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庆昱 杨富学 | 洛阳新获墓志考见安西大都护郭虔瓘家世与西域行迹

摘要：洛阳龙门博物馆新获郭虔瓘墓志一方，内容丰富，可补充或印证两《唐书》本传之记载。从中可以看出，郭虔瓘先人初居太原，于东晋义熙五年（409）或稍后迁于临淄，隋世落籍洛阳。郭虔瓘从军50年，以军功而累迁安西大都护、安西副大都护，一生主要活动于西域地区，于武则天延载元年（694）在焉耆破西突厥二万帐，武则天久视元年（700）赴中亚拔汗那税甲马并击灭其反叛势力，唐玄宗开元二年（714）斩后突厥王子同俄特勤，开元三年击败吐蕃，同年擢升安西大都护，开元四年年玄宗以亲王遥领大都护，郭虔瓘则以副职身份实际管控着安西大都护府，直至开元五年致仕返回长安，开元十四年年病逝。郭虔瓘一生驰骋于唐朝西部边疆，不仅战功显赫，而且对西域经营富于谋略，有功于武则天至玄宗之世西部边疆的开拓与稳定。这些记载对于研究唐代西域史乃至中亚史，以及唐朝在西域与吐蕃、突厥的关系都是非常难得的资料。

关键词：郭虔瓘；洛阳；安西大都护；突厥；中亚；吐蕃

河南洛阳龙门博物馆新近入藏墓志一合，有志有盖，宽75cm，高74cm，有文字38行，满行37字，除却敬空等空格，存文将近1400字，保存完好，志主郭虔瓘乃唐代前期封疆大吏——安西大都护，两《唐书》皆有其传，但讹误、缺略不少，有些史实尽管有载，但往往语焉不详。郭虔瓘先后担任过北庭都护、安西大都护、安西副大都护等多种要职，长期履职西域边防，功勋卓著。该墓志对这些多有反映，可弥补正史记载之不足，对唐代西域经略、唐与吐蕃关系、唐与中亚之关系等问题的研究皆有裨益。墓志拓片和录文见于《洛阳流散唐代墓志续编》，[1] 可资参考。唯有两处需稍作改进，即第4行“因比河南府”应为“因功河南府”；第21行“固□□元之骨”应为“固请阳元之骨”。

一、郭虔瓘家族史事考

郭虔瓘在两《唐书》中有传，但《传》中事迹皆简略不全。这可能和编纂唐玄宗时期史事的实录在安史之乱时焚毁，后修实录记载简略。[2] 以至于对两《唐书》在五代时期和北宋时期修撰时，关于郭虔瓘的生卒年，已经佚失有关。关于其籍贯，两《唐书》都只简单记作“齐州历城”。[3] 志文载：“公讳湛，字虔瓘，其先太原人也。七代祖献，从宋祖平慕容超，留镇广固，因家齐郡临淄。至大祖，世食京廪，因功河南府，今为阳翟颍川乡人焉。”是知，郭虔瓘名湛，以字虔瓘行，两《唐书》本传皆语焉不详。志文言郭虔瓘原籍太原，依《元和姓纂》，知郭氏出自周文王弟虢叔一脉，郡望在汉代有太原郭氏。[4] 志文所谓“虢郭声近，因而氏焉。”恰为其最佳脚注。《古今姓氏书辩证》言东汉大司农郭全本居于太原，入唐后有华阴、昌乐郭氏等。[5] 通过对墓志的解读，结合传世文献可知，郭氏在汉代以降居于太原。

依志文，郭氏因“从宋祖平慕容超”而迁居临淄，那么郭氏家族很可能在西晋永嘉之乱后，迁居南方。此宋祖即南朝宋开国君主刘裕。据《宋书·武帝纪》，东晋义熙五年（409）四月，刘裕率军讨伐南燕慕容超，“六月，慕容超遣五楼及广宁王贺赖卢先据临朐城。既闻大军至，留羸老守广固”。[6]这里的广固同见于志文。是见，七世祖郭献迁居临淄的时间应在义熙五年或稍后。

及至大祖，“因功河南府，今为阳翟颍川乡人焉”。大祖亦即太祖、始祖也，从迁入新居地起算，既有可能为六祖，也有可能为五祖或四祖。就一般情况言，时代越近失载的可能性越小，迁居新地者失载的可能性同样会小于居旧地者。推而论之，这里的大祖应指四祖，乔迁时间应在隋初。曾祖名慎字密，先后担任过青州临淄和兖州任城二任县令，并且袭爵泗水县开国公。临淄终隋一直存在，然兖州在隋炀帝大业二年（606）改称鲁郡。是知，郭慎任县令应在隋文帝时期。祖父名晟字正贵，官至金紫光禄大夫（正三品）、太常卿（正三品），封太原郡开国公（正二品）。本官太常卿职能主要是掌管邦国礼乐、郊庙、社稷之事。[7] 依志文，曾祖慎任职隋朝，则祖父晟任太常卿当在唐初。然而，查郁贤皓、胡可先著《唐九卿考》未见郭晟任太常卿的记载。按《唐九卿考》所列唐初618年至656年任太常卿者共有12人，年代大体相继，唯萧瑀在627~630年和632~634年间曾二度出任太常卿，[8] 中间有缺隙，郭晟任太常卿有可能即在此时，就年龄而论，也合适。

志文：“父讳庆，字善志，皇朝云麾将军、右监门卫将军、义章县开国子。”郭虔瓘父官至云麾将军（从三品上，武散官）、右监门卫将军（从三品，主要掌管诸门禁卫及门籍），封开国县子（正五品上）。

墓主郭虔瓘“初以瀵水左都尉，终于武卫大将军。束发五十年，效官卌政”，五十年军旅生涯，历官四十任。“麟德二年（665），属天下大宁，升中展册。千龄上庆，群后会玉而相趍；二月东巡，君子执干而警卫。公起家左亲府，充辇脚侍奉。”郭虔瓘起家于左亲府。左亲府属唐代十六卫之一。武德七年（624）把亲卫府、勋卫府、翊卫府分为左右府，亲府为左。郭虔瓘应先入仕亲府。唐高宗麟德二年泰山封禅，史籍多有记载。《旧唐书》：“[麟德二年]冬十月戊午，皇后请封禅，司礼太常伯刘祥道上疏请封禅……丁卯，将封泰山，发自东都……十二月……乙卯，命有司祭泰山。”[9] 这次封禅规模很大，“突厥、于阗、波斯、天竺国、罽宾、乌苌、昆仑、倭国及新罗、百济、高丽等诸蕃酋长，各率其属扈从，穹庐毡帐及牛羊驼马，填候道路”。[10] 郭虔瓘与役其事，担任辇脚侍奉。辇脚为用荫的一种，由长安等地出土墓志观之，可见的辇脚用例主要出现于唐高宗、武则天时期。[11] 是以，郭虔瓘是以亲府勋卫以“辇脚侍奉”入仕的。在唐代以卫官入仕，是介于官民之间的一种状态，有候选的意味。[12] 此种恩宠，当与其家族地位显赫不无关系。

据志文，郭虔瓘先后娶过两位夫人，先为“夫人成纪县君新兴秦氏，周济阴太守叔夏之孙，皇朝左卫中郎将基之长女”。秦氏去世后，又娶“继室潞国夫人河南可朱浑氏，皇朝凉州刺史定远之孙，左卫□山府左都尉秀之第二女。”可见，二位夫人皆出自武将之家。

依唐制，五品官的夫人为县君。是知，秦氏是在郭虔瓘担任五品官时去世的。继室为可朱浑氏。可朱浑，又作渴烛浑、可足浑，唐人林宝言：“渴烛浑、可足浑，疑并与可朱浑同随音转耳。”[13]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推行汉化，可朱浑氏改为朱氏，应为来源于辽东的鲜卑部落。[14] 但直到北周时期，可朱浑氏仍然多见于史册，洛阳还发现有东魏武定二年（544）可足浑洛妻叔孙氏墓志。[15] 揆诸本志，足证及至唐代，可朱浑作为姓氏，仍在继续使用，此志是笔者所知时代最晚的用例。可朱浑定远曾担任凉州刺史，任职时间应在太宗、高宗年间。《唐刺史考全编》[16] 未收录此人，可补遗。依唐制，一品文武官之妻为国夫人。郭虔瓘于开元十四年（726）九月二日病逝，享年八十三岁。兹后不久，可朱浑氏亦亡故，于是年“十二月卅日合葬于河南府洛阳县邙山北原”。新近有研究认为郭虔瓘去世于唐玄宗开元前期。[17] 欠安，不可取。

兹简列郭虔瓘世系表如下：

七世祖献（409年或稍后由太原迁居临淄）→六世祖（失载）→五世祖（失载）→四世祖（佚名，隋世由临淄迁居洛阳，故称大祖，即始祖）→曾祖慎（隋文帝时期任青州临淄、兖州任城县令）→祖晟（唐金紫光禄大夫、太常卿）→父庆（唐云麾将军、右监门卫将军）→郭虔瓘。

综上，郭虔瓘家族郡望为太原，当在西晋永嘉之乱时南迁，东晋义熙五年七世祖献随刘裕讨伐南燕慕容超，迁居临淄。至四祖时再由临淄迁居洛阳。在隋唐时期，其祖上自曾祖起数代为官，可称世宦之家。

二、延载元年唐与吐蕃、西突厥之战中的郭虔瓘

志文记载了郭虔瓘一生的历官事迹：“拜都护、大都护、都督、刺史七，将军、大将军九，总管、大总管五，节度副大使、大使八，加拜冠军大将军、御史大夫、上柱国、封潞国公、食邑三千户、实赋百户、同紫微黄门平章兵马事。”

郭虔瓘善战，显赫战绩被归为四端，即“破阿波啜二万帐，克拔汗那十六城，斩同俄特勤，枭吐蕃赞普。”志文所言郭虔瓘破阿波啜事，史无明载。这里的阿波，使人很容易想起西突厥汗国的建立者阿波可汗。[18]阿波可汗名大逻便，阿史那氏，乃突厥汗国木杆可汗之子。关于西突厥汗国建立，学界有不同意见，其中早期占主流的为法国学者沙畹的观点，指汗国的建立者为达头可汗，时当在隋开皇二年（582）。[19] 后来，日本学者松田寿男再予考证，称建立者应为阿波可汗，具体时间应在开皇三年。[20] 此说颇得学术界支持。[21] 可以信从。值得提点的是，“阿波”，在汉文史乘中一般称“可汗”，这里却被称为“啜”。“啜”乃突厥语Čor之音译，为一部之长。[22] 如果将之与阿波可汗勾连，自应在583年称汗之前，而郭虔瓘出生于贞观十八年（644，详后），时代相差甚远，志文中的“阿波啜”与阿波可汗无干，也与阿波所创西突厥汗国无涉，汗国亡于显庆二年（657）。由是以观，对阿波啜的解释，尚需另辟蹊径。

西突厥汗国崩溃后，唐与西突厥之间大规模的征战暂告终止，直到武则天长寿二年（693）。

武则天长寿元年（692），阿史那元庆被酷吏来俊臣诬杀，子俀子逃亡吐蕃。翌年，阿史那俀子被吐蕃立为十姓可汗，同时，西突厥诸部亦共推俀子为汗。武则天延载元年（694）二月：

武威道总管王孝杰破吐蕃勃论赞刃、突厥可汗俀子等于冷泉及大岭，各三万余人。[23]

对这次战役，两《唐书》有着大致相同的记载，如《新唐书·突厥传》载曰：

其明年（即694年），西突厥部立阿史那俀子为可汗，与吐蕃寇，武威道大总管王孝杰与战冷泉、大领谷，破之。[24]

这里的勃论赞刃，在《新唐书·吐蕃传》作“勃论赞”，脱“刃”字，《旧唐书·吐蕃传上》简作“勃论”，[25] 乃禄东赞第五子，亦即吐鲁番出土文书《张怀寂墓志铭》中所见之“贼头跛论”。[26] 依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大事纪年》，此人曾于685年至689年间出兵占领于阗。[27] 在敦煌本吐蕃文《于阗国悬记（Li yul lun-bstan-pa）》中有噶尔·赞辗恭顿（mgar-blon-btsan-nyen-gung-ston），[28] 其中的blon，应为“论”的音译，blon bstan-ñen指的就是勃论赞。[29] 他在统治于阗期间曾于当地建立佛教寺院。[30]

王孝杰在冷泉及大岭打败吐蕃论赞刃、突厥可汗阿史那俀子等各三万多人，大获全胜，勃论赞刃也因此役之败而伏诛。[31]

战争发生地冷泉与大岭，顾祖禹认为前者在焉耆东南，[32] 后者在西宁西境。[33] 杨铭亦主此说。[34] 苏晋仁则将冷泉、大岭考在青海东部。[35] 朱悦梅对二地之所在进行了认真的考证，认为其地皆应在塔里木盆地北沿西段，理由是王孝杰于长寿元年（692）冬十月击破吐蕃，“复取四镇”。如果冷泉和大岭在青海东，则王孝杰从取四镇到长寿三年二月由西域战场赶赴河湟战场并击破吐蕃勃论赞刃与突厥可汗的联军，其间只有14个月时间，而且大多数时间是在严寒的冬季，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36] 此说有一定道理，然而，若将冷泉和大岭都推定在西域，那势必又会带来新的疑问。阿史那俀子被吐蕃立为可汗是在长寿二年（693），从其组织兵马，然后由吐蕃远征西域，最后战于焉耆，于延载元年（694）二月兵败，时间段比王孝杰的14个月还短。既然王孝杰不可能，阿史那俀子也是同样。

有幸的是，郭虔瓘墓志“破阿波啜二万帐”之语恰好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投下了一丝亮光。尽管史书明载王孝杰与吐蕃、突厥战于冷泉、大岭，但王孝杰作为武威道总管，坐镇河西，未必亲临二地。大岭位处青海东，这里是唐军与吐蕃大战的地方，而冷泉则应为突厥与唐军作战的地方，地当焉耆一带。考虑到西突厥汗国于显庆二年（657）年灭亡，而郭虔瓘赴拔汗那税甲马是在武则天久视元年（700）之前（详后），在此期间唐与西突厥之间小规模战事不断，如显庆四年（659）三月，昆陵都护阿史那弥射在双河击杀咄陆可汗之子珍珠叶护，同年十一月，西突厥阿悉结俟斤都曼发动叛乱；调露元年（679）阿史那都支与李遮匐联合吐蕃进攻安西都护府被被裴行俭平定，永淳元年（682）又有阿史那车簿叛乱，被王方翼平定等，但最大战事莫过于延载元年（694）唐与吐蕃、西突厥的战争。将这一因素与郭虔瓘的志文所载郭虔瓘“破阿波啜二万帐”一事结合起来看，笔者觉得最大的可能是，王孝杰亲自指挥了唐军与吐蕃在青海东的战事，而郭虔瓘则指挥了唐军与突厥在焉耆的战事，郭虔瓘的对手不是突厥可汗阿史那俀子，而是其属下的“阿波啜”。《新唐书·突厥传》载：

其别部典兵者曰设，子弟曰特勒，大臣曰叶护，曰屈律啜、曰阿波、曰俟利发、曰吐屯、曰俟斤、曰阎洪达、曰颉利发、曰达干，凡二十八等，皆世其官而无员限。[37]

可以看出，阿波为突厥，而啜同为突厥官号。将不同官号连缀为人名，在突厥中是很常见的。如，陪葬昭陵的突厥贵族李思摩妻延陁氏墓志即记载：“曾祖莫贺啜颉筋、祖莫汗达官、父区利支达官。”[38] 其中，“啜颉筋”为啜（Čor）+俟斤（Irkin）之音译，二者皆官号；区利支达官为屈律啜（KülČor）+达干（Tarqan）之音译，[39] 其名同样由两个官号组成，其构成与阿波啜完全一致。是证，阿波啜必为突厥将军之名称也。

由于郭虔瓘属王孝杰部下，其功被记于王孝杰名下是符合常理的。否则，延载元年之战就很难理解。况且，史载王孝杰破吐蕃、突厥各三万余人，而墓志载郭虔瓘破突厥“二万帐”，二者间存在着明显的可供比对的空间。关于郭虔瓘的军旅生涯，薛宗正根据史料认为郭虔瓘成名在唐中宗神龙时期。[40] 根据墓志来看，郭虔瓘在武则天时期已经声名雀跃，郭虔瓘墓志的出土为我们提供了其早期的军事生涯的相关事迹。

三、郭虔瓘履任北庭都护行实

延载元年之战，勃论赞刃以战败而伏诛，阿史那俀子却以突厥可汗之特殊身份幸免于难。据敦煌本吐蕃文《大事纪年》，延载元年之后阿史那俀子在吐蕃帮助下返回西域，在武则天久视元年（700）以后，继续在拔汗那掌权。[41]

拔汗那，即今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交界地区之费尔干纳（Ferghāna），位于锡尔河上游。武则天久视元年（700），郭虔瓘赴拔汗那税甲马，引起不满，阿史那俀子联合吐蕃袭扰四镇。郭虔瓘率军抄其后路，攻破十六城，占领了阿史那俀子在中亚的大本营。阿史那俀子的战败，不知所终。此即墓志所谓之“克拔汗那十六城”。关于这一问题，已有专文叙述，[42] 此不复赘。

至于郭虔瓘斩后突厥王子同俄特勤事，两《唐书》本传佥载，《新唐书》卷133本传载：

开元初，录军阀，迁累右卫骁将军，兼北庭都护、金山道副大总管。明年，突厥默啜子同俄特勒围北庭，虔瓘饬垒自守。同俄单骑驰城下，勇士狙道左突斩之。虏亡酋长，相率丐降，请悉军中所资赎同俄死，闻已斩，举军恸哭去。虔瓘以功授冠军大将军、安西副大都护，封潞国公。

两《唐书》玄宗纪亦有大体相同的记载。

前文已经提及，开元元年（713），大食兵逼锡尔河，西突厥胡禄屋部首领都担叛唐归附之，同时，后突厥兵亦发兵攻西域，占领庭州东部重镇蒲类县（今新疆奇台县城东北墩古城），[43] 对唐朝在西域的势力，尤其是对北庭构成了严重威胁。开元二年（714），北庭大都护阿史那献亲率西突厥精骑西征叛附大食的胡禄屋部，北庭都护郭虔瓘率领汉军精锐坚守庭州，伊吾军使郭知运守柳中。当年，后突厥王子同俄特勤率军来犯，郭虔瓘率副将郭知运等以攻为守，大败突厥，斩杀同俄特勤。突厥既败，进攻柳中的吐蕃兵亦接踵而退，柳中遂得解。[44] 这场战争，进行得非常艰苦。根据1912年吐鲁番阿斯塔纳唐墓出土写本《李慈艺授勋告身》有如下记载：

瀚海军破河西阵、白涧阵、土山阵、双胡丘阵、伍里堠阵、东胡祆阵等总陆阵，准开元三年三月廿二日  敕，并于凭洛城与贼斗战，前后总叙陆阵，比类府城及论台等功人叙勋，则令递减，望各酬勋拾转。[45]

当时郭虔瓘率领瀚海军，先通过河西阵、白涧阵等六阵，击破后突厥，接着又在凭洛城“与贼斗战”，前后历经十六阵，终于击破突厥的进攻。对这次战役，突厥卢尼文碑铭《阙利啜碑》西面第11—12行也有记载：

Bašbalïqdatort s[üŋüš s]üŋüšdükdäküličoplayutägip, bulɣayu …[tab]ɣačqabunčasüŋüšüpalpïnärdämïnüčünkübunčatutdï.

在北庭的四次战役中，阙利啜冲乱了（敌人）……他由于……与唐朝多次作战用用顽强而声名大振。[46]

看来，唐玄宗开元二年的北庭之战艰苦卓绝而又影响巨大。

志文所载“枭吐蕃赞普”事，当有夸张成分。唐玄宗开元二年（714）以后，唐与吐蕃战争频繁，其中，开元三年的战事明确提到郭虔瓘：

[开元]三年二月，郭虔瓘为北庭都护，累破吐蕃及突厥默啜，斩获不可胜计，以其俘来献。玄宗置酒劳之，及将士等并赐帛。手诏谓曰：“虔瓘心蕴六奇，折冲千里，追奔迈于三搜，受降逾于万计，建功若此，朕实嘉之。”[47]

唐玄宗开元四年（716）正月乙酉，“陇右节度使郭虔瓘奏，奴石良才等八人皆有战功，请除游击将军”。[48] 可见郭虔瓘之部下石良才等八人在开元三年之战中皆立有战功。此后至726年郭虔瓘病逝，唐蕃战事虽多，但均不曾提及郭虔瓘，更无吐蕃赞普被杀之事。自705年至755年，吐蕃赞普一直是赤德祖赞，当无可疑。郭虔瓘志文记载杀吐蕃赞普之事，则属可疑，有夸大之嫌。

对于开元三年之战事，刘安志先生有如下评述：

郭虔瓘身为北庭都护，驻防北庭，破东突厥默啜实有其事，破吐蕃则于史无征。所谓“累破吐蕃”，可能是指郭知运率伊、西二州军队南下御吐蕃之事，因为当时伊、西等州兵由郭虔瓘统辖，郭知运是其麾下，战功显然由主帅郭虔瓘统一申报，所以才会出现郭虔瓘破吐蕃之记载。[49]

揆诸墓志，郭虔瓘“破阿波啜二万帐”事被记于王孝杰名下，推而论之，郭知运作为属下，其破吐蕃战功由主帅郭虔瓘统一申报也是于理可通的。

四、郭虔瓘履任安西大都护行实及其与拔汗那局势之关联

继郭虔瓘在北庭获得针对东突厥、吐蕃的大捷后，北庭大都护阿史那献于开元二年三月讨平西突厥胡禄屋部的叛乱。四月初二日，玄宗颁诏嘉奖，郭虔瓘官拜“冠军大将军，行右骁卫大将军”，[50] 又“封郭虔瓘为太原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封郭知运为介林（休）县开国公，食邑一千户，以赏功也”。[51] 同月初四，再颁诏，“以虔瓘为左骁卫大将军，知运为右骁卫将军，并赐衣、带等物”。[52] 此战之后，唐朝意为边疆暂时无虞，加上郭虔瓘与主政西域的西突厥首领阿史那献矛盾较深，故而唐玄宗决定调遣郭虔瓘东归，故而于七月壬寅颁诏，“以北庭都护郭虔瓘为凉州刺史、河西诸军州节度使”。[53] 郭虔瓘受命主持河西，加强对吐蕃的防御，原凉州都督杨执一转任原州都督。由于斯时有大批西突厥部落投奔庭州降唐，郭虔瓘一直忙于对他们的安抚与处置，一直未能赴凉州履任，唐政府顺水推舟，收回成命，郭虔瓘、杨执一依旧各守原任。[54]

唐玄宗开元三年（715）二月，郭虔瓘入朝献俘，“玄宗置酒劳之，及将士等，并赐帛”。[55] 亲自撰写诏书予以嘉勉，留之不遣，意在另委重任。《资治通鉴》载：“[玄宗开元三年]三月，胡禄屋酋长支匐忌等入朝。上以十姓降者浸多，夏，四月，庚申，以右羽林大将军薛讷为凉州镇大总管，赤水等军并受节度，居凉州；左卫大将军郭虔瓘为朔州镇大总管，和戎等军并受节度，居并州，勒兵以备默啜。”[56]《册府元龟》亦载：“[开元三年]夏四月庚申……虔瓘可持节充朔州镇大总管，和戎、大武及并州以北，缘边州军并受节度。”[57] 看来，玄宗是有意安排左卫大将军、北庭都护郭虔瓘主兵并州，负责讨伐后突厥汗国（682—745）默啜事宜。但此时由于西域形势骤变，默啜以郭虔瓘离任，意为有机可乘，遂于开元三年（715）四月“发兵击葛逻禄、胡禄屋、鼠尼施等，屡破之。玄宗乃敕北庭都护汤嘉惠、左散骑常侍解琬发兵救之。五月，又敕嘉惠等与三姓及定边道大总管阿史那献互相应援。”[58] 战争进行得非常艰苦，直到七月份方结束。[59] 在此情况下，郭虔瓘又一次与新任命失之交臂。

郭虔瓘未能赴并州履任，表面原因似乎在于默啜发动了对西域的进攻，但这并非根本，因为唐玄宗东调郭虔瓘的主因就在于对付默啜，意欲彻底剪除之。以此策略计之，默啜是否对西域展开攻击，并不会对郭虔瓘的并州差使造成重大影响，因为命郭虔瓘坐镇并州正是冲着默啜大本营而去的。默啜进攻西域，后方空虚，郭虔瓘正好可乘虚而入，夺其漠北巢穴。是以，笔者认为，郭虔瓘之改任，应另有原委。唐玄宗开元三年（715），大食倭玛亚王朝军已占领锡尔河流域部分区域，对唐军在西域的存在构成了巨大威胁。唐政府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不得不收回成命，继续由郭虔瓘主兵西域，毕竟在唐军高级将领中，只有他对拔汗那的情况最为谙熟，毕竟他在拔汗曾有那有税甲马之活动，并有“破拔汗那十六城”之功业。

关于大食军在拔汗那的存在，慧超《往五天竺国传》有明确记载：

跋贺那国，有两王，缚又大河当中西流。河南一王属大寔，河北一王属突厥所管。土地亦出驼骡羊马叠布之类，衣着皮裘叠布，食多饼麨，言音各别，不同余国。不识佛法，无有寺舍僧尼。[60]

其中的“缚又”为“缚叉”之误，缚叉亦即《大唐西域记》“缚刍”，[61] 乃vaksa（瓦赫什河）之音译。[62] 瓦赫什河乃阿姆河（Amu-Daria）北面发源于阿赖山的支流，被视为阿姆河的正源，故而古雅利安以之称呼阿姆河。[63] 然而，慧超所言之河应为锡尔河（SyrDarya，又作Jaxartes）而非瓦赫什河。正如张毅先生笺注《往五天竺国传》“跋贺那国”条所言：“此处恐慧超记载有误，流经该处之大河为药杀水，即锡尔河。”[64] 慧超经过的跋贺那地区位于锡尔河上游，毗邻阿姆河发源地帕米尔高原或者瓦赫什河发源地阿赖山，导致慧超产生误会，用阿姆河名字Vaksa（缚叉）来称呼锡尔河上游了。

慧超言拔汗那国位于瓦赫什河（其实是锡尔河）以南者属大食，河北属突厥。慧超于723年至727年间西行印度求法，在此之前，大食帝国呼罗珊总督（杜环《经行记》称“大食东道使”[65]）屈底波（Qutayba）于开元元年（713）兵逼锡尔河，至715年已占领锡尔河流域大片领土。[66] 阿拉伯、波斯史料对此也有记载，正可与慧超的记载相印证。

唐玄宗开元三年（715）十月十八日，郭虔瓘官拜“右羽林大将军兼安西大都护、四镇经略大使、上柱国、太原郡开国公郭虔瓘，忠壮超伦，智谋绝等……可晋封潞国公，食邑三千户，仍赐实封一百户，余并如故。”[67] 说明郭虔瓘至迟于开元三年十月已升任安西大都护，与北庭大都护阿史那献分庭抗礼。

郭虔瓘和阿史那献二人本来关系不睦，在对待突骑施的问题上，意见也相左，郭虔瓘主张安抚，而阿史那献则主张讨伐，二人各自上书朝廷，表述自己的主张。《册府元龟》载：

开元五年六月，突骑施酋长苏禄潜窥亭障，安西东（都）护郭虔瓘及十姓可汗阿史那献皆反侧不安，各以表闻。乃遣使赍玺书慰喻之，并降书谓虔瓘及献曰：“……史献一十姓酋长，先拜可汗。一方黎庶共知。所属突骑施部落，虽云稍众，当应履信思顺，安可恃力争高。虔瓘顷将嘉言，且以忠道，此际尤资，史献未可即来入朝。苏禄先是大将军，未经制命，今故遣左武卫翊府中郎将王惠充使，宣我朝恩，册为国公，令职朝序，并赐物二千段及器物等。务于绥怀得所，不欲征讨示威。”[68]

从唐玄宗敕书看，郭的主张被视作“忠道”、“嘉言”，值得“尤资”，固有“当应履信思顺，安可恃力争高”之言，对郭虔瓘所主张的安抚并倚重突骑施可汗苏禄之策予以支持，从后来西域情势的发展看，这一主张对于阻遏大食势力的进一步东进起到了关键作用。

715年，倭玛亚王朝哈里发瓦利德一世（Khalid ibn al-Walid）亡，苏莱曼（Sulaymān）继立，屈底波失势，铤而走险，发动兵变，被杀。721~722年间，屈底波旧将赛义德（Sa‘id b ‘Amr al-Harashi）被任命呼罗珊总督。723年，其职位由木思里穆（Muslim ibn Sa'id al-Kilabi）取代。翌年，大食军在锡尔河北岸击败突骑施苏禄汗军队。嗣后，拔汗那位处锡尔河南者由大食呼罗珊总督统治，河北岸依然归突厥系突骑施势力。[69] 其状与慧超的记载可互证。看来，自715年至8世纪20年代，锡尔河长期充任突骑施苏禄与大食势力的分界线，[70] 大食军未能继续越过锡尔河流域向东方推进，突骑施成为遏制其前进步伐的中流砥柱。这些说明郭虔瓘主张倚重突骑施以对抗大食帝国的方略是正确的，也是行之有效的。 

五、郭虔瓘历官事迹辨析

综上可以看出，郭虔瓘英勇善战，在与突厥、吐蕃、拔汗那等国的战争中军功卓著，而且谋略超人，借突骑施以抗大食，取得良好效果，故而受到朝廷特别的优待，志文记载道：“皇帝嘉公大勋，前后制使，送敕书二百卌八，并赐袍带、金银器物、口马鹰狗等，有倍其数。自元勋佐命，立功异域，亦无以过也。公以日暮途远，知止不殆，固请阳元之骨，以归充国之老。有制优许，禄俸等并令全给。”

史书、志文罗列郭虔瓘官职甚多，《旧唐书》卷103本传对其历官事迹有如下记载：“开元初，累迁右骁卫将军，兼北庭都护。二年（714）……拜冠军大将军，行右骁卫大将军。”在此之前，郭虔瓘已拥有“云麾将军、检校右骁卫将军，兼北庭都护、瀚海军经略使、金山道副大总管、招慰营田等使、上柱国、太原县开国子”之官职。

其中的北庭都护需予以特别说明，北庭都护府与北庭大都护府属于不同的军府建置。据《唐六典》：“大都护府：大都护一人，从二品；副大都护二人，从三品；副都护二人，正四品上……上都护府：都护一人，正三品。”[71]《新唐书·百官志》有同载。北庭都护府属上都护府，长官称都护，官阶正三品，而北庭大都护府的主政长官是官阶从二品的大都护。《资治通鉴》卷207载：“[长安二年（702）]十二月……戊申，置北庭都护府于庭州。”[72] 郭虔瓘任北庭都护的时间，两《唐书》本传皆言唐玄宗开元元年（713），但唐中宗景龙四年（710）五月十五日唐中宗李显颁发的《北伐制》中却有这样的话头：

北庭副都护郭虔瓘、安处哲等，怀才抱器，蓄鋭俟时，惯习军容，备知边要，并可为副大总管，领瀚海、北庭、碎叶等汉兵，及骁勇健儿五万骑。[73]

这说明，至迟在景龙四年，郭虔瓘已充任北庭副都护，受命为北伐西路军副大总管。这次北伐尽管未能付诸实施，但这段文字说明郭虔瓘斯时已任北庭副都护，为正四品上。《册府元龟》卷133《帝王部·褒功二》载：“[开元]三年二月，郭虔瓘为北庭都护”。[74] 领云麾将军、检校右骁卫将军，兼翰海军经略使、金山道副大总管、招慰营田等使、上柱国、太原县开国子等官衔与爵号。[75] 唐玄宗开元三年（715）十月，郭虔瓘擢升安西大都护。质言之，唐中宗景龙四年五月至唐玄宗开元三年二月，郭虔瓘任北庭副都护，开元三年二月升任北庭都护，直至开元三年十月。《新唐书》卷133本传言郭虔瓘“开元初，录军阀”，则属于明显的误记。

在郭虔瓘所历官职中有“同紫微黄门平章兵马事”，此为不常见官职，不见于邱树森主编《中国历代职官辞典》，陈国灿、刘健明主编《全唐文职官丛考》有《卢怀慎身兼何职》一目，[76] 提到卢怀慎曾任“黄门监”，但未及考证。《新唐书·卢怀慎传》载：“开元元年，进同紫微黄门平章事。”[77] 门下源于黄门之下，黄门为宫廷内殿之门。据载，唐开元元年（713）改中书省为紫微省，门下省为黄门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改称同紫微黄门平章事。开元五年（717年）复旧称。[78] 郭虔瓘获“同紫微黄门平章兵马事”之职，抑或体现了玄宗君臣对其军事才能的肯定。

在郭虔瓘一生历官甚多，墓志铭文总结为“九拜将军，五迁都护。四为元帅，八居节度”，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安西大都护、安西副大都护。《唐大诏令集》卷63收录有苏颋执笔《加郭虔瓘食实封制》，曰：

右羽林大将军兼安西大都护、四镇经略大使、上柱国、太原郡开国公郭虔瓘，忠壮超伦，智谋绝等……可晋封潞国公，食邑三千户，仍赐实封一百户，余并如故。[79]

该制文署明日期为开元三年十月十八日，足证斯时郭虔瓘已履安西大都护之职。次年正月，唐政府调整西域边防措施，玄宗第三子陕王李亨“升为安西大都护、安抚河西四镇诸番大使，以安西都护虔瓘为之副……诸王遥领节度自此始。”[80]《旧唐书》卷103本传亦载：“虔瓘俄转安西副大都护、摄御史大夫、四镇经略安抚使，进封潞国公，赐实封一百户。”[81] 同时，郭虔瓘还兼任陕王府长史、安抚河西四镇诸番副大使之职。[82]

在陕王遥领安西大都护之前，阿史那献身兼“招慰十姓兼四镇经略大使、定远道行军大总管、北庭大都护、瀚海军使、节度巴（已）西诸蕃国、左骁卫大将军摄鸿胪卿、上柱国、兴昔[亡]可汗”[83] 等多种要职，权力很大，统领整个西域军政。陕王任安西大都护，势必会对阿史那献形成制约。从表面上看，郭虔瓘的职务由正降为副，实则仍为主持“安西讨击”的主帅，代行陕王的安西大都护之权。如是，则北庭大都护自然受制于郭虔瓘。郭职务不降反升，并非“官职骤降”[84] 那么简单。这与当时西域局势的变化息息相关，意在对阿史那献有所牵制。[85]

关于郭虔瓘最后的任官和卒年，两《唐书》本传记载略有不同。《旧唐书》记载：“寻迁右威卫大将军，以疾卒。其后，又以张嵩为安西都护以代虔瓘。”《新唐书》亦载“卒军中。以张孝嵩为安西副都护”。二本传皆言郭虔瓘卒于军中，故而学界每每断言郭虔瓘卒于开元五年。[86] 然而，郭虔瓘墓志载：“奄以开元十四年九月二日遘疾薨于京大宁之私第。”大宁之名又见于《唐嘉会墓志铭》：“粤以大唐仪凤三年（678）正月六日薨于西都大宁里之官舍，春秋六十有五。”[87]《韦承庆墓志铭》亦有“粤以神龙二年十一月十九日寝疾薨于京师万年县大宁里第”之语。[88] 说明郭虔瓘墓志中的“京大宁之私第”在长安万年县（今陕西长安县）之大宁里。郭虔瓘开元十四年（726）九月二日病逝于长安，后归葬洛阳。享年八十三岁，则其当生于唐太宗贞观十八年（644）。是证，两《唐书》对其卒年的记载是有误的。薛宗正根据两《唐书》记载推测郭虔瓘在唐玄宗开元初去世。[89]

那么，郭虔瓘是何时致仕并离开西域返回长安的，史无所载。《册府元龟》载：

开元五年六月，突骑施酋长苏禄潜窥亭障，安西东（都）护郭虔瓘及十姓可汗阿史那献皆反侧不安，各以表闻。[90]

说明，截止开元五年（717）六月，郭虔瓘尚在安西副大都护任上，但次月情况就发生了变化，《新唐书·突厥传》曰：

[开元五年七月]，方册拜突骑施都督车鼻施啜苏禄为顺国公，而突骑施已围拨换、大石城，将取四镇。会嘉惠拜安西副大都护，即发三姓葛逻禄兵与献共击之。[91]

《资治通鉴》卷211玄宗开元五年（717）七月条也有大致相同的记载。这些记载足以说明，汤嘉惠于开元五年七月已接任安西副大都护之职。关于汤嘉惠于唐玄宗开元五年担任安西副大都护，和薛宗正意见同。[92] 说明郭虔瓘已于是年七月离任。郭虔瓘的最后职衔为安西副大都护，由于唐玄宗时期以亲王遥领大都护，而郭虔瓘则以副职身份实际管控着安西大都护府。

（本文初稿完成于2017年底，2018年8月在甘肃省博物馆主办，陕西师范大学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敦煌研究院敦煌文献研究所协办的“历史文献与考古遗存的互证——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宣读。3个月后，毛阳光著《洛阳流散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出版，收有《郭虔瓘墓志》，不仅有录文，更有清晰图版；大体同时，薛宗正撰《郭虔瓘生平辑考》发表。今遵《西域研究》编辑部意见，参考二者对拙文进行修订，主要是删除了图版和录文，并对薛宗正先生大作合理吸收以避免内容的重叠。这里谨对匿名评委和编辑部同仁认真负责的态度表示敬意与感谢）

作者简介：王庆昱（1985- ），男，河南商丘人，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讲师；杨富学（1965- ）男，河南邓州人，敦煌研究院人文研究部研究员，陇东学院特聘教授，西北民族大学兼职教授，兰州大学兼职教授，博导。

注释：

[1]毛阳光：《洛阳流散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一〇一《郭虔瓘墓志》，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8年，第204~205页。

[2][英]杜希德著，黄宝华译《唐代官修史籍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22~124页。

[3]《旧唐书》卷103《郭虔瓘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187页；《新唐书》卷133《郭虔瓘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543页。

[4]  [唐]林宝撰，岑仲勉校记，郁贤皓、陶敏校《元和姓纂》卷10“十九铎郭氏条”，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1547页。

[5]  [宋]邓名世撰，王力平校《古今姓氏书辩证》，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601页。

[6]《宋书》卷1《武帝纪上》，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5页。

[7]  [唐]李林甫等撰，陈仲夫校《唐六典》卷64《太常寺》，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394页。

[8]郁贤皓、胡可先：《唐九卿考》，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55~62页。

[9]《旧唐书》卷4《高宗纪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87页。

[10][北宋]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卷36《帝王部·封禅第二》，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393页。

[11]李永：《洛阳新出唐李孟德墓志研究》，苗长虹主编《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第6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41页。

[12]孙正军：《官还是民：唐代三卫补吏称“释褐”小考》，《复旦学报（社科版）》2013年第4期，第41页。

[13] [唐]林宝撰，岑仲勉校记，郁贤皓、陶敏校《元和姓纂》卷6“十二蟹可足浑氏条”，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965页。

[14]姚薇元：《北朝胡姓考》，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年，第226~229页。

[15]章红梅：《“可足浑氏”考辨》，《北方文物》2018年第1期，第88~90页。

[16]郁贤皓：《唐刺史考全编》卷39《凉州（武威郡）》，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465~481页。

[17]薛宗正：《郭虔瓘生平辑考》，《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科版）》2018年第4期，第93页。

[18]也有人认为阿波可汗为东突厥分裂出来的小可汗，“阿波系政权与西突厥汗国是两个不同的政权……西突厥汗国是室点密系射匮可汗去住了东突厥阿波系处罗可汗之后建立的突厥政权”，见吴玉贵：《西突厥新考——兼论〈隋书〉与〈通典〉两〈唐书〉之“西突厥”》，《西北民族研究》1988年第1期，第130页。

[19]  É. Chavannes, Documents sur les Tou-Kiue Turcs Occidentaux, Librairied’ Amérique etd ’Orient Adrien Maisonneuve, Paris, 1903, p. 220；[法]沙畹著，冯承钧译《西突厥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246页。

[20]松田壽男：《西突厥王庭考》，《史学雜誌》第40卷第1號，1929年，第51、63頁（收入氏著《古代天山の歷史地理学的研究》，東京：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70年，第252、260頁）。

[21]內田吟風：《西突厥初世史の研究》，載氏著《北アジア史の研究——鮮卑柔然突厥篇》，京都：同朋舍，1975年，第448~450頁；王譞：《阿波可汗是西突厥汗国的创始者——兼论突厥汗国的分裂与西突厥汗国的形成》，《历史研究》1982年第2期，第24~28页。

[22]G.Clauson, An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Pre-Thirteenth-Century Turkish, London, 1972, p. 427.

[23]《资治通鉴》卷205则天后延载元年（694）二月条，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493页。

[24]《新唐书》卷215下《突厥传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065页。

[25]《旧唐书》卷169上《吐蕃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223页。

[26]黄文弼：《吐鲁番考古记》，北京：科学出版社，1954年，图版五八图60；侯灿、吴美琳：《吐鲁番出土砖志集注》，成都：巴蜀书社，2003年，第596页；戴良佐编著《西域碑铭录》，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99页。

[27]森安孝夫：《吐蕃の中央アジア進出》，《金沢大学文学部論集·史学科篇》第4號，1984年，第17頁。

[28]  R. E. Emmerick, Tibetan Texts concerning Khota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7, p. 58.

[29]森安孝夫：《吐蕃の中央アジア進出》，《金沢大学文学部論集·史学科篇》第4號，1984年，第20頁。

[30]  F. W. Thomas, Tibetan Literary Texts and Documents concerning Chinese TurkestanPart I, London:Royal Asiatic Society, 1935, p. 125, note 6; 佐藤長：《古代チベツト史研究》，东京：同朋舍，1977年，第321~322頁。

[31]王忠：《新唐书吐蕃传笺证》，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年，56页；LiFang-kuei, Notes on Tibetan Sog,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Vol. 3, 1958, pp. 141-142; 佐藤長：《古代チベツト史研究》，东京：同朋舍，1977年，第354、358~358頁。

[32][清]顾祖禹撰，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卷65“冷泉”条，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3065页。

[33][清]顾祖禹撰，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卷64“大岭城”条，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3016页。

[34]杨铭：《唐代吐蕃与西域诸族关系研究》，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4~15页。

[35]苏晋仁：《蕃唐噶尔（论氏）世家》（下），《中国藏学》1991年第4期，第93页。

[36]朱悦梅：《吐蕃王朝历史军事地理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65页。

[37]《新唐书》卷215上《突厥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6028页。

[38]胡蓉、杨富学：《长安出土〈统毗伽可贺敦延陁墓志〉考释》，《青海民族研究》2017年第1期，第116页。

[39]胡蓉、杨富学：《长安出土〈统毗伽可贺敦延陁墓志〉考释》，《青海民族研究》2017年第1期，第117页。

[40]薛宗正：《郭虔瓘生平辑考》，《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科版）》2018年第4期，第85页。

[41]Luciano Petech, Glosseagli Annali di Tun-huang, Rivistaagli Studi Orientali XLII, 1967, p. 270.

[42]冯小琴、杨富学：《洛阳新见墓志所谓郭虔瓘“破拔汗那十六城”考实》，《宁夏社会科学》2019年第3期，第167~170页。

[43][唐]李吉甫著，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卷40《庭州·蒲类县》，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034页。

[44]薛宗正：《安西与北庭——唐代西陲边政研究》，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87页；薛宗正：《北庭历史文化研究——伊、西、庭三州及唐属西突厥左厢部落》，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57~258页。

[45]  罗福苌：《沙州文录》附录，上虞罗氏甲子仲冬编印本，收入《罗雪堂先生全集》第四编第12册，台北：大通书局，1972年，第5845页；王国维：《观堂集林》卷17，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877页；小田義久：《唐代告身の一考察——大谷探検队将来李慈芸及び张懐寂の告身を中心として》，《東洋史苑》56號，2000年，第6页；陈国灿：《〈唐李慈艺告身〉及其补阙》，《西域研究》2003年第2期，第41页。

[46]Talat Tekin,A Grammar of Orkhon Turkic (Uralicand Altaic Series Vol. 69), Indiana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Mouton and Co.,1968, pp. 257, 293; 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79页。

[47][北宋]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卷133《帝王部·褒功二》，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607页。

[48]《资治通鉴》卷211玄宗开元四年（716）正月乙酉条，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715页。

[49]刘安志：《伊西与北庭——唐先天、开元年间西域边防体制考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6辑，武汉大学文科学报编辑部出版，2010年，第160页。

[50][唐]苏颋：《授郭虔瓘右骁卫大将军等制》，《全唐文》卷25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123~1124页。

[51][北宋]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卷128《帝王部·明赏二》，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533页。

[52][唐]李隆基：《封郭虔瓘、郭知运制》，《全唐文》卷2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01页。

[53]《资治通鉴》卷211唐玄宗开元二年七月壬寅条，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703页。

[54]薛宗正：《北庭历史文化研究——伊、西、庭三州及唐属西突厥左厢部落》，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58页。

[55][北宋]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卷133《帝王部·褒功二》，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607页。

[56]《资治通鉴》卷211唐玄宗开元二年三月条，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710页。

[57][北宋]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卷119《帝王部·选将》，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428页。

[58]《资治通鉴》卷211唐玄宗开元三年三月条，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710页。

[59]薛宗正：《北庭历史文化研究——伊、西、庭三州及唐属西突厥左厢部落》，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58页。

[60]桑山正進編：《慧超往五天竺國傳研究》，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92年，第24頁；慧超著，张毅笺释：《往五天竺国传笺释》，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30~131页。

[61][唐]玄奘、辩机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卷1，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9页。

[62]  P. Pelliot, Les nomspropresdans les traductionschinoises du Milindapañha, Journal Asiatique, 1914 Sept. – Oct., p. 409.

[63]W.Barthold, Turkestan Down to the Mongol Invasion, London, 1928, p. 65.

[64]慧超著，张毅笺释：《往五天竺国传笺释》，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31页。

[65][唐]杜佑著，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193《大食》引杜环《经行记》，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5280页。呼罗珊总督领属范围甚广，伊朗东部、布哈拉撒马尔罕、拔汗那、土库曼斯坦、阿富汗等地，皆归其管辖。

[66]H. A.R. Gibb, The Arab Conquets in CentralAsia, New York: AMS Press, 1923, pp. 47-53.

[67] [宋]宋敏求编，洪丕谟等点校《唐大诏令集》卷63，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349页。

[68][北宋]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卷157《帝王部·诫励二》，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902页。

[69]  B. A. Litvinsky, 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Central Asia, Vol. III: The crossroads ofcivilizations: A. D. 250 to 750,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Publisher, 1999, p.460; 前嶋信次：《東西文化交流の諸相》，东京：誠文堂新光社，1971年，第159頁。

[70]Emel Esin,Tabari’s report on the warfare with Turgish and the testimony of eighth century Central Asian art,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xvii, 1973, pp. 130-148; 桑山正進編：《慧超往五天竺國傳研究》，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92年，第173頁。

[71][唐]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30，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754页。

[72]《资治通鉴》卷207则天后长安二年（702）十二月戊申条，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561页。

[73][宋]宋敏求编，洪丕谟等点校《唐大诏令集》卷130《命吕休璟等北伐制》，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705页。

[74][北宋]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卷133《帝王部·褒功二》，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607页。

[75]《旧唐书》卷103《郭虔瓘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188页。

[76]陈国灿、刘健明主编《全唐文职官丛考》有《卢怀慎身兼何职》一目，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45页。

[77]《新唐书》卷126《卢怀慎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417页。

[78]《资治通鉴》卷211玄宗开元元年（713）十二月庚寅条，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692页；[唐]杜佑著，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21《职官三》，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544~545页。

[79] [宋]宋敏求编，洪丕谟等点校《唐大诏令集》卷63，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349页。

[80]《资治通鉴》卷211玄宗开元四年（716）正月丙午条，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715~6716页。

[81]《旧唐书》卷103《郭虔瓘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188页。

[82] [宋]宋敏求编，洪丕谟等点校《唐大诏令集》卷35《郯王嗣直安北大都护等制》，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52页。

[83]  [宋]李昉等编《文苑英华》卷417苏颋《授阿史那献特进制》，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第2112页。

[84]薛宗正：《北庭历史文化研究——伊、西、庭三州及唐属西突厥左厢部落》，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61页。

[85]盖金伟：《论北庭大都护阿史那献与郭虔瓘之争：以唐代西域军政管理模式为中心》，《昌吉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第71~72页。

[86]伊濑仙太郎：《中国西域经营史研究》，东京：岩南堂书店，1955，第314页；薛宗正：《安西与北庭——唐代西陲边政研究》，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98页；盖金伟：《论北庭大都护阿史那献与郭虔瓘之争：以唐代西域军政管理模式为中心》，《昌吉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第71~72页。

[87]张沛编著《昭陵碑石》，西安：三秦出版社，1993年，第195页。

[88]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421页。

[89]薛宗正：《郭虔瓘生平辑考》，《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科版）》2018年第4期，第93页。

[90][北宋]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卷157《帝王部·诫励二》，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902页。

[91]《新唐书》卷215下《突厥传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065页。

[92]薛宗正：《郭虔瓘生平辑考》，《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科版）》2018年第4期，第93页。

编按：本文原刊《西域研究》2020年第1期，第108~119页，引用请参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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