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克雷恩、土巴奇著，赵崇民、杨富学译 | 敦煌出土叙利亚文基督教文献残卷

1991年春，波恩大学宗教研究所克林凯特教授得到了敦煌研究院所藏一份叙利亚文残卷的复制件，他将之转交我们并嘱托进行研究。这是使徒保罗给加拉太教会所写书信的一页残片，正、背面都有文字，惜不详其原大及出土情况，只知其大概尺寸为25×15平方厘米。至于残卷所用的材质和墨的颜色，则一无所知，也不详其具体的时代。在该残卷的每一面上，都可认出六行字。不过由于有一个边沿处被斜着撕掉了一条，所以有一面从第2行起每行末端残损了个别字母，而另一面从第4行起每行开头缺失了好多字母。这篇有多处打了点的福音体文经书，由于磨损，加上本来字迹就不清晰而颇难释读。经文在两行之间有一行的间距，没有划线格。竖直写的边注出自另一个人之手，至于是否有红色的标题，从复印件字面上无法确定。

符号说明：

[ ]表示不存在但能够有把握地推断出来的文字。

 ( )表示看不清楚，但通过尚存的字迹，可以有把握地推断出来的文字。

┌ ┐表示尚无把握判断准确的文字

原文转写：

正面：hnwn ’nwn bny’ d’brhm mtl gyr dqdm

      yd’ ’lh’ dbhymnwt’ hw mzddqyn

      ‘mm’ qdm sbr l’brhm ’yk

      d’mr ktb’ qdyš’ dbk ntbrkwn

      klhwn ‘mm’ mdyn mhymn’ hw

      mtbrkyn b’brhm mhymn’ ’ylyn

竖写的边注：dšbt’ rbt’

背面：qryt’ dšbt’ rbt’ šwry’ mšryt’

      dml’kwhy dpwlws šlyh’ ’grt’ dlwt

      qrnty’ qdmyt’ bs w’hy mlt’

      gyr dzqyp’ l’byd’ štywt’ hy ln dyn

      l’ylyn dhyynhnn hyl’ hy d’lh’ ktyb

      gyr d’wbd hkmt’ dhkym’

翻 译：

正面：

……以信为本的人，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邦都必因你得福。”/可见，那些以信为本的人出于信仰的原因/，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他们那些人……

竖写的边注： 用于伟大的礼拜六

背面：

用于伟大的礼拜六朗诵。赞美诗为：一群天使。使徒保罗写给科林斯人的/第一封信。在第六段里，我的弟兄们，关/于十字架这个词，对于那些走向灭亡的人来说是愚蠢；但是对我们/，对我们这些被拯救的人来说，它是上帝的力量。这里不是/写着吗：我要消灭聪明人的智慧……

考 释：

由于正面所写的内容开头就是圣经中的语句，所以它不是此段礼拜堂圣经的开首。现存内容是加拉太信件3，7b～10a，[1]   而东叙利亚人在礼拜堂诵经时用的则是加拉太信件2，17～3，14。在由马可兰重新做出的礼拜堂诵经规则中，这段朗诵放在了耶稣受难日，[2]  可是在那一天并未举行过宗教仪式。按照贝特·寇赫(Beth Coche)制定的礼拜堂诵经规则，礼拜堂圣经是在做夜礼拜时朗诵的。[3]  菲尔莫棱提供了更详细的情况，他认为，在耶稣受难日所做的用于耶稣复活节前礼拜六的晚祈祷，就是上面的祷文。[4]  这段文字涉及的是十字架的幸福意义，亦即耶稣之死的救世意义，按照经典的证据来论述信仰与法则的矛盾。在耶稣受难日朗诵这篇礼拜堂经文，其含义也就一目了然了。如果我们把礼拜堂经文中所缺的部分计算在内，并且考虑到在下一页纸的顶部又开始了一段新的礼拜堂经文，故加拉太礼拜堂圣经肯定就应在该页纸上结尾。推而论之，另外11行或者12行文字就一定在同一页纸面上。

此外，如果后边跟着1至2行赞美诗（此为使徒朗读之后大家随之诵唱的[5] ），那么该页原来应有的文字就大致在20行左右。依宗德曼发表的那件叙利亚文-粟特文双语文书[6]  来看，此推测大致不误。由此可见，该页写卷原有的长度大致为今天保存下来的这页写本的3倍。其行数与宗德曼所研究的那件双语文书实际上也是差不多的。[7]  这页残卷原先所在的那本书相当庄重，而且其字体的大小和可读性就已表明，它非常适合于礼拜时朗诵。

包姆施塔尔克确认，这份加拉太礼拜堂圣经，是摩苏尔神圣的迦伯列和亚伯拉罕寺院，也即所谓“高等寺院”规则中一个“完全个别” 的现象。[8]  这项规则与瓦腊敏英国国教教会颁布的规则[9]  具有广泛的一致性。贝特·寇赫所制定的教长权威性规则，规定了在耶稣受难日要诵读同一首加拉太礼拜堂圣经，然而包姆施塔尔克却称之为宣礼时附带的言语。[10]  通过产生于公元500年左右的一项规则，[11]  我们可以明了，该页残卷之背面内容为科林斯礼拜堂圣经，按规定它只用于耶稣受难日中午的祈祷。[12]  不过，正如该残卷所反映的那样，这种诵读规则早就得到广泛传播。在一份写成于9至10世纪的手稿中，就已记载着耶稣受难日的加拉太礼拜堂圣经和耶稣复活节前星期六的科林斯礼拜堂圣经。[13]  由此可见，这页出自敦煌的残卷并未超出这种范畴，它对礼拜堂圣经规则的发展与传播来说，是为数并不很多的早期证据之一。[14]

背面右上方的星号，大概标志着背面。[15]  竖直边注勉强能反映出残卷中的礼拜堂圣经诵读的日期或星期。这个边注看来是后来补写的，旨在使内容更加一目了然。无论如何，这个边注肯定出自他人之手，而决非正文抄录者所为。值得注意的是，这个为读诵方便而加的边注是竖写的，而不是作为首行写在正文的上部。沃尔荪的推想也许可为这一情况的出现提供一种解释，[16]  他与哈茨一样，[17]  提出了许多例证用以证明叙利亚人一般是沿垂直方向写字的。因此可以说，该页残卷的边注竖写毫不足怪。

背面的前三个词开宗明义，表明其内容是伟大星期六（耶稣复活节前的星期六）所诵的经文。尽管这几个词也可译作“耶稣复活节前的一周”，但这里似不可能，因为一次无法宣布整个一周的诵经。我们所提到的耶稣复活节前星期六的表达法，尽管不常见，但至少有其它用例可与之互证。[18]  背面的耶稣受难日礼拜堂经文，依格式而言，自然可归入耶稣复活节前星期六的礼拜堂圣经中，故只能译作“耶稣复活节前星期六”。

第四个词几乎读不出来，然而凭着我们对中亚景教徒弥撒书中惯用引言套语的知识，就可以把它读作šwry’，译为“赞美诗”。[19]  以其开头几个词抄录的这段诗，相当于Psīttā（弥撒经文？）段落的34，8那部分赞美诗。[20]  这段诗的全文是：“上帝的天使群包围着惧怕他的那些人，并拯救他们。”下边接着的为在本残卷中未出现的一段赞美诗34，9，依照礼拜仪式可能已被唱诗班诵唱过了。[21]  该段诗文为：“你们尝试一下吧，看一看吧，上帝是多么慈悲！信仰他的人将获得永生！”。[22]  Šurrāyā(šwry’)与下边接着诵读的关于能拯救人的信条与能拯救人的十字架的经文之间的关系，通过共同的拯救重心，亦即解放而明确下来。不过由于需要作一宣布，于是在使徒诵读之前有一个Šurrāyā出现。[23]  巴德格把由前后相随的两首赞美诗组成的Šurrāyā也归入旧约经文之列。[24]  只有在礼拜仪式中的位置也许与希腊礼拜堂圣经的前导诗文是相似的。[25]  与此相反，马可兰把Šurrāyā宣布作“一首赞美诗”，或一首赞美诗的片断，通常以之引出一曲圣歌。希腊前导诗文的意义，东叙利亚评论家们的看法也是见仁见智的。[26]  按照乔治·贝尔苟特斯(Georgios Bergotes)的看法，它当是一首赞美诗，用于诵经之前或者两次诵经之间朗读。既不属前者，也不属后者。这一认识的形成肇源于牙莫的研究成果，是他通过研究Šurrāyā与诵经内容上的关系而得出这一结论的。他认为，不管是从来源上讲还是就完整的赞美诗来说，Šurrāyā均应为当日之题材，因而与当日诵读的所有经文在内容上都是密切相关的。[27]  所以归属问题并不起决定作用。对于出自敦煌的这份弥撒书残页来说，可得出如下重要结论：正如出自吐鲁番的粟特文残卷以及后来与罗马合并的迦勒底人[28]  的弥撒书一样，依据拜占庭礼拜仪式的前导诗文，它把这些内容统统归纳到使徒诵经之中。因而，Šurrāyā在同一部位并在该文献中出现，也以另一种方式证明，它是7世纪时由东叙利亚的一位作家撰写出来的。[29]

下文探讨诵经的具体来源。对诵经的介绍可见于使徒保罗致科林斯人的第一封信之后。以下出现的缩写字bs代表bshh’，出现“在书里，在其他复制物中，在篇章中，在礼拜堂诵经中”。[30]  马可兰对该词所下的定义是：“Skhakha，这是叙利亚圣经在古代划分的章节之一。”[31]  事实上这样的章节在当代出版的《圣经》中也能得到证实，[32]  它比《新约全书》通常篇章的内容更丰富，而在依次各章节中（例如由保罗所写的）连续收入了所有的信件。由宗德曼出版的叙利亚-粟特文礼拜堂圣经就属于这一类，因为东叙利亚人在计算章节时，是以保罗每封信的开头起算的，[33]  于是，由他述论的科林斯礼拜堂圣经就正确地归入了第3章。[34]  故而，我们在计算时可以以第一封科林斯信件为起首。如果称数字“6”对应的是第一封科林斯信件的首章，那是完全不可信的，“首章”也许要等到以后了。如果说在该页残卷中的w确实应理解为第“6”章的数字代号的话，则这个计算法还有待于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如果这种推测有误，那数字材料也就无从立足了；抑或当时有一种迥然不同的计数方法？

如果w不是数字符号，而具有“和”的意义，那就会打乱次序，因为它有时出现在一段诵经的第一个字前边。[35]  “我的弟兄们”这个称呼，与它所在的部位是吻合的。而在后来迦勒底人的礼拜仪式书籍中，称呼之后跟有“为您祈福，先生”。人们爱用的称呼还有：“弟兄们，神圣使徒保罗给× × 们的信”。[36]  在本文所研究的残卷上缺少“神圣的”这个词，同样，在迦勒底人的弥撒书里也是如此。在东叙利亚人那里，我们可以发现，他们把“我的弟兄们”这一称呼作为使徒诵经的开头语，[37]  以致尽管存在着其他形式的开头语，但该残卷的称呼却是意味深长的。仍然有待于确定的是，这页敦煌残卷开头语的所有成份，都可在东叙利亚人的其他文献中得到证实。

对礼拜堂经文的选择，排除了这样的假定，即麦尔基特人(Melkiten)或西叙利亚人是这份残卷的抄写人。事情很明显，两个礼拜堂经文在礼拜仪式上如此相近，这只有在东叙利亚人那里才能见到。[38]  依据菲尔莫棱所重新制作的礼拜堂圣经规则来看，这个规则已缺少了晚间祈祷与耶稣复活节前星期六礼拜仪式之间的一个夜间祈祷经文，从而两段礼拜堂经文的前后直接连续性也得到了证实。然而，由于礼拜堂圣经规则以及开头语的细部不仅都经历了一种发展过程，而且在地域上可能也完全不同，所以对于所说的这段时间来说，无法完全有把握地做出精确的排列。

下列文字内容，也即致科林斯人第一封信的1，18a～19a，属于的经文是致科林斯人第一封信的1，18～31。根据由马可兰翻译的瓦腊敏坎特伯雷大主教传教团的礼拜堂圣经规则，这段礼拜堂经文是在耶酥复活节前星期六的礼拜仪式中诵读的。[39]  至于这段文字也在其他一些日子里使用的问题[40]，在此无庸赘述，因为诵读的那一天在残卷上是写明的，而对其它情况来说，通过与加拉太礼拜堂圣经的相近就能知道这个日子。整篇礼拜堂经文的内容，都是世界智慧与基督教智慧的对比，而基督教智慧是用被世界认为愚蠢的十字架语言表达出来的。上帝在十字架死亡上表现出来的表面上的软弱愚蠢，拯救了信徒，相反，世界智慧流于表面，那才是真正的愚蠢。这就使人相信该段文字是在耶稣复活节前之星期六使用的。诵经创造了一座桥梁，它从耶稣受难日的哀悼开始架起，经过人们对复活与耶稣复活前星期六拯救的期望，直达复活节那天的复活欢乐。文字内容本身正如保存下来的那部分加拉太礼拜堂圣经所反映的，是与Psīttā相同的。背面上的第5行与当代出版的内容有微小的差别，在当代版中，把dhyynn用第一人称的人称后缀来读；相反，Psīttā的许多古老文本以及该残卷反映的却是dhyynn（“我们”）的搭配。[41]

这里显然不是用两种语言写成的，因为两面的经文至少有六行以上是单纯的叙利亚文，在叙利亚文之后没有跟着出现一句粟特文句子，这一点与宗德曼出版的耶稣复活节前星期六的科林斯礼拜堂圣经等文献的情况有所不同。[42]  此外有一点也很清楚，那就是前后相随的这些礼拜堂圣经都来源于同一本弥撒书。因为该残卷两面书写，加上开头处就是加拉太礼拜堂圣经的中间内容，所以在此页之前至少还应有一页双面书写的经文。我们可以认为这是一册收录了保罗信件的非福音派的弥撒书。其中尚待解决的问题是：书中包含的仅仅为节日诵经，[43]  抑或一年中所有日子都可诵读的经文。

根据这份文书来论述东叙利亚基督教在敦煌流布的情况，必须考虑多种因素才能审慎地得出结论。[44]  出自中国的叙利亚文文献并非罕见，[45]  然而从地处中国西鄙的敦煌却未听说发现过这种古卷。来源于该地的东叙利亚人的文献，是用粟特文与中文写成的，估计产生于9或10世纪，[46]  若再往前推，或许可提前至8世纪。[47]  我们面前的这份残卷，确确实实是出自敦煌的第一份用叙利亚语言写成的文献。尽管其所用字母之形式很早就在东叙利亚人中使用，大约始于公元600年，并且一直使用到蒙古时代结束（元朝灭亡于1368年）之际。[48]  所以若以字母的形态进行古文字学分析，以判定其时代，所得出的结论往往难以准确。甚至残卷中用以标志复数与元音的各种画符，也不能提供任何可资断代的资料。[49]  根据这种情况，哈茨把东叙利亚写本所用古文字的演变分为两个时期。其中第一期大约始于公元600年，至于13世纪中叶，其特征是采用福音体文字，内有东叙利亚文的元音点。到第二期时，吸收了西叙利亚塞多(Serto)文字的某些特点。[50]  由于福音体文字尚在继续使用，[51]  故我们无法得知用这种文字写成的文献的具体下限。不过令人注目的是，偶尔使用连缀字母t’，而这种字母只是到时代较晚的聂斯脱利教文献中才通行开来。在由哈茨编辑出版的署有日期的铭文中，它首次出现于班岩上的一段碑铭，时属1259或1260年之间。[52]  在沃尔荪发表的出自西伯利亚七河流域(Swmirjetschie)的碑文中，有一则题记为欧廷（Eutings）所书，从中可以看出这种文字之开始使用最早可追溯到1287年。[53]  由此可见，它产生的时间绝对不会早于13世纪中期之前，而应写成于1250年之后。随着元朝于1368年的灭亡，东叙利亚基督教在中国也就销声匿迹了，所以撰写的时间最可能是在1250到1368年之间。至此，我们可以有理由地认为，在元代，敦煌有基督教徒存在。

称敦煌曾经有过一个讲叙利亚语的教区，这种结论是容易理解的。然而我们也应考虑到，这页残卷所属的那本弥撒书，有可能是旅行过程中丢失的。书主有可能骨埋敦煌，其所携弥撒书遂被遗留此地。还有一种可能是，弥撒书是作为进行翻译的蓝本而被拿到那里的。诸如此类的可能性还有很多很多，但这些设想并非十分现实，因为其他教区的讲叙利亚礼拜用语的旅行者，肯定会把他人遗留下来的或无主的弥撒书收归己有。因此最大的可能就是在敦煌曾经存在过一个操叙利亚礼拜语言的教区或教堂，而人们迄今为止对此毫无所知。关于这个教区或某一教堂之信徒的民族成份，以及他们的母语，迄今都未见任何报道。

至于该教区是否有可能使用两种礼拜语言的问题，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当一种礼拜仪式在操他语的民族中扎根的过程中，只要圣经经文和诵经用语的翻译尚处于初始阶段，就不可能出现上述情况。尤其不可能的是使徒诵经用叙利亚语，而在礼拜仪式上使用中亚或东亚的某一土著民族语言。这一点通过在经文前边的一些缩写字而被确凿地证实，而这类缩写字只有那种既熟悉叙利亚语礼拜仪式，同时又切身体验过礼拜活动的人才能辨认。如果说这份弥撒书归敦煌的某一教区或某个教堂所有，则它们的整个礼拜仪式一定是用叙利亚语举行的。

总  结

尽管出自敦煌的这一仅有的叙利亚文残卷很短，但对我们认识景教徒在中亚和东亚的发展情况来说，却是弥足珍贵的。我们第一次知道了出自敦煌的元代基督教文献。它原属保罗诵经诗的一份弥撒书，该诵经诗含有耶稣受难日和耶稣复活前星期六礼拜堂圣经，其中在诵读耶稣复活前星期六经文以前，首先要宣布礼拜仪式开始，这是一段赞美诗的开头部分，然后还要宣布诵经经文的出处。目前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认为，在敦煌的东叙利亚人不仅使用中文和粟特文，而且也使用叙利亚文，至少在礼拜仪式上是如此。我们猜测，这件文献应与某个团体有关，该团体能够流利地使用叙利亚语，将之作为礼拜仪式的用语，而非仅仅将某些叙利亚文片段假借到自己所使用的语言中。如果这份弥撒书确实属于一个教区或者一个教堂所有，则这个团体就可能存在于元代，因为从书法学依据看，这份弥撒书几乎不可能写成于13世纪下半叶之前，同时也不可能写成于1368年之后很久。这页残卷除了具有教会史方面的价值外，还具有一种礼拜仪式史方面的价值，因为它用一个关于耶稣受难日和耶稣复活节前星期六诵经规则的实例，丰富了我们对东叙利亚礼拜堂诵经规则之演变的贫乏知识。

本文译自《德国东方学会杂志(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andischen Desellschaft)》第144卷第1期，1994年，第1～13页。原题：Wassilios Klein und Jürchen Tubach, Ein syrisch-christliches fragment aus Dunhuang/China

注释：

• 上下滑动查阅

[1] 见《叙利亚文圣经 (Syriac Bible)》第63部分，[出版地不详]，1979年。此外，可参见下列易懂的出版物：《叙利亚文新约全书 (The New Testament in Syriac)》，伦敦，1905～1920年[1966年再版]，第115页（第II部分）；布瑞安·瓦尔敦(Brian Walton)《多种语圣经合参 (Biblia Sacra polyglotta)》（五），伦敦，1657年[格拉茨1964年重印]，第760页。我们感到詹姆斯·穆尔窦克(James Murdock)和生于瓦腊敏的新约全书派拉姆沙(G. M. Lamsa)的译文是不易搞懂的。前者著有《叙利亚文伯西托本新约圣经译本(Translation of the Syrica New Testament from the Peshito Version)》，波士顿，1892年版（1951年于纽约重印）；《东方所传新约圣经：以阿拉美文本为据 (The New Testament according to the Eastern text, translated from the Original Aramaic Sources)》，费城，1940年版（1989年于旧金山重印）；《古代东方文献中的圣经 (The Holy Bible from the Ancient Eastern Text)》等；后者著有《阿拉美文伯西托本圣经译本(Translation from the Aramaic of the Peshitta)》，旧金山，1985年。

[2] 经文于1889年由瓦腊敏的东叙利亚坎特伯雷教团总主教出版社出版，第10页；马可兰(Arthur Maclean)《东叙利亚宣礼官 (East Syrian Daily Officers, Translated from the Syriac with Introduction, Notes, and Indices and an Appendix Containing the Lectionary and Glossary)》，伦敦，1894年版，第272～273页。关于英国国教教团在瓦腊敏的工作情况和马可兰的活动，请参阅鲁道夫·马库赫 (Rodolf Macuch)《晚期与新叙利亚文献史(Geschichte der Spät- und neusyrischen Literatur)》，柏林，1976年版，第201～205页，第66页以及第68页以下。

[3] 马寇伯尔(W. F. Macomber)《 科勒禾大教堂迦勒底语教派的宣经程序(The Chaldean Lectionary System of the Cathedral Church of Kolehe)》，载《东方基督教期刊(Orientalia Christiana Periodica )》第33卷，1967年，第504页。

[4] 菲尔莫棱（P.Vermeulen）《叙利亚语圣经第二部分研究 (Péricopes bibliques des Églises de langue syriaque II)》，载《东方叙利亚(L’Orient Syrien)》第12卷，1967年，第383页（第I部分：第211～240行；第II部分：第371～388行；第III部分：第525～548行）。

[5] 巴德格(G.P.Badger)《景教及其祭礼(The Nestorians and their Rituals，with the Narritive of a Mission to Mesopotamia and Coordistan in 1842-1844 and of a Late Visit to Those Countries in 1850; also, Researches into the Present Condition of the Syrian Jacobites, Papal Syrians, and Chaldeans, and an Inquiry into the Religious Tenets of the Yezeedees)》，第2卷，伦敦，1852年（1967、1987年于纽约重印），第20页。关于巴德格在东方的逗留情况，可参见彼得·卡维劳(Peter Lawerau)《美洲与东方的教堂(Amerika und die orientalischen Kirchen. Ursprung und Anfang der amerikanischen Mission unter den Nationalkirchen Westasiens)》，柏林，1958年；牙莫(S. Y. H. Jammo)《迦勒底教会的结构及其与耶酥会的争论历史研究(La Structuredela Messe Chaldéennedu Début jusqu’à l’Anaphore. Etude Historique)》，罗马，1979年，第116～117页。

[6] 宗德曼(W. Sundermann)《评尼古拉斯与缪勒合著〈粟特语文献〉第一卷(Nachlese zu F.W.K.Müllers “Soghdischen Texten I”)》（3），载《古代东方研究(Altorientalische Forschungen)》第8卷，1981年，第169～225页。

[7] 同上文，第172页。

[8] 包姆斯塔尔克（Anton Baumstark）《叙利亚语寺院规则与祭祀制度(Nichte-vangelische syrische Perikopenordnungen des ersten Jahrtausends, Im Sinne vergleichender Liturgiegeschichte untersucht)》，载《祭祀历史研究丛书(Liturgiegeschichtliche Forschungen)》第3种，明斯特，1921年，第42页。

[9] 注2引马可兰书，第264～281页。

[10] 注8引包姆斯塔尔克书，第72～73页。

[11] 布尔基特（F. C. Burkitt）的《早期叙利亚宣经程序(The Early Syriac Lectionary System)》，伦敦，1923年。

[12] 布尔基特前揭书，第9页。

[13] 注3马寇伯尔书，第494、504～505页。

[14] 这方面的参考文献有：布拉克曼(H. Brakmann)和克拉麦(W. Cramer)合著《东方基督教的祭祀(Zu den Liturgien des christlichen Ostens)》，载《祭祀研究档案(Archiv für Liturgiewissenschaft)》第19卷，1978年，第193～219页；布拉克曼《东方基督教的祭祀(Zu den Liturgien des christlichen Ostens)》，载《祭祀研究档案》第24卷，1982年，第377～410页；同氏《东方教堂中的神灵(Der Gottesdienst der östlichen Kirchen)》，同载《祭祀研究档案》第30卷，1988年，第303～410页。还可参阅绍盖特(J. M. Sauget)《1900～1960年东方祭祀研究索引(Bibliographie des Liturgies Orientales 1900-1960)》，罗马，1962年；牙奈拉斯(S. Janeras)的《1961～1967年东方祭祀研究索引(Bibliografia sulle liturgie orientali 1961-1967)》，罗马，1969年。

[15] 这一知识是柏林的宗德曼(W. Sundermann)博士在阅读文献的基础上获得的，现在热心地告知我们。

[16] 沃尔荪(D. A. Chwolson)《七河流域发现的叙利亚语景教碑铭(Syrisch-Nestorianische Grabinschriften aus Semirjetschie, nebst einer Beilage: Über das türkische Sprachmaterial dieser Grabinschriften von W. Radloff)》，附有三张图片和一则欧廷（Julius Euting）题记，圣彼得堡，1890年，第114～118页。

[17] 哈茨(W. H. P. Hatch)《暑期叙利亚文写本图录(An Album of Dated Syriac Manuscripts)》，波士顿，1946年，第11～12页。

[18] 史密斯(R. P. Smith)《叙利亚百科全书(Thesaurus Syriacus)》，第2卷，牛津，1901年，第4047页。

[19] 注6引宗德曼文，第171～182页；注8引包姆斯塔尔克书，第10页；阿道夫·律克尔(Adolf Rücker)《东叙利亚教团的发展演变(Die wechselnden Gesangsstücke der ostsyrischen Messe)》，载《礼拜仪式研究年鉴（Jahrbuch für Liturgiewissenschaft）》第1卷，1921年，第66～70页；马特欧斯(Juan Mateos)《迦勒底教会研究文集(Lelya- Sapra, Essai d’interpretation des matines Chaldéennes)》，罗马，1953年，第500页；特别是注5引牙莫书，第113页。

[20] 注1引《叙利亚文圣经》，第403页（旧约全书）。在这一版的圣经中，有关的诗句为第7号。另一写法见于《叙利亚语新约全书和圣歌(Syriac New Testament and Psalms)》之363号中，伊斯坦布尔，1985年，第27页（赞美诗），其中把该诗句列为第8句。

[21] 《叙利亚马拉巴尔教堂信徒用语及首句的重复(Die Heilige Qurbana der syro-malabarischer Kirche mit der ersten Anaphora)》，载马黛伊（J.Madey）、瓦凡尼库奈尔(G. Vavanikunnel)编《东方的使徒与教堂 (genannt der Heiligen Apostel und Kirchenlehrer des Ostens Mar Addai und Mar Mari)》，帕德包恩，1968年，第9页。

[22] 注1引《叙利亚文圣经》，第403页（旧约全书）。在这一版圣经中，有关的诗句被列为第8号。在《叙利亚语新约全书和圣歌》中，该诗句被列为第9和第10号。

[23] 同注21，第9～10页。

[24] 注5引巴德格文，第20页。

[25] 注2引马可兰书，第299页。

[26] 注5引牙莫书，第113～114页。

[27] 注5引牙莫书，第114～116页。

[28] 托玛斯·奥多(Thomas Audo)编《迦勒底使团(Missale Chaldaicum)》，瓦腊敏，1906年（关于奥多的文献著作，请参阅注2引鲁道夫·马库赫书，第211～213页等）。

[29] 注5引牙莫书，第113页。

[30] 参见注18引史密斯《叙利亚百科全书》，第3391～3392页。

[31] 注2引马可兰书，第300页。

[32] 《叙利亚语新约全书和圣歌》，第363号。

[33] 这项知识是明斯特的汝克尔(Andereas Juckel)博士提供给我们的，他热心地为我们审阅了东叙利亚文圣经文本的一些缩微胶卷。

[34] 注6引宗德曼文，第178页或182页，与注20引《叙利亚语新约全书和圣歌》，第363号，第217或219页相合；然而宗德曼文第185或186页称，只有当“第3节”改作“第13节”时，才与前引的《叙利亚语新约全书和圣歌》，第363号，第229页相合。我们当然不知道，宗德曼的那段文字是否能使这种读法成为可能，并从而证实当代版圣经中所用的计数方法就是中亚通用的方法。

[35] 例如：《东方叙利亚教会与迦勒底教会的宣经方式(Lectiones quae per totum anni decursum ab ecclesia Syrorum orientalium id est Chaldaeorum in missa adhiberi solent)》，毛西里，1900年。

[36] 同注21，第10页。

[37] 注6引宗德曼文，第183和186页。

[38] 参阅注8引包姆斯塔尔克书，第191页。书中指出的两人参礼拜堂经文出现的部位，在西叙利亚人与麦尔基特人那里也是如此；此外，在注4引菲尔莫棱书，第383页有概要介绍。

[39] 注2引马可兰书，第274～275页；注4引菲尔莫棱书，第383页。

[40] 注2引马可兰书，第289页；注8引包姆斯塔尔克书，第191页。

[41] 阿兰德(Barbara Aland)和汝克尔编《新约全书叙利亚语译本(Des Neue Testament in syrischer Überlieferung. II. Die Paulinischen Briefe, Teil 1: Römer- und 1. Korintherbrief)》，柏林，1991年，第284页。

[42] 注6引宗德曼文，第188～190页。

[43] 这一点与注6引宗德曼文第172页所述情形一致。

[44] 关于敦煌，请参阅克林凯特(H.-J. Kleimkeit)《敦煌及其周边(Dunhuang und Umgebung)》，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古时代的艺术(Volksrepublik China. Kunstreisen durch das Reich der Mitte)》，科隆，1989年，第534～540页；同氏《丝绸古道上的文化(Sie Seidenstrasse, Handelsweg und Kulturbrücke zwischen Morgen- und Abendland)》，科隆，1988年版，第208～219页。

[45] 泰勒(W.R.Taylor)《1925年左右北京发现的叙利亚语写本(Syriac Mss. Found in Peking,ca.1925)》，载《美国东方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第61卷，1941年，第91～97页；参阅佐伯好郎《中国的景教文献与遗物(The Nestorian Documents and Relics in China)》，东京，1937年，第315～333页，此外还有该书的第334～347页。

[46] 西姆斯·威廉斯(Nicholas Sims Williams)《葡萄沟出土的粟特语基督教写本(Die christlich – sogdischen Handschriften von Bulayiq)》，载《埃及、东亚、吐鲁番出土古文献研究(Ägypten, Vorderasien, Turfan, Probleme der Edition und Bearbeitung altorientalischer Handschriften)》，发表于1987年5月的柏林大会。[47] 穆尔(A.C.Moule)《1550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Christians in China before the Year 1550)》，伦敦，1930年(1972年于台北重印)，第58页。

[48] 注17引哈茨书，第30～40页。

[49] 注17引哈茨书，第40～42页。

[50] 注17引哈茨书，第46～47页。

[51] 注17引哈茨书，第28页。

[52] 注17引哈茨书，第224页。

[53] 注16引沃尔荪书之欧廷题记。

编按：本文原刊敦煌研究院编《敦煌研究文集·敦煌研究院藏敦煌文献研究篇》，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00年9月，第493—509页，如若引用请参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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