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富学 王庆昱 | 党项拓跋驮布墓志及相关问题再研究

摘要：党项拓跋氏既有羌人成分，也不排除有鲜卑人混杂其中，党项拓跋氏的族源到底为羌人还是鲜卑，莫衷一是。然而党项拓跋氏为羌人与鲜卑人还有混杂其他成分而成的新的民族共同体，则是得到了普遍的认可。根据新近出土的《拓拔（跋）驮布墓志》结合相关研究，“党项”一词最早出现于北周时期是可信的。通过对拓跋驮布墓志的解读，从北周到唐玄宗开元时期，党项拓跋氏从原居地迁徙至河湟地区，再到灵夏，开元时期仍然居住于庆州地区。通过唐朝对党项拓跋氏的羁縻政策，也反映了唐朝对内徙党项的治理和相关政策。

关键词：党项拓跋氏；拓跋驮布墓志；质子；羁縻政策

《拓拔（跋）驮布墓志》[1]  于2013年出土于陕西省吴起县洛源镇走马台，现存吴起县革命纪念馆。墓志全文1124字，阴刻篆书“大唐故特进拓跋府君墓志铭”，于开元十六年（728年）秋七月入葬，为目前所知较早的唐代党项人墓志之一，对研究唐代党项的迁徙等具有重要意义。近期，段志凌、吕永前撰文对墓志进行了研究，同时涉及党项拓跋氏的来源等问题，而且刊发了图版和录文。[1]49-56  鉴于该墓志所涉问题较多，对探讨早期党项历史颇有价值，值得深入探讨，同时，对刊布者的一些观点我们有不同看法，故而特撰此文，拟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对相关问题进行进一步的探讨。             

陕西省吴起县出土《拓拔（跋）驮布墓志》

一、墓志所见党项拓跋氏族源

关于党项拓跋氏之族源，学界早有关注。根据目前的相关记载和研究可知，党项之名初见于北周时期，相关记载主要见于唐代所撰《隋书》、《北史》、《通典》，此外，五代北宋时期所修两《唐书》及元代所修《宋史》等对此也有不少涉及。正是借助于这些记载，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党项的族源和原居地。根据传世史料的相关记载，我们可以得知党项应是由汉魏后居住于今青海、甘南和四川西北的西羌诸部发展而来，其得名应当始于北周时期。[2]3-4

然而关于党项拓跋氏的族源，历来都有多种说法。其中以源于西羌和源于鲜卑两说最为普遍。主张党项拓跋氏来源于鲜卑的主要有唐嘉弘[3]166-180  ;[4]95-107 、吴天墀[5]38-47 、汤开建[6]125-135 、段志凌、吕永前[1]49-56  诸氏；主张党项拓跋氏源于羌族的主要有杨志玖[7]  、周伟洲[8]70-81 ;[2]3-12 、李范文[9]118-144 ;[10]1-23  诸氏。

然而魏晋以来，鲜卑族大量的从其原居地西迁，分布于西北的就有河西鲜卑、陇西鲜卑以及吐谷浑等多支。[11]31-38  因而在魏晋十六国时期，西北地区广泛的分布有鲜卑是毋庸置疑的。然而西北地区特别是河湟地区原来就是古羌人的聚居地，因而在这一地区羌人和鲜卑人大量杂居，其文化状态应该是都有取舍。

新近出土的卒于唐开元时期的《拓跋守寂墓志》以及《拓跋驮布墓志》，在党项拓跋氏的族源问题上，《拓跋守寂墓志》记载源于羌族，然而《拓跋驮布墓志》记载源于鲜卑。由此可见，党项拓跋氏的族源问题，早在唐代，连党项拓跋氏族人本身都已经说不清楚了，故而有一种想法，似乎不能简单地说党项拓跋氏到底来源于羌族还是鲜卑。河湟地区古来是羌族的聚居地，十六国南北朝时期鲜卑人大量的西迁，与当地的羌人混居，族源出现混乱是情理中事，不必强分之。

无论是党项拓跋氏还是鲜卑（主要是吐谷浑），无论其人种还是文化，都应该既有本民族的成分，也有羌人的成分，是以，党项拓跋氏不能排除有鲜卑的成分，也不能完全说其来源为羌人。尽管有学者认为党项拓跋氏来源于鲜卑，但是在论述拓跋鲜卑与羌族关系时认为党项羌不是纯粹的羌族，而是以鲜卑、羌人及其它民族融合成的新的民族共同体。拓跋鲜卑成为党项族的统治者，但是党项的成分为羌，因而又称“羌酋”，并且拓跋鲜卑长期受到羌文化的影响而羌化，鲜卑的印象消失，故称之为羌。[6]125-135 

二、从墓志看唐初党项的迁徙路线

传世史料记载“党项”一词最早出现的时间，一般认为是在北周武帝天和元年（566）。[12]1607  周伟洲先生根据《杨文思墓志》认为“党项”一词的最早出现在北周武帝天和四年（569）。[2]15 《新唐书》卷221上《党项传》记载：“党项，汉西羌别种，魏晋后微甚。周灭宕昌、邓至，而党项始强。”因而《拓跋驮布墓志》虽然没有记载“党项”一词出现的时间，却言“有蒿头川王是称党项，徙湟中故地，与浑部杂居”。《唐会要》卷98《党项羌》记载：“南杂舂桑、迷桑等羌，北连吐谷浑。其种每姓别自为部落，一姓之中，复分为小部落，大者万余骑，小者数千骑，不相统一。”

易言之，党项在原住地时，其部落文明程度较低。根据《新唐书》卷221上《党项传》记载：“有拓拔赤辞者，初臣吐谷浑，慕容伏允待之甚厚，与结婚，诸羌已归，独不至。”可见党项拓跋氏是在移居河湟之后，与吐谷浑混居，蒿头川王的名号应当来自于吐谷浑对党项拓跋氏首领的册封。因而结合相关研究，“党项”一词的出现当在北周时期，党项拓跋氏从其故地迁徙至河湟地区。

蒿头川王徙湟中故地，那么其之前生活在哪里呢？根据相关研究认为党项原分布地在今青海、甘南和四川西北一带。[2]5  则宕昌、邓至灭亡之后，党项原居地与吐谷浑居地之间就连通了。通过对南北朝时期西域与南朝之间陆路交往的研究，可以认为在在西域与益州之间有一条与“河西走廊”并行的“河南道”，加强了双方之间的交流。[13]168-195;[14]

西魏北周时期，四川地区相继归属西魏、北周。西魏、北周为加强对蜀地的管辖，阻断了从“河南道”前往南朝的交通，且加强了对河湟地区的治理和开拓。[15]22-29  正是这一时期开始，“党项”一词开始出现在史籍之中。《拓跋驮布墓志》言：“徙湟中故地，与浑部杂居。”可见党项迁徙到河湟地区是在北周时期。

根据《拓跋驮布墓志》记载：“种落蕃殖，控弦十万，代修职贡，纳款王庭。”可知党项迁徙河湟之后，人口增长。按照古代游牧民族一帐五人计算，党项人的数量已经达到了五十万左右。依《唐会要》卷98《党项羌》：“[贞观]五年，诏遣使开其河曲地为六十州，内附者三十四万口。”根据相关研究可知隋唐时期党项已经于吐谷浑及隋唐中央政府有一定的接触和交往。[2]15-19

关于党项与吐谷浑的交往，《拓跋驮布墓志》有言：“曾祖兀思，恢简多智，沉靖有谋，为浑人所怀，所居成聚，因共立为浑项王。”是知拓跋驮布卒于唐玄宗开元十六年（728），享年54岁，则当生于唐高宗仪凤三年（675）。若按一代二十至三十年来推算，则其曾祖兀思当生活于唐初。根据墓志记载来看，这也是党项接受吐谷浑的官职，处于其统治之下，时间当在唐初。至于蒿头川王到底是吐谷浑册封，还是后来拓跋党项追封的，那就不得而知了。

有研究认为党项在隋初处于吐谷浑之南，并且受吐谷浑役使者不在少数。[2]16《拓跋驮布墓志》记载：“控弦十万”，恰好也说明了受到吐谷浑役使的党项数量之多。至于党项“徙居湟中旧地”，根据相关研究认为主要居住于原吐谷浑领有的今甘肃、四川西北的广大地区。[2]17

隋末唐初在青藏高原地区吐蕃势力迅速的发展，使得居住于河湟之地的吐谷浑、党项诸部受到威胁。根据《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记载：“与吐谷浑二地纳赋。”[16]29;[17]145  由于党项在吐谷浑辖下，因而受到崛起的吐蕃的威胁的吐谷浑部众也包括党项。根据《拓跋驮布墓志》记载：“属隋室分崩，吐蕃承爨，伺我无援，大见侵伐。”众所周知吐蕃开始与唐发生官方联系，是在松赞干布时期。松赞干布因唐拒绝与其和亲，曾经侵伐松州。而《拓跋驮布墓志》记载：“伺我无援，大见侵伐。”则是党项拓跋氏在唐初仍有部众居住于松州地区的一个例证。

然而在其曾祖兀思时期，由于吐蕃的侵伐，党项开始迁居河湟地区，受到吐谷浑的役属。然而根据《拓跋驮布墓志》记载，其祖吴伽时期“利甲兵，搜车乘，闻吐蕃无备，与浑部潜谋，堕城十数，斩首万计”。则是唐初吐谷浑、党项反抗吐蕃，北向发展的一个例证，之后“以贞观七年款关内附，有诏封西平郡王、兼授西平州刺史。”根据相关研究可知在唐太宗贞观八年（634）前，许多党项部落归附唐朝，唐于归顺诸部设置了一系列羁縻府州。[2]21  拓跋吴伽受到唐朝的羁縻，受封西平郡王兼西平州刺史。则党项拓跋氏还是在河湟地区。

然而从唐太宗贞观七年（633）时期一直到武则天万岁年间（696~697），期间拓跋兀思去世，其子拓跋岳未见担任何职，唯拓跋驮布历官事迹见于墓志：“万岁年，以大酋长检校党州司马。”是知，拓跋驮布从其祖父拓跋兀思之后，继续担任大酋长。党州是唐王朝在党项集聚地设置的羁縻州，以大酋长为羁縻州司马。羁縻州位处庆州辖境，隶属于安定州都督府。[18]1071  唐高宗后期，势力日张的吐蕃逐渐占据了唐朝设置的大部分党项羁縻府州，一些党项部落开始向内地迁徙。[2]30《新唐书》卷221上《党项传》记载：“后吐蕃寖盛，拓拔畏逼，请内徙，始诏庆州置静边等州处之。”拓跋岳英年早逝，是否与吐蕃寖逼，党项拓跋氏战败有关？抑或墓志出于避讳没有记载？不得而知。

根据《拓跋驮布墓志》记载：“长安（701—704）中，以破默啜贼功特授游击将军、右威卫郎将、敕留宿卫。”反映的是唐与后突厥汗国的战争。此事《新唐书》卷215上《突厥传上》亦有载：“明年（长安二年，702年），寇灵、夏，掠羊马十万，攻石岭，遂围并州。”蒙古国鄂尔浑河流域和硕柴达木地方发现的突厥文《毗伽可汗碑》对此亦有反映：

当我十七岁时，我出征党项，我击溃了党项人，在那里获取其男儿、妇女、马匹、财物。[19]275;[20]158

由《新唐书》与《毗伽可汗碑》观之，这次战争的胜利者应是后突厥汗国，以劫掠唐边境而告终。《拓跋驮布墓志》所载，应指拓跋驮布在某次战斗中击破后突厥汗国默啜的侵犯，而非整体战争之结局。这一记载说明，拓跋党项在武则天长安年间即已经从河湟地区迁徙至灵、夏等州。周伟洲先生指武则天统治时期，内徙的党项已经到达河套地区，并且与突厥等北方民族有了交往。[2]32-33  指的就是此事。

作为拓跋党项大酋长的拓跋驮布，以功获赏，唐朝不仅授予其官职，并且敕留宿卫。据《拓跋驮布墓志》载，“先天初（712），改授右威卫将军、进爵居庸县开国公、食邑七百户”。

《元和姓纂》记载党项拓跋氏源于鲜卑拓跋部，众所周知《元和姓纂》成书于唐宪宗时期。新近出土的《拓跋守寂墓志》记载其出自羌族，而《拓跋驮布墓志》不仅记载其出自鲜卑，而且唐朝政府给予其爵位居庸县开国公，居庸县在幽州，十六国时期是鲜卑聚居地，则是朝廷承认党项拓跋氏源自鲜卑。

党项拓跋氏迁徙灵夏之后，拓跋驮布作为质子留在中央侍卫，墓志云：“是以离散响集，帐下威怀。御史杨钦明表请封袭，开元二年，封右威卫将军、兼安定州都督，明继及也。”根据相关研究安定州都督府在唐玄宗开元四年（716）割隶庆州都督府。[18]1070  则在唐玄宗开元二年（714），在长安居住的拓跋驮布回到安定州担任都督。

《拓跋驮布墓志》：“河曲之役，羯胡称乱，同恶相济，如市贾焉，六州之人翦为仇敌。公闻鼙勇进，执锐先驰。”唐玄宗开元九年（721）四月，兰池胡人康待宾发动叛乱，攻陷六胡州(今内蒙古鄂托克旗一带)，进逼夏州（今陕西靖边东北），势力颇盛，其中就有许多党项人参与。后来，六州胡败走，党项投降唐朝，得到妥善安置。[2]33 根据《拓跋驮布墓志》，这次战役其子丧生，朝廷进爵九原郡开国公，并且听其两年一朝，于唐玄宗开元十六年卒于长安，最后归葬本蕃。

《拓跋驮布墓志》出土陕西省吴起县，唐代属庆州，据墓志知，在唐玄宗开元时期拓跋驮布家族仍然居住在庆州地区。则拓跋驮布家族从其祖上从党项原居地迁徙河湟之后又迁徙至灵夏，再到庆州。从6世纪中期到8世纪初，一百多年的历史中，党项拓跋氏从原居地（今四川、甘南、青海等地）最终迁徙到关内道北部的庆州，唐朝设立了党项羁縻府州，管辖安置迁徙而来的党项部众。

三、墓志所见内附拓跋氏的封号

根据《拓跋驮布墓志》记载，唐太宗贞观七年（633）内附的拓跋吴伽受封为西平郡王兼西平州刺史。然周伟洲先生经过对唐初党项羁縻府州的研究，发现没有西平州。[2]23-28 《拓跋守寂墓志》记载西平郡开国公的名号为其家族世袭传承。拓跋守寂的高祖立伽，根据墓志并没有说其爵位。[21]73-75  因而我们推测拓跋吴伽受封西平郡王，有可能还在河湟地区，然拓跋岳早逝。随着党项的内迁，最终“西平郡”的爵位号落在了拓跋守寂一支。西平州应当是作为松州都督府下的羁縻州。

拓跋吴伽作为唐朝的西平郡王，然其孙子拓跋驮布在武则天万岁时期以大酋长检校党州司马。党州是庆州都督府下的羁縻州，唐朝的上州和中州才设立司马，下州没有司马。如果按照中州司马的品级只是正六品下，在唐代算作中层官员。根据相关研究认为党项的内迁主要是吐蕃的侵逼，开始于唐太宗贞观末，唐高宗仪凤至永隆前后是高峰期，并且党项的内迁是以姓氏、部落的形式内迁的，最后散居于陇右北部诸州和关内道北部的几个州，[2]31-32  因而武则天万岁年党项拓跋驮布这一支可能才迁徙而来，朝廷给予其党州司马的官职。

然根据《拓跋驮布墓志》武则天长安时期，拓跋驮布受封游击将军、右威卫郎将，并且敕留侍卫。游击将军是从五品下的武散官，右威卫郎将为正五品上。[22]  卷六,622至于让拓跋驮布敕留侍卫，很显然是作为质子。到唐玄宗先天时期，拓跋驮布改授右威卫将军，册封为居庸县开国公，食邑七百户。右威卫将军为从三品，然而拓跋驮布受封为居庸县开国公，食邑七百户。根据唐朝制度县公为从二品，食邑一千五百户。县伯为正四品，食邑七百户。[22]  卷二,37因而拓跋驮布尽管为县公，但是享受的待遇为县伯。唐玄宗开元二年（714）拓跋驮布以右威卫将军担任安定州都督，安定州是唐朝设立的党项羁縻州。从武则天时期到唐玄宗时期，短短的二三十年间，朝廷逐渐对其重视，应当是党项部众内迁增多的缘故。

在六胡州叛乱之中，拓跋驮布由于军功册封为右威卫大将军，九原郡开国公，食邑一千二百户。右威卫大将军为正三品，九原郡开国公为郡公，郡公食邑二千户，然而拓跋驮布为一千二百户。然揆诸《拓跋守寂墓志》，知西平郡开国公从拓跋思泰到拓跋守寂又传给拓跋澄澜，虽然拓跋澄澜还是幼童。[21]74并且拓跋守寂墓志为夏州刺史郑宏之书写，只写了爵位而不记载食邑。也许内附的少数民族的爵位和食邑不同于唐朝的官员。从拓跋驮布受封为九原郡开国公，拓跋守寂祖孙三代受封西平郡开国公来看，尽管都属于党项拓跋氏，但是其当统领不同的部落。至于哪一支为正嫡，史料不足，难以遽断。

通过对《拓跋驮布墓志》的简单考释，为我们勾画了一支拓跋党项部族从原居地迁徙至陇右、关内道北部的蓝图。并且通过对其爵位等的分析，也可看出当是唐朝政府对其的态度和重视程度，因而拓跋驮布墓志的出土对于我们研究唐代党项的迁徙等问题都有帮助。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敦煌民族史研究”（批准号：14JJD770006）。

作者简介：杨富学（1965- ）男，河南邓州人，敦煌研究院人文研究部研究员，陇东学院特聘教授，西北民族大学兼职教授，兰州大学兼职教授，博导，主要从事敦煌学与北方民族史研究；王庆昱（1985-  ），男，河南商丘人，暨南大学中外关系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唐代墓志研究。

注释：

[1]《拓拔驮布墓志》，志文中的“拓拔”，在志盖上又作“拓跋”，为行文之便，除直接引用原文献外，统一写作“拓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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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唐嘉弘.再论西夏拓跋氏的族属问题[A].中国民族史研究(2)[C].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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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汤开建.关于西夏拓跋氏族源的几个问题[J].中国史研究,1986(4).

[7]杨志玖.西夏是不是羌族[J].历史教学,19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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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王富春.唐党项族首领拓跋守寂墓志考释[J].考古与文物,2004(3).

[22][唐]李林甫等,陈仲夫校.唐六典[M].北京:中华书局,1992.

编按：本文原刊《西夏研究》2019年第2期，第36~41页，引用请参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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