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富学 周梦梦 | “裕固与敦煌”学术研讨会暨第四届裕固学研讨会综述

一、概说

裕固族是甘肃省特有的少数民族之一，分布于河西走廊东起武威，西到酒泉的狭长区域。该民族人口虽少，但有着悠久的历史和辉煌灿烂的古代文化，遗憾的是，学术界对裕固族古代文化，尤其是古代敦煌裕固族文化遗产缺乏应有的关注。敦煌是裕固族的发祥地，蕴含着相当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既有用回鹘文、蒙古文、八思巴文、汉文书写得的文献资料，还有着为数不少的由裕固族及其先民开凿的石窟，有着丰富的石窟艺术，具有填补其古代文化史空白的意义，他们不仅见证了裕固族从孕育到形成的发展历程，更是裕固族对敦煌文化作出重大贡献的实物依据。

全体与会代表合影

为了促进裕固族研究与敦煌学的共同发展，敦煌研究院于2017年5月12－16日在敦煌莫高窟召开“‘裕固与敦煌’学术研讨会暨第四届裕固学研讨会”。来自汉、裕固、藏、蒙古、维吾尔、哈萨克、回、满、土等9个民族的120位代表参加了会议，其中以东道主和北京的代表最为集中，此外还有来自辽宁、新疆、内蒙古、宁夏、河北、河南、陕西、浙江与四川的专家学者。会议期间组织与会学者至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观看主题电影《千年莫高》、球幕电影《梦幻佛宫》，考察敦煌莫高窟、文物陈列中心、瓜州榆林窟和锁阳城。开幕式由敦煌研究院民族宗教文化研究所所长杨富学研究员主持，敦煌研究院副院长张先堂研究员致欢迎词，裕固族研究会安玉冰会长致开幕词，兰州大学党委副书记钟福国研究员代表裕固族与会代表致辞，中央民族大学钟进文教授代表与会专家学者致辞。 

敦煌研究院副院长张先堂研究员致开幕词

裕固族研究会安玉冰会长

兰州大学党委副书记钟福国研究员致辞

中央民族大学钟进文教授致辞

与会代表提交会议论文51篇，会议安排近二分之一的论文在大会宣读，会议闭幕式由敦煌研究院科研处副处长李国主持，由钟进文、高启安教授对大会作了总结和点评，由河西学院副校长张汉燚教授致闭幕词。 

二、裕固族与敦煌学关系研究 

裕固族与敦煌的关系，是本次会议的主题，也是本次会议特别突出的一个亮点。

裕固族的形成过程长期充任裕固学的核心议题，此前学界一直将裕固族的来源“西至哈至”定位为吐鲁番，认为裕固族是从吐鲁番东迁至河西走廊的。然而，在吐鲁番史籍中，却只字不见裕固族来自吐鲁番的记载，即使在今天，研究吐鲁番历史和高昌回鹘史的著作汗牛充栋，却始终都对裕固族不置一词。胡小鹏与杨富学近期的研究表明，裕固族的东迁出发地西至哈至其实就是沙州与瓜州。[1]  此次会议杨富学提交长达5万余言的《裕固族对敦煌文化的贡献》，分别从内容、风格、篇幅、韵律格律角度印证裕固族东迁之歌为近二三十年新创“民歌”，历史记忆功能已大打折扣，不能作为研究裕固族来源的可靠依据，认为裕固族并非来自吐鲁番，河西回鹘及其后裔、河西蒙古及其后裔、作为民族共同体的裕固族及其东迁都与敦煌密不可分，裕固族的民族发展过程从未脱离过河西走廊，进一步证实裕固族的形成地为敦煌而非吐鲁番。贺卫光、范小青教授亦从不同角度阐释了裕固族形成史及其与敦煌之关系。

河西学院河西走廊民俗民族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李建宗博士所撰《西至哈志：历史“真相”还是历史“陷阱”》从口头诗歌中的“西至哈志”说起，认为其是在民族内部建构起来的历史传说，进而提出学术要建立在现实“合理性”之上的“可信度”。如所周知，西至哈志传说在裕固族文化史上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故而研究者甚多。[2]  如何对这一现象进行深入阐释，乃今后裕固学研究中的一项永久话题。

敦煌裕固族东迁肃州，学界共知，在本次会议上，中央民族大学院钟进文教授《裕固族先民（沙州卫）内迁山东散论》却提到了敦煌裕固族东迁山东这一少为人知的史实。[3]  文中首先分析裕固族先民的两次东迁：于1446年由沙州卫内迁甘州，在甘州暂居六个月后，再内迁山东。进而从诸卫酋长肆意劫掠，招致祸端；自相削弱，内部分裂与争斗、宗教冲突、他族入侵等方面分析裕固族先民内迁及再内迁的原因。同时说明裕固族先民内迁山东与“达官军”关系。

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周松博士《14世纪末15世纪初明朝与沙州的关系——兼考困即来家族非蒙元宗室》分析洪武朝的河西经略与沙州内属，洪武末年沙州之役与沙州“达人”首次强制内迁，同时通过大量的史料证明，困即来家族与沙州王子阿鲁哥失里，甚至前元豳王系统无亲缘关系。

敦煌研究院文献研究所邰惠莉研究员《明代瓜州总牙部杂考——以〈肃镇华夷志〉为中心》根据明初李应魁所撰《肃镇华夷志》一书中的《沿革·附内地住牧番夷》《属夷内附略·种属·族类》《古迹》《堡寨》《烽堠》《住外》等多处记载，认为瓜州总牙部于正德年间从瓜州城东迁至肃州周边一带，先被安置在今金塔的威虏堡、察黑包等旧堡，嘉靖二十九年，首领被羁縻至夷厂致死，部落散亡，归属朵儿只麾下，再迁至肃州南山黄草坝地方。这部分后来可能成为裕固族七部的组成部分，部分属于后世之奈曼部落。

西北民族大学贺卫光教授《地方知识、东迁文化与民族文化重构——关于裕固族东迁文化的挖掘与整理》分别从东迁史料、东迁传说、东迁民歌、东迁与敦煌、东迁节五个方面对裕固族东迁文化的相关资料进行挖掘与整理，认为裕固族起源、东迁与敦煌具有密切关系。裕固族历史上的东迁，是裕固族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事件，关系到裕固族民族的形成、民族成分的基本构成、民族心理认同等重大问题。“西至哈至（沙州瓜州）”是一部分裕固人最后一次东迁的出发地；史料记载与民间口碑文献所反映的东迁有冲突，东迁可分“南线”“北线”及再迁徙线路；有关东迁的民歌揉合了不同时期不同部落的东迁历史且主要流传在西部地区；明朝中后期的“撒里畏兀儿”已经包含了操蒙古语的部落。

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硕士张雯佳（安江·瑙汗吉斯）《论裕固族东迁传说的社会记忆功能》从民俗学的角度，认为裕固族先民东迁的记忆体系包括丰富的民歌、传说、民间故事等口头传统、正史记录等刻写体系。裕固族族群的社会记忆在刻写体系与体化实践中得到了保存与延续，作为典型的体化实践的民间文学对社会记忆的保存与传播更为直接、有效，深刻地反映着族群文化心理。

中央民族大学范小青与钟进文教授合撰的《体验•众包•整合——对敦煌学背景下裕固族历史数字化传播的一点思考》认为裕固族历史与敦煌学密切相关，敦煌地区保存、发现的丰富历史文献和文物是敦煌学的基础研究对象，也是裕固族研究的重要资料，反之，裕固族历史，同样也是敦煌学的活态资料，是构筑敦煌地区历史语境的重要文献。在敦煌学背景下进行裕固族历史的研究，对于敦煌学和裕固学来说都十分重要。在敦煌学与裕固学姻亲关系前提下，其文对敦煌学视野下的裕固族历史的数字化传播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思考与探索。

关于裕固族先民与敦煌石窟的营建，可以说是本次会议特别值得关注的要点。杨富学《裕固族对敦煌文化的贡献》根据张大千、刘玉权对回鹘石窟的定位、年代划分，结合归义军政权、相关石窟题记，认为回鹘在敦煌一带有着数百年之久的历史活动，在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和瓜州榆林窟都留下不少佛教洞窟。敦煌石窟出土的为数丰富的回鹘文、蒙古文写本、刻本、题记、碑刻等表明，从9世纪中叶开始，裕固族回鹘裔先民即活动于敦煌一带，开凿石窟20余所，13世纪下半叶，蒙古裔（以蒙古豳王家族为代表）入居河西，与回鹘裔水乳交融，共同发展，又新造石窟20余所。文中认为，酒泉文殊山、敦煌莫高窟北区、瓜州东千佛洞、哈密白杨沟佛寺遗址，有可能分别为豳王家族肃州系、沙州系、瓜州系、哈密系的王家寺院，尽管尚有待进一步证实，但特别值得关注，也引起了与会者的极大兴趣。

在本次会议上，敦煌莫高窟第61窟成为焦点问题之一。莫高窟61窟甬道原来被认定为元代重修，[4]  但近有学者提出应为西夏窟。[5]  杨富学《裕固族对敦煌文化的贡献》认为西夏说难以成立，推定该窟甬道必为元代西宁王速来蛮家族重绘。此说正可与敦煌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所王进玉研究员与兰州财经大学王喆合撰的《莫高窟第61窟甬道壁画研究史及其有关的问题》相呼应。从61窟窟前建筑为元代“皇庆寺”及其重绘甬道壁画等说法的形成、甬道壁画中的西夏人及其题记是西夏还是元代、壁画定为西夏时期的依据三个方面对莫高窟第61窟甬道壁画研究史进行了梳理、辩证及分析。认为皇庆元年在莫高窟修建的皇庆寺在“文殊堂”前难以否定，否定《重修皇庆寺碑》在“文殊堂”（第61窟）前也没有可靠的证据。凡此种种，重修及绘制壁画的时间都与蒙古豳王家族在莫高窟的佛事活动息息相关。

敦煌研究院副研究员王慧慧《皇庆寺、皇庆寺碑与莫高窟第94窟关系考》，对许多学者所认为的“文殊洞”为第61窟，其甬道壁画为元代重绘提出质疑。认为徐松所记载的“文殊洞”是今第94窟，皇庆寺碑自清代立于该窟内，直到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时才搬离此窟，因此不能依据元代皇庆寺碑的立碑时间来探讨第61窟甬道壁画年代和风格。此说很新颖，值得认真对待。

杨富学《裕固族对敦煌文化的贡献》对敦煌留存的回鹘文文献进行了分类和整理，包括莫高窟藏经洞（今编第17窟）所出的早期文献、莫高窟北区，尤其是第464、465、B53、B163等元代洞窟中发现的晚期文献、敦煌石窟墙壁上留下的为数丰富的回鹘文题记；根据现刊文献整理了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和瓜州榆林窟中保存的回鹘文、蒙古文朝山题记（有时并书八思巴文或藏文）；此外，亦发现酒泉文殊山万佛洞大量回鹘文题记。这些敦煌文献均指向裕固族，成为研究裕固族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为裕固族文学史的进一步发展开拓了新的领域。

在敦煌发现的裕固族古代文献中，回鹘文《说心性经》一直引人兴趣，但其来源一直无法确定，有人言其译自梵文，也有的言其译自汉文，但都找不到原典来源；也有的称其为哲学原著，却无法提供确切证据。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博士生张田芳与与导师杨富学合撰《敦煌本回鹘文〈说心性经〉为禅学原著说》指出该文献大量引录敦煌禅宗写本《观心论》《修心要论》《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疏》以及禅宗灯史《宗镜录》中的文字，有的直接引用，有的为改编，说明《说心性经》不是某一种佛学著作的翻译与改编，而是以禅宗典籍为主，根据自己的理解而进行的创作，均为四行诗形式，既是现知唯一回鹘文佛学原著，又可视作一部优美的禅学诗歌集。

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谢光典博士后《噶玛噶举黑帽系第四世活佛绕呗朵儿只的河西巡礼》以噶玛噶举红帽系第二世活佛喀觉旺波（Mkha’spyoddbangpo,1350—1405年）为其上师噶玛噶举黑帽系第四世活佛绕呗朵儿只（Rolpa’irdorje,1340—1383）所造的传记——《无比最妙上师传·功德无穷明鉴》为主要依据，结合《青史》《红史》《贤者喜宴》与司徒班禅却吉迥乃（Situchoskyi’byunggnas,1770—1774年）所著《噶玛噶仓传承大宝传·无边宝月水晶鬘》等典籍记载，探讨元末绕呗朵儿只在贺兰山、甘凉地区及敦煌莫高窟等地的巡礼与传法活动。这一时期正是蒙古豳王家族统治敦煌时期，为元末裕固族与敦煌之关系的研究添一新助。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硕士研究生贾娟玲《张氏归义军与河西回鹘关系考》考证张议潮、张淮深和张承奉三人统治时期与河西回鹘关系，认为张氏归义军政权与河西回鹘之间的关系此消彼长，双方之间时战时和，但总的来说河西回鹘因占据有利的地理位置而有着明显的优势。

三、裕固族研究

除了“裕固与敦煌”学术研讨会之外，大会另一主题为“第四届裕固学研讨会”。自2014年由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主办“第一届裕固学研讨会”以来，第二、三届会议分别于张掖与肃南举办，但规模都相对较小。本次会议，收到裕固学方面的论文30余篇，涉及面很广，主要涉及裕固族、敦煌学、裕固族与敦煌学之关系等议题。除前文已述者外，其他裕固学方面的研究涉及到族源、语言、文化、宗教、人口、服饰、民俗、生态、传播以及对裕固族研究的反思和建议等。

裕固族族源方面，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白玉东教授《黄头回纥源流考辨》引用大量文献资料及近期同杨富学合力解读的和田出土突厥鲁尼文木牍[6]  对黄头回纥的族源进行考辨，指出沙州西南的黄头回纥并非出自河西回鹘余部，而是极可能即是龟兹回鹘，亦即西州回鹘。

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生吴双《黄泥堡地区裕固族族源及民族认同感探究》从族称沿革、语言变迁、习俗信仰、基因多态性四个方面论证裕固族是回鹘、蒙古乃至汉族不断交融的结果。从黄泥堡地区裕固族对传统文化习俗的试图恢复、西部裕固语的传承、本民族传说故事雕塑的营建、本民族服装的定制、传统歌舞节目的排练等一系列举措，说明黄泥堡地区裕固族在试图唤醒、恢复民族认知，增强本民族的内部凝聚力，实现民族认同感的不断提高。

裕固族语言方面，西南交通大学唐均《阿尔泰学视野下裕固族狼文化的通古斯底层钩稽》通过对两种裕固语中“狼”术语词源的尝试性追溯，调动阿尔泰语系之下多个语族的相互关系，指出同裕固族语言关系原来不甚明了的通古斯语族其实可能也有底层成分沉淀于裕固语言文化之中。

甘肃民族师范学院汉语系杜曼•叶尔江副教授《论西部裕固语颜色词汇的民俗文化意蕴》围绕西部裕固语中山“红、白、黑、蓝、绿”等组成的基本颜色词，在民俗文化语义方面进行分析和阐释，说明西部裕固语基本颜色词与裕固族的自然环境、传统文化、民情风俗、宗教信仰、生活方式、思维特点和社会情况有密切关系，广泛的表现了裕固族游牧生活、宗教、民间文学等丰富的民俗文化意蕴，并具有丰富的裕固族文化象征意义，蕴涵着深厚的民族文化心理和感情色彩。

内蒙古师范大学王风雷教授与高祯祯合著的《东部裕固语传承的几点认识》从积极向蒙古语靠拢、开设蒙古语课、邀请内蒙古的专家学者等八个方面探讨了保护和传承东部裕固语的思路和措施。

肃南裕固族自治县裕固族教育研究所执行所长安维武《学校传承裕固族语言文化的课程设计》对学校传承裕固族语言文化的具体实践、面临的困难提出了一些思考，对学校传承裕固族学校语言文化的课程设计提出了一些思路。

肃南县裕固族文化研究室达隆东智《东部裕固语简述》从东部裕固语的分布状况、结构形式、借词的使用、与西部语的共同词汇、方言区的语音差别五个方面阐释东部裕固语的形式和内容特征。

裕固族文化方面，敦煌研究院民族宗教文化研究所张海娟与杨富学合撰《裕固族与亚欧研究掇琐》从裕固族形成史、在世界突厥语研究中的活化石意义、与敦煌学及丝绸之路的关系、与匈牙利民间文化之联系、裕固族回鹘裔先民与环地中海文化的接触、裕固族蒙古裔先民与伊斯兰文明之关联、欧亚异质文明共创裕固文化等方面阐述裕固族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及其与亚欧学研究的重要意义，说明裕固族历史文化和部落氏族始终在亚欧大草原这个大格局中，尧熬尔历史可被视作亚欧大草原游牧历史的缩影。

河西学院音乐学院刘旭辉与蔺海鲲教授《伦理学情境中的裕固族民歌》以伦理学的全新视角，对裕固族民歌进行分类整理及伦理学分析，说明裕固族民歌融合古匈奴、藏族的各种风格，内容丰富、曲调优美、节奏明快、富有鲜明的名族特色。裕固族民歌饱含着伦理意蕴、英雄情结、图腾崇拜、民俗风情和精神蕴藉等多重内容。民歌中反映和记录的音乐活动与社会的礼仪制度、道德规范、伦理教化紧密相连，经由音乐活动及其艺术化表现形成伦理道德情感以促进人与人之间和谐关系的形成。

河西学院刘茂昌副教授《裕固族民间传统文化事象中数字“3”的人类学解读》从人类学的视角对裕固族民间祭鄂博、婚礼及传统体育等文化事象中数字“3”进行解读。说明数字“3”在特定场域中表达着特定的文化内涵，从最初的计算方法演变为神秘数字，发展到赋予象征涵义习惯数，最后超越数字范畴而上升到行为规范的公律数目。其社会本相不仅是内群行为规范和公序良俗，也是外群交往、认同的意会符号和信守的契约精神。

肃南裕固族自治县裕固族文化研究室安玉冰主任《裕固族民歌的历史渊源与传承现状》分别从裕固族民歌的渊源、传承现状、独特性三个方面进行了阐释，指出裕固族民歌是研究古代北方少数民歌，特别是突厥、蒙古民歌以及古代北方游牧民族文化历史的重要依据，也是挖掘、发展北方少数民族音乐的基础，提倡学习、研究裕固族文化，继承、弘扬宝贵的裕固族文化遗产。

裕固族宗教方面，宁夏大学贾学锋和北方民族大学钟梅燕合撰《对当前裕固族宗教复兴现象的考察与认识》通过对当代裕固人宗教信仰现状的调查，分析其宗教信仰的基本特点、发展历程、历史变迁等问题，并尝试解释当前裕固族宗教复兴现象及其原因。认为裕固族宗教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还停留在意识形态化的阶段，需要拓展研究视野，注意学科的交叉，借鉴吸收其他学科的学术成果。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屈玉丽《多元宗教与裕固族民间文学之关系》以裕固族宗教的发展演变、更迭交融为切入点，探讨裕固族多元宗教文明与民间文学间的关系，认为历史上裕固族先民先后信仰过的萨满教、摩尼教和佛教，或历时或并时地影响了裕固先民的思想，并自然而然体现在裕固族民间文学作品中。

裕固族人口方面，兰州财经大学高启安教授《裕固族人口量变初探》对宣德前、嘉靖年间、清初、清末裕固族人口状况进行统计，说明嘉靖二十八年肃州周边部众的重新安置、万历期间肃州周边部众状况。指出裕固族人口在不断迁徙、动荡中消长增减。这种变化是我们了解裕固族形成历史的一面镜子，亦可追索到不同时代有关国家民族政策的贯彻及战乱、疾病、人口基数、自然条件、生产方式、婚姻形式等对裕固族形成和发展带来的影响。

裕固族服饰方面，张掖市委党校安惠娟女士《服饰中的自我表达与文化边界——以裕固族鄂金尼部落为例》认为裕固族服饰是其民族文化的表征性符号，在服饰的表达中，有着丰富的、多变的建构，作为传统的服饰其意义在于表达“传统”，而非再现传统。服饰演变及围绕“传统服饰与标准服饰”、“我们的服饰”的纠结实际上是服饰本身承载的身份等级、历史记忆、“族徽”等文化功能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寻求表达的反映。

裕固族民俗方面，兰州财经大学梁瑾女士《裕固族刺绣纹样图案组织构成中的“凤鸟纹”分析》分析了裕固族刺绣纹样图案“凤鸟纹”的纹样特征及其由具体到抽象、由简洁到繁缛、由静止到舞动的审美变化，说明“凤鸟纹”在不断的演变、发展重，切合不同时代的韵律，寄寓着许多不同的内容倾向，表现出越来越理想化、完美化的特征。

裕固族生态方面，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文化研究室阿尔斯兰（安玉军）博士《裕固族自然生态观及其形成渊源探析》认为裕固族是一个自古以来就以游牧为本的马背民族，在长期的游牧生产生活中形成了敬畏自然、万物有灵、众生平等为主要内容自然生态观及四季里逐水草而游牧的生态智慧，为北方草原生态世代可持续发展利用做出了重要贡献。

裕固族传播方面，中央民族大学范小青博士《体验•众包•整合——对敦煌学背景下裕固族历史数字化传播的一点思考》对裕固族历史数字化传播上的实体博物馆和数字博物馆建设，以及多媒体整合等方面提出了一些建议。认为在裕固族历史的数字化传播方面，微博、微信公众号、网络社群、其他视频网站等多媒体方式都可以考虑，而建立裕固族历史文化数字地图、裕固族和敦煌学的维基百科、裕固族历史数字博物馆等方式则是整合新媒体传播的基础工程。

对裕固族研究的反思与建议方面，对裕固族研究的反思与建议方面，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巴战龙教授《如何提高裕固学研究的质量？》认为从文化人类学视角观察，营建优质学科文化当属必要之举。综合考虑“裕固族研究”的已有基础和“裕固学”研究的当前现状，倡导基于证据的研究是持续提高裕固学研究质量的上佳选择。

肃南县政协主席、裕固族研究学会会长安玉冰《对构建“裕固学”的几点思考和建议》围绕“裕固学”，阐释其产生的基本条件、范筹定位、组织架构、研究重点，研究平台，提倡处理好学术研讨与机构建设、社会力量与政府组织、裕固族研究与相关民族研究三大关系。

此外，杨富学、张海娟新馔《从蒙古豳王到裕固族大头目》适时出版，在本次会议上首发，出版者甘肃文化出版社副社长郧军涛代表社方出席会议，并就该书的出版过程与学术价值做了发言，言简意赅，颇有独到之处。

四、其他诸方面的研究

裕固族的形成与河西回鹘关系密切，职是之故，本次会议收到的论文中，与回鹘相关的成果也比较集中。

新疆艺术学院硕士研究生李笑笑《雅尔湖4号窟后室壁画新解》分析了吐鲁番雅尔湖石窟4号窟的形制与内容，认为其表层壁画为回鹘时期重绘，后室主尊为塑绘结合的千手观音，两侧壁为千手观音眷属，整个后室是具有汉传密教色彩的千手观音坛场，整个石窟是回鹘家族用来祈福、消灾的家族功德窟。

新疆大学中国语言学院阿不都热依木•热合曼《论回鹘语中的动词词缀{-GU}及其功能》以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角度探讨回鹘语、裕固语和维吾尔语中的后缀{-GU}的功能、意义和历史演变，指出该后缀基本上具有四种功能：构词功能、构成动名词功能、表示动词式范畴的功能、表示动词时体范畴的功能。

新疆大学中国语言学院乃比江•艾比布拉博士所撰《回鹘语中的创造类动词及其词义》根据词汇语义学的研究方法将动词划分为不同的语义类，认为其中的创造类动词描述“通过各种方式，利用原材料创造或改变某事物”。通常这类动词拥有共同的语义特点。文中作者运用多种语言学理论，对回鹘文《慈悲道场忏法》《金光明最胜王经》《玄奘传》《般若波罗蜜多文献》中的创造类动词进行词汇语义、词义研究。

由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路虹博士与杨富学合撰《宁夏青铜峡出土〈浑公夫人墓志铭〉新探》通过对《浑公夫人墓志铭》的录校与考释，指浑公夫人于706年因疾病而亡于皋兰州官舍，此皋兰州应在凉州而非学界所认定的灵州。浑公夫人归葬地为娘家契苾家族之祖茔而非夫家浑氏祖茔。其夫非浑元庆、浑大德父子，而应为曾任皋兰州都督的浑元庆另一子浑大寿。

此外，西北民族大学维吾尔语言文化学院吐送江·依明博士《回鹘文〈玄奘传〉的翻译方法浅析》、兰州工业学院田旺杰教授撰《从契约文书看高昌回鹘的经济社会》、敦煌研究院民族宗教文化研究所彭晓静撰《回鹘之观音信仰考屑》、新疆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才吾加甫研究员撰《丝绸古道上的回鹘佛教研究》、冯小琴与金琰撰合撰《采他山之石，筑学术津梁——读杨富学〈回鹘学译文集〉及其续编》等文，均就回鹘相关问题展开研究与论述，各有所成，兹不一一。

敦煌历史文化方面的研究论文也收到多篇，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李军教授《敦煌本<唐佚名诗集>作者再议》首先对组成《唐佚名诗集》的三件文献创作时代及作者身份进行探讨，在此的基础上，分别从书札行文、诗集所歌颂对象、张球生平事迹、现有材料所勾勒出的作者游历范围、诗集的笔迹等方面确定《唐佚名诗集》的作者实为张球。通过将《诗集》的内容与张球的生平及晚唐河陇历史进行综合研究，将在相当程度上推动晚唐河西政治形态演变及甘州回鹘等少数民族历史的研究。

敦煌研究院杨赫赫女士《敦煌莫高窟石窟建筑形制演化与特征探析》对莫高窟石窟建筑形制进行了调查和统计分析，从石窟艺术发展，空间需求，建筑元素的渗透和营造工艺技术的发展等角度来探析莫高窟石窟建筑形制的时代演化脉络和类型特征。

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马兆民《莫高窟第431窟中的“乾基罗”和“茂持罗”——“乾基罗”“茂持罗”与“乘象入胎”“夜半逾城”图像的对比分析研究》对莫高窟第431窟中的“乘象入胎”和“夜半逾城”两幅作品与莫高窟相关的图像进行对比分析，又根据佛经、文献等资料，考证其应该分别为 “乾基罗”和“茂持罗”，即是《大方等陀罗尼经》所讲的梦王形象。这一发现颇有学术意义。

敦煌研究院民族宗教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王东博士《古藏文文献与唐代吐蕃经济史的构建》透过新疆及敦煌等地出土的古藏文社会经济文献，从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的发展水平以及商业贸易与货币经济的发展等方面窥见唐代吐蕃王朝基本经济状况及经济制度。

其他方面比较重要的论文有甘肃省博物馆李永平研究员与甘肃省委党校周银霞教授合撰《蒙元文物和陆上丝绸之路——以马可波罗、鄂里多克经过的甘肃、内蒙地段出土文物为中心》一文，以甘肃、内蒙出土的元代精品文物为对象，展示了马可波罗做经甘肃、内蒙地区元代的交通和社会宗教状况。并对其文物的来源和价值进行了论述。

西北民族大学文学院多洛肯教授《胡汉文化交融中的元代唐兀氏文人群体》从多民族文化交融的角度探讨元代唐兀氏文人群体之阵容与文学创作风貌，并分析元代唐兀氏文人群体兴起之成因。说明唐兀文人所取得的成就，不唯自身努力的结果，也是唐兀文学同汉文学及其他民族文学交流碰撞乃至融摄的结果。

玉门博物馆副馆长王璞《玉门市玉门镇古城调查初探》通过对玉门市靖逆卫城东新发现的一处古城墙遗迹进行实地考察，结合相关史料记载，判定玉门镇古城应是汉代乾齐县城、西凉会稽郡城、五代会稽镇、明代苦峪城所在城池，清代在城内新建靖逆卫城。

肃南县大河乡文化专干杜成峰《符号式岩画与游牧社会印记传统——以河西走廊榆木山岩画为例》对榆木山符号式岩画的艺术造型进行分析，认为河西走廊榆木山符号式岩画展现了河西人类社会从狩猎驯养到畜牧部落，再到晚期游牧民族三个不同历史阶段的人类图像文化，是游牧社会不断发展完善的必然产物。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界与社会学院院长祁进玉教授《一带一路”战略与西北民族走廊地域社会的多元文化、宗教与族群性研究——以土族与裕固族为个案》重点探讨西部民族走廊地带的多族群互动与族群间的彼此持续接触与文化涵化的情形，从而深入讨论多民族国家多族群互动与民族文化相互影响的史实。

五、小结

“‘裕固与敦煌’学术研讨会暨第四届裕固学研讨会”由敦煌研究院主办，由敦煌研究院民族宗教文化研究所和敦煌研究院科研管理处承办。在学术研讨之外，还组织了裕固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在这一环节中，裕固族非遗传承人和裕固族语言文化专职教师为全体与会的专家老师献上了裕固族民歌、裕固族服饰等方面精彩演出，成为本次研讨会与敦煌研究院历年主办的其他学术会议有所不同的特异之处。

裕固族服饰展示

会议规模较大，出席会议的120位代表分别来自全国11个省市区9个民族。与会代表既有专家学者，也有敦煌研究院、肃南裕固族自治县、临泽县、河西学院、兰州大学的相关领导，更有地方文化精英、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者，大家济济一堂，畅所欲言，共同探讨。会议形式丰富独特，不仅有主题学术会议，而且有裕固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还有敦煌数字电影展示、敦煌莫高窟实地考察等内容。会议主题广泛，收入的51篇论文中，不仅有可移动的文化（如裕固族文化），亦有不可移动的文化（如敦煌石窟），以及两者共同关注的宗教文化、信仰文化和裕固族敦煌学复合型文化。

裕固族民间工艺展示

此次会议显示外界对裕固族研究的认同，表明裕固学同其它学科的交叉渗透，如同敦煌学、蒙古学、突厥学、阿尔泰学、西夏学、藏学等等均有交集，是裕固学走向深入的标志和今后发展的方向，成为敦煌学新的增长点。此次会议得到敦煌研究院的大力支持，体现出敦煌学研究领域的扩展。通过会议的举办，联络起了裕固族研究的各方学者与团队力量，为敦煌学打开了一个新的窗口，更有助于裕固学学术地位的提升。

裕固族早期历史与文化一直与以敦煌为中心的河西走廊地区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未尝脱离这一地缘关系与历史文化背景，这些不惟蒙古学、元史学、回鹘学之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亦应是敦煌学研究的对象。敦煌学虽早已为国际显学，但其研究重点却一直围绕于魏晋南北朝至北宋时期，元明二代研究甚显薄弱。而与裕固族相关的新文献、文物却于敦煌、河西与黑水城一带多有发现，因而裕固族历史文化研究对于进一步充实敦煌学研究，推动其纵深发展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与意义。另外，敦煌作为古代裕固族文化之中心，也是该民族的发祥地和东迁出发地。会议就这一问题达成共识，将裕固族与敦煌学有机结合，二者相辅相成，势必会进一步推进裕固学研究与敦煌学研究之深入发展。

总之，大会安排紧凑、主题广泛、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受到与会专家学者的一致好评，深化和拓展了相关研究领域，有助于推进敦煌学、回鹘学与裕固学的深入发展，是一次成功的学术会议，为敦煌学辟一新领域，将方兴未艾的裕固族研究推向了新高峰

注释：

[1]胡小鹏：《试揭“尧呼儿来自西至哈至”之谜》，《民族研究》1999年第1期，第68-73页；胡小鹏：《元明敦煌与裕固族的历史关系》，《敦煌研究》1999年第4期，第118~131页；杨富学：《裕固族东迁地西至哈至为沙州瓜州辩》，《河西学院学报》2015年第6期，第1~10页。

[2]杨富学、李吉和：《近年国内裕固族历史文化研究述评》，《甘肃民族研究》1994年第2期，第24~34页；钟进文：《裕固语地名“西至哈至”考释》，《西北史地》1997年第2期，第1~5页。

[3]关于裕固族东迁山东，学界虽有所关注，但语焉不详。参见《裕固族简史》，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3页。

[4]敦煌研究院编：《敦煌石窟内容总录》，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26页；宿白：《敦煌莫高窟密教遗迹札记》，《文物》1989年第10期，第83页。

[5]赵声良：《莫高窟第61窟炽盛光佛图》，《西域研究》1993年第4期，第64页；谢继胜：《莫高窟第465窟壁画绘于西夏考》，《中国藏学》2003年第2期，第74页；沙武田：《莫高窟第61窟甬道壁画绘于西夏时代考》，《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第61页；关友惠：《敦煌宋西夏石窟壁画装饰风格及其相关的问题》，《2004年石窟研究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139-1140页；吴军、刘艳燕：《敦煌古代石刻艺术》，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41页：朱生云：《西夏时期重修莫高窟第61窟原因分析》，《敦煌学辑刊》2016年第3期，第123~134页。

[6]白玉冬、杨富学：《新疆和田出土突厥卢尼文木牍初探——突厥语部族联手于阗对抗喀喇汗朝的新证据》，《西域研究》2016年第4期，第39~49页。

编按：本文原刊杨富学编《裕固族文化研究》，甘肃文化出版社，第279-293页，2021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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