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富学 叶凯歌 | 敦煌回鹘语头韵诗及其格律特征
摘要:敦煌发现的回鹘语头韵作品数量很多,而且涉及内容也十分广泛,不仅回鹘民间文学、宗教诗歌采用头韵诗形式,而且出现于佛事文献中,诸如回鹘文题记、写经尾跋之中,更有甚者,回鹘人在翻译佛经时,也常常把原本为散文体的著作也改用头韵诗形式表述,独具一格。所谓头韵,就是诗歌前一句和后一句的首个词语或音节全部押韵。究其源头,当来源于蒙古高原发现的突厥卢尼文碑铭,但更加普及化、个性化,而且又影响到后世阿尔泰语系的多种语言。
关键词:敦煌文献;回鹘语;头韵诗;格律
回鹘文是以回鹘为代表的北方突厥民族所使用的一种文字,在宋元时代广泛流行于河西走廊、西域、中亚等地,其中以吐鲁番、敦煌的发现最为集中。敦煌所出回鹘语文献属于早期的内容,一般出自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第17窟),晚期部分则出自464、465等元代洞窟中。这些文献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讲究头韵,这是回鹘文献有别于其他的一个显著特点。本文拟以敦煌出土回鹘文文献为依据,就回鹘头韵诗的若干问题略作探讨。
今天所见的回鹘文头韵诗,以莫高窟藏经洞所出Or. 8212-119写本时代早(大体为9—11世纪之物)且保存完好而为学界所关注,对研究早期回鹘诗歌的头韵颇具典型性。[1] 该诗计有12行,实为一首三段诗,每段由三句构成。为更加直观表述诗歌格律,现将12行文字略做如下调整:
可以看到,上面三段文字共同构成一首押头韵兼押尾韵的诗。第一段每句首的词语以音节“to-”“tu-”“tu-”构成首韵,第二段以音节“yï-”“ye-”“a-”构成首韵,第三段头韵形式不明显,但与前文同押尾韵u/un。
在敦煌莫高窟北区B53窟中发现的叙利亚文《圣经·诗篇》(标本B53:14)文字的行间穿插书写了16行回鹘文字,兹录其前5行:
首韵bo-、yö-、qu-、qo-、qo-,在回鹘语中,o-、ö-、u-属于同韵。可以看出,这首押头韵的韵文行文十分流畅。从内容上看,回鹘文与叙利亚文书于一纸,回鹘文为佛教诗歌,从回鹘文书写特点来看,明显为元代文献特点,尤其是其中出现的nom-kulï([喃]忽里)、nom-daš(喃答失)分别为第二代、第三代豳王,[4] 在位时代大体在13世纪10—30年代。从整体来看,叙利亚文文书写在前,而回鹘文书写在后。[5] 16行诗句中,第3-8句都是以辅音“k-”和元音“u”或者“o”组成的首音节押头韵,[6] 第9-12句,都是以辅音“b-”开头,元音同上第13-16句以元音“a”开头,每句音节数不同,但都押首韵。
关于回鹘语头韵诗,学界多有关注并整理汇录,举其要者,主要有德国学者茨默所著《敦煌吐鲁番回鹘文头韵诗》[7] 和《回鹘佛教头韵诗》[8],此外,土耳其学者阿拉特著《古代突厥语诗歌》[9] 等也有收录。借由这些古代回鹘诗歌的整理本,可以看出,不管是早期回鹘语诗歌还是晚期作品,都存在押头韵现象。这在世界文学史上独具一格。
那么,这一奇特的韵律特点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学界鲜有论及者。现存世的突厥语族40种语言中,比回鹘早的文献只有蒙古高原发现的突厥卢尼文碑铭。卢尼文,除突厥汗国使用外,回鹘和黠戛斯也都曾使用过。突厥卢尼文碑铭中,篇幅较长,内容保存相对完整,最有代表性者当推《阙特勤碑》《暾欲谷碑》和《毗伽可汗碑》。
至于突厥文碑铭使用的是韵文体还是散文体,学界有不同意见。笔者通过比对,发现这些碑铭总体应为散文,但不乏押韵的诗体存在,既有仅押头韵者,也有押头韵兼押尾韵者。如《暾欲谷碑》东面第18行:
再看《毗伽可汗碑》:
从上述这两首短诗的节选中不难看出,诗体以押头韵的形式出现,古代突厥文中押头韵形式的诗体虽然数量不多,篇幅较短,音节数也不固定,但对回鹘人韵文作品的押韵形式产生了深远影响。从回鹘人韵文作品中押头韵形式的频繁使用,可以看出回鹘文韵文体作品中头韵的运用源自古代突厥语碑铭文献。回鹘人在继承突厥碑铭头韵传统的基础上,结合自身语言特点,将头韵这一方式熟练地运用到其各种文学作品当中,形成了独特的韵律特征。
如同世界上其他民族一样,回鹘最早的古典文学作品不是书面语的,而是一种以固定形式出现的口头表达,诸如史诗、民歌、格言、谚语等口头文学作品。这些作品有别于宗教性质作品,具有浓厚生活气息。从敦煌、吐鲁番出土的回鹘语诗歌中可以看出回鹘人的勤劳智慧以及对生活的热爱,其严谨的押韵方式和韵律特征更反映出回鹘语民间文学作品高超的艺术水平。例如敦煌出土Or. 8212-108回鹘文民歌《田园诗》:
全诗均以sä-起首,节奏鲜明,韵律和谐,意境高雅,极尽赞美绮丽风光之能事。与之媲美的还有吐鲁番出土回鹘文爱情诗(编号为TM419),为既押尾韵又押首韵的四行诗形式:
吐鲁番出土编号为T I11 66 (Ch/U 6858)的回鹘语民歌,则多为既押头韵又押尾韵的两行诗:
这是一首新年祝词,第一段首韵为ki-,尾韵为-yü,第二段首韵为a-,尾韵为u/ü,第三段首韵为kü-,尾韵为ü/u,描写对新年的祝福,期盼来年能够带来收获和幸福。
头韵现象不仅在民间诗歌中频见,在赞美诗、忏悔诗等与宗教相关的作品中也很多见,甚至在碑刻、题记或是跋文也多以头韵诗形式呈现。今存世的回鹘语宗教诗作,差不多皆为摩尼教和佛教内容。由于笔者曾专就摩尼教文献中的头韵诗及其审美特点做过专题研究,[15] 这里仅讨论佛教文献中的头韵现象。
敦煌出土回鹘文写本Or. 8212-108为佛教诗歌集,存文字948行,全为押头韵的四行诗或八行诗,其中有安藏撰《十种善行赞》十四段,每段八行,颂赞《华严经》:
《金光明最胜王经》卷三第五品中的忏悔文,原为散文形式,回鹘人以头韵诗的形式进行翻译。虽然文体、格式、节奏韵律大相径庭,但诗歌中反映出对“金光明忏”的认知与感受十分深刻,是忏悔人真情实感的流露,同时展示了作者优美的笔触。[17] 这首佛教内容忏悔诗共包括了16段四行诗,节选如下:
这首佛教忏悔诗,对仗工整,语音和谐,每段均以押头韵的形式展现。第一段头韵均为a-,第二段头韵均为mu-。除押头韵外,又全部押尾韵,第一段尾韵全部为-mïš,第二段尾韵全部为-mïn。这是古代回鹘语诗歌典型的格律特征,与汉语诗歌严格押尾韵的情况有很大差别。
大多数回鹘语佛典的题跋是回鹘施主所写,内容包括一些非常重要的信息,如佛经译者、译经或抄经的时间、地点、施主姓名、身份、家族信息等。题跋多数以押头韵诗歌的形式出现,可以看作是回鹘语诗歌的原创作品。例如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敦煌本回鹘文题跋(编号BD14940)写到:
这首诗歌的一、三句以元音“ö”为首的词语开头,二、四句以元音“ü”为首的词语开头,形成“ABAB”式的押韵形式。
除回鹘文写本外,头韵诗形式还见于回鹘文碑刻之中。勒立于武威石碑沟的《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用汉文和回鹘文对照镌刻。其中回鹘文部分是以押头韵诗体写成的:
这段文字头韵全部为tü-,尾韵则要求不严格,分别为-ïɣ、-ip、-ïp、-ï,广义上言,亦应属于尾韵的一种形式。
诗歌在古代回鹘文文献中占有非常大比重,回鹘文佛经中有很多就是用诗歌体翻译的。回鹘文佛经大多译自汉文,但两者之间却有很大差异。
但凡汉文佛经的韵文部分,回鹘一般都采用头韵诗进行翻译,如酒泉文殊沟发现的抄写于敦煌的回鹘文《金光明最胜王经》是回鹘人极为崇奉的经典之一,其中有萨埵太子舍身饲虎的故事。回鹘文译本所依底本为义净译本,原文是这样写的:
这是明显的散文体形式,但在回鹘文中却变成了押头韵的诗体:
全文押头韵ö-、tü-、kö-、qo-、kü-、su-、bu-、kö-、o-韵,在回鹘语言中,这些都属于同韵。回鹘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首先面临的是语言、文字、文化等方面的巨大差异,不仅要还原原文,尽数表达佛经的宣扬内容,同时还要具备语言优美,感情深厚的文学特征。而汉文佛教偈颂的内容很难准确的用回鹘语诗节严格的押头韵规律进行翻译。如上文提到《舍身品》,虽然没有严格的押头韵,但是运用了回鹘语诗歌常用的七音节诗体来翻译,格式上也是常见的四行两段诗形式,与原文有所不同。
在回鹘文佛教文献中,还有一种是根据汉文佛典寻章摘句进行重新创作而成,其中最典型者莫过于敦煌本回鹘文《说心性经》(编号Or. 8212-108)。[24] 该文献末尾的题跋即采用头韵诗书写:
四句诗的首韵分别为kü-、kö-、kö-、kü,在古代回鹘语中,ö与ü属于同韵。不惟如此,正文部分也有很多地方采用头韵形式:
第一段都以bu起首,都二段首词都为köngül,既是首韵也是叠韵。不难看出,不管汉文底本原文是散文体还是韵文体,在译入回鹘文时,都会采用押头韵的四行诗形式,有些诗句甚至在押头韵的同时又押尾韵。尽管从总体上说,回鹘文《说心性经》不是汉文佛经著作的翻译或改编,而是属于回鹘文的原创作品,但其中语句大多是根据汉文佛经的文句翻译而来的,故而从某种程度上说,也与翻译息息相关。
另外,在莫高窟北区考古发掘中, 发现了不少佛教内容的押韵诗歌,编号分别为 B53:14、B128:18、B140:5、464:134(1-2)、464:139v、464:143 等。就以B128:18言,这是一首带有跋文的佛教韵文诗, 共183行。除162行抄写于汉文佛经背面外, 其余21行均抄写于正面汉字的行间。该诗有时只押首韵,有时押首尾韵,每一行音节数并不统一,但多为8至10个音节。内容明显具有佛教徒愿文特点,诸如“通过抄写和翻译佛经积德,并惠及亲属”等回向文字。[27]
综观回鹘文佛教诗歌,作品数量可观,内容多彩丰富,有从佛经内容直接翻译过来的,也有根据汉文本进行改编的,甚至还有回鹘作家、翻译家或是民众根据自己佛教文献的理解,从汉文佛典中寻章摘句,进行再创作,而形成自己的原创作品。回鹘文佛经之偈颂保留了回鹘文诗歌的格律特征,诗体化佛经特有的韵律和节奏体现了回环往复的音韵之美,通俗易懂的诗歌形式更容易受到民众的喜爱。
所谓诗歌的格律指的是诗歌的创作在格式、韵律、音节数等方面遵循的准则。回鹘文是一种拼音文字,不像汉语有声调区别,且一个词语由多个音节组成,音节的组成元素又分为元音和辅音。所以回鹘语诗歌的格律形式形成了不同于其他民族诗歌的一些特点。[28]
(一)押头韵
回鹘语诗歌第一个基本特点是诗歌最主要的格律形式是押头韵。押头韵格律特征可根据其回鹘语言特点分为三种情况。为将韵律形式更清晰地解读,现用“▲”表示首韵,用“△”表示第一个词汇首韵外的其他音节。
第一种是前一句和后一句的首个词语或音节全部押韵,如吐鲁番出土回鹘文《劝喻诗》(编号TID 155):
第二种也是比较常见的一种是前一句和后一句首个元音押韵,如莫高窟北区石窟北区B128窟新发现回鹘文韵文长诗(B128:18):
第三种是前一句和后一句首个词语的辅音与元音组成的第一个音节押韵,同见上引莫高窟北区B128窟出土回鹘文韵文长诗(B128:18):
这首诗歌的韵律非常具有代表性,头韵形式十分明显,四句诗第一个词语首个音节都是由辅音“t-”和元音“a”组成,这种形式在回鹘语诗歌中出现的也比较频繁。
(二)押头韵是回鹘文最有独特性的押韵形式
回鹘文作为一种拼音文字,每个词语是由一个或多个音节组成,这就使回鹘文诗歌的押韵方式有别于其他语言。影响所及,今天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的柯尔克孜语、西部裕固语、蒙古语族的蒙古语、东部裕固语及满—通古斯语族的满语等都还保留这种古老的押韵方式。[32] 除阿尔泰诸语外,英语也有头韵,但和回鹘语诗歌的头韵法属于完全不同的概念。英语中的头韵法指两个单词或两个单词以上的首个字母且发音相同,形成悦耳读音,最常见的押头韵短语多以辅音开头,如:first and foremost,意为“首先”,and前后的两个词均以f-起首。再如might and main,意为“尽全力地”,and前后的两个词均以m-起首。诸如此类,不一而足。[33]
英语头韵出现于同一个词组,强调首个字母相同,而回鹘语头韵则出现于不同诗句中,而且强调首个音节同韵。回鹘语头韵包含元音音节或辅音元音结合的音节,以这样头韵音节的诗句在回鹘语诗歌中非常多见,不仅内容充实,意义丰富,而且形成了回鹘语诗歌特有的押韵形式,展示了回鹘语诗歌的音韵之美。
(三)押头韵形式多样且繁密。
在回鹘语诗歌中,有较为短小精炼的诗句中只出现一种押韵方式,但更多是多种押韵方式并存。就四行头韵诗歌来说,其头韵形式包括“AABB”“ABAB”“ABBA”等,而且多数头韵诗并有押尾韵现象。回鹘语诗歌韵律形式多样且用韵技巧高超,这些都是其他民族诗歌难以相比拟的。回鹘语诗歌中的押韵方式带来了非常明显的艺术效果,不仅感情表达充沛,便于理解和记忆;而且可以使其和音乐相结合,诗与乐的碰撞能带来更多美的感受。
由上以观,头韵诗在回鹘文流行时代(9—14世纪)一直是回鹘文学作品的主要表现形式。回鹘语韵文作品丰富多彩,从韵律和结构上来看,押头韵最为常见,有时候既押头韵又押尾韵,以保持诗歌美感,语句短小精炼,常见两行或四行为一段,节奏紧凑,感情充沛;从内容和形式上看,有关于回鹘文佛教的诗歌作品,数量可观,内容丰富,有出现在碑刻和题记上与英雄人物有关或记录历史事件的,有反映现实生活表现人们美好期待的,还有饱含人生哲理,寓教于诗等等。
回鹘语诗歌头韵之源头,在古代突厥卢尼文碑铭中有迹可循,虽然突厥卢尼文碑铭文献中韵文体头韵形式比回鹘语诗歌出现早,但回鹘语诗歌头韵形式运用更广泛、更具体,并将其对严格的韵律追求体现在宗教典籍的翻译之中,无论是经典的翻译或是回鹘人自己的文学作品,押头韵皆为显著特点之一,不仅用韵频繁,且形式多样,回鹘诗歌艺术成就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为古代回鹘文化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J. Hamilton, Manuscrits Ouïgours du IXe-Xe Siècle de Touen-Houang (I-II),Paris, 1986, p. 77-79;杨富学、牛汝极:《沙州回鹘及其文献》,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125-126页。
[2] Peter Zieme,Zweiuigurische Gedichteaus Dunhuang-Ein Deutungsversuch, Türk Dilleri Araştırmalı Gilt 11, 2001, S. 127, 129, 131;Abdurishid Yakup, On the Interliner Uighur Poetry in the Newly UnearthedNestorian Text, Splitter aus der Gegend von Turfan.Festschrift für Peter Zieme anlässlich seines 60. Geburtstags, Istanbul-Berlin,2002, p. 415.
[3]杨富学:《元代敦煌伊斯兰文化觅踪》,《敦煌研究》2018年第2期,第15页。
[4]杨富学、张海娟:《从蒙古豳王到裕固族大头目》,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17年,第172—173页。
[5]张铁山:《叙利亚文文书中回鹘文部分的转写和翻译》,《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1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年,第391—392页;牛汝极:《莫高窟北区发现的叙利亚文景教—回鹘文佛教双语写本再研究》,《敦煌研究》2002年第2期,第56—63页。
[6]在回鹘语中,只有元音“o”“u”同属于后圆唇元音,根据其发音方法,与不同的辅音相结合时,组成押韵的音节。
[7]P. Zieme, DieStabreimtexte der Uiguren von Turfan und Dunhuang, Budapest: Akadémiai Kiadó, 1991.
[8]P. Zieme, Buddhistische Stabreimdichtungen der Uiguren(=BTT Berliner Turfantexte XIII. Berlin 1985.
[9]R. R. Arat, Eski Türk Şiiri, Ankara: Türk TarihKurumu Basimevi, 1965.
[10]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98页。
[11]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51页。
[12]R. R. Arat, EskiTürkŞiiri, Ankara 1965, S. 66-67;耿世民:《古代维吾尔诗歌选》,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1—32页。
[13]T. Gandjeï, The Prosodic Structure of An Old TurkishPoem, M. Boyce, I. Gershevitch (eds.), W.B. Henning Memorial Volume, London, 1970, pp. 159-160.
[14] Peter Zieme, mängibulzun! -Einweiterer Neujahrssegen, Dr. EMEL ESIN’e Armağan, Türk Kültürü Araştïrmalarï,Ankara, 1986, S. 137-138.
[15]杨富学、阿不都外力·克热木:《回鹘文摩尼教诗歌及其审美特征》,《新疆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第72—76页。
[16]耿世民:《古代维吾尔诗歌选》,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67-68页。
[17]杨富学:《回鹘文〈金光明经〉及其忏悔思想》,沈卫荣主编《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第2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241—251页。
[18]耿世民:《古代维吾尔诗歌选》,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78—81页。
[19]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古代维吾尔语赞美诗和描写性韵文的语文学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44页。
[20]耿世民:《回鹘文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研究》,《考古学报》1980年第4期,第517-519页。
[21] [唐]义净译《金光明最胜王经》卷10《萨埵太子舍身饲虎品》,《大正藏》第16册,No. 665,页452a。
[22] С.Е. Малов, Памятники Древнетюркской Письменности. Тексты 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М. - Л. 1951, стр. 176.
[23]杨富学:《印度宗教文化与回鹘民间文学》,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年,第80页。
[24]杨富学、张田芳:《敦煌本回鹘文〈说心性经〉为禅学原著说》,《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第79—86页。
[25]R.R. Arat, Eski Türk Siiri, Ankara,1965, S. 124; 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古代维吾尔语赞美诗和描写性韵文的语文学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59页。
[26]张铁山:《回鹘文佛教文献〈说心性经〉译释》,《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与文献论集》,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97年,第343、350页。
[27]阿依达尔·米尔卡马力:《敦煌莫高窟北区新出回鹘文文献综述》,《敦煌学辑刊》2009年第2期,第86页。
[28]耿世民:《维吾尔古典诗歌中的韵律与形式》,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文学艺术研究所文学研究室编《少数民族诗歌格律》,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489—499页。
[29]B. Bang – R. Rachmati,Leideraus Alt-Turfan, Asia Major, IX,facs. 2, 1933, S. 134;耿世民:《古代维吾尔诗歌选》,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1页。
[30]阿依达尔·米尔卡马力:《回鹘文诗体注疏和新发现敦煌本韵文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68—169页。
[31]阿依达尔·米尔卡马力:《回鹘文诗体注疏和新发现敦煌本韵文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63页。
[32]杨富学、叶凯歌:《回鹘头韵诗与北方阿尔泰语系民族文化》(待刊)。
[33]胡蓉、杨富学、叶凯歌:《敦煌文献与裕固族古代文学》,《民族文学研究》2019年第5期,第1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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