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松井太著，杨富学、臧存艳 译 | 回鹘文文献研究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19世纪末以来，新疆和甘肃敦煌地区相继出土了大量回鹘文文书，成为15世纪前中亚前伊斯兰时代历史研究不可或缺的原始资料，其中过半保存在前苏联、东德和中国。过去，因这些国家一度的封闭状态，或多或少地阻碍了回鹘研究者对全部藏品的详尽彻底研究。

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及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这一封闭状态被打破了，带来了回鹘研究环境之巨变，访问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文书持有机构以及直接观察藏品变得相对容易。尽管中国的藏品依然不轻易向外国人开放，但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一系列中亚写本影印本相继得到刊布。如是一来，对于学者来说，可供研究的回鹘文书总量与此前相比大为增加，此外，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研究进度也在加快。各国文书持有机构正在互相合作，把各自收藏的回鹘文书上传到网上，因而世界各地学者可以通过网络看到藏品。

本文拟就文献的数字化、编目工作及回鹘研究的现状与发展趋势略作概述。[1]

一、数字化与网上数据库

在回鹘文写本的数字化方面，德国和英国文书收藏单位所承担的研究项目走在了前面。

1990年10月德国统一后，其收藏的中亚写本被重新整理，并统一放置在柏林国家图书馆之柏林科学院。为便于学者研究，汉文、蒙文和梵文文本存放在位于波茨坦大街的柏林国家图书馆，而回鹘语和中古伊朗语文献则保存在位于雅格大街的柏林科学院吐鲁番学研究中心。后者以回鹘文文书（以U表示）、汉—回鹘两种文字的文书（以CH/U表示）、摩尼文文书（以M表示）为主体。此外，柏林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数以百计的文书残片和柏林科学院的美因茨藏品（以Mainz或Mz表示）中也有回鹘文文书或题铭。

自1997年起，数字吐鲁番档案（Digital Turfan Archiv）网站（http:/www.bbaw.de/forschung/ turfanforschung/dta/index.html）开始提供藏品的数字化图片。档案馆里约有14480件文书，其中6000余件是回鹘写本，约1600件为汉—回鹘两种文字写本，约130件为摩尼文写本，同时应该注意的是，在数字吐鲁番档案网站上也能看到汉文和藏文写本图片。此网站与英国敦煌国际项目（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以下简称IDP）有着密切的合作关系。除柏林科学院和柏林国家图书馆的藏品外，位于柏林达勒姆区的亚洲艺术博物馆（前身为印度艺术博物馆）也收藏了许多回鹘文文书残片，但是这些残片并未在网上公布。

在德国开始文献数字化之前，伦敦大英图书馆在1994年就开始了IDP项目。IDP的初衷在于把斯坦因携至伦敦大英图书馆的中亚写本数字化，后来范围扩展至其他国家的写本。至2008年初，来自英、德、法、俄、中、日、匈牙利、爱尔兰、美国等9个国家的19个文书持有机构已把各自的藏品图片上传至IDP网站上（http:/idp.bl.uk）。然而，即使是大英图书馆本身并未完成所有回鹘文文书的数字化。在IDP高级搜索页面输入关键词“Uighur”，搜索结果只有309条，其中83条仅有文书编号而没有数字化图片，而日本龙谷大学所藏文书已经完成数字化并且在IDP上都能看到。此外，IDP还设置有自然状况描述、目录、翻译、参考文献等栏目，但是大部分栏目的内容尚不完善，即使是已经公布并为人所熟知的回鹘文文书也存在此类情况。然而，IDP仅有15年的时间，这些混乱和缺陷会随着自身发展而得到解决。通过对IDP的观察，笔者发现龙谷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的回鹘文文书已经公布完毕，更多来自巴黎、圣彼得堡、中国等地的藏品也相继公布。

二、目录编纂

网上数据库的完成还需要数十年的时间，在此之前，藏品目录仍是接触和使用回鹘文文献最重要的途径。

在目录整理方面，中国学者编刊的两卷《吐鲁番文书总目》[2] 做出了突出贡献。《吐鲁番文书总目》把从吐鲁番地区出土的所有文书编入目录，这些文书用各种中亚文字写成，其中包括回鹘文。该目录覆盖了德、英、美、俄、日等国的藏品，为学者获得文献基本信息及参考资料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但是，这两卷目录主要是根据2006年以前的学术成果创建的，并没有包含所有未公布的材料，也不包括在敦煌发现的文书。因此我们还需要参考下文所述的目录。

最后是艾维斯克所著《回鹘佛教文献》，在概观1997年以来公布的佛教文献和参考资料方面是最有用的目录。[3]

（一）德国

在文书数字化设想之前，一个名为“德国收藏东方写本联合目录”（Katalogisierung der Orientalischen Handschriften in Deutschland）的计划在1957已经启动。这个项目现在由哥廷根科学院主持，一直持续到2015年，至今已经出版了一系列的目录，即《德国东方写本目录（Verzeichnis der Orientalischen Handschriften in Deutschland）》。每一册都是根据文书主题进行分类的，而且每册都有一些描述性信息和简单的编辑。最近值得我们关注的回鹘文文书目录有：拉施曼（S. Ch. Raschmann）整理的回鹘文《金光明经》目录；[4] 威尔金斯（Jens Wilkens）整理的摩尼教文书目录；[5] 威尔金斯整理的佛教忏悔文目录；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Abdurishid Yakup）和克努佩尔（Michael Knüppel）整理的佛教密宗文书目录；[6] 阿不都热西提整理的其他佛教文书目录；[7] 拉施曼整理的世俗文书目录。[8] 在一些汉文文书残片中也包含着一些回鹘文本和题记，所以为了能够获得回鹘文文书和题记的详细信息，我们还需要查阅汉文文书目录。[9] 另外一个可供使用的目录是小口雅史整理的，[10] 目录中每个条目都配有黑白照片，这个目录存放在亚洲艺术博物馆，尚未公刊；但是与摩尼教艺术品和寺庙旗幡有关的回鹘文文书及题记都已经被全部整理。[11]

（二）圣彼得堡

俄罗斯公布了圣彼得堡藏品以供学术工作者进行研究，日本和中国学者最早获益。在回鹘研究领域，最重要的研究项目见于以梅村坦为首的东洋文库。1996年以来，该项目已从圣彼得堡成功获取大约4000件中亚写本的微缩胶卷；另外，东洋文库正在筹备一个初步的写本目录，[12] 以便对馆藏微缩胶卷的利用，虽未刊行，但为接触圣彼得堡藏回鹘文文献开一方便之门。

另一方面，圣彼得堡所藏汉文写本的影印本已经出版了17册，即《俄藏敦煌文献》。[13] 与柏林藏品相同，这些汉文文书中含有回鹘文本或题记：东洋文库所编目录中并没有包含汉语写本中的回鹘文文本。通过东洋文库的网站[14] 得知他们正准备出版一个修订本目录，我们期待新目能够弥补现今之不足。

（三）中国

除了那些上传到IDP网站上的回鹘文文献，散藏于不同收藏者手中的回鹘文文献在网上是看不到的。梅村坦把保存在中国，尤其是北京、甘肃和新疆地区的写本做了一个简明的清单。[15] 现在同样需要大量增补，《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敦煌文献》[16] 之影本中含有回鹘文文书，而且在新疆和甘肃考古发掘中也出土了一些新材料。

其中，吐鲁番伯孜克里克石窟寺考古发掘（1980—1981）是最成功的考古发掘之一，出土新材料上百件，其中最切要者莫过于摩尼教僧之回鹘文和粟特文书信。这些书信均由日本学者吉田丰和森安孝夫合作刊布。[17] 此外，一些宗教文书（佛教和摩尼教）和世俗文书也得到刊布。[18] 大部分吐鲁番盆地新出土物见藏于乌鲁木齐新疆博物馆和吐鲁番博物馆，其中新疆博物馆所藏文书详细信息尚未公布，而吐鲁番博物馆在2005年建立了吐鲁番学研究院以促进中国吐鲁番学研究。最近，吐鲁番学研究院联合柏林科学院吐鲁番学研究中心和以梅村坦为首的日本研究团队启动了回鹘文文书研究项目，[19] 旨在把各自收藏的回鹘文文书目录化。

敦煌莫高窟北区也出土了新资料，雅森·吾守尔和张铁山对这些文书进行了初步整理，刊于彭金章、王建军编著《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1~3卷中。张铁山在文书研究过程中，对佛教文献的鉴别进行了概述[20]，其观点被阿不都热西提做了进一步修正。[21] 我们还应注意到1983—1984年黑水城出土的新资料。黑水城乃位处内蒙古西境的一座废城，在西夏和蒙元时期一度十分繁荣。梅村坦、松井太和茨默（Peter Zieme）对16件回鹘文文书和叙利亚突厥语书写的景教文书残片进行了整理。[22]

（四）日本

大谷探险队所获文书是日本回鹘藏品的主体，现藏龙谷大学。早在1961年，羽田明和山田信夫就整理出版了藏品目录[23]，即使今天这个目录依然十分重要，但有待进一步完善。[24] 此外，龙谷大学还持有相当数量的残片。[25] 最近于西严寺发现的中亚写本也整理成册，这些文书最初由大谷探险队橘瑞超所获，其中有91件回鹘文文书残片。[26]

众所周知，中国旅顺博物馆藏有大谷藏品的一部分，旅顺博物馆与龙谷大学的合作历经10余年，旅顺博物馆所藏回鹘文资料有望公刊。

（五）其他国家

法国回鹘藏品有36件来自敦煌莫高窟第17窟，时属9—10世纪。这些文书由哈密顿（J. Hamilton）整理完成。[27] 还有出自464窟的360件文书残片和465件蒙元时期的残片，森安孝夫对这些残片进行了整理。[28]

与回鹘文文书在线展示过程不同的是，大英图书馆藏品尚未编目向公众开放。东洋文库研究团队正准备编制自己的目录。[29] 其他几个国家藏品也存在同样的情况，都没有详细的介绍和说明，如庋藏于赫尔辛基的72件残片[30]，斯德哥尔摩的41件残片[31]，保存在伊斯坦布尔的23件残片[32]。

三、近期研究趋势

欲对回鹘研究前景有整体认识，需查阅《古突厥研究文献索引》。[33]该书目在2000年初步完成，后又于2002、2004、2006年相继有所补充，比较全面地覆盖了西方的研究，但没有对日本和中国的研究给予应有的关注，故而我在回顾研究史时或多或少会偏重日本和中国的研究。

回鹘研究的一个主要方向是对佛教和摩尼教等宗教文书进行文献学与语言学研究。文献学系列丛书《柏林藏吐鲁番文献（Berliner Turfantexte）》的陆续刊布，各种专著、论文的相继出版与发表，使德国学者在这一领域中显得卓尔不群，罗本（K. Röhrborn）、茨默、劳特（J. P. Laut）、毛埃（D. Maue）、埃达尔（M. Erdal）成为领头羊；年轻学者如拉施曼、阿不都热西提、威尔金斯、克努佩尔、色梅特（A. Semet）、泽图劳（Z. Zertural）和笠井幸代（Kasai Yukiyo）也对该领域研究贡献突出。其工作是参与和完善《古突厥研究文献索引》、《德国东方写本目录》和《柏林藏吐鲁番文献》项目。在近期《柏林藏吐鲁番文献》项目成果中，威尔金斯整理了《金光明经》第三卷[34]，茨默编纂了佛教文书中的咒术[35]，笠井幸代裒辑了160余则佛教题记，并通过套语的变化以追寻文献之历史背景[36]，色梅特发表了研究回鹘文《玄奘传》的论文，[37] 泽图劳编辑了摩尼教文书的修订本，[38] 韦伯的宗教研究[39] 也很重要。

日本学者也对这一领域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小田寿典、庄垣内正弘、百济康义的研究成果应予关注。小田寿典致力于回鹘文佛教文书的研究，重在研究伪经《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之回鹘文本，他正在筹备汇编关于这部经的全部写刻本。庄垣内正弘对伦敦藏回鹘文《阿毗达磨俱舍论》[40] 的整理贡献尤著。回鹘文《阿毗达磨俱舍论》是现存回鹘文文献中篇幅最长的写本之一，也是公认的最难解读的文本。他不断利用俄罗斯和中国最新公布的文献来扩展自己的研究。庄垣内正弘对俄藏佛教文书的研究[41] 也颇值得一提。他在研究回鹘文与汉文相互作用方面取得了最为显著的成果。[42] 这些论著是用日文写成的，未能纳入《古突厥研究文献索引》。该方面的研究，吉田丰的成果[43] 也值得关注，他从中古伊朗文献的角度进行比较语言学的研究。2004年，年仅59岁的百济康义英年早逝，给回鹘学研究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他分散在专著和论文中的有关佛教文书的研究将会被编纂成册。[44] 嗣后，橘堂晃一继承了百济康义佛教研究之衣钵，已开始发表关于回鹘佛教文书的论文[45]，成果显著。

回鹘学的另一领域是利用回鹘文世俗文书进行社会经济史研究，自山田信夫和护雅夫始，日本就在该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尤其是山田信夫遗著《回鹘文契约文书集成》[46]，对回鹘史研究以及对促进中亚其它语言文字的社会经济文书的研究意义非凡。该著乃山田信夫仙逝后，在小田寿典、茨默、梅村坦和森安孝夫的共同努力下完成出版的。随之而来的是四位编者的累累硕果。[47]

在以回鹘文文书为基础的历史研究领域，森安孝夫取得了巨大成功，尤其是他有关回鹘信仰由摩尼教向佛教的转变的一本专著[48]已被译为德语[49]，其它补充性研究也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50]尤有进者，森安还发表了许多该领域的论文——敦煌回鹘文文书断代[51]，早期回鹘佛教徒[52]，回鹘文文书断代标准[53]，目前他正在筹备一个回鹘文书信集，主要反映的是丝绸之路上回鹘商人的贸易活动。

与以上学者一样，梅村坦致力于编纂目录以推进回鹘研究现状，并发表一系列论文介绍圣彼得堡和大英图书馆新文献[54] 的论文，这些成果与他此前通过对回鹘契约文书的近距离细致观察来研究回鹘社会有关[55]。

本文作者松井太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回鹘研究生涯，所关注的领域是回鹘社会赋税系统，主要研究蒙元时代的回鹘行政文书[56]，近期扩展了自己的研究领域，涉及其它回鹘史书文书和墙壁上的题记，并分析其历史背景，尤其是佛教活动的时间[57]。

拉施曼是目下德国唯一研究回鹘文世俗文书的学者，发表了一系列论文[58]，并出版专著一部，着力于回鹘社会把棉布作为货币的问题[59]，拉施曼的研究得益于学术圈还未刊布（直到1995年）的社会文书的信息。另外她编写的柏林藏回鹘世俗文书目录[60] 也是非常有用的信息资源，同时，拉施曼正着手编纂回鹘文文书目录的第二卷。

在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始，耿世民就成为回鹘研究领域的领袖人物。最近，他研究回鹘文文书的成果已裒辑为三册出版[61]，以便使用并进一步研究。继耿世民之后，李经纬、刘戈、伊斯拉菲尔·玉素甫、张铁山、阿依达尔・米尔卡马力、杨富学和牛汝极也在这一领域起到了引领作用。李经纬[62] 和刘戈[63] 关于回鹘文文书的专著大体上是以《回鹘文契约文书集成》和前人的研究成果为基础的，但对于中国学者来说至为管用，一些观点也值得关注。新疆博物馆副馆长伊斯拉菲尔·玉素甫有管理馆藏写本的职责，而且离吐鲁番较近，具有研究优势，刊布了多件文书，包括宗教文书和世俗文书。[64] 张铁山主要研究从莫高窟北区出土的佛教文书，成果见于他刊发的一系列论文中。[65] 与张铁山相匹敌的学者是阿依达尔・米尔卡马力，他为庄垣内正弘弟子，主攻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佛教文献。[66] 阿依达尔的合作伙伴杨富学也有相关著作出版，虽然他关于沙州回鹘王国的论点受到森安孝夫的反驳[67]，但是，他为重构回鹘文文献的历史背景做出了不懈努力，值得肯定。[68] 另一位学者牛汝极最初研究回鹘佛教文书，后转向古叙利亚写本中的景教文献。近期他出版了景教文献集[69]，这些文献发现于中亚和中国，其中包括古叙利亚文突厥语题铭。运用出自吐鲁番盆地的题记和叙利亚文突厥语文书，可以从历史学角度重新分析回鹘社会的景教。

在土耳其，萨尔特卡亚（O. F. Sertkaya）和欧勒麦兹（Mehmet Ölmez）在回鹘研究领域的领先地位是毋庸置疑的。萨尔特卡亚的研究覆盖了古突厥和中古突厥文献学的多个领域，不可忽略的是他对柏林藏回鹘语文献的研究，这些文献在二战中毁于兵燹。在战前，著名土耳其学者阿拉特（R. R. Arat）在柏林就读期间（20世纪30年代）拍摄了许多文书照片，并携归伊斯坦布尔。萨尔特卡亚获得了这些珍贵的藏品照片[70]。具有语言天赋的欧勒麦兹主要在佛教文书研究领域做出了突出贡献。在他近期的工作中，与罗本合作完成的《玄奘传》第三卷[71] 成果尤为显著。欧勒麦兹也是土耳其《突厥语研究》期刊的首席编辑，发表了不少回鹘文文献和语言的论文。学者在研究回鹘文文书时也要关注沃兹叶特勤（A. M. Özyetgin）的新刊专著，对回鹘文文书中赋税术语进行研究时以金帐汗国的敕令为依托，并运用比较语言学研究方法，此法承袭了土耳其突厥学研究的惯例[72]。她的相关论文已编纂成册[73]，也可视作吐鲁番学研究的范畴。

其他国家没有那么多活跃的回鹘学研究者。需引起关注的是西姆斯·威廉姆斯（Nicholas Sims-Williams），该氏为粟特语和其它中古伊朗语言与文献研究专家。尽管英国率先刊布了大量敦煌文献，IDP也自称为敦煌学研究独一无二的推动者，但缺乏回鹘学领域的专家。法国的情况与之颇类，哈密顿于2003年不幸去世，巴赞（L. Bazin）也已退休，只剩下从事印欧语研究者皮诺（G. -J. Pinault），他在解析吐火罗语文书时提出了吐火罗文化与回鹘文化相互作用的观点。[74] 在圣彼得堡，吐谷舍娃（L. Yu. Tugusheva）是俄罗斯硕果仅存的回鹘学研究传统之继承者，俄罗斯回鹘学要追溯到拉德洛夫（W. W. Radloff）对回鹘文史料所做的贡献。[75] 在美国，来自匈牙利的学者卡拉（G. Kara）独立或与德国学者合作发表了很多有关回鹘史料的文章[参见《古突厥研究文献索引》]。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和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实施后，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活跃起来。耿世民、庄垣内正弘、茨默承接百济康义之余绪，正在重新整理被称作Abitaki（来自汉语《阿弥陀经》）的回鹘文佛典。有关圣彼得堡藏回鹘文《十业道譬喻鬘》的研究成果是吐谷舍娃和庄垣内正弘合作的结果。柏林科学院吐鲁番学研究中心引进国外学者作为古突厥研究部的研究员，如来自中国新疆的阿不都热西提、日本学者笠井幸代。此外，耿世民与德国学者克林凯特（H. –J. Klimkeit）和劳特自1985年以来长期合作，从事回鹘文哈密本《弥勒会见记》和摩尼教写本项目的研究[76]，法国学者皮诺也置身其中。最近土耳其学者萨尔特卡亚、拉施曼和松井太正着手对伊斯坦布尔藏阿拉特当年拍摄照片进行研究[77]，希望这些重要的合作能够推动回鹘学的大发展。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唐宋回鹘史研究”（项目编号14AZD064）。

作者简介：松井太，1969年生，大阪大学文学研究科副教授，主要从事回鹘文研究；杨富学（1965- ），河南邓州人，博士，敦煌研究院研究员，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兼职教授，博导，主要从事回鹘学、敦煌学研究;臧存艳（1990- ），女，河南驻马店人，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古代宗教研究。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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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为节省篇幅，我尽可能使用阿达姆（Völker Adam）、劳特（Jens Peter Laut）、维斯（Andreas Weiss）合编《古突厥研究文献索引（Bibliographie alttürkischer Studien）》（威斯巴登，2000年）所给的编号。

[2]  陈国灿、刘安志主编：《吐鲁番文书总目·日本收藏卷》，武昌：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荣新江主编：《吐鲁番文书总目·欧美收藏卷》，武昌：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

[3]  艾维斯克（J. Elverskog）：《回鹘佛教文献（Uygur Buddhist literature）》，蒂伦豪特，1997年。

[4]  拉施曼：《古突厥语写本（Alttürkische Handschriften）》第5–7卷《柏林藏〈金光明经〉残片（Berliner Fragmente des Goldglanz-Sūtras）》，斯图加特，2007年。

[5]  威尔金斯：《古突厥语写本》第8卷《柏林吐鲁番收集品中的摩尼教文献（Manichäisch-türkische Texte der Berliner Turfansammlung）》，斯图加特，2000年。

[6]  威尔金斯：《古突厥语写本》第9卷《佛教忏悔文（Buddhistische Beichttexte）》，斯图加特，2003年。

[7]  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古突厥语写本》第12卷《柏林吐鲁番收集品中的回鹘文木刻文献第一册：密宗文献（Die uigurischen Blockdrucke der Berliner Turfansammlung. Teil 1: Tantrische Texte）》，斯图加特，2007年。

[8]  拉施曼：《古突厥语写本》第13卷《文书卷》一，斯图加特，2007年。

[9] 西胁常记（Nishiwaki Tsuneki）：《汉满文手稿与珍版文献（Chinesische und manjurische Handschriften und seltene Drucke）》第3卷《柏林吐鲁番收集品中的汉文文献（Chinesische Texte vermischten Inhalts aus der Berliner Turfansammlung）》，斯图加特，2001年；百济康义：《汉满文手稿与珍版文献》第4卷《柏林吐鲁番收集品中的佛教文献（Chinese Buddhist texts from the Berlin Turfan collections）》第3册，斯图加特，2005年。

[10]  小口雅史：《通过对柏林吐鲁番文书的比较分析古代东亚的法律制度（在ベルリン·トルファン文书の比较史的分析による古代アジア律令制の研究）》，东京，2008年。

[11]  森安孝夫（Moriyasu Takao）、茨默（Peter Zieme）：《柏林艺术博物馆藏吐鲁番带有回鹘文题记的幡帜（Uighur inscriptions on the banners from Turfan housed in the Museum für Indische Kunst）》，载查雅·巴塔恰尔雅-哈斯奈尔（Chhaya Bhattacharya-Haesner）：《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中亚寺庙旗幡（Central Asian temple banners in the Turfan Collection of the Museum für Indische Kunst）》，柏林，2003年，第461–474页。

[12] 梅村坦、庄垣内正弘、吉田丰、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东洋文库所藏圣彼得堡回鹘文、粟特文字、摩尼文字写本微缩胶卷临时目录（东洋文库所藏St. Petersburgウイグル文字·ソグド文字·マニ文字写本マイクロフィルム仮目录）》，东京，2002年。

[13]《俄藏敦煌文献》第1~1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2001年。

[14]  http://119.245.143.161/research/chuoajiaken/petersburg.html (2009年3月启用)。

[15]  梅村坦（Umemura Hiroshi）：《中华人民共和国藏回鹘文写本（Uyghur manuscripts preserved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载羽田明（Haneda Akira）编：《中亚文书与档案研究（Documents et Archives provenant de l'Asie Centrale）》，东京，1990年，第175–186页；梅村坦：《中国现存回鹘文文书：以非宗教文书为中心（中国现存ウイグル古文书觉书:非宗教关系文书を中心に）》，《内陆亚细亚史研究（内陆アジア史研究）》第6号，1990年，第27–42页。

[16]《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敦煌文献》第1~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1998年。

[17]  新疆吐鲁番地区文物局编：《吐鲁番新出摩尼教文献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年。

[18]  多鲁坤·阚白尔、伊斯拉菲尔·玉素甫：《吐鲁番最近出土的几件回鹘文书研究》，《内陆亚细亚语言研究（内陆アジア言语の研究）》第2号，1989年，第77–86页；伊斯拉菲尔·玉素甫：《吐鲁番新发现的回鹘语文书》，《敦煌吐鲁番研究》第4卷，1999年，第287–298页，附图3幅；伊斯拉菲尔·玉素甫：《吐鲁番出土木刻本回鹘文〈药师琉璃光七佛本愿功德经〉残页研究（Die uigurische Übersetzung des Bhaisajyagurusūtra nach einem. Blockdruck aus Turfan）》，《重访吐鲁番（Turfan Revisited: The first century of research into the arts and cultures of the Silk Road）》，柏林，2004年，第411–415页。

[19] http://www.turfanological.com/article/article.php articleid=44 (2009年3月启用) 。

[20]  张铁山：《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回鹘文文献过眼记》，《敦煌研究》2003年第1期，第94–99页；张铁山：《莫高窟北区B128窟出土回鹘文〈八十华严〉残页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3第4期，第112–115页；张铁山《敦煌莫高窟北区B159窟出土回鹘文〈别译杂阿含经〉残卷研究》，《民族语文》2003年第1期，第59–67页；张铁山：《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三件回鹘文佛经残片研究》，《民族语文》2003年第6期，第44–52页。

[21] 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回鹘文文献（Uighurica from the northern grottoes of Dunhuang）》，《欧亚诸语言研究：庄垣内正弘先生退任纪念论集（ユーラシア诸言语の研究：庄垣内正弘先生退任记念论集）》，东京，2006年，第1–42页。

[22] 吉田顺一等著：《黑水城出土的蒙文文书研究（ハラホト出土モンゴル文书の研究）》，东京，2008年，第183–199、239–252页。

[23]  羽田明、山田信夫：《大谷探险队携归回鹘文资料目录（大谷探检队将来ウイグル字资料目录）》，《西域文化研究》第4册，京都，1961年，第171–206页，图版11–37。

[24]  例如：羽田亨和山田信夫把许多中古伊朗语（如中古波斯语、帕提亚语和粟特语）文献误认作回鹘文文献。这些中古伊朗语文献已作为整体，刊于百济康义、宗德曼（W. Sundermann）、吉田丰：《龙谷大学所藏大谷探险队收集中亚出土伊朗语断片集成（イラン语断片集成：大谷探检队収集·龙谷大学所藏中央アジア出土イラン语资料）》2册，京都，1997年。

[25] 百济康义、森安孝夫、坂本和子：《大谷探险队收集西域文化及相关资料（大谷探检队収集西域文化资料とその关连资料）》，《龙谷大学佛教文化研究所纪要》第35号，1996年，第41–57页。

[26] 大木彰、橘堂晃一、吉田丰：《大谷探险队收集〈西严寺橘资料〉残片（大谷探检队収集「西严寺藏橘资料」について）》，《东洋史苑》第70/71号，2008年，第59–79页。

[27]  哈密顿（J. Hamilton）：《敦煌9–10世纪回鹘文文献汇编（Manuscrits ouïgours du IXe–Xe siècle de Touen-houang）》2卷，巴黎，1986年。

[28] 森安孝夫：《回鹘语藏文佛教教理问答（P. t .1292）的研究（チベット文字で书かれたウィグル文佛教教理问答(P. t. 1292)の研究）》，《大阪大学文学部纪要》第25号，1985年，第1–85页，附图1幅；森安孝夫：《回鹘语文献（ウイグル语文献）》，山口瑞凤编：《敦煌讲座》6《敦煌胡语文献》，东京，1985年，第1–98页。

[29] http://www.turfanological.com/article/article.php articleid=44 (2009年3月启用)。

[30] 哈伦（Harry Halen）：《芬兰东方收集品手册（Handbook of Oriental Collections in Finland）》，巴黎，1978年，第99页。

[31] 百济康义：《瑞典民族学博物馆所藏回鹘文写本暂编目录（A provisional catalogue of Uigur manuscripts preserved at the Ethnographical Museum of Sweden）》，1980年，未出版。

[32] 山田信夫：《伊斯坦布尔大学图书馆所藏西域出土书类：特别是回鹘文书（イスタンブル大学图书馆所藏东トルキスタン出土文书类：とくにウイグル文书について）》，《西南亚细亚研究》第20期，1968年，第11–29页，图版31–32；萨尔特卡亚、百济康义：《伊斯坦布尔大学图书馆所藏中亚写本残片暂编目录（A provisional catalogue of Central Asian fragments preserved at the Library of Istanbul University）》，1987年，未出版。

[33] 阿达姆、劳特、维斯编：《古突厥研究文献索引》，威斯巴登，2000年，共149页。续补见于《乌拉尔阿尔泰年鉴（Ural-Altaische Jahrbücher）》新辑17，2002年，第234–239页；新辑18，2004年，第202–207页；新辑19，2005年，第229–232页；新辑20，2006年，第228–232页。

[34]  威尔金斯：《三身佛：回鹘文〈金光明经〉第三卷（Die Drei Körper des Buddha (trikäya): Das dritte Kapitel der uigurischen Fassung des Goldglanz-Sutras）》（=《柏林藏吐鲁番文献》XXI），蒂伦豪特，2001年。

[35]  茨默：《回鹘文佛教咒术文书（Magische Texte des uigurischen Buddhismus）》（=《柏林藏吐鲁番文献》XXIII），蒂伦豪特，2005年。

[36]  笠井幸代（Kasai Yukiyo）：《回鹘文佛教题记（Die uigurischen buddhistischen Kolophone）》（=《柏林藏吐鲁番文献》XXVI），蒂伦豪特，2008年。

[37] 色梅特：《回鹘文〈玄奘传〉词汇研究（Lexikalische Untersuchungen zur uigurischen Xuanzang Biographie）》，威斯巴登，2005年。

[38]  泽图劳：《回鹘摩尼教文书：勒柯克著整理摩尼教文书第一、三卷之修订（Der Uigurische Manichismus: Neubearbeitung von Texten aus Manichaica I und III von Albert von Le Coq）》，威斯巴登，2008年。

[39] 韦伯（Claudia Weber）：《印度和古回鹘之〈佛教忏悔文〉（Buddhistische Beichten in Indien und bei den Uiguren）》，《东方宗教研究（Studies in Oriental Religions）》第46卷，威斯巴登，2005年。

[40]《古突厥研究文献索引》，No. 908.

[41] 庄垣内正弘、吐谷舍娃、藤代节：《回鹘文〈十业道譬喻鬘〉研究（ウイグル文Daśakarmapathāvadānamālāの研究）》，京都，1998年；庄垣内正弘：《圣彼得堡藏回鹘文写本研究》，京都，2003年，376页，附图77幅。

[42] 庄垣内正弘：《用回鹘文书写的汉语言（ウイグル文献に导入された汉语に关する研究）》，《内陆亚细亚言语研究》第2号，1986年，第17–156页；庄垣内正弘：《圣彼得堡藏回鹘文写本研究（ロシア所藏ウイグル语文献の研究）》，京都，2003年，376页，附图77幅；庄垣内正弘：《回鹘语中汉字的读法（How were Chinese characters read in Uighur）》，《重访吐鲁番》，第321–324页。

[43] 吉田丰：《粟特文字记录的汉字音（ソグド文字で表记された汉字音）》，《东方学报》第66期，1994年，第380–271页；吉田丰：《再论用回鹘字母拼写的汉语问题（Further remarks on the Sino-Uighur problem）》，《亚细亚语言论丛（アジア言语论丛）》第3期，1999年，第1–10页。

[44] 百济康义著述目录见于柏林科学院吐鲁番学研究中心网站[http://www.bbaw.de/bbaw/Forschung/Forschungsprojekte/turfanforschung/bilder/KUDARA-BIBLIOGRAPHY.pdf]。

[45] 橘堂晃一（Kitsudō Kōichi）：《回鹘文〈阿含经〉残片拾补（Supplements to Uighur āgama fragments）》，茨默编：《中亚佛教研究：百济康义纪念集（Aspects of research into Central Asian Buddhism: In memoriam Kudara Kōgi）》，蒂伦豪特，2008年，第95–112页；橘堂晃一：《回鹘文〈十业道譬喻鬘〉第四章故事复原（ウイグル文Daśakarmapathāvadānamālā第4章に引证される说话の复元）》，《欧亚语言研究（Contribution to the Studies of Eurasian Languages）》第14期，2008年，第31–50页，附图2幅。

[46] 山田信夫著，小田寿典、茨默、梅村坦、森安孝夫编：《回鹘契约文书集成（ウイグル文契约文书集成）》3卷，大阪，1993年。

[47]《古突厥研究文献索引》，Nos. 898, 937, 965, 1014, 1052。

[48]《古突厥研究文献索引》，No. 897。

[49] 森安孝夫（Moriyasu Takao）著，Christian Steineck译：《丝绸之路上回鹘摩尼教之历史（Die Geschichte des uigurischen Manichaismus an der Seidenstrasse）》，威斯巴登，2004年。

[50] 森安孝夫：《2003年5月在法兰西公学院的四次讲座：中亚8-11世纪回鹘摩尼教历史（Four lectures at the Collège de France in May 2003: History of Manichaeism among the Uighurs from the 8th to the 11th centuries in Central Asia）》，载森安孝夫编：《丝绸之路与世界史（シルクロードと世界史）》，大阪，2003年，第23–111页，附图15幅。

[51]《古突厥研究文献索引》，No. 626。

[52]《古突厥研究文献索引》，No. 869。森安孝夫：《吐鲁番出土回鹘文佛教木杵铭文（Uighur Buddhist stake inscriptions from Turfan）》，载巴赞（Louis Bazin）、茨默编：《从敦煌到伊斯坦布尔：哈密顿纪念集（De Dunhuang à Istanbul: Hommage à James Russell Hamilton）》，蒂伦豪特，2001年，第149–223页；森安孝夫：《西回鹘佛教年表：对柏孜克里克格伦威尔编8号窟（现18号）窟内壁画的重新断代（Chronology of West Uighur Buddhism: Re-examination of the dating of the wallpaintings in Grünwedel’s Cave No. 8 (New: No. 18) Bezeklik）》，载茨默编：《中亚佛教研究：百济康义纪念集》，蒂伦豪特，2008年，第191–227页。

[53]  森安孝夫：《从丝绸、棉花、铜钱到银子：8到14世纪回鹘货币流变（From silk, cotton and copper coin to silver: Transition of the currency used by the Uighurs during the period from the 8th to the 14th centuries）》，《重访吐鲁番》，第228–229页。.

[54] 梅村坦：《编号为SI 4b Kr.71的回鹘文买卖奴隶和借贷银钱文书研究（The Uyghur document SI 4b Kr. 71 concerning the sale of a slave and the loan of silver）》，《重访吐鲁番》，第358–360页；梅村坦《关于大阿萨古城出土世俗文书的研究（Chong-hassār出土ウイグル俗文书の检讨）》，载白井聪子、庄垣内正弘编：《中央亚细亚文献言语学文献学研究（中央アジア古文献の言语学的文献学的研究）》，京都，2006年，第15–30页，附图5幅。

[55] 梅村坦：《违约罚纳官文言的回鹘文书：特别是关于其写成地域及年代的确定（违约罚纳官文言のあるウィグル文书：とくにその作成地域と年代の决定について）》，《东洋学报》第58卷第3~4号，1997年，第1–40页；梅村坦：《13世纪畏兀儿地区的公权力（13世纪ウィグリスタンの公权力）》，《东洋学报》第59卷第1~2号，1977年，第1–31页；梅村坦：《吐鲁番县展览馆展示回鹘文公文书》，《中嶋敏先生古稀记念论集》卷2，东京，1981年，第45–66页；梅村坦：《吐鲁番回鹘社会依难奇家族（イナンチ一族とトゥルファン=ウイグル人の社会）》，《东洋史研究》第45卷第4号，1987年，第90–120页。

[56] 松井太：《蒙元统治时期回鹘赋税制度及其渊源：通过回鹘文供出命令文书käzig一词的解释（モンゴル时代ウイグリスタン税役制度とその渊源：ウイグル文供出命令文书にみえるkäzigの解释を通じて）》，《东洋学报》第79卷第4号，1998年，第026–055页；松井太《上钤Qutluγ印章的回鹘文行政命令（ウイグル文クトルグ印文书）》，《内陆亚细亚言语研究》第13号，1998年，第1–62页，附图15幅；松井太：《六件14世纪初回鹘文行政命令文书（ヤリン文书：14世纪初头のウイグル文供出命令文书6件）》，《人文社会论丛：人文科学篇》第10期，2003年，第51–72页；松井太：《回鹘文、蒙古文文献所见蒙古帝国时期对度量衡的统一（Unification of weights and measures by the Mongol Empire as seen in the Uigur and Mongol documents）》，《重访吐鲁番》，第197–202页；松井太：《从吐鲁番出土回鹘与蒙古文书中看赋税制度（Taxation systems as seen in the Uigur and Mongol documents from Turfan: An overview）》，《东方学国际会议会报（Transaction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Eastern Studies）》第50期，2005年，第67–82页；松井太：《回鹘语käzig与高昌回鹘王国税役制度的渊源》，《吐鲁番学研究：第二届吐鲁番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第196–202页。

[57] 松井太：《吐峪沟石窟的佛教僧团与僧侣Sividu和Yaqidu关系文书：圣彼得堡所藏回鹘世俗文书札记（シヴシドゥ·ヤクシドゥ关系文书とトヨク石窟の佛教教团：ペテルブルク所藏ウイグル语世俗文书箚记）》，载森安孝夫编：《中央亚细亚出土文物论丛（中央アジア出土文物论丛）》，京都，2004年，第41–70页；松井太：《蒙元时期的回鹘农民与佛教教团：U 5330 (USp 77)文书再讨论（モンゴル时代のウイグル农民と佛教教团：U 5330 (USp 77)文书の再检讨から）》，《东洋史研究》第63卷第1号，2004年，第1–32页；松井太：《回鹘文契约文书研究补说四题（ウイグル文契约文书研究补说四题）》，《内陆亚细亚言语研究》第20号，2005年，第27–64页；松井太：《敦煌出土察合台汗国蒙古文令旨（A Mongolian decree from the Chaghataid Khanate discovered at Dunhuang）》，载茨默编：《中亚佛教研究：百济康义纪念集》，蒂伦豪特，2008年，第159–178页；松井太：《榆林窟回鹘文题记重考（Revising the Uigur inscriptions of the Yulin caves）》，《内陆亚细亚言语研究》第23号，2008年，第17–33页。

[58]《古突厥研究文献索引》，Nos. 803, 901, 939, 940。

[59]《古突厥研究文献索引》，No.1015。

[60]  拉施曼：《古突厥语写本》第13卷《文书卷》一，斯图加特，2007年。

[61] 耿世民：《新疆文史论集》，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年；耿世民：《维吾尔古代文献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年；耿世民：《维吾尔与哈萨克语文学论集》，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年。

[62] 李经纬：《吐鲁番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研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李经纬《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研究》，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1996年。

[63] 刘戈：《回鹘文契约文书初探》，台北：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刘戈：《回鹘文卖买契约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

[64] 伊斯拉菲尔·玉素甫：《回鹘文领钱收据一件》，《内陆亚细亚言语研究》第10号，1995年，第9–12页，附图1幅；伊斯拉菲尔·玉素甫：《吐鲁番新发现的回鹘语文书》，《敦煌吐鲁番研究》1999年第4期，第287–298页，附图3幅；伊斯拉菲尔·玉素甫：《吐鲁番出土木刻本回鹘文〈药师琉璃光七佛本愿功德经〉残页研究（Die uigurische Übersetzung des Bhaisajyagurusūtra nach einem. Blockdruck aus Turfan）》，《重访吐鲁番》，第411–415页。

[65] 张铁山：《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两叶敦煌本回鹘文残片研究》，《西北民族研究》2001年第3期，第95–101页；张铁山：《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的回鹘文〈中阿含经〉残叶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第129–132页；张铁山：《敦煌莫高窟北区B159窟出土回鹘文〈别译杂阿含经〉残卷研究》，《民族语文》2001年第6期，第36–46页；张铁山：《莫高窟北区B53窟出土回鹘文〈杂阿含经〉残叶研究》，《敦煌研究》2001第2期，第101–106页；张铁山：《敦煌莫高窟北区B52窟出土回鹘文〈阿毗达磨倶舎论实义疏〉残叶研究》，《敦煌学辑刊》2002年第1期，第13–21页；张铁山：《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回鹘文文献过眼记》，《敦煌研究》2003年第1期，第94–99页；张铁山：《莫高窟北区B128窟出土回鹘文〈八十华严〉残页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3第4期，第112–115页；张铁山：《敦煌莫高窟北区B159窟出土回鹘文〈别译杂阿含经〉残卷研究》，《民族语文》2003年第1期，第59–67页；张铁山：《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三件回鹘文佛经残片研究》，《民族语文》2003年第6期，第44–52页。

[66] 阿依达尔・米尔卡马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出土〈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残叶研究》，《新疆大学学报》2006第3期，第55–58页；阿依达尔・米尔卡马力：《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的两件回鹘文佛教文献残片研究》，《敦煌研究》2008年第4期，第84–88页；杨富学、阿依达尔·米尔卡马力：《回鹘文〈华严经·十无尽藏品〉写本残巻研究》，《敦煌研究》2007年第2期，第74–81页；阿依达尔・米尔卡马力、杨富学：《回鹘文〈八十华严·毗卢遮那品〉残叶研究》，《内陆亚细亚言语研究》第22号，2007年，第9–52页

[67]  森安孝夫：《沙州回鹘与西回鹘王国（The Sha-chou Uighurs and the West Uighur Kingdom）》，《亚洲杂志（Acta Asiatica）》第78期，2000年，第28–48页。

[68] 杨富学：《回鹘文献与回鹘文化》，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年；杨富学：《印度宗教文化与回鹘民间文学》，北京：民族出版社。

[69] 牛汝极：《十字莲花：中国元代叙利亚文景教碑铭文献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70]《古突厥研究文献索引》，Nos. 906, 971, 1063；萨尔特卡亚：《回鹘医学文献概述（Kurzer Überblick über die uigurischen medizinischen Texte）》，载《阿尔斯兰·齐奥格卢60寿辰纪念集（Arslan Terzioğlu'na armağan: 60. Doğum Yılı Anısına）》，伊斯坦布尔，1999年，第125–138页；萨尔特卡亚：《回鹘法律文书中的货币单位（Hukuk Uygur belgelerindeki para birimleri üzerine）》，载萨尔特卡亚、阿利莫夫（Rysbek Alimov）编：《古突厥货币（Eski Türklerde para）》，伊斯坦布尔，2006年，第117–137页；萨尔特卡亚：《字迹潦草的回鹘文文书（Eski Uygur Türkesi metinlerinde karalamalar ve müsveddeler）》，载《从中亚到安纳托利亚的突厥文化艺术：阿尔玛甘教授纪念文集（Orta Asya'dan Anadolu'ya Türk Sanat ve Kültürü: Prof. Nejat Diyarbekirli'ye Armağan）》，安卡拉，2006年，第95–200页。

[71] 欧勒麦兹、罗本：《古突厥语〈玄奘传〉卷三：巴黎、北京、圣彼得堡藏写本及葛玛丽的转写（Die alttürkische Xuanzang Biographie III: Nach der Handschrift von Paris, Peking und St. Petersburg sowie nach dem Transkript von Annemarie von Gabain）》，威斯巴登，2001年

[72]  沃兹叶特勤：《古突厥税收术语（Eski Türk Vergi Terimleri）》，安卡拉，2004年。

[73]  沃兹叶特勤：《中古突厥语言文化调查研究（Orta Zaman Türk Dili ve Kültürü üzerine Incelemeler）》，安卡拉，2005年。

[74] 皮诺：《吐火罗与突厥（Tocharo-Turcica）》，《从敦煌到伊斯坦布尔：哈密顿纪念集》，巴黎，2001年，第245–265页；皮诺：《摩尼教双语赞美诗——乙种吐火罗语部分之分析（Bilingual Hymn to Mani: Analysis of the Tocharian B Parts）》，《内陆亚细亚言语研究》第23号，2008年，第93–120页。

[75]《古突厥研究文献索引》，Nos. 1069, 1070；吐谷舍娃：《一件中世纪早期回鹘语韵文草稿残片（A fragment of a draft of an early medieval Uighur verse text）》，《重访吐鲁番》，第355–357页；吐谷舍娃：《古突厥宗教观点杂考（Some notes on the old Turkic religious views）》，《古代东方文献（Pis'mennye Pamjatniki Vostoka）》2006年秋冬号，第160–162页；吐谷舍娃：《俄罗斯国家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藏中世纪突厥历书残片（Fragmenty rannesrednevekovykh tjurkskikh gadatel nykh knig iz rukopisnogo sobranija Sankt-peterburgskogo filiala Instituta vostokovedenija RAN）》，《古代东方文献》2007年秋冬号，第37–46页；吐谷舍娃：《珍贵的回鹘文白莲社经典（The precious sutra of the white lotus society: The Turkic version）》，莫斯科，2008年

[76]《古突厥研究文献索引》，Nos. 708, 709, 767, 768, 795, 796, 891, 959, 960, 1108；耿世民：《回鹘文哈密本〈弥勒会见记〉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8年。

[77] 拉施曼：《伊斯坦布尔出土的四件古突厥böz文书（Baumwoll-Nachlese: Vier alttürkische böz-Dokumente aus dem Arat-Nachlaß (Istanbul)）》，《内陆亚细亚言语研究》第23号，2008年，第121–150页，附图4幅；萨尔特卡亚、松井太：《一件关于银子的文书（On a silver document）》，《中亚佛教研究：百济康义纪念集》，蒂伦豪特，2008年，第343–349页；松井太：《都哇汗时代回鹘文免税特许状及其相关问题（ドゥア时代のウイグル语免税特许状とその周边）》，《人文社会论丛：人文科学篇》第19期，2008年，第13–25页。

编按：本文原刊赵令志主编《民族史研究》第15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407—426页，如若引用请参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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