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富学 | 玉门“西域城”即“下苦峪”考
摘要：传统说法将瓜州锁阳城和苦峪城划等号，其实，苦峪城不在瓜州，而在今玉门镇，元代称作曲尤，2016年发现的玉门镇古城即其所在，清代靖逆卫城就建于元明时代的曲尤/苦峪城内。明代在嘉峪关以西设“关西七卫”，以蒙古豳王（安定王）家族后裔为酋，后来由于哈密、沙州等卫常受到土鲁番国的侵扰，二卫首领与部民被迫东徙。明政府遂在苦峪城东侧7公里处另建辅城以安置流寓，被称作下苦峪，因流民主要来自西域之哈密，故又被称作西域城。
关键词：苦峪城；西域城；裕固族；锁阳城
一、“苦峪城”非瓜州锁阳城补说
锁阳城位处今瓜州县城东南70公里处，历来被视作明代之“苦峪城”，几成定论。早年岑仲勉曾指其非，认为苦峪应位于玉门昌马堡（ChangMa Pao）一带，与瓜州锁阳城断非一地。[1] 兹后，刘兴义亦撰文指“锁阳城不是官筑的苦峪城”，认为苦峪城西南90公里处之瓜州锁阳城为“上苦峪”，而苦峪城以东35公里之赤斤蒙古卫城（在今玉门镇东南2公里）为“下苦峪”，蒙古语称为达里图。[2] 这些说法因其证据不足而未被学术界广泛接受。近期，高启安撰文再做探讨，以《肃镇华夷志·西域疆里》的相关记载为依据，结合陈诚《西域行程记》、张雨《边政考》及《嘉靖陕西通志》《天下郡国利病书》等相关记载，推定“苦峪城绝非锁阳城”。[3] 笔者完全赞同这一观点，唯惜其证据稍嫌不足，兹补缀二端。
证据一，延祐元年（1314）七月，甘肃行省“于曲尤、沙州、瓜州上户内佥补一百户，以充察巴站役。既而诸王纳忽里（出伯之子）执把圣旨，云属本位下种田户，有司不得侵犯，于所佥站户内，指择位下户计者取去”。[4] 这里的“曲尤”，在明代则称作“苦峪”，学界已有定论。[5] 王琼《晋溪本兵敷奏》卷6《为夷情事》言：“写出、哈出、苦峪三处人都调将来,会合达子头儿伯彦猛可一处,与朝廷的人马对敌。”其中的“写出”“哈出”，实乃沙州、瓜州的音转。[6] 曲尤（苦峪）与瓜州、沙州并称，足证该城断非瓜州锁阳城也。
证据二，史载元成宗大德七年（1303）六月乙巳，“命甘肃行省修阿合潭、曲尤壕以通漕运。”[7] 这里的阿合潭，在古文献中仅此一见，据李正宇考证，应为“阿丹”。[8] 可以信从。至于曲尤壕之所在，李先生给出了这样的解释：“玉门镇以西以南，曾见到过断断续续的故河道，很有可能就是元代曲尤壕的遗迹。”[9] 在明人所绘的一幅十六世纪的丝绸之路地图中有“苦峪川”，（图1）位处苦峪城和赤斤城之间，当即此河。《肃镇华夷志·西域疆里》载“赤斤西二百里至苦峪城，东有河”。[10] 亦应指该河。张雨《边政考·西域诸国》亦称作“苦峪河”。清乾隆二年成书的《重修肃州新志》在柳沟卫内“古迹门”对其有如下记载：“又有一道干河，极阔，两岸丛树，映带颇胜。”[11] 说明此河原本水量不小，是可以通漕运的。《肃镇华夷志》又言：“又一路从苦峪城南面，西八十里西阿丹城。西一百一十里至瓜州城。”[12] 是知，由苦峪至阿丹之间相距80里，阿丹至瓜州为110里。（图2）故而可将阿丹城比定在今安西县河东乡。此地处在疏勒河转弯处，疏勒河从南山流过村东，在村东北掉头向西流去。[13] 从明人所绘丝绸之路地图看，阿丹城东西二侧有河流环绕，其中东流至王子庄者为主河道，可能就是阿合潭（阿丹壕）。果若是，则苦峪与阿丹间藉由阿丹、曲尤壕（苦峪川）而通漕运，历史记载与今天的考古都可证明这一点。
反观瓜州锁阳城，与之最近的大河为疏勒河，在瓜州城东一百余里北流而下，并不流向瓜州城，仅通过一条引水河——都河将水引往瓜州。（图3）[16] 据研究，“都河从今疏勒河大坝西北不远处开口受水，沿大崖头、青山、长山子及独山北麓向西北流，过冥安城南3.8公里，又过瓜州城东南3.1公里，又西，至今踏实村东南而止。全长72公里。”[17] 敦煌写本P.2943《宋开宝四年（971）五月一日内亲从都头知瓜州衙推氾愿长等状》有云：“内亲从都头、知瓜州衙推氾愿长与合城僧俗官吏百姓等右愿长等昨去五月一日，城头神婆，神着而说神语，只言瓜州城隍及都河水浆，一切总是故慕容使君把勒。昨又都河水断，至今未回。百姓思量无计，意内灰惶。每有赛神之时，神语只是言说‘不安置慕容使君坐位’，未敢申说。今者，合城僧俗官吏百姓等，不避斧钺，上告王庭。比欲合城百姓奔赴上州，盖缘浇溉之时，抛离不得。”[18] 该文献两度提到瓜州之都河，言“昨又都河水断，至今未回”，说明此河经常断流。以一条水量不大，而且时常断流的引水河来疏通漕运，似乎可能性不大。
以上二端足以证明，苦峪城与瓜州锁阳城非为一地。学界通行的说法只不过是流俗所传，积非成是而已，应予更正。
二、“苦峪”与“下苦峪”
言苦峪与瓜州锁阳城无关，那么，苦峪城安在呢？很多文献的记载都有助于确定其具体方位，其中，最具说服力的，可举以下三端。
其一，陈诚《西域行程记》：
永乐十二年（1414）正月十三日巳时，出行。由陕西行都司肃州卫城北门外，过涧水八九处，约行五里，渡一大溪……安营，住二日。
十六日，晴。早起，向西行。约有七十里，至嘉峪山关近安营。
十七日，晴。过嘉峪关，关上一平岗……约行十余里，至大草滩沙河水水边安营。
十八日，晴。早起，向西行……约行七十里，地名回回墓，有水草处安营。
十九日，晴，大风。明起，向西行约五十里，地名骟马城，安营。
二十日，晴。三更起，向西行约九十里，有古城一所……地名赤斤。安营。
二十一日，晴。四更起，向西北行……约行百余里，有古墙垣，地名魁里，安营。
二十二日，晴，大风。平明起，向西北行……约行五十里，有古墙垣，地名王子庄。安营，住一日。[20]
其中的“魁里”，周连宽言“今图无魁里地名”，指其与赤金驿窟窿口有关。[21] 李正宇考证曰：“陈诚记作‘魁里’者，‘魁’‘苦’二音可通，‘里’‘峪’二音较远，余疑或是响导者方言读‘峪’为“yü”，陈诚误听为‘里’之故。”[22] 其实，未必那么复杂，苦峪又称“苦峪里”，如《明太宗实录》载“哈蜜归附头目买住、察罕不花等二百七十八户居苦峪里，告饥，乞以预备仓粟赈济。从之”。[23] “苦峪里”急读便成了“魁里”。
陈诚行程路线为肃州→嘉峪关→大草滩→回回墓→骟马城→赤斤→苦峪（魁里）→王子庄。
其二，明李应魁《肃镇华夷志》卷一《西域疆里》载：
嘉峪关外有三道，中道自关西二十里至大草滩……滩西三十里至黑山儿……七十里至回回墓……墓西四十里至骟马城……城西八十里至赤斤城……即赤斤蒙古卫。赤斤西二百里至苦峪城，东有河，城中有三墩。苦峪西一百二十里至王子庄城……庄西八十里至卜隆吉河，俗名川边河。
其路径为嘉峪关→大草滩→黑山儿→回回墓→骟马城→赤斤城→苦峪城→王子庄→卜隆吉。这里的《西域疆里》正是《边政考》之《西域疆里》，亦即《嘉靖陕西通志》《天下郡国利病书》等所载之《西域土地人物略》。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苦峪城“东有河”，即昌马河；“城中有三墩”，即有三座烽火台，惜二座已毁，今仅保留其中的一座。
其三，明人许进《平番始末》载：
弘治八年（1495），“分布既定，十一月初五日，誓众于肃州演武场。初六日发嘉峪关，历扇马城、赤斤、苦峪、王子庄等处，凡八日至羽集也川，营于卜陆吉儿之地。”[24]
其行进路线为嘉峪关→骟马城→赤斤→苦峪→王子庄→羽集也川→卜陆吉儿（卜隆吉）。
这里的骟马城、赤斤城、王子庄都位于玉门市境内，卜隆吉则位于玉门市与瓜州县交界处，地属瓜州。苦峪城位处赤斤城和王子庄之间，其地必在今玉门市境内当无可争议矣。
在明代所绘丝绸之路大地图中，“苦峪城”三字被明确标示出来，同时绘制有苦峪城的形制，将之与玉门靖逆卫城遗址进行比较，发现二者之布局存在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高启安研究确认：苦峪城即今玉门镇的靖逆卫城。[25] 此说之证据有力而可靠，苦峪城的方位问题由此可以说已大体得到解决。
有趣的是，就在高启安文刚发表不久，2016年“五一”期间，玉门市文物工作人员在玉门市玉门镇靖逆卫城东700米处偶然发现一处古城墙遗迹。通过对此次新发现古城墙体的调查判定，玉门镇古城应是汉代乾齐县城、西凉会稽郡城、五代会稽镇、明代苦峪城所在地，清代在城内又建靖逆卫城。[26]玉门镇古城与靖逆卫城的布局与地理关系见下图（图4）。
这一城市布局，使人很容易与明代丝绸之路地图所见苦峪城（图5）联系起来（如高启安文）。
苦峪城位处疏勒河西岸，由图5可看出，城门朝向西南，主城后有翼城，呈“凸”字状。其形制在《西域土地人物略》中也可看到，只不过图示之城门朝北，翼城在主城南。（图6）其方向与明绘丝绸之路地图中的苦峪城不同。这应是绘图者把握方向不准所致。[29] 高启安的推断基本准确，为更精确起见，把“苦峪城位于今玉门镇的靖逆卫城”一句稍加改动，变为“苦峪城位于今玉门镇古城”或“苦峪城位于今玉门镇古城（清靖逆卫城前身）”即可。
图6：《陕西通志》所见苦峪城及其周边[30]
正统年间，“朝廷命边将缮治苦峪城，率戍卒助之。[正统]六年（1441）冬，城成”。[31] 有元一代及至明朝，曲尤（苦峪）与沙州、瓜州并存，三城互为犄角，遥相呼应，一直充任蒙古军驻守之据点。既然沙州、瓜州都有城池之建，那么，曲尤（苦峪）自然也应该有之。从历史记载看，明正统年间是“缮治”苦峪城而非新修。所谓“缮治”者，即修补之意也。质言之，明苦峪城是在元代旧城池的基础上重修的。
及至弘治年间，兵部侍郎张海又在苦峪谷筑城，史载：
孝宗[弘治]七八年间（1494~1495），兵部侍郎张海修苦峪城，发流寓番人及寄居赤斤者赴苦峪及瓜、沙州。十七年，占特木尔主哈宻，善巴走苦峪。[32]
张海筑城时当弘治年间，晚于正统年间重新修治的苦峪城，意在安置“发流寓番人及寄居赤斤者”，所以，应属于苦峪城之附属城池，故而被称作“下苦峪”，以别于西侧7公里处之曲尤（苦峪）城。后世不明就里，为与“下苦峪”对应，便将原来的城池称作“上苦峪”了。
三、“下苦峪”与“西域城”
“下苦峪”既为苦峪之辅城，距离苦峪城当不会太远，就玉门周边古城分布状况言，只有西域城可担当之。
西域城位于玉门镇东渠村一组，东墙长105米，西墙残长88米，南墙长152米，北墙长153米。（图7）其西侧7公里处的曲尤（苦峪）城南北墙各长710米，东西墙各长635米。二者相比，西域城比苦峪城要小得多，符合辅城身份。
既称作“西域城”，即当与西域有某些关联，通过观察，发现其最直观者莫过于城池建筑所具有的中亚伊斯兰教文化特色，如同瓜州锁阳城、玉门赤金城一样，玉门“西域城”之西北角呈现出的是圆墩状。（图8）这种形制国内罕见，但在西亚、中亚却很常见，如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古皇城、花拉子模古城、伊朗设拉子古城等都有着明显的圆形角墩。对此，笔者已专文论述，[33] 此不复赘。
尤有进者，在西域城西北角有回回墓，（图9）尽管年代不详，据闻已有较久的历史。该城建造年代文献缺载，当地文物工作者依遗址特点推测为明代之物，那么，回回墓之时代应与之相近。据载，弘治元年（1488）九月丁丑，明孝宗“命给肃州回回坟傍空地五亩，以葬凡哈密使臣之道死者”。[34] 这里的“肃州回回坟”，李宗俊、董知珍解释为玉门清泉乡之惠回堡。[35] 这种解释不能说无由。但在笔者看来，与其释作清泉乡之惠回堡，不若释作西域城附近之回回墓似乎更容易理解，因为明政府慷慨划拨出五亩空地，用以安葬“哈密使臣之道死者”。试想，哈密出使中原王朝的使者能有多少？客死途中者又会有几何？明政府何以专门辟地以葬之？这些设想，由清泉惠回堡当之，似乎都难解释通。如果虑及西域城附近之回回墓，情况就大不相同了，这里居住着哈密忠顺王王室成员和哈密卫所之官员。回回堡距离苦峪城75公里，若言西域城亡故者埋葬于此，似乎显得有些过远。所以，笔者认为《明孝宗实录》中的“肃州回回坟”有可能指西域城西北角之回回墓，当然，并不排除指代清泉乡惠回堡之可能性，甚至有可能是对肃州多处回回墓的概称。
瓜州锁阳城、玉门西域城、赤金城都是元明时期蒙古豳王（安定王）家族所驻守或居住的城池。豳王家族指的是察合台曾孙出伯、合班兄弟及其后裔。至元十三年（1276），由于不满窝阔台汗海都、察合台汗八剌等于西域发动的叛乱，出伯、哈班兄弟率万骑东奔元廷，投于忽必烈麾下。出伯兄弟由此受到了忽必烈的重用，相继获封豳王（驻肃州，1307年）、肃王（驻瓜州，1329）、西宁王（驻沙州，1329年）、威武西宁王（驻哈密，1334年），受命镇守河西走廊与西域东部地区。[36] 在四个乌鲁斯中间今玉门镇设立曲尤城，既可屯兵，又可在四地间起联络作用，若遇战事，该城还可起到缓冲的作用。
蒙古豳王家族及其部属因为有很多都来自中亚，有不少伊斯兰教教徒，入河西后虽与佛教发生了密切接触，但伊斯兰文化情结犹存，据《肃镇华夷志》载，在蒙古豳王（即明代安定王）所属的部卒中，有不少人“自以为回回骨头是也。”[37] “骨头”在汉语表示的裕固语语境下一般为“出身”之意，如是，此言可解释为他们自认祖先是回回，为穆斯林。这里的“骨头”一词，应为裕固人对突厥语sǝmǝg或蒙古语yǝsǝn的意译。“骨头”，也就是姓氏、氏族，有“部族渊源”之意。直到今天，不管是东部裕固语还是西部裕固语，都仍然以“骨头”指代自己的氏族与部落。[38] 无论怎么解释，“回回骨头”都与伊斯兰教脱不了干系。蒙古豳王家族是裕固族的直系祖先之一，大体而言属于东部裕固，这一家族及其属部在玉门一带的活动由元代开始一直持续到清代（被称作“黄番”，即裕固族之旧称），影响不小。对此，笔者拟另文专述，兹不赘。
蒙古豳王家族所属的三座城池都只有一个角墩呈圆形，尤当注意者，所有圆形角墩都位于西北角，无一例外，恐不能完全视作巧合。按照伊斯兰教传统，穆斯林每日需礼拜五次，口中念诵信仰告白和《古兰经》，面朝麦加城克尔白天房祈祷。麦加位处中国之西方，故中国穆斯林礼拜时都会面西而跪。就三座古城来说，也只有西北角大体指向麦加方向，由是以观，这三座城池之伊斯兰文化意蕴还是很明显的。
苦峪城的建立，与蒙古豳王（安定王）家族息息相关。《殊域周咨录》卷十二：“永乐二年，安克帖木儿遣使来朝，且贡马，因封为忠顺王，以头目马哈麻火只等为指挥等官，分其众居苦峪城。”[39] 元代的蒙古豳王家族，入明后被改封为安定王，驻守区域仍在河西走廊西端至哈密一带。由于苦峪地当嘉峪关和哈密要道，故而受哈密忠顺王管领。
明朝建立之初，国力不够强大，在洪武年间“画嘉峪关为限，弃之边外”。[40] 及至永乐年间，始设“关西七卫”，以蒙古豳王（安定王）家族为头目，作为明廷外围军事屏障。明永乐后，国力渐衰，而西域吐鲁番渐强，“关西七卫”不时受到侵扰。自成化十九年（1483）以后，便逐渐失去了军事防御的作用。[41]
明朝时期，蒙古豳王后裔沙州卫及哈密忠顺王每遇兵祸，一般都会遁入苦峪城避难，如正统年间（1436~1449），沙州卫“为哈密所侵，且惧瓦剌见逼，不能自立，乃率部众二百余人走附塞下，陈饥窘状，诏边臣发粟济之，且令议所处置。边臣请移之苦峪，从之。自是不复还沙州，但遥领其众而已……初，困即来之去沙州也，朝廷命边将缮治苦峪城，率戍卒助之，[正统]六年（1441）冬，城成，入朝谢恩，又贡马，宴赐遣还”。[42] 兹后，哈密卫势衰，屡遭日益强大的土鲁番侵逼，成化二年（1466）“哈密地方被北虏癿加思兰侵掠，忠顺王母率属避居赤斤、苦峪”。[43] 成化八年，忠顺“王母外甥畏兀儿都督罕慎率众逃居苦峪、肃州”。[44] 这说明，当沙州卫、哈密卫残破后，其部众都先后被安置在苦峪一带，而沙州卫与哈密忠顺王一样，同属蒙古豳王家族之后裔。
明朝中期，在土鲁番的侵逼下，哈密忠顺王不能立足，于是，明王朝在苦峪设立卫所以居之。史载，成化十二年（1476）“冬，更铸哈密卫印，赐罕慎，于苦峪立卫居之，给土田及牛具谷种”。[45] 翌年，“都督佥事王玺等于赤斤、苦峪筑城，复立哈密卫，令罕慎居之，且赐以布帛米粮，分给土田及牛具谷种”。[46] 弘治五年（1492），在奄克孛剌扶助之下,脱脱侄孙陕巴到哈密继为忠顺王。第二年，陕巴为土鲁番速檀阿黑麻所执，囚于三角城，奄克孛剌再次避居苦峪。明廷朝议，宜“令都督奄克孛剌总理哈密事”。[47] 弘治九年，在明朝的支持下，奄克孛剌克复哈密，立有首功，但仍居苦峪。综合各种因素看，明朝似乎已将哈密王府及卫所的部分职能机构东迁至苦峪城了，易言之，苦峪在某时段一度担当起哈密王府及卫所之角色。
由上可以看出，明朝在苦峪城外另建辅城，最初目的在于安置来自西域和沙州之流寓，后来，几经演变，苦峪城庶几成为哈密忠顺王之临时王府和哈密卫之临时机构所在地了，如奄克孛剌在收复哈密后，仍居苦峪而不归。哈密王府与卫所久居苦峪城，以理度之，其所居之地必为苦峪之辅城——下苦峪。久而久之，下苦峪也就被称作西域城了。如是解释西域城得名之由来，得无可乎？
（本文的撰写得到玉门市博物馆王璞和兰州财经大学高启安教授的慷慨帮助，特此致谢。阿尔斯兰与熊一玮博士协助审阅论文，并提出修改意见，一并致谢）
注释：
[1] 岑仲勉：《中外史地考证·从嘉峪关到南疆西部之明人纪程》，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646页。
[2] 刘兴义：《汉晋表是县和唐锁阳城探原》，《敦煌学辑刊》2001年第2期，第96-101页。
[3] 高启安：《明代苦峪卫、苦峪城考索》，杨永生、李玉林主编：《火烧沟与玉门历史文化研究文集》，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15年，第656页。
[4] 《经世大典·站赤六》延祐元年（1314）七月十八日条，见《永乐大典》卷19421，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60年，页4a。
[5] 有关考证，可参见李正宇：《曲尤考》，郑炳林、樊锦诗、杨富学主编：《丝绸之路民族古文字与文化学术讨论会文集》，西安：三秦出版社，2007年，第489~498页。
[6] 胡小鹏：《元明敦煌与裕固族的历史关系》，《敦煌研究》1999年第4期，第124~128页；同氏：《试揭“尧呼儿来自西至哈至”之谜》，《民族研究》1999年第1期，第69~72页；杨富学、张海娟：《从蒙古豳王到裕固族大头目》，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17年，第189页。
[7]《元史》卷21《成宗纪四》，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453页。
[8] 李正宇：《曲尤考》，郑炳林、樊锦诗、杨富学主编：《丝绸之路民族古文字与文化学术讨论会文集》，西安：三秦出版社，2007年，第497页。
[9] 李正宇：《曲尤考》，郑炳林、樊锦诗、杨富学主编：《丝绸之路民族古文字与文化学术讨论会文集》，西安：三秦出版社，2007年，第498页。
[10] [明]李应魁撰，高启安、邰惠莉校注：《肃镇华夷志校注》卷1，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6，第58页。
[11] [清]黄文炜修，吴生贵等校注：《重修肃州新志校注·肃州》，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560页。
[12] [明]李应魁撰，高启安、邰惠莉校注：《肃镇华夷志校注》卷1，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60页。
[13] 李正宇：《曲尤考》，郑炳林、樊锦诗、杨富学主编：《丝绸之路民族古文字与文化学术讨论会文集》，西安：三秦出版社，2007年，第498页。
[14] 林梅村：《蒙古山水地图》，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年，附图。
[15] 林梅村：《蒙古山水地图》，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年，附图。
[16] 林梅村先生误将流经瓜州之疏勒河与流经玉门的昌马河混为一谈，以此作为苦峪城为今锁阳城之证据，当不可取。参见林梅村：《蒙古山水地图》，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年，第124页。
[17] 李正宇：《甘肃瓜州县古瓜州城汉唐渠系网络遗存》，《陇右文博》2008年增刊，2008年，第32页。
[18] 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0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86页。
[19] 李正宇：《甘肃瓜州县古瓜州城汉唐渠系网络遗存》，《陇右文博》2008年增刊，2008年，第33页。
[20] [明]陈诚著，周连宽校注：《西域行程记》，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1~2页。
[21] [明]陈诚著，周连宽校注：《西域行程记》，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51页。
[22] 李正宇：《曲尤考》，郑炳林、樊锦诗、杨富学主编：《丝绸之路民族古文字与文化学术讨论会文集》，西安：三秦出版社，2007年，第494页。
[23]《明太宗实录》卷49永乐三年十二月癸酉条，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年，第739页。
[24] [明]邓士龙辑，许大龄等点校：《国朝典故》卷99许进《平番始末（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958页。
[25] 高启安：《明代苦峪卫、苦峪城考索》，杨永生、李玉林主编：《火烧沟与玉门历史文化研究文集》，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15年，第656页。
[26] 王璞：《玉门市玉门镇古城调查初探》，提交“裕固与敦煌”学术研讨会暨第四届裕固学研讨会（敦煌，2017年5月12-16日）论文。
[27] 此图为示意图，所示数据均无误，只是存在明显的比例失调问题。考虑到此图的唯一性，并出于对原绘图者的尊重，兹不予变更，仅供参考。
[28] 林梅村：《蒙古山水地图》，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年，附图。
[29] 高启安：《明代苦峪卫、苦峪城考索》，杨永生、李玉林主编：《火烧沟与玉门历史文化研究文集》，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15年，第656页。
[30] [明]赵廷瑞修，马理、吕柟纂：《陕西通志》卷20《西域土地人物图》，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490页。其中的“文班”应为“叉班”之误。
[31]《明史》卷330《西域传二·西蕃诸卫》，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8561页。
[32] 钟兴麒等校注：《西域图志校注》卷8，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68页。
[33] 详见杨富学：《元代敦煌伊斯兰文化觅踪》，《敦煌研究》2018年第2期，第11~21页。
[34]《明孝宗实录》卷18载弘治元年九月丁丑条，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年，第435页。
[35] 李宗俊、董知珍：《玉门吾艾斯拱北的历史解读》，《世界宗教研究》2008年第2期，第115页。
[36] 杨富学、张海娟：《蒙古豳王家族与元代西北边防》，《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2年第2期，第25页。
[37] [明]李应魁著，高启安、邰惠莉点校：《肃镇华夷志校注·属夷内附略》，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75页。
[38] 对该词的解释，要特别难感谢阿尔斯兰和李荣辉二位博士。
[39] [明]严从简著，余思黎点校：《殊域周咨录》卷12“哈密”，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412页。
[40] [清]黄文炜修，吴生贵等校注：《重修肃州新志校注·赤金所》，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569页。
[41] 杨富学、张海娟：《从蒙古豳王到裕固族大头目》，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17年，第67~75页。
[42]《明史》卷330《西域传二·西蕃诸卫》，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8560-8561页。
[43] [明]严从简著，余思黎点校：《殊域周咨录》卷14“赤斤蒙古”，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467页。
[44] [明]严从简著，余思黎点校：《殊域周咨录》卷12“哈密”，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415页。
[45] [明]谷应泰编：《明史纪事本末》卷40“兴复哈密”，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586页。
[46] [明]严从简著，余思黎点校：《殊域周咨录》卷14“赤斤蒙古”，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467页。
[47]《明史》卷329《西域传一·哈密卫》，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8519页。
编按：本文原刊《丝绸之路》2017年第16期，第18~23页，引用请参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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