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庆昱 杨富学 | 新见唐瓜州刺史魏远望墓志考屑

摘要：洛阳出土魏远望墓志内容涉及魏氏郡望、唐代边疆问题等诸多史事。结合甘肃合水新出魏哲墓志及传世文献魏哲神道碑等材料，可以看出钜鹿魏氏在十六国时期迁居宁州，隋唐时期一支又迁回河北。魏远望历官十八任，将近四十年，曾任檀州、蓟州、沙州、瓜州四州刺史和安西大都护府长史，主要活动于唐代的东北边疆和西北地区，最后以瓜州刺史致仕。其活动多不见于史书记载，填补了存世文献的某些空白。借由该墓志等相关资料，可以考见唐代瓜州的政治地位要高于沙州。

关键词：魏远望墓志；东北边疆；沙州刺史；瓜州刺史；吐蕃

一、魏远望墓志概说与录文

《秦晋豫新出墓志蒐佚续编》收录有一方唐代瓜州刺史魏远望的墓志拓片，有志有盖。盖呈正方形（图1），长31厘米，篆书“大唐故魏府君墓志铭”。志石四方形（图2），长、宽均为59厘米，20行，满行27字。出土时间不详，据言出土于河南洛阳市孟津县宋庄镇。[1]  志石现藏洛阳张海书法艺术馆，惜志盖去向不明。尽管墓志内容着墨不多，然而根据墓志记载志主魏远望的戎旅一生，主要活动在唐代的东北和西北边疆地区。为便于研究，谨移录墓志如下：

图1：洛阳孟津出土魏远望墓志志盖

 图2：洛阳孟津出土魏远望墓志志石

唐故安西大都护府长史瓜州刺史上柱国钜鹿魏府君墓志铭并序

公讳远望，字云期。盖周之同姓，分珪祚土，其来尚矣。曾祖利贞，皇昌平县令，祖宝，皇妫州刺史，考操，皇幽州良乡县丞。公生而惠和，幼则齐敏，年才志学，经史尤精。文可以济时，武可以静难。长寿初有诏旁求，时登科，授左执戟，从其志也。累迁营府别驾，檀、蓟、砂（即沙）、瓜四州刺史，凡历职一十八政，未展其足也。三副节制，再秉戎旃，凡理军使十三政，虽执兵权，耻在攻袭，伐谋以智料敌，未尝劳师。芳声益闻，政颂尤著。中年妄遭流谤，谪居陇外。朝廷知其非罪，寻授安西大都护府长史，转沙、瓜二州刺史。公以悬车之岁，屡乞骸骨。有诏许留长安，惜其老也。其年遘疾，薨于长安胜业里之私第，春秋七十有一。朝野感叹，羌胡恸哭。夫人安平郡君李氏，广平郡夫人程氏，令淑素著，德行早闻。自公谪居，忧心成疾。郡君夫人李氏先公云亡，时年五十有二。夫人程氏后相次亡殁，合葬于定州恒阳县之南原。以大历九年夏五月四日壬寅，改葬于洛阳邙山之东原，礼也。息八人，广之、敏、端、演、崌、峋、直、坚等，象其贤也。气殒苴裳，悲缠荒屺，恭惟休烈，咸愿鼎铭，惧陵谷之迁移，刊贞石而为固。铭曰：

奕奕魏宗，侯王继轨；爰洎府君，将复其始。且武且文，知足知止；天不愍遗，永居蒿里。哀哀八子，令问不已；刻石铭勋，永存厥美。

该墓志的出土，为唐代边疆史，尤其是瓜、沙历史的研究提供了新材料。此前，甘肃合水曾出土与魏远望属于同一家族的唐右将军魏哲之墓志铭（图3），[2]  此外，在传世文献中还有初唐杨炯所撰《唐右将军魏哲神道碑》。[3]  笔者拟以上述资料为依据，结合史书记载，对《魏远望墓志》涉及的家族史事以及唐代东北边疆、西北边疆、瓜沙二州地位等问题略作考证。

图3：甘肃合水出土魏哲墓志志石（局部）

二、魏远望家族史事考

关于魏氏的姓氏来源，《元和姓纂》、《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古今姓氏书辩证》等都有详细记载，[4]  此不赘述。志文用“盖周之同姓，分珪祚土，其来尚矣”一句进行了概括。关于魏氏的郡望，志文记作“钜鹿”。《唐右将军魏哲神道碑》载志主为“钜鹿曲阳人。”[5]  根据《元和姓纂》记载，进入汉代之后，魏歆担任钜鹿太守，受封曲阳候，被尊为钜鹿魏氏之始祖。[6]  郡望的形成与发展，有学者认为是地域性家族进入政治社会与地域性集团结合之后，然后家族代际仕宦最终形成的。[7]

根据《元和姓纂》、《古今姓氏书辩证》，魏氏郡望不止钜鹿一地。[8]  志文载魏远望去世后，“合葬于定州恒阳县之南原”。据《新唐书》，恒阳县在唐宪宗元和十五年（820）改称曲阳。[9]  据新出《魏哲墓志》和杨炯撰《魏哲神道碑》，可以认定魏远望与魏哲当同出一个家族。[10]

《魏哲神道碑》载志主“七代祖靖非，前秦征北大将军，镇北地上郡，其后子孙因居于宁州”。《魏哲墓志》就出土于甘肃合水，在唐代属于宁州。然而魏远望卒于长安，但是在去世之后，葬于定州恒阳。既然魏哲与魏远望同属一个家族，那么，魏远望的出生地也当在宁州。魏哲墓志和魏远望墓志的出土，相互佐证，可以证实魏氏家族在十六国前秦时期已由定州迁居宁州之合水。下文所述新近发现的魏远望女魏渊墓志亦有“夫人讳渊，字阿诃，其先钜鹿人也”之语。这些说明，魏远望墓志志文所述郡望不虚，志主应为钜鹿魏氏。

关于魏远望之入仕，志文载曰：“长寿初有诏旁求，时登科授左执戟，从其志也。”《资治通鉴》：“[武则天长寿元年（692）]春,一月,丁卯，太后引见存抚使所举人，无问贤愚，悉加擢用，高者试凤阁舍人、给事中，次试员外郎、侍御史、补阙、拾遗、校书郎。”[11]  是见，长寿元年武则天擢用了很多试官，魏远望为其一，担任左执戟。左执戟在唐代品级为正九品下。随后墓志又云：“累迁营府别驾，累迁檀、蓟、砂（即沙）、瓜四州刺史，凡历职一十八政。”也就是魏远望的仕宦生涯历官十八任，最后以瓜州刺史致仕。瓜州刺史为下都督府，品级为从三品，在唐代属于高层文官。

魏远望历官十八任，将近四十年。一般唐代士人一般理想的任官模式是为官二十任，大概四十年。从基层做起，到高层文官系列大概五十岁左右。[12]  魏远望之任职情况基本合乎唐代士人所理想的任官模式。

魏远望的生卒年志文无载，仅知享年七十一岁，武则天长寿元年（692）入仕。唐代基层官员一般三十岁左右开始任职，到高层官员大概五十岁左右。[13]  按30岁计算，则魏远望应生于662年。果若是，则可以推测魏远望卒年当在732年左右。据墓志，魏远望“中年妄遭流谤，谪居陇外”。先任檀州（今北京密云区）刺史、蓟州（今天津蓟州区）刺史，后贬谪安西大都护府长史，后再升任沙州（今甘肃敦煌市）刺史与瓜州（今甘肃瓜州县）刺史。他是在蓟州刺史任上被贬，以理度之，其时当在五十开外。

另据网络资料，洛阳出土有《唐故钜鹿魏府君昆季墓志》，为魏远望两个儿子的合葬墓志。墓志言魏远望的第三子魏端“以至德二年（757）夏五月六日终于洛阳之官舍，享年四十有一”。[14]  那么，魏端即生于开元五年（717）。距离魏远望入仕相隔25年，显然有悖常理。加上墓志除网络外别难睹其真容，未敢遽信，故这里只能暂略不论。

三、魏远望与唐代东北经略

魏远望墓志载志主“三副节制，再秉戎旃，凡理军使十三政，虽执兵权，耻在攻袭伐谋，以智料敌，未尝劳师。”从墓志看，魏远望之任职主要在边疆地区。为官十八任，其中十三任为军职。“曾祖利贞，皇昌平县令，祖宝，皇妫州刺史，考操，皇幽州良乡县丞。”昌平县为幽州属县，属于望县；妫州为上州，人口万余；良乡县同为望县。[15]  望县，在唐代县级建置中属于上县，而人口在两万户以下者属于下州。[16]  魏利贞所任昌平县令为从六品上，魏宝所任刺史为正四品下，魏操所任县丞为从八品下。[17]  根据魏哲神道碑，魏哲父魏宝所任文散官为正四品下的通议大夫，而魏远望墓志所载之祖父魏宝担任的正四品下的刺史，郡望相同，名字相同，官阶也相同，是故可以推定魏哲与魏远望当出自同一个家族，当无大误。魏哲乃魏远望之叔父辈也。

根据魏远望墓志、魏哲墓志以及神道碑可知，其家族在唐代前期主要在东北边疆任职。魏哲曾官至检校安东都护。总章元年（668），唐朝灭高句丽，设安东都护府于平壤城，以管理高句丽故地。[18]  上元三年（676）二月，治所搬至辽东（今辽阳老城），成为唐朝管理辽东、高句丽故地、渤海国等地的军政机构。圣历元年（698），又改为安东都督府。[19]  魏哲亡于总章二年（669）三月，是见，魏哲晚年主要应活动于今朝鲜半岛一带。

魏远望墓志载其以左执戟入仕，之后任营府别驾。唐代前期，营州乃唐朝政府管理东北边疆的政治、军事重镇，营州都督兼任营州刺史、安东都护等官职，在唐朝管辖东北边疆的体制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20]  据《新唐书》卷39《地理志三》，营州为上都督府，不设别驾。在都督府之外，营州另有刺史之设，二者合二为一。依《新唐书》卷55《百官志四下》，下州刺史之下设“别驾一人，从五品上”。魏远望墓志记其三副节制，似乎表明他曾在营州担任过三任别驾一级的官职。

魏远望入仕第四年，即万岁通天元年（696），契丹、奚唱乱东北，一度攻陷唐在东北之重镇营州。“营州是从京城去东北各地的交通必经之路”，[21]战略意义重要，尽管失而复得，但对唐朝的东北经营局势震动很大。此后，东北边疆一直不稳，迫使唐朝投掷大量军队，以求安边。据魏远望墓志，志主在中年因遭到流谤，而“谪居陇外”。在入西域之前，身为澶州、蓟州刺史。依唐制，能够出任刺史之类高官，一般都年至五十岁左右。推而论之，魏远望之入西域，应在唐玄宗开元时期。开元八年（720）契丹内乱，营州再度陷于其手。《资治通鉴》载：

契丹牙官可突干骁勇得众心，李娑固猜畏，欲去之。是岁，可突干举兵击娑固，娑固败奔营州。营州都督许钦澹遣安东都护薛泰帅骁勇五百与奚王李大酺奉娑固以讨之，战败，娑固、李大酺皆为可突干所杀，生擒薛泰，营州震恐。许钦澹移军入渝关，可突干立娑固从父弟郁干为主，遣使请罪。[22]

开元八年，契丹牙官可突干（《新唐书》《旧唐书》《唐会要》均作“可突于”）逐松漠都督李娑固，娑固被迫逃奔营州。可突干在击败营州唐军后杀娑固及奚王，立娑固从父弟郁干（《新唐书》《旧唐书》《唐会要》均作“郁于”）为松漠都督。魏远望很有可能就是因为受这一事件的牵连而被贬官陇外。

魏远望先后出任的澶州刺史、蓟州刺史，都和营州密切相关。唐朝政府经略东北首要的边防重镇为幽州城，周边设营州、平州、蓟州、檀州、妫州环列其侧，形成一个以幽州为中心的防御体系。[23]  值得注意的是，五城之中的营州、蓟州、檀州三州皆为魏远望曾经任职的地方。另外，魏远望祖父魏宝曾任妫州刺史，父魏操曾任幽州良乡县丞。其叔父魏哲先后担任辽东道行军总管、检校安东都护，由是可观见魏氏家族与东北边防之关联。尤其是蓟州，为营州乃至整个东北的安全所系，“烟销蓟北，雾静辽西”。[24]  在此情况下，开元八年营州的失守，蓟州当责无旁贷，作为蓟州刺史的魏远望自然难脱干系，遭贬谪为情理中事。

魏远望担任澶州刺史、蓟州刺史的时间当在唐玄宗开元前期，下限应在开元八年或其后不久。《唐刺史考全编》未予收录，可以通过墓志予以补充。

四、魏远望刺沙州、瓜州史事考

据志文，魏远望入西域后任安西大都护府长史，其时应在开元八年（720）或其后不久。据《唐六典》：“大都护府：大都护一人，从二品；副大都护二人，从三品；副都护二人，正四品上，长史一人，正五品上。”[25] 《新唐书·百官志》有同载。那么，魏远望当时的品级为正五品上，低于原任刺史之四品与三品，显然为贬谪之结果。

魏远望出任安西大都护府长史，其面临的对手主要为吐蕃，此外还有占据了西突厥故地的突骑施。敦煌出土吐蕃文P. T. 1288《大事纪年》载：

及至猴年（开元十八年，庚申，720）赞普驻于董（Duns）之虎园，默啜（’Bug-čor）[可汗]之使者前来致礼……冬……攻陷唐之索格松（So-ga-son）城。[26]

其中的So-ga乃古藏文对Sogdag（Sogdians，粟特人）的简写形式。[27]  So-ga-son当系敦煌写本《寿昌县地境》和《沙州伊州地志》所见之石城。[28]  果若是，则可推定，及至开元八年，吐蕃在东方已经打通了进入西域的东道，[29]  在西方，其势力侵入葱岭地区，尤其是葱岭南部地带。[30]  只是当时唐朝在西域力量尚强，有遏制吐蕃在西域进一步扩张的能力。终玄宗一朝，唐在西域大多时间和大部分地区都保持了优势地位。[31]  当时的西域诸国，大都接受唐朝的册封。

然而，森安孝夫认为，勃律与护密属于例外，二者没有接受唐朝的册封。[32]  揆诸历史记载，此言未必确当。史载小勃律“开元初，王没谨忙来朝，玄宗以儿子畜之，以其地为绥远军……诏册为小勃律王；遣大首领察卓那斯摩没胜入谢。”[33]  关于护密，《新唐书》有如下记载：“开元八年，册其王罗旅伊陀骨咄禄多毗勒莫贺达摩萨尔为王。十六年，与米首领米忽汗同献方物。”[34]  说明，勃律与护密在开元年间也是接受唐朝册封的。与唐在西域的优势地位不同，在河西地区唐与吐蕃的较量中，虽各有胜负，就总体言，唐朝略处下风。

河西地区在7世纪以后呈现出复杂的居民结构，唐朝初年至武则天时期，铁勒部落大批迁徙到河西地区，[35]  继之，吐谷浑、吐蕃等势力也逐步渗透进来。[36]  开元初年，吐蕃开始向青藏高原的周边，尤其是东北和西北两个方向大规模向唐朝发难，先是占据了唐朝设置于青海山脉中的石堡城，继而于开元十五年（727）攻陷瓜州城，俘获唐瓜州刺史田元庆，接着进攻玉门和常乐县。[37]  开元十六年，吐蕃军队进入肃州，势力甚张。[38]  法国学者戴密微认为：开元十四年至十六年（726~728），吐蕃发动的这一系列攻势，乃嗣后吐蕃大举入寇河西地区之前奏。[39]  为了对付吐蕃，大量唐朝官兵驻守河西，及至8世纪初，汉人在河西居民中的比重明显有了增加。[40]  新近出土材料也向我们揭示了这一时期唐与吐蕃等势力在河西的战争。根据新近出土的葛逻禄《炽俟思敬墓志》可知，在唐玄宗开元初年，由于后突厥汗国的逼迫，大批的铁勒部落内迁至瓜州一带，唐云麾将军、沁州安乐府折冲都尉葛逻禄人炽俟思敬奉命“流沙问罪”，抗击吐蕃，于开元三年（715）死于瓜州军中。[41]  2015年酒泉新出《李礼墓志》则记载了开元十六年（728）唐与吐蕃的征战。[42]  在这一错综复杂的形势下，魏远望先后出任沙州刺史、瓜州刺史，其首要任务应是对抗吐蕃的入侵。

关于魏远望刺瓜州事，在新近发现尚未刊布的魏远望之女的墓志中亦有所反映。墓志题《唐永固府别将张季伯故妻魏夫人墓志铭并序》，长42cm，宽41cm，其中有文曰： 

夫人讳渊，字阿诃，其先钜鹿人也，家代冠冕，史荣（策）详之。父远望，皇朝瓜州都督，射穿七札，弯弧六钧；得玄女之兵符，习黄公之秘略；典郡则龚遂方驾，安边则李牧齐衡。 

图4：新出魏远望女魏渊墓志

墓志对魏远望的军事才能多有描述，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提到魏远望的职务为瓜州都督而非瓜州刺史。唐初依隋制，在有些州设置总管府，武德七年（624）以后改为都督府，其总管或都督按照惯例皆兼任所在州刺史。[43]  所以，这里魏远望之都督职和当州刺史相当。

遗憾的是，史书对魏远望在沙州、瓜州一带的任职与活动情况了无记载，故而无法得知其刺沙州、瓜州的具体时间。《唐刺史考全编》未提及魏远望刺沙州、瓜州事，可据魏远望父女墓志补阙。

五、从墓志看沙州刺史与瓜州刺史地位的差异

唐朝在西域与吐蕃的争夺，唐玄宗开元时期大体处于优势，但是在河西与吐蕃的争夺中，唐朝则是处于劣势，吐蕃在河西的势力逐渐加强，并于开元十五年（727）攻陷瓜州，“尽取城中军资及仓粮，仍毁其城而去。”[44]  虽然唐朝加强了对这一地区的防御，数次更换河西节度使，但是吐蕃的势力占据优势则是不争的事实。[45]  魏远望以“悬车之岁”即七十岁之龄请求致仕，志文载：“公以悬车之岁，屡乞骸骨。有诏许留长安，惜其老也。”获得允准，惜魏远望回归长安一年即亡故。魏远望离开河西应在开元十九年（731）左右。在此之前，瓜州刺史先后为田元献（727年）、张守珪（727—729年）。[46]  史载：

[开元十五年（727）]九月，吐蕃大将悉诺逻恭禄及烛龙莽布支攻陷瓜州城，执刺史田元献及王君㚟之父寿……乃命兵部尚书萧嵩为河西节度使，以建康军使、左金吾将军张守珪为瓜州刺史，修筑州城，招辑百姓，令其复业。[47]

开元十六年（728）]七月，吐蕃寇瓜州，刺史张守珪败之。[48]

开元十七年（729）……三月，瓜州刺史张守珪、沙州刺史贾师顺攻吐蕃大同军，大破之。[49]

是后，沙州刺史、瓜州刺史皆不见记载。魏远望很有可能在开元十七年以后出任瓜州刺史，并于开元十九年以瓜州刺史身份致仕。果如是，则魏远望任沙州刺史必在此前。唐开元年间沙州刺史见于记载的仅有开元二年杜楚臣、开元三年张孝嵩和开元十七年贾师顺。[50]  魏远望西行始于开元八年，先任职西域，再转河西。唐代一任官大致二年左右，推而论之，其任沙州刺史时间应在开元十年至十七年之间。

魏远望有两房夫人：“夫人安平郡君李氏，广平郡夫人程氏，令淑素著，德行早闻。”按照唐代制度，四品官员的妻子为郡君，三品以上为郡夫人。《唐六典》记曰：

一品及国公母、妻为国夫人；三品已上母、妻为郡夫人；四品若勋官二品有封，母、妻为郡君；五品若勋官三品有封，母、妻为县君；散官并同职事。[51] 

根据志文记载李氏先亡，享年五十二岁，封号为“郡君”，说明李氏去世时魏远望担任的为四品官。魏远望在西北先后任安西大都护府长史、沙州刺史和瓜州刺史。安西大都护府长史为正五品上，[52]  之前魏远望先后担任檀州、蓟州刺史，《新唐书》载蓟州为下州，[53]  檀州未载。依唐制，下州刺史为正四品下，李氏的“郡君”当是魏远望担任四品官时所封。程氏为郡夫人，则是其担任三品官之后，瓜州在唐代都为下都督府，沙州曾一度为都督府，但长安元年以后罢，为下州，故程氏受封郡夫人应在在魏远望担任瓜州刺史（从三品）之后。

有唐一代，瓜州总管府、瓜州都督府等名称不断变化，武周长安元年（701）至天宝时期一直都是瓜州都督府（晋昌郡都督府），武周长安元年（701）罢沙州都督府，隶属于瓜州都督府。[54] 

沙州人口四千多户，人口一万六千多口，[55]  依唐制，20000户以下者为下州。[56]  就人口户数而言，沙州自然属于下州。但如果州与都督府合二为一，则以都督府为准，地位较高，为从三品。若无都督府之设，则降为四品。魏远望由东北转徙西北，时当开元八年以后，此时沙州都督府已经撤销，只是一个下州而已，为正四品下。魏远望的第二任夫人为封号为郡夫人，在唐代适用于三品官员之夫人。那么，魏远望在履任正四品下的沙州刺史之后，又擢升从三品下的瓜州刺史，其夫人之“郡夫人”称号应系其担任瓜州刺史时所赐。职是之故，可以推定，有唐一代，瓜州之地位要高于沙州。《资治通鉴》卷213开元十七年（729）条在述及瓜沙二州时，写作“瓜州刺史张守珪、沙州刺史贾师顺”，抑或可视作上述结论的佐证。 

六、结论 

通过对魏远望墓志的考释，再结合魏哲墓志和神道碑等相关材料，可以考知，志主本钜鹿魏氏，其家族于十六国前秦时期由定州迁居宁州，定居今甘肃合水一带。魏远望出生地即为合水。合水发现有《魏哲墓志》，志主与魏远望出自同一家族，魏哲乃魏远望之叔父。魏远望一生历官十八任，将近四十年，早期活动于东北边疆地区之营州、檀州和蓟州，因开元八年（720）营州失陷事之牵连而被贬谪西域，不久出任安西大都护府长史，随后升任沙州刺史（正四品下），最后官至瓜州刺史（从三品下），于开元十九年前后以瓜州刺史致仕，翌年逝于长安，享年71岁，于大历九年（774）改葬洛阳邙山。一生主要活动于唐代的东北边疆和西北地区，唯史书未见记载，该墓志填补了存世文献的某些空白。尤其重要的是，通过墓志与各种史料的比对，可以考见，开元之世，沙州刺史的品级应为正四品下，低于瓜州刺史的从三品下，说明当时瓜州的政治地位要高于沙州。

注释：

[1]  赵文成、赵君平编：《秦晋豫新出墓志蒐佚续编》，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年，第880—881页。

[2]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甘肃合水唐魏哲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2年第4期，第48—54页；张存良：《新出〈魏哲墓志铭〉及其相关问题》，《敦煌学辑刊》2014年第1期，第76—84页。

[3]  [清]董诰编：《全唐文》卷194《唐右将军魏哲神道碑》，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967—1971页；[唐]杨炯撰，祝尚书笺注：《杨炯集笺注》卷8，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1041—1046页。

[4]  [唐]林宝撰，岑仲勉校，郁贤皓、陶敏整理：《元和姓纂》卷8《魏氏》，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1191页；[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72中《宰相世系表》，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655页；[宋]邓名世撰，王力平校：《古今姓氏书辩证》卷29《魏氏》，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40页。

[5]  [清]董诰编：《全唐文》卷194《唐右将军魏哲神道碑》，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968页；[唐]杨炯撰，祝尚书笺注：《杨炯集笺注》卷8，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1048页。

[6]  [唐]林宝撰，岑仲勉校，郁贤皓、陶敏整理：《元和姓纂》卷8《魏氏》，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1191页。

[7]  郭锋：《晋唐士族的郡望与士族等级判定标准》，《唐史与敦煌文献论稿》，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26页。

[8]  [唐]林宝撰，岑仲勉校，郁贤皓、陶敏整理：《元和姓纂》卷8《魏氏》，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1191—1200页；[宋]邓名世撰，王力平校：《古今姓氏书辩证》卷29《魏氏》，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40页。

[9]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39《地理志三》，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019页。

[10]  张存良：《新出〈魏哲墓志铭〉及其相关问题》，《敦煌学辑刊》2014年第1期，第83—84页。

[11]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05武则天长寿元年一月丁卯条，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477页。

[12]  赖瑞和：《唐代中层文官》，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第24—26页。

[13]  赖瑞和：《唐代中层文官》，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第26页。

[14]  张存良：《新出〈魏哲墓志铭〉及其相关问题》，《敦煌学辑刊》2014年第1期，第83页。

[15]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39《地理志三》，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020—1021页。

[16]  翁俊雄：《唐代州县等级制度》，《北京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1991年第1期，第11页。

[17]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39《地理志三》，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318页。

[18]  池內宏：《高句麗討滅の役に與ける唐軍の行動》，《滿鮮史研究》上世第2冊，東京：吉川弘文館，1960年，第386—387頁；西嶋定生：《中国古代国家と東アジア世界》，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83年，第450—456页。

[19]  王怀中：《唐代安东都护府考略》，《禹贡》第6卷第3—4期合刊，1937年，第30—33页；孙进己、冯永谦等主编：《东北历史地理》第2卷，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64—267页。

[20]  宋卿：《唐代营州都督略论》，《唐史论丛》第22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16年，第208—219页。

[21]  孙进己、冯永谦等主编：《东北历史地理》第2卷，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63页。

[22]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12唐玄宗开元八年十一月条，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743页。

[23] 程存洁：《唐代城市史研究初篇》，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75页。

[24] 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长安031《大周故检校胜州都督左卫大将军全节县开国公上柱国王君墓志铭并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031页。

[25] [唐]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30，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754页。

[26]  J. Bacot - F. W.Thomas - Ch. Toussaint, Documentsde Touen-houang Relatifs a l’Histoire du Tibet, Paris, 1940, pp. 45-46; 王尧、陈践译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增订本），北京：民族出版社，1992年，第151页。

[27]  ChristopherI. Beckwith, The Tibetan Empirein Central Asia: A History of the Struggle for Great Power among Tibetans, Turks, Arabs, and Chinese during the Early Middle Age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92, note 42.

[28]  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61、65页。

[29]  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66页。

[30]  森安孝夫：《吐蕃の中央アジア進出》，《金沢大学文学部論集·史学科篇》第4號，1984年，第29頁。

[31]  王小甫：《盛唐与吐蕃在西域的较量（720—755）》，《新疆大学学报（哲社版）》1992年第4期，第70—75页。

[32]  森安孝夫：《吐蕃の中央アジア進出》，《金沢大学文学部論集·史学科篇》第4號，1984年，第29頁。

[33]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21《西域传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251页。

[34]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21《西域传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255页。

[35]  荣新江：《唐代河西地区铁勒部落的入居及其消亡》，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研究新探索》，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281—304页；杨富学：《回鹘与敦煌》，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241~255页。

[36] 陈国灿：《武周瓜、沙地区的吐谷浑归朝事迹——对吐鲁番墓葬新出敦煌军事文书的探讨》，《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文史·遗书编上），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26页；刘进宝：《关于吐蕃统治经营河西地区的若干问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4年第1期，第13—21页；Helga Uebach, On theTibetan Expansion from Seventh to Mid-Eighth Centuries and the Administration(khō) of the Countries Subdued, Alex McKay (ed.), Tibet and Her Neighbours: A History, London, 2003, pp. 21-27.

[37]  [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196上《吐蕃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230页。

[38]  朱悦梅：《吐蕃王朝历史军事地理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185—189页。

[39]  Paul Demiéville, Le Concile de Lhasa. Une controverse sur le quiétisme entrebouddhistes de 1′Inde et de La Chine au VIIIesiècle de 1′ ère chrétienne I, Paris: ImprimerieNationale de France, 1952, p. 309.

[40]  [日]前田正名著，陈俊谋译：《河西历史地理学研究》，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年，第92—93页。

[41]  王庆昱、杨富学：《洛阳新见唐葛逻禄炽俟思敬墓志研究》（待刊）。

[42]  范晓东：《新出〈唐李礼墓志〉释略》，《档案》2017年第1期，第50—53页；刘志华：《新见〈李礼墓志〉所载的唐蕃肃州之战》，《档案》2017年第3期，第53—57页。

[43]  [唐]杜佑著，王文锦、王永兴、刘俊文、徐庭云、谢方点校：《通典》卷32《职官典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894页；郁贤皓：《唐刺史考全编》，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9页。

[44]  [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196上《吐蕃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230页。

[45]  [日]前田正名著，陈俊谋译：《河西历史地理学研究》，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年，第78—82页。

[46]  郁贤皓：《唐刺史考全编》卷42《瓜州（晋昌郡）》，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494~495页。

[47]  [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196上《吐蕃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230页。

[48]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133《玄宗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33页。

[49]《资治通鉴》卷213开元十七年（729）条，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848页。

[50]  郁贤皓：《唐刺史考全编》卷43《沙州（瓜州、敦煌郡）》，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501~502页。

[51]  [唐]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2，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39页。

[52]  [唐]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30，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754页。

[53]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39《地理志三》，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023页。

[54] 郭声波：《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唐代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028—1031页；艾冲：《唐代河西地区都督府建制的兴废》，《敦煌研究》2003年第3期，第50—54页。

[55]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40《地理志四》，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044页。

[56] 翁俊雄：《唐代州县等级制度》，《北京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1991年第1期，第11页。

编按：本文原刊《敦煌研究》2018年第5期，第85~91页，引用请参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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