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护雅夫(MORI Masao)著,朱悦梅 杨富学译 | 突厥之君主观
本文旨在通过阐明鄂尔浑碑铭,如《阙特勤碑》(阙)、《毗伽可汗碑》(毗)和《暾欲谷碑》(暾)中的“qut”一词的含义来研究突厥汗国的君主观念。
一、突厥民族以何为美德,答案可见以下诸文献:
其中,文献1是毗伽可汗向突厥人所发劝戒的一部分。他在汉人的怂恿下,向蒙古南部靠近华北处迁徙,以便获取金、银、丝绸,尤其是绢帛。笔者认为,这句话中的“他们”指的是突厥人。当然,这一观点有悖于目前的流行说法。在我看来,毗伽可汗是在批评属民。他是说“他们”应让“真正英明的人、真正勇敢的人有所作为”。
文献2中的毗伽可汗主张第一突厥汗国兴盛的原因在于可汗与臣僚的英明与勇敢。
文献3阐明了第二突厥汗国的缔造者颉跌利施可汗与汉人交战十七次的原因是他的英明与勇敢。
一般人都将暾欲谷碑视作暾欲谷(即阿史那元珍)的自传。目前我也接受此一观点。铭文中的暾欲谷骄傲地说自己是“英明的暾欲谷”(文献4);在文献5中他自夸为颉跌利施可汗英明的谋臣,以帮助第二突厥汗国的创始人而获殊荣。
文献6的口气似乎出自第二突厥汗国的对手。从这句话看,敌人认为该汗国是强大的,因为其可汗(颉跌利施汗)是勇敢的,谋士(暾欲谷)是智慧的。以上几例表明智慧和勇敢是突厥人的美德。
二、这一结论还可以从下列文献中得到佐证:
文献7系文献2稍后之一段。第一突厥汗国的衰亡和随后唐朝的征服部分地被归咎于可汗与臣僚的不敏。考虑到这句话与文献2所言,我们可以说当时的突厥认为,如可汗与臣僚英明、勇敢,汗国就昌盛;反之,汗国就会衰亡。
同样的观念也适用于评述突骑施可汗。如文献8说到可汗与臣僚之死的原因在于他们的愚昧与贱劣。文献9则声称毗伽可汗叔父之亡,原因在于突厥人之不敏。文献7、9中出现的yablaq也可能意为“虚弱”。不管怎样,有一点是清楚的,即智慧、勇敢在突厥人看来是美的,而愚昧、贱劣则是丑的。
三、在突厥人中,智慧与勇武被视为美德,这还可从一些可汗的称号中带有Bilgä(毗伽或苾伽,意为“智慧”)一字而得到验证。很多称号(如阙特勤)中使用了“阙(köl)”字,可能用以表明“充盈的智慧如湖(köl)水一般”。所以,阙特勤的意思就成了“像湖水一般充满了智慧的王子”。Ïšbara Qaγan(沙钵略可汗或始波罗可汗)意思是“勇敢的可汗”。
如所周知,毗伽可汗的父亲骨咄禄被称作颉跌利施可汗,其母为颉利毗伽可敦(阙东11行;毗东10行)。在铭文颉跌利施(Eltiriš)中的tiriš显然源自动词tir-“聚集”或“汇拢”。骨咄禄获此称号的原因是他将不同的部落召集到一块,并建立了第二突厥汗国。进而言之,称号颉跌利施一定是对骨咄禄的颂扬之词。骨咄禄的妻子颉利毗伽(Elbilgä)意为“部落(或国家)之智慧”。故此,可视二称号分别代表的是勇武(指可汗)和智慧(指可敦)。这两种品质便是突厥人所称赞的美德。
一、下文我们将看到突厥人是如何理解上天(Täŋri,腾格里)的。
文献1 是说,正是因为得到上天的祐助,毗伽可汗之父颉跌利施所率军队才强如狼,而敌人却弱如羊。文献2表明毗伽可汗自己之所以能战胜敌人,也是因为上天赋予了他力量。
上天不仅使突厥人民勇敢,而且还赋予其力量。这在《暾欲谷碑》中亦有反映:
如这段记载所言,暾欲谷之所以要骨咄禄即位为汗,是因为他被上天赐予了智慧。换言之,正是由于暾欲谷得到了智慧,骨咄禄才得以登极而为颉跌利施可汗。以上表明突厥人深信不疑他们曾得到上天赐予的智慧,他们将之与勇武并称。
二、由于暾欲谷是受上天之命而立骨咄禄为可汗的,此可表明突厥人深信他们的可汗实为上天所立:
从文献4我们知道突厥人信奉上天,同时也信奉神水圣土,他们祐护突厥不致灭亡而独立,并赐予毗伽可汗汗位。上天不想让突厥人“灭亡”,不想使之变得“声消名灭”。故其赐予突厥人以独立。文献5中“并赐予其国土”正符合文献4的主题思想。其中“突厥上天及突厥神水圣土”一语值得注意,因为他表明“上天”与“神水圣土”正是突厥人民所设想的特殊的“国家”的象征。
上天不仅仅赐予突厥人民以独立,使之建立了第二突厥汗国,命颉跌利施可汗和颉利毗伽登极,而且后来又使毗伽可汗继位,以保证不使突厥人销声匿迹。
上天赐给毗伽可汗的恩惠并非仅局限于这些,且看文献6:
这句话说明早在毗伽可汗登极之前,上天即已护其成为“设”。
三、既然毗伽可汗是凭籍上天之力而登上汗位的,那他就不得不忠实于上天。下面这段话就暗示了这个意思:
文献7 inim köl Tegin birläsözläšdimiz, “qaŋïmïz, ečimizqaz[γanmïšbodun etï küsi yoq bolmazun]”teyin, Türükbodun üčün tün udïmadïm, küntüzolurmadïm.
朕与朕弟阙特勤共商国事,我说:“朕父朕叔所赢得的声名不能磨灭。”为突厥人故,朕夜不能寐,昼不安坐。
继之,毗伽可汗又告诉我们他曾派军远征北方、东方和南方,声称“世界四方诸侯,朕悉促其维持和平,解化结盟。凡此诸族,莫不用命。”进一步显示了第二突厥汗国的昌盛。昌盛的原因是毗伽可汗遵奉天意,克尽厥职,遵奉天意成了突厥汗国昌盛的重要因素。
那么,如其违背天意,命运会如何呢?
四、上天是通过发号施令而引导突厥民众走向胜利的:
这几句话都当出自暾欲谷之口,均将胜利归于上天的祐护。《毗伽可汗碑》中的一句话这里亦应注意到:
鲍姆巴奇(A.Bombaci)认为这段话的前半部应为“靠神之愿与我的胜利”,断定“上天之佑与个人美德是有别的”。[1] 仅从这段话来看,因其紧跟在文献2之后,我们就很难作出这样的推断了。在文献2中,毗伽可汗清楚地声明他之所以能打败敌人,应归功于上天赐予的力量。而且,很清楚,上天所赐是基于神的意愿的。显然,毗伽可汗深信我的胜利归因于天意,尽管“天神之佑”与“朕之成功”是并列的。因此,说神之意志与个人功绩密切相联要比鲍姆巴奇所说更符合情理。
文献14 Täŋri yarlïq(q)aduq[üčün,ö]zim olurtuqma[törtbuluŋdaqï]bodunïγ etdim,yaratdïm.(毗北9行)
朕奉天命御极之后,整顿治理着四方之民族。
五、下面这段话涉及到阙特勤之薨亡:
özim saqïntïm:“öd Täŋri YSR kiši oγlï qopölgäli törümiš。”(阙北10行)
其中的YSR至少有两种读法:yasar或aysar,当读作yasar(<yasa-r)时,其意为“他命令”或“他决定”;[2] 当读作aysar(<ay-sar)时,其意有三种情况:(1)“当他说”或“如果他说”;(2)“当他宣布”或“如果他宣布”;(3)“当他指示”或“如果他指示”。因此,这段话可理解为:
“我如是想:‘寿命在天,人类之子皆为死而生。’”
或
“我自忖:‘天定寿命时,人类之子注定要死。’”
无论何种情况,这段话都暗示突厥相信“人之生死皆由天定”。
这些论述表明突厥人相信上天a. 赐予其勇敢、智慧之美德;b. 使之独立并使可汗、可敦御极;c. 使奉天行事者繁荣昌盛;d.使不遵天命者衰亡败落;e. 使遵奉天命者英勇善战并取得胜利;f. 使之征服许多敌国及君主;g. 使遵奉神意的突厥在征服其它民族后建立新的秩序;h. 决定人之生死;i. 使之成为一个独立的民族。以此为基础,我们再来研究突厥人所谓的qut一词的函义。
一、该词不仅仅为突厥人所用,而且也为古回鹘人所使用。在进入正题之前,我们先简要地探讨一下qut一词如何使用的几种看法:
米勒(F.W. K. Müller):尊严……陛下
夏德尔(H.H. Schaeder):君主之命运、幸运
科特威兹(W.Kotwicz):灵魂、幸运、尊严
奥尔昆(H.N. Orkun):运气、幸运、繁荣、成功、幸福、至福
马洛夫(S.E. Malov):幸运、幸福、至幸、至福;灵魂、力、权力、祝福、天佑
吉劳德(R.Giraud):幸运、运气
劳克思(J.P. Roux):生命的保障、灵魂之神圣起源
特肯(T.Tekin):幸福、幸运、运气、灵魂
阿吉达洛夫(G.Ajdalov):幸福、幸运、幸福的、幸运的
葛玛丽(A.von Gabain):a. 守护灵、神力、祝福、幸运、幸福、威严、尊严、陛下、生命力、精神;b. 五行(木、火、土、金、水)
艾尔金(M.Ergin):繁荣、幸运、幸福、成功、命运
以上诸观点显示了学界对该词的不同看法。大致可归为四类:(1)“灵魂”、“命运”、“幸运”、“幸福”、“祝福”等;(2)“陛下”、“尊严”、“威严”等;(3)“灵魂”、“神灵”、“生命力”等;(4)“五行”。其中持第一种观点者最多,且与第二种观点关系甚密。
下文,我们再看看手头词书对该术语的解释:
拉德洛夫(W.Radloff)《突厥语方言辞典试编(VersucheinesWörterbuches der Türk-Dialecte)》(圣彼得堡,1895年,第2卷,第990~991页):1. 幸运、幸福;2.(泰鲁特方言)生命力、精神力、生活力、灵魂。
纳迪尔耶夫(V.M. Nadeljaev)等《古突厥语辞典(Drevnetjurkskijslovar’)》(列宁格勒,1969年,第471页):1.灵魂、生命力、精神力、精神;五行。2. 幸运、幸福、福祉、富裕、天佑、安泰、成功、成就;(转义)价值、德性、品位、位、威严;(宗教意义)真实存在、至福状态、至幸。
克劳逊(G.Clauson)《十三世纪前突厥语语源辞典(An EtymologicalDictionary of pre-Thirteenth-Century Turkish)》(牛津,1972年,第594页):天之恩宠、好运等等。
以上所举即为学界对突厥,乃至突厥诸族所使用的qut一词的各种阐释,然而,我们这里关心的是这一术语在突厥语中如何被特殊使用的问题。
二、鲍姆巴奇已在他所发表的一篇非常杰出的综合性论文中探讨了突厥、漠北回鹘汗国、高昌回鹘王国所接受的qut的意义,及该术语在马合木德·喀什噶里(11世纪)《突厥语辞典》和玉素甫·哈斯·哈吉甫(11世纪)《福乐智慧》及后世资料中的使用及该词的原始含义等。[3] 下文我将介绍并讨论鲍氏的观点及目前我个人的看法。
在鲍氏论文的第一部分,他举例指出qutluγ(<qut+luγ)一词常被用作专有名词或可汗及其它高级人员的称号。他说:
显然,qutluγ中的qut被用于某一特定人员的特性(如“好运”)。因此我们可以推定其义当与我们前文所举时代稍后或同一时代的鄂尔浑碑铭(第三部分)中的qutluγ含义相近,所以我们将其译为“幸运的”。当该词用于修饰可汗时,那就无法排除“君主之命运”这一含义的可能性。
在第2部分中,鲍姆巴奇将中国史料中的“天上得果报天男突厥圣天骨咄禄”一名比定为第二突厥汗国的第二位君主默啜可汗,与伯希和(P. Pelliot)的结论相一致,可转写作tängridä qut bulmïš tängrikäntürk qutluγ,鲍姆巴奇论述道:
鲍姆巴奇所言揭示了以下两个史实:第一,突厥汗国的可汗们都有特定称号,以示与上天之关系。例如,中国史料中的第一突厥汗国沙钵略可汗,其意即为“苍天所生贤明天子突厥国可汗”。而毗伽可汗也在鄂尔浑铭文中声称自己“如天一样,为天所生”(tängritäg, tängridä bolmiš),[4] 其子在《毗伽可汗碑》中明确说明他自己“像天一样,为天所造”(tängritäg,tängri yaratmïš)。
第二,鲍氏在论述过鄂尔浑碑铭中的qut也可被解释为“君主之命运”后进一步指出:
换言之,对习用语tängridäqut bulmïš(意为“自天界获得福运者”),上述两种意见是一致的,均肯定君主命运的上天神力。
鲍氏进一步指出回鹘可汗中拥有tängridä qut bulmïš称号者也不乏其例。随后,他又说:“伯希和未注意到qut(他认为其意为‘至福’或‘尊严’)如何能与汉文‘果报’划等号的难题。”他详细论述了佛教术语“果报”的含义,认为“果=qut的等式无疑地是一个有助于伯希和氏之构拟的论据”。而且,在指出尚无证据证明6世纪后半叶突厥可汗已接受佛教这一因素后,他坚持说:所以看起来有可能“果报”是一个汉文佛典对突厥语qut的解释,实际上有“君主之命运”的意思。
总之,鲍氏的观点是在承认tängridäqut bulmïš为“自天界获得福运者”的同时,坚持认为qut本身意为“命运”、“君主之命运”、“庄严”或“陛下”,而qutluγ的意思则为“幸运的”。
三、鲍姆巴奇在其大作的第3部分进一步考查了qut一词在鄂尔浑碑铭中的意义。很显然,他想在这一部分中阐明这一问题。鲍氏在一开始就宣称:“在鄂尔浑碑铭中……该词不只一次出现,对其含义的解释人言言殊,一般译之为‘命运’。对该词含义的解释尚需更多的资料。”
鲍姆巴奇写道:
毗伽可汗……宣称籍神之愿而得御极,被视为命令的发布者,并且把上天所赐“福运”作为自己的特性。
而且进一步论述道:
这种力量是否被视为天神之力尚不清楚,因为在“福运”和天意之间并无直接联系,与之相反,前者似乎是完全脱离于后者的,恰如在另外一段中神之意志与个人功德是区别开来的。
这里的“另外一段”是指本文第二部分文献12的前半段:tängriyarlïq(q)aduq üčün, män qazγanduq üčün,türük bodun qazγ[anmïšäri]nč。对此,我不同意鲍氏的观点,因为这一段正接在第二部分文献2[tängri]küč bertüküčün,anta sančdïm,yanydïm(托上天之力,我们在那里击败了敌人)之后,我认为鲍氏所谓的“神之意志与个人功德是区别开来的”,应该改译为“神之意志与个人功德是密切相联的”,从而应将文献12解释作毗伽可汗以及突厥人民由于得到上天之祐而致胜利。
所以这里文献1的内容应与第二部分中的文献12相仿佛。我暂将其释作“由于上天之佑及我自己的福份。我成功地做了可汗”。这里,上天之佑与福份之间有着直接的联系。文献1因而可以作如下解释:毗伽可汗之所以得到福运(qut)并御极称汗是因为他得到了上天的佑护。如是,便可释qut一词为“天之神力”了。
鲍姆巴奇认为qut-ülüg义为“繁荣之运”,并认为ülüg为一渊于词根ül-(意为“分开”)的一个名词,所以它的原始词意为“分配”,并称它大概有“规定命运”之意义。他解释说:
然而尚无法肯定频繁出现的qut-ülüg一词是否应以重言法规则将其分开解释,或者,如突厥语重言法中常见的那样,用第二个术语来修饰第一个。结合上下文,“繁荣”似应与“命运”密切相联。因而我认为二术语可合译为“繁荣之运”。
这里不妨再列数一下其它学者对ülüg一词的解释:
奥尔昆:分配、命运、幸福、所得。
马洛夫:部分、部门、分配、命运、天命、配额。
吉劳德:运数、分配、份额、部分。
特肯:部分、分配、命运、幸运、宿命。
阿吉达洛夫:部分、份额、部门。
葛玛丽:分配、份额、命运、幸运。
艾尔金:宿命、份额、分配、幸运。
拉德洛夫:分配、分予、份额。
纳迪尔耶夫等:部分、配额。
克劳逊:由动词üle-派生的名词,意为“分配、份额、部分”,引申为“命运”、“宿命”。
可以看出,多数人都认为ülüg有“部分”、“分配”、“所得”或“命运”、“宿命”、“幸运”之义。显然,吉劳德与鲍姆巴奇的ül-(分配)来源说与克劳逊的üle-(分配)来源说都难以取信。其原意应为“某物被分配”,故有“部分”、“份额”、“分配”之意。至于ülüg如何被引申为“王命”或“宿命”尚不清楚。后文我们将回到这一点上来。
学界对qut-ülüg的解释也众说纷纭:
奥尔昆:幸运—宿命。
马洛夫和阿吉达洛夫:幸运、成功。
吉劳德:运气+分配所得分额=幸运。
特肯:命运—幸运。
纳迪尔耶夫等:幸福、幸运、成功。
克劳逊:天之恩宠、幸运。
这些表明,学界有的释qut-ülüg为“命运”、“幸运”、“好运”、“幸福”;另有人则认为qut和ülüg含义类似但不同义。这里我将谈一谈自己对qut、ülüg和qut-ülüg的看法。我认为这一部分的文献2应如是译:
依上天之意,且因朕有qut,朕有ülüg,此垂毙之民族始因朕而起死回生。裸者衣之,贫者富之,寡者庶之。
的确,在这一段中,神的旨意与毗伽可汗拥有qut-ülüg是被分开对待的,这就是我的观点。详言之,本段中的毗伽可汗宣称仅仅因为上天之旨意,他才拥有了qut-ülüg,并由此使垂亡者死而复生。
鲍姆巴奇在引述了本文第二部分文献12与第三部分文献1后,认为“qut显然指的是君王特权。然而,qut和王权之间很难说有什么内在的联系”。但如果站在笔者的角度去理解,将之解释为“qut(或qut-ülüg)和王权之间的内在联系系已被明确地表达出来”似乎更合适一些。
鲍氏进一步论述道:“相反,另外的两个段落中却明确地表述了‘君主运气’的观念。”现引之如下:
吉劳德将其后半句译为“……未曾证实可汗之福运”。但遭到了鲍氏的批评:“[该译]遇到了缺乏宾格后缀的难题,这个宾语应该是一个带有所有格后缀(qutï)的人名。”他遂译作:“上方天神,神圣的Yir-sub[…?],可汗之福气显然不太理想,”认为“‘君主运气’似乎是以古突厥民族的两种典型神祗Tängri和Yir-sub之形式表现出来的”。尽管我不敢苟同鲍氏的观点,但我同意他对吉劳德氏的批评意见。也就是说,[…?qa]γan qutï,连同Tängri和ïduq Yer-sub应为文献3之主语。
本文献前半部略有脱漏,致使一些词汇不易理解,不过,可以肯定这段话是与前面所说的[ya]ŋïltï(意为“他(他们)犯了错或他(他们)叛变了”)是连在一起的。tapla-一词表示“确定、认同、喜欢、热爱、尊敬、同意、选取”(纳迪尔耶夫等)、“高兴、满意、喜欢”(克劳逊)、“许可、选取、同意”(葛玛丽)等义。文献3中,tapla-之宾语佚失,但可推想为某人的错误或背叛。如是,则可译之为“天神、神水圣土和[……?]可汗的qut不赞成他(他们)的叛变,真的”。结果引发了“九姓乌古斯的叛离,他们投奔了中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可汗之qut”连同“天神”、“神水圣土”一样被人格化了。
鲍姆巴奇还引用了以下这段话:
鲍氏译为:“托与Umay无异的朕母之福,朕弟阙特勤获男子汉之名。”但笔者宁将之译为:“由于与Umay无异的朕母可敦之qut,朕弟阙特勤获成人之名。”
在引述了上述二段之后,他又探讨了ïduqut(亦都护)一词:
在《毗伽可汗碑》中,ïduqut(ïduq qut“幸运”)被用作拔悉密酋长之号(东侧2行),形容词ïduq(神圣的)表示了qut(命运)的特质。命运之抽象概念借“君主之命运”而被人格化为一个部落的酋长。
在后文中,我将谈一下我对ïduqut(<ïduqqut)的看法,这里我提请大家注意,鲍氏在其大作第三部分之尾将qut和它的形容词形式qutluγ译作“命运”和“幸运的”。
当我们理解了重言词qut-ülüg和ïduqut二词的含义后,笔者的观点就明晰可见了。如前所言,ülüg是一个名词,源自ül-或üle-,意为“分配”、“划分”等。所以,ülüg的原始含义为“分配”,引申为“部分”、“部门”或“分配”。至于这个术语如何又演绎为“命运”、“运气”、“好运”、“有福”则有待进一步考究,这是因为迄今尚无人对ül-或üle-暗含的主语进行研究,而ülüg恰是从这两个动词中派生出来的。
那么,何为“分配”之主语?这里需读者回想一下我在本文第二部分末尾所述的突厥人对上天的9种信仰。
当我们将这些因素与本部分文献2中毗伽可汗的言辞结合起来考虑时,问题就清楚了,ül-或üle-的主语除天神外别无其它。如果此说不误,那源自ül-或üle-的ülüg自然就意指“上天所赐之物”。而且,如先前所见的那样,既然人的生死由天注定,那么上天赐予的ülüg自然就有了“命运”或“运气”之意。那我们可否将qut-ülüg中的ülüg也解释作“命运”、“运气”、“幸运”或“好运”呢?我认为不能。鲍姆巴奇认为,用重言法规则来解释qut-ülüg一词,后者ülüg(繁荣)修饰的是前者qut(命运)。他建议将二术语合起来共译作“繁荣之运”即可取资为证。
笔者赞同鲍氏将二者合一的意见,但认为其中的ülüg仍保留有“上天所赐之物”的原始含义。作为结论,我更倾向于将这个重言词译为“天神赐予可汗的qut”。如果此说不误,那么,文献2中的Täŋriyarlïq(q)azu,qütïm bar üčün, öltäči bodunïγ tirgürü egittim即可被译作:“蒙天所佑,且因朕有上天所赐的qut,此垂毙民族始因朕而起死回生。”
五、我们再探讨一下ïduqut之意。在鄂尔浑碑铭中,Türük ïduq Yeri Subi突厥之神山圣水(阙东10~11行,毗东10行)、ïduqYer Sub神山圣水(毗东35行,暾38行)、ïduqötükän Yiš圣于都斤山(阙东23行、毗东19行)、ïduqBaš圣泉(毗东25行)和Tamïγïduq Baš圣泉Tamïγ(阙北11行,毗东29行)诸语中,ïduq均为“神圣”之义。
在前揭《十三世纪前突厥语语源辞典》(第46页)中克劳逊是如此描述ïduq之语源的:
ïduk,原意为“送”,但仅表示“送给天神”之意,故表示“神圣”之观念。
一般认为,ïduq是由ïd-“送(某物)”,加附加部分加动词构成派生词所用的后缀-duq组成。
葛玛丽也认为该词有“命运”、“神圣”之意。[5] 鲍姆巴奇认为ïduqut(<ïduq qut<ïd-qut)中的形容词ïduq(神圣的)是用于修饰qut(命运)的,该词源于动词ïd-(放生)。
上述学者之所以如是理解动词ïd-,看来应与他们依赖了后期著作,尤其是马合木德·喀什噶里的《突厥语辞典》(11世纪)有关。迄今尚无突厥时代的资料来证实ïd-的这一用法。在鄂尔浑碑铭中,ïd-仅有“送”、“允许走”、“放松”、“寄送”等义。所以,ïd-之原始含义应为“寄送”、“送”。
然而,鄂尔浑碑铭中的ïd-uq却有“神圣”之意。何以解释?克劳逊、葛玛丽、鲍姆巴奇的主张是ïd-由ïduq派生,而ïduq却有“献给神祉”之意这一理论为基础的,但均未考虑ïd-的原始意义。我觉得,ïduq之所以被赋予“神圣”、“庄严”之意,大概因其有“被某人送”之意,而主语某人被认为是“神圣的”。当我们考虑到突厥人视天神为最神圣这一因素后,自然就会联想到这个某人就是天神,舍此无它。故而,考虑到ïduq(ïd-duq)中的ïd-之原始含义,笔者遂将ïduq解释为“天神所赐”。由此可以说,高昌回鹘王国借自拔悉密酋长的ïduqut亦都护、易都护、邑都护称号之含义即为“天神赐福之人”。
六、前已述及,鲍氏将tängridäqut bulmïš译作“自天界获得福运者”,而笔者认为天神与qut有直接联系。此与葛玛丽、克劳逊的观点很接近,但更倾向于葛玛丽将qut译作“神力”的主张。这从突厥人明确地认为qut为“天神所赐之物”一事即可判断出来,而且qut实事上被人格化了。所以,依吾之见,qut应当是“天神赐予人类,特别是君主们的神力”。而qutluγ就是“天神所赐神力”或“享有上天之神力”,进而tängridä qut bulmïš就是“天神神力的获得者”。如前所言,学者们多倾向于把qut释作“君主之运”、“运气”、“幸运”、“有福”、“……陛下”、“庄严”等,但所有这些都只能说是由“天神赐予人类,特别是君主们的神力”之意中引申出来的第二层含义。
七、顺便谈一下,第一突厥汗国的沙钵略可汗(始波罗可汗)在584年致隋文帝的一封信中自称为从天生大突厥天下贤圣天子伊利俱卢设莫何始波罗可汗。[6] 其中“天下”可能为tört buluŋ“世界四方”的意译,“天子”如伯希和所言,应为tängrikan之意译。
我们应注意《暾欲谷碑》中的Tinsioγlï(第44、46、47行)一词。其中的oγlï无疑意为:“他的儿子”,tinsi被考订为汉文“天子”之音译。这说明很可能早在第一突厥汗国时代,“天子”一词即已为突厥人所采用了。笔者进一步推想“大突厥”中的“大”字应为uluγ之音译,“贤圣”中的“贤”相当于bilgä,“圣”则相当于ïduq,但我更倾向于认为它与qutluγ相当,表示“天神所赐神力”,而“从天生”,无疑相当于täŋridä bolmïš。这样,我们就可将沙钵略可汗的全称还原为:Täŋridä bolmïš, UluγTürük, Tört Buluŋda üzä olurmïš(?), Bilgä, Qutluγ Tinsi(?), Ïllig(或Ïlig)-köl-šäd-Baγa-Ïšbara-Qaγan。
鄂尔浑碑铭还告诉我们,毗伽可汗之称号为Täŋritäg,Täŋridäbolmïš Türük Bilgä Qaγan(由天所生如天神一般贤圣突厥可汗)(阙南1行;毗北1行),其子则号为Täŋγitäg,Täŋi yaratmïš Türük Bilgä(由天所造如天神一般贤圣突厥可汗)(毗东1行)。这些头衔如同前文所言qut称号一样,明晰地反映了突厥人“君权神授”的君主观念。
通过上文所述突厥人之美德观、天神观及qut一词的含义,我们得到了如下结论:鄂尔浑碑铭中的qut一词并非如学界所认为的那样为“君王之运”、“命运”、“好运”、“幸运”、“……陛下”之意,而应为“天神赐予人类,特别是君主们的神力”,qutluγ一词至少在突厥语中没有大多数学者所谓的“兴奋”、“运气”、“好运”等义,而为“天神所赐神力”。简言之,突厥人相信他们的君主(可汗)身怀上天的神力(qut)。很多学者之所以将qut译作“命运”、“好运”、“幸运”之类,原因就是他们把qut理解为“幸福”、“好运”、“幸运”等。不错,qut含有这些意思,但这些都是后来才派生出来的。突厥人之君权神授观点在匈奴人中早有反映,匈奴单于有的自称为“天所立”,也有的自称为“天地所生,日月所置”。[7] 关于回鹘之君主观念,笔者拟另文专述。
本文原题“The T’u-chüeh Concept of Sovereign”,刊于题译自《亚洲学报(ActaAsiatic)》第41期,1981年,第47~75页。对注释有所节略。作者护雅夫(MORI Masao,1921~1996),是日本著名突厥学家,生前曾任东方学会会长、日本友好文化交流协会常任理事、东洋文库研究部主任、日本大学教授、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一生著述甚丰。
编按:原刊《西北民族研究》1995年第2期,第243—254页,如若引用请参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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