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富学 | 民族语文与民族史研究

语言是人们进行交际和沟通思想的工具，是民族的特征之一。中国民族众多，语言情况复杂。文字是记录和传达语言的书写符号，中华各族所使用文字多种多样，将现存的和已经“死亡”的加在一起，文字总数在30种以上，既有象形文字，也有音节文字、字母文字，更有来自汉字系统的方块文字，其中，比较著名的有佉卢文、焉耆文、龟兹文、粟特文、于阗文、突厥卢尼文、回鹘文、察哈台文、吐蕃文、西夏文、彝文、东巴文、老傣文、白文、水文、契丹文、女真文、回鹘式蒙古文、八思巴文、满文等。这些文字创制于不同时期，保存古籍文献多寡情况也各不相同；还有一些民族虽有自己的语言，但无文字，一直使用他族的文字，更有的直到1949年以前还处在刻木结绳的阶段，从未使用过任何文字，对自己的历史文化的记忆主要通过口耳相传。不管有无文字，也不管文字创制时代早晚及文献数量多少，各民族的语言文字都有其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是中华民族文化研究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民族语文之形成、使用与发展变化规律的研究，本身就是民族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世上现存或已消亡的语言、文字，他们的形成都不是词汇与符号的任意堆积，而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如维吾尔族，历史上曾使用过十多种文字，其文种之多，堪称中国之冠。在漠北回鹘汗国时期（744～840年），维吾尔族初兴，尚无自己的文字，主要借用突厥的卢尼文、中原的汉文及伊朗的粟特文。763年，摩尼教输入回鹘，并很快发展成为全民信仰的国教，于是，回鹘人便借用粟特摩尼教徒所使用的粟特文而创制了回鹘文，只是由于当时回鹘草昧初开，文风不兴，加上游牧生活的不稳定性，回鹘文未能流行开来，使用范围有限。840年，漠北回鹘汗国灭亡，部众西迁至文化高度发展的河西走廊、新疆及中亚地区。由于受到迁入地不同宗教信仰和不同文化氛围的影响，回鹘文化开始以地域之别而分道扬镳，西域、河西者盛行佛教文化，文字以回鹘文为主，同时兼行摩尼文、粟特文、突厥卢尼文、叙利亚文、汉文、婆罗迷文、吐蕃文、八思巴文等；[1]  而葱岭以西的喀喇汗王朝则在伊斯兰文化的影响下采用了以阿拉伯文字母为基础而形成的哈喀尼耶文，间或使用回鹘文。在察合台汗国统治时期，哈喀尼耶文逐步演变为察合台文，并进一步转化为现行的维吾尔文字。

突厥卢尼文《磨延啜碑》拓本画像（局部）

1981年柏孜克里克出土粟特文摩尼教文书

粟特文与回鹘文字母对照

生活环境的变迁及宗教信仰的更替，直接对回鹘语言产生了影响。如漠北回鹘汗国时期，回鹘语言主要受汉语及粟特语的影响，西迁以后，由于回鹘地处联系东西方交通的孔道上，东来西往的文化于此汇合，交相辉映，影响共施于回鹘，使回鹘语言中新增了比漠北时期多得多的外来语词汇，既有大量的汉语借词和梵语借词，也有一定数量的粟特语与吐火罗语借词，藏语、蒙古语，甚至中亚地区的大宛语等也都对回鹘语言产生了影响。社会历史环境的变化，是导致回鹘语言文字不断演变递嬗的前提与条件。

甘肃省博物馆藏回鹘文《阿毗达磨俱舍论实义疏》

八思巴文的形成与消亡，更能体现出社会政治因素的影响力。八思巴文创制于至元六年（1269年），是蒙古统治者推崇藏传佛教的产物。忽必烈时期，以藏传佛教萨迦派第五代祖师八思巴为“国师”，任命他以藏文字母为基础创制新的蒙古文字，以取代原来流行的回鹘式蒙古文，颁行全国，称“蒙古新字”，俗称“八思巴文”。八思巴文虽作为国字颁行全国，但难以推广下去。除去政治和文化传统因素外，主要是因为这种文字字形难以辨识，而且不如回鹘式字母更适用于蒙古语的语言特点，因为蒙古语毕竟和回鹘语一样，同属粘连语。易言之，八思巴文的创制既不适应社会的需要，也有违民族语文发展的自然规律，因此，尽管元廷三令五申用八思巴文“译写一切文字”[2] （也确曾用八思巴文译写过一些书籍，还转写过汉文、藏文等），但民间还是用汉字及回鹘式蒙古文。八思巴文最终还是主要应用于官方文件，后来随着元朝的灭亡而销声匿迹了，很快便成了一种“死文字”，存在时间前后还不到一个世纪。

泾川县八思巴文圣旨碑《镇海之碑》

作为记录语言的工具，任何一种民族文字的产生、使用到消亡，都不是孤立的现象，而是通过诸要素之间的互相联系和相互制约，从而形成一种组织严密的网络，历史的、宗教的、社会的，以至外来的影响和统治者的个人意志，都会对民族文字的发展演变起程度不同的作用，这些不容忽视的现象是历史研究，尤其是古代民族文化史研究中一项特殊而有意义的工作。

民族语文对民族史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里以黑龙江的名称演变为例。黑龙江，在隋唐时期以“黑水”见称，如《隋书》卷81载靺鞨七部中有“黑水部”，《新唐书》卷 220提到“他漏河，东北流入黑水”。那么，“黑水”后来何以演化成了“黑龙江”呢？学界长期不得其解。其实，“黑龙”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样为“黑色之龙”之简写，而是突厥语喀喇（qara）的音转。我国北方一些民族习惯把方位和颜色联系起来表示某种含义，如北方－黑色、南方－红色、东方－青色、西方－白色，而以北方为尊，从而尚黑，赋予“黑”以“伟大”、“辽阔”、“神圣”、“雄伟”等多种含义。“黑龙江”者其实是“喀喇江”的音转，为“大江”之意，而喀喇之本意为“黑”，故黑龙江又被称为“黑水”。清人西清撰《黑龙江外记》时将该江之得名归因于其水“掬之微黑”，显然为穿凿之辞。那么，俄国人何以又将该江称为阿穆尔江（Amur）呢？也需从民族语文中找原因。在达斡尔语中，黑龙江被称做har muru，因h音弱化而读作阿木鲁。俄国人称黑龙江为阿穆尔（Amur），显系达斡尔语har muru之转借。[3]

上世纪末叶，在甘肃天水市及陕西洋县等地发现了批量的大朝通宝银钱，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学界一般都认为该钱当铸于蒙古国初期，当时蒙古人自称“大朝”，故这种钱币的出现应与成吉思汗征西夏时曾在天水一带驻扎、休养有关，[4]  甚至更有人进一步认为，此钱当铸于天水，是当地在成吉思汗认可之下，以“大朝”名义而铸造的，用以满足流通中的需求。[5]  然而，笔者在观察这种钱币时却意外地发现，部分银钱的背面有八思巴文戳印。内容为汉文“宝”的音译。如所周知，八思巴文颁布于1269年，此后即被规定为元朝的官方文字。按照忽必烈最初的构想，是要用八思巴文“译写一切文字”的，[6]  即在用之拼写蒙古语外，还用以记录其他语言。现存资料证明，除蒙古语外，它至少还记录了汉语、藏语、梵语及回鹘语等多种语言。[7]  大朝通宝钱中的八思巴文戳印，就是以八思巴文拼写汉字的一个例证。八思巴文戳印的出现，庶几乎可以推翻大朝通宝铸造于蒙古国初期的定论。

大朝通宝钱背面蒙古文铭文

大朝通宝钱背八思巴文戳印

在民族史研究中，如果不能精通民族语言，对民族文献的利用只能转引他人的研究成果，难免会有犯错误的危险。俄国著名学者巴托尔德曾针对突厥文碑铭的历史学价值论述道：“碑铭除了其语言学意义外，对历史学家的意义也并不小，如八世纪突厥的自述，在许多方面充实了汉文史料的记载。然而，必须记住，从丹麦语言学家汤姆森发现解读碑文的钥匙起，虽已过去了三十多年，研究工作还远未结束，许多地方的解释仍有争论。如果离开语言知识，以现有的译文为基础把碑文当作历史文献来利用，这种尝试可能得出并已经常常得出截然错误的历史结论。”[8]  即使到了今天，我们对突厥碑铭的译释和研究仍不能说已达到尽善尽美，仍有许多工作要做，以碑铭为基础而得出的历史结论，有的还待于进一步验证。

这类例子是很多的，在这篇短文中不能枚举，仅从上举数例中即不难窥见民族语文在民族史研究中的独特价值。

当然，对民族史研究来说，民族文字文献所提供的丰富而真实的资料是最为重要的。

在我国少数民族古文字中，以佉卢文使用的时代最早，在公元前即已由印度传入我国，2～4世纪通行于新疆鄯善、于阗地区，文书分为木质简牍、纸质文书、帛书、题记、碑铭和汉佉二体钱币六种；内容涉及地方管理、国王赦渝、各种契约、身份证明、簿籍帐历、公私信札和佛经等。[9] 对于新疆，尤其是鄯善国历史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尼雅出土佉卢文简牍

稍晚于佉卢文的是彝文，大致形成于汉代（一说唐代）。古彝文拥有比较丰富的文献，现存最早的文献为明嘉靖十二年（1533年）的《禄劝堑字崖彝文碑》和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的《千岁衢碑记》。此外，还有大量的古彝文文献抄本和少数木刻本、石印本等。内容包括历史传说、家族谱谍、地理、堪舆、医药、农技、工艺、诗歌、神话、散文、民间故事、格言谚语、天文律历、占卜、宗教祭祀等。多鸿篇巨制，如《指路经》就是其中卷帙较多的一种经籍，在各地区彝族中流传广泛，影响甚大。这是彝人给亡故者举行祭祀活动时念诵的一种经文，集天文、地理、历史、文学、艺术为一体，包罗万象，是研究彝族古代社会的重要资料之一。指路就是指引亡者灵魂从居住地沿着古代彝族迁徒路线，回归到祖先聚居的地方，与祖先的亡灵团聚，这对研究彝族的族属渊源及迁徙史有极其重要的价值。沿着该文献所述彝族先民的迁徙路线，可以了解不同地区的地理风貌、社会习俗、植物、气候等情况；同时，还可以了解历史上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交往，可在一定程度上填补汉文文献记载的空白。[10]

贵州大方县明嘉靖彝文碑崖刻《千岁衢碑记》

在我国众多的少数民族古文字中，东巴文具有突出的地位。这是一种原始的图画象形文字，主要为东巴教徒传授使用，书写东巴经文，故称东巴文。纳西语称之为“深究鲁究”，意为“木石的记号”，见木画木，见石画石，取象于事物之形。东巴文创始于唐代（一说11世纪），至今已有上千年的历史，大约有1400个单字，至今仍为东巴（祭司）、研究者和艺术家所使用，被当今学者们认为比巴比伦楔形文字、古埃及圣书文字、中美洲玛雅文字和中国甲骨文字显得更为原始古朴，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仍然活着的象形文字，被视为全人类的珍贵文化遗产。这种古文字对于研究比较文字学和人类文化史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是人类社会文字起源和发展的“活化石”。用东巴文书写的东巴经典很多，内容包括祭风经、求寿经、开丧经、超荐经、祭龙王经、除秽经、消灾经、零杂经等。这些文献保存了原始宗教史的丰富资料，记载了纳西族祖先的社会生活和文化创造，也记录了不少有关事物起源和鬼怪来历的故事，尽管这些文献大多内容荒诞，从中很难找到社会情况的真实反映，但却是研究原始宗教不可多得的资料，对认识纳西族的古代文化，对研究人类认识发展史，也都有很大的价值。[11]

东巴文字

对于王朝史的研究来说，西夏文的重要性鲜有匹者。西夏立国长久，地域广袤，文化昌明，但由于辖境局限于西北，未能像辽金那样将势力扩张到黄河流域，故元人在修史时，从大一统的史观出发纂修了辽、宋、金三史，将三个朝代置于平等的地位，而独没有为西夏写出一部分量同样足观的纪传体专史，只在三史的《外国传》中以少许篇幅专载西夏史事，致使西夏史料很快湮灭亡佚，给西夏历史文化的研究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损失，以致于后世学者在研究西夏历史文化时不得不把重心放在对内蒙古额济纳旗黑城遗址、宁夏灵武、甘肃敦煌等地出土西夏文文献的解读和考古新资料的发现上。保存至今的西夏文文献种类繁多，既有法律、历史、文学、医学著作，也有字典、辞书、官私应用文书，还有碑文、石刻、题记、印牌钱币等，而数量最多的则是各种佛教经典。[12]  这些丰富多彩的文献，充分证明了西夏文化的高度发展，同时也为西夏社会结构、经济状况、宗教艺术、民族关系等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俄藏黑水城西夏文文书《天盛改旧新定律令》

过去所能见到的西夏史料，多系史家辑录的第二手、第三手的汉文资料，虽不乏其价值，但内容零散，百不存一，可靠性差，而且，所述内容多以西夏与周边宋、辽、金之关系为主，述及西夏自身的历史却极少；政治、军事稍多一些，经济、文化偏少。新发现的西夏文文献均出自西夏人之手，其内容多反映西夏的历史和文化，不仅有详细的军事内容，也包括众多的经济、文化方面的资料。如著名的西夏文《天盛改旧新定律令》，详尽地记录了西夏的行政法、军事法和经济法的系统内容，是汉文史料所不载的，非常难得。[13]

我国历史悠久，民族众多，语言情况复杂，文字种类繁多，为世之少有。研究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不仅对于了解各民族的文化渊源、语言文字的发展演变规律及民族间的文化交流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历史研究，尤其是民族史研究来说，也是具有特殊意义的。

注释：

[1] 杨富学：《回鹘文献与回鹘文化》，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107～139页。

[2]《元史》卷202《释老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4518页。

[3]  参见刘凤翥：《“阿穆尔”源于契丹语的“黑水”说》，载《黑龙江文物丛刊》1984年第4期，第82页。

[4]  徐渊：《谈“大朝通宝”与“大朝合金钱”》，《元代货币论文选集》，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52～255页；张忠山主编：《中国丝绸之路货币》，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42页。

[5]  邹志谅：《大朝通宝银钱研究》，提交“西夏货币与丝绸之路货币”学术研讨会论文（银川，2007年9月）。

[6]《元史》卷202《释老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4518页。

[7]  照那斯图、杨耐思：《八思巴字研究》，《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377页。

[8]  转引自[苏]С. Г. 克利亚什托尔内著，李佩娟译：《古代突厥鲁尼文碑铭——中亚细亚史原始文献》，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5页。

[9]  马雍：《古代鄯善、于阗地区佉卢文字资料综考》，《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6～49页。

[10]  果吉·哈宁、岭福祥主编：《彝文〈指路经〉译集》，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年，前言。

[11]  林向萧：《东巴经与纳西族古代文化》，《东巴文化论集》，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7～15页；和志武：《从象形文东巴经看纳西族社会历史发展的几个问题》，《东巴文化论集》，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89～222页。

[12]  史金波：《西夏文概述》，《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142～168页。

[13]  史金波：《西夏学与国学》，《中国少数民族古籍论》，成都：巴蜀书社，1997年，第35页。

编按：本文原刊《郑州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第120～122页，图片为微信版编辑添加，如若引用请参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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