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富学 | 图理琛西使动因小议

摘要：康熙年间，清朝政府史无前例地向活动于伏尔加河下游地区的土尔扈特部落派遣了使团，即后世所谓的“图理琛使团”。使团西使的动因可以说是多方面的，其中，与土尔扈特加强联系是要因之一，但并非清政府的主旨，其终极目的在于诱使与之关系友好的土尔扈特部东归故土，以牵制沙俄与准噶尔部等敌对势力。

关键词：卫拉特蒙古；中俄关系；民族关系；清代

康熙五十一年（1712）至五十四年（1715），清朝政府史无前例地向活动于伏尔加河下游地区的土尔扈特部落派遣了使团。该使团由太子侍读殷扎纳、理藩院郎中纳额、内阁侍读图理琛及厄鲁特人舒哥、米斯等五人组成。同行的还有三名侍从武官、二十二名家仆以及阿拉布珠尔派遣的四名人员，共计一行三十四人，首脑为太子侍读殷扎纳。由于使团中的图理琛在归国后曾撰《异域录》，详细记录了出使经过和沿途所见所闻，受到康熙帝的嘉奖，并引起了国内外的重视，故而这个使团便被后人称作“图理琛使团”。

土尔扈特本为卫拉特蒙古四部之一，原游牧于塔尔巴哈台及额尔齐斯河中游西岸。17世纪30年代，准噶尔部噶尔丹势力勃兴，逐步蚕食卫拉特其他各部。于是，以和鄂尔勒克为首的一部分土尔扈特部，为摆脱准噶尔部的掣肘，离开原来的牧地，越过哈萨克草原，渡过恩巴河和乌拉尔河，经由诺盖草原，于1630年左右迁徙到乌拉尔河和伏尔加河流域下游南北两岸的草原地带居住下来。

1699年，噶尔丹与清军战于昭莫多，失败后仰药自杀，其位遂为策旺阿拉布坦所继承。此人同噶尔丹一样，掌权伊始便走上了分裂割据之路。他先是兼并了土尔扈特首领阿玉奇（或阿玉气）汗之子散札布所属的一万五千余户，又扣留散札布作为人质，以胁迫阿玉奇支持其叛乱，遭到拒绝，双方关系急剧恶化。康熙四十三年（1704），阿玉奇汗的一个侄子阿拉布珠尔由伏尔加河下游起程，经长途跋涉到西藏朝拜，拜谒了达赖喇嘛。由于其归途被准噶尔部阻断，阿拉布珠尔不得不请求清政府予以安置，被安置于嘉峪关外的党色尔腾地方，并被晋封为“固山贝子”。[1] 阿玉奇汗得知此事后，派萨穆坦等为使，经由西伯利亚，不远万里到达北京，“要求放阿喇布珠尔回去”。[2] 这一偶然事件，直接引发了“图理琛使团”的西使。

关于“图理琛使团”西使的动因，各种史料均无直接记载，惟图理琛所撰《异域录》转引的康熙“圣训”中对此略有反映。文曰：

尔等到彼，问阿玉气无恙，欲将贝子阿拉布珠尔遣回，与尔完聚……伊（阿玉气汗）竭诚差萨穆坦等请安进贡，朕甚嘉悯，特选厄鲁特舒哥、米斯及我等各项人前来。颁发谕旨，并赐恩赏。至于阿拉布珠尔归路，业遣侍郎祁里德前往策旺阿拉布坦处计议，尚未到来。如到时移会尔等，彼若言欲会同夹攻准噶尔部策旺阿拉布坦，则断不应允……鄂罗斯国人民生计、地理形势，亦需留意。[3]

从记载看，图理琛西行的目的是相当明确的，其主旨有三：（1）商议遣还阿拉布珠尔事宜；（2）转达康熙皇帝对阿玉奇汗和土尔扈特部众的问候与关怀，以期加强双方的联系；（3）沿途注意观察俄罗斯风土人情与地理形胜。这是目前我国学界比较一致的看法。[4] 若仅仅从《异域录》的记载观察，使团的意图似乎也仅止于此。尤其是康熙在“圣训”中指出，如果阿玉奇汗提议与清“夹攻准噶尔部策旺阿拉布坦，则断不应允”，更可进一步证实康熙之遣使别无它图。

在上述三种动机中，第三项是附带因素，不足为论，第二项与理可通，应不容怀疑，但第一项就显得有点勉强了。因为阿拉布珠尔由清回归伏尔加河流域，不一定非经准噶尔地区（阿拉布珠尔正是由于其归途被准噶尔部阻断而不得不滞留清朝的）不可，随清朝使团同行，经由俄罗斯而返回，应该说是一种比较简捷而理想的选择。但康熙帝并未这样做，而是将阿拉布珠尔留下，惟让使者告诉阿玉奇汗，此前他曾派人赴策旺阿拉布坦处，商议阿拉布珠尔的回归路线，尚未得到答复，故阿拉布珠尔的遣归问题需与阿玉奇汗进一步商议后再做决定。这一结果，意味着萨穆坦使团的无功而返。但阿玉奇汗似乎并不以之为憾，反而告诸使者：“将阿拉布珠尔作何遣回之处，大皇帝自有睿裁……今请天使先回，随后差往察汗处，如允我遣使时，再行闻奏。”[5] 这就为此后的进一步往来埋下了伏笔。所以，我认为，遣返阿拉布珠尔，充其量只能说是康熙与阿玉奇汗保持密切联系的借口而已。1979年夏于新疆和静县发现的满文《康熙谕阿玉奇汗敕书》（康熙五十一年五月二十日），似可为这一推测提供佐证。敕书所引阿玉奇汗之上疏是非常耐人寻味的。奏文曰：“所差遣之使，乃吾心腹小役，圣主若有密旨，请赐口谕。”[6] 显然，当时康熙与阿玉奇汗急于对话的决非仅仅是阿拉布珠尔的遣返问题。清朝初年的外交史也告诉我们，康熙帝的遣使必有着更深层的原因。

如所周知，自努尔哈赤于16世纪末勃兴并建立政权伊始，一个半世纪间，清政府从未向外国派遣过任何形式的使团，即使与清朝干系重大的沙俄。那么，至18世纪初，仅仅为了加强与一个远在万里之外的俯伏于沙俄之下的土尔扈特部落的联系，康熙有必要打破惯例，冒着被沙俄拒绝而有失颜面的危险派使西行吗？于情于理都难以说通。

我们还是应当将这一事件放在当时的历史大背景中来考量。这里不妨先回顾一下土尔扈特西迁后的状况及与沙俄的关系。

土尔扈特迁到伏尔加河流域后，很快便成为沙俄觊觎和侵略的对象，这是剽悍而善战的土尔扈特人所无法接受的，于是，二者之间产生了难以调和的矛盾。随着矛盾的日益加深，他们不时发生冲突，甚至诉诸武力，西迁土尔扈特的第一代首领和鄂尔勒克就是在1644年攻打沙俄阿斯特拉罕的战斗中阵亡的。[7] 其后，沙俄政府凭借军事上的优势，逐步加强了对土尔扈特的控制，对其进行政治奴役与经济掠夺，更为严重的是，沙俄政府“屡征土尔扈特兵与邻国战”，[8] 他们“拣选土尔扈特人众当其前锋”，“损伤土尔扈特人众数万，归来者十之一二”，以达“暗行歼灭”之目的，[9] 这些措施势必会严重地削弱土尔扈特的实力。

土尔扈特部众笃信藏传佛教，他们“重佛教，敬达赖喇嘛，而俄罗斯尚天主教，不事佛，以故土尔扈特……归向中国”。以此之故，其首领常常遣使（或亲自）赴西藏“熬茶、供佛，谒达赖喇嘛”。[10] 这些也是沙俄政府所难以容忍的。为了阻断土尔扈特与清朝，尤其是与西藏黄教界的联系，沙俄政府不惜对土尔扈特部众进行大规模的宗教迫害，“无所忌惮地给伏尔加河流域的土尔扈特人施加洗礼”，[11] 彼得一世更是颁布敕令，督促教士们学习蒙古语，以争取土尔扈特部众皈依东正教。

沙俄的这些措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削弱土尔扈特实力的目的，但同时也加深了土尔扈特人对沙俄的敌对情绪和对故乡的怀念。所以，长期以来，土尔扈特部众非常注意保持与新疆西蒙古诸部、西藏佛教界的频繁往来，同时也一直保持着与清朝中央政府的联系。自1655年土尔扈特首领书库尔岱青与清政府建立了直接联系后，不断遣使进贡。至康熙时，双方联系更加密切，“表贡不绝”。[12] 土尔扈特蒙古的这种远沙俄而亲清朝的政策，适应了清政府巩固周边地区的需要，与之加强联系，符合清政府的长远利益。将此视为清政府遣使的重要原因之一，当是不容置疑的，但若称之为图理琛之使的根本动因，则与情与理都难说通。

那么，图理琛西使的根本动因何在呢？陈复光先生曾如是推断：

康熙命图理琛使土尔扈特之主要目的，不过藉报聘为名，优遇阿玉奇汗，以资羁縻，而坚其内向之心，不为他族利用。[13]

此说尽管比《异域录》所载已有较大进步，但仍非得的之论，我认为康熙之真意应是诱使土尔扈特人返回故土。图理琛出使之时，正是清朝与准噶尔策旺阿拉布坦交恶之际，而沙俄对清朝的觊觎之心也日益凸显出来。而与策旺和沙俄均有矛盾的土尔扈特长期奉行亲清政策，如能返回故土，以其战斗力之强，对清政府遏制沙俄的南下及准噶尔策旺阿拉布坦势力的扩张与东进，无疑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在这种情势下，清朝使臣在土尔扈特滞留了十余日，与阿玉奇汗会晤二次，同时受到阿玉奇汗之妻、子、妹等土尔扈特显贵们的盛宴款待。他们在会谈时不会缄口不言对时局的看法以及对前途与未来的展望（这对双方来说都是讳莫如深的问题，不会公开），从图理琛西使后的历史发展及其结果来看，此推想当非空穴来风。说明了这一点，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乾隆三十六年（1771）土尔扈特的回归问题了。是年1月，土尔扈特首领渥巴锡率部离开寄居了一个半世纪的伏尔加河流域，经过长途跋涉，冲破艰难险阻，付出巨大牺牲，终于返回故土。土尔扈特的归来，受到了乾隆皇帝的高度重视和极为宠荣的礼遇。乾隆皇帝多次接见渥巴锡等人，封之为卓哩克图汗，命其以盟长的身份管理旧土尔扈特蒙古乌讷恩素珠克图盟南路四旗（今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对其回归的六万民众，清政府也采取多项措施，予以赈济：“分拨善地安置，仍购运牛羊粮食，以资养赡，置办衣裘庐帐，俾得御寒，并为筹其久远资生之计，令皆全活安居，咸获得所。”[14] 对外来异族部众如此优遇，堪称清朝此前所未有。

由是以观，图理琛在与阿玉奇汗会晤时，理应表示过清朝政府希望其东归故土的意向，二者在一定程度上已达成默契。这一推想从沙俄国务秘书伊凡·格拉儒诺甫的言论中可得到佐证。他在1730年8月13日上呈外交部的报告中曾这样说：

关于前次出使至喀尔木克汗阿玉气处一事，我从随同这个使团的人员处得知，当时使臣曾带同他的侄儿的喀尔木克游牧民族中最优秀的人物一同前往……利用他们……以推动已故阿玉气从阿斯特拉罕迁回他们以前的草原，现有草原上珲台吉在游荡，中国人答应给阿玉气以武力援助及皇帝的资助，以帮助他打珲台吉。[15]

这段话是伊凡·格拉儒诺甫在负责伴送清朝使臣时从他们那里听到的，说明图理琛出使确有诱使土尔扈特部迁回原地之意。使团表示，如果阿玉奇汗愿率部返回故地，清政府将会予以协助，并帮助他打败策旺阿拉布坦的势力。此说虽属孤证，难以断言其可信度有多大，但思之颇觉合乎情理。后来土尔扈特于1771年东归的史实也从某种意义上证明格拉儒诺甫的说法并非全系无稽之谈，诚如法国学者加恩所论证的那样：

后来事件的发展也提供了证明，中国浪子土尔扈特人的归来一事，最初提出于1714年，后来由于中国对厄鲁特人的征伐而拖延下来，直到18世纪中叶厄鲁特人被乾隆灭亡后才真正实现，而这时距离提出这个问题已有60年了。我们设想一下，土尔扈特人若不是由于中国甘言许诺因而长久以来怀有重归故土的想法，怎么可能在1775年（应为1771年——引者）突然决定离开他们已经生活了一个世纪的国土，同时又冒着旅途上的种种危险，而且前途未卜，就回到故土去呢？[16]

这里，我们必须面对这样一个问题：既然清政府派遣使团具有加强与土尔扈特部之联系，又有诱使其回归故里之双重目的，那么，康熙在使团出行前何以又要谆谆告诫使人，如果阿玉奇汗提议与清合击策旺阿拉布坦，则予以拒绝这一问题呢？其中的奥妙也值得探讨。

结合当时的清、俄、土尔扈特和准噶尔部四方的复杂情势，我认为对康熙的告诫应该从两个层面上来考量。其一，清政府对处理策旺阿拉布坦问题有足够的信心。如果节外生枝，与俄境内的土尔扈特联合夹攻之，势必会引起沙俄的警觉与不满，乃至军事干预，引起不必要的国际争端；其二，土尔扈特尽管有一定的实力，但与沙俄相比毕竟要弱小得多。在沙俄的逼迫下，阿玉奇汗自1673年至1684年间，曾先后五次向沙俄政府“宣誓”，尽管内容每次不同，但都少不了阿玉奇汗向俄国臣服这一内容。此外，还有多项屈服性的誓约，如土尔扈特人不得袭击俄国辖区；阿玉奇汗不得与俄国的敌人交往；俄国对外战争时，土尔扈特汗国需出兵助战等。[17] 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清政府是不可能与土尔扈特结盟来夹击准噶尔部的。况且，土尔扈特由伏尔加河流域长途奔袭准噶尔，劳师远征，未必会有多少效果，反而会损伤清政府与俄国之间本来就相当脆弱的睦邻关系。后来，历史的发展也证实康熙的这一决策是相当正确的。1771年1月，土尔扈特举族东返，一路遭到沙俄的阻击与围攻。加上长途行军的劳苦和沿途水草、供养的缺少以及各种疫病的流行，土尔扈特人畜大量死亡，损失极为惨重。这次迁徙前后历时6个月，行程1万余里，当他们于是年7月中旬到达伊犁时，其人口已由原来的17万锐减至6万余人。推而论之，设若当时康熙允诺阿玉奇的请求，与之合击策旺阿拉布坦，那么，未经参战即已损失过半的土尔扈特人何以与以逸待劳的策旺阿拉布坦军队作战？如何完成东、西二面合击计划？如是，不仅难收预期之效，反而还会使清朝“泱泱大国”的颜面尽失。

质言之，“图理琛使团”的西使，其动因是多方面的，与土尔扈特加强联系虽是要因之一，但并非清政府的主旨，其终极目的在于诱使与之关系友好的土尔扈特部东归故土，以牵制沙俄与准噶尔部等敌对势力。

注释：

[1]  [清]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卷十一，《中国西北地方文献丛书》第95卷，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144页。

[2]  [俄]尼古拉·班蒂什—卡缅斯基：《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97页。

[3]  [清]图理琛著，庄吉发校注：《满汉异域录校注》，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3年，9-17页。

[4]  参见马汝珩、王思治：《土尔扈特蒙古西迁及其反抗沙俄压迫、重返祖国的斗争》，马汝珩、马大正：《厄鲁特蒙古史论集》，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166-168页；郭蕴华：《“图理琛使团”和〈异域录〉》，《新疆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64页；郭蕴华：《“图理琛使团”出使土尔扈特部和〈异域录〉一书》，《中国蒙古史学会论文选集》（1980），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443-444页；庄吉发：《满汉异域录校注·序》，1页，等。

[5]  [清]图理琛著，庄吉发校注《满汉异域录校注》，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3年，148-149页。

[6]  马大正、郭蕴华：《〈康熙谕阿玉奇汗敕〉试析》，《民族研究》1984年第2期，20页。

[7]  [俄]帕里莫夫著，许淑明译：《卡尔梅克在俄国境内时期的历史概况》，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12页。

[8]  [清]何秋涛：《朔方备乘》卷38《土尔扈特归附始末》，《中国西北地方文献丛书》第94卷，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145页。

[9]  [清]椿园：《西域总志》卷2《土尔扈特投诚纪略》，《中国西北地方文献丛书》第60卷，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92页。

[10]  [清]何秋涛：《朔方备乘》卷38《土尔扈特归附始末》，《中国西北地方文献丛书》第94卷，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145页。

[11]  [法]加恩著，江载华译：《早期中俄关系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年，142页。

[12]  [清]何秋涛：《朔方备乘》卷38《土尔扈特归附始末》，《中国西北地方文献丛书》第94卷，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142页。

[13]  [民国]陈复光：《有清一代之中俄关系》，昆明：国立云南大学文法学院，1947年，46页。

[14]《清高宗实录》卷889乾隆三十六年七月辛酉条。具体优恤措施见乾隆《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载齐敬之：《外八庙碑文注译》，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85年，72-74页。

[15]  [法]加恩著，江载华、郑永泰译：《彼得大帝时期的中俄关系史（1689—1730年）》，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128页注48。

[16]  同上引《彼得大帝时期的中俄关系史（1689—1730年）》，117页。

[17]  马汝珩：《清代西部历史论衡》，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182-184页。

【编按】本文原刊《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第5~8页，引用请参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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