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富学 张海娟 | 蒙古豳王家族与裕固族的形成
关于蒙古豳王家族与裕固族的关系，前贤研究已有所涉及，立论有据，阐述精到，可以信从。[1]34-39;[2]118-131;[3]69-72 但由于受到语言及资料条件等因素的局限，许多问题仍有待进一步弄清，如豳王家族在裕固族形成过程中曾起到过什么样的作用？豳王家族为蒙古人，与回鹘本为不同的民族，二者文化迥异，语言有别，何以终能不分畛域而共生成一个民族？这些都是需要做出回答的。本文拟利用敦煌、酒泉诸地新发现的回鹘文资料、蒙古文文献、民间口承资料和石窟考古发现，结合汉文、波斯文史书的有关记载，就这两个问题进行尽可能深入的探讨。
蒙古豳王家族指的是察合台曾孙出伯、合班兄弟及其后裔。13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由于不满窝阔台汗海都、察合台汗八剌等于西域发动的叛乱，出伯、哈班兄弟带领一万骑兵逃离察合台汗国，东奔投于忽必烈麾下。这一举措，使元朝西北边防军势力大涨，给岌岌可危的西北形势带来了转机，出伯兄弟由是而受到了忽必烈的重用，受命镇守河西走廊与西域东部地区。出伯封豳王（1307），驻肃州，合班之子宽彻封肃王（1329），驻瓜州，均为一等王，以后又从豳王乌鲁斯中析出二等王西宁王和三等王威武西宁王，分驻沙州和哈密。这里所谓的豳王家族即为豳王、西宁王、威武西宁王和肃王的总称。有元一代，豳王家族受元政府之命统领诸军，镇守河西西端的肃、瓜、沙三州和西域东部的哈密地区，长期充任巩固元朝西北边防的第一线。[4]22-25 前曾论及，此不复赘。
1368年，元朝灭亡，蒙古贵族退回北方草原，但仍据有岭北、甘肃、辽阳、云南四省之地，史称“北元”。其中甘肃行省北部瓜、沙、肃等州及哈密一带地区仍处于出伯家族的控制下，洪武五年（1372），朱元璋派遣征西将军冯胜率大军经略河西，在瓜、沙、肃击败元朝留守河西军之残部。明军西进，洪武十三年（1380）“进至赤斤站（今玉门市赤斤堡），获豳王亦怜真及其部曲千四百人，金印一”。① 洪武二十三年（1390），明军进抵哈密，“斩豳王别儿怯帖木儿、国公省阿朵尔只等一千四百人，获王子别列怯部属千七百三十人，金银印各一，马六百三十匹”。②
此后，明廷于西北诸地封王置卫，关西七卫，即安定、阿端、曲先、罕东、赤斤蒙古、沙州、哈密七卫由是得以次第设置。后沙州卫于正统十一年（1446）内迁，在其故地又设罕东左卫。诸卫中除了原来游牧于青海湖北部的罕东卫与新设的罕东左卫外，分布于撒里畏兀儿、河西西部、哈密等地的安定、阿端、沙州、哈密诸卫均由察合台后王豳王出伯集团转化而来。如哈密的忠顺王、忠义王都与出伯家族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始祖兀纳失里就是元代豳王出伯的后裔，一直跟随北元脱古思帖木儿汗与明军作战，直到1388年脱古思帖木儿汗被阿里不哥后裔也速迭儿所杀。而其他五卫，亦主要由出伯集团转化而来。一般而言，明初设立的关西诸卫，除罕东卫及后来的罕东左卫外，可分为两个系统：其一是哈密、沙州、赤斤蒙古三卫，隶肃州卫管辖，其二为安定、阿端、曲先三卫，隶西宁卫管辖。前三者记载较为明确，为出伯后王的忠顺王系管辖；后三者则由安定王集团统领。从史料记载可以看出，所谓的安定王集团其实同样出自出伯家族。《明史》卷329《西域传一·哈密卫》载：
哈密……元末以威武王纳忽里镇之，寻改为肃王，卒，弟安克帖木儿嗣。洪武中，太祖既定畏兀儿地，置安定等卫，渐逼哈密。安克帖木儿惧，将纳款。成祖初，遣官招谕之，许其以马市易，即遣使来朝，贡马百九十匹。永乐元年十一月至京，帝喜，赐赉有加……明年六月复贡，请封，乃封为忠顺王，赐金印。
这里的威武王即威武西宁王之省称，元末改封肃王。说明原封于瓜州的合班系肃王已绝嗣。
明洪武年间，先后设置安定、阿端、曲先三卫，地当柴达木盆地以北、敦煌以南，西到罗布泊、若羌一带。这里即元代的撒里畏吾地区，在元朝时曾“封宗室卜烟帖木儿为宁王镇之”。卜烟帖木儿入明后，曾“上元所授金、银字牌”。③ 一种说法认为，这里的“宁王”同样也是威武西宁王的简称。[1]37 其实未必。威武西宁王驻哈密，卜烟帖木儿驻甘青新交界地带，难以划一。洪武八年（1375），明封卜烟帖木儿为安定王。永乐二年（1404），封哈密安克帖木儿为忠顺王。《明史》卷329《西域传一·哈密卫》载，安定王与忠顺王同祖，安定族人陕巴“乃安定王千奔之侄，忠顺王之孙”。明人王越更是直言：“陕巴系安定王的派，与忠顺王俱系成吉思汗支派。”④ 这些证明安定王卜烟帖木儿与忠顺王安克帖木儿均属出伯子孙。[1]37 明朝封察合台后裔为忠顺王、安定王，由其各统三卫，实际上是因袭了故元体制，体现了王与卫之间的统属或尊卑关系。[5]85-91
二、豳王家族与辖域回鹘人的特殊关系
豳王家族之辖地，自古以来即为多民族聚居区，不仅民族成分复杂，而且势力很大，如吐蕃、回鹘、西夏、蒙古等族都颇具影响力。妥善处理不同民族间的关系，增强各民族间的凝聚力，势必有利于同心协力，共同抵御来自西域的反叛势力。
出伯家族重视对民族关系的处理，在许多方面都可表现出来，典型例证就是豳王辖区内大量多体文字六字真言的出现。
六字真言，作为藏传佛教的文化代表，最早可追溯到八九世纪，但在全国范围的流行，则始自元代。[6]184 兹后，长期盛行不衰。六字真言题字在全国各地都很常见，既有梵文，也有汉文、藏文，还有回鹘文、西夏文、八思巴文和蒙古文等，种类繁多。通常情况下，不同文字的六字真言都是单体而刻的，仅有少数用二种文字合璧镌刻，如杭州飞来峰即发现有梵汉合璧的六字真言题刻。[7]78-79 但用三种以上多体文字合璧镌刻的六字真言却极为罕见，仅于河西一带有所发现，分别使用四种、五种甚至六种文字。其中，最负盛名的为今存敦煌研究院的《莫高窟六字真言碣》。
该碑勒立于元顺帝至正八年（1348），碣石上方横书正楷“莫高窟”三字，中央阴刻四臂观音坐像。在其上方及左右方刻汉、梵、回鹘、藏、西夏、八思巴等六种文字的六字真言（图1）。而在六字真言之外围有诸多题字，左为西宁王速来蛮（出伯孙、那木达失子）家族的题名，右题：“维大元至正八年岁次戊子五月十五日守朗立”，另有长老米米、耳立嵬等12人题名。莲座下则是沙州路（今甘肃敦煌市）河渠司提领威罗沙、哈只、大使逆流吉等72人题名。在外围之外，右题“卜鲁合真、陈氏妙因龛”，左题“奢蓝令栴刻”。⑤ 共得95人题名，其中以蒙古人居多，如西宁王速来蛮及其子养阿沙等。其次为汉人，如吴义赛、张宣等。还有其他民族，如藏族有奢蓝令梅、公哥力加等；回鹘人有阿卜海牙、哈喇阳（？）等；西夏人有耳立嵬、刘耳立嵬等。更有来自西域的人士，如哈只、答失蛮等。说明该碑之立当有多民族人士参与。
用同样六种文字合璧题刻的六字真言还见于甘肃永昌县北25里御山圣容寺对面山崖。此外，在敦煌莫高窟第464窟前室之南北二壁（图2）、465窟右上角无编号的龛内，以及464窟南侧不远处的B126窟前室，也有用四至五种不同文字合璧题写的六字真言。这一独特文化现象仅见于豳王辖区，当为其推行民族和合政策的产物。[8]89-93
值得注意的是，在所有多体六字真言题记中，汉文、梵文、藏文和回鹘文是无一或缺的。当时，汉、梵、藏三种文字通行于全国佛教界，回鹘文与之并重，无疑体现了回鹘在元代河西地区的独特地位。可与之相印证的是，在酒泉文殊山石窟出土的《重修文殊寺碑》（图3~4）中，虽然记载的是出伯孙第三代豳王喃答失及其兄弟、亲属等发心重修文殊寺的事迹，但整个碑文的镌刻使用的是汉文和回鹘文，却不用蒙古文。[9]253-263 驻守于哈密的出伯孙、第三代威武西宁王不颜嵬厘（Buyan-Qulï）曾于至正十二年（1352）亲赴瓜州榆林窟朝山，所留题记亦未用蒙古文，用的是回鹘文。[10]18-21;[11]35-37; [12]214-218
此外，在瓜州榆林窟第12窟主室甬道北壁出现有“yürüng buyan tämür”（高贵的卜烟帖木儿）的题名，与之同时出现的还有šaču čölgä-ning sungun xošang（沙州路将军和赏）。[13]42 由汉史记载可知，和赏为元代高昌回鹘之末主，但当他在位时，回鹘王室及不少贵族早已因高昌被察合台后王都哇和窝阔台后王察八攻占而不得不于1283年以后在元政府的保护下迁入今甘肃永昌一带，遥领高昌回鹘亦都护军政事务。后于洪武三年（1370）降明。《明太祖实录》卷55载：“[洪武三年]，胡元高昌王和赏……以其所部来降”。明人宋濂亦曰：“洪武三年，大兵下兰州，公赍印绶自永昌率府属只诣辕门内附，诏授怀远将军、高昌卫同知指挥使司事，世袭其职。”⑥ 这些记载均未提及和赏曾任沙州路将军一事，故此“和赏”与回鹘文题记中的“和赏”是否为同一人，难以确定。但卜烟帖木儿与此人同行，足以说明其身份较高，加上名前冠以“yürüng（高贵的）”之词，可以推想，该卜烟帖木儿应即出伯后人安定王卜烟帖木儿。该题记同样是用回鹘文写成的。
上述这些都体现了元朝后期至明初蒙古豳王家族成员对不同民族文化的尊重，而回鹘文化又被置于格外特殊的位置，蒙古贵族在文化上出现了回鹘化的倾向。[12] 218 近期，日本学者松井太撰文表示，并不完全赞同蒙古贵族回鹘化的提法。[14]37-38 但本人坚持认为，西北蒙古贵族的回鹘化倾向在元明时代一直是持续的，如敦煌莫高窟第332窟为元代窟，甬道南北壁的男女供养人均身着蒙古贵族装束，[15]pl.161-162 但题记所用文字都是回鹘文而非蒙古文，其中南壁最前面的男性供养人带有“院使（önši）”之称号，北壁最前面的女性贵族名曰“剌真的斤（Lačin-Tigin）”。⑦ 这些显示的正是元代敦煌地区蒙古贵族的回鹘化迹象。元明时期，西域地区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的蒙古人也逐步维吾尔化，今天都已成为维吾尔族的一员，这些显然都应视作蒙古贵族回鹘化的确证。
图3 《重修文殊寺碑》碑阳 图4 《重修文殊寺碑》碑阴
通过对敦煌莫高窟464窟甬道回鹘文题记的释读，以及对该窟所出遗物的分析，笔者发现，该窟开凿于北凉，原为多禅室窟，后来，回鹘佛教徒在蒙古豳王家族，即沙州西宁王的支持下重修洞窟，并加长了原来通往后室的甬道，构成方室以掩盖其内侧的元代公主墓，并根据胜光法师所译回鹘文本《金光明最胜王经》在甬道南北二壁绘制了十地菩萨像，每幅画像的头顶都有一榜题框，内书与画像相关的经文。[16]257-264 前室（原为中室，因前室坍塌无存而成为前室）内随处可见回鹘文题记，可确认前室与甬道现存壁画当出自回鹘之手，窟内有藏传佛教风格的六字真言题辞二方，加上洞窟内发现的古代文献、文物绝大多数均属元代末期，故而可确认该窟前室与甬道为元代回鹘窟，更确切地说，应为元末的回鹘洞窟。[17]1-181372 年，明朝占领敦煌，回鹘在莫高窟464窟的营建活动也随之告终。
蒙古豳王家族据守河西期间，非常注意发展当地经济，在促进社会稳定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当地的文化事业，使河西地区由日趋凋敝而走向繁荣，敦煌、酒泉佛教石窟的营建活动均呈现高涨之势。这些自然会受到当地民众的欢迎与支持，从而赢得辖区内不同民族人士的赞誉，如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的编号为北大 D 154V[18]140和北大附 C29V[18]316 的两件敦煌回鹘文写本就是敦煌当地回鹘佛教徒献给西宁王速来蛮的颂歌，[19]3-4,9-10;[20]61-77 虽然主旨在于赞美其奉佛兴佛之伟业，但体现的却是回鹘与蒙古豳王家族间的亲密友好关系。
豳王家族在河西的固守，抵御了察合台汗国伊斯兰教势力的东进，同时，他们又热衷于各种佛事活动，不仅努力保护佛教在统治区内的传播与弘扬，而且出资修建佛寺、修缮洞窟、塑造佛像、抄写佛经，在其推动下，佛教在当地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与繁荣。这一时期，同样也是敦煌回鹘文化发展的高峰期。敦煌发现的属于这一时期的回鹘文佛教文献数量相当多，而且篇幅大，保存比较完整。文献内容丰富，种类多样，经藏有《金光明最胜王经》、《阿含经》、《八十华严》、《佛说十王经》及《净土三经》等，论藏方面有《阿毗达磨俱舍论》、《妙法莲花经玄赞》、《阿毗达磨俱舍论安慧实义疏》等，佛教文学作品有《佛教诗歌集》、叙事诗《常啼与法上的故事》及韵文体的《观音经相应譬喻谭》等，另有密宗文献《吉祥轮律仪》和禅宗文献《菩提达摩观心性经》（即学界通常所谓的《说心性经》）以及回鹘文书信等。[21]303-319 尤其是译自藏文的回鹘文密宗文献内容为《吉祥胜乐轮（Sri-cakrasamvara）》（编号为 Or. 8212-109，旧编号Ch. xix. 003）。其中叶46a~46b有题记曰该经系“哈密尊者阿阇黎（Ārya Ācar）遵佟巴（Istonpa）大师之令翻译……奉阿速歹（Asuday）王子之令写。”[22]160-162;[23]123-124 接着，在第47页正面又有如下文字：“我，阿速歹，怀着虔诚之心，命法师恭敬抄写。”[22]162 这里的蒙古王子阿速歹即西宁王速来蛮（Sulaiman）之子阿速歹，其名不见于《元史》，但见于《莫高窟六字真言碣》和《重修皇庆寺记》（二者均藏于敦煌莫高窟）。依题记知，该写本正是来自今新疆鄯善西南鲁克沁之回鹘法师萨里都统奉王子阿速歹之命而于至正十年（1350）在沙州缮写的。这反映出了阿速歹对佛教，尤其是藏传佛教的虔诚，同时也反映了回鹘僧徒与豳王家族的密切关系。
作为蒙古豳王家族的皇家寺院，酒泉文殊寺承载并见证了回鹘佛教文化的最后繁荣。前文已经提到的元末所立汉文—回鹘文合璧《重修文殊寺碑》记载了文殊山石窟的兴衰及大元泰定三年（1326）蒙古豳王家族重新修复文殊寺的过程。兹后，文殊山一带佛教持续繁荣，尤其是其中的万佛洞，留下了非常丰富的回鹘文题记，在纪年清楚的回鹘文题记中，时代最早者为明嘉靖三十年（1551），最晚者为康熙五十二年（1713），此外尚有万历十五年、万历二十年、万历四十二年、顺治八年、顺治十五年和康熙十三年等。[24]94-106 这些题记，加上酒泉文殊沟发现的抄写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的敦煌回鹘文《金光明最胜王经》写本，可以证明，至迟到清康熙朝后期，河西西部酒泉至敦煌一带地区仍然存在着回鹘佛教集团，继续行用回鹘文。这一发现，确证明清时期回鹘佛教文化在酒泉文殊山一带的流行，而当时新疆地区的回鹘佛教势力已完全让位于伊斯兰教，文殊山仅得幸免，成为回鹘佛教文化的最后家园。以文殊山为中心的河西西部回鹘佛教文化的维持，为后世裕固族佛教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5]1-6 这一基础的奠定，自然与蒙古豳王家族对回鹘佛教的长期支持息息相关。
三、蒙古豳王家族与裕固族形成之核心作用
通过上文的探讨，可以看到，蒙古豳王家族对河西的统治及其与回鹘的密切关系，对于裕固族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首先，豳王家族于13世纪后半叶以来长期驻守河西走廊西段至西域东部地区，抗击西域伊斯兰教势力的东侵，既保障了这一地区的社会安定，又促进了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尤其是保证了当地流行的佛教文化免受伊斯兰文化的侵扰，为回鹘佛教文化的发展提供了适宜的土壤。敦煌莫高窟北区B163窟出土的一则蒙古文文献（编号为B163:42）记载了包括豳王家族在内的蒙古诸王对藏传佛教的支持。该文献是新疆吐鲁番一带的蒙古族地方长官克德门巴特尔（Kedmen Baγatur）下达的令旨，其中有言：“因为灌顶国师朵儿只怯烈失思巴藏卜喇嘛与其徒弟们，穿梭于八儿思阔、别失八里及高昌其它[地方]，旅途应做事虔诚（即佛教的宗教仪式）并祈福众生，谁也不得阻其旅程，不许征用他们的川资、车辆、骆驼和马匹，不能说‘这些是驿站牲畜或给养’，没人可拿取其任何东西”。[26]160; [27]26-27 该令旨的目的明显在于确保新疆至敦煌佛教香客之安全。该令旨颁布的时间下限为元顺帝至正七年（1347），其颁发地在高昌（今新疆吐鲁番市），出土地在敦煌，说明当时自吐鲁番至敦煌间，当地蒙古统治者所颁布的政令是可以通行无阻的。[28]90-91 而当时敦煌一带的统治者正是蒙古豳王家族。裕固族今天仍以藏传佛教是奉，与豳王家族对藏传佛教的支持不无关系。
其次，豳王家族统治期间，奉行一种比较宽容的民族政策，重视民族关系，尤其是对回鹘民族及回鹘文化崇信有加，始终将回鹘文化置于格外特殊的位置之上。不仅回鹘文字在豳王家族中得到广泛应用，回鹘佛教徒也颇受豳王家族的重用，二者间形成了一种十分紧密的联系，如莫高窟464窟本为北凉时代开凿的一座禅窟，早已荒废，后来为了瘗埋蒙古豳王家族的公主，而由回鹘人对该窟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进而发展成为当地回鹘人印刷佛经的场所。推而论之，回鹘对洞窟的修复活动必与蒙古豳王家族的支持息息相关。质言之，豳王家族是该窟修造活动的施主。回鹘人也对蒙古豳王家族感恩戴德，以至于在莫高窟中出土有回鹘人撰写的献给蒙古豳王家族成员速来蛮的颂诗。回鹘与蒙古豳王家族之间密切而特殊的关系，无疑有利于元明乃至以后长时期内二者间的水乳交融，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共同体——裕固族。
其三，包括撒里畏兀儿在内的河西回鹘人始终使用回鹘语文，从今天所见到的材料看，回鹘文似乎早已成为蒙古豳王家族所奉行的文字。在回鹘文于西域成为死文字后，回鹘文在河西西部豳王家族后王的庇护下，一脉独存，一直流传到清康熙晚年。而与这种文字息息相关的佛教（后期主要是藏传佛教），也得以在河西回鹘中一脉独存。共同的信仰，也为回鹘与蒙古人的融合提供了必要的基础。
上述结论将裕固族的形成归结为蒙古豳王家族与河西地区回鹘（包括黄头回纥）的交融。很显然，这一说法与近三十年来学界非常流行的裕固族由吐鲁番东迁而来的说法相悖。对此，笔者已有专文详述，⑧ 这里仅简述其要。
裕固族流行的东迁传说称其先民来自西至哈至，关于其地望，学界多视之为西州—火州，即今天的吐鲁番。然而，这种说法的依据是20世纪80年代经艺术家润色改动过的东迁之歌，为了照顾歌唱的韵律而对原来民歌内容有所修订，无意之中曲解了原来歌词所含有的历史记忆。考裕固族东迁之歌，原始歌词是：“我们是从西至—哈至来的人……千佛洞万佛峡来的。”⑨ 这是1963年的记录，与1907年芬兰探察家马达汉（C. G. E. Manerheim）的记录基本一致。马达汉言：“撒里尧乎尔（Sarö Yögur）……据说其祖先是在一千多年前从西方迁过来的。他们在西方所居城市称作西至哈至（Shiche-Hache），汉人称之为千佛洞（Chenfu tun）。这个城市在此地之西或西南方，距离约有45天的路程，城旁有一条河，被高高的群山环抱。在西至哈至，有一座建于山中的寺院，有很多洞窟。[29]5 这里的千佛洞即莫高窟之异称，而万佛峡则是榆林窟往日更常用的称呼。依据民歌，并结合见于记载的回鹘活动情况，可以推定，“西至”即“沙州”之音译，“哈至”乃“瓜州”之音译。明代中叶，由于嘉峪关以西各卫统治者之间相互攻杀，加上西域伊斯兰化政权吐鲁番的不断侵袭，关外诸卫相继崩溃，难以自立。正统十一年（1446），甘州镇总兵官任礼收沙州卫全部入塞。[30]43 随后，其他诸卫亦因不能自立而纷纷于15世纪下半叶和16世纪初内迁至肃州、甘州等地。[31]42-48; [32]99-102;[33]97-103 包括撒里维吾尔在内的回鹘人由是而集中居住于肃州境内。其实，不管沙州、瓜州，还是肃州，当时皆为蒙古豳王家族的辖区。
既然沙州、瓜州为裕固族的东迁出发之地，这里自元朝中期以来长期充任豳王家族的直辖地或管辖区，及至明代，沙州及周边地区仍由豳王家族的后王统治。豳王家族既是统治者，又是回鹘佛教的有力支持者，二者在文化、宗教上始终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为豳王家族辖下蒙古人与回鹘人的融合，进而为裕固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就裕固族之民族形成过程而言，主源是撒里畏兀儿及河西西部地区的回鹘人，后来，以豳王家族为首的蒙古人汇入其中，经过长期的融合而最终形成为独具特色的民族共同体——裕固族。在这个共同体中，回鹘与蒙古两支力量并不是平面上的并列关系，而是上下的阶层治理关系，蒙古在上，处于统治地位，回鹘在下，处于被统治地位。如果蒙古在经济文化上的实力足够强大，那么今天所谓的裕固族的自称一定会改变。实际上这个共同体从来不曾改变，主要原因就在于回鹘不仅人数多，而且在经济、文化水平上都处于优势地位，其整体实力足以胜过豳王家族势力。蒙古豳王家族对回鹘文化的向心力，对回鹘佛教文化的保护与支持，可以说是裕固族文化特点得以形成的最基本的保障，并使之有别于新疆维吾尔族的文化特点。
质言之，豳王家族对裕固族的最终形成及其民族个性的保持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核心作用。有一种意见认为东迁后的罕东左卫势力远大于安定卫及其他诸卫，故而将罕东左卫推定为形成裕固族的核心力量。[33]107-110 此说恐难成立。首先，罕东左卫虽设立于原来沙州卫的故地，但沙州卫于正统十一年（1446）内迁后，当地还有没有回鹘人存在不得而知，没有回鹘的裕固族是不可想象的；其次，裕固族大头目始终出自安定卫，是由元代豳王家族直接传承下来的，第一任安定王卜烟帖木儿本身就是第五任豳王，直到洪武八年（1375）才被明朝改封为安定王。安定王所在的安定卫尽管在明朝正德年间（1506~1521）因受到吐鲁番的攻击而“余种散徙”，⑩ 但安定王家族还存在，仍然是蒙古豳王系统的核心所在。裕固族的形成主要有两支核心力量，其一来自回鹘，自不待言，其二即蒙古豳王—安定王家族。相较而言，回鹘的核心力量在经济文化上，蒙古的核心力量主要体现在政治上。然而，就一个民族的形成来说，经济文化力量当然更为重要一些，更能决定一个民族的内在特质。
四、结论
通过上文的论述可以看出，元朝后期，以出伯为首的蒙古豳王家族成员，奉元政府之命驻守河西，不仅有效抵御了西域窝阔台后王和察合台后王的东侵，捍卫了河西地区的稳定，而且对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其影响及于明代。蒙古豳王统治区内，回鹘势力比较强大，而且文化发达，受到了蒙古豳王家族的优渥与扶持，使回鹘佛教文化在河西西部地区得到持续繁荣。明朝初年，西域回鹘佛教势力逐渐衰退，最终于15、16世纪之交完全让位于伊斯兰教。[23]39-47 只有河西地区，在蒙古豳王家族的保护之下，回鹘势力得以独存，且有所发展，加上蒙古豳王家族对藏传佛教的崇奉，为裕固族藏传佛教文化的兴盛奠定了基础。蒙古豳王家族在元明时代始终与回鹘保持着密切关系，回鹘文化对河西地区的蒙古人产生了重大影响，蒙古贵族在文化上逐步回鹘化，为二者的融合提供了条件。长期的水乳交融与文化上的趋近，使二者最终融为一体，并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裕固民族。
后记：本文草成于2012年3月，后提交2012年7月22-25日于张掖召开的“裕固族文化发展学术研讨会”，并作为主题论文在大会上宣读，引起了诸位与会专家的关注与讨论。但由于所涉问题极为复杂，不少提法迥异于学界流行的观点，不敢自专，遂置之书箧，不断地充实修改，转瞬已近二年矣。今稍感满意，公之于众，冀诸君子有以教焉。2014年1月16日。
注释与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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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明史》卷330《西域传二·赤斤蒙古卫》，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8556页。
② 《明史》卷330《西域传二·哈梅里》，第8567页。
③ 《明史》卷330《西域传二·安定卫》，第8550页。
④ [明]王越：《处置夷情复国土以请封爵疏》，载[明]陈子龙等编：《明经世文编》卷69。
⑤ 阎文儒：《元代速来蛮刻石释文》，《敦煌研究》试刊第1期，1981年，第34~42页；李永宁：《敦煌莫高窟碑文录及有关问题》（二），《敦煌研究》试刊第2期，1982年，第108~112页。需要指出的是，二文均将回鹘文误作蒙古文，八思巴文和蒙古文不可并用。
⑥ [明]宋濂：《故怀远将军高昌卫同知指挥使司事和赏公坟记》，载《宋文宪公全集》卷15。
⑦ 松井太：《敦煌莫高窟、榆林窟的回鹘文、蒙古文题记铭文续考》，《法藏敦煌文献轮读会》（15），兰州，2013年12月21日。
⑧ 杨富学：《裕固族东迁地西至哈至为沙瓜二州考》，提交“西域—中亚语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2012年11月23-25日，北京：中央民族大学）论文。
⑨ 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甘肃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编：《少数民族史志丛书·裕固族简史简志合编》（初稿），1963年内部铅印，第12~13页。
⑩《嘉庆重修一统志》卷279。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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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按：本文原刊《内蒙古社会科学》2015年第3期，第37—43页，如若引用请参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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