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玲 | 集百家之长，成一家之言——杨富学《回鹘文佛教文献研究》读后
回鹘，现今维吾尔族与裕固族的共同祖先，自古便是一个信仰多元的民族，在15世纪下半叶全面皈依伊斯兰教之前，萨满教、摩尼教、佛教、景教、祆教及道教等相继登上回鹘宗教信仰的历史舞台。宗教在回鹘人的社会生活和历史文化中曾扮演过至关重要的角色：回鹘文的创制来自波斯传教士，因佛教与摩尼教的并行而长足发展，遂成为宋元时期西域、中亚乃至西亚诸地通行文字之一；由佛经改编创制的文学剧本、赞美诗集等皆因宣扬宗教教义义理而作；石窟、壁画等艺术成为宗教的图解与形象化；源自中原内地、古印度的天文、历法及印刷业皆因宗教的弘化而广为传播；普遍联系的佛教“四大”学说为回鹘医学奠定理论基石；统治阶层的“转轮王”思想也与宗教密切相关。在回鹘民族所信奉的众多宗教中，佛教因其流传时间久、波及范围广、影响程度深而著称。作为活跃在西域历史舞台的主要民族之一，在长达六个多世纪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回鹘人始终保持宽容开放的积极姿态，广泛吸纳外来文化之精华，翻译创制了数量可观的宗教典籍文献。这些宗教典籍是不同文明交流融合的实物见证，再现了东西方文明沿着丝绸之路接触、交汇直至融合的真情实景，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意义。
杨富学先生作为一位在我国回鹘研究领域内耕耘多年且具有创新意识的学者，在西域宗教、敦煌吐鲁番学、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等众多领域均有独到研究，著述颇丰，为学界瞩目。《回鹘文佛教文献研究》一书，作为才让先生主编《西北民族文献与文化研究丛书》的一种，于2018年4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首次出版，收录杨先生已发表论文29篇，篇幅达40余万字，共分为《上编——回鹘文佛教文本研究》《下编——佛教与回鹘历史文化》2编29章内容，另附有48副精美插图目录、参考文献与索引。该书是杨先生在其系列专题研究的基础上多维度探讨回鹘佛教的集大成者，显示了作者在出土回鹘文文献及其相关历史文化研究上的深厚功力和高超水准，享誉学界，嘉惠学林。现将该书内容撮要如下：
上编主要关注以回鹘文记录而成的佛教文本的释读研究，既有新文献的首次刊布，如《兰山范氏藏敦煌本回鹘文<华严经>写本残卷研究》，又有高屋建瓴式的宏观概述，如《敦煌回鹘文佛教文献及其价值》，而更多篇幅给予回鹘文原始文本的个案研究，就其内容可细分为：
一、 源于汉传佛教的回鹘文译本释读。如《敦煌本回鹘文<阿毗达磨俱舍论实义疏>研究》《回鹘文<陶师本生>及其特点》《回鹘文<玄奘传>及其相关问题》《回鹘文<五台山赞>及相关问题》《回鹘文<法华经>写卷及其粟特因素》《回鹘文<金光明经>及其忏悔思想》《从<弥勒会见记>到贯云石——古代回鹘戏剧史上的一个侧面》《敦煌本回鹘文《说心性经》为禅学原著说》《Three Uighur Inscriptions Quoted from Altun Yaruq in Dunhuang Mogao Grottoes464》等；
二、源于藏传佛教经典的回鹘文译本释读。如《回鹘文藏密经典所见“七宝”考》《回鹘文文献所见藏密十六佛母考》；
三、 回鹘文题记相关研究。如《居庸关回鹘文功德记所见uday考》《榆林窟回鹘文威武西宁王题记研究》《敦煌莫高窟464窟回鹘文榜题研究》等。
下编主要从四个维度探讨佛教与回鹘的历史文化关系：
一、 回鹘佛教中的多种信仰研究，如《回鹘弥勒信仰考》《回鹘观音信仰考》；
二、影响回鹘的外来要素考论，如《藏传佛教对回鹘的影响》《综论汉传佛教对回鹘的影响》《论回鹘佛教与摩尼教的激荡》《突厥佛教杂考》；
三、佛教与回鹘科技、政治、医学、文学关系考论，如《佛教与回鹘印刷术》《佛教与甘州回鹘之外交》《佛教“四大”说对回鹘宇宙观及医学的影响》《回鹘佛教对印度英雄史诗《罗摩衍那》的借用》；
四、多民族交往的历史印证，如《回鹘僧与<西夏文大藏经>的翻译》《论裕固族藏传佛教信仰的形成》等。
该书内容宏富博大，工笔式勾勒出回鹘语言接触递嬗、宗教隆盛兴衰、文化交流互动的历史原貌，其贡献绝不囿于回鹘文传世文献的文献学考证，还为学界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史料基础，更在于从文化交流之大视野下剖析回鹘历史文化的融摄与积淀之路，彰显回鹘文化兼容并包的强劲生命力。
作为回鹘文文献的学习者，通读全书后，颇多感想，试略述于下：
汉文史乘浩如烟海，但鲜有对回鹘佛教的相关记载。著者独辟蹊径，选取回鹘文佛教文献为主要依据，反哺汉文献之阙如，深入探讨佛教及相关的社会、历史、文化等诸多镜像，正如先生自己感言：“在我国西北古史研究中，有两个民族最多地受到了地下考古资料的恩惠。其一是回鹘，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西域、敦煌等地发现的数以万计的回鹘文文献与众多的古代文物，极大地填补了历史记载的空白，成为宋元时代西域历史文化研究的首要资料。” [1]
回鹘研究是一门世界性的专门学科，历史悠久，经典辈出。如若取得研究上的突破，没有大量的新材料为基础，是根本不可想象的。陈寅恪先生曾言：“一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2] 而相继出土问世于敦煌、吐鲁番等地的回鹘文佛教文本则为深化回鹘研究提供巨大的学术助推力。如敦煌出土回鹘文本《阿毗达摩俱舍论实义疏》是现存回鹘文献中篇幅最大、保存最为完好的写本残卷，其卷尾处出现“大清朝光绪三十年（1904）十月初一”的蒙古文题记，作者以其敏锐的学术观察力，旁征博引，稽考系联，还原出该残卷辗转收藏的历史状况，为藏经洞晚期文献来源问题的研究提供了重要例证。
又如，在论及藏传佛教对回鹘之影响这一问题时，作者从吐蕃、回鹘学界的薄弱环节——回鹘文藏传密宗文献入手，着力于吐鲁番出土回鹘文《吉祥胜乐轮曼陀罗》写本残卷研究，这一新材料的解读对探讨元代回鹘佛教的特点、高昌回鹘语言的递嬗以及回鹘——吐蕃的宗教文化关系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除典籍文献的相关记载外，藏传佛教的影响还体现在裕固族的宗教信仰的形成方面。众所周知，裕固族分为东部裕固与西部裕固，二者分属蒙古语族与突厥语族，文化差异甚大，但藏传佛教则为东部与西部裕固族共同的宗教信仰。当前学界对裕固族宗教的研究仍主要以民族的宗教变迁、宗教信仰的普及与特点，以及藏传佛教文化等问题为着眼点，而对裕固族藏传佛教信仰的形成过程鲜有系统而深入的论述，杨富学先生综合利用前人研究中未能关注的吐鲁番、敦煌、酒泉等地发现的文献、考古资料，结合传统史料之记载，对裕固族藏传佛教的形成过程与历史缘由深入探讨，认为“以回鹘文化为基石，以藏传佛教为其共同信仰，当为裕固族最为重要的文化特质之一”[3]。
再如，汉传佛教中的禅宗、天台宗等思想对元代回鹘曾产生重要影响，这些为学界首次发现，杨富学先生研阅元代文集和大量佛典，陆续发现回鹘僧徒修习禅宗的重要资料，兹援引原文如下：
在回鹘文佛教文献中，除了回鹘文《说心性经》及《天目中峰和尚广录》曾对佛教哲学与禅学约略有所涉及外，上述文字记载委实为宝贵的文献资料,将裨益回鹘佛教史和中国禅宗史的研究。
《罗摩衍那》是古印度两大英雄史诗之一，在印度乃至世界文学史上均占有重要席位。目前回鹘文写本《罗摩衍那》共存两件，分别为德国第二次、第三次吐鲁番考察队所获，庋藏于德国国家图书馆，已由德国学者茨默释读刊布。《罗摩》在西域、敦煌等地曾有于阗、吐蕃、焉耆等多语本的广泛流播，杨富学先生援引上述写本文献，依据借词特征推断所依原本应译自吐火罗语，加之从敦煌文献辑出的与《罗摩衍那》相关内容，综合分析探讨回鹘文罗摩故事的特色，指出回鹘僧徒利用、改造了家喻户晓的《罗摩衍那》，借以达到弘扬佛法之目的。正如季羡林先生所言：“然而罗摩的故事传到国外以后，大概是由于都是通过佛教传出去的，所以国外的许多本子毫无例外地宣传的都是佛教思想。”[5]
杨富学先生在回鹘学研究领域用心耕耘，善于通过缜密的考证考察重要的问题，该书集中体现了这一学术风格，即利用学界已释读刊布的回鹘文佛教文献，在系统积累前辈学者在文本释读、语词考订、文本断代等方面成果的同时，作出富有创见的延伸。
安西榆林窟是敦煌石窟群中保存回鹘文题记最多的一处。现存41个洞窟中，25个石窟壁面上书有多达190余条590余行的回鹘文题记。[6] 该书选取题记较为集中的第12窟甬道南壁，存字11行，先后由法国学者哈密顿和牛汝极合力刊布，后经日本学者松井太重新释读，纠正补漏，多有创获，对回鹘佛教与蒙古史研究均具有积极意义。杨富学先生选取题记第3行中的Buyan-Qulï Ong（佛教徒名，译为“善德奴”）为考察对象，征引汉文史籍《元史》和波斯文史籍《贵显世系》以及汉——回鹘文合璧《重修文殊寺碑》等记载，援引日本京都有邻馆所藏编号为No.4,red series的蒙古文手稿残页，证实Buyanquli与榆林窟中的Buyan-QulïOng、《贵显世系》中的Būyān-qūli均为同一人，即居于纳职一带的威武西宁王不颜嵬厘，该题记的具体年代可考订为至正十二年。这一题记的翔实考证为敦煌石窟回鹘文题记的断代提供了历史坐标。
又如，同样藉由单个词语进而考证历史的实例还有：北京居庸关云台回鹘文《建塔功德记》偈语所见uday一词，杨富学先生从汉语音韵学拟构uday应为汉语“五台”之音转，这一推论亦可在编号为TⅢ73,U5791的回鹘文佛教颂诗中得到旁证，如“udayšan”（五台山）。由uday一词的考证揭示出五台山崇拜与文殊菩萨信仰影响之深刻与广泛。
再如，历史上西夏是一个崇佛礼佛的民族，回鹘僧人曾为《西夏文大藏经》的翻译助一臂之力。在西夏佛经翻译史上，文献记载中曾出现的白法信、白智光，对于其民族身份的认定始于20世纪的80年代末，史金波先生就此曾作出如此审慎的论断：“白法信、白智光二位著名的译经大师可能是西夏回鹘僧人的代表人物。”[7] 这一观点有助于西夏与回鹘佛教关系的深入研究，只是史先生并未对此推论作出更进一步深入系统的论证，杨富学先生钩稽汉文史书如《宋史》《高僧传》《晋书》《鸠摩罗什传》等相关记载，用以论证白法信、白智光为回鹘人莫属，证实了回鹘僧侣对《西夏文大藏经》的翻译与形成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作者视野宏阔，融会贯通，既吸收总述前人的研究成果，又申发提炼出新的见解，所述观点涉及研究领域宽泛，均以实证立论，结论令人信服，显示了其对传世史籍与出土文书分析与历史研究的良好功底。
比如，对于回鹘佛教的认识与界定，作者认为回鹘佛教是在汉传佛教的强烈影响下形成的：其所依经本大多译自汉语，其佛教术语多直接采用汉语形式，其佛教艺术深受汉传佛教的濡染，从某种意义上说，回鹘佛教其实可被视为汉传佛教在西域的一种翻版，是汉传佛教强烈影响我国周边民族的一个典型范例。[8] 回鹘弥勒信仰的形成其实也是汉传佛教影响回鹘的一个实例。文中搜集敦煌、吐鲁番、哈密等地出土的有关弥勒崇拜的相关文献，既有短小精悍的《赞弥勒诗》，又有鸿篇巨制的《弥勒会见记》《Insadi经》，选录申论，胜义迭出，填补了回鹘佛教研究中的空白点。
又如，敦煌本回鹘文《说心性经》长期为学界关注与重视,刊布既久,属性未定：言其为译作,但找不到原典来源；言其为原著,却未能提供确切证据。观其内容,主要在于论述心性问题,禅味十足。稽诸敦煌发现的禅宗写本和各种禅籍,可知该文本大量引录敦煌禅宗写本《观心论》《修心要论》《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疏》以及禅宗经典《圆觉经》、禅宗灯史《宗镜录》中的文字,亦或直接引用，亦或有所改编，均说明《说心性经》不是某一种佛学著作的翻译与改编,而是以禅宗典籍为主,根据译者理解进行的再创作,既是现知唯一一部回鹘文佛学原著,又可视作一部优美的禅学诗集。
再如，敦煌莫高窟中发现的千余枚回鹘文木活字实物和活字本文本，为古代回鹘印刷术的研究提供前所未知的资料。在深入研究敦煌研究院旧藏的6枚实物后，对存世回鹘文木活字实物的判定，作者敢于发覆创新，推翻了影响学术界数十年的旧说，即美国印刷史专家卡特的观点：回鹘文木活字如同王祯活字以字为单位相仿，是以单个词为单位的。杨先生得出木活字中既有单个字又有词根、词缀及标点符号等，非为草体的重要观点。
置于整个百年学术史的大语境中考察，回鹘文佛教文献研究大致可以被分别纳入两条路向：一类是以国际通用的语文学研究范式释读文本，内容涉及文献概述、发现来源、原文转写、汉语译文、词语疏证等；一类是沿着文化交流与民族史的道路探索佛教与回鹘社会历史的关系等。长期以来，回鹘历史研究与语言文字研究之间业已形成严重的学科壁垒，正如先生所言：“研究历史者，大多不懂回鹘语言文字；而研究其语言文字者，则往往较少从事于历史的研究。”[9] 这种学术研究中的“短板”效应延滞了回鹘学的全方位研究，而作者却能有效地填补这一研究沟壑：从回鹘文文献释读中辑录相关历史资料，从史乘记载中阐释文献语言，这种将语文学与历史学两种不同研究路向有机整合的方法在杨富学先生的研究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运用。
比如在分析回鹘佛教信仰体系中的多种信仰时，作者纵横捭阖，既能详细论述其历史源流，又能深刻揭示其对彼时民众生活及后世的影响，特别是对回鹘弥勒信仰的个案研究中，从文学剧本《弥勒会见记》到散曲作家贯云石，以回鹘戏剧史上的一个侧面展示以《弥勒会见记》为代表的戏剧，辉煌灿烂的西域乐舞以及以贯云石为代表的元代维吾尔族散曲作家，在中国戏曲发展史上占有的不可忽视的地位，及其对中华戏曲的形成与发展产生的重要影响。
又如观音信仰是一种流传极为广泛的宗教文化现象。长期以来，学界研究视角多集中于中原汉族地区和西藏地区，对周边少数民族的观音信仰的相关研究鲜有关注，尤其是回鹘人信奉观世音菩萨的历史更少有问津。敦煌、吐鲁番出土的回鹘文文献及其壁画为后人探讨回鹘观音信仰提供了重要线索，以回鹘文本《妙法莲华经》之《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为例可管窥观音信仰在回鹘人中的崇奉流行。
再如，在甘州回鹘频繁的外交活动中，佛教或摩尼教曾扮演过相当重要的角色，前贤时彦曾就摩尼教僧充任外交使者、佛教在甘州回鹘外交史上的作用问题有所简略论及，杨富学先生援引、广泛引征汉文典籍相关记载，如《松漠纪闻》《宋会要》《五代会要》《册府元龟》《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太祖本纪》以及敦煌汉文遗书如《舅归义军节度使特进检校太师兼中书令曹元忠状》《归义军衙内油粮破历》《佛说八阳神咒经残卷》《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等文献记载，证明佛教在沟通甘州回鹘与中原王朝及沙洲归义军、金山国政权的关系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促进了古代丝绸之路沿线地区及周边国家、地区、民族间的宗教文化交流。
如若从史学方法的角度视之，该部著作所强调和运用的是一种走向综合的总体研究视野。“历史的总体研究”被视为20世纪法国年鉴派最主要、最精辟的主张，注重运用出土的实物史料为史家提供一种回归之法，展示古老的历史真相。在中亚文明史研究领域中，曾被日本学者在两大经典之作《西域文化研究》和《敦煌讲座》中发挥得淋漓尽致。而杨富学先生秉承传统突厥语文学的研究路径和范式，突破了回鹘文研究倚重语文学研究的短板，在“语史结合”的研究路向上，融会贯通域外新知，极大拓宽了回鹘历史的研究视野, 其倡导的“地下出土文物与传世史料相结合”、“回鹘语文学与历史学研究相结合”、“出土文献与考古资料相结合”的研究路向，以回鹘文佛教文献资料为切入口，纳入历史学的研究范畴可谓独辟蹊径的开创之举。民族古籍文献与汉乘历史记载的互补互证，语言学、历史学、考古学等诸多学科相互融摄的研究方法，通过文字记载的文献和形象展示的艺术，既有文本思想的传递又有艺术视觉的感受，立体诠释回鹘佛教文化的魅力，这一有益尝试必将成为回鹘文研究新的学术生长点。无论是对回鹘文传世文献的精准解读，还是对佛教在回鹘人民族认同、族群凝聚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的解释，作者已然做出了足以成一家之言、占一席之地的贡献。
综上观之，本书藉由对传世宗教典籍的整理、敦煌回鹘遗书的挖掘以及石窟考古资料的利用，对回鹘佛教的传播流变和多元宗教文化予以全面的梳理整合、系统的阐发观照，呈现其立体鲜明的历史面貌，助推回鹘语文学、历史学、宗教学等学科的纵深化发展。
笔者愚钝，所见《回鹘文佛教文献研究》之学术特色如上所述，或许隔靴搔痒，以偏概全，不中要害，便请杨先生及读者诸君见谅。
作者简介：郑玲（1979--），女，博士，副研究员，宁夏医科大学教师，主要从事回鹘文献的整理研究，先后在《宁夏社会科学》《文艺评论》《西夏研究》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20余篇，出版专著《<弥勒会见记>异本对勘研究——回鹘文（哈密本）与吐火罗A（焉耆）文本之比较》1部，已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语言学项目1项（“回鹘文哈密本《弥勒会见记》研究”），现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1项（“回鹘文《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异本对勘研究”）。
编按：本文原刊《吐鲁番学研究》2021年第1期，第110—115页。
往期阅读：
[匈牙利]泼尔奇奥著，张海娟 杨富学译 | 回鹘文佛典翻译技巧考析
长按二维码以识别，期待您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