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富学 盖佳择 | 敦煌写卷“落蕃诗”创作年代再探

摘要：敦煌出土P. 2555写卷正面与背面“落蕃人”所作的71首诗，历来是敦煌学界争论的焦点之一。通过对前人关于正面59首诗作者身份与时代的各种说法进行逐一评析，进而细析诗意，结合传世与出土文献，可以看到诗中的“退浑国”一称始见于晚唐，“唐家”一词多数情况下出现在唐后与蕃国语中，唐代诗人反多自称“汉家”；诗中的“乡国”一语指向敦煌，说明敦煌兼具乡与国（都）身份；诗中出现的“殿下”，实指金山国天子张承奉。可以认为，正面59首“落蕃诗”的作者为金山国前往南蕃求援而被扣押的使臣。背面12首诗则以唐与吐蕃时诗为主，创作与抄写时间明显要早于正面的落蕃诗。

关键词：落蕃诗；金山国；唐家；敦煌

敦煌写卷P. 2555《敦煌唐人诗集残卷》又称《落蕃诗》或《唐诗文丛钞》，是敦煌学界最负盛名，也是研究成果最多的一篇敦煌文学写卷。其独特价值在于保存大量唐代逸诗逸文，可补传世文献之缺。全篇共收罗诗190首，文2篇（据徐俊，合俄藏Дх. 3871，则可得诗210首），其中仅有17篇见诸《全唐诗》与《全唐文》。

诗集中有两组佚名氏《落蕃诗》，第一组59首，[1]  第二组12首，[2]  可以说是本写卷中研究最为充分、诸家最众说纷纭的。几十年间有很多学者为之做了详细的录文和考订，校录本不少，举其荦荦大端者有：

王重民辑录，刘修业整理：《〈补全唐诗〉拾遗》，《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4期（第20辑），第159-198页；

舒学：《敦煌唐人诗集残卷》，《文物资料丛刊》第1辑，文物出版社，1977年，第48-53页；

高嵩：《敦煌唐人诗集残卷考释》，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

潘重规：《敦煌唐人陷蕃诗集残卷研究》，《敦煌学》第13辑，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8年，第79-111页；

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中华书局，2000年，第686-757页。本文所论的“落蕃诗”皆依该书第705-719、752-757页之录文。

张锡厚主编：《全敦煌诗》第8册，作家出版社，2006年，第3328-3376页。

上述诸作在考定佚名创作者身份、名字、创作者人数及创作年代等方面，咸有所贡献，又各有所不足，其中最突出的一点莫过于对诗歌创作年代的定位和对诗人身份的认知。前贤所推测的年代都徘徊于盛唐与中唐之间，一般将佚名诗人当作不慎落蕃的百姓、官员或战俘。陈国灿早年亦持是说，[3]  而1994年其在敦煌学国际讨论会上发表《敦煌五十九首佚名氏诗新探》，提出一种新说，谓《落蕃诗》59首之作者为奉命出使吐蕃请兵抵御回鹘的金山国人，其官方身份或是僧人，这次出使或与敦煌写本P.3633《辛未年（911）七月沙州耆寿百姓等一万人状上回鹘可汗》中提到的罗通达赴南蕃之行有着密切关系。[4]  该说颇具新意，而且立论有据，可谓得其端的。但反复研读陈先生大作后，觉得其对《落蕃诗》的创作年代分析仍有进一步充实的空间。有鉴于此，笔者不避狗尾续貂，略述管见，以求教于陈先生及诸位方家。

一、“退浑”与“唐家”辨证

（一）吐谷浑（退浑）与吐蕃的关系

正面诗歌的写作时期，笔者认同陈国灿金山国说，落蕃人正于此阶段使吐蕃。若细读诸诗，不难从59首诗的字里行间发现更多有助于推定落蕃诗人时代背景之蛛丝马迹。

落蕃诗开篇第一首为《冬出敦煌郡入退浑国朝发马圈之作》，诗题中的退浑国即吐谷浑。赵宗福及汤君佥引此“入退浑国”之语，以为此诗作于肃代之间，作者为出使吐谷浑的使者，指其意图在于分化吐谷浑与吐蕃的联盟，结果被依附吐蕃的吐谷浑移交与吐蕃。[5]  与之不同，陈国灿以此诗作为落蕃诗整体创作于归义军时期的证据，并将之与《新唐书·西域传》之相关内容互证。《唐书》记高宗时，吐蕃灭吐谷浑，有其地：

王师败于大非川，举吐谷浑地皆陷，诺曷钵与亲近数千帐才免。三年，乃徙浩舋水南，诺曷钵以吐蕃盛，势不抗，而鄯州地狭，又徙灵州，帝为置安乐州，即拜刺史……（其孙）宣超立，圣历三年，拜左豹韬员外大将军，袭故可汗号，余部诣凉、甘、肃、瓜、沙等州降……吐蕃复取安乐州，而残部徙朔方、河东，语谬为“退浑”。[6]

吐蕃复取安乐州的时间在广德二年（764），次年唐收回，至767年再次陷入吐蕃，至于大中年间。[7]  而早在安史之乱爆发前之唐龙朔三年（663），吐谷浑国即已为吐蕃所灭。似已无实土，自不能称之为国。吐谷浑灭国后，遗民移居河东、河西诸地，被称作退浑、吐浑。按陈说是也。温公《资治通鉴》胡三省注引宋白云：“吐谷浑谓之退浑，盖语急而然。圣历后，吐蕃陷安乐州，其众东徙，散在朔方。赫连铎以开成元年将本部三千帐来投丰州，文宗命振武节度使刘沔以善地处之。及沔移镇河东，遂散居川界，音讹谓之退浑。”[8]  可知其发生讹音已是在文宗以后，即中晚唐，肃代之间则尚未有之。赵、汤之说自然不成立。

而吐谷浑虽已于663年失国，大部分种落已迁徙入唐，不过仍有少数部落长期活动于青海及周边地区即吐谷浑原属地。敦煌发现的《吐谷浑（阿柴）纪年残卷》反映，[9]  唐蕃大非川之战（唐总章三年，670）前后，沙州南、莫贺延碛北附近吐浑国旧地即今阿尔金山附近及柴达木盆地周围，尚有一支较大的吐浑余部，首领号莫贺吐浑可汗或阿柴小王，为吐蕃之甥，作为其附庸而一直存在，有时亦称“吐谷浑国”。[10]  这个“阿柴-吐谷浑国”就是诗中的退浑国吗？看上去似乎很有可能。其实未必。在吐谷浑灭国之后，河南地尚有莫贺延等吐谷浑部落，各有其长官，似乎也确实有一位总的可汗统辖吐谷浑各部，并沿用故吐谷浑的冬夏宫。但其实这个所谓的“吐谷浑国”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藩属国，它与吐蕃兼并的苏毗、象雄等部落国家相类，只是吐蕃有效控制下的半独立属国。这个所谓的“国家”虽与吐蕃为甥舅之国，实际上除了有一个名义上的统治者外，与瓜沙等吐蕃节度地区并无区别，《吐蕃历史文书》和藏地各种史籍中出现的所谓吐蕃控制下的吐谷浑更多像一个历史或地理名词而不是一个政治实体。

P.T.1288《敦煌吐蕃历史文书》之《吐蕃大事纪年》中多次提及吐谷浑与吐蕃上层的密切关系，择其较有代表性之数条列于下：

35.及至猴年（684），赞普驻于辗噶尔，大论赞聂于伍茹雪之热干木集会议盟。麹·都赞、埃·启玛日、吐谷浑阿豺三者前来申诉是非。[11]

47.及至猴年（696），赞普驻于悉立河谷。大论钦陵于吐谷浑之西古井之倭高儿征吐谷浑大料集。[12]

78.及至兔年（727），赞普以政务巡临吐谷浑，途次，韦.松波支被控。攻陷唐之瓜州晋昌……冬，赞普牙帐驻于交工纳，任命外甥吐谷浑小王、尚.本登葱、韦.达札恭禄三人为大论。吐谷浑诸部之大部均颁与赏赐。蕃地本部之冬季会盟于畿·耒岗园。[13]

108.及至猪年（759）……论绮力卜藏、尚·东赞二人赴吐谷浑。冬，赞普牙帐驻于辗噶尔。冬季会盟由论思结卜藏希诺囊于道尔地方召集之。多思麻之冬季会盟于若达马氏川，由论绮力思札召集之。论绮力卜藏、尚·东赞、尚·赞哇三人攻陷小宗喀。[14]

上述四例，其一反映了吐谷浑小王需要参加吐蕃赞普召集的会盟，向其述职；其三反映了赞普随时可以巡视吐谷浑地，赞普及其外派大臣对其地重大事务有监督权和受理权，吐谷浑小王不仅有“藩王”的身份，更有由赞普亲自任命的大论身份，即兼为吐蕃与吐谷浑官长；而“蕃地本部”当为吐蕃王畿地区，与苏波、吐谷浑、瓜沙等藩属或节度驻地区分，“本部”与“外围”地区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其二与下文托马斯编号敦煌藏文文书说明吐谷浑各部的赋税皆由吐蕃官方直接征收，“吐谷浑小王”并无支配权；而第四例则说明吐谷浑地区为吐蕃边防要地，与唐朝征战的前沿阵地。

散见于吐蕃简牍与其他藏文文献资料中亦有吐谷浑部完全臣属吐蕃的记载：

托马斯编号1-12，Fr.66（Vol.54，fol.18）书信云：

尊贵的论·祖热和论·勒蔡：……论·贪热已经命令，将吐谷浑路（Va zha）农夫拖欠的三十驮粮食，加上论.勒蔡大人从其驻地奉献的那一部分粮食一起交到沙州。沙州会计官事先已免除了殷卡镇和曹成镇的欠粮，吐谷浑路的农夫已交过赋税，账单已送来。[15]

托马斯编号1-14，ch87（Vol.53, fol.5）：

十分荣幸，尊贵的王曾经赐予我们命令。随即我们准备动身。在上部地方，我们接到前述的命令，于是来到……尚论等人议论去向时，我提出了两个地方，吐谷浑国和瓜州节度衙。[16]

托马斯编号1-15（Vol.56，fol.72）：

我们兄弟是勒孔家族的人，能力也不低。新卡莱城的官吏都很贤明，他们在夏至日曾来这里。他们中一些判断力很强的人曾应我们父亲马可赞的恳请，送上了一份求职申请。我等是勒孔家族之人，能力很强，奉上过珍贵物品，都有资格担任此职。无论上司任命我等中的哪一人，他都会有能力胜任此职。此事十分好办：坌阿柴王及其论知道我等都是有能力的人，他们同意任命我等，并做了善意的推荐。根据上述条件，阿柴王和论曾提名我们作千户官员，请授予我等千户长之职。[17]

托马斯编号4-5，麻扎塔格出土写卷：

在突厥啜尔、吐谷浑……仙千户。[18]

米兰出土简牍，王尧编号61号：

吐谷浑上部万人部落，凡属唐所辖者，每户征收五升（青稞）：万人部落田赋以六成计所征，征青稞混合堆置一处，一部分（青稞）如以羊驮运不完，可派牛运。[19]

托马斯编号1-12文书中提到“吐谷浑路”，这或当是对“吐谷浑国”的另一种称谓，字面意思看，其意应该与转运相关，吐谷浑各部需转运粮食至沙州会计，则知其自主权甚或不如瓜沙节度衙。而从托马斯编号1-15文书可知，吐谷浑小王阿柴王虽贵为赞普外甥，但对其国内官员却只有推荐权而无任命权，任命权则归于“上司”，即“德论会议”。可见在吐谷浑故地权力大于阿柴王的尚不止于赞普。从吐蕃简牍与拉露文章则可知，吐蕃将吐谷浑与突厥（即突厥州）等部落抚服后编入军旅，组成万人部落，有权任命其指挥官（万人将）的只有赞普。根据《资治通鉴》记载，8世纪吐谷浑的每一次军事活动都是在吐蕃的主导下进行的：如卷二二三唐代宗广德元年九月壬戌，“吐蕃帅吐谷浑、党项、氏、羌二十余万众弥漫数十里，已自司竹园度渭、循山而东”。[20]  此类事例还有很多。

综上，或可对吐蕃控制下的吐谷浑部落形态下以下结论：吐谷浑-阿柴国当真实存在，名义上由吐谷浑小王治理，实际上“小王”对其国各部并没有征税、调兵、任官的权力，以上皆归吐蕃高层所有，而其有限的权力亦为赞普所赋予，其妻子吐蕃公主的地位要远远高于他，故知“吐谷浑国”实不过是吐蕃的附庸，远称不得真正意义上的国家。

学界亦有根本上否定“吐谷浑国”存在的说法。如藏族学者阿顿·华多太在《论都兰古墓的民族属性》一文中即对多数学者将Va zha（阿柴或阿夏）一词等同于吐谷浑提出质疑，试图从历史沿革、地理位置、风俗习惯等方面证明Va zha实是指大夏，而所谓的吐蕃治下的“吐谷浑邦国”则纯属学界虚构。[21]  此说或过极端，今不取。

从史书可知，唐朝一直扶持吐谷浑诺曷钵一系，汉地史籍未见有对吐蕃附庸“阿柴国”的记载，足见官方不予承认，落蕃诗人若为唐代外交使节，如何会在诗中犯“退浑国”这样的政治错误？反之，在张氏归义军时期，吐谷浑势力强大，归义军往来文书普遍称其首领为王，称其部为退浑国，落蕃诗人如生活于此时期，写出这样的诗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论“唐家”为一中性称法，不称于当朝。

《晚秋羁情》有诗云鄯州临蕃城“屋宇摧残无个存，犹是唐家旧踪迹。”前贤多以这里的“唐家”而推定落蕃诗为唐人之作，其实非也。

检《全唐诗》，“唐家”一词很少见，仅出现三次，其一为元稹《人道短》：“唐家天子封作文宣王。老君留得五千字，子孙万万称圣唐。”[22]  元稹为中唐人；其二见于吕岩《赠刘方处士》：“唐家旧国尽荒芜，汉室诸陵空白草。”[23]  吕岩即吕洞宾，乃晚唐人，近于五代。二位虽为唐人，但所述内容均为对前朝帝事的追述，非记当朝事。另一处见于刘得仁《送新罗人归本国》：“到彼星霜换，唐家语却生。”[24]  此处“唐家语”，系应对外夷而称本国名。可见，诗中的“唐家”为一中性称法，鲜称于当朝。

在《全唐文》中，“唐家”一词9见，多为诏敕用语，如李显《答敬晖请削武氏王爵表敕》：“卿等表云：天授之际，武家封建，唐家藩屏。”[25]  苏安恒《请复位皇太子第二疏》：“惟陛下思之。将何圣颜以见唐家宗庙？将何诰命以谒大帝坟陵？”[26]  胡交《修洛阳宫记》：“益隆唐家兴王之气矣。”[27]  岑羲《为敬晖等论武氏宜削去王爵表》中则数次提到唐家、唐室、唐业。[28]  上四处唐家字样悉是用以针对武周伪朝；白居易《谏诏吐突承璀率师出讨王承宗疏》：“唐家制度，每征伐，专委将帅责成功。”[29]  此叙本朝制度；李德裕《论仪凤以后大臣褒赠状故右卫将军李安靖》：“安靖谓曰：以我是唐家老臣。”[30]  吴武陵《遗吴元济书》载昔仆之师裴道明尝言：“唐家二百载，有中兴主。”[31]  此乃时人话语，不需忌讳本朝字眼；李奚《蔡袭传》：“兼匈奴新创振武，还兵劳瘁，又以唐家招徕，不设备，若夺公主，必宜乘时疾往。”[32]  此亦针对外夷称本朝，同于刘得仁前诗也。而钱镠《真圣观碑》所见“则老君自是大道之至真，非唐家之枝派”之谓，[33]  则显系五代人之追语了。

以上这些说明，“唐家”二字多数情况下用于客称，较少用于时人话语。那么，唐代诗人通常情况下是如何自称的？《全唐诗》提供了最可信的用例：多以“汉家”称之。在900卷诗中，多达155卷有“汉家”之谓，如李隆基《送李邕之任滑台》：“汉家重东郡，宛彼白马津。”[34]  张籍《陇头》：“汉家处处格斗死，一朝尽没陇西地。”[35]  杨师道《阙题》：“汉家伊洛九重城。”[36]  苏颋《奉和送金城公主适西蕃应制》：“旋知偃兵革，长是汉家亲。”[37]  乔知之《从军行》：“汉家已得地，君去将何事。”[38]  老杜《兵车行》：“汉家山东二百州”。所议皆本朝事也。诸如此类，不胜枚举，足见以汉代唐乃其时惯例。故而《晚秋羁情》如为唐朝人所写，正当做“犹是汉家旧踪迹”才更有历史沧桑感和美感。按据一三五不论的律诗规则，写作“汉家”完全不会破律。尤有进者，于公异《代李令公乞朝觐南郊表》：“吐蕃……自安戎貊之边，敢犯汉家之塞！”[39]  阙名《定蕃汉两界碑》：“汉家军领，亦不得兵马相侵。”[40]  书唐边事，而以“汉”与吐蕃对应。盖因汉不仅指汉朝，亦为汉人也。

如陈国灿所云，唐朝诗人即便称唐，亦多喜云“我唐”“皇唐”“圣唐”或“巨唐”。当朝则常称圣朝，多见于赠序之中。例如《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颂》：“巨唐道光，景风东扇”；[41]  杜甫《九成宫》诗：“荒哉隋家帝，制此今颓朽。向使国不亡，焉为巨唐有。”[42]  等。“落蕃诗”作者在此客称“唐家”而不称“国朝”“大唐”“皇唐”“巨唐”，必定是隔世之后对前朝踪迹的追思感叹，很符合唐亡后金山国人的情感和语气。[43]

概览敦煌文献，中唐之前的文献称“唐”较少，反倒是吐蕃和归义军时期的文献频频用到“唐”字。陈祚龙谓：“大凡制于吐蕃统治沙州之铭赞碑记，对于曾任唐官者，每当序其品职，假若不称前唐，即作唐朝。”[44]  事实上，“唐家”字眼每每见于四夷之辞令与碑刻。突厥的贵族暾欲谷曾云：“吐蕃狗种，唐国与之为婚，奚及契丹旧是突厥之奴，亦尚唐家公主。”[45]  突厥卢尼文《阙特勤碑》东侧第4行、《毗伽可汗碑》东侧第5、35行及《暾欲谷碑》南侧第4、5行均出现有Tabɣač“唐家子/桃花石”[46]，一词，用以指代唐朝，以至于后世“唐家子（桃花石）”成了西域语境下中原的代名词。

“唐家”现于四夷文献的频率远高于唐代中国文献，堪当深思。

归义军文书含“唐”字的则可以如下几篇为代表：P. 3633《辛未年（911）七月沙州耆寿百姓等一万人状上回鹘可汗》云：“太保功成事遂，仗节归唐，累拜高官，出入殿庭，承恩至重。”[47]  称“归朝”为“归唐”；S. 4276《管内三军百姓奏请表》：“臣本归义军节度使张某乙，自大中之载，伏静河湟，虏逐戎蕃，归于逻娑。伏承圣朝鸿泽，陇右再晏尧年；玄德流晖，姑臧会同舜日。遂乃束身归阙，宠袟统军；不在臣言，事标唐史。”[48]  虽口称“圣朝”，然直称本朝之历史为“唐史”；S. 6234+P. 2005《酒泉》：“直为唐朝明主圣，感恩多处贺□□。”[49]  《西州》：“大道归唐国，三年路不赊。”[50]  《燉煌》：“万顷平田四畔沙，汉朝城垒属蕃家。歌谣再复归唐国，道舞春风杨柳花。”[51]  皆呼自己之所在为唐朝、唐国。这是归义军时期文书所惯见的，而为同时代中原文献所罕有。究其原因，敦煌河西陷蕃而与唐朝隔绝近百年，虽然欢喜于张太保收复河西归唐，然而生疏百年，真正隔世，故对唐政权并非特别亲近，不以为自身一直是大唐子民。归义军政权作为新建立的一个边远藩镇，俨然独立王国，其子民虽有赤心，亦多不过视大唐为宗主之国，与唐朝间外表亲密而暗中相互防备罢了。而唐皇帝与官僚们更多半以外夷视之，封张议潮为归义军节度使而非河西节度使就很能说明问题：“归义”一号，自汉以来每多赐予归化的胡酋，唐武宗会昌年间就有一支归唐的回鹘残部同样被赐予“归义军”之号；又如《唐故邠宁节度使司空河东裴公墓志铭》中云“天子以河西新收，西凉府以归，帅张议潮欲强盛边事，择其人”，[52]  表明唐廷对张氏的担忧与提防。职是之故，敦煌官民多亦沿袭了吐蕃时期对唐政权的称谓，但称其国号而不唤作“我唐”、“我朝”、“皇唐”，至于唐朝已亡之金山国时期，就更不会以此类语呼之了。而归义军时期的怀古、纪实诗，还能看出有汉唐并用的迹象，如上引《燉煌》诗“汉朝城垒属蕃家。歌谣再复归唐国”，如本首之“犹是唐家旧踪迹”与同组《晚次白水古戍见白骨之作》：“汉家封垒徒千所，失守时更历几春”。此乃将汉并唐皆视作往代也，特别前者称唐家而冠一“旧”字，俞觉得煌煌大唐已是陈年往事，时过境迁了。细微处见真章，此处仅用“唐”“旧”二字，已使人了知是乃隔代之语矣。 

二、从河湟的废墟化看诗作的年代

 《晚次白水古戍见白骨之作》《晚秋至临蕃被禁之作》两首诗将吐蕃占领敦煌时期一度为东道大使驻地[53]  西邻的鄯州、临蕃一带描写成了“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恐怖无人区，虽然存在一定的艺术夸张，然而不可能是向壁虚造。

《晚次白水古戍见白骨之作》诗如下：

深山古戍寂无人，崩壁荒丘接鬼邻。

意气丹诚□□□，唯余白骨变灰尘。

……

   《晚秋至临蕃被禁之作》诗如下：

 一到荒城恨转深。数朝长叹意难任。

 昔日三军雄镇地，今时百草遍城阴。

 隤墉穷巷无人迹，独树孤坟有鸟吟。

  ……

河湟一带一直是唐蕃争竞之地，为军事之雄镇，唐时为陇右节度使所驻，吐蕃据陇右时，以河州为东道大使驻地而屯重兵于河、湟、鄯，而此时竟一片荒凉，无人戍守。事实上直到穆宗长庆年间（821-825），这里还是唐蕃往来的必经之地，按《吐蕃传》的记载，唐使元鼎至吐蕃会盟即途经此：“至龙支城，耆老千人拜且泣。”[54]  龙支城在鄯州东，这里还有上千唐朝遗黎，并不荒凉。“元鼎逾湟水，至龙泉谷，西北望杀胡川，哥舒翰故壁多在。”[55]  唐戍暂时还未变成“崩壁荒丘”的“古戍”。而文宗开成年（836-841）后就完全不同了：“开成四年……自是国中地震裂，水泉涌，岷山崩，洮水逆流三日，鼠食稼，人饥疫，死者相枕藉。鄯廓间夜闻鼙鼓响，人相惊。”[56]  经历了朗达玛灭佛，吐蕃帝国本已经四分五裂，各保一方，河湟又发生如此灾疫，无怪乎衰落如此。“鄯廓间夜闻鼙鼓响，人相惊”，这与上面两首诗的颓唐语境何等相似！洮水逆流冲击河水、湟水,鼠患蜂起之后，河湟变得寂然少有人烟，况大中年间又经受尚恐热的大肆剽掠，积尸狼藉，十不存一，肥美富饶的河湟谷地成了人间炼狱，至作者出使的后梁、金山国时期，很多地方几乎人烟寂绝，或沦落为看押犯人的场所也实属正常了。《吐蕃传》中的后一条史料完美的解释了《落蕃诗》中出现的荒丘废垒现象，也有力的将《落蕃诗》的写作时间推至中唐以后。

三、乡、国（都）一体指向敦煌归义军说

 为什么说诗人是被敦煌小朝廷而非唐天子或者河西节度使差遣去吐蕃的呢？唐代奉命出使吐蕃、吐谷浑的人很多，被扣押的人同样很多。如广德元年李之芳、崔伦等使吐蕃，即被“留而不遣”。[57]  为何诗人不是这其中的一位呢？因为我们看到诗人是从敦煌南寿昌的马圈口出发，而马圈口是归义军时期敦煌写卷频繁提到的地点，是敦煌与周边政权使节往来的重要交通孔道。敦研001 +敦研369 +P. 2629《年代不明（964年？）归义军衙府酒破历》记载“[六月]廿二日，使出马圈口，酒壹瓮”。[58]  P.2641《丁未年（947）六月都头知宴设使宋国清等诸色破用历状并判凭》亦载：“廿一日，马圈口迎于阗使用，细供叁拾分”[59]  等，马圈口在归义军政权的外事活动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在沙州归义军政权建立之前却鲜见提及。诗人正是从这里而非甘州凉州抑或长安出发，诗中没有出现沙州之外的河西地名，更没出现皇都的名字。可见作者并不是被朝廷或凉州、甘州的河西节度使差遣出，经沙州入蕃公干的。

从具体诗句看，诗人无疑是寄籍敦煌之人，其诗中多处表现出了对于敦煌的无限瞻恋和不舍：如《朝发马圈口》：“迢迢惟梦还”、《至墨离海奉怀燉煌知己》“回瞻云岭外”、《青海望燉煌之作》“西北指流沙”、《首秋闻雁怀燉煌知己》“空知西北泣云烟”、《秋中霖雨》：“西瞻瀚海肠欲断，东望咸秦思转盈。”《望敦煌》：“数度回瞻敦煌道”等。岭外、流沙、西北、瀚海无疑皆是指代敦煌。《秋中霖雨》一首因其“咸秦”字眼曾被用以分析诗人是为唐朝所驱使。然这里肠堪断与思转盈却是互文，云诗人东瞻西望，肝肠寸断，思恋入骨，不应偏重下句，以为东望大唐（实际已是后梁，代指中原），才让诗人思念转深。况59首诗中，“西望”的俯拾皆是，“东望”却只此一语。又如下面两首则以敦煌之独有景物指代其家乡：《春日羁情》：“乡山离海岸……地接龙塠北”、《晚秋》“雁塞龙堆万里疆”。龙堆应是罗布泊白龙堆或敦煌西北魔鬼城，皆为沙州统辖之地，龙堆、龙沙多次出现在归义军时期的文书中。如P.3681僧悟真诗：“姑臧重别到龙堆”，《张淮深变文》：“卿作镇龙沙”等等。

既然诗人为敦煌人，那么诗歌是否可能创作于永泰二年凉州、甘州已相继失陷，杨休明率河西节度退保沙州之际？按照诗意，诗人出行是为了求援或者议和。如果定其时间于敦煌陷落前，那么从沙州出发大规模向外求援只有大历二年（767）杨休明欲征调安西四镇与河西残部兵马一次，而也没征成，观察使周鼎紧急发布《差郑支使往四镇索救援河西兵马一万人》，遭遇阻挠，同样没有求成。亦未见记载有请兵于吐谷浑者，抑或远赴吐蕃王庭与之乞和之事——况且这时候沙州大门外就是吐蕃诸部的兵营，乍出被重重围困的敦煌，就只能如宋衡一般被立即俘获。而我们看到诗人竟而一路悠然行到青海边，生了场病，登一回山才被吐蕃人发现并羁押，这实在是有违建中至贞元年间的实际情况。

我们另当注意的一个词语是“乡国”。诗人的乡国应该是在敦煌。下面几首诗都提到了它：《登山奉怀知己》：“黯然乡国处”、《夏日忽见飞雪之作》“唯余乡国意”、《秋中雨雪》“乡国只今迷所在，音书纵有遣谁传。”《晚秋登城之作》“乡国云山遮不见”“乡国未知何所在”《阙题》“乡国阻隔万重山”，又上《秋中霖雨》诗“山遥塞阔阻乡国”，当对应下文“西瞻瀚海肠堪断”，一想到敦煌的乡国，就肠断、虑多。这五十九首诗里，乡国字眼频频出现，凡有七次之多，词典释古人之乡国为故乡或祖国（故国）之别称，观诗语境，我认为其暗示诗人的乡与国（都）是一体，而它们悉向西，指向敦煌。正如上文所指，落蕃诗人如果生活在唐代，其诗作独以“塞上”“敦煌”为思恋咏歌之对象无疑是极不合情合理的。从诗作中看，诗人对陇山以东似乎毫无概念，故只能认为敦煌已成为诗人心中的家乡与国家共同之所在，这种情况只会出现在归义军时期，甚至只会出现在金山国时期。

四、诗中“殿下”为张承奉说

59首诗中有《梦到沙州奉怀殿下》一诗，其核心词汇就是“殿下”，诗中又有“人主”一词，也极为关键，对于解读“殿下”的背景十分有帮助。“殿下”与“人主”二词对诗歌断代颇有意义，兹录全诗如下：

一从沦陷自天涯，数度凄惶怨别家。

将谓飘零长失路，谁知运合至流沙。

流沙有幸逢  人主，惟恨无才遇尚赊。

日夕  恩波沾雨露，纵横顾盼益光华。

光华远近谁不羡，常思刷羽抟风便。

忽使三冬告别离，山河万里城难见。

昨来魂梦傍阳关，省到敦煌奉  玉颜。

舞席歌楼似登陟，绮筵花柳记跻攀。

总缘宿昔承言笑，此夜论心岂蹔闲。

睡里不知回早晚，觉时只觉泪斑斑。

颜廷亮云，在唐五代的边关，能称殿下的人很多，不局限于金山国，如疑为高适所作P. 3812《奉饯梁大郎辅佐殿下赴东牙》一诗，就记载了一位殿下，此人在陇右和幽燕都建有战功。由是以观，则此人既可能是巡按陇右、安北大都护靖恭太子李琬，也可能是在河西陇右拓边千里的信安郡王李祎。唐代明确见载出阁而非遥领边职的郡王仅有此二人，而这两位殿下封地并不在敦煌，不可能在敦煌开设幕府，而其时又当盛唐，与落蕃诗无干。柴剑虹以为是指敦煌郡王李承寀。[60]  但这位郡王除了封号以外，并未见其与沙州有他关联，该王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是出使回纥，纳回纥公主为妃，不久亡故。而纵观全诗，诗人为这位殿下三次谨空（人主、恩波、玉颜），可见与殿下的感情非同一般，也可见殿下在敦煌极有威望。敦煌本地的人物，有资格享受谨空待遇者恐只有归义军节度使，很难想象一位不在敦煌长期活动的唐室皇子会结交地位并不高的敦煌当地人士，并获其特别的敬重。诗中提到的“人主”亦非皇子郡王可以享用之词。高嵩《敦煌唐人诗集残卷考释》以为作于建中四年秋，时作者所怀某郡王还在敦煌，蕃军陷沙州，该王未徙它境，或同时被俘。[61]  此说并无史料支撑，断难取信。

阎文儒以为当时敦煌并无身份为诸王、贵族的统领，因而殿下竟当是敦煌守将周鼎、阎朝。他认为吐蕃困沙州期间二人为河西军政首领，官衔似乎也可以如曹氏归义军统领一样称为王，而作者身为属下，自可称二位为殿下。[62]  薛宗正进而指出，由于阎朝杀周鼎自领州事，并未得到唐廷的承认，故而很可能已自立为王，故佚名诗之殿下，当即阎朝。[63]  此说与情理相左。从常理推断，唐朝天子尚在，虽然在清水会盟中做了出卖河西的举措，但沙州百姓仍是一心向唐。若此时阎朝称王，也就成为唐王朝叛臣，断不会被唐人作为守城英雄而加以颂扬。薛宗正指吐蕃遣返宋衡的目的在于晓示唐朝河西主将已亡，避免其册命阎朝。可若阎朝擅自称王，唐朝怎会予以册命？此举正合吐蕃欲分化瓦解唐与河西的心意，既如此，沙州城陷后，阎朝何以遇害？敦煌出土吐蕃占领初期文书P. 3774《丑年十二月沙州僧龙藏碟》云：“至阎开府上，大番兵马下，身被捉将，经三个月，却走来，在家中潜藏六个月。”[64]  仍称为阎开府而非阎大王，更印证了“殿下”定非阎朝。

既然唐代前期实无一位殿下其经历可与本诗中的这位相吻合，那么它只能是晚唐以后归义军时期的殿下。柴剑虹以为张议潮可以被称作殿下，但是敦煌文献中对他的称谓只有尚书、仆射、司空、司徒、太保等，从未见使用王号。[65]  张淮深倒是因与甘州回鹘交恶战，曾经与旧敌吐蕃及原吐蕃的属部嗢末，乃至亲吐蕃的退浑相交援，联合反对甘州回鹘。[66]  S. 389文书记录了吐蕃、退浑等张淮深借来的兵马与甘州的纠葛。从同涉及出使退浑、吐蕃等求援等看，落蕃诗人有为张淮深时代文人的可能。但是张淮深迟迟未得到旌节，归义军内部亦颇有与之离心离德者，如S. 1156《光启三年沙州进奏院上本使状》、P. 2568《南阳张延缓别传》中张文彻等人对张淮深求节颇有不满情绪。所以张淮深恐不能自大到让人称他殿下的地步，敦煌卷子中对他也只有太保、尚书、阿郎等称号。归义军张氏唯一称王（称帝）的是张承奉，他曾立有太子，父子皆可称殿下。《白雀歌》（P. 2594、P. 2864v）中即称张承奉为“金山天子殿下”。曹氏诸节度使中称王的则很多，有曹议金、曹元忠、曹延禄、曹宗寿、曹贤顺等，皆可呼为殿下，其子多称太子，亦可称殿下。而曹元忠时期更有于阗三位太子常驻敦煌，亦可为殿下。如此可知此组落蕃诗写作时间当在金山国至曹氏归义军时间范围内。那么殿下究竟是何人呢？

先说张承奉，虽称帝，但如前，《白雀歌》仍称“金山天子殿下”而非陛下，故而落蕃诗之“殿下”很可能就是张承奉，诚如陈国灿所言。孙其芳以为殿下为张承奉的太子。[67]  据文献，张承奉确曾立有太子，史书记载他绝嗣，或是代任节度使曹议金的谎言，或是太子已被曹议金杀害。P.3405《金山国诸杂斋文范》之《二月八日》有“东宫太子，乘历运于玉阶”，《僧俗逆修稿》卷末又有“太子、宰相，文中总有”之语，[68]  P. 2594+P. 2864《白雀歌》亦云：“太子福近（延）千万叶，王妃长降五香车。”[69]  足证张承奉建国时，立太子以承王位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举措。有人进一步指出太子名暅，如卢向前云：

斯九八〇《金光明最胜王经》卷第二、伯三六六八《金光明最胜王经》卷第九之题记：辛未年二月四日，弟子皇太子暅为男……发愿写此《金光明最胜王经》云云。皇太子暅亦即《白雀歌》中之太子。[70]

荣新江以为明显有误，因为北图致字28号与藏字48号有同样的《金光明最胜王经》题记：“弟子李暅敬写此《金光明经》一部十卷，从乙丑年（905）已前。”与斯伯卷子笔迹相同，则知此太子姓李不姓张。[71]  此李姓太子是否为失国的李唐太子，或为李氏于阗诸王太子呢？前者可能性不大——归义军虽然忠于唐室，却未闻有携太子以抗后梁的举措。则李暅多半为于阗太子。于阗太子多在敦煌活动并有自己的太子庄，或被呼为殿下等，他是落蕃诗人所奉怀的那一位么？显然也不是。落蕃诗的作者明显是汉人而非于阗人，其所奉怀的人物一定不会是一位于阗殿下：故这位“太子”李暅不论是李唐抑或于阗太子，皆当非“落蕃诗”中的“殿下”。而本诗中的殿下，又是与“人主”相对应的。人主，在位之王者也，当非太子可当。故而孙氏以为是金山王太子的观点同样不能成立。

殿下同样不可能指曹氏诸王或其后人（男太子、府主太子）。虽曹氏首领如议金、元忠、延禄、宗寿等都称王，但多被直呼为大王。如P. 2943《宋开宝四年五月一日内亲从都头知瓜州衙推氾愿长等状》：“上告王庭，比欲合城百姓奔赴上州，今者申状号告大王紫羊角壹双献上大王。”[72]  至今未找到一例称殿下者。曹氏王子称太子或男太子见例很多，或许私下曾被呼为殿下。但如果指此沙州殿下为曹氏太子，则与落蕃诗反映出的时代相去太远，曹氏归义军时代文书中基本不见吐蕃之名。

综上所见诸位“殿下”，其身份、地位与时代背景，能够吻合这一组落蕃诗的，独张承奉一人。不过，纵观整首诗，其所赞美的“人主”似应当包括张氏归义军历任节度使在内。

本诗追忆了敦煌陷蕃至金山国建立的这一段历史（786-908）。“一从沦陷自天涯，数度凄惶怨别家”，诗人这里叙述的可能为其先祖的经历——汪泛舟误以为是诗人的亲身经历，[73]  则至金山国时其不止百岁矣。诗人父祖数代家于敦煌，在吐蕃进击河西陇右之时，家乡终究陷落，惶惶若丧家之犬；“将谓飘零长失路，谁知运合至流沙”，本以为世代将为吐蕃奴隶，不想竟有光复之日；“流沙有幸逢人主”，太保张议潮起兵收复了敦煌，收复了河西一道；“惟恨无才遇尚赊”，诗人因张氏而得重为汉人，且食张氏之禄，极受宠遇，对敦煌之人主张氏深怀感恩之情；“忽使三冬告别离，山河万里城难见。”而金山国建立前后，诗人特受“殿下”张承奉礼遇，故而在金山国遇到危急之时，甘愿冒着被拘系的危险出使吐蕃残部求救兵；而“舞席歌楼似登陟，绮筵花柳记跻攀”二句诗则正写诗人与殿下张承奉的亲密关系。

《梦到沙州奉怀殿下》一诗时间跨度很大，记叙了从敦煌初陷蕃到金山国建立，父祖与自身亲历的历史，过去学者简单将此诗歌咏的主角比附于一位唐朝殿下，或局限于张承奉一人，似乎都有片面性之嫌。

五、金山国建国之年与落蕃诗人的出使年月

落蕃诗人出使吐蕃的时间，很有可能是在金山国与回鹘第一次与第二次交战之间隙。

关于金山国成立之年份，学界有不同说法，这里取王冀青之说，即梁开平二年（908）。王冀青考证认为：“沙州梁开平中有节度使张奉自号金山白衣天子。”开平为梁太祖年号，共五年（907-911），谓开平中，可以指开平二年、三年和四年中的某一年，而定在开平二年（908）似乎比较妥当。首先，正史上这条记载可能是得自乾化元年（911）回鹘可汗仁美遣往梁廷朝贡的使者，而回鹘和张承奉在这以前已进行了数年的战争，对敌手的情况应该是相当了解的，尤其是张承奉自立为天子这样的大事，回鹘贡使所报告张自立为天子在梁开平中绝不会是无稽之谈（故905年说难取信）；其次，河西归义军终唐之世都忠于唐室，奉唐正朔，将张承奉自立为天子定在唐亡后的开平二年（908），似乎更合乎情理。唐哀宗天祐二年（905）二月，便有群臣劝进，张承奉心有所动，“筑坛待拜”，就像歌中所反映的那样，但并未称帝，或仍沿用之前金山王的称号。因为朱温虽然劫持了唐朝皇帝，但唐祚尚未终。天祐四年（907）朱温篡位，唐祚终。次年，朱温篡唐的消息肯定已经传到了河西，张承奉此前已做好登基的舆论准备（之前已称王，只差一件黄袍），此时再不会有任何事情能够阻挡张氏称帝了。[74]

纵观历史，河西的政权每每在中原王朝易主一年前后正式割据，如西晋愍帝于316年被俘，而作为凉州刺史的张寔于次年初得到消息并正式割据；大秦天王苻坚在淝水战败被杀后一年，吕光在河西正式称王，建立后凉。

一心效忠的大唐既亡，后梁继立，以前蜀与晋为代表的各节度多不承认其正统地位而自行称王，一时间十国并起。金山国要员中即有三楚渔人张永进，被怀疑与前蜀有关系。张氏一直没有使用后梁的年号，足见其同样不认可后梁政权的合法性。故而他似乎没有理由拖到910年才正式称帝。况且按邵雍《皇极经世书》记载：“己巳（909），梁自汴徙都洛阳，交祀天地……张奉以沙州乱。”[75]  则似乎至晚此年张氏已建国。于此例证，对金山国建国之年持不同观点的学者们皆给予了契其前说的阐释。持906年建国说的杨秀清以为：“张（承）奉以沙州乱的消息，很可能是开平三年三月至五月间来自甘州或朔方……梁廷得到的消息，已是沙州乱成为事实之后的迟到的消息。”[76]  持910年建国说的颜廷亮则认为沙州乱实际是张承奉立国前的准备活动泄露，梁朝以为属于乱举。[77]  杨宝玉、吴丽娱则据以为是年实金山国建立之始，原因有三：其一，邵雍《皇极经世书》对于五代十国其他诸侯建国时间系年精准，足证云909年沙州乱（建国）有一定可靠性；其二，据推测，908年张保山入贡，次年回国，告之中原信息，方使张承奉下决心建国；其三，《龙泉神剑歌》所谓“一从登祚十三年”，如从张承奉亲政的896年起算至909年恰好十三年。[78]  笔者以为909年实乃梁廷得知金山建国消息之年，其从迢远河西经一年，方传至汴洛，而896-908按古代一般计年方法，正是十三年。

张氏金山国与效忠朱梁政权的甘州回鹘先后进行了至少三场战争。颜廷亮以为大的战事只有“狄银领军，又到管内”这一次，怕是低估了张承奉之穷兵黩武，亦低估了金山国的战斗力。其中第二次战争应定于登基的本年或稍后，这是根据P.3633《龙泉神剑歌》“一从登极未逾年……今年回鹘数侵疆”[79]  之句得出的结论。而从P. 3633《辛未年（911）七月沙州百姓一万人上甘州回鹘天可汗状》所谓“罗通达所入南蕃……天子所勾南蕃” [80]  等语可知，金山国确曾派出使者到吐蕃请兵对抗甘州。请兵的使臣或许不止罗通达这一般次。孙其芳在《晚秋羁情》诗下解说中怀疑作者或是罗通达本人。此与诗歌展现的人物风貌不合，罗氏乃一勇将、能臣，非为“童年方剃削，弱冠导群迷”的释子。[81]

把作为宰相和军队统帅的金山国文武第一人在战时轻易派出与遥远的南蕃进行谈判，无疑是要冒极大风险的，金山国第三次抗击回鹘战争之失败，要因之一恐即罗通达的缺席，而落蕃诗只字不提罗公，也说明他们不是一同出使。所以笔者认为罗氏当是作为底牌在第三次战争爆发前才被派出使的。然则，即可推想落蕃诗人或为派出的第一批使臣，当时吐蕃对归义军仍有戒心，因此羁押了诗人。之后金山国皇帝多次派使臣与吐蕃商谈出兵事宜，或是未谈妥，或是复被羁押。《非所寄王都护姨夫》诗云：“敦煌数度访来人”就反映了这个情况。这里的“都护”一词，自从中唐节度使一职盛行后，已经成为了地位不高的一般边境武官的尊称，[82] 《敦煌唐人诗集残卷考释》也以为是敦煌武官，非安西、安北之大都护。薛逢《凉州词》云：“沙州都护破凉州。”[83]  张议潮拥沙州之地而可称都护，后唐同光二年册命曹议金为归义军节度瓜沙等使，据《册府元龟》记载：“瓜沙与吐蕃杂居，自帝行郊礼，义金间道贡方物，乞受西边都护，故有是命。”[84]  拥一州二州之地亦即可受命都护。故而王都护或许亦不过是甘、瓜、肃、凉某州刺史、某镇镇将抑或兵马使之流。[85]

陈国灿又指出：诗人三冬告别离，可能是金山国与甘州回鹘金秋之战后的庚午年（910）十二月，即张承奉登基为白衣天子称殿下后大约半年。诗人入戎乡以后半年杳无音信，沙州又面临甘州的频频西侵，故而在次年七月前派出地位更高的都押衙罗通达再度入南蕃求援。陈先生的思路无疑是正确的，但据前所断，金山国实立国于908年，则或当依王冀青之推断把第一次抗回鹘战争的时间提早两年。如此则在立国当年908年秋金山国与回鹘一次战罢，十二月诗人被遣出使，入吐蕃求援，遭到其猜疑而被扣留。直到911年罗通达再使吐蕃，仍未借到兵，但是将羁押三年的诗人带回了敦煌。按：如诗人确为沦陷的金山国僧使，以金山国同南蕃的盟友关系，罗通达一行将之带回国的可能性是很大的，而911年底，罗氏无论如何应该返回了，从908年至911年，正合诗人囚蕃“星岁已三周”也。过去有学者以为诗人或故于囚禁地，恐是无据。

六、张承奉再收河湟的壮志与落蕃诗人的出使

  在系列诗中尚有《困中登山》《晚秋（其一）》《得倍酬回》等，似也可为其时代背景的判定提供佐证。《困中登山》“西北望君处”句，人多指为友人和知己，但笔者以为或可解为国君。而青海西北方向的国君，只能是金山国皇帝。正如《得倍酬回》诗云“忆君思转盈”，这里的君，既可以指上一首中来相问的故人，更当指有权赎回诗人的皇帝。《晚秋（其一）》云“夜夜魂随西月流”，月为白色，西即西方、西山，都应是指敦煌政权，魂随西月流，即是说，夜夜梦回“殿下”的西汉金山国，反映了诗人对国家（沙州小朝廷）的赤胆忠心。

将正面五十九首诗的创作时间推定为归义军时期，柴剑虹认为其中存在一个似难解的矛盾：诗人被俘、被蕃人押解到原鄯州地区，而这一地区早已被归义军收复。[86]  按据史料记载，张议潮在收复河西十一州的时候确曾将鄯州纳入归义军版图内，鄯州也一度归唐凉州节度使有效管理过。敦煌文书S.4276《管内三军百姓奏请表》有“大中之载，伏静河湟，虏逐戎蕃[87]  ”之语；P.4638《瓜州牒状》亦载：“太保……介开疆域，遐拓河源（河源即河源军，驻今西宁）”；[88]  P. 4660《敦煌名人名僧邈真赞》之《令狐公邈真赞》赞美太保“收河陇”，[89]  同卷咸通八年《敦煌唱导法将兼毗尼藏主广平宋律伯彩真赞》前署“鄯州龙支县圣明福德寺”。[90]  而P.4640《住三窟禅师伯沙门法心赞》之赞主禅伯法心，咸通年间曾跟随太保张议潮平神乌，复河湟，之后在潢源即鄯城舍俗出家，期年方还沙州。[91] 《资治通鉴》记载咸通七年(866)十月,“拓拔怀光以五百骑入廓州，生擒论恐热，先刖其足，数而斩之，传首京师。其部众东奔秦州，尚延心邀击，破之，悉奏迁于岭南。吐蕃自是衰绝。”[92]  此后鄯、廓等州就一直归拓拔怀光等管辖。这场战争，归义军政权的王景翼、李明振也曾参与。特别是鄯州城使张季颙，与拓跋怀光并肩作战。但张议潮入朝后，这些地区就渐渐变成河湟吐蕃部落（这些部落系张季颙、拓拔怀光等部众繁衍的后代）活动的地域了。[93]  正如《新唐书》云：“后中原多故，王命不及，甘州为回鹘所并，归义诸城多没。”[94]  而当一直与沙州政权保持密切来往。后来到了张承奉金山国时期，敦煌遭到甘州回鹘的进攻，先后派遣罗通达、落蕃诗人等赴活动在原唐朝鄯州一带地区的南蕃求救，也是情理中事。这些吐蕃部落为该地区的重要政治势力，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与归义军政权的关系，或与仆固天王的西州回鹘类同。

金山国时期的P.3633《龙泉神剑歌》有云：“东取河兰广武城……万里横行河湟清。”[95]  金山国皇帝雄心勃勃，一心想要重新取得东、西失地，不惜多次与回鹘发生战争，意在打通河西一道，重现张议潮时代西包伊吾、东尽灵武的广袤疆域。鄯州亦即河湟，早已被这位小皇帝圈入了未来的势力范围。就此，我们甚至可以大胆推测这位落蕃诗人肩负着双重使命——入南蕃，恐怕不止是求其发兵助讨回鹘，而更将在其同时刺探鄯州南蕃之军情，以图光复大计。后来入蕃的罗通达一行，大约也有这个目的。吐蕃人把他拘起来的原因据一般人解说是怀疑他有间谍行径，这个可能并未冤枉他。刺探军情非为光彩事，在落蕃诗中没有正面反映亦是合乎情理。

正面卷子中的落蕃诗人出使被俘到回归路线较清晰，不过略有些顺序颠倒，恰如孙其芳所云。诗歌风格也较类似，唯格律运用上小有变化，如前两首实属半古风，后面则多格律谨严。差不多可判定为同一人所作。

七、写卷背后黏附的归义军时期文书与杂写

P. 2555写卷之最终形成年代应在归义军时期，日本学者赤木崇敏在卷背翻检出了多份黏附其上的归义军时代的文书与杂写，很有价值。最典型者如P. 2555(P1)“书信”有言：

谨上叔端公：侄归义军兵马留后隹（鼎）书至甘州凉州已来送上。[96]

此为张淮鼎时期的文书，其中的“端公”据考乃指李明振。[97]  该书信或为入蕃使臣所有，黏贴于长纸后面。P. 2555(P2)《肃州长史检校国子祭酒兼御史中丞上柱国周弘直状》上呈“长史留后”，状中提及“圣眷恩限”及“所守未由”，时间为九月二十三日。据推断，张淮鼎逝后曾被呼为“故留后大郎”，而张承奉在淮鼎时一直担任长史之职，故而“长史留后”是张淮鼎初逝时上下对张承奉的称呼。[98]  而P. 2555(P3)《赛神会贴》又提到一位“常侍大夫”在沙州主持赛神会，祈赛三百六十神，其中不乏敦煌文献中常出现的“安城将军”“斗战将军”和“行路将军”等。常侍大夫即散骑常侍、御史大夫，沦陷前的敦煌恐极少有人能拥有这样高的加官和宪衔，可能者只有阎朝、周鼎。阎朝的散官所知有开府仪同三司，是否曾挂常侍大夫之衔，史传、敦煌文书中皆不见，故不能妄断。文书中明确记载提衔为“常侍大夫”的只有归义军时期人物。据荣新江考证，[99]  张淮深曾自署“左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据S.515v《敕归义军节度使牒》，张淮鼎有“检校左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张”和“检校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张”的称号，[100]  据莫高窟第九窟题记，[101]  索勋有“检校右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的称号，李弘谏也有“检校左散骑常侍御史大夫”的称号。至光化三年张承奉亦得到检校左散骑常侍兼沙州刺史、御史大夫的提衔，而曹氏诸节度使官衔则多半远高于“常侍大夫”了。故此件文书多半是张氏归义军时期的产物。

另，P. 2555(P6)贴片（未经揭裱的此卷，《白云歌》中间有一残纸覆盖其上，当是此卷有机组成部分。今编为P. 5026b）被补于《白云歌》上，云：“处处农田，羊马成万盈千，皆是府主仆射威福……上义弟道真处……法师道林书。”[102]  文书作者身份与“童年剃削”的诗人同为僧人。仆射是张议潮和张淮深在管内的自称，此贴片亦当为一件书信，怀疑与佚名诗人相关，很可能诗人即是道真、道林其中之一。此信携于行囊中，诗人在书写《白云歌》（详下）时，或卷面出现破损，遂将此书信裁片贴在其上。

以上数件文书多作于张氏归义军后期淮鼎、承奉时期，被顺手拈来黏贴在纸背，足见诗人当与之时代紧邻，而从其能获得《书信》《周弘直状》这种节度使往来的私密文书看，其与几位节度关系断不一般，文书的拥有人很可能就是那位曾经多次与金山殿下出入于歌舞筵席的落蕃人。

八、卷背《白云歌》当为金山国时代作品

卷背马云奇之后12首诗，写作背景比较复杂模糊，诗歌风格不尽一致，也没有像正面59首一样详细记录作者行程。笔者认为这些诗大约是两三个时期的作品，抄写时间恐也不一。

第一首《白云歌》是全卷落蕃诗中水平最高的，不亚于《白雀歌》《龙泉神剑歌》之类长篇古风，三者创作时间或亦相当。本篇富有浓厚的道教和佛教意味，同时还具有一定的祥瑞色彩。[103]  其长安、帝乡之语似让人推想作者是长安人士，至少应是长期生活于京畿之人，其实综观全诗，其与敦煌的联系似更紧密，将这一套语系于张承奉金山国似乎更合适。诗中浓厚的佛道色彩与金山国时期文献风格相合，诗歌又多用“白”字，按白色祥瑞在敦煌及河西流行已久，西方属金，白色正为西方所属，《沙州都督府图经》记载西凉李暠庚子年即400年，白雀翔于其治所敦煌靖恭堂，次年李暠登基。[104]  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载“开皇初，太原童谣云：‘法律存，道德在，白旗天子出东海。’亦云白衣天子。”[105]  此李渊登基建唐之兆，李氏籍贯正在陇西。长期流行于河西五州的P. 2632《西秦五星占》手诀亦屡屡有“白衣自立为人主”的记载，而敦煌壁画中亦多见白衣佛的身影，例如莫高窟北魏254窟西壁中央所绘白衣佛。[106]  曹氏归义军时期亦常常出现白色祥瑞，如恭维曹议金的S. 1655《白鹰诗》云：“尚书德备三边静，八方四海尽归从。白鹰异俊今来现，雪羽新成力更雄。”[107]  而张承奉的西汉金山国，尤以白色祥瑞为立国之本——白云的意象在张永进《白雀歌》里亦有出现：“王向东楼拥白云”。而帝乡、长安在金山国时期亦被作为敦煌的代称。《白雀歌》有“鼓翅翻身入帝城”“白雀无因宿帝廷”，大宰相江东吏部尚书《龙泉神剑歌》有“不独汉朝今亦有”“天符下降来龙沙”“急要名声入帝乡”“始号沙州作京畿”[108]  等等，皆用帝乡、帝廷、京畿来指代国都敦煌，当时的敦煌人多将金山国视为上天册命，秉承汉唐的国家，紧随其后的曹议金时代P. 5026阙题诗亦云：“敦煌四裔是临边，四塞清平扫朗（狼）烟。令公加节拾万年，沙府圆境小长安。”[109]  同将敦煌比作长安。故以《白云歌》里“殊方节物异长安”“应亦有时还帝乡”等语皆是以长安喻指敦煌，恐亦并无不妥。而且《白云歌》副题明确注明诗人被蕃军拘系，而其首句“遥望白云出海湾”之海湾亦唯能指青海湖而言，则与正面五十九首诗撰写时间、地点相近，而其诗字体大小、风格亦与五十九首落蕃诗如出一辙，因而《白云歌》或亦是出自金山国落蕃诗人之手。

第二首《送游大德赴甘州口号——此便代书，寄呈将军》诗云：“支公张掖去何如？异俗多嫌不寄书。数人四海为兄弟，为报殷勤好在无。”其主基调是积极的，诗人可能同样是落蕃者，身处殊俗，此诗乃托游大德寄呈与之有旧的大唐甘州将军，遣使将诗人带回。汤君以为将军为河西节度使杨志烈，[110]  可从。孙其芳以为诗为金山国落蕃诗人作，其托游大德去甘州向访问甘州回鹘的敦煌将军求援。[111]  按金山国诗人落蕃时敦煌正与回鹘交战，不可能有高级将领访之。笔者亦曾疑其诗与《沙州百姓一万人上回鹘天可汗状》中所记述的公元911年7月末金山国与甘州回鹘的城下之盟相关，而游大德正为出使甘州议和的“大德僧人”之一。然落蕃诗人很大可能是被罗通达一行带回敦煌的，罗公参与了《龙泉神剑歌》中的前几次战斗，而7月之战前罗氏当已“所勾南蕃”，似乎缺席了金山国与回鹘的决战。而《上回鹘天可汗状》中提到让金山国的“宰相、僧中大德、敦煌贵族耆寿”入甘州，似乎也不包括宿将罗公在内，故而7月战罢罗公或尚未归，落蕃诗人自然亦不能归来，故而似乎不会在这个时候给一位使于甘州回鹘的大德寄书。而观写卷字迹，《送游大德赴甘州》诗与后一首《九日同诸公观殊俗之作》墨迹相同，当为同时所书，据其后诗之年，当在敦煌沦陷前后作。当然，如果有新的资料证明罗通达早在求和甘州之前即已回归，则此诗当重新系年。

第三首《九日同诸公观殊俗之作》之诸公似不尽是使臣，多半是河西陷蕃时被迫事敌的破落官，如欲将诗人身份亦定为金山国使臣，则此诸公或是咸通之后在拓跋怀光控制下的鄯州汉族官员，其可能性不大，本首与紧接的下一首诗展现的吐蕃形象也与正面五十九首诗似不相同，或为未败之吐蕃。值得注意的是，第八首《怀诸公破落官番中制作》之诸公当即《九日观殊俗》中诸公，作者当与第三首为同一人。用一“怀”字可见诗人已离开诸公远行。

第四首《俯吐蕃禁门观田判官赠向将军真言口号》这首诗则应当是河西陷吐蕃时期所作。诗前两句云“怪来偏得君王怜，料取分明在眼前。”这里的君王孙其芳以为是金山国皇帝，不从，当为唐朝皇帝。汤君以为向（日）将军即上篇托游大德送文书的杨志烈：甘州陷落，杨志烈遇害，诗人行至甘州，见此文字，不免有物是人非之感，[112]  恐是。其末句“看心且爱直如弦”尤为赞誉了田判官和杨志烈的不屈品节。

第五首《题周奉御》有“百万人中独一人”之语，可推定为唐人诗。诗很大气，非偏居一隅者所可为也，而周奉御又明显是一位京官。故诗最晚应作于中唐前，当非落蕃诗。

《赠邓郎将四弟》二首年代不详，邵文实以为是落蕃诗，却没有其他诗篇那样浓重的感伤情绪，似乎是寻常的赠友诗，提到的节操、趋世等字眼或是与官场而非异族相关，但落蕃诗也有“懦节”之类词语，疑不能明。

《途中忆儿女之作》二首，有“辞国”字样，或为如正面诗人一般为使节，或为随军出征，当为落蕃前作，“淡河”属安西都护,其意象与敦煌无关。

《被蕃军中拘系之作》有“战苦不成功”之句，诗人当是征战吐蕃，战败被俘，与上两首作者或为一人，是河西没蕃前后的诗。

最后一首《赠乐使君》当是唐人普通的赠友诗，亦无关落蕃。

综上，笔者认为背面的诗中《白云歌》很大可能是59首落蕃诗的作者所撰，《送游大德赴甘州口号》《九日同诸公观殊俗之作》《诸公破落官蕃中制作》《俯吐蕃禁门观田判官赠向将军真言口号》《被蕃军中拘系之作》《途中忆儿女之作》数首当为河西没吐蕃时作，最晚年代不至超过敦煌、安西等处最终落入吐蕃的时间。邓郎将诗二首为存疑落蕃诗，其余两首《题周奉御》与《赠乐使君》则无疑皆是唐前期人士所作，与边事无关。

九、正背面落蕃诗歌间的联系

正面五十九首“落蕃诗”作于金山国时期，背面的十二首则以唐与吐蕃时诗为主，故背面的大部分诗歌创作与抄写的时间明显要早于正面的落蕃诗。P. 2555写卷的拥有者无疑就是落蕃诗人，他利用了唐诗抄本另一面的空白写下落蕃诗并忆写下一些契合其当下悲凉心境的旧诗如《白头老翁》《胡笳十八拍》等，而因纸面破损等种种原因将一些随身携带的沙州文书补黏于其上，从而形成了现在的面貌。

尤有进者，两面诗歌间存在着微妙的联系。如正面诗《晚秋》其六、其七二首与背面诗《途中忆儿女》《至淡河同前》二首用韵一致，句子也颇相似。《晚秋》其六：“日月千回数，君名万遍呼。睡时应入梦，知我断肠无？”《途中忆儿女》末二句：“尔曹应有梦，知我断肠无？”《晚秋》其七：“白日欢情少，黄昏愁转多。不知君意里，还解忆人摩？”《至淡河同前》末二句：“到来河更阔，应为涕流多。”这几首诗，邵文实以为是唱和诗，孙其芳以为是同人作，皆难以服人。究其实，这几首诗应属异时异地的唱和。《途中忆儿女》二首作者当为唐时吐蕃战俘，所作无疑在前，《晚秋》作者为金山国使臣，当较上件作者晚一个世纪左右。前件诗人的诗或早已流传河西，金山国落蕃诗人因为陷于相似的处境，有感而发，乃和其韵作出如此篇章。而《忽有故人相问以诗代书答知己两首》其二“亦恐猜嫌不寄书”与《送游大德赴甘州口号》“异俗多嫌不寄书”两句亦同，后者当为中唐诗，前者为落蕃诗人的模仿之作。《青海卧疾之作》其一颈联“旋知命与浮云合”二句则与《白云歌》全篇所咏之意相合，或为一人所作，或为同时出使之他人所作。上已经考订，《白云歌》很可能也出于金山国使臣之手，诗下已注“余时落殊俗随蕃军望之感此而作”，而《青海卧疾》诗中有“百方投药力将微”句，时作者显然仍是自由身——如果已经被吐蕃扣留，谁竟会为一个罪人百方投药？故而《白云歌》所反映的时间段或当晚于《青海卧疾》。

写卷正面诗歌无疑是按照诗人的行进顺序依次排列的，真实反映了诗人从出使到被拘系，再辗转各地，直至被放归的全过程。诗歌按照行格抄写，井然有序（唯反映回归的《逢故人之作》与《题故人所居》误植在了《非所夜闻笛》等之前）。背面诗歌则显得杂乱无章，斗大的字纵横交错，唯《白云歌》是同正面一样的小字。诗人入南蕃执行公务，或会每日纪程，后来落蕃，诗人在临蕃久被囚系，闲极无聊，亦当有纪诗存史之意，追忆自己出使以来至今经历，写下这五十九首凄婉缠绵的落蕃诗，并在背面空白纸上写下了在蕃军中拘系偌久的人生体悟，即《白云歌》。911年罗通达入南蕃，回国时将诗人一同带回，诗人与故人相见，感旧情而写下《题故人所居》。

注释：

[1] 一种意见言为60首,乃加毛押牙诗一首，兹不取。

[2]主流意见言为13首,乃加马云奇《怀素师草书歌》一首，很多学者以为马云奇为13首的共同作者。据潘重规《敦煌唐人落蕃诗集殘卷作者的新探測》，马云奇与盛唐书法家怀素当为忘年交，其年长于怀素，至中唐年已花甲，而落蕃诗作者至多中年。按后13首并非同一时代作者所为，非马云奇一人。马云奇后12首落蕃诗与前面59首落蕃诗的共同特点是不署作者，故马云奇《怀素师草书歌》一诗当非落蕃诗。

[3]  陈国灿《武周瓜、沙地区的吐谷浑归朝事迹——对吐鲁番墓葬新出敦煌军事文书的探讨》，《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文史·遗书编）》，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3页。在收入个人论文集《敦煌学史事新证》（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81页）时，改“吐蕃俘虏、押解南行”之语为“沙州金山国时期奉命出使吐蕃”。

[4]  陈国灿《敦煌五十九首佚名诗历史背景新探》，《敦煌吐鲁番研究》第2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87页。

[5]  赵宗福《唐代敦煌佚名氏诗散论〈敦煌唐人诗集残卷〉研究之一》，《青海社会科学》1983年第6期，第71-78页；汤君《敦煌唐人诗集残卷作者考辩》，《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9年第6期，第242-247页。

[6] [北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二一《西域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227-6228页。

[7]郭声波《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唐代卷》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074-1075页。

[8] [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八二，胡三省注引宋白，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7695页。

[9]周伟洲、杨铭《关于敦煌藏文写本〈吐谷浑(阿柴)纪年〉残卷的研究》，《中亚学刊》第3辑，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95~108页。

[10]  邓慧君《试论吐蕃与唐争夺吐谷浑获得成功的原因》，《青海社会科学》1993年第6期，99～102页。

[11]王尧、陈践《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增订本）》，北京：民族出版社，1992年，第147页。

[12]王尧、陈践《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增订本）》，第148页。

[13]王尧、陈践《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增订本）》，第152页。

[14]王尧、陈践《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增订本）》，第155页。

[15]  E. W.Thomas, Tibetan Literary Texts and Documents concerning Chinese Turkestan,Ⅱ, London: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35, pp. 16-19.

[16]  E. W.Thomas, Tibetan Literary Texts andDocuments concerning Chinese Turkestan,Ⅱ, London: theRoyal Asiatic Society, 1935, pp. 21-22.

[17]  E. W.Thomas, Tibetan Literary Texts andDocuments concerning Chinese Turkestan,Ⅱ, London: theRoyal Asiatic Society, 1935, pp. 22-29.

[18]  E. W.Thomas, Tibetan Literary Texts andDocuments concerning Chinese Turkestan,Ⅱ, London: theRoyal Asiatic Society, 1935, pp. 174-175.

  [19]王尧、陈践编著《吐蕃简牍综录》，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38页。

[20]《资治通鉴》卷二二三，第5982页。

[21]  阿顿·华多太《论都兰古墓的民族属性》，《中国藏学》2012年第4期，第117-136页。

[22]  [唐]元稹《人道短》，[清]曹寅、彭定求《全唐诗》卷四一八，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4620页。

[23]《全唐诗》卷八五九，第9768页。

[24]《全唐诗》卷五四四，第6344页。

[25]  [唐]李显《答敬晖请削武氏王爵表敕》，[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一七，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04页。

[26]《全唐文》卷二三七，第2392页。

[27]《全唐文》卷三五二，第3564页。

[28]《全唐文》卷二六七，第2711页。

[29]《全唐文》卷六六六，第6776页。

[30]《全唐文》卷七○三，第7219页。

[31]《全唐文》卷七一八，第7385页。

[32]《全唐文》卷八○三，第8447页。

[33]《全唐文》卷一三○，第1307页。

[34]《全唐诗》卷三，第27页。

[35]《全唐诗》卷一八，第180页。

[36]《全唐诗》卷三四，第460页。

[37]《全唐诗》卷七三，第799页。

[38]《全唐诗》卷八一，第872页。

[39]《全唐文》卷五一三，第5213页。

[40]《全唐文》卷九九○，第10251页。

[41]  翁绍军校勘并注释《汉语景教文典诠释》，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第55页。

[42]《全唐诗》卷二一七，第2279页。

[43]  陈国灿《敦煌五十九首佚名诗历史背景新探》，《敦煌吐鲁番研究》第2卷，1997年，第92页。

[44]  陈祚龙《敦煌写本〈右军卫十将使孔公浮图功德铭并序〉之我见》，《大陆杂志》第20卷第5期，1960年，第15页；收入氏著《敦煌资料琐屑》上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3页。

[45]《旧唐书》卷一九四上《突厥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175页。

[46]   Talat Tekin, A Grammar of Orkhon Turkic,Indiana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Mouton and Co., 1968,pp. 232,243-244,250;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21、150、162、95页。

[47]  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东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79年，第613—614页；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书真迹释录》第4辑，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第395—396页。

[48]  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书真迹释录》第4辑，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第386页。

[49]  徐俊纂辑《敦煌诗集残卷辑考》，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654页。

[50]  徐俊纂辑《敦煌诗集残卷辑考》，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654页。

[51]  徐俊纂辑《敦煌诗集残卷辑考》，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655页。

[52]中国文物研究所等编《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南》(壹)，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年，第328页。

[53]见陈国灿《敦煌五十九首佚名氏诗新探》，《敦煌吐鲁番研究》第2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96页。

[54]《新唐书》卷二一六下《吐蕃传下》，第6102页。

[55]《新唐书》卷二一六下《吐蕃传下》，第6104页。

[56]《新唐书》卷二一六下《吐蕃传下》，第6105页。

[57]柴剑虹《〈敦煌唐人诗集残卷（伯2555）〉初探》，《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第72页。标题中的残卷，原误印作“卷残”，径改，下不另注。

[58]  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书真迹释录》第3辑，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第273页。

[59]  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书真迹释录》第3辑，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第612页。

[60]  柴剑虹《〈敦煌唐人诗集残卷（伯2555）〉初探》，《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第72页。

[61]  高嵩《敦煌唐人诗集残卷考释》，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4页。

[62]  阎文儒《敦煌两个落蕃人残诗集校释》，《向达先生纪念论文集》，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80页。

[63] 薛宗正《安西与北庭——唐代西陲边政研究》，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304页。

[64]  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2辑，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第283页。

[65]  荣新江《沙州归义军历任节度使称号研究》，《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0年，第770-778、810页。修订稿载《敦煌学》第19辑，1992年，第16-25、55页。

[66] 钱伯泉《回鹘在敦煌的历史》，《敦煌学辑刊》1989年第1期，第63页。

[67]  孙其芳《大漠遗歌——敦煌诗歌选评》，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1页。

[68]  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21页。参见颜廷亮《敦煌西汉金山国文学考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75~176页。

[69]  徐俊纂辑《敦煌诗集残卷辑考》，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772页。

[70]  卢向前《金山国立国之我所见》，《敦煌学辑刊》1990年第2期，第16页。

[71]  荣新江《金山国史辨证》，《中华文史论丛》第50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72-85页。

[72]  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书真迹释录》第5辑，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第25页。

[73]  汪泛舟《敦煌诗解读》，北京：世界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15年，第60-61页。

[74]  王冀青《有关金山国史的几个问题》，《敦煌学辑刊》总第3期，1982年，第46页。

[75] [北宋]邵雍《皇极经世书》卷六下，《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术数类第八○三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738页。

[76]  杨秀清《金山国立国年代补证》，《敦煌研究》1997年第4期，第136页；《敦煌西汉金山国史》，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68页。

[77]  颜廷亮《敦煌西汉金山国文学考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2页。

[78]  杨宝玉、吴丽娱《归义军政权与中央关系研究——以入奏活动为中心》，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53页。

[79]  徐俊纂辑《敦煌诗集残卷辑考》，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808页。

[80]  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东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79年，第613—614页；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书真迹释录》第4辑，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第395—396页。

[81]  孙其芳《大漠遗歌——敦煌诗歌选评》，第38页。

[82]  陈国灿《敦煌五十九首佚名诗历史背景新探》，《敦煌吐鲁番研究》第2卷，1997年，第98页。

[83]《全唐诗》卷二七，第381页。

[84]《册府元龟》卷一七〇《帝王部·来远》，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2057页。

[85]  按据427窟题记，归义军曹元忠时期王姓兵马使至少有五人以上，可知张承奉时期当亦不少。见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156页。

[86]  柴剑虹《〈敦煌唐人诗集残卷（伯2555）〉初探》，《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第72页。

[87]《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4辑，第386页。

[88]  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书真迹释录》第5辑，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第214页。

[89]  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144页；姜伯勤、项楚、荣新江合著《敦煌邈真赞校录并研究》，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第185页。

[90]《敦煌碑铭赞辑释》第185页；《敦煌邈真赞校录并研究》，第156页。

[91]《敦煌碑铭赞辑释》第80页；《敦煌邈真赞校录并研究》，第204页。

[92]《资治通鉴》卷二五○，第8115页。

[93] 陆离、陆庆夫《张议潮史迹新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1年第1期，第103页。

[94]《新唐书》卷二一六《吐蕃传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108页。按《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唐代卷》第993页列鄯州存在于版图的时间为861-880年。

[95]  徐俊纂辑《敦煌诗集残卷辑考》，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808页。

[96][日]赤木崇敏《河西帰義軍節度使張淮鼎——敦煌文献P. 2555 pièce 1の検討を通じて——》，《内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XX，2005年，第7页。

[97][日]赤木崇敏《河西帰義軍節度使張淮鼎——敦煌文献P. 2555 pièce 1の検討を通じて——》，《内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XX，2005年，第15-19页。

[98]  李军《晚唐中央政府对河陇地区的经营》，兰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163-164页。

[99]  荣新江《沙州归义军历任节度使称号研究》，《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第782页。

[100]  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4辑，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第63页；郝春文主编：《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第1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463、465页。

[101] 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6页。

[102]  徐俊纂辑《敦煌诗集残卷辑考》，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754页。

[103]  王志鹏《敦煌写卷P. 2555白云歌再探》，《敦煌研究》2004年第6期，第81页。

[104]  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5-20页。

[105]  [唐]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1页。

[106]  王惠民《白衣佛小考》，《敦煌研究》2001年第4期，第66~69页；[日]滨田瑞美《关于敦煌莫高窟的白衣佛》，《敦煌研究》2004年第4期，第7~14页。

[107]  郝春文主编《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第7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437页。

[108]  徐俊纂辑《敦煌诗集残卷辑考》，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808页。

[109]  徐俊纂辑《敦煌诗集残卷辑考》，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839页。

[110]  汤君《敦煌唐人诗集残卷作者考辨》，《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9年第6期，第244页。

[111]  孙其芳《大漠遗歌——敦煌诗歌选评》，第79页。

[112]  孙其芳《大漠遗歌——敦煌诗歌选评》，第79页。

编按：本文原刊刘进宝主编《丝路文明》第二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147—172页，引用请参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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