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富学 |“东突厥斯坦”：一个由语言而地理再政治的伪命题

摘要：“突厥斯坦”本为波斯语，意为“突厥人的国家”或“突厥人居住的区域”，其中“突厥人”指的是北方草原上操突厥语言的游牧民。这一语言学、地理学概念后来却被西方殖民者政治化了，从而炮制所谓的“东突”概念，鼓吹建立“东突厥斯坦国”，旨在把新疆从中国分离出去。其实，直到1914年泛突厥主义传入新疆以前，不管回鹘文文献还是察合台文献，都不曾使用“东突厥斯坦”一词。尽管回鹘人常把自己的语言称作“突厥语”，但作为统治民族的回鹘人，从未把本民族与其他突厥语诸族混为一谈，分野十分清楚。“东突”只不过是一个原本并不存在的伪命题，是殖民主义在新疆植下的毒草。

关键词：“东突”；突厥语族；突厥人；新疆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东突厥斯坦”（简称“东突”）成为全世界关注的对象，其势力成为分裂中国的一股邪恶力量。这股势力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的结果，而有其深层的历史文化与地缘政治背景，更与西方殖民主义息息相关。本文拟就“东突”之形成、演变过程及其虚伪性本质进行论述，以揭穿“东突”分裂主义的真面目。

一、“突厥”、“突厥语族”与“突厥人”

突厥是我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之一，作为部落名称，最早见于《周书·宇文测传》。最初活动于叶尼塞河上游地区，后迁至高昌北山（今新疆博格达山）。5世纪中期，因受到柔然的侵扰，被迫迁至金山（今阿尔泰山）南麓。

突厥势力之勃兴始于6世纪中叶。西魏大统十八年（552），土门建牙帐于都金山（又称于督军山，今杭爱山北山），自号“伊利可汗”，建立以漠北为中心的突厥汗国。此后建官制，立刑法，定赋税，又出兵征服周边部族，汗国势力不断强盛。到木杆可汗期间（553~572年在位），击灭柔然，西破嚈哒，东击契丹、奚，北并契骨，统一漠北，威振塞外各族。583年，突厥汗国分裂为东西二部，大体以阿尔泰山为界，互相争雄，先后于630年、657年灭亡于唐。682年，东突厥复国，于744年再亡于回纥。突厥汗国崩溃后，其各部大多归附回纥政权，部分南迁灵州、丰州（今内蒙古五原南）一带，归属唐朝；另有一部分迁往中亚、西亚。西突厥政权灭亡以后，原属于西突厥的部落如突骑施、乌古斯、葛罗禄、样磨、处月等继续活跃于中亚与西域地区。突厥及其属部的活动，为后来所谓的“突厥语族”及“突厥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突厥语族”是一个语言学概念。

18世纪上半叶，比较语言学在欧洲悄然兴起，人们发现有些语言的某些语音、词汇、语法规则之间有对应关系，有相似之处，便归为一类，称为同族语言；由于有的族与族之间又有某些对应关系，又归为同系语言，这就是语言的谱系关系。学者们把世界语言分成各种语系，如印欧语系、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等。语系是具有共同来源的诸语言的总称。语系之下又按亲属关系的远近分为若干个语族，每个语族又包含若干种语言。

按照这一理论，阿尔泰语系由三个语族，即突厥语族、蒙古语族和满—通古斯语族构成，这三种语言的内在联系和相似点，早在18世纪初即由瑞典人斯特拉伦伯格（P. J. von Strahlenberg）所发现，及至19世纪中叶，“阿尔泰语言”术语得到使用。[1] 是后，阿尔泰语系的概念得到确立。在阿尔泰语系中，以突厥语族为最大，包含了40多种语言，分布范围极其广大，西起巴尔干半岛及芬兰湾地区，东至西伯利亚东部的勒拿河，南临阿拉伯半岛，北至亚洲大陆北端新西伯利亚群岛。在我国，属于突厥语族的有维吾尔、哈萨克、撒拉、柯尔克孜、乌兹别克、塔塔尔、西部裕固等七种语言。[2]

所谓的突厥语族，只是对一个语言群的统称。近代以来，包括俄国在内的西方语言学家，发现上述诸语言存在着一些共有的类型特点，即黏着现象、和谐规律、支配一定格的后置词、从属成分和严格固定的词序等方面，有着共同特点，据此而把这些语言归于“突厥语族”。[3] 这种语言的近似性，来源于不同民族、不同部落的接触与交流。这种分类在语言学上颇有意义，但不具备民族学上的意义，不能作为民族识别、划分的依据，恰如不能因为满族、回族、畲族等民族以汉语为母语而将其归为汉族一样。

早在突厥见诸史册之前，这个语族的语言就已在我国北方地区存在，被称作原始突厥语。后来发展为突厥语、回鹘语、哈卡尼亚语等（黠戛斯大致在隋唐时代接受了突厥语），进而发展为今天的土耳其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柯尔克孜语、乌兹别克语、雅库特语、苏蜜语、西部裕固语等。

（突厥语大辞典地图，图源：麻赫穆德·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辞典》）

“突厥人”的概念即因“突厥语族”而兴，尽管当时并不存在“语族”的概念。据考，早在7~8世纪时，阿拉伯和波斯地理学家发现，北方草原上的游牧民说着和突厥部族几乎相同的语言，于是在自己的著作中把所有这些人都称作“突厥人”。随着各民族间交往的频繁，“突厥人”的圈子在不断扩大，有些民族、部族出于交往的需要，会有意放弃自己的语言，而改从当时更为流行的语言，最后成为操突厥语的民族。如黠戛斯（今新疆柯尔克孜族、中亚吉尔吉斯人的祖先）人原本非为“突厥人”，后来却被突厥化了。[4] 不惟黠戛斯，中亚地区普遍存在着这种突厥化现象。就今天新疆地区的维吾尔族而论，同样也存在着“突厥化”——严格来说，就是维吾尔化——的过程。自晚唐至13世纪，由于回鹘人在政治上和人数上都占有优势，与当地土著长期交融，结果突厥语（维吾尔语）逐渐成为天山以南的通用语言，原土著民的语言逐渐消亡了。[5] 融入维吾尔族的不仅有吐火罗人，也有于阗塞人、汉人和粟特人，这些都是有据可查的。

“突厥语族”概念的形成，来自科学的语言分类法，但由于各种原因，常常会被人们误解。打开我们日常使用的网络，藉由百度检索“突厥语族”的概念，其定义差不多都为：“古代突厥民族使用过的，现在突厥后裔仍在使用的……一个语族”。从严格意义上说，这种表述不仅欠科学，而且也是非常有害的，因为：

首先，此说混淆了狭义突厥语与广义突厥语的区别。狭义突厥语指公元6~8世纪游牧于漠北的突厥汗国的语言，即古代突厥碑铭文献语言；广义的“突厥语”则指在语言发生学上具有亲缘关系的古代突厥碑铭文献语言和后来各期文献语言、现代几十种语言或方言。“突厥语族”只是对这些具有亲缘关系语言的发生学分类，只能说明这些语言有着共同的来源，却不能说明所有操突厥语者都属于同一个民族。[6]

其次，把突厥语族的发生界定在突厥时代，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早在前突厥时代，突厥语族中的一些语言即已存在了，而且还得到了广泛使用。举例说，河西走廊北侧的合黎山，史籍记为“黑山”。“黑”者，突厥语“哈喇”之意也。此名最早见于战国时代成书的《尚书·禹贡》。商周、秦汉直到魏晋一直游牧于蒙古草原、阿尔泰山及西伯利亚贝加尔湖一带的丁零人（今维吾尔族的远祖）操的也是这种语言。早在公元前2世纪张骞出使西域时，今新疆南部地区即已存在以原始突厥语命名的小王国，如温宿（《唐书》称“于祝”，今译“乌什”，为üč之音译，突厥语意为“三”）、疏勒（突厥称水为疏勒suluk）、姑墨（当为突厥语qum“沙”之音译）。今哈萨克族的祖先乌孙人，早在战国、秦汉时代即活动于祁连、敦煌间。其语言对河西地名产生影响，自不必怀疑。[7]

其三，称“突厥语族”为“古代突厥民族使用过的”语言，用词不当。如前文所言，突厥语族包括很多种语言，而不同语言又为不同民族所使用，所以，应该改称“古代突厥语诸民族”，以免造成概念混淆，使人误认为操突厥语者为同一个民族；

最后，同时也是最应引起重视的，这一定义把今天操突厥语族的40多个民族均称作“突厥后裔”，是一种具有严重错误的表述法，既歪曲了历史，其客观结果势必正中大突厥主义的下怀。

百度是国内最大的搜索引擎，而且针对的是普通的读者。这样的解释，毒害之深之广，是难以想象的。

二、“东突厥斯坦”概念的形成及其政治化

 “东突厥斯坦”，维吾尔文作شەرقىي تۈركىستان（Sherqiy Türkistan），又名中国突厥斯坦（Chinese Turkestan），或称维吾尔斯坦（Uighuristan）。

“突厥斯坦”来自波斯语，意为“突厥人的国家”或“突厥人居住的区域”。这里的“突厥人”，如前所述，指的是操突厥语的人群，是因为语言而得名。作为地名，“突厥斯坦”出现于7世纪前后，指的是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的河中地区，最早见载于8世纪阿拉伯人撰写的地理学著作之中。今天哈萨克斯坦境内锡尔河东岸有一座古城，仍名“突厥斯坦”。[8] 然而在982 年成书的波斯文地理著作《世界境域志》中，“突厥斯坦”之地域却与河中大相径庭。该书《河中国家及其城镇》条目中写道：

该国（指河中地区——引者）之东为吐蕃边境；南为呼罗珊及其边区；西为古斯人及葛逻禄边境；北面也是葛逻禄边境。这是一个广袤、繁荣且令人喜爱的国度。它是通往突厥斯坦（Turkistān）的门户和商旅辐辏之所。[9]

很显然，这里将“突厥斯坦”排除在河中之外了。何以如此？盖因当时阿拉伯、波斯人著作中关于“突厥斯坦”概念本身就不确定，颇类香格里拉那样的历史地理概念，有点儿模糊不清。[10] 后来，突厥斯坦概念的外延扩大，由河中而及于整个中亚地区和新疆地区。随着这一地理概念的广泛传播，逐步为文艺复兴后的欧洲学术界所接受，自19世纪开始，欧洲地理学界越来越多地用“东突厥斯坦”来指代新疆。

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朝平定准噶尔部叛乱，重新完成了中央王朝对西域地区的直接统治。这一变故使“突厥斯坦”东西两部分的历史发展和联系开始发生变化。于是，“东突厥斯坦”一词愈益得到广泛的使用，用以指代清朝统治下的新疆地区。与之同时，当时尚保持政治独立的西部即被称为“西突厥斯坦”或狭义的“突厥斯坦”。19世纪中期，西部的希瓦、布哈拉、浩罕三个国家沦为俄罗斯帝国的殖民地，俄罗斯在中亚河中地区设立了“突厥斯坦总督区”，于是，西人称中亚地区为“西突厥斯坦”或“俄属突厥斯坦”，相应地，新疆作为“东突厥斯坦”的概念也随之得到强化。

1805年，俄国地理学家季姆科夫斯基（Е. Ф. Тимковский）将位于“突厥斯坦”东部的塔里木盆地称为“东突厥斯坦”，同时又称作“中国突厥斯坦”。[11] 1827年，他建议统一用“中国突厥斯坦”来取代“东突厥斯坦”。[12] 但这一提议却遭到俄国历史学家俾丘林（Н. Я. Бичурин）的反对，他于1829年撰文予以驳斥，提议要统一使用“东、西突厥斯坦”术语的说法。当时哥萨克骑兵已完成对哈萨克斯坦的合围，新疆有可能成为下一个目标，在此情况下，冠名“中国”的“突厥斯坦”的存在显然野心勃勃的沙俄帝国所不能容忍的。[13] 是后，“东突厥斯坦”和“中国突厥斯坦”这两个名称开始在俄国和西方学者的著作中经常得到使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当时季姆科夫斯基及俾丘林所谓的“东突厥斯坦”，仅指清朝所辖塔里木盆地及周边诸绿洲，包括莎车、喀什、阿克苏、库车、英吉沙、和阗，汉文史料称之为“六城”（维吾尔语作Alteshahr）[14]，不包括天山以北地区，甚至吐鲁番和哈密都未包括在内。

19世纪下半叶以来，沙俄和英帝国吞并了新疆周边地区，对新疆鹰视狼顾。20世纪初，极少数接受土耳其极端宗教教育的分裂分子根据殖民帝国的需要，继承其衣钵，扭曲“东突厥斯坦”的原意，把它等同于清朝“新疆省”全境，这就大大地扩充了这个词指代的地理范围。民国初年，新疆孤悬塞外，政治生活和经济发展停滞，政局日趋动荡。及至30~40年代，农民暴动、民族仇杀、军阀混战频仍，再加上外国势力的干涉，新疆一片混乱，先后出现过两个“东突厥斯坦国”。其一为1933年11月于新疆喀什、和田一带建立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仅存在3个月便在回族军阀马仲英的进攻下于翌年2月土崩瓦解；其二即为1944年于伊犁、塔城和阿尔泰三个地区建立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存在了一年半时间。

如是一来，阿拉伯、波斯地理学家笔下原本作为模糊地理概念而提出的“东突厥斯坦”，逐步滑向政治轨道，成为殖民主义者肢解中国的工具。诚如前贤所指出的那样：“地名就是地名，但是当它一旦同帝国主义的侵略颠覆和分裂的阴谋结合起来之后，性质就大不相同了。”[15] 其实，早在1946年，当阿合买提江在新疆省联合政府座谈会上公开批判“泛突厥主义”时就已经指出：“‘东突厥斯坦’，不过是一个地名，不能作为政治活动的理论。如果有人拿来做政治活动的理论，就是省政府的敌人，也就是全省人民的敌人。”[16] 殖民者和泛突厥主义者大肆宣扬这一概念，目的就是要把新疆从中国分离出去，建立一个所谓的独立而信奉伊斯兰教的“东突厥斯坦国”。

宋元时代，回鹘与阿拉伯、波斯交往密切，回鹘文化深受二者影响，回鹘语中存在大量的阿拉伯、波斯语借词，[17] 但阿拉伯、波斯所使用的“突厥斯坦”一词，却似乎游离于回鹘的认知以外，在为数丰富的古代回鹘文文献中，不曾见使用“突厥斯坦”的现象。回鹘文在新疆地区消失于16世纪，然在河西地区，一直使用到康熙五十二年（1713）以后。[18] 质言之，在回鹘文流行时代，回鹘人并没有接受“突厥斯坦”这一概念。19世纪以后，“东突厥斯坦”一词甚嚣尘上，但作为模糊的地理概念，同样也没有被当时维吾尔族学者所接受。1908年，最有权威的维吾尔历史学家毛拉·木萨（Malla Musa）著《伊米德史》，其中称新疆为“蒙兀儿斯坦”，却一字未提“东突厥斯坦”。[19] “东突厥斯坦”一词传入新疆并为一些知识分子所熟知，大约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令人不安的是它一开始就同反动的泛突厥主义一起渗入新疆的，是同国外的颠覆势力、国内的分裂主义结合在一起的”。[20]

从上可以看出，“东突厥斯坦”是一个外来术语，波斯、阿拉伯人用以指代新疆地区。但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以前，始终不为回鹘—维吾尔人所接受。该词本身并无政治色彩，是一个简单的地理概念，唯普通词语而已，但后来被政治化了，成为国内外势力分裂新疆旗号，诸如“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等，莫不打着“东突厥斯坦”的幌子。

三、“东突”与泛突厥主义

“东突”的基本理念来自泛突厥主义。

泛突厥主义又称“大突厥主义”，大致形成于19世纪80年代沙皇俄国统治下的克里米亚地区，那里的鞑靼（中国塔塔尔族）知识精英，为应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而提出泛突厥主义理论，希望突厥民族通过语言、思想、行动的统一，即“三统”，从而实现大联合，在中亚建立突厥民族国家。俄国十月革命后，这些鞑靼知识分子大量流亡到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该思潮开始在土耳其弥散开来，土耳其泛突厥主义鼻祖孜牙·乔加勒甫（1876~1924）撰写《突厥主义原理》，将这一理论系统化、条理化，成为泛突厥主义的经典著作。[21]

（突厥语分布地区，图源：Wikipedia）

1914年，土耳其人艾买提·卡马尔到新疆阿图什，以办学的名义鼓吹泛突厥主义。次年，麦斯武德（1888~1951）开始在新疆传播这一思想，鼓吹“东突厥斯坦独立”。及至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经由麦斯武德、伊敏（1901~1965）、艾莎（1909~1994）为首的一批人的大肆鼓吹，泛突厥主义以及与之相应的泛伊斯兰主义谬论被逐渐放大。

代表泛突厥主义政治立场和政治观点的是穆罕默德·伊敏所著《东突厥斯坦历史》一书，其中将我国古代北方不同历史时期的游牧部族，一概妄断为突厥的先民和后裔，其中包括了匈奴、塞种、乌孙、鲜卑、契丹、蒙古等。以此为基础，将突厥的活动范围界定为西至黑海，东至日本海，南至黄河的广大区域，称突厥为“全世界最古老的、具有高尚文化的、在世界上最有地位的、对于人类社会最有贡献的民族”。[22] 这一思想，后来为吐尔贡·阿勒玛斯所继承，他于1986年10月至1989年10月先后出版《匈奴简史》、《维吾尔古代文学》和《维吾尔人》三部著作，其中尽管没有明目张胆地使用“东突厥斯坦”一词，却用“维吾尔”取代了麦斯武德、伊敏、艾莎等人所喧嚣的“突厥”。[23]《维吾尔人》罗列了11个古代帝国，即大乌古斯帝国—匈奴单于国、欧洲匈奴帝国、白匈奴帝国（嚈哒帝国）、大蓝突厥汗国、鄂尔浑回鹘汗国、高昌回鹘汗国、喀喇汗王朝、伽色尼王朝、大塞尔柱苏丹国、花剌子模王国、赛义德王朝。作者宣称，这11个政权都是“我们祖先和同胞进入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代起，直至公元14世纪，在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建立起来的”。[24] 造作者先把匈奴、突厥、回鹘、塞尔柱、花剌子模等混为一谈，言之为古代突厥人所建立的帝国，进而又用“我们祖先和同胞”之类模糊语言，偷梁换柱，把这11个政权维吾尔化。这些手法，对于普通读者来说，具有极大的隐蔽性和迷惑性。

从《东突厥斯坦历史》到《维吾尔人》等书，鼓吹的都是泛突厥主义，尽管手法有异，但玩弄的花招其实是一样的，都是把“突厥”这个原本与地理学（东突厥斯坦）、语言学（突厥语族）有关的概念政治化。

我们知道，突厥与回鹘原本为生活于蒙古高原的不同民族，在突厥强盛时，回纥常处于突厥的统治之下，但二者常有冲突，叛附不定。唐贞观元年（627），原附突厥的漠北薛延陀、回纥、拔野古、同罗、仆骨等铁勒诸部群起反抗，回纥酋长菩萨击败欲谷设，薛延陀攻破突厥四设。突厥北边诸部归薛延陀，推其俟斤夷南为可汗，并受唐朝册封，建立了薛延陀政权，回纥、拔野古、阿跌、同罗、仆骨等归附之。[25] 唐贞观四年（630），唐将李靖攻突厥，俘颉利可汗，突厥汗国灭亡。唐调露元年（679）冬十二月，突厥阿史那闻傅反唐，立阿史那泥熟匐为可汗，东突厥政权复兴，学术界称之为“后突厥”。唐天宝元年（742），原隶属于后突厥的拔悉密、回纥、葛逻禄三部联合攻杀骨咄叶护，推举拔悉密酋长为颉地跌伊施可汗。后突厥另立判阙特勤之子为乌苏米施可汗。天宝三年（744），拔悉密攻杀乌苏米施可汗，传首京师。其弟白眉特勤鹘陇匐立为白眉可汗。后突厥汗国大乱，回纥、葛逻禄联合攻杀拔悉密颉跌伊施可汗。同年，回纥以斡耳朵八里为中心建立汗国，雄强一时。贞元四年（788），回纥可汗上书唐朝，请求改“回纥”为“回鹘”，获得允准。[26] 此后，“回鹘”之名长期行用于史册。可以看出，回纥是作为突厥帝国的属部或对手而存在的，二者是完全不同的政治实体。两个文化最为接近的实体尚且如此，更勿论文化上并没有多少直接联系的匈奴、塞尔柱与花剌子模了。有学者言，包含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等众多民族的“突厥人是一个历史实体”，[27] 完全是一种误解，说法错误而有害。突厥族只不过是我国古代众多民族之一，是一个历史概念，它根本无法涵盖我国北方地区诸多操突厥语的民族，[28] 而操突厥语的各民族，从来不曾成为一个“历史实体”，更无从谈起政治实体了。

四、回鹘眼中突厥诸族之分野

在西域、敦煌等地出土的回鹘文文献中，常常可以看到türk一词，可以看出，回鹘人常以türktïl（即突厥语）来指代自己的语言，如哈密本回鹘文《弥勒会见记》、吐鲁番本《玄奘传》、《华严经》、《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等。如哈密本《弥勒会见记》第一幕末尾（第16叶背面）这样写道：

23.……alqu šasatar nomlaraγ

24. adartlayu uqtačï waypaš šasatarlaγ nošsuwsuš

25. ičmiš aryač(a)ntrï bodïswt kši ačari änätkäk

26. tïlïntïn toxrï tïlïnča yaratmïš(.) prtnarakšit

27. kranwaž-iki türk tïlïnča äwirmiš maitrisimit

28.[nom bitig]dä badari bramannïng yaγïš yaγamaq

29.[atlïγ baštïnqï] ülüš tükädi

精通一切经论的、饮过毗婆娑论甘露的圣月菩萨大师从印度语改编为吐火罗语，智护法师译为突厥语的《弥勒会见记》书中跋多利婆罗门做布施第一幕完。[29]

有时又把这种语言称作uyγur tïl（回鹘语），如括鲁迪·桑伽失里译《胜军王问经》跋文第38~40行云：

bodistv oγuš-luγ qaγan qan y(a)rlïγ-ï üzä, qoludïsanggä-šïrï tüpüt tïlïntïn yangïrtï uyγur tïlïngä äwrimiš[30]

奉菩萨后裔合罕皇帝之命，括鲁迪·桑伽失里再据藏语译为回鹘语。

第三种情况见于酒泉发现的敦煌本回鹘文《金光明最胜王经》，题跋中有这样的话头：

yanabo biš čöpdik kelyük bulganyuk yaviz üdte koluda kinki bošgutlug biš-balïqlïg sïŋkosäli-tutuŋtav$ač tilintin türk uyguy tilinčä ikiläyü evirmïš.

时此五浊恶世之中别失八里后学胜光法师（Sïŋqo Säli Tutuŋ）又从汉语译为突厥回鹘语。[31]

显然，这里在回鹘语之前冠以“突厥”之名。11世纪著名维吾尔族学者麻赫穆德·喀什噶里所著《突厥语大词典》也把回鹘语和突厥语混称：

回鹘文的基本字母为十八个。突厥文字（即回鹘文——引者）就是由这些字母组成的。[32]

这种不加区别的称呼，与阿拉伯、波斯地理学家对回鹘语的称呼颇类。推而论之，很有可能是受其影响所致。但是，语言归语言，作为高昌回鹘王国的统治者，回鹘本民族与其他突厥语诸族的分野还是很清楚的，敦煌出土10世纪高昌回鹘文献S. 6551《讲经文》对此有确切的反映：

遂得葛禄、药摩、异貌达但，竞来归伏，争献珠金。独西乃纳驼马，土蕃送宝送金。拔悉密原是家生，黠戛私则本来奴婢。诸蕃部落，如雀怕鹰，侧近州城，如羊见虎，实称本国，不是虚言。[33]

其中的“葛禄”即葛逻禄，居于丝绸之路北道地区。“药摩”即《宋史·高昌传》中所见的“样磨”，居于高昌回鹘国西境。“异貌达但”应指来自漠北的鞑靼，主要活动于河西地区。[34] “独西”乃指原西突厥中的突骑施部。“土蕃”即指吐蕃。“拔悉密”是较早臣属于漠北回鹘部落之一，西迁后主要活动于金山一带。“黠戛私”多写作黠戞斯，为今天柯尔克孜族的祖先。这些部落除吐蕃、鞑靼外，都操突厥语，但在高昌回鹘国文献中，却并未用“突厥”以概称之，而是对其族性一一予以明确的标注。与之可以互证的还有太平兴国六年（981）宋朝使者王延德出使高昌的行记，其中有言：

[高昌回鹘]统有南突厥、北突厥、大众熨、小众熨、样磨、割禄、黠戛司、末蛮、格哆族、预龙族之名甚众。[35]

除前引S. 6551《讲经文》同样可见的样磨、割禄、黠戛司外，还出现了南突厥和北突厥。尽管具体所指不详，但可以看出，高昌回鹘王国民众虽承认自己的语言属于突厥语，但并未将自己的民族属性与突厥混为一谈。

五、“东突”分裂主义的虚伪性

操突厥语族的诸民族，不仅语言上有着共同的来源，文化上亦存在着很多相同或相近之处，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但必须说明的是，与语言相比，突厥语诸族在文化上的一致性要逊色得多。首先，各民族的文化都是随着时代而变化的；其次，突厥语诸族分布地域非常广，由于环境的不同，加上来自周边民族的不同影响，各民族间的文化差异是显而易见的，有些民族间的差异甚至可以说是非常巨大的；况且，文化的相近，正是生活在同一或相近区域内不同民族频繁地互相交流、交融的结果，这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是见，能够将如此众多不同民族统一在“突厥”概念之下者，首要因素就是语言，而文化的相似性则处于次要地位。概而言之，“突厥”为一民族概念，以族称命名的语言集群“突厥语族”是一个语言学概念，“东突厥斯坦”则是一个模糊的地理概念，但经过一些别有用心者的歪曲和利用，这些概念都被赋予了政治内容，成为“疆独”与“东突”恐怖主义的理论基石。职是之故，我们必须明辨是非，绝不能将作为地理学与语言学概念的“突厥”与作为政治概念的“突厥”相混淆，以免“突厥”实际含义被政治化。

语言本身是没有阶级性和政治性的，只不过是一种交际工具而已，任何民族都有使用某种或某几种语言的权利。炮制“东突”歪论的始作俑者不顾中国多民族多语言和谐共存的事实，企图通过偷换“突厥”一词的语言学概念以达混淆视听之目的，从而为分裂祖国造势，用心之险恶昭然若揭，必须引起警惕。各民族之间只有互相尊重对方的文化，相互学习，求同存异，和谐共处，才会创造出良好的社会发展环境。维吾尔文化的兴衰历史就能够很清楚地说明这一点。

回鹘崛起漠北，本为“居无恒所，随水草流移”[36] 的游牧民族，744年建立漠北回鹘汗国之初，尚处于草昧初开的阶段，其后在汉及粟特文化的影响下，文化得到了一定的发展。840年，由于天灾人祸，加上来自叶尼塞河流域的黠戛斯人的进攻，汗国灭亡，部众一部分南逃入唐境，后不知所终；大部分则西迁至新疆及河西走廊地区。有人鼓吹“东突厥斯坦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其民族（指突厥—维吾尔族）有近万年历史，维吾尔族为主居民族，其他均为客居民族。[37] 比诸史实，何异痴人说梦？

新疆及河西走廊位处丝绸之路的黄金地段，在回鹘未西迁以前，这里就是经济繁荣、贸易发达之地，丝路沿线各民族穿梭往来，互通有无，贸易频繁；通过不断的迁徙、流动和交往，各种风格不同的文化也在这里传播、碰撞、融摄。回鹘人迁入后，继承并发扬了这一优良传统，积极开展与周边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不仅与中原、西藏、西夏及东北的契丹、女真交往频繁，而且也与西方的波斯、印度、阿拉伯等保持着直接或间接的商业交往，进而取代其师粟特人而成为丝路贸易的主宰。新疆及河西走廊地区做为东西方文化交汇之地，文化昌盛，回鹘非常善于向先进民族学习，除了接受来自当地及周边的吐火罗文化、于阗塞种文化、粟特文化、吐蕃文化外，来自中原汉文化的影响更是对回鹘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关键乃至决定性的作用，此外，还有印度、希腊、阿拉伯、波斯的文化，也对回鹘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通过学习、吸收、兼容，初到此地的回鹘人迅速改变了自己的文化结构，形成了多种文明兼收并蓄具有合成特色的新文化。

宋元时代是回鹘文化最辉煌的时期，这一时期也是回鹘社会最开放的时代，大凡丝绸之路沿线流行过的宗教，都曾经为回鹘所信奉，诸如萨满教、摩尼教、佛教、景教、祆教、道教等，莫不如是。11世纪中叶印度旅行家加尔迪齐著《纪闻花絮（Zayn-al-akhbār）》对回鹘的宗教状况有如是记载：

九姓乌古斯可汗传统上信仰摩尼教。然而，在九姓乌古斯的首都和疆域内，还有基督教、二神教（即拜火教）和佛教……每天有三四百个选民聚集在当地统治者之宫殿门口，高声诵读摩尼的著作。[38]

可见，当时的回鹘统治者采取了非常宽容的宗教政策，除了摩尼教和佛教外，境内同时又有景教、祆教的传播，而且都受到了回鹘统治者的优渥。回鹘统治者对任何宗教都不抱什么偏见，听任流行。自己信奉摩尼教，但对佛教加以奖掖，对景教、祆教也给以优容。这可以说是高昌回鹘宗教信仰的一大特色。每一种宗教，都有与之相应的独特文化，宗教的传播，无不与文化传播相伴，宋元时代回鹘文化的辉煌灿烂与丰富多彩，与多种宗教的并行以及异质文化的交相辉映是分不开的。

尤有进者，丝路沿线所流行的文字，大多都为回鹘所用，尤其是借用粟特文而创制的回鹘文，13世纪以后成为蒙古帝国的国字，藉由蒙古势力在欧亚大陆的扩张而发展成为当时国际通行文字，东起中原蒙古宫廷，经由河西、西域，而西达西亚、南俄草原，这种文字都通行无阻，以至于阿拉伯史学家伊本·阿拉伯沙（Ibn Arabshaw,1388-1450）感慨地说：“谁通晓这种文字，谁就不患贫困。”[39] 足见其影响之大。此外，汉文、梵文、突厥卢尼文、粟特文、吐蕃文、叙利亚文、摩尼文、八思巴文等在回鹘中也都得到行用。维吾尔族文字递嬗之频繁、所用文字种类之多样、受宗教影响的程度之深，都堪称突出而不多见的现象。

宋元时代，回鹘奉行拿来主义，一切为我所用。回鹘文化如同中原汉文化一样，具有海纳百川之气势，借鉴中原、印度、波斯、阿拉伯文化之优秀成果，以充实、发展自己的民族文化，形成了自成一体的回鹘民族文化。“泛突厥主义”奉行突厥民族至上论和政治性极强的狭隘民族观，极力鼓吹“东突厥斯坦”的突厥民族古老而优越，就新疆境内突厥语族诸民族而言，又宣称维吾尔族优于其他操突厥语的民族，其意无非是要搞大维吾尔主义，为其主导的“东突厥斯坦国”而造舆论。[40]

回鹘由蒙昧而崛起，在宋元时代一跃成为丝绸之路沿线文化最发达的民族之一，这一事实表明，每个民族文化的发展，都离不开与周边民族的交流。善于学习外来文化，是维吾尔先民——回鹘人最大的优长之一，也正是借助这一优长，回鹘文化得以长足进步，造就了宋元时代回鹘文化的辉煌。在今天所知的草原民族文化中，很少有哪个民族能像回鹘那样多地受惠于丝绸之路所带来的文化交流，回鹘周边的各种先进文化，像一座座高耸的灯塔，为丝路沿线包括回鹘在内的各民族文化的发展带来了光明。同时，对外来文化的受容，也需要有宽广的胸怀，只有善于向周边民族学习，取长补短，才能使自己的文化逐步走向巅峰，并立于不败之地，回鹘文化的发展脉络即证明了这一点。泛突厥主义者极力否认文化是一个开放的、不断更新的、具有发展活力的机体，否认不同民族间的互相学习、交流和联系，坚持封闭、守旧、僵化，反对改革、开放、转变。[41] 泛突厥主义者所秉持的那种通过歪曲历史以满足自命不凡心态的做法，势必会阻碍维吾尔族历史文化的发展，同时也会对新疆的民族团结与社会稳定造成严重危害。

注释：

[1]  W.Schott, Über das altaïsche oder finisch-tatarische Sprachengeschlecht,Berlin, 1849, S. 1.

[2]  李增祥：《突厥语概论》，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31~33页。

[3]  [苏]埃·捷尼舍夫著，陈鹏译：《突厥语言研究导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16~17页。

[4]  [苏]威廉·巴托尔德著，罗致平译：《中亚突厥史十二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33页。

[5]  耿世民：《试论塔里木盆地民族的融合和近代维吾尔族的形成》，《新疆历史论文续编》，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69页。

[6]  张铁山：《突厥语族文献学》，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页。

[7]  杨富学：《“黑龙江”名出阿尔泰语考》，《语言与翻译》2000年第3期，第52~54页。

[8]  李琪：《“东突”分裂主义势力的思想体系和基本特征》，周伟洲主编：《西北民族论丛》第3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49页。

[9]  V. Minorsky, Hudud al-‘Ālam. “The Regions of the World”, a Persian Geography 372 A H. - 982 A.D., London,1937, p. 112. 参见[波斯]佚名著，王治来译注：《世界境域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06页。

[10]  潘志平：《“突厥斯坦”“东突厥斯坦”与“维吾尔斯坦”》，《西域研究》2004年第3期，第54页；潘志平、王鸣野、石岚：《“东突”的历史与现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年，第76页。

[11]  厉声主编：《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66页。

[12]  [英]约·弗·巴德利著，吴持哲等译：《俄国·蒙古·中国》上卷第1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963页。

[13]  潘志平：《“突厥斯坦”“东突厥斯坦”与“维吾尔斯坦”》，《西域研究》2004年第3期，第55页；潘志平、王鸣野、石岚：《“东突”的历史与现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年，第80页。

[14]  关于“六城”的历史演变，可参见纪大椿：《六城·七城·八城——塔里木盆地周缘各城总称考略》，《西域史论丛》，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63~171页（收入氏著《新疆近世史论稿》，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61~369页）。

[15]  纪大椿：《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对新疆的渗透及其破产——兼评分裂主义旗号：“东突厥斯坦”》，《新疆近世史论稿》，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77页。

[16]  三区革命史编写组：《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78页。

[17]  叶少钧：《浅谈维吾尔语中的阿拉伯、波斯语借词问题——兼谈语言的融合》，《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2期（收入中国突厥语研究会编：《中国突厥语研究论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1991年，第171~184页）；苗焕德：《浅议维吾尔语中的阿拉伯、波斯语借词问题》，《西北民族研究》1993年第1期，第240~247页。

[18]  杨富学：《酒泉文殊山：回鹘佛教文化的最后一方净土》，《河西学院学报》2012年第6期，第5页。

[19]  参见潘志平、王鸣野、石岚：《“东突”的历史与现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年，第86~87页。

[20]  纪大椿：《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对新疆的渗透及其破产——兼评分裂主义旗号：“东突厥斯坦”》，《新疆近世史论稿》，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77页。

[21]  陈延琪、潘志平主编：《泛突厥主义文化透视》，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7页。

[22]  穆罕默德·伊敏：《东突厥斯坦历史》（维吾尔文版），喀布尔，1940年，《自序》。

[23]  刘志霄：《中华民族统一、团结、进步的历史主流不容否定——评〈维吾尔人〉等三本书在民族史方面的错误观点》，冯大真主编：《〈维吾尔人〉等三本书问题讨论会论文集》，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98页。

[24]  吐尔贡·阿勒玛斯：《维吾尔人》（维吾尔文版），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89 年，第3~4页。

[25]  [唐]杜佑著，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197《突厥上》，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5411页；《旧唐书》卷194《突厥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158页。

[26]  至于具体的改名时间，学界说法不一。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馆藏《石解墓志》中有“贞元七年（791）夏，鸿胪卿庾侹充册回鹘公主使”之语，说明至迟791年，“回鹘”一称即已行用。故应取贞元四年（788）改名说，以取代学界通常采用的元和四年（809）说。详细考证见杨富学：《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回鹘米副侯墓志〉考释》，《民族研究》2015年第2期（待刊）。

[27]  徐黎丽主编：《突厥人变迁史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年，第6页。

[28]  田卫疆：《“西域”的概念及内涵》，《西域研究》1998年第4期，第70页（收入氏著：《新疆历史丛稿》，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4页）。

[29]  Geng Shimin - H. J. Klimkeit, Das Zusammentreffen mit Maitreya. Die erstenfünf Kapitelder Maitrisimit. Teil 1, Wiesbaden, 1987, S. 112; 耿世民：《古代维吾尔语佛教原始剧本〈弥勒会见记〉（哈密写本）研究》，《文史》第12辑，1981年，第214页；伊斯拉菲尔·玉素甫、多鲁坤·阚白尔、阿不都克由木·霍加：《回鹘文弥勒会见记》I，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1页。

[30]  W.Radloff, Kuan-ši-im Pusar. Beilage 1, Bruchstück des Ārya Rājavavādakagenannten Mahāyāna sūtra, St. Petersbug, 1911, S. 69-86.

[31]  C. Kaya, Uygurca Altun Yaruk Giriş,Metin ve Dizin.Ankara, 1994, S. 348.

[32]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著，校仲彝等译：《突厥语大词典》第1卷，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7页。

[33]  王重民等编：《敦煌变文集》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461页。参见张广达、荣新江：《有关西州回鹘的一篇敦煌汉文文献——S. 6551讲经文的历史学研究》，《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第24~36页。

[34]  参见陆庆夫：《河西达怛考述》，《敦煌学辑刊》1992年第1~2合期，第12~20页。

[35] [宋]王明清：《挥麈录·前录》卷四，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30页。又见《宋史》卷四九〇《高昌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4112页，录自《挥麈录》。

[36]《旧唐书》卷一九五《回纥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195页。

[37]  穆罕默德·伊敏：《东突厥斯坦历史》（维吾尔文版），喀布尔，1940年，《自序》。

[38]  A. P. Martinez, Gardīzī’s Two Chapters on theTurks, Archivum Eurasiae Medii Aevi,II (1982), 1983, pp. 133-134, 136. 参见В. В. Бартолид, Извлечение из сочнения Гардизи Зайн ал-Ахбāр, Приложение k 《Отчету о поездке в Среднюю Азию с научною целью 1893-1894гг.》, СПб 1897, стр. 115-116.

[39]  J. Klaproth, Abhandlung über dieSprache und Schrift der Uiguren, Paris, 1840, S. 56.

[40]  马大正、许建英：《“东突厥斯坦国”迷梦的幻灭》，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3页。

[41]  陈延琪：《泛突厥主义文化观透视》，《西域研究》2000年第2期，第85页。

【编按】本文原刊《石河子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第1~9页，引用请参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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