仵婷 | 评杨富学著《北国石刻与华夷史迹》

摘要：杨富学先生著《北国石刻与华夷史迹》新近出版，分14章，每章研读一方墓志或一类石刻，由石刻文献入手探究其所蕴含的历史时期中央政府与周边民族的各种行政政策、军事较量以及文化融合，尤其关注石刻文献证史、补史以及纠正史书记载错误的作用。全书体现出广、新、细、全四个特点，特别注重对新出土资料的解读与运用，同时对“旧”资料进行重新解读研究。

关键词：唐代；石刻；墓志；经幢；石塔

敦煌研究院杨富学研究员新著《北国石刻与华夷史迹》，2020年1月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该书为“博士生导师学术文库”系列之一，白色书衣，米色封面，硬壳精装，大32开本，共262页，定价98元。

全书共收16篇文章，分为14章。其中第一章与第十三章分别由两篇文章修订而成，从而更加集中地体现出一个章节研读一方墓志或一类石刻的结构。以下对每章主旨及相关石刻的价值意义略做介绍。

第一章主要研究了2009年7月出土于蒙古国的一合唐代仆固乙突墓志。该墓志汉文书写，保存完好,内容重要,有助于厘清史书记载十分模糊的回鹘“外九部”之一仆固部的世系问题及其居地。文章对墓志记载的仆固乙突参与平定贺鲁之乱、守卫北疆未参与唐高宗泰山封禅、东征靺鞨、西讨吐蕃之史事逐项进行了考订，充分说明了其对于唐代北方民族研究的重要意义以及证史、补史、纠正史书记载之误的作用。

第二章以唐代名将李思摩之妻延陁氏的墓志为研究中心，探讨延陁氏的生平与家世，钩沉其生活轨迹，进而对其历史地位进行评价。该墓志为深入研究薛延陀部族的历史和贞观时期的北疆民族关系提供了重要的新证据。作为薛延陀部族首领之女，嫁为突厥可汗的夫人,延陁氏亲历了隋末至唐初漠北地区的风云变幻,见证了突厥汗国和薛延陀汗国的兴衰更替。

第三章主要研究新资料炽俟思敬墓志。唐中央政府在葛逻禄部族主要活动地区设羁縻府州,任命其部落首领。炽俟氏作为三姓葛逻禄的一支,其首领担任大漠州都督且接受唐朝册封。该墓志记载了唐前期炽俟思敬祖上担任大漠州都督的事实与发展演变、炽俟家族内迁、在长安任职等史事,对于我们研究唐代西域史、北方民族史都有积极意义。结合已出土的炽俟氏的墓志,推测在长安高阳原有入居长安的葛逻禄炽俟氏的家族墓地。

第四章研究洛阳龙门博物馆新入藏的郭虔瓘墓志。结合两《唐书》本传之记载，可知郭虔瓘于武则天时在焉耆破西突厥、赴中亚拔汗那税甲马并击灭其反叛势力,唐玄宗时斩同俄特勤、击败吐蕃。其从军50年,历官40任，一生驰骋于唐朝西部边疆,战功显赫,对西域经营富于谋略,有功于武则天至玄宗之世西部边疆的开拓与稳定，以军功累迁至安西大都护。这些记载对于研究唐代西域史乃至中亚史,以及唐朝在西域与吐蕃、突厥的关系都是非常难得的资料。

第五章对大唐西市博物馆新入藏的《回鹘米副使墓志》进行了研究，该墓志对研究回鹘宗教、回鹘与粟特关系、唐与回鹘关系等，都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墓主米公为回鹘摩尼教大师,作为回鹘使者常住长安,于唐穆宗长庆癸卯年（823）亡故,享年73岁，受到唐政府的重视与优抚,体现了唐与回鹘的友好关系。其有四男二女,可证回鹘摩尼僧可拥有家室，与华化景教徒的舍俗姓传统不同。

第六章研究1991年出土于宁夏青铜峡的《浑公夫人墓志铭》。该墓志对考证浑氏家族、契苾部和浑部的活动范围以及两个部族关系具有重要意义。书中对墓志重新录文并做考释，考订出皋兰州官舍应在凉州而非学界所认定的灵州。亡人不论男女皆归葬娘家祖茔为契苾家族传统，故而志主亡后未归葬夫家祖茔。墓志所书浑公当为曾任皋兰州都督的浑大寿。墓志上溯契苾氏家世三代皆隋唐名将,所记仕宦可补史乘之阙。

第七章对出土于洛阳的四通胡灵太后家族成员的墓志进行了考订，这几通墓志对研究唐代历史在一定程度上有证史、补史的作用，对认识北魏胡灵太后家族及其后裔的历史活动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安定临泾（今甘肃镇原县东南）为胡氏郡望，其族人亡后多归葬故里。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安定胡氏家族的权势非常大，“河阴之变”后胡氏家族开始走向衰落。胡灵太后家族墓地在洛阳的出现，自胡国珍开始。

第八章对洛阳新出土的魏远望墓志进行了研究。志主近四十年间历官十八任,主要活动于唐代的东北和西北边疆地区,最后以瓜州刺史致仕。其活动多不见于史书记载,填补了存世文献的某些空白。借由该墓志及相关资料,可以考见唐代开元之世瓜州的政治地位要高于沙州。

第九章主要研究2013年新出土拓跋驮布墓志。通过对该墓志的解读,可知从北周到唐玄宗开元时期,党项拓跋氏从原居地迁徙至陇右、关内道北部。书中对其爵位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当时唐朝对其态度和重视程度。对党项拓跋氏的羁縻政策反映了唐朝对内徙党项的治理和相关政策。

第十章与第十一章研究甘肃省博物馆馆藏的两通石塔。一通为北朝石质残塔，无纪年铭文，无出土记录，未刊布，亦未公开展出过。根据残塔的佛龛样式与造像风格推定其年代为西魏至北周时期。其风格样式及细部特征与甘肃天水秦安一带的石刻造像极为接近,故推定其出土于天水地区。甘肃留存至今的北朝梯形叠垒石塔不多,故该塔虽残,但具有珍贵的学术和艺术价值。另一通西魏石塔为国家一级文物,长期不为学界所知。石塔上的萨坻垂本生和涅磐木图像显示出地域造像的特质和风格样式上的创造性。西魏石塔在一些细部做法上继承北魏风格,同时又显现北周风格的端倪,是研究这三个时期佛教造像风格演变的非常难得的珍贵实物资料。

第十二章研究辽代经幢及相关问题。经幢始现于唐代，到辽代时大量出现，彰显出当时社会佛教信仰的流行与普及。文章首先以15个版面的长表格形式汇总了目前所见辽代经幢及文献出处，作出《总目》，值得后来研究者参考引用。之后研究了辽代经幢的形制与特点、种类、其上刻文与功用。

第十三章主要研究陕西凤翔屈家山（紫荆山）出土的蒙古纪事砖与屈术墓碑及相关问题。纪事砖记录了蒙古军分别在木华黎、成吉思汗和窝阔台率领下三征金朝重镇凤翔的史实，前二次均败绩，第三次由窝阔台攻陷。窝阔台占领凤翔后,将第四子合剌察儿分封于此。该处屈姓人世代相传其源出蒙古,且保持着诸多草原习俗。结合近几十年来不断出土的文物、历史文献记载、当地民间口头资料及风俗,可以考见凤翔屈氏源出蒙古札剌亦儿氏木华黎家族，该家族于合剌察儿在凤翔建立乌鲁斯之后世任其官,直至元末。

第十四章从佛经记载清凉山有五顶与五台山地理环境符合、回鹘语音韵拼写、文殊菩萨深受回鹘佛教徒崇拜、文殊菩萨相关经典的翻译等多个角度，将仅见于居庸关过街塔云台上的回鹘文uday比对定为汉语的“五台山”。

纵览本书，在总体上体现出“广”“新”“细”“全”四个特点。

广：全书所收石刻墓志，地域上涵盖中国历史时期的北方，出土地有今天的甘肃、陕西、河南、宁夏、北京以及蒙古国，辽代经幢总目的收录范围则涵盖今北京、辽宁、河北、山西、内蒙古等省（市、自治区），地域范围非常广。所收石刻墓志涉及历史史事与地域更为广阔，包括整个西域乃至中亚地区、北方蒙古高原、华北及东北地区。所收石刻墓志关涉历史时段非常长，有北魏、西魏、北周、隋、唐、辽、金、元时期。所收石刻墓志的出土时间早至20世纪90年代初，近至有确切出土时间的2013年以及无确切出土时间但2019年、2020年发表论文时所记“新近入藏”。

新：全书整体上从石刻墓志资料入手，论述历史时期中央政府与周边民族的各种行政政策、军事较量以及文化融合。该书既是对新出土、新见资料的全新解读，也是对已经为学界共知的“旧”资料的重新解读。故而，全书依然体现出一个“新”字。对于书中所收之前未见的新墓志、石塔、砖刻有《仆固乙突墓志》（第1页）、《延陁氏墓志》（第21页）、《炽俟思敬墓志》（第39页）、《故回鹘可汗夫人白氏墓志》（第47页）、《郭虔瓘墓志》（第53页）、《回鹘米副使墓志》（第79页）、《魏远望女魏渊墓志》（第119页）、甘肃省博物馆藏北朝残塔（第131页）及西魏石塔（第143页）、《蒙古纪事砖》（第202页）、《屈术墓碑》（第220页）。

细：该书虽为对已发表论文的收入合集，但对所收入文章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修订，有的甚至对文章的标题都进行了改动，使得更加体现主旨和综合性研究。每章注释①中说明文章原刊何处、指导/合撰者以及对文中图片提供者的致谢。这是学术规范上的细致。另外体现在对回鹘语、突厥语等古语言字母拼写方面的细致和逐词对译的细致上。本书的一个亮点在于每页注释采用参考文献的格式。经常投稿者大概也知道，欲投稿某刊，将自己文章按照该刊投稿要求做修改，特别是注释方式的修改，是一件非常繁琐的工作。如果被退稿了投于另一刊，又得修改注释方式。很多年轻科研工作者往往因为投稿在注释方式上花不少时间。该书所收文章刊发于国内多种刊物，各个刊物注释方式不尽相同，要将约30万字的书稿中近400条注释逐条修定为符合出版社要求的方式，工作量着实不小。本书所采用的这种注释方式便利于参考文献与注释之间的随意转换，且适用于不同刊物的不同注释体例要求，相对而言改动量较小。

全：本书对资料的搜集与罗列上，体现出了“全”的概念。书中对各种外文文献的熟练运用，对外文文献主旨的提炼与介绍，对某个研究课题学界已有研究成果进行渔网式搜罗，厘清了已有研究成果的优处长处，也明确了研究的空白处，为后来研究者指明了方向，使得每一个研究课题的中外文相关资料得到了全景式呈现。书中多篇文章中使用表格，清晰、明确、完备地展示出所要表述的内容，较之文字叙述简洁很多。如第15页仆固部都督世次表以及前文提及之《辽代经幢总目》（第163页）。本书中对所涉及石刻均刊有黑白图版，虽然不甚清晰，但大体样式可见。

杨富学先生学术工作热情非常高，有问题及时纠正。有一件事让笔者记忆尤深。2015年笔者在吐鲁番考古实习的时候考察了吐峪沟石窟，当时特别注意到第42窟[1] 两侧壁各开有两个小禅窟的特殊样式及大家所说的半白半黑人骨像，因为该像绘于42窟右壁前禅室的左壁上，禅窟前加了保护玻璃，观察极为不易，费了很大劲儿，所以影响深刻。回去后查阅相关资料，看到一篇杨先生与弟子侯明明发表的研究吐峪沟石窟半白半黑人骨像的论文，其中提及吐峪沟石窟第42窟“窟顶呈纵劵顶，平面为长方形，后壁开一禅室，东西两侧壁各开两禅室。其中东壁（左壁）有一半白半黑人骨造像”。[2]  根据文章描述，可知半白半黑人骨像描绘于第42窟的东壁墙壁上，与笔者实际考察情况不一致。当时在QQ上告诉了杨先生这一信息，他立刻发来了原稿的word文档，请笔者在相应位置作详细描述。

本书在文字方面及编校体例方面出现多处缪误、失校之处，虽瑕不掩瑜，但在此指出，此书再版之时或可改正。

第40页，根据墓志中出现的“迁葬于长安高阳原”，结合宋敏求《长安志》以及吕卓民先生1993年的考证结果指出，高阳原指今西安西南潏河北岸的一大片高地。高阳原墓地出土了很多隋唐墓志，现已结集出版[3]，近三十年来城市建设开发力度极大，此处或可做一注释以便读者连同参阅，对比现今城市规划中的区域范围，获得更多的关于高阳原墓地的信息。

第43页，正文最后一行中“敦煌写本第3532页”错误，当为“敦煌写本P.3532”。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仵婷（1990—），女，汉族，甘肃平凉人，青海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考古学史、吐鲁番学。

注释：

[1] 吐峪沟第42窟位于沟东岸转弯处最里端较高处，与穹隆顶的第40窟、覆斗形顶的第41窟为一组，三窟呈“品”字形分布，共用一个纵券顶的前厅。在最新的考古发掘中，将原来吐鲁番地区文管所编号的第40、41、42窟分别对应编号为第30、31、32窟。见李裕群：《吐鲁番吐峪沟石窟考古新发现——试论五世纪高昌佛教图象》，载《艺术史中的汉晋与唐宋之变》，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10—111页。

[2] 侯明明、杨富学：《吐峪沟半白半黑人骨像“摩尼教说驳议”》，《吐鲁番学研究》2013年第2期，第86—92页。宫治昭先生也指出半白半黑人骨像位于格伦威德尔线绘图中d禅室的左壁上，见[日]宫治昭著，贺小萍译：《吐峪沟石窟壁画与禅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6、27页。

[3]  李明、刘呆运、李举纲主编：《长安高阳原新出土隋唐墓志》，文物出版社2016年。

附：《北国石刻与华夷史迹》目录

编按：本文原刊《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6期，第130—1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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