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富学 叶凯歌 | 裕固族萨满神歌之韵律特点及其来源蠡测
萨满教信仰是人类历史上形成时代最久、影响最深远的古代宗教之一,在我国北方少数民族,尤其是阿尔泰语系诸民族中广为流传。北方诸族在历史上有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地域上的接近、语言上的亲和、文化上的影响等,使人类早期形成的萨满教成为其共同的信仰,更成为他们相互联系的纽带。随着时代的变迁,许多民族虽然放弃萨满教而皈依其他宗教,但萨满教的影响却不绝如缕,至今仍然影响着他们的思想与行为,成为难以割舍的文化情结。可以说,集体文化记忆的景观中总有宗教的影像。[1] 这一现象在河西走廊的裕固族中同样概莫能外,除了社会生活等方面外,萨满教因素在裕固族神歌中的体现尤为显著。
萨满神歌是萨满教仪式上由萨满所表演的一种声音作品,“作为一种巫术形式,与萨满教的降神祈神仪式一道,共同展示着信仰者的宗教体验和宗教观念,也共同构成了萨满教的宗教行为。”[2] 裕固族先民回鹘人曾信仰过多种宗教,最原始的是萨满教,在漠北回鹘汗国时代一度拥有国教地位。[3] 763年,摩尼教传入回鹘,萨满教的国教地位被摩尼教取代,但萨满教的影响却在回鹘及其后裔中一直存在。历史上的回鹘曾信仰多种宗教,除萨满教、摩尼教之外,尚有佛教、祆教、景教和道教等,这些宗教在裕固族文学作品中都有一定程度的反映,除少量的世俗文学作品外,更多的表现为宗教文学作品。[4]
萨满神歌在满语中被称作“神词”。在萨满祭祀仪式上要诵唱固定主题与形式的音声作品,几乎成为所有宗教仪式行为的组成部分,基督教之赞美诗、佛教的梵呗、道教的洞乐等,莫不如此。值得提点的是,萨满教仪式上的神歌唱诵与其他宗教有所不同,即除了作为仪式组成部分这一共性因素之外,其本身还充任仪式结构的主线,甚至可以说,不是萨满教仪式安排了神歌,而是神歌结构化了萨满教仪式。在满族、蒙古族、赫哲族等民族的萨满文化中,可谓“无(神)事不歌”,大凡“请神”“娱神”“送神”之类最基本的仪式程式都是通过神歌唱诵来进行架构的。职是之故,究萨满教仪式的实质,实乃一种神歌表演仪式。萨满神歌乃萨满教的重要文化载体,尤其是在东北地区通古斯诸民族中,表现尤为明显,对满族、赫哲族等民族而言,没有萨满神歌,就不存在作为一种民俗文化现象的萨满教,诚如富育光先生所言:
由是以观,萨满教神歌是伴随萨满教信仰的流行和延续而不断生产并创造出来的,兹后日臻丰富与完善。满族萨满神歌在数量上多于包括裕固族在内诸多民族的萨满神歌,在内容、形式、节奏等诸多方面,包括裕固族在内的北方诸族萨满神歌与满族相比而言显得较为单一。尽管如此,萨满教作为北方民族民间信仰,与其他中国民间信仰文化一样,不随宗教信仰的改变而消失,不论是萨满仪式或者萨满神歌在宗教信仰被其他宗教取代之后转变成一种文化记忆融入到包括裕固族在内的各民族生活当中。
1910—1911年,俄罗斯突厥语专家马洛夫在肃州附近平原地区裕固族人中进行调查,发现裕固人的萨满教尽管受藏传佛教的冲击正在走向消亡,但萨满文化遗存却比比皆是。[6] 可以说萨满教和藏传佛教曾处于并存的状态,裕固族至今仍流行的敬奉“点格尔汗”活动,究其实质,显然乃萨满教崇拜自然界和自然现象影响下的产物。点格尔,乃突厥语Tängri的音译,意为“天”,“点格尔汗”即“天可汗”之意,当地藏族人称之为“霍尔泰(xortai)”,意为“裕固人的神”。[7] 裕固人认为,“点格尔汗”能够使他们平安吉祥,一年顺遂。信奉藏传佛教的裕固族不会认为这样的活动是两种宗教信仰,不仅如此,当萨满巫师“也赫哲”占卜之后,如果认为有灾祸临头,也会在指定的日期请喇嘛念经,消灾免难。这种并存状态逐渐趋向不平衡,起初,在七族黄番居住的中心建立康隆寺,随着寺院逐渐增多,藏传佛教深入传播,活动范围逐渐扩大,但马洛夫以肃南明花及周边为主要考察地区,相对其他地区而言,这里传播时间久,渗透程度弱,有关萨满教的遗存自然较为丰富且接近原貌。这是需要特别提点的。
马洛夫曾用基里尔字母记录了西部裕固语的发音,在其所著《裕固语长篇话语材料及其译文》中记录了与萨满教相关的故事20余则,其中包括萨满巫师的丧葬、祭祀前的准备、巫师的呼唤、祷告的内容和形式等等。另有萨满神歌15则,主要有对“天神”的敬畏、祈求平安健康等内容。如1911年1月9日,萨满巫师萨尼什卡普(Sanishkap)演唱了如下萨满神歌:
qïqïrqïqïr qaqïrin sun daledan qaqïrin,
qïqïrqïqïr qaqïrin sumir taɣdan qaqïrin,
qïqïrqïqïr qaqïrin kep ulustan qaqïrin,
qïqïrqïqïr qaqïrin bajlik kandan qaqïrin,
qïqïrqïqïr qaqïrin al ulustan qaqïrin,
qïqïrqïqïr qaqïrin baj kisedin qaqïrin,
qïqïrqïqïr qaqïrin qolïɣ kisedin qaqïrin.
邀请来自于海洋的天神!
邀请来自于山上的天神!
邀请来自于繁花盛开地的天神!
邀请来自于富有国王的天神!
邀请来自于各个城镇的天神!
邀请来自于富有的人们!
邀请来自于幸福的人们![8]
该萨满巫师曾是马洛夫在肃南考察时居住地的房东,曾多次为马洛夫提供有关萨满教神歌、故事等。该歌的每一句皆以qïqïr qïqïr qaqïrin开首,这也可看作是押首韵的一种形式。在此之外,第1~2行的首词皆押su-韵,第3~8句则押ke-/ba-/a-/ba-/qo-韵。在西部裕固语中,ba-/a-/ba-押韵,但与ke-和qo-是不押韵的。西部裕固语属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与维吾尔语和古代回鹘语一样,有语音和谐规律,并将8个元音分为圆唇元音和非圆唇元音,根据发音方式和舌位高低的不同,如e和i,o和u,ö与ü,可视为同一韵脚。
值得注意的是,在满语萨满神歌中,ja-和bo-则属于同韵(详后)。
在献祭铃鼓时,又有裕固族萨满演奏了如下神歌(马洛夫整理于1913年11月):
这里又出现了qö-/qa-/qö-之头韵。观马洛夫所记录的20世纪初的裕固族萨满神歌,时而押头韵,时而破韵,这种情况既有可能是口头语言与书面语言的差别引起的(如汉语的书面诗歌,也不乏后世不断修正以符合严格押韵标准的例子),也有可能是目前发现的回鹘诗歌押韵形式还不够丰富所致。另外,裕固族萨满神歌所见的破韵部分在满语相应内容中却是押韵合辙的,[10] 何以会产生这种变化,庶几也是不容忽视的问题。
与萨满神歌相比,裕固族民间流行的民歌似乎更押韵合辙,几乎见不到破韵现象,除了押头韵外,还有的既押首韵也押尾韵,如事关裕固族头目朝觐蒙古大汗一事的民歌唱道:
据裕固族耆旧言,这一民歌反映的本为裕固可汗前往蒙古大汗那里朝觐之事,使人很容易将之与1209年高昌回鹘亦都护巴而术阿而忒的斤归顺成吉思汗事联系起来。但从最后一句看,笔者认为,其反映的似乎更可能是至元十三年(1276)成吉思汗第五代孙哈班、出伯兄弟因不满窝阔台后王海都和察合台后王都哇在西域的叛乱而帅兵万骑由中亚东投忽必烈,被忽必烈安置于河西走廊之事。出伯以屡立战功而于至元二十年获赐诸王印,大德八年(1304)被封为威武西宁王,三年后晋封豳王,其驻节地也由甘州移往肃州(今甘肃酒泉市)。天历二年(1329)出伯子忽答里迷失被封为西宁王,驻于沙州(甘肃省敦煌市)。是年,第三代豳王喃答失亡,十二月,忽答里迷失晋封豳王。翌年,西宁王之位由出伯孙、忽答里迷失侄速来蛮继袭。元统二年(1334)五月,又以出伯子亦里黑赤袭其旧封为威武西宁王,驻于哈密力(新疆哈密市)。出伯兄哈班之子宽彻于天历二年八月被封为肃王,驻于瓜州(甘肃省瓜州县),形成豳王、西宁王、威武西宁王和肃王四个乌鲁思。元代后期,豳王家族受元政府之命统领镇戍诸军,防守吐鲁番至吐蕃一线,与河西回鹘水乳交融,并于明初形成了一个全新的民族共同体——裕固族。[12]
整首诗歌由5句构成,皆以qa-为首韵,非常规则。揆诸神歌,可以看出,在每一组头韵中不但元音相同,辅音也基本相同,这一押韵形式可称作音节押韵,以相同的音节构成押韵更加和谐。像这种一韵到底的形式往往不太容易成诗,大都出现在较短的神歌中,而篇幅较长的神歌中常出现两行或者三行为一组韵、交替相押的情况,如:
这首神歌比较长,这里仅撷取开首的二段,其头韵较为整齐,两行换一韵,这种押韵形式我们称之为AABB型。裕固族民歌有三种常见的押头韵形式,有一韵到底的AAAA型,隔行押韵的ABAB型,和上述神歌中提到的AABB型,这种押头韵的成诗方式与回鹘语头韵诗十分相似。而萨满神歌的韵脚既与民歌不同,更与回鹘语头韵诗的押韵规则存在较大差异。
裕固族萨满神歌的头韵究由何来,学界始终无人关注。考虑到西部裕固本身就是回鹘的后裔,而回鹘文诗歌通常又是通过头韵法以表现其独特艺术特征,那么,将裕固族头韵法源头归诸回鹘,当无大误。
古代回鹘诗歌最为典型的艺术特色莫过于头韵法。回环往复、朗朗上口,具有强烈的音韵之美。回鹘诗歌,不管是宗教作品和世俗作品,一般都押头韵,也有兼顾首韵和尾韵者,甚至还有押中韵的情况,不过相对较少。尾韵的出现相对较晚,常常附加词缀,多为语法型尾韵。[14] 敦煌、吐鲁番出土的回鹘文诗歌作品多属于晚期作品,一般采用四行诗或八行诗,每一行诗的音节数目以七、八个居多,四四或四三节奏,十一音节较为少见,自由灵活,不若汉文近体诗那么严格。[15]
敦煌出土编号为Or.8212—108的回鹘文佛教文献《说心性经》是一部根据汉文佛典寻章摘句进行重新创作的佛学著作,但写作形式却非同一般,全文采用四行诗形式撰写,既是现知唯一回鹘文佛学原著,又可视作一部优美的禅学诗歌集。[16] 在其翻译和再创作的过程中,灵活运用了回鹘文诗歌的头韵技巧,甚至该文献末尾的题跋都采用头韵法撰写:
küskü yïlïn toquzunč aynïng on yangïta,
körtklä tangïsuq taydu kedini gao lenxuata,
köp yašamaqlïɣ boduɣïn kök qalïɣïɣ
küčäyü bädizägäli umunmïšïn körgü üčün bitidim.
鼠年九月初十,在大都(Taydu)西部的魅力、迷人的高梁河(gao lenxua)用长生不老的颜色把虚空极力装饰的愿望变成现实而写。[17]
明显皆以kü-为头韵。这些文字属于尾跋,按照常态,应为散文体,唯回鹘文不同,即使尾跋也采用头韵。与之对应,经典中的内容更是通篇采用头韵诗形式进行翻译和创作,例如其中第327—341行文字,实际上就是两句一段的头韵诗:
每一段之间押头韵的音节虽不尽相同,但每节完全遵循头韵法形式。全诗除押头韵外,并没有发现完全相同的韵脚,且每句诗的音节数不相同,说明独具特色的回鹘文诗歌韵律对音节数要求并不严格,而押头韵尤为重要。新近刊布的吐鲁番本编号为U 4829 (T M 208)的回鹘文《华严经》成文方式如出一辙:
除了与宗教有关的文学作品多以头韵法形式呈现外,民间文学作品也常常出现这一押韵方式,有押头韵的田园诗、爱情诗等;民歌、谚语等口头民间文学作品多见头韵形式。裕固族作为回鹘的直系后裔,其文学作品即以头韵为最显著特点。[20] 回鹘诗歌头韵法当为裕固族萨满神歌头韵法的直接源头。
回鹘头韵法这种古老的押韵方式不仅对一脉相承的裕固族文学、维吾尔族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因为地缘因素等客观条件下形成的民族交往过程中,以蒙古族、满族为代表的阿尔泰语系诸民族的文学作品也受到回鹘诗歌头韵法的深刻影响,押头韵遂成为蒙古语诗歌比较常见的押韵方式之一,如蒙古民歌《十两银子》:
第一节4行押“a-”韵,后一节4行押“hɔ-”韵,形式为“AAAA”,这种押头韵的方式叫做全联押韵。长期来顺口,听起来入耳。蒙古语称这种头韵法为“陶鲁盖好力宝呼”(tɔlɣæ hɔlwɔx),乃“联词头”“联词首音”之谓。
回鹘头韵法影响深远,但综观为数丰富的回鹘语古代文献,却完全不见类似今天裕固族萨满神歌的踪影,更谈不上押头韵的萨满神歌了。那么,裕固族的萨满神歌又是如何形成的呢?学术界至今无人进行探讨。笔者发现,在我国境内信奉萨满教的诸民族中,以满族萨满神歌最为多见,而且影响也最大。
满族文学作品有少数作品是押头韵的,如光绪癸卯年(1903)佚名《论雨诗》:
这句诗两句一换头韵,前二句头韵为mu-,第三四句为a-,五六句为ni-,七八句为tu-,其押韵形式与回鹘、蒙古语诗歌的头韵几无二致。在用满文撰写的满语文学作品中,最著名的头韵诗当首推乾隆《御制河源诗》。全诗14节,共56行,每节四句,首音全部押头韵,四句换韵,每四句的最后音节都压尾韵,而尾韵分别落在i、e、a、n等几个音上。[23]
与通常的文学作品偶尔押头韵的情况不同,满族中广泛流行的萨满神歌却以押头韵为主,富有特点,有一首至今仍在满族中流传的《神歌》唱道:
如同上举《论雨诗》一样,这首萨满神歌也是头韵两句一换,前二句押ja-韵,三四句押u-韵,五六句押ju-韵,七八句押ha-韵,九十句押ja-/bo-韵。诸如此类的押头韵萨满神歌,在满族中是非常多见的,著名宗教传说《尼山萨满》和萨满史诗《乌布西奔妈妈》也可归于萨满神歌之列,尤其是后者,乃由满族先世女真时期传流下来,长期流传在黑龙江省乌苏里江流域东海女真人中间。《乌布西奔妈妈》以满语韵文流传,可诵可唱,叙事与抒情巧妙结合,这一点与其他民族史诗如藏族《格萨尔》、蒙古族《江格尔》和柯尔克孜族《玛纳斯》等都存在着明显的不同。
头韵法也见于柯尔克孜族、哈萨克族、赫哲族、鄂伦春族等阿尔泰语系其他民族的文学作品中。不同民族的诗歌中出现了相同或相近的押韵方式,其形成原因和影响因素可以从各族的族源出发进行探讨。维吾尔族和裕固族作为回鹘后裔,文学作品势必会受到回鹘文化的直接影响,而蒙古族、满族等其他北方民族,与回鹘并不存在一脉相承的关系,但古代北方民族靺鞨、女真、契丹、黠戛斯等曾经有共同的萨满教信仰,在民族交往、融合的过程中会受到回鹘文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也是情理中事。有理由认为,头韵诗的出现不是民族共性而是民族之间在漫长交流或融合的过程中受回鹘文化影响之结果。
裕固族作为回鹘后裔的一支,对回鹘宗教文化、文学特征必然有所传承,但系统并且完整的萨满神歌在回鹘时期未见记载。彼时的萨满教尚处于畏天敬天阶段,似乎还未能产生如同后来那样系统而富有感召力的神歌。萨满神歌何时形成,今已无法追踪,但可以看出,他的不断发展壮大主要体现在以满族为代表的满—通古斯诸民族之中。后来,尤其在清代,随着满族统一中国,满族文化得以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传播,康熙三十七年,裕固族头领厄勒者尔顺被清政府封为七族黄番总管,习称“大头目”。[25] 满族文化对包括裕固族在内的西北民族之影响力日增,裕固族萨满神歌的形成,会不会如同鄂伦春族、赫哲族萨满神歌那样,都是在满族萨满神歌的影响下产生的呢?目前尚缺少证据,有待于资料的进一步发现,至于上文谈到的裕固萨满神歌韵脚特点与满族萨满神歌的接近与雷同处,只能算作间接的旁证而已,不足以确认其间的关系。
编按:本文原刊《民族文学研究》2022年第1期,第17—26页,如若引用请参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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