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富学 盖佳择 | 敦煌写卷《张淮深碑》背后佚名诗文稽年

摘要：敦煌写本S. 6161 + S. 3329 + S. 11564 +S. 6973 + P. 2762正面所抄《张淮深碑》早为学界所知，研究已经相当充分，然对于其背所残19首诗文，学界关注度很不够，其实，这些文献都是很重要的，具有补正文献、补正历史之价值。以该文献为依据，结合张氏敦煌的人、事、物，以及对文献年代之考证，可以看出，诗文作者很可能应为敦煌著名作家张球，从某种意义上说，19首诗可谓张球一生履历的具体写照。

关键词：张淮深碑；张球；索勋；敦煌文学史

《张淮深碑》即《敕河西节度兵部尚书张公德政之碑》，见于敦煌写本S.6161 + S. 3329 + S. 11564 +S. 6973 + P. 2762。据考，碑文开凿于中和二年（882）四月初八[1]，颂赞了时任归义军节度使的张淮深半世功德，为彼时敦煌历史研究的重要史料。碑文作者历来存在争议，大致有唐悟真、张球、张景球等几种说法，根据学者近年来的研究，张球与张景球实为同一人的可能性极大[2]：张景球曾作《张淮深墓志铭》与《索勋纪德碑》，张球作《南阳张延授别传》，故可知此二人皆与张淮深家族关系密切，且深得信用，而二人在张淮深、索勋时期皆担任“节度判官权掌书记”这一要职，而又皆在张承奉以后销声匿迹，张球擅长邈真赞、别传和墓志铭的创作，张景球则擅长碑文墓志的创作，二人皆为张氏大族成员：张景球郡望南阳，张球郡望清河，而张球又与早先郡望清河，后来改为南阳的张议潮家族称同族。若果有此二位名字、族望、所长、职位都极其相似的文人，彼此大应有惺惺相惜、知己难遇、相见恨晚之感，然二人却从未在作品中提及对方，亦从不同时出现，好似全不相干，这很不正常。职是之故，唯一合理的解释应该就是张球与张景球同为一人，或者说张球实为张景球的略写：他擅长碑文墓志与邈真赞的创作，曾经在张淮深与索勋时代担任节度判官权掌书记这一高位，而在张承奉嗣位之后渐渐销声匿迹。

既然张球（景球）为张淮深撰写墓志铭，为索勋撰写纪德碑，又为张淮深子延授作传，为张、索两代节度之亲信、高级幕僚，则其为幕主张淮深亦写作一篇纪德碑更是毫不奇怪。杨宝玉在《〈张淮深碑〉作者再议》一文中给出了碑出自张球而非悟真之手的几条证据：其一，抄写碑文写卷卷背所存佚名诗文当是张球所作。内容笔迹亦与正面相同，可证正面的碑文更可能是张球作品：若卷子所抄为张球作品集，那么何以会将唐悟真的作品摆在正面？其二，从张球任职情况及其与张淮深关系看，张淮深理应延请当时职掌“文辞之事”的节度判官权掌书记张球撰写碑文，而不会请一个僧官代劳，况且唐悟真明显是张议潮派，与淮深关系未见很好；其三，张球是虔诚的佛教徒并留有多件相关作品，完全可以胜任为张淮深的佛事功德作赞颂；其四，碑文抄件中的大量双行小注，其内容常又见于张球所删《略出籯金》，可证两者当为同人作品，而唐悟真未必熟识这部张球晚年常用于授徒的童蒙读物，而张球亦没有必要将悟真的文字纳入自己编辑的蒙书中。[3]从诗歌内容看，作者当为一长期侨居敦煌之人，行实详后文《三十年来带玉关》诗。由诗文观之，此人应与节度使及归义军要员关系至为近密的江南士人，符合其条件的应该只有张球而已。是故，笔者以为杨氏之说可以信从。

《张淮深碑》写卷背后有佚名氏诗十九首，明显出自同一人之手，最早为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所录，见于《都僧统唐悟真邈真赞并序》之下注释，因为图版模糊等原因，只完整过录了前十三首诗，并将其后凡能释读的诗句汇为一首，自“院中三树梨花发”至“忧此后丽江□滔”。[4]之后有徐俊过录本，缀合全卷18首。[5] 随着S. 6973卷背纸的揭裱，使“寻常有言在仙坛”以下五行文字得以过录。徐本并过录“□于比自出头”等末尾一首数残句。张锡厚《全敦煌诗》释录了18首诗，最后一首因残破过甚而不录。[6] 杨宝玉据IDP清晰图版反复比对校勘，将19首诗并小注一一重新校录并加详尽注释，即其《敦煌文书〈张淮深碑〉及其卷背诗文重校补注》。[7]此乃佚名氏诗19首目前最精录校本，故本文便以杨文为底本探讨相关问题。在另一文中，她又提出其作者非无名氏，亦非旧说以为之唐悟真，而与《张淮深碑》《张淮深墓志铭》的作者同为江南文士、敦煌著名作家张球，“三十年来带玉关”正是张球人生的写照。[8]

按S. 2059《〈佛说摩利支天菩萨陀罗尼经〉序》云：

□□□□州山阴县人张俅，字恩□。因游紫塞，于灵□□□□□内见此经，便于白绢上写得其咒，发心顶戴□□□载。咸通元年十一月内，其年大风，因有缘事，将□□□北岸。其日冒风步行，出朔方北碾门，更与□□□粗心，不识冻凌之病，投入龙河。同人一行，先□□便入冻孔。俅见前人陷冰，抽身便回。不逾一□□□凌，亦寻陷身，且不没脚，下如有人，提其双□□□□溺，须臾得岸，乃自踊身，上得凌床，因□□□□縻官河右。以凉州新复，军粮不充，蒙张太□(保)□□□武发运使，后送粮驮五千余石至姑臧□□□□。时有省使五人在凉州，见俅进发，本欲□□□贾竖王严斗合，称：俅儒者，前路遇贼，渠□□□，且留勿去。其人果停，至来日乃发。俅所同般□(次)□□百余人安乐得达雄关。省使般次来日还至俅前日宿处，地名沙沟，前日余火尚犹未灭。其夜被横过吐蕃贼打破般次，省使被煞，诸余损伤不可尽□(说)。自后入奏，又得对见    龙颜于思政殿，所蒙锡赉，兼授宪官。及至归回，往返路，前后三、二十出，不曾输□□□。此皆菩萨加持力也。固(故)为此序，将劝后□(人)，唯除□□□。[9]

由其中“□□□□州山阴县人张俅，字□□（恩球？或景球？）”及“咸通元年十一月内……縻官河右，以凉州新复，军粮不充，蒙张太□(保)□□□武发运使”等句，可以推知，张球于咸通元年（860）方奉唐命入河西幕为官，受张议潮赏识遂留敦煌。杨说是也。

细读十九首诗，不难发现，符合诗作背景的作者只能是生于内地却久宦敦煌的士人张球，而不能是自幼生活于敦煌，同张太保一同起义的僧人唐悟真或其他什么人。故暂从杨说，将之当成张球诗集予以稽年，张球的履历在众多专家的努力下已经很明晰，而其诗作又多半与敦煌或朝廷大事相关，故除了其中三首《咏史赵女婿》《皈夜于灯下感梦》《赠巡官□奉友人不来》之外都有较明确的断代信息。三首之中，《皈夜于灯下感梦》似为张球早期作品，按张球此卷诗集基本是依创作年代编次的，此诗位于《赠阴端公》后，《赠中丞十五郎加章服》之前，或为其在归义军衙内担任节度判官之前的作品，“皈”字是解读全诗的关键，诗中抱怨了其作为“江南子”羁縻在“北海头”的痛苦，从“感梦”一语可知其“喜皈”恐是在梦中，诗当是九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作品。

《夫字为首尾》反映了归义军节内得知黄巢之乱彻底平息，皇帝回朝这一事件；《赠王中丞》《赠独孤巡官》《又[赠]巡官王中丞》《赠阴端公》数首反映了张球初宦河西，与沙州、凉州诸位军政人物的交往；《赠中丞十五郎加章服》《贺大夫十五郎加官》反映了朝廷对张淮深的加封；《瑰玮奇文出紫泥》反映了索勋的加封；《梦理职鸿分圭改字咏志》及其后阙题一首反映了张淮深加节前归义军上下惶惶不安的情形；《凭□后感怀》据小字当为反映张淮深被害后无人收葬的惨状（据杨宝玉）；《赠巡官》一首有“谏府主”“前车已翻”字样，怀疑与索李事件相关，《三十年来带玉关》之三十年，从诗中“敦煌张相国”看恐为虚指；《圣鸟庚申降此间》一首疑亦与张淮深加官相关，或与张承奉建国相关。《得□砚》之“三十年”确指可能性较大。

就上而论，15首可断年限之诗约可依其所咏主题分为以下四组：反映黄巢之乱的为《夫字为首尾》；反映张球早期与归义军军政人物往来的有《赠王中丞》《赠独孤巡官》《又[赠]巡官王中丞》《赠阴端公》，反映张淮深加官、求节、暴毙与索勋获职瓜州刺史的为《赠中丞十五郎加章服》《贺大夫十五郎加官》《瑰玮奇文出紫泥》《梦理职鸿分圭改字咏志》《寻常有言在仙坛》《凭□后感怀》；反映张球晚年生活、交往的为《赠巡官》《三十年来带玉关》《圣鸟庚申降此间》与《得□砚》。

张球约于咸通元年至二年游宦河西，协助张议潮破吐蕃于凉州，这一期间与驻守凉州的要员独孤巡官、王中丞、阴端公等青年将领结下了深情厚谊。独孤巡官见于《赠独孤巡官》诗，生平未知，当活动于晚唐。巡官抑或指节度巡官，为节度、观察、团练、防御使僚属，位居判官、推官之次。独孤氏为洛阳豪族，归义军时期敦煌未见有此姓人物，则此巡官或为朝廷控制下的河西都防御使下之巡官，咸通初年张球恰好刚入河西，助张议潮运输粮草，担任发运使，当于此时与独孤巡官结交。

张球为凉州友王中丞写了两首诗，分别为《赠王中丞》和《又[赠]巡官王中丞》。前者诗题中“王”下两字被涂抹，但依稀可辨出似是“中丞”二字。中丞为御史中丞之简。王中丞多半为敦煌大族太原王氏后裔，王氏在开元天宝时期即已位居显宦，第130窟即南大像窟窟主太原王文通为使持节都督晋昌郡诸军事，[10] 之后辈有才人，归义军时期担任要职的即有衙前政兵马使王文□、兵马使王俊□、兵马使王丑□、衙前散兵马使王员住、兵马使王义员、都押衙王文通、王都衙、王都头、押衙王义全、押衙王留子、王保安、王通引、王通信、衙官王留柱、王钵罗、寿昌镇副使王永兴、新乡镇副使王汉子、十将王骨儿、王判官、虞侯王义延，还有98窟所见曹议金时期的诸位王姓押衙：节度押衙知南界平水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御史中丞上柱国王寿延、节度押衙知沙驰乡官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御史中丞上柱国王富延、节度押衙知慈惠乡官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御史中丞上柱国王弘正、节度押衙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兼监察御史王升德、节度押衙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王善进、节度押衙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监察御史王永吉等，[11] 其中挂御史中丞宪衔的有王寿延、王富延、王弘正三人，此三人为张氏归义军末期至曹氏时期人物，而张球早已于张承奉晚期去世（金山国时期张球已年近九旬），故不可能与球为至交，故此中丞必当为“河西都防御右厢押衙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侍御史兼御史中丞”王景翼。

王氏邈真赞云：“助开河陇，决胜先行。身经百战，顺效名彰。刚柔正直，列职姑臧……功成身退，今也即亡。”（1）中丞王景翼与独孤巡官同列职于河西都防御使（王或于此时担任巡官），张球当即于此时与二人相熟。王景翼之邈真赞黏连于乾符三年（876）《张僧政赞》之前，咸通十二年（871）《张禄邈真赞》之前，故死者当卒于871~876年间，根据颜廷亮判断，“真堂”为张球堂名，其《张禄邈真赞》等皆署云提于真堂[12]，此邈真亦云“写真迹于真堂”，则此赞作者或即张球，如是，则更说明王中丞即王景翼之假说真实可信。考张球于咸通元年（860）十一月方由朔方节度派遣入河西，则其与王景翼相交当为861~871或861~876年间，考张球约生于824年前后（由天复年间抄写《金刚般若经》的八十余岁老人题记逆推之），而《赠王中丞》中有“朝来揽镜看容儿，桃李芳春一半残”句，半喻世人，半为自况。则此时张球至少已过不惑之年，故其诗与《赠独孤巡官》《又[赠]巡官王中丞》或当作于864年之后，876年之前。按，杨宝玉以为巡官与王中丞非为一人，巡官当即上首独孤巡官。[13] 当是。

《赠阴端公》一首乃馈赠敦煌一位阴姓的侍御史。阴姓乃敦煌大族，武周时期北大像的修造者阴祖即阴姓先人，前凉时有重臣阴澹、阴鉴兄弟，唐又有北庭副大都护阴嗣监。及至吐蕃时期又有阴伯伦、阴嘉政等，归义军时期亦名人云集，有著名将领，左马步都押衙检校太子宾客兼侍御史阴文通、前押衙、凉州防御使兼御史大夫阴季丰、都知兵马使兼御史大夫阴升贤，都头常乐县令兼御史大夫阴善雄等。[14]

阴端公无疑为归义军前期人物，且兼有宪衔。阴文通与阴季丰祖孙三代符合之，而阴善雄是清泰四年（937）去世，卒年50，故其生于888年之前，即使其父28岁而得子，其父阴升贤亦不会生于860年之前，即张球游河西之年阴父乍生，故此二人皆不及与张球交游。符合条件的只有阴文通与阴季丰，据马德文，此二人或为兄弟，皆为阴嗣监之后。[15] 阴文通发迹较早，为张议潮女婿，与李明振、索勋齐名，他年少成名，屡立战功，多次破格升迁，然而英年早逝。而阴季丰年齿虽当与阴文通相若，由P. 3569背《酒户马三娘龙粉堆状》所谓“付阴季丰算过。廿二日。淮深。押衙季丰：右奉敕令算会官酒户马三娘、龙粪堆，从三月廿二日于官仓请酒本粟贰拾驮”等语，（2）知阴季丰早年曾曾担任酒司押衙，管理酒司算会，至光启三年（887）之后方入河西节度使幕，担任凉州防御使，加御史大夫衔。此二人与张球生活于同时，阴文通结衔为侍御史即端公，阴季丰结衔为御史大夫，或由侍御史、御史中丞擢升，皆有与球交游的可能性。此《赠阴端公》诗有小字云：“子侄逆，遂成分别，因赠此咏。”诗云：

阀阅湮沦阴暠宗，弓装（裘）堕地满庭空。

相看衹话争南亩，不说东皋旧业同。

堂前荆树无因活，閤后寒筠难更逢。

唯有眦睚吞若噬，义门从此绝仁风。

由其用荆树典可知，这位阴端公儿子与其侄子家因事决裂，诗人安慰端公，遂书此诗。可见其子已不小，虽未必成年但或已满16岁，有一定的自主能力。阴文通是少年英雄，张议潮女婿，按同为张议潮女婿的少年英雄李明振生于839年，阴文通当与之年相仿，或亦当生于9世纪30年代，考阴文通卒于咸通五年（864）三四月间，悟真所撰邈真赞称其“妖谢红颜”，则其至多30余岁，他是否会有一个十五六岁的儿子？暂不得而知。若阴端公果为文通，则此诗或当写于864年其去世不久前。诗云“阀阅湮沦”，符合文通、季丰阴嗣监之后的身份。若端公是季丰，则张球当是在其担任归义军节度酒司押衙，负责接迎肃州、凉州诸使时与之结识，至晚不会超过其光启三年后担任朝廷凉州防御使之前。整个张淮深时期张球都是在沙州担当府主幕僚，没有重回凉州，且此时阴季丰兼官当已升为御史大夫。据S. 2059考知张球于咸通元年至二年一直在前线协助张议潮破敌，而三年至五年间又专门负责归义军运粮之事[16]，恐无由与长期负责归义军内务的阴押衙结识，故两人可能的交游时间当在咸通五年（864）至光启三年（887）年间，诗中之端公若果为季丰，则诗亦当作于此间。“子侄逆”之子侄，或即分为阴季丰、阴文通之子。

《夫字为首尾》是一首典型的闺怨诗，此诗托以女子怨夫的口吻，表达了张球厌倦大漠生活，渴望东归故乡的情感：

恩光料合终？沙莫（漠），劝君幸勿恋穹庐。

战袍著尽谁将去，万里逍迢碛路纡。

天山旅泊思江外，梦里还家入道墟。

镜湖莲沼何时摘？柳岸垂泛杨碧朱。

妾向江楼长掩泪，采莲无复奏笙竽。

寥寥数句刻画了大漠与江南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文辞清丽入画，真挚感人。诗中提及的镜湖即绍兴之鉴湖，绍兴山阴正是张球生长之地，一介江南书生，垂暮之年（张球时年六十有余）犹然为陇中游子，不得还归越州故乡，得不令人痛彻肝肠。这首诗写作的背景为“当今圣主回銮驾，逆贼黄巢已就诛”，消息初传河西之时。按黄巢于广明元年（880）十二月五日进入长安，时唐僖宗一行已逃窜至咸阳，后经汉中入蜀。黄巢于中和三年（883）四月十四日撤离长安，中和四年（884）六月十五日被杀，七月传首蜀中。光启元年（885）正月唐僖宗从成都返程，三月回到长安。[17] 故张球《夫字为首尾》一诗当即作于此年。张球在诗中表露思归情绪，不止是叶落归根情感的自然流露，也与张淮深治下的敦煌危机四伏，各派势力矛盾急剧激化相关，然由于种种原因，张球没能归乡避祸，而是更深的陷入了河西地方诸派矛盾的漩涡之中，而其府主张淮深的阖家被害正是这诸般矛盾的一总爆发。

可以看出，张球身为张淮深的节度判官权掌书记，深得其信赖，故张球亦颇有知遇之感，不仅为这位府主撰写功德碑和墓志铭，更为他写下诸多诗篇，即《赠中丞十五郎加章服》《贺大夫十五郎加官》《瑰玮奇文出紫泥》《梦理职鸿分圭改字咏志》《寻常有言在仙坛》《凭□后感怀》等六首。

《赠中丞十五郎加章服》与《贺大夫十五郎加官》所咏叹的主角无疑皆是张淮深，“中丞”“大夫”代表张淮深不同时期所加不同的散官。

《赠中丞十五郎加章服》云：

泽漏天西梦紫云，恩光流裔是南薰。

谁知笔胜龙渊剑，掷入丹宵感圣君。

是云天朝降使，朝廷加官。P. 2945《权知归义军节度兵马留后使曹议金状》第五件《又别纸》云：“昨者……恃赖相公恩照，兼蒙泽漏西天，诏宣荒裔。”（3）意在感谢朔方节度一力撮成后梁使臣来到敦煌为曹议金加官并授旧节，故此“泽漏西天”无疑是指唐朝使者来到沙州为张淮深加官之事。十五郎，当即以张淮深在族内大排行而言，中丞，即御史中丞。《张淮深碑》云其在“承父之任”后不久便加授御史中丞，而在张议潮归阙之前已荣升御史大夫。[18] 由长安新出《南阳张府君（张淮澄）墓志铭并序》知，张议谭早在大中末、咸通初即已离世，[19] 再结合P. 3425(2)《金光明变相一铺铭并序》，可知，自议谭卒年（即大中十二年底）至咸通元年时，张淮深的称号仍是“使持节沙州刺史充归义军兵马留后当管营田等使守左骁卫大将军赐紫金鱼袋清河张某”[20]；[21]，尚未加衔，直至咸通十年十二月的P. 3720 (2)《悟真告身》撰写前时期身份方变成“河西道沙州诸军事兼沙州刺史御史中丞张淮深”。[22] 根据P. 3720《张淮深造窟功德碑》至少至咸通十三年张议潮卒于长安前张淮深已经“五稔三迁”，升任御史大夫。故此诗当作于咸通元年（860）或十年至咸通十三年之前，由于咸通元年以前张淮深已是佩紫金鱼袋，章服封顶，故此加章服或是指其散官提升。按据P.2568张球撰《南阳张延授别传》，淮深于887年即光启三年之前已加金紫光禄大夫。结合《赠中丞十五郎加章服》诗，张氏或于咸通年间已得此散官，故张球作此诗以志之。[23]

《贺大夫十五郎加官》是张淮深称御史大夫时的作品，时间当在咸通十年（869）或十三年之后，时朝廷表彰淮深战功，为加散骑常侍。诗云：

海晏河清好瑞年，八方无事总奸天。

少言睿明同夏禹，元戎今又耸金蝉。

王公捧祑霜台贵，紫绶金章暎日鲜。

惭愧宣毫生越管，不劳一幅小麻牋。

按：“耸金蝉”即“加貂蝉”，即授予张淮深散骑常侍的检校官。据冯培红之说，加授散骑常侍当为奖其再收瓜州之功。[24] 按咸通十三年张议潮卒于长安，朝廷未立刻任命新的节度使，故此导致河西地区渐渐失控，甘瓜肃凉伊诸州渐为回鹘或嗢末所控制。当此背景下，张淮深策划了一系列针对管内诸族势力的战争，《张淮深变文》即生动反映了这一事件。文曰：“敢死残破回鹘贼，星驰□□□□□。初言纳歀投旌戟，续变□□□□□。早向瓜州欺牧守，今朝此□□□□□。” （4） P. 2709《赐张淮深收瓜州敕》云：“敕：沙州刺史张淮深有所奏，自领甲兵，再收瓜州，并（下阙）。”[25] 是见张淮深击破回鹘，再收瓜州确有其事。根据变文，战事胜利后，淮深修表献捷，表达了“表进戈矛奉大唐”的忠心。唐廷闻讯，命左散骑常侍李众甫，供奉官李全伟，品官杨继瑀等九人使于敦煌，“诏赠尚书，兼加重锡”，“诏命貂冠加九锡”，“今秋宠遇拜貂蝉”，[26] 再收瓜州时在咸通十五年（乾符元年，即874年）暮秋，由P. 2570《毛诗》卷九背抄“咸通拾陆年正月十五日，官吏待西同打却回鹘至。”得知，《贺大夫十五郎加官》当即撰于乾符二年（875）初。再收瓜州，得赠常侍，可称是张淮深“乾符之政”的良好开端。[27]; [28]; [29]需要特别提点的是，按《张淮深变文》前云“自从司徒归阙后”，可见收瓜州，朝廷授貂蝉似是咸通七年至十三年间张议潮称司徒时期的产物，与“咸通拾陆年正月十五日，官吏待西同打却回鹘至”显得有自相矛盾之处，也有可能是因为变文作者在撰写时尚未得知“司徒”张议潮此时已追授“太保”职衔。

《瑰玮奇文出紫泥》一诗创作时间略晚于《贺大夫十五郎加官》，此诗当为索勋而作：

瑰玮奇文出紫泥，恩光重叠至天西。

君垂功业今时重，女？婿（5）张？帆悬？鲁珪。

称身红授银章贵，夺日光鲜弄马蹄。

从此便应皈省闼，失途江客与提？携。

其“瑰玮奇文出紫泥，恩光重叠至天西。”可知是朝廷授命，“称身红授银章贵”，即加绯银鱼袋，唐代五品以上的官员加绯银鱼袋，刺史、都督品级不够者亦可借绯。张球主要活动期间有四人曾经为朝廷授予刺史之职，第一位是张议潮，大中五年二月奏报宣宗收复沙州，宣宗赐予张议潮沙州防御使，并承认其为沙州刺史，大中五年十一月方赐其为归义军节度使（6）；第二位是张议谭，大约在张议潮荣任归义军节度使后便领议潮沙州刺史之职；而其子张淮深则在大中七年接过了父亲的沙州刺史职位，根据莫高窟156窟甬道题记，大中七年至十二年间张氏即已得紫金鱼袋[30]；但这首诗歌绝不是咏歌此叔侄二人，因为直至唐懿宗咸通二年初张球方至河西，自不及赶上二人得获绯银。而张议潮之子张淮鼎任职极短，未得到朝廷授命，李氏兄弟和张承奉虽曾担任刺史但无甚功业可言，且此时张球当已告老。故此诗咏歌的主角只能是索勋，“女婿张帆悬鲁珪”一句正暗示索勋的特殊身份。

索勋是张议潮的女婿，“武冠当时，文兼识达”，曾克复河西，廓靖五凉，生擒六戎，平定姑臧，其功业不输于张议潮、张淮深两位节度。在张淮深的乾符之政中曾扮演重要角色，重新收复甘瓜肃凉，即有他很大一份功劳，也正因为此，张淮深亲自向朝廷上表举荐他为瓜州刺史，P.4638《张淮深奏荐索勋为使持节瓜州刺史牒》云：“索中丞……况当亲懿，德合潘阳……事须请守使持节瓜州刺史，仍便交割印文，表次闻奏。”（7）S. 1824《受十戒文》题记：“光启四年（888）戊申五月八日，三戒寺比丘僧法信于城东索使君佛堂头。”（8）由其中“索使君”之谓可知索勋出任瓜州刺史当在乾符六年即879年之后不久，而不当晚于888年。此诗当作于索勋初受任瓜州刺史时，虑及广明元年黄巢起义即已逼近京城，之后天子屡迁，行迹不定，则索勋获得瓜州刺史、持节瓜州诸军事的时候或当在乾符六年底至广明元年（880）初，故诗亦或当作于是年。索勋作为张家女婿，与两代节度关系皆很密切，由索勋篡位后继续任命张球为节度看，索、张两人关系亦当不错，诗之末句“失途江客与提？携”亦颇有巴结索勋之意。

《梦理职鸿分圭改字咏志》《寻常有言在仙坛》两首疑是为张淮深求节有感之作。前诗云：

理敕恩波出帝京，分圭改作拜江城。

鸿飞万里羽毛讯，抛却沙州闻雁声。

后诗云：

寻常？有言在先坛，日日驰心金座前。

灵通潜至感神梦，鸿泽因兹下九天。

从张议潮归阙之年即咸通八年（867）起至光启四年（888），张淮深向唐廷求节长达22年，877年即乾符四年张淮深遣阴信均等以贺正为名求乞旌节，然逗留长安四个多月仍是无功而返；从884年即中和四年起押衙宋闰盈、张文彻、高再盛等三班使臣先后发遣，至光启三年终于行至兴元行在向唐皇求节，此时敦煌内外矛盾已经急剧恶化，张淮深的地位岌岌可危。而求节使张文彻等因不满淮深，对求节之事消极处理，乃至大发牢骚，妄言淮深无尺寸功。故此次求节再次无功而返也就在情理之中了。（9）转年僖宗驾崩，昭宗即位，调整了对河西的政策，终于同意授予淮深旌节，然而并非为归义军节度使节，而只是沙州节度使/沙州都防御使。文德元年（888）十月十五日由押节大夫宋光庭一行送入沙州城[31]。张球诗《梦理职鸿分圭改字咏志》之分圭当即赐节事，此二首诗表达了其极其迫切的心情，当是求节日久，几近绝望，乞灵于神，望能相助。故此当作于求节成功之前夕，或最后一次求节失败之后，即887~888年间，毫无疑问，张球与宋闰盈等同属张淮深一系。

在《梦理职鸿分圭改字咏志》之后尚有一行文字：“龙纪二年（890）二月十九也心中。”当为抄写人张球所题，而非原诗创作时间，此诗创作时显然还未求得旌节，亦不似下面阙题诗的标题。杨宝玉以为，张淮深即死于三日后的二月廿二日，此事为一大阴谋，似乎早有先兆，二月十九日或许即是矛盾骤然激化之时，张球心中早有预感，“心中”二语，为不方便说也。[32] 笔者以为，朝廷将旌节送到沙州反而使野心家们蠢蠢欲动，各方矛盾特别是瓜沙二州之矛盾冲突日益尖锐，以致于不到一年半张淮深便被杀害，辛苦求来的旌节反倒成了催命符，其状令人唏嘘。这大约就是张球重抄此诗添下如此题记的原因。在此题记下有小字倒文一句：“不可忍，冷气不能食。”这恐是重抄此诗后不几日张淮深被害，张球对府主的哀悼之情。

《凭□后感怀》，按杨宝玉之说，为凭吊张淮深之作，诗赞颂了张氏中兴大唐之功德（乾符之政），并叹息张氏已位居显赫，高登相位（仆射），却同六个儿子一起死于荒野。诗不存在残缺，但只有三句，或是张球郁气结胸，不忍卒篇，或是碍于情势不敢终篇，给人留下遐思空间。诗如下：

龙纪二年二月廿二日未□□□时，并身七人死州郊运偶中兴国祚昌，六人□征在敦煌。鹊印已皈逐相路。

杨宝玉以小字为据，认为死者是七个人：张淮深及其六子，《张淮深墓志铭》云：“公以大顺元年二月廿二日殒毙于本郡，时年五十有九，葬于漠高乡漠高里之南原，礼也。兼夫人颖（颍）川郡陈氏六子：长曰延晖、次延礼、次延寿、次延锷、次延信、次延武等，并连坟一茔，以防陵谷之变。”（10）通常以为陈氏随其夫、六子一同死去，但从断句看，“兼夫人颖（颍）川郡陈氏六子”显然比“兼夫人颖（颍）川郡陈氏，六子”更流畅些。杨氏还以小字“龙纪二年二月廿二日未□□□时，并身七人列州郊”为据，认为当时张淮深一家非但未有及时收葬，甚至可能被抛尸旷野[33]，笔者以为或为欠妥。按核对原卷，笔者以为“并身七人列州郊”之“列”或为“死”字，这句话的意思是张淮深一家野死于沙州郊外，按墓志铭曰“陨毙于本郡”，则当是死于节度使官邸，非死于野外，则张球诗或是暗用“舜野死”的典故，暗示淮深乃因被篡权而死。杨氏还以《墓志铭》用大顺元年年号过于提前而以为墓志铭实是补刻。按从张球所作《李端公讳明振墓志铭》中可知，当时敦煌尚在沿用龙纪年号，直至本年七月尚不知已改元。但并不能因此以为墓志铭为补刻于张淮鼎死后。因为墓志铭若记错年号，完全可以追改补刻，而P.2913并非铭文原稿本，而当为后人抄写本，抄写人完全能够将错误沿用的年号改正过来。而张淮深毕竟是在敦煌有一定威望的前节度，又是现节度淮鼎的堂兄，无论是从政治影响抑或家族影响出发，总会将其妥善安葬而非弃尸荒野。是故笔者以为，张淮深应当是在二月底被及时下葬了的，而《墓志铭》当即同时撰写于沙州。而张球这首未写完的政治诗，亦当作于其前后。

《得□砚》一诗当作于景福至乾宁年间。这是老迈的张球思乡忆故之作。诗云：

一别端溪砚，于今三十年。

挟持入紫台，无复丽江牋。

谁谓龙沙匠，陶融□□□。

□□□□墨，笔下起愁烟。

这首诗追忆了三十年前张球携此端砚入职朔方幕，又被遣于河西接应凉州城下的张议潮等，遂留沙州的经历，往事如烟，无限感慨。“于今三十年”当是确指，已知张球咸通元年赴任河西，协助张议潮收复凉州，运输粮料，五年（864）得以面圣，三十年后当即景福二年亦即乾宁元年（893），即索勋被剿除之年，考知张球（张景球）于作《索公碑》时尚任节度判官权掌书记，乾宁三年之前作《张怀政邈真赞》时则已不见掌书记衔，在作完《张怀政邈真赞》后张球似乎便正式退隐政坛，潜心教学。[34]《得□砚》一诗正当作于此间，其中已流露出疲于政治，欲急流勇退的念头：“笔下起愁烟”一语正是其任职归义军掌书记时的真实写照。

《赠巡？官》一诗笔者亦颇疑与沙州政治有关：

此生不复从君游，任被人讥议陆沉。

雀莫十八谏符（府）主，万代流通？止？今有。

前车已番君自见，改辙互？慰？自诫心。

迷谬不能通巨路，好辞江上独行吟。

此诗用笔含混，似说还休，当与时下险恶的政治环境有关。诗人张球一直在归义军高层任职，其担任的节度判官兼掌书记是最接近府主的官职，他亲自见证了9世纪末归义军高层的种种变动，他过去或亦曾经多次劝谏府主，但并未能阻止一系列骨肉相残的悲剧发生，故而似乎有些心灰意冷，愿意隐遁江畔，不再理会尘务。“陆沉”一语当即指归义军内部分裂，各派势力如同水火，在“四面八蕃围”的情形下沙州地区已经风雨飘摇，岌岌可危。“前车已番君自见，改辙互？慰？自诫心。”之句或是就敦煌频繁的政变而言，张淮深、索勋、李弘愿三位节度使级的人物相继因作恶被推翻，故而张球劝诫这位巡官要吸取教训，勿要助无道之君倒行逆施。诗作的具体创作时间当在索勋被推翻至李氏兄弟被推翻后，即景福二年（893）至乾宁三年（896）间。

《赠巡官奉□友？人不来》诗中无可用以断代的信息，然其诗在卷中的位置紧挨《赠巡？官》一首，考前诸诗，相邻数首往往为同一时期所作，如《赠王中丞》《赠独孤巡官》《又[赠]巡官王中丞》一组，故《赠巡官奉□友？人不来》一诗或亦作于景福二年（893）至乾宁三年（896）间。

《三十年来带玉关》一诗作于张球晚年，颜廷亮以为与其后一首《圣鸟庚申降此间》皆作于金山国时期。诗云：

三十年来带玉关，碛西危冷隔河山。

十里时闻蜂子叫，花间且喜不辞难。

元戎若交知众苦，解继频频蹇展颜。

遥愧敦煌张相国，迴轮争敢忘台飨。

张相国，无疑即金山国首厅宰相张文彻，按张承奉曾两次称金山王，一次是乾宁五年（898）至天复二年（902）间，一次是天复四年（904）晋升司空后数年至称金山白衣帝之前。任命张文彻为宰相无疑当在第二次称王之后，或在称帝之前。张球大约去世于金山国初年，此时张承奉已经对回鹘、楼兰展开一系列攻势，“元戎若交知众苦”一句堪为注脚。此诗首句“三十年来带玉关”之“带”或即“滞”意，玉关，当即敦煌之玉门关，此处指代敦煌。然张球从咸通二年（861）至河西至于诗歌创作时（904~910年间）所历已四十有余年，所以此三十年或为虚指，意为很多年；抑或三十年对于张球有着特殊意义，张球滞留敦煌（当在咸通五年即864年之后）的第三十年发生了索勋被“辜恩剿毙”的事件，在此之后张球不再得到重用，渐渐淡出敦煌的政治舞台。[35] 其在沙州任职刚好三旬，故其晚岁诗文或会喜用“三十年”这一概念来指代自己为宦河西的人生经历。尾联“遥愧敦煌张相国，迴轮争敢忘台飨。”则表达了诗人忠义不忘国之心，虽然诗人已九十高龄，早已不问世事，潜心抄经，但一颗忧国忧民之心当仍未停止跳动。他看到了好多百姓为金山王征发，疲于边事，其中恐即有其昔日弟子、下属，遂发出“元戎若交知众苦”的感叹，但作为一位曾长期食禄于敦煌的文人，尽管退隐已久，张球对张氏政权亦不会全然淡漠：遗憾已不能再为之效力，唯能写诗一首略表位卑不敢忘国之心志。

《圣鸟庚申降此间》创作时间似为最晚，为张承奉称帝后作：

圣鸟庚申降此间，正在宣宗睿化年。从汉？弃蕃归大化大中二年也，经营河陇献唐天。继嗣秉油（轴）还再至，羽□青翠泛流泉。辞必有因承雨露，谨？敦天子急封禅。

此诗前半首为追记大中间宣宗皇帝册张太保为归义军节度使事，后半首为颂赞金山天子张承奉秉承太保遗志，重振河西的光荣正确，并不失时机的劝天子早日封禅：“谨敦天子急封禅”无疑可与张厶乙《龙泉神剑歌》所云金山天子之“改年号，挂龙衣，筑坛拜却南郊后”勘同，故而卢向前、邵文实等推定其作者当为《白雀歌》的作者张永。[36];[37] 按，两诗风格有相类之处，皆为充斥祥瑞色彩的颂赞，其说似可从。颜廷亮先生原本认为其作者为张文彻而非张永，[38] 后来亦改从此说。[39] 然而，此写卷实为《张球诗文集》，会录入后辈如张永之流的作品吗？又值得怀疑。疑为张球的八十岁老人抄写《金刚经》的纪年晚至908年，而金山国即建国于此年前后，足见张球于此年前后当仍在世，只是作为耄耋老人似乎早已淡出政界的张球，是否还会写这样一首阿谀的诗作？观上一首末句“迴轮争敢忘台飨”，似乎有显示张球仍心系国事。无论其为何人之作，但此诗作于金山国建国之年当无疑问（敦煌只有在这一时期出了天子）。考金山国肇基之岁说法不一，但较为合理的观点皆落在908~910年间，则本诗亦当作于其间。

综上而言，《张淮深碑》背后张球（目前来看是唯一可能的作者）诗文集，其文学水平大多不甚高，这可能与其善属文不善为诗有关，但由于其履历特殊：作为江南士子，他的整个后半生却是在苦寒的西北大漠度过的；他早岁曾参与归义军收复凉州大事，晚岁又多次担任节度衙内要职，不由自主地陷入敦煌是非旋涡之中；垂老之年又恰逢敦煌建国之历史大事，传奇人生堪与张氏归义军相始终，故其诗作难免会打上不同时期沙州政治的烙印，亦就颇具研究价值。杨宝玉以为，张球的地位非常独特，在尔虞我诈、相互倾轧的政治生态中，他既比土生土长的本地官员易于躲闪腾挪，又能以江南文人的特殊视角洞悉透视权力场中的人与事。[40] 张球的人生是一部活的历史，有一点敦煌“诗史”之意味，不少内容可补史事之缺，纠研究之谬，而今天对张球诗歌的系年研究，不仅可以对归义军高层的隐秘历史有所探测，亦极大丰富了作家张球的人生履历，使研究者了解到隐藏在抄经写碑的冷峻、客观张球背后的，一个作为诗人的，情感丰富的张球。

注释：

（1）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3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34页。录文见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158、159页；姜伯勤、项楚、荣新江：《敦煌邈真赞校录并研究》，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第174页。

（2）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46页。录文见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3辑，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第622页。

（3）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88页。录文见李正宇：《曹仁贵归奉后梁的一组新资料》，《魏晋南北朝史资料》第11期，1991年，第274~181页。

（4）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52页。录文见王重民等编《敦煌变文集》上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116页；黄征、张涌泉：《敦煌变文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191页。

（5）按，旧说以为是“舟楫”，乃望下文生意，不取。

（6）《资治通鉴》卷249唐宣宗大中五年，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8044~8045页。

（7）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3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32页。录文见唐耕耦：《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4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出版，1990年，第374页。

（8）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英藏敦煌文献》第3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59页。录文见郝春文等编著：《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第8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113页。

（9）冯培红：《敦煌的归义军时代》，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148~153页。

（10）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50页。录文见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3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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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按：本文原刊《青海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第104—112页，格式有所变更，引用请参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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