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富学 | 《张淮深变文》所见“破残回鹘”来源考
摘要：回鹘及其先民在敦煌及周边地区的活动由来已久。唐太宗贞观六年（632年），有契苾部6千余家在契苾何力的率领下从焉耆来到沙州，被唐朝安置在甘、凉二州，后来又有仆固、思结、回纥、浑部自漠北一带迁徙至河西地区。840年，漠北回鹘汗国崩溃，更有大批回鹘部落投奔河西走廊及西域地区。在敦煌出土的汉文写本P. 3451《张淮深变文》中，详细记载了“残破回鹘”入侵瓜沙归义军政权事。回鹘的入侵计有二次，其一为咸通十一年（870年）九月，其二为咸通十六年（875年）正月，均为归义军节度使张淮深所败，二次战役均发生于西桐海，即今敦煌西南阿克塞哈萨克自治县的苏干湖。关于这支回鹘的来源，学界有多种意见，有的认为来自安西回鹘，有的认为来自甘州回鹘。本文通过考证，认为这些“残破回鹘”其实应是来自西州回鹘系统的纳职（今新疆哈密四堡拉甫却克古城）回鹘。
关键词：张淮深变文；敦煌；回鹘；归义军；西桐海
根据新旧《唐书》和《资治通鉴》等史料的记载，契苾、仆固、思结、浑等回鹘“外九姓”部落都曾在沙州一带有所活动。据载，回鹘族分为内九姓和外九姓。内九姓为组成回鹘部落的九个氏族，“一曰药罗葛，即可汗之姓；二曰胡咄葛；三曰咄罗勿；四曰貊歌息讫；五曰阿勿嘀；六曰葛萨；七曰斛嗢素；八曰药勿葛；九曰奚耶勿。”[1] 外九姓则为组成回鹘部落联盟的九个部落，“一曰回纥；二曰仆固；三曰浑；四曰拔曳固；五曰同罗；六曰思结；七曰契苾。以上七姓部，自国初以来，著在史传。八曰阿布思；九曰骨仑屋骨。恐此二姓天宝后始与七姓齐列。”[2] 契苾、思结、浑均为早期加入回鹘部落联盟的成员。
唐太宗贞观六年（632年），有契苾部6千余家在契苾何力的率领下从焉耆来到沙州，被唐朝安置在甘、凉二州。《旧唐书》卷一○九《契苾何力传》载：
契苾何力本为铁勒人，乃契苾部首领莫何可汗契苾歌楞之孙，在漠北威望素著。原居于土拉河以南，今蒙古国布尔汗省南部、中央省西部一带，后内附。至于其所率内附的人数，上文所引为“千余家”，而《资治通鉴》卷一九四贞观六年十一月辛巳条却作“六千余家”，而《册府元龟》卷九七七《外臣部·降附》又作“六十余家”。这里的“六十”应为“六千”之误，可与《资治通鉴》的记载相印证。据此可知，早在贞观六年，就有铁勒九姓中的契苾部六千余家来到沙州，被唐朝安置在甘、凉二州。契苾何力入唐为蕃将，贞观七年征吐谷浑，十四年随侯君集灭高昌，其母弟沙门任贺兰州都督，在凉州统领契苾部落。十六年，契苾部落部分民众北返，归附当时称雄漠北的薛延陀，契苾何力也被劫持到薛延陀，不屈，后被唐太宗救出。此后，契苾部落长期活动于河西地区，尤其是凉州一带。[3] 从娄师德撰《契苾明碑》看，从契苾何力之弟沙门，至契苾明，明子嵸，世袭贺兰州都督，并自称武威姑臧人。契苾明曾任“朔方道总管兼凉、甘、肃、瓜、沙五州经略使，度玉关而去张掖，弃置一生；瞰弱水而望沙场，横行万里”，[4] 于武后证圣元年（695年）卒于凉州姑臧城内，表明契苾部落一直活动在凉州境内。
仆固，又称仆骨，本漠北九姓铁勒强部，在突厥汗国时代已崭露头角。关于其原居地，学界分歧很大，有肯特山北楚库河附近、贝加尔湖东巴而忽真河畔、土拉河北库伦城一带及鄂嫩河上游等多种说法。莫衷一是。2009年7月，在蒙古国中央省的扎穆日苏木（Zaamar Sum，位处乌兰巴托西北280公里，在土拉河东岸）出土有《大唐故右骁卫大将军金微州都督上柱国林中县开国公仆固府君墓志铭并序》，[5] 说明仆固部的中心活动区域当在乌兰巴托以西至土拉河以北以东地区。《北史》《隋书》之《铁勒传》均谓“独乐河北有仆骨”。二者大致相楔合。而这一地区，过去学界一般将之定为阿跌部及多览葛部的活动范围。该墓志铭的发现，对于重新确认唐代回鹘诸部之活动范围有重要参考价值，笔者拟另文进行探讨。
贞观二十一年（647）正月，“回纥率众内附”，[6] 揭开了九姓铁勒十三部纷纷降唐的序幕。当时，唐朝择其部落，因其土地，置为州府，以回纥部为瀚海都督府，多滥葛部为燕然都督府，仆骨部为金微都督府，拔野古部为幽陵都督府，同罗部为龟林都督府，思结部为卢山都督府，浑部为皋兰州，斛萨部为高阙州，奚结部为鸡鹿州，阿跌部为鸡田州，契苾部为榆溪州，思结别部为蹛林州，白霫部为窴颜州，即六府七州。武则天时期，后突厥汗国勃兴，默啜可汗攻取铁勒诸部之地，唐在漠北的羁縻统治土崩瓦解。《资治通鉴》卷203垂拱元年（685年）六月条载：“同罗、仆固等诸部叛，遣左豹韬卫将军刘敬同发河西骑士出居延海讨之，同罗、仆固等皆破散。敕侨置安北都护府于同城以纳降者。”注：“同城，即删丹之同城守捉”。按，安北都护府在南迁后，先侨置于同城（今内蒙古额济纳旗东南），不久就移泊于删丹南99里的西安城。《通鉴》注中把同城定位于删丹境内，是因为原在同城的安北都护府南移之后被定于删丹以南，其地在今甘肃省山丹县境内。说明仆固部曾在河西地区（删丹），至少说在河西走廊附近的地区活动过。840年漠北回鹘汗国灭亡后，仆固部随回鹘向西迁徙至新疆地区，在仆固俊统治时期，势力一度大张，从吐蕃手中收复了高昌（今新疆吐鲁番市）等地。
思结，又作斯结，最初居住于独洛河（土拉河）以南及鄂尔浑河上游地区。武则天时期，后突厥汗国勃兴，默啜可汗攻取铁勒诸部之地，思结舍弃漠北卢山都督府旧地而随回纥、契苾、浑部远涉戈壁，投奔河西。关于此后思结在河西的活动，史无明载，然在敦煌文书P. 2942《河西巡抚使判集》所收判牒中有一道为《思结首领远来请粮事》（原文书第117～120行），其文如下：
这一请粮文书，虽仅寥寥数行，却清楚地记录了思结族人被河西官府进行安置赈济的过程。据该文书可以看出，思结原居于漠北，因频被突厥欺凌，妻离子散，羊马俱尽，生活无靠，遂慕义而归唐，被安置在河西。由于思结在河西游牧期间，“屡申忠赤”，故而当其生活遇到困难，自然会就近投沙州以求唐政府的赈济。至于该文书的时代，学界有不同看法，安家瑶认为“文书的下限不应晚于大历元年五月，即公元766 年五月”，并将文书的年代定为永泰元年（765年）至大历元年（766年）之间。[8] 马燕云则认为文书年代的下限应推定于大历二年至三年之间。[9] 无论以何者为是，都足以说明，直到8世纪60年代，河西尚有思结部的活动。此后，各种史料中都不复再现回纥、契苾、思结、浑四诸的活动，说明这些部落都已趋向消亡，失去了历史的重要性。
浑部，原为铁勒诸部之一，居地不详，《新唐书·回鹘传》称其“在诸部最南者”，大致应在蒙古国乌兰巴托及肯特山一带，后入于回鹘。贞观二十一年，铁勒十三部内附后，唐于浑部居地设皋兰州。由于受到后突厥汗国的侵扰，才于武则天时期随同回鹘、契苾、思结等部同迁入河西走廊地区。凉州中都督府辖下的皋兰府即由原漠北浑部所在皋兰州演变而来，随着浑部的南迁而寄治凉州，无属县，所领为浑部南迁到河西的部众，并非整个铁勒浑部，常被称作“河西浑部”。
由于长期与汉人杂居，河西浑部如同回鹘其他诸部一样，逐渐被当地汉人所融合。在归义军时期的敦煌文书中，就可看到四部人众被汉化的例子，如曹氏归义军初期的著名战将浑子盈。S. 5448《浑子盈邈真赞并序》谓：
赞文言碑主讳子盈“门传鼎族，历代名家”，却不言其郡望，不符合中原汉人之习惯。他能“译蕃语”，使“羌浑叹美”，“东南奉使，突厥见者而趋迎；西北输忠，南山闻之而献顿”，这些表明他应是出身西北的蕃将。[11] 依其姓氏，不难推定，他当为河西浑部为皋兰州某位首领之后裔，后来定居敦煌，完全汉化，精于“六艺”，“英才雅智，独出众于敦煌”。作为归义军军将之一，在征讨甘州回鹘的战争中，战死于肃州城下。
总之，从唐太宗贞观初年到唐代宗大历年间，敦煌地区一直有游牧的回鹘诸部在活动，活动区域主要集中在甘州、凉州和敦煌一带，他们以部落为单位，隶属于不同的羁縻州府。武则天时期，人数较多，应有数万。由于这些部落能征善战，是河西节度使倚重的一支重要力量。后来，诸部离散，部众逐步汉化。
开成五年（840年），漠北回鹘汗国灭亡，有大批的回鹘人即迁到河西走廊一带。河西回鹘的迁入路线，应是由蒙古高原越过大戈壁，然后经过花门山堡而至额济纳河下游，由此进入河西走廊。[12] 究其原因，大概就是因为这里原先已有同族人居住。
8世纪中叶，吐蕃乘中原地区发生“安史之乱”的机会，出兵占领河西。回鹘逃往这里后，自然沦为吐蕃属民。《新五代史·回鹘传》记载曰：“回鹘……余众西徙，役属[于]吐蕃。是时吐蕃已陷河西、陇右，乃以回鹘散处之。”至于“散处”的基本情况，《宋史》卷四九○《回鹘传》及《西夏纪》卷三有着相同且较为确切的记载：“回鹘自唐末浸微，散处甘、凉、瓜、沙间，各立君长，分领族帐。”宋人洪皓在《松漠纪闻》中也记载说：“回鹘……居四郡（甘、凉、瓜、沙）外地者，颇自为国，有君长，其人卷发深目，眉修而浓，自眼睫而下多虬髯。”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瓜、沙回鹘人的出现当在9世纪中叶回鹘西迁时期。
至于河西回鹘人在张氏归义军时期（848～914年）的活动，史无明载。仅在敦煌写本《张议潮变文》及《张淮深变文》中有若明若暗的反映。P. 2962《张议潮变文》记载大中十年（856年）唐朝使臣王端章等出使安西事，有如下记载：
这里的雪山，孙楷第先生考证认为即祁连山，该山“在甘凉瓜沙一带者通名雪山”。[14] 然而，祁连山在瓜、甘二州之南，王端章赴安西册封回鹘首领庞特勤，应循驿路而行，不应绕道祁连山，故是说颇有可商榷之处。日本学者森安孝夫则比定为伊州（新疆哈密市）及纳职（今新疆哈密四堡拉甫却克古城）北方之山脉，[15] 刘美崧先生认为此山在伊州境内，即《元和郡县图志》中“伊州条下”所载折漫罗山。[16] 此说当是。《资治通鉴》卷二四九将王端章之西行系于大中十一年十月，文称：
黑车子，本为室韦之别种，[17] 据会昌三年（843）李德裕奉敕撰《赐黠戛斯书》云：“黑车子犹去汉界一千余里，在沙漠之中。”[18]《新五代史》卷七二《四裔附录》引胡峤《陷虏记》云：“契丹北有黑车子。”说明黑车子族帐远在天德军之极东北境，去汉界一千里。他们何以在伊州地区阻挠通道，劫夺唐使，殊难理解。依《张议潮变文》，在“雪山南畔”劫夺唐使的为“背逆回鹘”，也就易于理解了。“背逆回鹘”应为西迁回鹘散众之一，当不属于安西庞特勤部。然从“押衙陈元弘走至沙州界内”、“行至雪山南畔”诸字及唐与安西回鹘不使节在灵武相遇一事判断，大中十年十月，灵州西逾河西通达西域的道路已经开通。时河西重镇凉州尚未光复，唐使北至灵州，只能西逾沙碛沿额济纳河（黑河）至甘州，经肃瓜沙一线而达西域。《张议潮变文》又云，大中十一年八月，有“背叛回鹘五百余帐，首领翟都督等将回鹘百姓已到伊州侧”。[19] 而从此后的事态发展看，进攻伊州的“背叛回鹘”亦即劫夺使团的“背乱回鹘”。这些回鹘在伊州附近，很可能来自纳职，属于西州回鹘系统。从他们劫夺唐政府册封庞特勤的使团看，此时的西州回鹘确实与安西回鹘不属于同一个系统，[20] 而且相互有敌对倾向。
张淮深时期，又有回鹘进攻瓜、沙二州，事见P. 3451《张淮深变文》。该文献前部内容残损，残存部分记载了两次反击回鹘进军的史事，填补了传世文献记载的空白，对回鹘史及回鹘与沙州归义军关系史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故学界研究、校录者甚众。如王重民等编《敦煌变文集》、张鸿勋《敦煌讲唱文学作品选注》、项楚《敦煌变文选注》、潘重规《敦煌变文集新书》等均有录文与校注。尤其是孙楷第、郑炳林先生，曾分别撰写专文对《张淮深变文》进行研究，钩沉索隐，卓有贡献。[21] 兹依《敦煌变文集》录文为底本，[22] 校以原卷照片，[23] 移录其全文如下：
尚书闻贼犯西桐，便点偏师过六龙。总是敦煌豪侠士，
这一记载反映的是沙州归义军节度使张淮深在西桐击败入侵沙州的“破残回鹘”之事。关于文献的时代，孙楷第先生称：“以其事推之，至晚不得在中和四年之后，或当在乾符中，未可知也。”[26] 郑炳林先生认为张淮深破西桐“破残回鹘”的战争应为二次，第一次发生在咸通十五年（乾符元年，874年），第二次发生在乾符元年九月至二年正月间。[27] 近年荣新江教授根据《张淮深碑》记张议潮于咸通八年（867）“束身归阙”后，“官授司徒”，于咸通十三年卒后“诏赠太保”等因素，结合《张淮深变文》尾部之唱词“自从司徒归阙后，有我尚书独进奏”，将文献所述尚书张淮深破西桐回鹘事推定在咸通八年至咸通十三年间。[28] 后来，进一步将回鹘散众进犯瓜州，被张淮深击败事定于咸通十年（869年），而把“破残回鹘”犯沙州，在西桐海畔被张淮深击败的时间系于咸通十一年。[29] 可以信从。考虑到《张淮深变文》有“季秋西行，兵家所忌”之语，可以把张淮深出兵的时间进一步精确至咸通十一年九月。
从变文看，当时有“破残回鹘”进攻瓜州，被尚书张淮深击败，捕获甚众。沙州上书朝廷，唐朝遣使左散骑常侍李众甫、供奉官李全伟、品官杨继瑀等到达敦煌，将生俘之众尽皆放还。然而，使者东还，刚过酒泉，又有“回鹘王子，领兵西来”，进攻沙州，潜于西桐海畔。尚书遂领兵征伐西桐，大破之。
文中的多次出现的“猃狁”、“匈奴”等称号，指代的均为入侵沙州的“破残回鹘”。至于这些回鹘人的来源，文献未作明确交代，学界人言言殊，形成了西来说和东来说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早在70多年前，孙楷第先生在研究《张淮深变文》时就非常注意这个问题，认为这支回鹘应来自安西，即庞特勤所部。理由如下：
孙先生此说既出，学界半个世纪来多因循之，认为张淮深平定的是安西回鹘。邓文宽则提出不同观点，认为张淮深两次降服的均是甘州回鹘。他列举了两条主要证据，其一，《变文》所载张淮深第一次平定回鹘之后，唐天子曾遣使到敦煌封赐慰问，在沙州球场举行了隆重的庆功仪式。张淮深接读诏书，感激涕零：
张淮深收复的“燕山”，其实就是燕支山，即今甘肃张掖市山丹县和武威市永昌县之间的焉支山，这里在唐末已成为甘州回鹘的辖地。
邓先生的第二条证据为《变文》记述回鹘第二次入侵归义军的一段文字：
邓先生认为第二次进军沙州的回鹘，仍是此前被张淮深“生降”又放归的那支，而非别一支。《变文》称回鹘再次前来，张淮深得报后说：“回鹘新受诏命，今又背恩。”即证明此说之不误。这一次回鹘对沙州的侵扰是由“回鹘王子，领兵西来”的。按照邓先生的理解，若是安西回鹘前来，安西居于敦煌之“西”，那么《变文》作者站在沙州归义军立场上，就应说“领兵东来”。可是《变文》却明确记载是“领兵西来”，清楚无误，表明此一回鹘居于沙州之东。由此反推，亦可看出，张淮深第一次将其“生降”并放归时，回鹘的去向是由西而东。否则，甫放归回，便又前来，无论如何也不能说“领兵西来”。从而认定这些回鹘应居于沙州之东，是甘州回鹘。[31]
对于以上两种观点，笔者都不敢苟同。先说安西回鹘说。孙先生所谓“此本第十二行尚存‘安西’二字”之说有可怀疑之处。揆诸原卷，第12行仅存8字：“业，累致逃亡，使安西”。“西”字以下残缺，故不能确定这里的“安西”是否为地名。变文明言侵入归义军政权境内的回鹘为“破残回鹘”，系“失乡沦落众”，而张淮深平定他们的地方在西桐海畔，孙先生由此而认定入侵者来自西方，是正确的，但把这些回鹘比定为安西回鹘则有些于理不通。如所周知，回鹘西迁发生于840年，史载：
这里的安西指的是唐代安西都护府的辖境。安西回鹘在庞特勤的率领下，有众二十万，势力强盛，不久即以焉耆为中心建立了地方政权。《新唐书》卷二一五《突厥传》载：
文中的“特庞勒”显系“庞特勤”之误。当时特庞勒虽势力强大，但由于南迁的回鹘可汗乌介未亡，所以特庞勒仅自称“叶护”而不称可汗。会昌六年（846年），乌介可汗被杀，其弟遏捻被部众拥立为汗。遏捻可汗亲率余众依附于室韦。大中二年（848年），遏捻可汗仅率妻、子等九骑夜逃，不知所终，于是，“其别部庞勒（即庞特勤）先在安西，亦自称可汗”。[33]可汗所在，代表着回鹘的正统。所以说，“安西回鹘”是不能被称作“破残回鹘”的，更不能被称作“失乡沦落众”。
这里再说第二种观点，即甘州回鹘说。此说论据之一建立在对燕山即燕支山（焉支山）的比定上。这一比定本身是成立的，况且自唐末始，燕山一带已成为回鹘的辖地，隔断了唐与归义军政权间的联系，长期是归义军政权的大患，故张淮深在表忠心时言称要“得复燕山献御容”是情理所致，并不能由此而证明张淮深所击一定为甘州回鹘，况且变文中的燕山不一定为实指。此说的第二个论据是“回鹘王子，领兵西来”一语，作者认为既称西来，必为由东向西。其实未必。古往今来，“西来”二字，既有由西而东之意，也有自东向西之意。前者如唐人希运《黄檗断际禅师宛陵录》云：“达摩西来，无风起浪；世尊拈花，一场败缺。”[34] 再如元代中峰禅师《怀净土诗》云：“弥陀西住祖西来，念佛参禅共体裁；积劫疑团如打破，心华同是一般开。”[35] 后者如岑参《碛中作》“走马西来欲到天”。[36] 晋王李存勖于天佑九年（后唐乾化二年，912年）讨刘守光于幽州，赵行实上策言：“老贼在东，别将西来，尚可从容画策。”[37] 显然也是由东向西意。看来，“西来”具体含义的确定，须揆文而别，不可一概而论。相较而言，以第一种用法似乎更为普遍。易言之，西桐回鹘东来之说尚缺乏证据。
要解决张淮深所破回鹘之来源问题，最重要的证据应从西桐海地理位置的确立入手。关于西桐海的所在，学界存在着不同的说法，大体有沙州西、沙州西北、沙州西南三说。据李正宇、李并成先生考证，不约而同地得出结论：其地应为今敦煌西南阿克塞哈萨克自治县的苏干湖。[38] 今从之。《张淮深变文》有言：“参谋张大庆越班启曰：‘金□□□，兵不可妄动。季秋西行，兵家所忌。’”可见，当时张淮深用兵的方向也是沙州之西。
其地既在沙州以西，不管正西、西北或西南，都不支持回鹘来自甘州之说。据《张淮深碑》等文献记载，张议潮大中二年（848年）收复瓜沙二州，三年收复甘肃二州，四年收复伊州（不包括纳职），咸通二年（861年）收复凉州，取得“西尽伊吾，东接灵武；得地四千余里，户口百万之家；六郡山河，宛然而归”的辉煌战绩。反观张氏归义军时期的回鹘，其势力是非常弱小的，各种史籍及敦煌文献都不见反映。如P. 3720(7)《张淮深造窟记》为咸通八年至十三年间张淮深建造莫高窟第94窟的功德记，其中颂扬其功德时曰：“加以河西异族狡杂，羌、龙、嗢末、退浑，数十万众，驰诚奉质，愿效军锋。”乾符三年（876年）以前任瓜州刺史的阎英达在《申报河西政情状》（S. 5697）中也申述“河西诸州，蕃、浑、嗢末、羌、龙狡杂，极难调服”。二者都没有提到回鹘。中和二年（882年）勒立的《敕河西节度兵部尚书张公德政之碑》，在颂扬张淮深之武功时，亦言：“河西创复，犹杂蕃、浑，言音不同，羌、龙、嗢末，雷威慑伏。”[39] 同样无回鹘踪影。这些都说明，在张氏归义军统治的河西地区，回鹘还没有形成真正能够对归义军政权构成威胁的势力。退一步说，即使真有游牧于甘州地区的回鹘人入侵瓜沙二州，也应该先攻西行的必经之地肃州和玉门军，而不应直接攻打瓜州，更不会绕到敦煌西南的西桐海。[40]
既然安西回鹘与甘州回鹘之说都不成立，那么这些回鹘应来自何处？由于变文称入侵归义军境内的回鹘为“破残回鹘”或“失乡沦落众”，荣新江先生推测，“这些回鹘是从漠北逃亡而来的回鹘散部。[41] 此说还可得到变文中“帝谓群臣”之语的支持：
文中的“匈奴”指的就是回鹘。看来，张淮深所平定的是回鹘散部之说是可以成立。但这里的散部究为何指，尚不明确。吾人固知，回鹘汗国亡于840年，残众纷纷外逃。《旧唐书》卷一九五《回纥传》载：
既有西迁的，也有南下的。即使西迁的，也是四分五裂，一支“西奔葛逻禄，一支投吐蕃，一支投安西”，各部不相统属，都可称作“回鹘散部”。揆荣先生之意，应指此三支西迁回鹘之外的逃亡者。如果接受此说，那就不好理解P. 2570《毛诗卷第九》的有关记载了。在该卷子背面书写有小字一行，云：
咸通拾陆年即唐僖宗乾符二年（875年）。咸通是唐懿宗年号，仅使用了十五年。咸通十四年“七月辛巳，皇帝崩于咸宁殿”。[43] 咸通十五年十一月初五日冬至，改元乾符元年。然而由于敦煌地域偏鄙，消息闭塞，不知中原年号已改，在两个之后仍在继续使用咸通年号，属于正常现象。咸通十六年距离张淮深870年攻打西桐回鹘已过5年，回鹘仍有能力入侵归义军政权，并且能够再入西桐，显然有向归义军寻衅或复仇的意味。他们虽然再次被固守于那里的归义军将士所击败，但足以证明这批回鹘人是颇具一些实力的，很顽强，非一般散兵游勇所可为。据《张淮深变文》记载，张淮深征西桐，战斗是很激烈的：
归义军有“铁衣千队”，被“分兵十道”，由是以观，当时回鹘兵力当不在少数。尽管他们在西桐曾败于张淮深，但实力尚存，数年之后，仍有力量入侵沙州。
张淮深所击“破残回鹘”既非来自安西，又非甘州，究由何来呢？郑炳林先生认为“张淮深征伐之西桐回鹘只能来自于西州回鹘系统，属西州回鹘”。[44] 笔者基本同意这一观点。更具体一点说，我认为他们很可能是西州回鹘系统，居于伊州附近的纳职回鹘。按《新唐书》卷二一七《回鹘传下》载：
仆固俊时期，西州回鹘力量强大，曾在北庭打败吐蕃，从其手中收复了西州、轮台等地。但其后不久，仆固部王室丧乱，部属分离，互不统属。犯沙州西桐之回鹘，当为仆固俊旧部，其居地当距沙州不远。这支回鹘人曾于869至875年间曾屡犯瓜沙二州，考虑到P. 2962《张议潮变文》所记大中十年（856年）在沙州西劫夺唐政府册封庞特勤的使团的回鹘来自伊州附近之纳职这一因素看，张淮深时期侵入沙州西桐的回鹘亦应来自纳职。
S. 367《沙州伊州地志》记载纳职县在伊州西一百二十里，“唐初有土人鄯伏陀，属东突厥，以征税繁重，率城人入碛奔鄯善，至并吐[谷]浑居住，历焉耆，又投高昌，不安而归，胡人呼鄯善为纳职，既从鄯善而归，逐（遂）以为号。”[45] 张议潮大中四年（848年）收复伊州，但是纳职却一直为回鹘所控制。P. 2962《张议潮变文》记载的大中十年、十一年归义军两次征伐西州回鹘，但是并未攻下纳职城。回鹘在败北之后“走投入纳职城，把劳（牢）而守”。十一年八月，伊州刺史王清和报告回鹘翟都督带五百帐再侵伊州。[46] 这应该是败入纳职城的西州回鹘军队。《张议潮变文》记载说：“敦煌北一千里镇伊州城西有纳职县，其时回鹘及吐谷浑居住在彼，频来抄掠伊州，俘虏人物，曾无暂安。”表明归义军时期纳职城为回鹘所有，其居民主要由回鹘和吐谷浑构成。北宋时，王延德奉旨出使高昌，途经纳职城。他写道：“次历纳职城，城在大患鬼魅碛之东，南望玉门关甚近”。[47] 晚唐时期，纳职一直属于西州回鹘的势力范围。
伊州自大中四年被张议潮收复后，长期处于归义军的掌控之中，撰写于咸通十年的《伊州刺史临淄左公邈真赞》（P. 4660）记载左公卒于伊州刺史位，说明直到此时伊州城仍在归义军辖下。乾符三年（876年），西州回鹘从归义军手中夺取了伊州。P. 5007《诗》残题中记载了此事：“仆固天王乾符三年四月二十四日打破伊州。”[48] 这里的“仆固天王”即西州回鹘的首领仆固俊（或称“仆骨俊”）或其后继者。纳职回鹘势力的存在及其对归义军的侵扰，无疑会对西州回鹘对伊州的收复起到重要作用。
由上文的论述可以看出：
1．沙州及其周边地区早在初唐时期就已有回鹘诸部的活动，840年，漠北回鹘汗国灭亡后，有回鹘人迁入甘、凉、瓜、沙地区，但势力不强，尚不能对归义军政权构成威胁，故敦煌出土写本中对其少有记载；
2．《张议潮变文》和《张淮深变文》中所言入侵瓜沙的回鹘，既非安西回鹘，也非甘州回鹘，而是来自西州回鹘系统的纳职回鹘。
3．《张淮深变文》所言张淮深发动西桐之战，征伐回鹘的时间应在至咸通十一年（870年）九月。咸通十六年（乾符二年，875年）正月间，纳职回鹘又攻西桐，再为归义军所败。
编按：本文原刊《文献研究》第1辑，北京：学苑出版社，2010年，第16～29页，格式显示略有变更，引用请参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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