、传说、民歌等内容，其中有少量关于裕固族女萨满的歌曲，这些歌曲中女萨满的形象及其所充任的人物角色，在今天的裕固族民间文学作品中仍有所见。可以确认，古往今来的裕固族萨满教信仰中确有女萨满存在，庶几与女性早期的社会地位较高息息相关，只是后来女萨满的地位逐步被男性萨满所取代。关键词：裕固族；萨满教；女萨满；文化；民歌萨满教是一种世界性的原始宗教，以万物有灵论为思想基础，在内容上包括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而且三者是相互关联的。它有自己的神职人员称作“萨满”，萨满是一切祭典、仪式、祷告等宗教活动的灵魂人物。古代繁衍生息在北方草原上的匈奴、鲜卑、柔然、高车、突厥、回纥、契丹、蒙古和今天阿尔泰语系属满—通古斯语族的满族、鄂伦春、鄂温克、赫哲、锡伯；属突厥语族的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属蒙古语族的蒙古、达斡尔等民族都曾经信仰过萨满教。甚至有些民族虽然后来以伊斯兰教或藏传佛教为主流宗教信仰，但仍然保留一些萨满教遗迹。裕固族就是如此，主要信仰藏传佛教，但从其民间文学作品或日常生活习俗中频频见到有关萨满教自然崇拜、动物崇拜、日月崇拜等与其他民族共有的萨满文化记忆，[1]

杨富学以汉文史籍和敦煌回鹘文献为依据，结合敦煌石窟中的回鹘壁画、回鹘文题记，着重论证沙州回鹘的存在，并认为西夏于1036年并未在沙州建立有效的统治，大致在1068年西夏政权再次占领沙州。[10]

一、《霞浦摩尼教研究》与霞浦摩尼教摩尼教又称明教，被认为在中土消亡已久，因敦煌摩尼教三经的发现而为世人重新认识，复因金庸先生《倚天屠龙记》而变得妇孺能详（按金著不乏取譬自敦煌摩尼教三经《下部赞》《摩尼教残经》《摩尼光佛教法仪略》处）。根据明人何乔远《闽书》的一条记载[1]，摩尼教在中土的最后一处落脚地在福建之泉南，是地有过去被认为世界仅存的一处摩尼教寺院遗址——草庵，更有入闽传法的初代摩尼僧呼禄法师之墓。草庵为元明时物，而现在草庵周边居民似亦早已不信摩尼教，径将“摩尼石像”作佛祖释迦牟尼矣。草庵之后，是否还有摩尼教的遗存？杨富学教授新出《霞浦摩尼教研究》一书（中华书局，2020年11月）正告大家，不但有，而且有很多。在闽东的霞浦、屏南等地我们发现了大量涉及摩尼教的民间科仪文书，霞浦上万村林氏宗世代供奉的宗祖林瞪公即是享誉北宋的摩尼教主，而屏南降龙村有关摩尼光佛的一系列新年民俗活动更堪称摩尼教的活化石。“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此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治学经验之谈也。杨教授曾先后师从杨建新、苏北海、K.

摘要：西瓜由回纥东传入契丹，史有定论。但这里的“回纥”究为何指，学术界则存在争议。此前学界一般认为传入契丹的“回纥”西瓜应来自高昌回鹘的北庭，近期则有学者不同意这一意见，撰文指西瓜绝不可能来自高昌回鹘，而应来自漠北。然西瓜喜干热气候，而漠北寒冷；西瓜喜沙性土壤，漠北为干草原土壤。气候条件与土壤条件皆不适宜。史书记载，840年回鹘西迁后其地遂空。既无人烟，自然谈不上西瓜种植，而据敦煌写本和吐鲁番壁画可知，高昌回鹘的西瓜种植应是比较普遍的。有人否认西瓜来自高昌回鹘的主要证据在于辽太祖不可能到达北庭浮图城，其实是对史书的误读，《辽史·太祖纪》明确记载辽太祖派兵拔浮图城，而自己驻军于巴里坤山一带。摘要：西瓜；辽太祖；高昌回鹘；浮图城一、西瓜产自高昌回鹘说西瓜，顾名思义，应指由西部地区传来之瓜，乃相对于中原地区而言的。古之所谓“西”，多指西域、中亚、西亚，我国的新疆地区亦包括在内。西瓜源自南非，至于何时传入我国，自20世纪60年代初以来，即争论不断，诸如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杭州水田坂良渚文化遗址、广西贵县罗泊湾西汉墓、江苏高邮邵家沟东汉墓等发掘报告称出土了西瓜种子，但均被一一否定，而所谓的西安西郊唐墓出土“唐三彩西瓜”，业已证明属于伪造。[1]

文中用了“若”字，明显是反问，决不可断章取义理解为“就是”，更不能因此而言林瞪生前未有非凡之举。与之相反，当地民间故事集《甪端故事》中则称“林教主”是宋代的起义军领袖，曾与朝廷军队为战。[15]

摘要：摩尼教兴起于波斯，盛行于中国。摩尼师以善于祈雨而闻名，历史上多有记载。近期福建新发现的摩尼教文献中，与祈雨相关的有两件，其一为《祷雨疏》，其二为《求雨秘诀》，内容丰富而颇具研究价值，尤以前者为最。《祷雨疏》反映的是一套完整的祈雨仪式，内容繁杂而有趣，堪称波斯文化在中国的活化石。通过对这一文献的研究发现，从波斯传入的摩尼教正统科仪已与道教和福建地方信仰相融合，是摩尼教华化和地方化演变的明证。关键词：《祷雨疏》；祈雨术；摩尼教祈雨，又称求雨、祷雨，是人们围绕着农业生产、祈禳丰收而进行的一种巫术活动。同其他巫术一样，祈雨巫术曾广泛存在于世界各地区、各民族的历史中。从日本的原始部落到北美印第安人，从澳洲的土著到俄罗斯的先民，都有过专门的祈雨法师。即使到了近代，一些已进入现代社会的民族中，这种巫术活动仍然存在。最早记录闽越人祈雨习俗的史迹应属福州林浦九曲山岩画，为汉唐之间的祈雨图，此外，福清市镜洋镇齐云山发现4处南宋时期的摩崖题刻以及明代天启五年（1262）叶向高的题名，都与祈雨有关。[1]

摘要：押头韵是古代回鹘诗歌作品显著特征之一，也是裕固族萨满教神歌的主要押韵形式。裕固族先民早先信仰萨满教，后改信摩尼教、佛教等，今天主要信奉藏传佛教。1910—1911年，马洛夫两度深入肃南裕固族中考察，收录了篇幅长短不一的15首萨满神歌，绝大部分以押头韵为主，少数押尾韵，也有的兼押头韵和尾韵。除萨满神歌外，押头韵这种韵律形式也出现于裕固族早期民歌当中，乃继承古回鹘文化传统而来。古代回鹘文诗歌全部押头韵，不仅体现在诗歌作品中，甚至回鹘佛经译本、尾跋之类通常需用散文表述的内容，在回鹘文中也常常以韵文来表述。这一文学传统后来对阿尔泰语系的诸多民族都产生了影响。关键词：裕固族；萨满教；神歌；头韵萨满教信仰是人类历史上形成时代最久、影响最深远的古代宗教之一，在我国北方少数民族，尤其是阿尔泰语系诸民族中广为流传。北方诸族在历史上有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地域上的接近、语言上的亲和、文化上的影响等，使人类早期形成的萨满教成为其共同的信仰，更成为他们相互联系的纽带。随着时代的变迁，许多民族虽然放弃萨满教而皈依其他宗教，但萨满教的影响却不绝如缕，至今仍然影响着他们的思想与行为，成为难以割舍的文化情结。可以说，集体文化记忆的景观中总有宗教的影像。[1]

(?)。与这些人物不同的是，他们中只有善著才是“真正”的汉式名字。这里值得一提的还有偰百辽逊，其子和孙都迁往高丽，而且他们也是凭借自身的回鹘书写能力和蒙古语言能力在朝鮮王廷实现了成功。[2]

回鹘，现今维吾尔族与裕固族的共同祖先，自古便是一个信仰多元的民族，在15世纪下半叶全面皈依伊斯兰教之前，萨满教、摩尼教、佛教、景教、祆教及道教等相继登上回鹘宗教信仰的历史舞台。宗教在回鹘人的社会生活和历史文化中曾扮演过至关重要的角色：回鹘文的创制来自波斯传教士，因佛教与摩尼教的并行而长足发展，遂成为宋元时期西域、中亚乃至西亚诸地通行文字之一；由佛经改编创制的文学剧本、赞美诗集等皆因宣扬宗教教义义理而作；石窟、壁画等艺术成为宗教的图解与形象化；源自中原内地、古印度的天文、历法及印刷业皆因宗教的弘化而广为传播；普遍联系的佛教“四大”学说为回鹘医学奠定理论基石；统治阶层的“转轮王”思想也与宗教密切相关。在回鹘民族所信奉的众多宗教中，佛教因其流传时间久、波及范围广、影响程度深而著称。作为活跃在西域历史舞台的主要民族之一，在长达六个多世纪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回鹘人始终保持宽容开放的积极姿态，广泛吸纳外来文化之精华，翻译创制了数量可观的宗教典籍文献。这些宗教典籍是不同文明交流融合的实物见证，再现了东西方文明沿着丝绸之路接触、交汇直至融合的真情实景，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意义。杨富学先生作为一位在我国回鹘研究领域内耕耘多年且具有创新意识的学者，在西域宗教、敦煌吐鲁番学、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等众多领域均有独到研究，著述颇丰，为学界瞩目。《回鹘文佛教文献研究》一书，作为才让先生主编《西北民族文献与文化研究丛书》的一种，于2018年4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首次出版，收录杨先生已发表论文29篇，篇幅达40余万字，共分为《上编——回鹘文佛教文本研究》《下编——佛教与回鹘历史文化》2编29章内容，另附有48副精美插图目录、参考文献与索引。该书是杨先生在其系列专题研究的基础上多维度探讨回鹘佛教的集大成者，显示了作者在出土回鹘文文献及其相关历史文化研究上的深厚功力和高超水准，享誉学界，嘉惠学林。现将该书内容撮要如下：上编主要关注以回鹘文记录而成的佛教文本的释读研究，既有新文献的首次刊布，如《兰山范氏藏敦煌本回鹘文写本残卷研究》，又有高屋建瓴式的宏观概述，如《敦煌回鹘文佛教文献及其价值》，而更多篇幅给予回鹘文原始文本的个案研究，就其内容可细分为：一、

本文旨在通过阐明鄂尔浑碑铭，如《阙特勤碑》（阙）、《毗伽可汗碑》（毗）和《暾欲谷碑》（暾）中的“qut”一词的含义来研究突厥汗国的君主观念。突厥人心目中的“美德”一、突厥民族以何为美德，答案可见以下诸文献：文献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