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蓉 杨富学 | 元代色目进士与仕宦死节现象考析

摘要：元代科举兴起较晚且取士甚少，但元末死于国难的进士，尤其是色目进士却为数不少，占了很高的比例。在进士之外，死节的色目仕宦也很多，形成了历史上罕见的死节现象。这些色目进士与仕宦既非蒙古人，不属统治阶级之列；又非汉人，不像汉人那样有着传承千年的忠君伦理观念，他们的死节比例之高，是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究其原因，首先在于元代理学在入华色目人中的普及，理学所推崇的忠孝节义观对色目进士与仕宦产生了重大影响；其次，元代推行的科举制度偏袒色目人，使其在社会生活中拥有多种优势；最后，色目人虽非元朝政权的统治者，但颇受元朝统治者倚重，与元朝统治者形成了唇齿相依的关系。

关键词：元代；色目进士；色目仕宦；畏兀儿；西夏；理学

元代大批胡人入居中原，被称作色目人，主要有回回、畏兀儿、康里、钦察、阿速、哈剌鲁、唐兀、乃蛮、汪古、吐蕃、阿儿浑等。有元一代，色目人无论是在政治、经济、军事，还是在科技文化领域都发挥过重要作用。元末，中原板荡，群雄并起，元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直到1368年明朝取代元代，色目人始终与元政权站在一起。易代之后，元代色目文士无论是进士还是普通仕宦、地方贤达似乎很少有人选择归顺明政权这条道路，而是投笔从戎，以死报元，其慷慨忠义之举，令人玩味。

一、元末“仗义死节”的色目进士

元代科举制度形成较晚，皇庆二年（1313年）元仁宗下诏恢复科举。延祐二年（1315年）第一次开科取士，以后三年一次。元惠宗时，因丞相伯颜擅权，执意废科举，故1336年科举和1339年科举停办。有元一代，共计16次开科取士，录得进士1139人。与唐宋明清相比，进士数量可以说是很少的，但令人称奇的是，元末为元朝死节的进士甚多，仅见于记载的就多达43人。其中，色目进士有名可考者62人，而元末死节者竟多达17人。元末诗人杨维桢（1296—1370）感叹：“我朝科举得士之盛，实出培养之久，要非汉比也。至正初，盗作。元臣大将守封疆者不以死殉，而以死节闻者，大率科举之士也。”［1］519  清代赵翼也感慨：“（元朝）末年仗义死节者，多在进士出身之人。”［2］705

元朝末年政治黑暗，社会动乱，农民暴动此起彼伏，元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在此情况下，进士出身的元政府官员中涌现出了一批誓死效忠故国的死节之臣。结合萧启庆、桂栖鹏、余来明等学者的统计，爬梳各类史籍，可知，从1315年到1366年有16次开科取士，目前文献记载的蒙古进士70名左右，色目进士100人左右，汉人和南人376人①，这个数字不包含存疑的进士，明清以后对蒙古、色目人的记载较少，导致目前见于文献的蒙古、色目进士数量远低于当时登科人数，色目进士死节占比高于汉人南人，其中检得元末死节进士43人，其中17人属于色目进士，即：泰不华、丑闾、塔不台、明安达尔、余阙、帖谟补化、偰列篪、普达世理、获独步丁、海鲁丁、穆鲁丁、迈里古思、吉雅谟丁、达海、铁德刚等。兹表列其族属及事迹等于下：

唐兀人余阙于至正十二年（1352年）以淮西宣慰副使兼副都元帅身份守安庆。至正十八年（1358年），余阙率四千羸弱之兵与陈友谅军鏖战，苦守孤城，破城之日，余阙引刀自刎［3］10。《元史》记载了至正十八年正月余阙慷慨赴死的细节：“西门势尤急，阙身当之，徒步提戈为士卒先……自以孤军血战，斩首无算，而阙亦被十余创。日中城陷，城中火起，阙知不可为，引刀自刭，堕清水塘中。阙妻耶卜氏及子德生、女福童皆赴井死。”［4］3427-3428唐兀人泰不华以台州路达鲁花赤身份于至正十二年（1352年）在台州与方国珍部战于船上，肉搏战中手刃数人，死于对方的长矛之下，其死前情景感人至深：“即前搏贼船，射死五人，贼跃入船，复斫死二人，贼举槊来刺，辄斫折之。贼群至，欲抱持过国珍船，泰不华嗔目叱之，脱起，夺贼刀，又杀二人。贼攒槊刺之，中颈死，犹植立不仆，投其尸海中。年四十九。”［4］3425

著名畏兀儿科举家族偰氏一门九进士，几代人忠于元朝［5］254。偰列篪曾任潮州路潮阳县达鲁花赤等职位，在与红巾军对抗中失败，拒绝投降，带领家族成员11人集体自杀［6］。偰百僚是顺帝至正五年（1345年）乙酉科进士，曾任国史院编修官、宣政院断事官等职，元朝政权败亡后，不愿意为明朝效力，率家族子弟东渡入高丽。偰百僚入高丽后改名为偰逊，封高昌伯③。

回回人获独步丁兄弟三人都是进士，号为“三凤”，三兄弟皆死于元末动乱。获独步丁是文宗至顺元年（1330年）庚午科进士，海鲁丁、穆鲁丁科次不详。获独步丁曾任广东廉访司佥事，元末在福州沦陷后投井而死。在此之前，其两位进士兄长，即为官建康的穆鲁丁和为官信州的海鲁丁都已死于元末动乱［4］4434-4435。

康里人拜住，字闻善，祖上是海蓝伯封河东公者。顺帝至正十一年（1351年）辛卯科进士，读书治经颇有才华，官至翰林国史院都事、太子司经。乱兵至，不肯苟活，投井而死。拜住对家人说：“今吾生长中原，读书国学，而可不知大义乎！况吾上世受国厚恩，至吾又食禄，今其国破，尚忍见之！与其苟生，不如死。”［4］4431

唐兀人明安达尔，字士元，元统元年（1333年）进士，潜江县达鲁花赤，作战勇敢，死于战斗，全家遭到屠戮［4］4415。

元代科举促使色目子弟投身场屋，皓首穷经，加速色目人汉化的进程。元代科举规模小、录取人数少，考取成功率很低，前后共录取1139人，平均每年21.1人，南人乡试的录取率仅为0.68%［7］36，低于1%，但无论成功与否，都对考生精神品格的塑造产生重大影响。大部分考生名落孙山，但他们会担任书院、私塾的教师，或成为地方政权的吏员、幕僚等，科举考试结束后，他们像色目进士一样，践履忠君报国思想，将儒学文化传播四方。

二、为元朝死节的色目仕宦

色目进士殉国是普通的色目人捍卫元朝的典型代表。元末战争中，不唯色目进士，普通色目官员、平民乃至整个色目阶层都表现出强烈的捍卫元朝政权的决心。明初宋濂所谓“自红巾窃发，士大夫不幸，死于难者多矣”［8］375，反映的正是这一现象，诸如回回人迭里弥实、河南濮阳西夏遗民唐兀崇喜、哈剌鲁人伯颜宗道和高昌畏兀儿合剌普华等莫不如此。

回回人迭里弥实，字子初，性刚介，任漳州路达鲁花赤。当明军占领福州时，迭里弥实仰天叹曰：“吾不材，位三品，国恩厚矣，其何以报乎！报国恩者，有死而已。”在手版上书写“大元臣子”四个字，拔刀刺喉而死。“既死，犹手执刀按膝坐，俨然如生时。”［4］4434

至正十六年（1356年）七月，河南濮阳西夏遗民唐兀崇喜为朝廷平叛大军捐献粮食五百石，草一万束，不求名爵，只求百姓获安［9］118，朝廷颁文《锡号崇义书院中书礼部符文》嘉奖崇喜家族慕道报国，并为其家族三代人所建书院赐名“崇义书院”，“斯人尚义轻财，尊儒重道，建学田，育人才以报国，献粟草，供军需而效忠。既无心爵赏之名，惟注意书院之名，若兹嘉士，良可褒称，可拟‘崇义书院’”［9］120。

入居河南濮阳的哈剌鲁人伯颜宗道（1292—1358）乃唐兀崇喜的姻亲。宗道在儒学方面颇有成就，被陈垣称作“西域儒学大师”，“崛起乡里，讲求实用，自成一家”［10］15。至正四年（1344年）朝廷招纳才德隐迹之士，伯颜宗道被征召至京师，以翰林待制身份参与编修《金史》，后回乡讲学。至正十七年（1357年），红巾军攻占濮阳地区，伯颜宗道以一介文士组织起一支万人的武装力量对抗红巾军，被俘后，凛然不降，与妻子宗族三十余口同时遇害。被朝廷追封为范阳郡伯，谥号“文节”［11］。

高昌回鹘人全普庵撒里官拜监察御史，刚正不阿，在出任江西行省参政时与陈友谅战，以不敌而自杀。与其勠力共守城池的色目人哈海赤也以不屈而被杀［4］4413。

高昌畏兀儿合剌普华自幼“学习儒书，颇有所成”［4］4386，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在出任广东道都转运盐使时，遇东莞、香山、惠州负贩之徒万人叛乱，合剌普华与其战，“身先士卒，力战矢尽，马被数创，犹徒步搏贼，格杀数十人”，被俘后以不屈遇害，年仅39岁④。

高昌回鹘人孛罗帖木儿任襄阳路达鲁花赤时，“盗起汝、颍”，至正十一年（1351年）襄阳失守，孛罗帖木儿被执，以不屈遇害，“举家死者，凡二十六人”［4］4418-4419。

北庭畏兀儿人卜理牙敦官至山南廉访使，至正十二年（1352年）与乱军力战，被执，不屈而死。部将上都被俘后大骂贼兵，被害［4］4424。

新近在安徽马鞍山市发现的《佥宪奉政真公太平路筑城碑》记载了畏兀儿人真圣讷（字德卿），率领太平路百姓构筑防御工事，誓死与乱军抗衡的事迹。江浙行省太平路位于今当涂县，约七万户，下辖一录事司，当涂、芜湖、繁昌三县，元朝时期，统治者实行拆毁城墙的政策，“凡诸郡之有城郭，皆撤而去之，以示天下为公之义。洋洋圣谟，诚所谓在德不在险也”［12］7-8。太平路城池亦废弃，碑文载“皇元隆平日久，天下城郭弗治，城亦因以废”。元末战乱四起，至正十二年（1352年）夏五月，居民们惶恐不安企图逃离家园，当时统辖太平路的是江东佥宪奉政公畏兀儿人真圣讷，他熟谙经史子集，有深厚的儒学修养。在危难之时毅然率领百姓们筹款筑城，不避严寒酷暑，亲自谋划指挥筑城，他的行为感动了全城百姓，百姓们把修城当成了自己家的事情，“荷锸负笈者如子之趍父事”，终于在第二年完成了坚固的城防体系，五个城门，高大坚固的城墙绵延十几里，二十步设一岗哨，旌旗招展，昼夜不息，一呼百应。坚固的城防使一城百姓得保平安，免于战火。

大量事例都可说明，以色目文士为代表的整个色目阶层都有维护元政权的心愿。色目人入中原后学习儒学，践行忠孝伦理观念［13］。《元史·忠义传》所载以死殉国的色目人不少都有国子学和科举的经历，“以平生有用之学，成不夺之志”⑤。《左传·昭公元年》言：“临患不忘国，忠也。”以元代色目文士为代表的色目阶层为了捍卫元政权而不惜生命，这一现象的形成抑或与元代理学之普及不无关系。

杭州新近发现的《濡杭氏宗谱》记录了元代杭氏家族子弟在元末战争中誓死效忠元朝廷的情况：“元后兵乱，其尽忠王室者有之，死节别郡者有之，虽留名族谱，莫知所徃（往）矣。”这些记载为揭示色目人忠于元政权的事实及其与元朝统治者的休戚关系提供了依凭。《濡杭氏宗谱》中《杭氏老谱源本》记载：

朵儿只的斤第三子，生于至治元年（1321年）辛酉九月初九日戌时，镇守信州，不屈伪汉，伏剑自刎，终于至正十九年（1359年）己亥十月初十日丑时，加赠东宣慰使谥“桓敏公”仕至中宪大夫，江东道廉访司副使。国朝太祖皇帝敕封忠効（效）侯，江西广信府岁时致祭焉。朵儿只的斤第三子，死节于信州。

这一佚名人物，其实就是《元史》所载伯颜不花的斤。家谱中朵儿只的斤，《元史》作“朵尔的斤”，当脱“只”字。伯颜不花的斤“倜傥好学，晓音律”。在元末的信州之战中，面对陈友谅军中来劝降的人，慷慨陈词：“贼欲我降尔，城存与存，城亡与亡，吾计之熟矣。”［4］4409-4411城池失陷后，伯颜不花的斤自杀身死。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翰林院国史编修霍林汤宾尹为《濡杭氏宗谱》撰序，言：“巴而术阿而特的斤又能推诚仕元，并隆荆南王爵，尚公主于帝室者七，且伯颜不花以死殉国，而信州香火再举于昭应矣。”《濡杭氏宗谱》对伯颜不花的斤家族的记载，可补《元史》《元史氏族表》之不足与讹误。

在伯颜不花的斤死节之前，另有第四代高昌王亦都护火赤哈儿的斤为抵抗西域叛军都哇、卜思巴的围攻而誓死保卫高昌，对叛军的劝降如此答复：“吾闻忠臣不事二主，且吾生以此城为家，死以此城为墓。”⑥  大约在至元二十年（1283年）前后，火赤哈儿的斤屯兵南哈密力，大战力尽而死⑦。元末战争爆发后亦都护家族全力参与镇压各路起义军，在襄阳南阳等地的战斗中，亦都护高昌王月鲁帖木儿死于军中，其子桑哥继任亦都护，在战乱中生死不明。元顺帝至正十二年（1352年）四月，“命亦都护月鲁帖木儿领畏吾儿军马，同豫王阿剌忒纳失里、知枢密院事老章，讨襄阳、南阳、邓州贼”［4］899。第二年六月“亦都护高昌王月鲁帖木儿薨于南阳军中，命其子桑哥袭亦都护高昌王爵”［4］910。继任的亦都护桑哥的部队在战乱中下落不明。

相较而言，回鹘人为元朝死节者数量最多。见于史册者既有普通官员，也有回鹘亦都护。可能与回鹘最早归顺蒙古，一直享受元朝政府的特殊待遇有关。回鹘亦都护巴而术阿而忒的斤被成吉思汗封为第五子，并下嫁公主。巴而术阿而忒的斤感恩戴德，表示“当尽率部众为仆为子，竭犬马之劳也”［14］122-123。许多回鹘知识分子都受到蒙古统治者的重用，以至于形成凡“有一材一艺者，毕效于朝”的局面⑧。自1209年亦都护归顺成吉思汗，直到元朝灭亡，百余年间，历代畏兀儿亦都护及其家族成员都与元朝统治者勠力同心，为保卫元朝廷披坚执锐。

三、色目人为元死节的历史原委

在中国科举史上，元代转变了尊重文学的倾向，开始以经学为主导。唐宋科举偏重文学，元代科举废除诗赋科，注重经学，独尊道学。元代科举考试的内容直接塑造了元代色目士人的精神品格，并深刻影响了元代文风。

首先，元政府注重经术德行，不尚浮华纤巧的文风。隋、唐、宋、金科举考试注重诗赋取士，元朝君臣认为是弃本逐末，“隋、唐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算等科，或兼用诗赋，士始有弃本而逐末者”［4］2015。元朝科举考试写作形式上废弃辞藻浮华的律赋，采用古赋形式，有力推动了文坛上古朴、简洁文风的形成。从元太宗入主中原一直到仁宗朝，元朝廷都以儒学经典、道德涵养为取士之道。“至仁宗延祐间，始斟酌旧制而行之，取士以德行为本，试艺以经术为先。”［4］2015元代科举考试内容以四书五经为主，“蒙古、色目人，第一场经问五条，《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设问，用朱氏章句集注。其义理精明，文辞典雅者为中选。第二场策一道，以时务出题，限五百字以上”［4］2019。以程朱理学为核心内容的科举考试极大地激发了色目人学习儒学的热情，经数年浸染，势必会对色目士人的价值观和道德涵养造成程度不同的影响。科举考试后这些人就成为真正的儒士，推动元代理学的发展。

理学兴起并盛行于宋代，至元代更为普及，涌现出赵复、姚枢、许衡、刘因、郝经、吴澄、陈苑、赵偕等著名理学家。在姚枢、许衡等人的推动下，儒学成为官学，程朱理学又为儒学的主导，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形成了集贤院、国子学、儒学提举司等多种机构所构成的儒学教育体系。“当时仕进有多岐，铨衡无定制，其出身于学校者，有国子监学，有蒙古字学、回回国学，有医学，有阴阳学”，这种体系为色目人的仕进提供了渠道［4］2016。元代开科举，以程朱理学为遵，推动了理学在元代的发展，元代理学在理论上“不过衍紫阳（朱熹）之余绪”［15］31，没有取得大的发展。偏重实践，在民众中逐步日常化，此乃元代理学之显著特色。理学的核心内容就在于“忠孝节义”四字上，对元代色目士人的影响既深且巨，而色目士人以其所拥有的较高政治地位，通过对理学的阐释和践履，反过来又进一步推动了理学的发展。

元世祖至元八年（1271年），蒙古国子学设立，成为色目文士学习儒学经典的重要途径。生员学习内容主要以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为主，由博士、助教亲自讲授并出题考试，考试成绩优异者授予官职。河南濮阳西夏遗民唐兀崇喜在《观德会》一文中详细谈到了他在国子学的学习内容，即朱熹的《小学书》，核心内容在于修六德，即“智、仁、圣、义、忠、和”；奉六行，即“孝、友、睦、姻、任、恤”；习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9］193。国子学教官的选拔标准是德高望重、擅长文辞、有官职、长者。一般不录用平民。民间特别出色的，需要上报考核，获得批准，才有可能。任教于国子学的多是当时一流的大儒，如太宗时期的冯志常，世祖时期的许衡、王恂，仁宗时期的赵孟頫、元明善等。《元史·选举志》记载：

凡翰林院、国子学官：大德七年议：“文翰师儒难同常调，翰林院宜选通经史、能文辞者，国子学宜选年高德劭、能文辞者，须求资格相应之人，不得预保布衣之士。若果才德素著，必合不次超擢者，别行具闻。”［4］2064

国子学在学习内容、教师水平等各方面的建制都是高规格的，在传承儒学思想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大量色目子弟通过国子学接受儒学教育，奠定了理学思想。从京师到地方、从社会到家庭，理学所讲的忠孝节义观念在色目人中得到广泛的普及。

《述善集》显示，从西夏故地随蒙古大军东征的唐兀崇喜家族，在襄阳会战结束后定居河南濮阳十八郎寨，几代人筹建学校，于元末建成崇义书院，父子以《蓝田吕氏乡约》为蓝本而制《龙祠乡约》，成一时之盛⑨。崇喜家族堪称东迁唐兀人中下层军人家族的典型。较早从西域东迁内地的畏兀儿人廉希宪勤奋学习儒家经典，号称“廉孟子”。他以仁爱德政辅佐忽必烈，称“为臣当忠，为子当孝，孔子之戒，如是而已”［4］3092。唐兀进士余阙笃志于儒学，“留意经术，‘五经’皆有传注。为文有气魄，能达其所欲言”［4］3429。色目进士泰不花治学倾向于邵雍之学，“由进士得官二十余年，始以文字为职业，人则曰儒者也”［16］415-416。西域人伯颜子中（1327—1379）曾经是南昌东湖书院山长和建昌路（今江西南城）教授，宣讲儒家教义。至正十八年（1368年），伯颜子中领兵抗击攻赣的陈友谅部。明洪武十二年（1379年），伯颜子中拒绝朝廷所召，以不愿出仕新朝而饮鸩身亡。

深受儒家忠孝节义思想影响的色目儒士有的在朝堂上守正不阿，有的拼死沙场，其耿介之性情、刚烈之行为犹有西北民族强悍之遗风。元奉训大夫国子监司业潘迪曾对以身许国的哈剌鲁人伯颜宗道做如是评价：“侯出于穷乡下里，非有父师君上之教督也，乃能以经训道学为己任，诚所谓无文王而兴者欤？然与古忠臣烈士比肩并列，斯可尚矣。”［9］228潘迪批评彼时修习理学者多流于言论文辞，而躬身践行者少，像伯颜宗道这样舍生取义者就更少了，“盖千百无一二焉”。许衡曾执教国子学，对蒙古、色目生员之质朴性格赞誉有加，认为质朴者经过理学熏陶后可堪大用。廉希宪、不忽木、巙巙、回回、贯云石、薛昂夫、马祖常、赵世延、泰不华等一大批色目儒士倾慕华学。唐兀崇喜在生活中恪守理学规范；贯云石倾心于《孝经》，著《孝经直解》，流传于今；伯颜宗道、王翰等色目士人以死节践履理学；余阙、泰不华等色目士人为故国捐躯，凡此种种，皆堪充许衡之论的最佳脚注。色目儒士深受中原理学的影响，他们以独特的“西北气质”融入元代文人圈，丰富了元代理学文化，抑或可视作元代民族文化交流之例证。

元代理学不仅强化了蒙古、色目士人忠君观念，也使得汉族知识阶层认同了元政权，在他们看来，文化主义的立场超越了“夷夏之防”，许衡、郝经等元朝大儒们即认为凡行中华之道者即是正统王朝，强调文化而淡化种族差异。在元明易代之际，蒙古、色目，甚至还有不少汉族士人都为元政权尽节，这些都与元代理学主导下的文化认同不无关系。

其次，元代科举极为偏袒蒙古、色目人，使之在科举中占尽优势。科举制是元朝族群等级制的一种体现。元代科举是不同族群等级的人分开考试，蒙古人和色目人是考两场，汉人和南人要考三场。蒙古人、色目人应试内容较易，汉人、南人较难。蒙古人、色目人列一榜叫“右榜”，汉人、南人另列一榜，叫“左榜”。录取名额两榜相等。“蒙古、色目人，愿试汉人、南人科目，中选者加一等注授。蒙古、色目人作一榜，汉人、南人作一榜。第一名赐进士及第，从六品，第二名以下及第二甲，皆正七品，第三甲以下，皆正八品，两榜并同。”［4］2019

科举取士人数与各族群人口基数严重不平等，蒙古、色目人的右榜和汉人、南人的左榜各五十。十三世纪初，蒙古人三四十万，色目人三四十万，汉人、南人多达六千万［17］465，人口基数和读书人口的比例相差悬殊，但录取名额却是一样的，而且蒙古、色目人的考试内容也比汉人、南人容易得多。原则上三年一次，左右榜各五十人，但只有元统元年（1333年）录满100人，其余各科均不足100人。元代科举考试对蒙古人、色目人有利，这也是色目进士积极维护元朝统治的重要原因之一。有论者将元代科举优待蒙古、色目人的特点视为“民族歧视和压迫”［18］，恐未妥。蒙古、色目人考生的汉语言表达和儒学基础与汉族考生相差很远，左右榜是基于考试公平的技术措施，不能完全判定为民族歧视［19］367。这种配额制下，各族群内部竞争，优待蒙古、色目人不妨碍汉族考生登科的机会［7］31。

色目进士和其他仕宦是元代数十万色目人的典型代表，体现了族群等级制在元代的盛行。在人才的阶层流动中，元朝重视族群等级和门第出身。元廷实行族群等级制和根脚制，根据家世任用官员，世代荫袭，享受根脚制的家族都是蒙古人、色目人，极少有汉人。在根脚制中，虽然高门贵族子弟可以荫袭父职，但仅限一人，其他子弟仍需寻找其他途径入仕，如就读国子学和应试科举，色目的世家子弟是族群等级制和门第差异的受惠者，可谓天之骄子，但仍要与寒门子弟在场屋一较高下，这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考察色目进士和其他仕宦的家庭背景，那些迁居中原较早、家族汉学深厚的色目文官家族子弟更易于登科，如畏兀儿偰氏、廉氏、西夏斡玉伦徒家族、康里部太禧奴家族（即不忽木、巙巙家族）、蒙古答禄乃蛮家族等，最成功的科举世家偰氏家族两代人有九人中进士，一人中乡试，传为美谈。

族群等级制使色目人成为特权阶层，色目人因此拥有更多的现实利益和社会资源。在元朝的户数统计中，蒙古、色目仅占3%，南人占82%，但是南人官员仅占官员总数的10.2%［20］152，南人为官机会之少、社会地位之卑、族群身份尊卑之差异，可想而知。在元代社会的各个方面，色目人都享有特权，居住在中原的色目人，学习汉文化，尽管文化认同发生改变，但他们不愿意改变族群认同进而导致特权的丧失，直到明朝建立，政治诱因消失，才做到了族群间的完全融合。同时，学者们也注意到73.3%的进士有望做到中高级职务，尤其是汉人、南人进士比蒙古、色目进士还要优越些［19］372，这是元朝中后期政治逐步汉化的表现。

最后，有元一代，畏兀儿、唐兀、吐蕃、回回等成为蒙古人倚重的对象，在蒙古人的征服战争和治国理政的过程中功劳卓著，因而也获得了仅次于蒙古人的社会地位，成为族群等级制的受惠者。

蒙古统治者对畏兀儿最为倚重。1209年高昌畏兀儿亦都护巴而术阿而忒的斤归降成吉思汗，被成吉思汗封为第五子，并下嫁公主。归顺后的畏兀儿人跟随成吉思汗及其子孙西征中亚，亡金灭宋，立下赫赫战功。畏兀儿人的战绩不仅局限于攻城略地，他们以较高的文化素养成功扮演了蒙古人文化导师的角色。美国学者比尔·康纳爵森（Bell Connor Joseph）称：畏兀儿不仅在战争中为蒙古输入阵容强大赳赳武夫式的军队，更为重要的是输入了别具特色的高文化层次智囊团［21］。塔塔统阿遵从成吉思汗之命以回鹘文字母为基础创制蒙古文字，改变了蒙古人“以木契”记事，“使命往反，必以口授”等传统而落后的传递信息方式。元朝统一后，畏兀儿人以长于语言文化和经商的优势，在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成为了蒙古统治者的得力助手，出现了“有一才一艺者毕效于朝”⑧的景象。美国学者爱尔森对《元史》中的达鲁花赤做过统计，有名可查的达鲁花赤总共为277人，而其中明确记载为畏兀儿人的为34人，蒙古人104人，汉人、南人46人［22］。考虑到畏兀儿人口基数比汉人、南人要少得多，其充任达鲁花赤的占比是非常高的。他们仅凭“根脚”就能在统治阶层内部拥有优越的地位。

与畏兀儿的自觉归顺不同，唐兀人（西夏）在被征服的过程中殊死抵抗，所以在大蒙古国时期唐兀人的政治地位一直较低，直到忽必烈称汗以后，西夏遗民的政治地位才得到大的改善，“从民族阶梯的最底层一跃而登上仅次于蒙古人的第二阶层之中，它获得了与回回、畏兀儿等色目种类同样平等的政治待遇”［23］478。如同畏兀儿、吐蕃、回回一样，西夏遗民成为元政权统治的重要支柱之一，也成为元代社会的既得利益者。据统计，元代见于记载的西夏遗民有400余人，其中大多为官员［24］，如李恒、迈里古思、丑闾、昂吉儿、完泽、明安达尔、观音奴、纳麟等，还有西夏国时期就以儒学著称的斡玉伦徒家族、高智耀家族、王翰家族和余阙家族等。色目高门家族世代继袭爵位，获得了众多利益，故而发自内心地忠于蒙古王朝。如王翰（1333—1378），本为东迁中原的第四代西夏遗民，1227年，西夏亡于蒙古，其高祖迁徙山东，其曾祖跟随西夏名将昂吉南征江淮，因军功而被授予武德将军，领兵千户，镇抚庐州即今安徽合肥，王家遂定居庐州，自祖父始三代世袭爵位［25］278。王翰十六岁世袭爵位，任庐州路治中，后到福建任福州路治中，接着升任同知、理问官，管理永福、罗源两县事务，之后再升任朝列大夫、江西福建行省郎中。元末战争中，王翰在广东、福建等地积极组织力量抗击明军，保卫元政权。元朝亡国11年后，46岁的王翰拒绝出仕明朝，自杀明志。

族群等级制是元朝统治的基础，色目人有协助蒙古人治国之功，与蒙古人共享特权。汉族尤其是南人作为被征服族群，最受欺压，仕进困难，这也正是元末汉族群雄起兵推翻元政权的重要原因。以汉族仕宦为主的大量汉族士人是既得利益者，他们愿意为元朝守节，说明知识阶层和一般汉族民众对元朝统治的认识是不同的。明朝建立后，推行民族同化政策，色目人与汉人一视同仁，得到提拔，但禁胡语、胡服等政策，对滞留中原的色目人出仕产生了消极影响。

综上，色目进士与各级仕宦尽管不是元朝最高统治者，不掌握政权，却是元朝统治者倚重的对象。在元朝强调族群、重视门第的政策中，色目人可谓既得利益者，不仅享受优厚社会待遇，而且在科举中占尽优势，与元政权之间形成了盘根错节的关系。

结 语

元代进士数量甚少，而在元末为元政权死节者甚多，尤其是色目进士比例更高，在可考的62位色目进士中，在元末死节者高达17人。在进士之外，为元朝死节的色目仕宦也相当多，不失为一种非常罕见的历史现象。元代理学文化的发展普及是色目进士与其他文士、将军等忠君思想和伦理观念形成的基础，理学教育对色目各级仕宦精神品格的塑造关系重大。族群等级制是元代色目进士及其他文士死节现象形成的社会基础。元朝政权是色目人享受特权的温床，色目人与元朝政权可谓命运相连、休戚与共。以科举进士为代表的色目士人与元朝政权形成“命运共同体”，在元朝政权风雨飘摇之时，他们以死报国，形成了历史上罕见的色目仕宦死节现象。从历史记载看，为元死节的色目人中，以畏兀儿数量最多，西夏遗民次之，回回再次之，从侧面反映了三者在元朝末期政治、军事上地位的重要，与元朝统治阶级之间的唇齿相依关系当更为密切。吐蕃尽管地位重要，但主要局限于宗教方面，此当为死节者中不见吐蕃人的重要原因。

作者简介：胡蓉，女，甘肃政法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元代文学与西北民族文化研究。杨富学，男，敦煌研究院人文研究部研究员，主要从事敦煌学、中外关系史、西北民族史研究。

注释及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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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 萧启庆：《元代进士辑考》，“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2年；桂栖鹏：《元代进士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余来明：《元代科举与文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沈仁国《元朝进士集证》，中华书局2016年版；申万里：《元代科举新探》，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

② 萧启庆考铁德刚和达海或为色目人或为蒙古人，兹暂取色目人之说。萧启庆：《元代的族群文化与科举》，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版，第223页。

③ 桂栖鹏、尚衍斌：《高昌偰氏与明初中朝交往》，《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5年第2期，第23页；Christopher P. Atwood, Review to Subjects and Masters：Uyghurs in the Mongol Empire by Michael Brose, T’oung Pao, Second Series, Vol. 94, 2008, p. 196.

④（元）黄溍：《广东道都转运盐使赠推诚守忠全节功臣资德大夫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右丞上户军追封高昌郡公谥忠愍合剌普华公神道碑》，《金华黄先生文集》卷25，四部丛刊初编本。

⑤《元史》卷190《儒学传二·伯颜传》，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4351页。这段文字不见于《述善集》所收元人潘迪撰《伯颜宗道传》，却见于《正德大名府志》卷十《文类》所收潘迪同文。当据《元史》补入。见陈高华：《读〈伯颜宗道传〉》，《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1986年第10期，第37-38页。

⑥ （元）虞集：《道园学古录》卷24《高昌王世勋之碑》，四部丛刊初编本。

⑦安部健夫著，宋肃瀛、刘美崧、徐伯夫译：《西回鹘国史的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93页。

⑧（元）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二二《敕赐乞台萨理神道碑》，《大正藏》第49册，No. 2036，页727c。

⑨王君、杨富学：《〈龙祠乡约〉所见元末西夏遗民的乡村建设》，《宁夏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第93-99页；TOMOYASU IIYAMA, A Tangut family's community compact and rituals Aspects of the society of North China ca 1350 to the Present, Asia Major 27-1, 2014, pp. 99-138.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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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萧启庆.元代进士辑考［M］.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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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俞希鲁编纂.杨积庆，贾秀英，蒋文野，等校点.至顺镇江志［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

［13］Michael C. Brose, Subjects and Masters：Uyghurs in the Mongol Empire, Bellingham：Western Washington University, 2007, pp. 115-136.

［14］王国维校注.圣武亲征录校注［M］.北京：文殿阁书庄，1936.

［15］吕思勉.理学纲要［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

［16］苏天爵著.陈高华，孟繁清点校.滋溪文稿［M］.北京：中华书局，1997.

［17］萧启庆.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7.

［18］徐黎丽.略论元代科举考试制度的特点［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2）：42-46.

［19］秦新林.试论元代的科举考试及其特点［J］.殷都学刊，2003（2）：40-44.

［20］申万里.元代科举新探［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21］萧启庆.元代的族群文化与科举［M］.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8.

［22］Bell Connor Joseph, The Uyghur transformation in medieval Inner Asia：From nomadic Turkic tradition to cultured Mongol administrators, Ph. D. diss, University of Louisville, 2008, p. 87.

［23］Thomas T. Allsen, The Yuan Dynasty and the Uighurs of Turfan in the 13th Century, Morris Rossabi (ed.), China among Equals, the Middle Kingdom and Its Neighbors, 10th-14th Centuries, London, 1983, p. 267.

［24］汤开建.党项西夏史探微［M］.台北：晨允文化，2005.

［25］汤开建.增订《元代西夏人物表》［J］.暨南史学，2003（00）：195-215.

［26］吴海.闻过斋集［M］.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

编按：本文原刊《中原文化研究》2022年第3期，第120—128页，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宋史研究资讯（songshiyanjiu），如若引用请参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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