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庆昱 杨富学 | 洛阳新见唐葛逻禄炽俟思敬墓志研究
摘要：最近流散洛阳龙门博物馆的一方葛逻禄炽俟氏墓志，根据志文可知葬于长安高阳原，乃目前所知第三方葛逻禄炽俟氏的墓志。唐代葛逻禄部族主要活动在西域，与唐中央政府联系密切。唐代在葛逻禄活动地区，设立羁縻府州，由其部落首领担任。炽俟氏作为三姓葛逻禄的一支，其首领担任大漠州都督，并且接受唐朝的册封。新近出土的炽俟思敬墓志，不仅记载了其祖上担任大漠州都督的事实，还提供了葛逻禄人入居长安的信息。入居长安的葛逻禄炽俟氏很可能作为质子，担任侍卫，也参与唐朝对外战争。同时结合之前出土的炽俟氏的墓志，我们推测在长安高阳原有入居长安的葛逻禄炽俟氏的家族墓地。
关键词：葛逻禄；炽俟氏；大漠州都督；墓志；高阳原
一、墓志概况与录文
洛阳龙门博物馆近期入藏唐代墓志一方，志盖俱全，志盖为盝顶方形，底边长约53 厘米。盝顶中央分三行篆书“大唐炽俟府君墓志铭”，四周有几何纹组成的方框，其外有重叠繁茂的花瓣, 四角饰流云状的朵花。四杀，上为白虎，下为青龙，四周云气环绕，左右二侧为卷草纹，与常见的四杀即四神有异。采用减地和阴刻的雕饰手法，纹饰富丽生动。志石方形，边长53厘米。（图1）志文楷书 。志石首题“大唐故云麾将军沁州安乐府折冲都尉上柱国番禾县开国男炽俟府君墓志铭并序”（以下简称“炽俟思敬墓志”），墓志23行，满行23字。（图2）墓志尚未刊布，为便于研究，兹录文如下：
大唐故云麾将军沁州安乐府折冲都尉上柱国番禾县开国男炽俟府君墓志铭并序
公讳思敬，字和平，阴山人也。其先虙羲氏之苗裔，粤若因封定阃，区域斯分。入卫出将，勳庸代著。申威万里，静镇一方。德表酋宗，雄压豪首。在汉则休屠纪号，居魏则祏拔称帝。冥褆渐渍，历代熏赫。曾祖娑匐颉利发，大漠州都督兼右骁卫大将军，贵冠一时，荣奉三主。祖步失，唐左骁卫大将军兼大漠州都督，酋渠寄重，岂易其人。父勃闭支，唐右卫王保府长上、果毅都尉。忠以事上，惠以育下。公少有大节，雅尚刚悍。蔚劲气，抗雄风。轻财重义，道不苟合。解褐特授散郎，将转正员郎将。忘家徇国，祖业式昭。又任左羽林卫中郎将，加番禾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崇勋树德，朱叶弥煽。又任右威卫中郎将，千庐夜警，有巡徼之勤；五校朝严，怀部分之略。加授云麾将军，去武贲之雄，握出塞之节。俄承恩诏，除沁州安乐府折冲都尉。衔命宣威，流沙问罪。永年未极，长夜俄归。以开元三年十一月廿二日终于瓜州公亭。于戏！连城弇耀，照乘韬辉。摧茝蕙于春抄，落椅桐于方夏。嗟邓攸之无子，蒲信何归；伤武侯之绝胤，思远继嫡。以开元廿四年五月十七日迁葬于长安高阳原，礼也。兄子温嗣，恨风枝之易动，泣露草之难停。勒芳猷于琰礎，标美䠱于泉扃。其铭曰：
百川犇兮沧海安流，万人逝兮冥路何幽；岂冠冕兮轩盖王候，信同归兮松门一并；辌轜既驾兮笳旐悠悠，日迫悲风兮白杨飕飕。
朝议郎前长州司户参军事吴郡陆茝文并书。
墓志具体来源不明，但志文言其“以开元廿四年五月十七日迁葬于长安高阳原”。至于高阳原之具体所在，史书有不同记载，宋敏求《长安志》载：“高阳原在县西南二十里。”[1] 据考，高阳原指今西安西南潏河北岸的一大片高地。[2]
在获炽俟思敬墓志之前，西安博物院已有炽俟弘福墓志入藏。墓志为方形，长73厘米，高74厘米，刻文29行，809字，先刊于吴钢主编《隋唐五代墓志汇编》陕西卷第3册，[3] 继由葛承雍对其所涉问题进行了细致的研究。[4] 弘福子辿墓志志石现藏长安博物馆，近年由荣新江刊布录文，并结合新出吐鲁番文书，对其进行了详细的研究。[5] 志石于新近刊布。[6] 这两方墓志之志主一为思敬堂兄，一为堂侄，出自同一家族，其志石同藏于西安。综合各种因素，可以推定，洛阳龙门博物馆收藏的这方墓志的原始出处应在应与弘福、辿墓志一样，都出自西安西南潏河北岸一带。
二、关于墓主的族属及相关墓志
由上录志文可知，志主为炽俟思敬，卒于唐玄宗开元三年（715），惜未署明具体享年。
炽俟氏为葛逻禄的一支。《新唐书·葛逻禄传》记载：
葛逻禄本突厥诸族，在北庭西北、金山之西，跨仆固振水，包多怛岭，与车鼻部接，有三族，一谋落，或为谋剌；二炽俟，或为婆匐；三踏实力……三族当东、西突厥间……后稍南徙，自号三姓叶护。[7]
葛逻禄由三族组成，故而被称为三姓葛逻禄，在史书又作葛罗禄、歌逻禄、割禄、割鹿或哥逻禄。《通典》亦言：“西北到折罗漫山一百四十六里，其山北有大川连大碛，入金山哥逻禄住处。”[8] 根据这些记载，张云认为葛逻禄的发祥地与主要活动地点在阿尔泰山以西、准噶尔盆地北部地区，这一带正是西突厥汗国的领地，而葛逻禄部最初也是作为西突厥的一部出现的。[9] 艾色迪（Ildikó Ecsedy）则认为葛逻禄的活动范围主要在阿尔泰山、大戈壁和阴山一带。[10] 内田吟风言，贞观二十年（646），葛逻禄的原居地在金山以西，直到开元、天宝年间，葛逻禄的居地一直在庭州以北、金山西麓的额尔吉斯河畔。[11] 这些说法虽有异，但大体可以信从。此外还有不同的说法，如沙畹（É.Chavannes），先采《新唐书·葛逻禄传》的记载，认为：“葛逻禄的原居地西至塔尔巴哈台，东抵阿尔泰山，处于额尔齐斯河至乌伦古湖之间。”接着又说：“咽面州都督府以三姓咽面部落置，其地应在巴尔喀什湖和阿拉湖之间。”[12] 蒋其祥、周锡娟则根据波斯文史籍《世界境域志》的记载，与汉文史籍《西域图志》等结合，认为其原居地应在阿尔泰山以西，即东起乌伦古河，西至阿拉湖以东以北一带，后来，势力扩及中亚地区。[13] 沙畹与蒋其祥之说明显受到《西域图志》卷3《唐代西域地图》的误导。此图将仆固振水视同额尔齐斯河，置谋落部于斋桑湖与乌伦古湖之间，炽俟部被置于乌伦古湖之西，踏实力部则居塔尔巴哈台。[14] 岑仲勉不以为然，指其“纯属以意安排，毫无信证”。[15]
关于葛逻禄部族的历史，《隋书》、《旧唐书》《新唐书》、《唐会要》等史籍都有记载，在蒙古高原发现的突厥卢尼文文献中，一般写作qarluq（葛逻禄），[16] 《默延啜碑》南面第1行则写作üč qarluq（三姓葛逻禄）。[17] 2004年，在吐鲁番巴达木墓地发现粟特语文书残片2件，[18] 编号分别为2004TBM247:8和2004TBM107:3-2，后者第2行出现有xr’r’wγ一词，即Qarluq之粟特语写法。[19] 宋人王延德《西州使程记》云：“[高昌]所统有南突厥、北突厥、大众熨、小众熨、样磨、割禄、黠戛司、末蛮、格哆族、预龙族之名甚众。”[20] 吐鲁番汉文写本所见之哥逻禄与粟特文所见之xr’r’wγ（Qarluq），庶几可证王延德关于高昌回鹘境内“割禄”记载之不虚。
葛逻禄活动范围广泛，“在突厥、回鹘、蒙古的兴亡过程中都发挥过重要作用”，[21] 影响较大，故而受到学术界重视，涌现出相当多的研究成果，除前引荣新江、沙畹、张云、蒋其祥、周锡娟、艾色迪、内田吟风之研究成果外，其余要者尚有霍夫曼（H.Hoffmann）《藏文文献中的葛逻禄》[22] 、黄盛璋《炽俟考》[23] 、薛宗正《葛逻禄的崛起及其西迁》[24] 、葛承雍《西安出土西突厥三姓葛逻禄炽俟弘福墓志释证》[25] 、李树辉《葛逻禄新论》[26] 、王小甫《炽俟为Chigil考》[27] 、高永久《关于葛逻禄与回鹘的关系问题》[28] 等，马晓娟曾对国内外葛逻禄的研究做过综述，可以参见。[29] 这些论著对唐代葛逻禄部族的发展、内迁等诸多问题都有涉及。然而新出墓志为我们了解葛逻禄，尤其是炽俟氏的内迁等问题提供了新的材料。蒙元时代，葛逻禄被称作哈剌鲁，依然非常活跃，活动范围更是从西域延伸至中原地区。[30] 由于与本文所探讨的墓志关联不大，故略而不论。
“炽俟”为Čigil的译音，据王静如考证，应即《隋书·铁勒传》中的“职乙”。 [31] 此说得到日本学界内田吟风的进一步论证，[32] 成为学界共识。但王先生又将之与《新唐书·西突厥传》中的“处月”勘同，认为“Čigil转为炽俟者莫若以沙陀部之处月一名更宜”。[33] 将Čigil与处月勘同，最早由伯希和提出，[34] 在学界影响甚大。岑仲勉不认同此说，指处月之语原对应于葛逻禄之炽俟部。[35] 黄盛璋接受岑说，进一步言“职乙和处月两音相差甚远，一望可知其不合”。[36] 王小甫也撰文指Čigil和处月差异甚大，无法勘同。[37] 也有学者指慧超《往五天竺国传》中的“西业”即“炽俟”之音转。[38] 揆诸敦煌写本P. 3532，原卷写作“从兹已北，西业者多，市店之间，极多屠杀。”[39] “西业”不词，若理解为“炽俟”之音转，则上下文不通，尤有进者，慧超所述之地在犍陀罗国，与炽俟所在之“北庭（新疆吉木萨尔县北）之西北，金山（阿尔泰山）之西”地望相去甚远。去学界多考订“西”为“恶”之讹，[40] 形近而讹。屠杀为佛教所谓的“十恶业”之一。意通，可从。
在突厥、波斯、阿拉伯文献中，关于Čigil的记载甚多，一般都勘同为“炽俟”。而在汉文史料中，炽俟仅为葛逻禄之一部，后来葛逻禄尽管有一部分迁徙至中亚，但另一部分仍分布在新疆一带。不特如此，在唐代，葛逻禄被九姓回纥征服后，成为其部落联盟的一部分。[41] 《新唐书·回鹘传》：
九姓者，曰药罗葛，曰胡咄葛，曰啒罗勿，曰貊歌息讫，曰阿勿嘀，曰葛萨，曰斛嗢素，曰药勿葛，曰奚牙勿。药罗葛，回纥姓也，与仆骨、浑、拔野古、同罗、思结、契苾六种相等夷，不列于数，后破有拔悉蜜、葛逻禄，总十一姓，并置都督，号十一部落。[42]
在这种情况下，炽俟一个部落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势力和那么广的分布？端的令人生疑。李树辉提出一种假想，即炽俟当有广狭二义，狭义指分布于天山南北者，广义则指包括葛逻禄、样磨、拔悉密等众多部族在内的“所有印欧人群落”。[43] 这一说法尽管证据不足，但合乎情理，或可遵从。还有一种可能，在波斯、阿拉伯文献中，炽俟一词会不会在某些情况下指的是整个葛逻禄部族？炽俟毕竟是葛逻禄诸部中最为强大者。这一问题甚为复杂，超出了本文的范围，此略。
关于葛逻禄炽俟氏的墓志，目前为止可知有三方，其中，炽俟弘福墓志志石现藏西安市博物院，炽俟辿墓志志石收藏在西安市长安博物馆，而本文研究的炽俟思敬墓志志石则收藏在洛阳龙门博物馆。现知的三方葛逻禄墓志佥属炽俟家族，这一现象值得探究。此前内地所见与葛逻禄部族相关的资料只有乾陵石人像衔名，其中右二碑第八身有题铭，元人李好文录作：“右金吾卫大将军兼泃本都督五姓呐麪叶护昆职。”[44] 经陈国灿考订，“泃本”为“大漠”之误，“五姓”为“三姓”之误，其文当录作“右金吾卫大将军兼大漠都督三姓咽麺叶护昆职”。[45] 可以信从。三姓咽麺，为突厥别部，常依附于葛逻禄，王延德《西州使程记》写作样磨，[46] 敦煌写本S. 6551讲经文写作“药摩”，[47] 相当于波斯文文献《世界境域志》中的Yamāgh。[48] 另据陈国灿研究，乾陵前的六十一番臣绝大部分生前曾供职于唐中央政府。[49] 炽俟氏三方墓志的出土，给我们提供了更多关于葛逻禄部族入居长安的的信息。
炽俟思敬墓志尽管涉及内容有限，然而作为目前已知的第三方葛逻禄的墓志，对于我们了解唐与葛逻禄的关系，至关重要。
三、炽俟思敬家族世系及其它
根据志文记载志主名思敬，字和平，阴山人。其堂兄弘福墓志：“公讳弘福，字延庆，阴山人也。”[50] 其侄辿墓志：“公讳辿，字伏护，阴山人也。”[51] 从三人有名有字这一因素观之，汉化严重，入居长安当不在短时。来自北方的少数民族所有著籍“阴山”者，如：
1992年陕西礼泉县发现突厥李思摩墓志：“公讳思摩，本姓阿史那氏，阴山人也。”[52]
1992年陕西礼泉县发现李思摩夫人薛延陀部延陁氏墓志：“夫人姓延陁，阴山人也。”[53]
1987年西安西郊出土回鹘人回纥琼墓志：“姓回纥，字琼，阴山人也。” [54]
1991年青铜峡市发现皋兰州都督浑大寿夫人契苾氏墓志：“夫人讳 ，姓契苾氏，其先阴山人也。”[55]
1980年陕西彬县出土鲜卑人元怀晖墓志：“公姓元，讳怀晖，□□郡人也。后魏始自阴山之胤。”[56]
2018年3月，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在西安市阿房一路南侧掘得元和十年（815）《故廻鹘可汗夫人白氏墓志銘并序》，其中有言：“维唐元和十年岁次乙未二月癸卯朔十六日戊午，夫人终于上都怀真官舍，春秋七十有三。爰自阴山贵族，奉义入侍，拜贺/阙庭，累踰星岁。”
看来，不管是鲜卑人（如元怀晖），还是契苾部（如浑公夫人契苾氏）、薛延陀人（延陁氏），亦或回纥人（如回纥琼）、突厥人（如李思摩）都有著籍阴山之习惯，以炽俟思敬、炽俟弘福、炽俟辿为代表的葛逻禄人同样概莫能外。
除标明“阴山”者外，也有少数北族人自称来自“金山”，如2009年蒙古国中央省扎穆日苏木土拉河北岸发现的仆固乙突墓志：“公讳乙突，朔野金山人，盖铁勤（勒）之别部也。”[57]这里的金山指的是阿尔泰山，与葛逻禄部所谓的“阴山”很可能为同指。
上文所列墓志中的“阴山”，有时或许指今内蒙古阴山山脉一带，多数情况下则未必，单就炽俟思敬墓志言，“阴山”则应指阴山都督府及其邻近的葛逻禄旧地。《新唐书·地理志》：
阴山州都督府，显庆三年分葛逻禄三部置三府，以谋落部置。大漠州都督府，以葛逻禄炽俟部置。玄池州都督府，以葛逻禄踏实部置。[58]
显庆二年（657）唐破西突厥，唐以谋落部为阴山都督府，炽俟部为大漠都督府，踏实力部为玄池都督府，后又分炽俟部之大漠州为金附州都督府。其中又以炽俟部最为强大，其都督居三姓之首，往往兼任三姓之叶护。《新唐书·突厥传》开元初有“三姓大漠都督特进朱斯”之载，前揭乾陵石人像有“大漠都督三姓咽麺叶护”之谓，禄炽俟弘福墓志言志主受唐命“充天兵行军副大使兼招慰三姓葛逻禄使”，均可为证。为咽面部所设咽面州应归大漠州都督府管辖。这三个都督府地当阿尔泰山地区及以南，皆隶属于关内道燕然都护府，大约在公元8世纪中期废。新近于吐鲁番发现的《唐龙朔二年、三年（662—663）西州都督府案卷为安稽哥逻禄部落事》文书中出现有“哥逻禄步失达官部落……破，从金山散出”之语。[59] 其中的“达官”，即汉语“大官”之转，突厥语作Tarqan。[60] 在该文书中，还可见“步失达官”之名。[61] 据炽俟思敬墓志，步失为志主思敬之祖父，曾官至唐左骁卫大将军兼大漠州都督。
从墓志内容和志主的姓氏来看，其家族来自北方草原，属于葛逻禄的一支。然而志文记载：“其先虙羲氏之苗裔，粤若因封定阃，区域斯分。”虙羲氏也即“伏羲氏”，志文记载其出自伏羲氏。炽俟弘福墓志记载“其先夏[后]氏之苗裔”。[62] 按照中国历史传统，夏后氏为黄帝之苗裔，而黄帝又为伏羲氏之后，故其言虽有异，实则一也。这些言辞明显有攀附、伪托华夏先祖之意。据墓志，弘福、思敬皆为炽俟步失之孙，弘福之父名力，思敬之父名勃闭支，二者应为堂兄弟，辿则为弘福之长子。
炽俟思敬墓志由陆茝撰文并书，炽俟弘福墓志同由陆茝书丹，且弘福、思敬皆于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736）迁葬长安高阳原。辿逝于天宝十一载（752），三年后亦迁高阳原。说明，高阳原有其祖坟。推而论之，弘福、思敬之祖父步失应葬于高阳原，至于曾祖娑匐颉利发是否亦葬于此地，不得而知。《元和姓纂》、《古今姓氏书辩证》等均不见“炽俟氏”之载，可见这一姓氏未能发扬光大，具体原因未明。
思敬墓志曰：“曾祖娑匐颉利发，大漠州都督兼右骁卫大将军，贵冠一时，荣奉三主。”与弘福墓志所言大体一致，辿墓志失载。其中的“娑匐”，葛承雍认为乃其本名，[63] 巴图宝力道和奥特功则解释为官号。[64] 其实，二者并不矛盾，因为古代突厥语族以官号作为人名乃司空见惯之事。伯希和将娑匐还原为Säbäg。[65] bäg，即“匐”之通行译法，相当于后世所谓的“伯克”，可以信从。而巴图宝力道和奥特功将其还原为Säbig，[66] 则不知何据。颉利发为突厥官名，殆无疑义。是见，炽俟娑匐以大漠州都督的身份同时兼任右骁卫大将军，当是朝廷对其的荣赐。据载，高宗时设大漠州，由葛逻禄炽俟氏任都督，为羁縻州。从“荣奉三主”来看，娑匐颉利发任职时间不短，高宗之后先后有中宗、睿宗短暂即位，武则天建立武周政权。其荣奉之三主似应为高宗、中宗和睿宗。
思敬墓志志文：“祖步失，唐左骁卫大将军兼大漠州都督，酋渠寄重，岂易其人。”据志文，炽俟步失在其父之后仍然担任大漠州都督。志文载：“[思敬]父勃闭支，唐右卫王保府长上、果毅都尉。”是见，志文所见父祖名皆为本名，祖父仍然担任大漠州都督，父在右卫任职。因而很有可能从炽俟勃闭支开始进入长安。葛承雍通过炽俟弘福墓志，认为其进入中原大概在唐高宗时期。[67]
据志文载，炽俟思敬在唐玄宗开元三年（715）去世，没有婚配，以其兄子温为后嗣，是知思敬至少还有一个哥哥。从其侄子炽俟温的名字来看，其汉化程度应当也很高。
综上可知，思敬家族出自葛逻禄炽俟部，约于高宗时期入居长安。从其曾祖、祖父、叔父连续担任大漠州都督可知，思敬家族世代为葛逻禄炽俟部的首领。大概在其父亲时期入居长安，及至思敬时逐渐汉化。
四、墓志所涉的几个问题
根据以上三方墓志，可知，炽俟娑匐担任大漠州都督兼右骁卫大将军，炽俟步失担任大漠州都督兼左骁卫大将军。《新唐书》记载：
阴山州都督府，显庆三年分葛逻禄三部置三府，以谋落部置。大漠州都督府，以葛逻禄炽俟部置。玄池州都督府，以葛逻禄踏实部置。金附州都督府，析大漠州置。[68]
因葛逻禄三部而设的阴山州、大漠州、玄池州、金附州都督府皆隶属燕然（安北）都护府管辖。据三方墓志知，娑匐、步失为最初的两任大漠州都督，并且都接受了朝廷的授官。至于二者与乾陵石刻所见“大漠都督”是什么关系，无从考见。
炽俟思敬墓志：“衔命宣威，流沙问罪。永年未极，长夜俄归。”开元二年（714）二三月，北庭都护郭虔瓘、伊吾军使郭知运率领唐军大败突厥、吐蕃联军，取得北庭、柳中大捷，北庭大都护阿史那献讨平西突厥胡禄屋部的叛乱。翌年二月，郭虔瓘入朝献俘，“玄宗置酒劳之”。[69] 亲自撰写诏书予以嘉勉，留之不遣，委任其“为朔州镇大总管，和戎等军并受节度，居并州，勒兵以备默啜”。[70] 命其主兵并州，负责讨伐后突厥汗国（682—745）默啜事宜。默啜见郭虔瓘离任，意为有机可乘，遂于开元三年（715）四月“发兵击葛逻禄、胡禄屋、鼠尼施等，屡破之。玄宗乃敕北庭都护汤嘉惠、左散骑常侍解琬发兵救之。五月，又敕嘉惠等与三姓及定边道大总管阿史那献互相应援。”[71] 此外，吕休璟所率安西兵马也受命参战，史载：
宜令北庭都护汤嘉惠与葛逻禄、胡(禄)屋相应,安西都护吕休憬与鼠尼施相应……及新来十姓大首领计会犄角。[72]
看来，这次战役，唐朝动用了在西域差不多所有的兵力，其中即有葛逻禄部与役其事。这场战争历时三个月，直到七月份方以唐军的胜利而告终。[73]
志文言思敬“衔命宣威，流沙问罪……以开元三年十一月廿二日终于瓜州公亭。”这里的瓜州公亭，应为炽俟思敬设于瓜州的行军大帐。他亡于战争结束之后，距离战事已有4个月，说明并不是战死沙场，推而论之，很可能在战斗中受伤，经过数月休养，最终不治而亡于瓜州。
据墓志，早在炽俟思敬的曾祖父担任大漠州都督时期，接受中原册封：“曾祖娑匐颉利发，大漠州都督兼右骁卫大将军，贵冠一时，荣奉三主。”右骁卫大将军为正三品。[74] 思敬祖嗣任，同样接受册封，志文载：“祖步失，唐左骁卫大将军兼大漠州都督，酋渠寄重，岂易其人。”步失的称号为左骁卫大将军，虽与右骁卫大将军同为正三品，但地位稍高。随着西突厥的逐步式微，原来受西突厥统治的部族越来越多地脱离其控制，与唐之联系日益密切，步失之入居中原，差不多应在斯时。
及至炽俟勃闭支，任职折冲府，志文载：“唐右卫王保府长上、果毅都尉。”王保府属于京兆府，但职属不详。[75] 志文则明确王保府属于右卫，可补史阙。
唐代入长安的质子多任武职，有的作为蕃将参与唐朝的军事行动，[76] 炽俟勃闭支当是入唐的质子。唐高宗龙朔元年（661），葛逻禄步失达官因受到反唐的铁勒等部的攻击，部落离散，遁入长安。龙朔二年末，在唐王朝支持下，步失重返故地。[77] 以理度之，勃闭支很可能在龙朔二年随父入长安，为质子。观勃闭支之名，应为突厥语音译。从炽俟弘福墓志看，他是于高宗永淳二年（683）左右进入中原的。[78] 炽俟辿墓志亦言其父为弘福，祖父力曾担任本郡太守。[79] 这里的本郡太守，应是仿效唐人称呼而给大漠州都督的命名，因为当时葛逻禄归燕然（安北）都护府管辖，长安二年（702）北庭都护府设立后，葛逻禄又移隶之，不会有太守之设。如果这一推测不误，则炽俟力应长于炽俟勃闭支，按照长子继承制原则，炽俟力以长子身份继承了大漠州都督这一称号。弘福在永淳二年（683）入中原，“充天兵行军副大使兼招慰三姓葛逻禄使”。[80] 这一身份表明，弘福未出任大漠州都督。这一职务归于何人，史无明载，不得而知。很可能，弘福非力之长子，大漠州都督由失名长子继承。质言之，唐高宗时期先后有两支葛逻禄炽俟部族人入居中原。
思敬以郎将入仕，志文载：“解褐特授散郎，将转正员郎将。忘家徇国，祖业式昭。又任左羽林卫中郎将，加番禾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左羽林中郎将为正四品下，职司总北军宿卫。[81] 番禾县位处凉州，地当今甘肃永昌一带，后改称天宝县。[82] 思敬一度侍卫皇宫，后来征战瓜州，不幸阵亡此地，“开元廿四年（736）五月十七日迁葬于长安高阳原”。志文有“兄子温嗣”之语，说明思敬无子，其兄之子温过继于他。而弘福墓志言其第三子曰温。在炽俟弘福五子中，仅温一子有爵位，弘福墓志记为“常乐县开国男”，[83] 依唐制，为从五品上。这一爵位应是继承思敬而来。据《新唐书》，番禾县后废除，直到唐玄宗天宝时期再设县，更名天宝。因而作为思敬嗣子，继承其爵位，以番禾县不复存在而改封常乐。职是之故，可定炽俟思敬墓志记载的“兄”当是弘福。据炽俟弘福墓志知，弘福卒于唐中宗神龙二年（706），享年五十三岁，当生于贞观十八年（644），则思敬必生于贞观十八年以后。如果比弘福小10岁左右，则思敬当生于654年左右，卒于唐玄宗开元三年（715），则享年60岁左右。
通过对炽俟思敬墓志的初步解读，我们得以了解唐朝前期葛逻禄先世的发展演变、内迁、任职等史事，对于我们研究唐代西域史、北方民族史都有积极意义，尤其值得提点的是，该文献的发现，表明葛逻禄人在瓜州一带有过活动，这是此前所未知的，为敦煌民族史的研究提供一难得新证据，弥足珍贵。
注释：
[1] [宋]宋敏求撰，辛德勇、郎洁点校：《长安志》卷12，西安：三秦出版社，2013年，第384页。
[2] 吕卓民：《高阳原的地望与相关问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第1期，第110页。
[3] 吴钢主编：《隋唐五代墓志汇编·陕西卷》第3册，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61页。
[4] 葛承雍：《西安出土西突厥三姓葛逻禄炽俟弘福墓志释证》，荣新江、李孝聪主编：《中外关系史：新史料与新问题》，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449—456页。
[5] 荣新江：《新出吐鲁番文书所见唐龙朔年间哥逻禄部落破散问题》，沈卫荣主编：《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第1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13—43页。
[6] 长安博物馆编：《长安新出墓志》，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年，第188—189页。
[7]《新唐书》卷217下《葛逻禄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143页。
[8] [唐]杜佑著，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174“伊吾郡”条，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4557页。
[9] 张云：《葛逻禄部早期历史初探》，《新疆历史研究》1987年第2期，第14页（收入氏著：《唐代吐蕃史与西北民族史研究》，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4年，第501页）。
[10] Ildikó Ecsedy, A Contribution to the Historyof Karluks in the T'ang Period, 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XXIV-2, 1980, p. 3.
[11] 内田吟風：《初期葛邏祿（Karluk）族史の研究》，《田村博士頌壽東洋史論叢》，京都：田村博士還官紀念事業會，1968年，第61、66頁（收入氏著：《北アジア史の研究·鮮卑柔然突厥篇》，京都：同朋舍，1975年，第499、504頁）。
[12] É. Chavannes, Documents sur les Tou-Kiue Turcs Occidentaux, Librairie d’Amérique etd’Orient Adrien Maisonneuve, Paris, 1903, pp. 271- 272；[法]沙畹著，冯承钧译：《西突厥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246页。
[13] 蒋其祥、周锡娟：《九至十三世纪初突厥各部的分布与变迁》，《新疆社会科学》1983年第4期，第101页。
[14] 钟兴麒、王豪、韩慧校注：《西域图志校注》卷3《唐代西域地图》，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13页。
[15] 岑仲勉：《突厥集史》，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759页。
[16] Talat Tekin, A Grammar of Orkhon Turkic, Indiana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Moutonand Co., 1968, pp. 236, 244, 245, 258.
[17] HüseyirıNamık Orkun, Eski Türk Yazıtları, Ankara 2011, S. 174; 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99页。
[18] 李肖：《新疆吐鲁番地区巴达木墓地发掘简报》，《考古》2006年第12期，第65页。
[19] Yutaka Yoshida, Sogdian Fragments Discovered from the Graveyard of Badamu, 沈卫荣主编：《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第1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年，p.47.
[20] [宋]王明清：《挥麈录·前录》卷4，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30页；《宋史》卷490《高昌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4112页。
[21] 内田吟風：《初期葛邏祿（Karluk）族史の研究》，《田村博士頌壽東洋史論叢》，京都：田村博士還官紀念事業會，1968年，第57頁（收入氏著：《北アジア史の研究·鮮卑柔然突厥篇》，京都：同朋舍，1975年，第495頁）。
[22] H. Hoffmann, Die Qarluq in der tibetischen Literatur, Orients 3, 1950, S.190-208.
[23] 黄盛璋：《炽俟考——Chigil的族名对音、分布地域及其和喀喇汗朝的关系》，《新疆社会科学》1990年第5期，第94页。
[24] 薛宗正：《葛逻禄的崛起及其西迁》，《新疆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第71—79页。
[25] 葛承雍：《西安出土西突厥三姓葛逻禄炽俟弘福墓志释证》，荣新江、李孝聪主编：《中外关系史：新史料与新问题》，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449—456页。
[26] 李树辉：《葛逻禄新论》，新疆龟兹学会编：《龟兹学研究》第1辑，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54—71页。
[27] 王小甫：《炽俟为Chigil考》，袁行霈主编：《国学研究》第29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8—12页。
[28] 高永久：《关于葛逻禄与回鹘的关系问题》，《西北民族研究》1994年第2期，第73—80页。
[29] 马晓娟：《葛逻禄研究综述》，《西域研究》2013年第2期，第123—129页。
[30] 陈高华：《元代的哈剌鲁人》，《西北民族研究》1988年第1期，第145—154页；杨富学：《元代哈剌鲁人伯颜宗道事文辑》，《文献》2001年第2期，第76—88页。
[31] 王静如：《突厥文回纥英武威远毗伽可汗碑译释》，《辅仁学志》第7卷1—2期合刊，1938年，第227页（第014页）。
[32] 内田吟風：《初期葛邏祿（Karluk）族史の研究》，《田村博士頌壽東洋史論叢》，京都：田村博士還官紀念事業會，1968年，第58頁（收入氏著：《北アジア史の研究·鮮卑柔然突厥篇》，京都：同朋舍，1975年，第496頁）。
[33] 王静如：《突厥文回纥英武威远毗伽可汗碑译释》，《辅仁学志》第7卷1—2期合刊，1938年，第227页（第014页）。
[34] P. Pelliot, Neuf note sur des questionsd’Asie Centrale, T’oung Pao 26, 1929,pp. 222-223.
[35] 岑仲勉：《突厥集史》，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489页。
[36] 黄盛璋：《炽俟考——Chigil的族名对音、分布地域及其和喀喇汗朝的关系》，《新疆社会科学》1990年第5期，第94页。
[37] 王小甫：《炽俟为Chigil考》，袁行霈主编：《国学研究》第29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18页。
[38] 李树辉：《葛逻禄新论》，新疆龟兹学会编：《龟兹学研究》第1辑，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57页。
[39] 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合编：《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64页。录文见桑山正進編：《慧超往五天竺國傳研究》，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92年，第21頁；慧超著，张毅笺释：《往五天竺国传笺释》，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78页。
[40] 高楠順次郎：《〈慧超往五天竺國傳〉考訂》，《大日本佛教全書》1，東京：佛書刊行會，1915年，第27頁；W. Fuchs, Huei-chao’s Pilgerrisedurch Nordwest-Indien und Zentral-Asien um 726, Sitzungsberichte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Wissenschaften, Phil.-hist. Klasse, 30,1938, S. 445, n. 7; 桑山正進編：《慧超往五天竺國傳研究》，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92年，第21頁。
[41] 杨富学：《回鹘与敦煌》，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5—6页。
[42]《新唐书》卷217上《回鹘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114页。
[43] 李树辉：《葛逻禄新论》，新疆龟兹学会编：《龟兹学研究》第1辑，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58页。
[44] [元]李好文编，辛德勇、郎洁点校：《长安志图》卷中，西安：三秦出版社，2013年，第50页。
[45] 陈国灿：《唐乾陵石人像及其衔名的研究》，《文物集刊》第2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194页。
[46] [宋]王明清：《挥麈录·前录》卷4，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30页；《宋史》卷490《高昌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4112页。
[47]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敦煌古文献编辑委员会、英国国家图书馆、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合编：《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份）第1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07页。录文见王重民等编：《敦煌变文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461页。
[48] V. Minorsky, Hudud al-‘Ālam. “TheRegions of the World”, a Persian Geography 372 A H. - 982 A.D.,London, 1937, p. 95.
[49] 陈国灿：《唐乾陵石人像及其衔名的研究》，《文物集刊》第2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201页。
[50] 吴钢主编：《隋唐五代墓志汇编·陕西卷》第3册，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61页。录文载葛承雍：《西安出土西突厥三姓葛逻禄炽俟弘福墓志释证》，荣新江、李孝聪主编：《中外关系史：新史料与新问题》，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452页。
[51] 长安博物馆编：《长安新出墓志》，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年，第188—189页。
[52] 张沛编著：《昭陵碑石》，西安：三秦出版社，1993年，第112页。参见岳绍辉：《唐〈李思摩墓志〉考析》，《碑林集刊》第3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1—59页。
[53] 张沛编著：《昭陵碑石》，西安：三秦出版社，1993年，第113页。参见胡蓉、杨富学：《长安出土〈统毗伽可贺敦延陁墓志〉考释》，《青海民族研究》2017年第1期，第116—121页。
[54] 师小群、王建荣：《西安出土回纥琼、李忠义墓志》，《文博》1990年第1期，第90—92页。
[55] 余军、卫忠：《唐皋兰州都督浑公夫人墓志考释》，许成主编：《宁夏考古文集》，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57—162页；路虹、杨富学：《宁夏青铜峡出土〈浑公夫人墓志铭〉新探》，《宁夏社会科学》2017年第3期，第190—196页。
[56] 吴钢主编：《隋唐五代墓志汇编·陕西卷》第4册，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45页。
[57] 杨富学：《蒙古国新出仆固墓志研究》，《文物》2014年第5期，第778页。
[58]《新唐书》卷34下《地理志七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130—1131页。
[59] 荣新江、李肖、孟宪实主编：《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316—317页。
[60] 胡蓉、杨富学：《长安出土〈统毗伽可贺敦延陁墓志〉考释》，《青海民族研究》2017年第1期，第117页。
[61] 荣新江、李肖、孟宪实主编：《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322—323页。
[62] 吴钢主编：《隋唐五代墓志汇编·陕西卷》第3册，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61页。
[63] 葛承雍：《西安出土西突厥三姓葛逻禄炽俟弘福墓志释证》，荣新江、李孝聪主编：《中外关系史：新史料与新问题》，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453页。
[64] 巴图宝力道、奥特功：《突厥、回鹘文献中的“娑匐Säbig”一词的考释》，《草原文物》2015年第2期，第110—114页。
[65] P. Pelliot, Neuf note sur des questionsd’Asie Centrale, T’oung Pao 26, 1929,p. 243.
[66] 巴图宝力道、奥特功：《突厥、回鹘文献中的“娑匐Säbig”一词的考释》，《草原文物》2015年第2期，第110—114页。
[67] 葛承雍：《西安出土西突厥三姓葛逻禄炽俟弘福墓志释证》，荣新江、李孝聪主编：《中外关系史：新史料与新问题》，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453页。
[68]《新唐书》卷34下《地理志七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130页。
[69] [北宋]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卷133《帝王部·褒功二》，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607页。
[70]《资治通鉴》卷211唐玄宗开元二年三月条，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710页。
[71]《资治通鉴》卷211唐玄宗开元三年三月条，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710页。
[72]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卷12《唐纪四》引《玄宗实录》，见《资治通鉴》卷211唐玄宗开元三年二月条，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709页。
[73] 薛宗正：《北庭历史文化研究——伊、西、庭三州及唐属西突厥左厢部落》，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58页。
[74] [唐]李林甫等编，陈仲夫校：《唐六典》卷24《诸卫》，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619页。
[75] 张沛编著：《唐折冲府汇考》，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年，第341页。
[76] 章群：《唐代蕃将研究》，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年，第97—117页；李鸿宾：《论唐代宫廷内外的胡人侍卫——从何文哲墓志谈起》，《隋唐五代诸问题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58—71页。
[77] 荣新江：《新出吐鲁番文书所见唐龙朔年间哥逻禄部落破散问题》，《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第1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13—43页。
[78] 葛承雍：《西安出土西突厥三姓葛逻禄炽俟弘福墓志释证》，荣新江、李孝聪主编：《中外关系史：新史料与新问题》，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453页。
[79] 长安博物馆编：《唐故游击将军右武卫中郎将炽俟公墓志铭并序》，长安博物馆编：《长安新出墓志》，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年，第189页。
[80] 吴钢主编：《隋唐五代墓志汇编·陕西卷》第3册，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61页。
[81] [唐]李林甫等编，陈仲夫校：《唐六典》卷25《诸卫府》，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644页。
[82]《新唐书》卷40《地理志四》，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044页。
[83] 吴刚编：《全唐文补遗》第2辑，西安：三秦出版社，1995年，第22页。
编按：本文原刊《文献》2019年第2期，第43~55页，引用请参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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