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富学 |“瓜州塔”考辨
内容摘要：瓜州锁阳城塔尔寺遗址大塔，被学界认定为西夏之物，并推定其前身为中华十九座舍利塔之一的“瓜州塔”。据载，“瓜州塔”建立于北周时期，但那时的瓜州其实是敦煌，治所在沙州古城，与今天的瓜州同名而异地。“瓜州塔”建于崇教寺，即今莫高窟，与瓜州锁阳城塔尔寺遗址大塔无干；榆林窟第15、16窟所见“阿育王寺”，应为山丹或武威的阿育王寺，绝非锁阳城塔尔寺，否则，二者近在咫尺，惠聪一行七人绝不可能在榆林窟居住长达四十日之久；瓜州锁阳城现存大塔具有明显的藏传佛教特征，但没有证据可将之断代于西夏，相反，塔尔寺遗址发现的西夏文六字真言残片恰巧可以证明该寺为元代之遗存，因为六字真言独立作为藏传佛教供奉对象，并逐步流行全国，是从元代开始的。根据各种迹象，可以把今天所见藏传佛教风格塔尔寺塔的修建时代推定在1276年或1289年之后不久。
关键词：“瓜州塔”；塔尔寺；莫高窟；藏传佛教；西夏
在今甘肃省瓜州城县城东70公里处有锁阳城遗址，遗址东一公里处有塔尔寺遗址。寺门南开，现仅存残基。东西两侧残存鼓楼及钟楼建筑台基和僧房遗址。寺院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146. 41米，南北宽104.45米，面积15292.5平方米。寺院前部现有大型庙宇建筑台基，残存大塔一座，残高14.5米，用土坯砌成，白灰抹面，塔身上部为覆钵式结构，大塔北侧残存小塔十一座。整个建筑中轴对称，与中原一带寺院如出一辙。塔型庄严雄浑，十分壮观。[1] 其中的大塔，又称白塔，亦即本文所谓的“瓜州塔”。
一、“瓜州塔”与中华十九塔无干
“瓜州塔”一名，始见于唐代文献的记载，《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上和《法苑珠林·故塔部》皆有“周瓜州城东古塔”之谓。[2] 敦煌写本P.2977《佛典史传》亦有“第六瓜州（未知寺名）”之语。[3] 被列为中华所建十九座阿育王塔之一。
说起瓜州，人们一般都会将之与今天甘肃省的瓜州县相联系。其实，并不尽然，初唐以前的的瓜州一般皆指敦煌。《左传·襄公十四年》：“将执戎子驹支。范宣子亲数诸朝。曰：‘来！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离于瓜州。”杜预注曰：“瓜州地在今敦煌”。[4] 又《昭公九年》：“允姓之奸，居于瓜州”。杜注：“允姓，阴戎之祖，与三苗俱放三危者。瓜州，今敦煌。”[5] 北魏正光六年（525）设瓜州，《元和郡县图志·陇右道下》：“后魏太武帝于[敦煌]郡置敦煌镇，明帝罢镇立瓜州，以地为名也。”[6] 治所在今敦煌市西一公里处的沙州古城，领敦煌、酒泉、玉门、常乐、会稽五郡。隋初沿置，至大业三年（607）始改为敦煌郡。唐武德二年（619），复置瓜州，五年改名西沙州。贞观七年（633）省“西”字。武德五年以今敦煌为西沙州时，另于沙州东设瓜州，治所在晋昌县，即今瓜州县东南之锁阳城。可见，唐武德五年以前之瓜州实即沙州地。
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记载说：“瓜州城东古基者，乃周朝阿育王寺也。废教已后，隋虽兴法更不置寺。今为寺庄，塔有舍覆，东西廊庑，周回墙匝。时现光相，士俗敬重。每道俗宿斋，集会兴福，官私上下，乞愿有应。”[7] 这里的“周朝”，实指北周，斯时的瓜州乃今敦煌也。
另，道宣《广弘明集》卷十七收有隋仁寿元年《隋国立舍利塔诏》，其中列出全国建舍利塔的州30个，即岐、雍、嵩、泰、华、衡、定、廓、牟、吴、同、蒲、苏、泾、并、隋、益、秦、杨、郑、青、亳、汝、瓜、番、桂、交、相、襄、蒋。[8] 瓜州名列其中，但具体方位未予标明。在同卷所附王劭《舍利感应记》中言明“瓜州于崇教寺起塔”。[9] 《续高僧传》卷26《智嶷传》载：“释智嶷，姓康，本康居王胤也……后入关中，住静法寺。仁寿置塔，勅召送于瓜州崇教寺。”[10] 说明仁寿元年（601），隋文帝诏诸州起灵塔供养舍利时，智嶷曾持诏奉舍利至瓜州崇教寺。原立于莫高窟332窟前室的李克让《莫高窟佛龛记并序》（勒立于唐圣历元年，698）云：“爰自秦建元之日，迄大周圣历之辰，乐僔、法良发其宗，建平、东阳弘其迹，推甲子四百余岁，计窟室一千余龛，今见置僧徒，即为崇教寺也。”[11] 崇教寺之名至唐高宗时尚存，P. 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祥瑞”条载：“黄龙。右唐弘道元年（683）腊月，为高宗大帝行道。其夜，崇教寺僧徒都集，及直官等，同见空中有一黄龙见，可长三丈以上，髯须光美，头目精明，首向北升，尾垂南下。当即表奏，制以为上瑞。”[12] “为高宗大帝行道”一语表明，崇教寺具有官寺的性质。“约在开元、天宝年间，寺额改称，其名遂湮。”[13]
上述记载表明，所谓的“瓜州城东古塔”，地当今敦煌市东南25公里处的莫高窟。《广弘明集》卷十五言崇教寺塔为土塔，完全符合莫高窟周围多土塔的状况。
需要提及的是，在瓜州榆林窟第15前室东壁窟口和第16窟外室洞口北壁皆有西夏人墨书《阿育王寺释门赐紫僧惠聪俗姓张住持窟记》，内容一致，只是前者残破较多，后者比较完整。文载来自阿育王寺的惠聪一行七人“往于榆林窟山谷，住持四十日，看读经疏文字，稍熏习善根种子，洗身三次”。末署“国庆五年岁次癸丑十二月十七日题记”。（图1）[14] 国庆，为西夏惠宗李秉常年号“天赐礼盛国庆”（或作“天赐国庆”）的省书，五年为癸丑年，相当于北宋熙宁六年（1073），完全对得上。[15] 向先生言：“癸丑为国庆三年”，[16] 反有误。施萍婷、公维章等皆承袭向先生旧说。[17] 观15窟题记，尽管尾题残破，但“国庆五年”四字则是清楚可辨的。[18] 说明年号无误。另，前引李正宇《敦煌地区古代祠庙寺观简志》误录“四十日”为“十四日”，误“癸丑”为“癸酉”，亦应予更正。由于受道宣、道世记载的影响，论者将题记所见阿育王寺认定为“瓜州僧寺，在瓜州城东。”[19] 当有误。榆林窟距离锁阳城直线距离只有30公里，有鸟道相通（34公里）。如果将榆林窟第16窟所见阿育王寺比定为锁阳城塔尔寺，二者近在咫尺，很难想象惠聪师徒八人会在榆林窟居住长达四十日之久。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题记中有如下记载：
初见此山谷[20] 是圣境之地，古人是菩萨之身。石墙镌就寺堂、瑞容，弥勒大像一尊，高一百余尺，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端严。山谷内【上雨下甘】水长流，树木稠林。[21]
很显然，这是慧聪师徒在榆林山谷见到的石窟盛况：壁面开凿石窟（寺堂）塑造佛像（瑞容），其中有弥勒大像一尊；山谷内流水潺潺，林木繁茂。
施萍婷先生言这段文字讲的是慧聪师徒七人修造了弥勒大像，并推断此大像“疑即是五号窟之大佛，今尚保存完好，金碧如新，则近人之所重装者耳”。[22] 很显然，施先生对题记中的文字理解有误。按，榆林窟第5窟有大型佛涅槃像，长10.5米，[23] 非为弥勒大像，且与“高一百余尺”的记载大相径庭。是故，笔者怀疑施先生所谓之“五号窟”有可能为六号窟之误。六号窟又称大佛窟，主壁塑弥勒坐佛，高24. 35米，[24] 与“高一百余尺”的记载较为接近。李春元等更言慧聪等“往游榆林窟住持佛事活动四十日，并住持重修睡佛殿（5号窟）唐塑睡佛、大佛殿（6号窟）唐塑弥勒大佛功德事”。[25] 值得怀疑的是，这座高一百余尺的弥勒大像，仅有慧聪师徒七人如何能够修造？退一步说，即使非慧聪师徒七人亲手修造，他们仅仅作为施主，那么，仅有四十天时间就能完成如此巨大的工程，也是不可思议的。更不用说同时住持重修睡佛殿（5号窟）和大佛殿（6号窟）了。
史籍所载的中华十九座阿育王塔中，河西有其四。除沙州大乘寺塔和崇教寺塔之外，另外两座分别为凉州的姑臧寺和删丹的阿育王寺。《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上、《法苑珠林·故塔部》和敦煌写本P. 2977皆记载凉州和删丹有阿育王塔。《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上还言：“依检诸传，咸云姑臧有育王塔。”[26] 清修《甘州府志》卷十三《艺文志》载有明人陈敏撰《重修山丹县发塔寺碑记》，称山丹“发塔寺”原名“育王塔寺”。[27] 说明凉州、删丹皆有阿育王寺，沙州二塔虽然也属于阿育王塔范畴，但无阿育王寺之额，并非所有阿育王塔所在都被称作阿育王寺，敦煌文献P. 2977在提到“瓜州塔”时，言“未知寺名”，反映的就是这种情况。加上题记用的是西夏年号，故而可以推定，榆林窟第16窟所见阿育王寺，既有可能是凉州的姑臧寺，也有可能为删丹（山丹）的阿育王寺。凉州是西夏时期佛教几个中心之一，佛教繁荣，文化昌明，[28] 远胜其西不远处的删丹。推而论之，榆林窟第16窟所见更有可能是位处凉州的阿育王寺，即姑臧寺。
言“瓜州塔”位处沙州，可能会引起人们的质疑。因为，在沙州另有大乘寺塔。大乘寺之名在敦煌历史文献中多见，具体位置在今敦煌市西一公里处沙州故城内，地点明确，无须赘言。疑者可能会问：若言瓜州塔在敦煌莫高窟，而沙州又有大乘寺塔，一州会有两座阿育王塔吗？若二寺同在沙州，何以时而称其地“沙州”，时而又称“瓜州”呢？这是两个确乃不好理解的问题。
对于第一个问题，已有论者撰文质疑，其中有言：
我们看P. 2977号得知，没有一个州建立两个阿育王塔的可能，沙州已经有大乘寺塔，就不会再有别的塔。[29]
事实果真如此吗？且看下表：
《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上 | 《法苑珠林·故塔部》 | 《广弘明集》卷十五 | 敦煌写本P. 2977 |
隋益州福感寺塔缘十三 | 隋益州福感寺塔十三 | 益州成都福感寺塔五 | 第十三益州福感寺 |
隋益州晋源县塔缘十四(雒县塔附) | 隋益州晋源（原）县塔十四 | 益州晋源（原）县塔六 | （原缺） |
隋并州净明寺塔缘十七 | 隋并州净明寺塔十七 | 并州育王寺塔十二 | 第十七北京净明寺 |
隋并州榆社县塔缘十八 | 隋并州榆社县塔十八 | 并州榆社育王寺塔十三 | 第十八北京榆杜（社）县（未知寺名） |
从上表可以看出，P.2977及相关资料所载中华十九座阿育王塔中，益州和并州皆得其二。当时益州以分得二份舍利而分别建福感塔和晋源（原）县塔。福感塔，即今成都市新都县宝光寺舍利塔，现存者为清代之物，为十三级密檐式方形砖，塔高30米。从塔的整体形制看，虽经过多次维修，局部已有改动，但仍保持了唐代密檐式塔的基本风貌，是四川境内现存时代最早的古塔之一。[30] 后者位处四川崇州市西北六十里怀远镇，惜塔早毁，无从觅踪。另外就是并州，同样得舍利二份，并分别建净明寺塔和榆社县塔。前者位处山西太原市晋源区东北古城营村惠明寺，后者坐落于今山西省榆社县东南大同寺内。
益州、并州各二，加上沙州二塔，几占中华十九塔的三分之一，说明一个州建立两个阿育王塔的现象是很常见的。
至于第二个问题，笔者思之再三，唯一可行的解释就是《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和《法苑珠林》的作者对地名的使用上并没有那么严格。益州与并州名称虽有改变，但地望始终如一，故不易产生歧义。沙州就不同了，先被称作瓜州，后来又被称作沙州，地同而名异，恰巧沙州旧名瓜州又成为近邻同级建制的名称，故特别容易致错。《集神州三宝感通录》成书于麟德元年（664），《法苑珠林》成书于总章元年（668），斯时瓜沙已分治四十余年矣。道宣不辨，称崇教寺塔所在地时，仍其旧名，称为瓜州，而在称呼大乘寺塔所在地时，却又以现名沙州称之。道世承袭不改。后人因袭既久，遂有“瓜州塔”位处今瓜州之误解。[31] 对于笔者的这个解释，学界亦有持异议者，论曰：“我们认为唐代瓜州与沙州已经分置，到麟德元年（664），唐朝建立已经47年时间，作为名僧道宣，不会将瓜州和沙州分不开。”[32] 此言确乎？我们不妨仍从道宣所给十九塔所处的州名入手进行分析。列十九塔第一位的为“西晋会稽鄮塔”。其中的会稽，在唐武德四年（621）已成为越州的属县。八年，废鄞州，原属下的鄞、鄮、句章三县合并为鄞县，亦归越州。易言之，及至麟德年间，会稽郡及其属下的鄮县都已不复存在，而道宣却仍以会稽鄮县称呼之。居第二位的为“东晋金陵长干塔”，金陵也早已于唐武德三年（620）被改为润州江宁了，道宣同样仍呼其旧名。虽不敢断言道宣将新旧名称“分不开”，但作为一名僧人，把远在西北边鄙的一个地方名字分不清，根本就算不得怪事，殊不见地处中原的临黄，在道宣笔下，不是也被误作“临甾”了吗？
那么，“瓜州塔”当建于何时呢？因无考古发掘资料可资为证，无从得知，但从各种迹象分析，至唐初玄奘西行时，“瓜州塔”所在的寺院，即今天所谓的塔尔寺很可能就已经存在了。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玄奘赴印度取经，“昼伏夜行，遂至瓜州”，并在瓜州驻锡月余，其所居寺前有弥勒像。[33] 《重修肃州新志·柳沟卫》古籍条载：“唐朝断碑，在寺基内，字画不甚剥落，一面逼真唐体，虽未为唐人之极佳者，而断非唐后之书。因首尾残缺，仅存中段，文义不能联贯，而总系大中时复河湟，张义潮归唐授爵，大兴屯垦、水利疏通，荷锸如云，万亿京坻，称功颂德等语。其一面，字体流入五代宋初，文意与前略相仿，似颂曹义金之语。”[34] 考虑到玄奘在瓜州居留期间颇受崇奉，居于瓜州当时最大的寺院——即今天所谓的塔尔寺遗址——是很可能的。据说，“在高大的塔儿寺上还保留有唐代或者以前的壁画痕迹”。[35] 若此说不误，则足证唐时“瓜州塔”就已经存在了。
二、“瓜州塔”非西夏塔辩
今天所见塔尔寺遗址，是在“瓜州塔”的基础上兴建的，殆无异议。然观其今貌，已与唐塔迥然有别。先前多言之为元代建筑，[36] 但近期的出版物，又多改定为西夏之物，尤其是近期赵建龙一行五人对锁阳城古遗址进行了为期近一个月的考古调查，撰写《甘肃瓜州县塔尔寺遗址调查勘探记》（以下简称“《勘探记》”），得出如下结论：“锁阳城东塔尔寺及其锥形宝瓶状白塔应该属于西夏时期的产物，并非元代建筑。”[37] 其实在此之前，学界已有将该塔推定为西夏塔的迹象，认为“塔尔寺的主要建筑遗迹是在西夏时期完成的”。[38] 2009年，为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甘肃省文物局牵头编定《锁阳城遗址及其墓群》文本，其中已有将塔尔寺定为西夏之物的迹象，但留有很大余地：“塔尔寺的主要建筑遗迹至少在西夏或者更早的唐与五代时期就已经完成”。[39] 《勘探记》以考古资料为论据，大有进一步坐实西夏说之势，势必会影响人们对塔尔寺乃至锁阳城历史的认识。笔者原本对西夏说心存疑窦，至此不敢不申述个人的一得之见，冀以推进学界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
查《勘探记》，将塔尔寺推定为西夏时代遗物的证据有二：其一为塔尔寺大塔呈现出的为“西夏时期藏传佛教土塔的一种特殊形状”。[40] 其二为从塔尔寺遗址发现的西夏文 “六字真言”残纸。[41] 有此二证，看起来是颇为有力的，实则二者都经不起推敲。
先说大塔（“瓜州塔”）的形状，由外表观之，土塔具有明显的藏传佛教特征，殆无异议（图2）。《勘探记》为证明大塔为西夏之物，举出不少类似土塔，认为大塔“类似于新疆高昌塔，更像额济纳旗黑水城西夏土塔、张掖大佛寺西夏土塔、宁夏青铜峡西夏砖塔和西夏王陵土塔等”。[42] 这些叙述似乎有些逻辑混乱，因为高昌塔为高昌回鹘晚期（元代）之物（图3），本身就与西夏没有多少干系；张掖大佛寺的土塔为明代之物（塔基或为西夏遗存），已有定谳。张掖大佛寺尽管建筑于西夏佛教寺院的基址上，但除卧佛是在西夏原作基础上修补外，其余地面建筑均与西夏无关；西夏王陵背后的土塔，大多已坍塌，只有第3、9号陵依稀可辨出塔的形状（图4），[43] 无从谈起土塔的建筑风格。惟额济纳黑水城土塔和宁夏青铜峡一百零八塔与大塔有较多可比性，但黑水城塔究竟建于西夏还是元代，因缺乏证据，一直不能确定；一百零八塔始建于西夏，但现在能够看到的，却都是明清时期维修过的遗物，在原来的土坯塔外用砖包砌过，[44] 难以反映西夏建筑之原貌。迄今能够确定为西夏遗物的藏式佛塔很少，而且都被后世改造过，几乎无法确认西夏和元代藏式佛塔的风格差异。而与之形成对照的是，今天可以确定的西夏塔，多为汉式的，如拜寺口双塔、拜寺沟塔、康济寺塔为密檐式，而贺兰宏佛塔下层为八角形楼阁式，上部为体量巨大的覆钵塔等，[45] 这些现象均应引起应有的注意。易言之，仅依据塔形，无法将锁阳城大塔确定为西夏之物，况且大塔四周散落着大量砖瓦残片，薄而呈红色，明显为元代建筑物的遗留，与固原开城安西王府故城、武威白塔寺遗址地面散落的砖瓦残片几无二致，与赵建龙先生所言“就是没有发现元代及其以后的陶瓷残片”[46] 之说恰成反证。
下面我们再看《勘探记》所举的第二个证据，即塔尔寺遗址一座小塔出土的西夏文“六字真言”残片，原置于泥梵塔内，以泥板印刷在宣纸之上。[48] 如所周知，西夏文创立于1038年，一直流行至元朝灭亡，甚至到明朝中叶，这种文字尚一脉未绝，在河北一带继续得到使用。[49] 不能因为西夏文残纸的存在即将之遽断为西夏之物。类似情况比比皆是，如藏文创制于唐代（7世纪），但其流行全国却是元代之事，乃藏传佛教传播推动之结果也；回鹘文同样创制于唐代（8世纪），但其流行全国同样迟至元代。在吐鲁番发现的回鹘文文献中，有时代可考者，绝大多数都为元代之物。[50] 敦煌出土回鹘文文献，除藏经洞发现的40余件回鹘文文献为早期遗物外，其余都属于元代。[51] 敦煌莫高窟、榆林窟发现的回鹘文题记，差不多都为元代之遗墨。[52] 西夏文到底是在西夏国时代还是在元代更流行，因缺乏统计数字，未敢遽断，但西夏文在元代十分流行则是毋庸置疑的。是故，不能因为西夏文残片的发现，就将塔尔寺推定为西夏国之遗存。
三、“瓜州塔”为元塔说
“瓜州塔”既非西夏塔，那应为何时之物呢？其实，解开这一问题的密钥就存在于《勘探记》所举的西夏文“六字真言”残片中。此残片可为塔尔寺的断代提供关键性的证据。
如所周知，六字真言乃藏传佛教所尊崇的咒语，藏文写作oṃ ma ni pad me hūm，系梵文om manipadme hūm的借用，汉文音译作唵、嘛、呢、叭、咪、吽。后弘期藏传佛教视之为经典的根源，主张信徒反复持诵思维，借以积累功德，获得解脱。
早年法国学者伯希和依《大乘庄严法王经》译者天息灾死亡的时间而推定六字真言的出现不会早于公元1000年。[53] 后来，人们从敦煌出土藏文写本中发现了“类六字真言”文字，如S.T. 420有Om ma ni pad me hūm myi tra svā hā之语，类似内容又见于S. T. 421-1，写作Om ma ma nipad me //hum mye//，P. T. 37-1则写作Om ma ma ni pad me/hum myi。[54] 这些“类六字真言”都作为文本的一部分而存在，不单行，写法不一。在那个时代，六字真言仅充作“清除邪恶道路”之用，在敦煌写本中只是零星出现，说明六字真言及其与之相应的观音崇拜在前弘期都是不流行的。及至12世纪宁玛派伏藏《玛尼全集（Manibka’’ bum）》时，六字真言的地位已骤然上升，俨然成为护持今生来世之最上咒语，被置于全书的开篇。[55] 至于六字真言在中原及周边地区的全面流行，那已是忽必烈建立元朝以后之事了。忽必烈以藏传佛教为国教，并将之迅速推向元朝全境。六字真言进一步发展，从经典中独立出来，成为万众膜拜的对象，神圣无比，其每一个字节都具有摆脱生死轮回和六道的职能。
藏传佛教之流播西夏比中原地区为早，应始于12世纪中期。当时，噶玛噶举派创始人都松庆巴（1110~1193）在西藏影响甚大，受到夏仁宗的推崇，遂于天盛十一年（1159）遣使迎请。都松庆巴虽未成行，但派遣弟子藏索格西来至西夏，被仁宗尊为上师，开始大规模翻译佛经。嗣后，西藏萨迦派第三代祖师札巴坚赞（1149~1216）的弟子迥巴瓦国师觉本也来到西夏，同被尊为上师。藏传佛教由此在西夏境内大兴。[56] 概言之，“至少在西夏中后期，吐蕃佛教中的噶玛噶举派和萨迦派已传入西夏。”[57] 而将六字真言推向极致的宁玛派，尚无在西夏境内传播的任何迹象。
前贤多以《蕃汉合时掌中珠》所见六字真言为证，证明早在西夏国时代六字真言即已存在。《掌中珠》由西夏人骨勒茂才撰写，完成于乾祐二十一年（1190），为西夏文汉文对照词语集。据言，书中有西夏文六字真言，但翻检经整理出版的本子，[58]遍寻不得，遂向该书整理者聂鸿音先生求教。聂先生回复说：“大家传说的《掌中珠》里的六字真言实际上是个误会。那是当年罗福成在抄书时自己加上去的，黑水城出土原件里并没有那幅真言图。后来，李范文根据罗刊本予以复抄，将六字真言附在《掌中珠》影本的最后一页（图5）。[59] 估计罗福成画那张图时使用的西夏字是从莫高窟元代六字真言碑摘录的。真正的西夏时代的六字真言见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藏《圣广大楼阁善住妙秘密轮王总持经》（Inv. 5098），题为“大宝楼阁心咒”，用的还是那六个西夏字。”[60] 西夏国时代的文献中尽管已出现六字真言，但并非像元代那样作为独立供奉对象而存在，而只是作为经文内容的一部分，这和敦煌文献所见吐蕃文六字真言的情况几无二致。今天所见作为独立供奉对象的六字真言，无一例外都是元代及其后之物。综合各种因素，可以把锁阳城塔尔寺出土的西夏文“六字真言”推定为元代之遗存。
图5《蕃汉合时掌中珠》影本附录西夏文六字真言摹本
《勘探记》之所以径直将塔尔寺出土西夏文残片确为西夏国之物而没有考虑元代因素，可能肇基于作者对锁阳城废弃时代的认识，其文明言：“从城内残留遗迹分析，其时间定格于西夏军队撤出后的那一刻（天），历经700—800年的沧桑岁月，几乎没有人再使用过。”[61] 果如此，则元世祖至元十四年（1277）复立瓜州，[62] 至元二十六年因“瓜、沙二州城坏，诏发军民修完之”[63] 之类记载，岂不都成了子虚乌有？《勘探记》的推断不符合史实。
瓜州城在西夏国灭亡后，一度不再作为州治存在，地位大降，但不至于荒废，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消沉后，至元十四年重新成为复立的瓜州州治。今天存世的锁阳城遗址，形制奇特，为国内所仅见，却多见于中亚塔什干、花拉孜模等地伊斯兰化以后城池，受伊斯兰文化因素影响明矣。元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原属中亚察合台汗国的出伯、哈班兄弟因不满海都、都哇之属在西域发动的叛乱，率万骑东奔，投于忽必烈麾下，受命驻扎河西抗击来自新疆及中亚的侵扰。至元十四年元政府复立瓜州，抑或即与出伯、哈班兄弟的东归息息相关。至元二十六年重修瓜州城、沙州城之举，亦当与此不无关联。
大德十一年（1307），出伯被封为豳王，[64] 为一等王，驻肃州。天历二年（1329），出伯子忽答里迷失被封为西宁王，位列二等诸王，驻于沙州。元统二年（1334），又以出伯子亦里黑赤为威武西宁王，[65] 位列三等诸王，驻哈密。哈班之子宽彻则于天历二年被封为肃王，[66] 位同豳王，为一等诸王，驻瓜州。他们来自中亚，深受伊斯兰教的影响，从现存敦煌研究院的《莫高窟六字真言碣》和《重修皇庆寺记》所载其家庭成员的名号便可一目了然。如西宁王名速来蛮（出伯子），速来蛮三子依次为阿速歹、速丹沙、牙罕沙（养阿沙），皆为穆斯林常用名。只是在豳王家族成员东归后，宗教信仰才则发生了明显变化，开始推崇佛教，伊斯兰教影响消失。[67] 在蒙古豳王统治区内，用多种文字（梵文、汉文、藏文、回鹘文、八思巴文、西夏文）合璧书写六字真言的情况非常普遍，为他处所未见，体现了蒙古豳王家族对汉、回鹘、西夏、吐蕃等多民族文化的重视。[68] 今天锁阳城的形制呈现出明显的伊斯兰文化风貌，同样也体现出蒙古豳王家族对外族文化的重视，堪充豳王家族对瓜州进行有效统治的历史见证。
从历史记载和出土文物看，肃州、沙州、瓜州的大规模政治、军事、文化活动大多都发生于1276年以后，应是有其历史根由的，皆应与蒙古豳王家族在河西走廊西部的活动息息相关。1372年，明朝军队进入河西走廊西端，灭豳王家族，元朝在河西走廊西端的统治告终。以理度之，塔尔寺的兴建应在1276年至1372年明朝攻占肃瓜沙这一时期。考虑到豳王家族对藏传佛教的推重，把今天所见藏传佛教风格塔尔寺塔的修建时代推定在1276年出伯兄弟东归或1289年瓜州城重新修复之后不久，应是较为合乎情理的。
注释：
[1] 李宏伟、谢延明：《锁阳城遗址形制及相关遗存初探》，《陇右文博》2008年《锁阳城申遗论文集》，第11页；李宏伟主编：《瓜州锁阳城遗址》，西安：三秦出版社，2015年，第28页。
[2] [唐]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上，《大正藏》第52册，No.2106，页404a；[唐]道世：《法苑珠林·故塔部》，《大正藏》第53册，No. 2122，页584c。
[3] 杨富学、王书庆：《敦煌文献P. 2977所见早期舍利塔考——兼论阿育王塔的原型》，《敦煌学辑刊》2010年第1期，第68页。图版见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01~302页。
[4] [晋]杜预注：《春秋左传集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7年，第902~903页。
[5] [晋]杜预注：《春秋左传集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7年，第1321、1323页。
[6] [唐]李吉甫著，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卷40，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025页。
[7] [唐]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上，《大正藏》第52册，No.2106，页407c。
[8] [唐]道宣：《广弘明集》卷17，《大正藏》第52册，No. 2103，页213a-b。
[9] [唐]道宣：《广弘明集》卷17，《大正藏》第52册，No. 2103，页216b。
[10] [唐]道宣：《续高僧传》卷26《智嶷傳》，《大正藏》第50册，No. 2060，页676b。
[11] P. 2551，原碑石现存敦煌研究院，录文见李永宁《敦煌莫高窟碑文录及有关问题》，《敦煌研究》试刊第1期，1981年，第56~60页。
[12] 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18页。
[13] 李正宇：《敦煌地区古代祠庙寺观简志》，《敦煌学辑刊》1988年第1、2期，第76。
[14] 向达：《莫高榆林二窟杂考——瓜沙谈往之三》，《文物参考资料》第2卷第5期，1951年，第82~83页。
[15] 李范文主编：《西夏通史》附录2《西夏纪年表》，北京：人民出版社、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692页。
[16] 向达：《莫高榆林二窟杂考——瓜沙谈往之三》，《文物参考资料》第2卷第5期，1951年，第83页。
[17] 施萍婷：《敦煌学杂谈之二——向达〈莫高榆林二窟杂考〉榆林窟题记校正》，《2004年石窟研究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745页；公维章：《西夏晚期瓜州石窟群中的〈玄奘取经图〉》，《中国（瓜州）第五届玄奘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瓜州，2016年9月，第162页。
[18] 张伯元：《安西榆林窟》，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207页。
[19] 李正宇：《敦煌地区古代祠庙寺观简志》，《敦煌学辑刊》1988年第1、2期，第76页。
[20]“山谷”，谢稚柳《敦煌艺术叙录》第454页及向达录文皆如是作，惟张伯元《安西榆林窟》第207页改作“峪”。细观壁上铭文，山上谷下很明确，而且占字二格，不可能为“峪”，应系“山谷”无疑。
[21] 录文可参见谢稚柳：《敦煌艺术叙录》，上海：上海出版公司，1955年，第454页；向达：《莫高榆林二窟杂考——瓜沙谈往之三》，《文物参考资料》第2卷第5期，1951年，第83页；施萍婷：《敦煌学杂谈之二——向达〈莫高榆林二窟杂考〉榆林窟题记校正》，《2004年石窟研究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745页。
[22] 施萍婷：《敦煌学杂谈之二——向达〈莫高榆林二窟杂考〉榆林窟题记校正》，《2004年石窟研究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745页。
[23] 张伯元：《安西榆林窟》，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207页。
[24] 张伯元：《安西榆林窟》，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96页。
[25] 李春元、李长缨、李长青：《瓜州史地研究文集》，瓜州：瓜州史地文化研究会，2006年，第319页。
[26] [唐]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上，《大正藏》第52册，No. 2106，页407c。
[27] [清]钟赓起著，张志纯等校注：《甘州府志校注》卷13，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562页。
[28] 史金波：《西夏时期的武威》，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7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8~9页。
[29] 惠怡安、曹红、郑炳林：《唐玄奘西行取经瓜州停留寺院考》，《敦煌学辑刊》2010年第2期，第32页。
[30] 罗哲文：《中国古塔》，北京：外文出版社，1994年，第193页。
[31] 杨富学、王书庆：《敦煌文献P. 2977所见早期舍利塔考——兼论阿育王塔的原型》，《敦煌学辑刊》2010年第1期，第76页。
[32] 惠怡安、曹红、郑炳林：《唐玄奘西行取经瓜州停留寺院考》，《敦煌学辑刊》2010年第2期，第32页。
[33] [唐]慧立、彦悰著，孙毓棠、谢方点校：《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1，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2~13页。
[34] [清]黄文炜、沈青崖编修，吴生贵、王世雄等校注：《重修肃州新志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535~536页。
[35] 惠怡安、曹红、郑炳林：《唐玄奘西行取经瓜州停留寺院考》，《敦煌学辑刊》2010年第2期，第39页。
[36] 李并成：《锁阳城遗址及其古垦区沙漠化过程考证》，《中国沙漠》1991年第2期，第25页。
[37] 赵建龙：《甘肃瓜州县塔尔寺遗址调查勘探记》，李宏伟主编：《瓜州锁阳城遗址》，西安：三秦出版社，2015年，第55页。
[38] 李宏伟、谢延明：《锁阳城遗址形制及相关遗存初探》，《陇右文博》2008年《锁阳城申遗论文集》，第11页；李宏伟主编：《瓜州锁阳城遗址》，西安：三秦出版社，2015年，第28页。
[39] 李宏伟、谢延明：《锁阳城遗址形制及相关遗存初探》，《陇右文博》2008年《锁阳城申遗论文集》，第11页；李宏伟主编：《瓜州锁阳城遗址》，西安：三秦出版社，2015年，第28页。
[40] 赵建龙：《甘肃瓜州县塔尔寺遗址调查勘探记》，李宏伟主编：《瓜州锁阳城遗址》，西安：三秦出版社，2015年，第54页。
[41] 赵建龙：《甘肃瓜州县塔尔寺遗址调查勘探记》，李宏伟主编：《瓜州锁阳城遗址》，西安：三秦出版社，2015年，第54页；赵建龙：《有关瓜州县锁阳城遗址调查勘探的一些认识》，李宏伟主编：《瓜州锁阳城遗址》，西安：三秦出版社，2015年，第65页。
[42] 赵建龙：《甘肃瓜州县塔尔寺遗址调查勘探记》，李宏伟主编：《瓜州锁阳城遗址》，西安：三秦出版社，2015年，第54页。
[43] 韩小忙：《西夏王陵》，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19页；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银川西夏陵区管理处编著：《西夏三号陵——地面遗迹发掘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284~286页，彩版62，图版111。
[44] 西夏博物馆编：《西夏艺术》，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00~101页。
[45] 宿白：《西夏佛塔的类型》，雷润泽主编：《中国古代建筑·西夏佛塔》，北京：文物出版社，1995年，第1~15页。
[46] 赵建龙：《甘肃瓜州县塔尔寺遗址调查勘探记》，李宏伟主编：《瓜州锁阳城遗址》，西安：三秦出版社，2015年，第54页。
[47] 图片采自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银川西夏陵区管理处编著：《西夏三号陵——地面遗迹发掘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年，彩版62。
[48] 李宏伟、谢延明：《锁阳城遗址形制及相关遗存初探》，《陇右文博》2008年《锁阳城申遗论文集》，第11页；李宏伟主编：《瓜州锁阳城遗址》，西安：三秦出版社，2015年，第28页。
[49] 郑绍宗、王静如：《保定出土明代西夏文石幢》，《考古学报》1977年第1期，第133~141页；史金波、白滨：《明代西夏文经卷和石幢再探》，《考古学报》1977年第1期，第143~164页。
[50] L. V. Clark, Introduction to the Uyghur Civil Documents of East Turkestan, 13th-14th cc, Bloomington, 1975, p. 195.
[51] Moriyasu Takao, An Uigur Buddhist’s Letter of the Yüan Dynasty fromTun-huang. Supplement to ‘Uigurica from Tun-huang’, Memorirs 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Toyo Bunko 40, 1982, p.14.
[52] J. R Hamilton-Niu Ruji, Inscriptions ouïgoures desgrottes bouddhiques de Yulin, Journal Asiatique 286, 1998, pp. 127-210; [法]哈密顿、杨富学、牛汝极：《榆林窟回鹘文题记译释》，《敦煌研究》1998年第2期，第39~54页；Matsui Dai,Revising the Uigur Inscriptions of the Yulin Caves, Studies on the Inner Asian Languages XXIII, The Society of Central Eurasian Studies, 2008, pp. 17-33.
[53] P. Pelliot, Review to Edward J. Thomas: The History of Buddhist Thought.London L Kegan Paul, 1933, T’oung Pao31, 1935, p. 174.
[54] Yoshiro Imaeda, NotePréliminaire sur la formule om Mani Padme Hum dans les Manuscripts Tibetainsde Touen-Houang, in Michel Soymiè (ed.), Contributions aux Études Touen-Houang.Geneva/Paris: Librairie Droz, 1979, p. 73.
[55] 李婵娜：《九至十一世纪的吐蕃观音崇拜——以敦煌藏文文献研究为中心》，沈卫荣主编：《文本中的历史——藏传佛教在西域和中原的传播》，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2年，第39页。
[56] 杨富学：《文殊山万佛洞西夏说献疑》，《西夏研究》2015年第1期，第26页。
[57] 史金波：《西夏的藏传佛教》，《中国藏学》2002年第1期，第36页；史金波：《西夏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600页。
[58] [西夏]骨勒茂才著，黄振华、聂鸿音、史金波整理：《蕃汉合时掌中珠》，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年。
[59] 李范文：《宋代西北方音——〈番汉合时掌中珠〉对音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448页。
[60] 聂鸿音先生与本人的通信（2015年8月27日）。
[61] 赵建龙：《有关瓜州县锁阳城遗址调查勘探的一些认识》，李宏伟主编：《瓜州锁阳城遗址》，西安：三秦出版社，2015年，第65页。
[62]《元史》卷15《世祖纪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1451页。
[63]《元史》卷60《地理志三》，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327页。
[64]《元史》卷108《诸王表》，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2738页。
[65]《元史》卷38《顺帝纪一》，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822页。
[66]《元史》卷33《文宗纪二》，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739页。
[67] 杨富学、张海娟：《蒙古豳王家族与元代西北边防》，《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2年第2期，第34~35页。
[68] 杨富学：《河西多体文字合璧六字真言私臆》，《中国藏学》2012年第3期，第89~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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