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富学 刘源 | 鄯善国与丝绸之路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摘要：鄯善国本为西域古国之一，作为古代丝绸之路交通枢纽，对东西方文明交流曾起重要作用，楼兰、鄯善文明同样伴随着东西方文化于此交融而展现多元。20世纪初西方探险家深入新疆腹地进行大规模考古发掘，于塔里木盆地南缘各遗址中发掘出大批佉卢文、汉文简牍文书，为鄯善国研究提供了第一手翔实的材料。百年来，围绕楼兰、鄯善与丝绸之路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方面的研究，尤其结合出土文书与传统文献、考古资料进行的对比研究，呈现出前所未有活跃之势，成就斐然。对鄯善国于丝绸之路所处地位及其关系的研究进行回顾，并就鄯善国作为东西方文明于丝绸之路相互碰撞与融合重要的见证者、参与者角色取得进一步认知，对于未来进一步的研究势必具有一定推动作用。

关键词：鄯善国；丝绸之路；经济；宗教；文化；综述；

丝绸之路是世界上最早开通，连接欧亚大陆众多文明的交通要道。作为古代欧亚商贸通道，丝绸之路不仅使东西方物质文明得到交流，促进了丝路沿线诸国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同时亦促进了东西方精神文明的相互碰撞与融合。古代西域各国，作为东西方物质与精神文明汇集之地，更是见证与参与丝绸之路交通史诸多不朽，首屈一指，为鄯善国。

鄯善国地处丝绸之路西域道之要冲，其国境位于今新疆塔里木盆地东南部，疆域西至今和田地区民丰县一带，向东则达塔里木盆地东端的罗布泊地区。鄯善国本名楼兰（Krorayina），汉张骞西域凿空，楼兰王国与中原王朝始有接触，时楼兰亦处于匈奴威慑之下，故两属于汉王朝同匈奴以求自安。至汉昭帝元凤四年（前77年）傅介子入楼兰刺杀国王安归，立尉屠耆为王并改国名为鄯善，迁都扜泥城（今新疆若羌附近），鄯善国终为汉王朝所辖。东汉末年，鄯善国逐步强大并间接吞并周邻小国，成为西域强权。时鄯善国与中原联系紧密，魏晋之时屡次遣子入侍，中原王朝亦征召军民入鄯善国内屯戍。后至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三年（442年），沮渠无讳军队大举进攻鄯善国，王城扜泥被攻陷，王廷流亡至且末，鄯善国史至此实已终结。

鄯善国史于传统史籍文献中所能寻觅之轨迹甚少且往往语焉不详，20世纪初，以匈牙利探险家斯坦因（A. Stein）为代表的一批国外探险家进入我国新疆腹地进行考察发掘，先后发现楼兰、尼雅、安迪尔、米兰等具有一定规模的古城遗址、佛教寺院遗存，并伴有数量庞大的来自中原与西方的陶器、丝织品、金银器等珍贵文物出土。最可贵的是在楼兰、尼雅等遗址中发掘出土大批以佉卢文、汉文写就的简牍文书，这批文书的发现为鄯善国史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材料，亦拓宽了丝绸之路史研究的视野，构成日后研究楼兰、鄯善与丝绸之路史地之基础。百年来，东西方学者围绕新疆境内考古遗存与出土文书所进行的鄯善国以及丝绸之路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尤其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在鄯善国与丝绸之路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方面联系的研究，涌现出一大批极具代表性的学术专著与论文。

鄯善国时期势力范围（图源：@星球研究所）

一、鄯善国出土文书与古文献研究

鄯善国与丝绸之路的研究，立足于这一地区的考古研究，出土文书的释读以及传统文献的整理之上。自斯坦因在尼雅、楼兰等遗址获得数目庞大的佉卢文文书起，学界对它的整理与释读工作即已开始。佉卢文源自古代印度西北部犍陀罗地区，其亦被学界称为犍陀罗语（Gāndhārī），这种文字于公元三世纪流行于塔里木盆地于阗、鄯善等国，鄯善国亦将之作为官方文字。斯坦因发现的这批佉卢文文书，以国王敕谕、籍帐、信函为主，所记内容上到国王手谕，下至百姓家书，涉及鄯善国政治、经济、社会、宗教、文化方方面面，这亦使佉卢文文书的释读与研究成为西域鄯善国研究的重要方面。

斯坦因带回欧洲的佉卢文文书由英国语言学家拉普逊（E. J. Rapson）联合波叶尔（A. M. Boyer）、塞纳（E. Senart）等学者率先整理与释读，可释读者有762件，他们于1920至1929年陆续出版《斯坦因爵士在中国新疆发现的佉卢文文书(Kharoṣṭhī Inscriptions Discovered by Sir Aurel Stein in ChineseTurkestan)》三卷[1]，后拉普逊弟子语言学家贝罗（T.Burrow）将这些文书内容翻译成英文并于1940年出版《新疆出土佉卢文残卷译文集(A Translation ofthe Kharoṣṭhi Documents from ChineseTurkestan)》[2]，后辈学者进行佉卢文文书研究亦多参照其译本。贝罗还依据拉普逊所整理斯坦因第四次中亚考察所获佉卢文文书照片整理并释读了16件发表《尼雅出土佉卢文文书别集(Further Kharoṣṭhi Documents from Niya)》一文[3]。贝罗在佉卢文研究方面的突出贡献还在于其1937年完成的论文《新疆出土佉卢文文书之语言(The Language of the Kharosthi Documents from Chinese Turkestan)》[4]  在佉卢文语言研究方面为后辈学者提供了绝佳的语法研究范本。佉卢文文书的释读与研究方面近有美国学者邵瑞祺（Richavd Saloman）释读的三件新发现的佉卢文文书。[5]   林梅村于1988年出版《沙海古卷——中国所出佉卢文书（初集）》，[6]  对拉普逊等人刊布的佉卢文文书进行的重新整理与翻译，且林先生译本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贝罗译本中一些不足与错误，两种译本可相互补注。林梅村先生长期致力于佉卢文文书的释读与研究，随着考古发掘工作的深入陆续出土新的佉卢文文书，林先生都参与释读工作，此外他还积极整理各国馆藏文书并进行研究，成果卓著：

《楼兰新发现的东汉佉卢文书考释》，《文物》1988年第8期，第67~70页（收入氏著《西域文明——考古、民族、语言和宗教新论》，东方出版社，1995年，第189~196页）；

《新疆尼雅发现的佉卢文契约考释》，《考古学报》1989年第1期，第121~139页（收入氏著《西域文明——考古、民族、语言和宗教新论》，东方出版社，1995年，第164~188页）；

《新发现的几件佉卢文书考释》，《中亚学刊》第3辑，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64~70页；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藏佉卢文书译文》，中日日中共同尼雅遗迹学术考察队编著《中日日中共同尼雅遗迹学术调查报告书》第二卷，京都：中村印刷株式会社，1999年,第227~244页；[7]

《尼雅96A07房址出土佉卢文残文书考释》，《西域研究》2000年第3期，第42~43页；

《大谷探险队所获佉卢文藏文双语文书》，氏著《古道西风——考古新发现所见中西文化交流》，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410~437页；

《新疆营盘古墓出土的一封佉卢文书信》，《西域研究》2001年第3期，第44~45页；

《勒柯克收集品的五件犍陀罗语文书》，《西域研究》2004年第3期，第72~82页（收入氏著《松漠之间——考古新发现所见中外文化交流》，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150~165页）；

近年经由段晴[8]、皮建军[9]、张雪杉[10]、关迪[11] 等学者研究又有多件馆藏佉卢文文书得到释译，段晴、张志清主编《中国国家图书馆藏西域文书——梵文、佉卢文卷》[12]  出版，释译与刊布了国家图书馆藏四件佉卢文契约与信札文书，尤其对一些佉卢文词汇给予新的解释，这些都为佉卢文文书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新材料。

佉卢文文书不断被整理、释读与刊布的同时，佉卢文文书的研究工作也逐步深入。英国著名东方学家托马斯(F. W. Thomas) [13]  曾撰文对佉卢文文书中一些词汇进行了考释，尤其他在对安迪尔遗址出土的Kh.661契约文书在语言、年代以及文书所记于阗讯息进行了分析与探讨，这件文书早前由诺布尔（P.S.Noble）[14]  着手释译，亨宁（W.B.Henning）[15]  对其年代作了初步考证，这些亦为后来Kh.661的研究有着较为重要的借鉴。印度学者阿格华尔（R.Ch.Agrawala）于上世纪50年代发表多篇学术论文针对佉卢文文书所记载鄯善国妇女、度量衡、奴隶、税收、纺织品、钱币、家信、僧侣等问题进行了系统整理与研究：

Position of Women as depicted inthe Kharoṣṭhī documents from Chinese Turkestan, Indian Historical Quarterly, Vol. 28, no. 4, 1952, pp. 327-341（[印]阿格华尔著，徐烨、文俊红译：《新疆出土佉卢文简牍所见妇女的处境》，达力扎布主编：《中国边疆民族研究》第8辑，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29~238页）；

A Study of Weights and Measures inthe Kharoṣṭhī Documents from Chinese Turkestan, Journalof Behar Research Society, Vol. 38, 1952, pp. 364-365;

Position of Slaves and Serfs as depicted inthe Kharoṣṭhī Documents from Chinese Turkestan,IndianHistorical Quarterly, Vol. 29, no. 2, 1953, pp. 97-110（[印]阿格华尔著,杨富学、徐烨译：《新疆出土佉卢文文书所见奴隶和农奴的处境》，达力扎布主编《中国边疆民族研究》第7辑，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02~310页）；

Form of Taxation as depicted in theKharoṣṭhī Documents from Chinese Turkestan,IndianHistorical Quarterly, Vol. 29, no. 4, 1953, pp. 340-353;

A Study of Textiles & Garmentsin the Kharoṣṭhī Documents from Chinese Turkestan, Bharatiya Vidhyã, Bombay, Vol. 14, 1953,pp. 75-94;

Numismatic Data in the Niya Kharoṣṭhī Documentsfrom Central Asia,Journal of the NumismaticSociety of India, Vol. 16, no. 2, 1954, pp. 219-230;

Some Family Letters in Kharoṣṭhī Scriptfrom Central Asia,Indian Historical Quarterly,Vol. 30, no. 1, 1954, pp. 50-56;

Buddhist Monks in Chinese Turkestan, in Sarupa Bharati, or the Homageof Indology, being the Lakshmana Sarup Memorial Volume, ed. J. N. Agrawal andB. D. Shastri, Hoshiarpur: Vishveshvaran andVedic Research Institute, 1954, pp. 175-183（[印]阿格华尔著，杨富学、许娜译：《佉卢文书所见鄯善国佛教僧侣的生活》，《甘肃民族研究》2006年第4期，第100~104页）。

近有美国学者艾特伍德（Christopher Atwood）于1991年发表《公元三至四世纪精绝的生活：民丰（尼雅）以北出土犍陀罗语文书资讯考察（Life in Third-fourth Century Cad’ota: Asurvey of information gathered from the Prakrit documents found north ofMinfeng [Niyä]）》，[16]  通过对佉卢文文书的细致研究还原了公元三至四世纪位于鄯善国境西南部精绝地区的社会风貌，并就当地地理、政治、经济、社会、宗教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我国学者着手佉卢文文书的研究要晚于西方，自上世纪80年代初以来，国内不断有学者投入对佉卢文文书及鄯善国史的研究中，在佉卢文文书的研究方面获得了诸多成果。季羡林先生在《吐火罗语与尼雅俗语》中论及以佉卢文的书写，指出其所书语言系吐火罗语、龟兹语等语言混合于其中的尼雅俗语，作为鄯善国的通行语言，并认为它属于印欧语系印度语言中的一种[17] 。马雍先生亦较早开始着手佉卢文文书的研究[18] ，就佉卢文文书的年代，流传以及部分文书作了较为系统的介绍与专题研究。此外赵俪生所作《新疆出土佉卢文简书内容的考释和分析》[19]  对佉卢文文书中Supi人人种、鄯善国政治经济状况及都护制等问题进行了探讨，虞明英《新疆所出佉卢文书中的Supi人》[20]  亦对佉卢文文书所记Supi人进行了专门研究。土登班玛《鄯善佉卢文书所见王号考——兼论所谓“侍中”》[21]  则就文书中所提及的鄯善王号进行了系统的整理与分析，并对王号源流进行了考证。佉卢文文书的年代研究另一部重要著作为孟凡人先生所著《楼兰鄯善简牍年代学研究》[22]，他对楼兰、尼雅出土的汉文、佉卢文文书年代进行考释，尤其对已刊布佉卢文文书的纪年构成、文书所记人物、职官以及鄯善王统等问题作了深入研究。刘文锁曾就佉卢文文书按照书写材料、文书形制、记录内容对佉卢文文书进行分类，并作相关问题的探讨，[23]  近年其著《沙海古卷释稿》[24]  即对佉卢文文书所记鄯善国体制、土地制度、法律、宗教、度量衡等问题结合考古资料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其中诸多观点十分新颖。此外陈明《一件新发现的佉卢文药方考释》[25]  对照梵文、于阗文、回鹘文就佉卢文书中处方进行考证并得出此方中融合了希腊、印度及中原之文化因素，意义重大。王冀青《拉普生与斯坦因所获佉卢文文书》[26]  则对斯坦因所获佉卢文文书研究者英国学者拉普逊（E. J. Rapson）之研究生平，以及斯坦因第四次中亚考察所获文书之经历作了介绍。此外陈明新著《文本与语言——出土文献与早期佛经比较研究》[27]  对近年新出犍陀罗语佛教写卷研究状况进行了介绍，并对部分写卷内容、语言及译本等方面进行了比较研究。

在众多投身于佉卢文考释与研究的学者中，以林梅村先生成就最著。林先生对文书研究之深入，从文书的流散，到佉卢文文书所见鄯善国王世系、王室纪年、城市地理、语言等诸多方面的研究皆有所突破，举其要者有：

《佉卢文书及汉佉二体钱所记于阗大王考》，《文物》1987年第2期，第35~43页（收入氏著《西域文明——考古、民族、语言和宗教新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年，第279~294页）。

《中国所出佉卢文书研究综述》，《新疆社会科学》1988年第2期，第81~91页。

《新疆佉卢文书释地》，《西北民族研究》1989年第1期，第72~80页。

《佉卢文时代鄯善王朝的世系研究》，《西域研究》1991年第1期，第39~50页（收入氏著《西域文明——考古、民族、语言和宗教新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年，第324~343页）。

《中国所出佉卢文的流散与收藏》，《考古》1992年第1期，页76~79页（收入氏著《西域文明——考古、民族、语言和宗教新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年，第156~163页）

《丝绸之路上的古代语言概述》，氏著《西域文明——考古、民族、语言和宗教新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年，第133~155页。

《长安所出佉卢文题记考》，氏著《西域文明——考古、民族、语言和宗教新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年，第197~208页。

《楼兰鄯善王朝的最后所在地》，侯仁之主编《燕京学报》新3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57~271页（收入氏著《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290~304页）。

《尼雅新发现的鄯善王童格罗迦纪年文书考》，马大正、杨镰主编《西域考察与研究续编》，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96~216页；《新疆文物》1998年第2期，第39~48页（收入氏著《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178~197页；李伯谦主编《北京大学百年国学文粹·考古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552~563页）。

《且末所出鄯善王安归伽纪年文书考》，《宿白先生八秩华诞纪念文集》，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135~145页（收入氏著《松漠之间——考古新发现所见中外文化交流》，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137~149页）。

斯坦因三次中亚考察在楼兰、尼雅遗址亦发掘出土一定数量汉晋时期的汉简文书，这批文书首先由法国学者沙畹（E.Chavannes）进行研究并发表《斯坦因在新疆沙漠所获汉文文书(Les Document Chinoise Découvertspar Aurel Stein dans les Sables du Turkestan Oriental)》[28]  引起国际学术界轰动，嗣后，国内王国维与罗振玉两位先生[29]  对这批简牍资料进行了十分深入的考释，为楼兰尼雅汉简的研究作出重要贡献。再后，东西方陆续有学者对这些汉简文书进行整理与研究，值得注意的是近有林梅村先生综合前人著作中汉文文书并集中整理编成《楼兰尼雅出土文书》[30] ，并对各家刊布文书编号与出土号进行对照，重新校订了释文，可谓贡献卓著。此外围绕这批汉简文书的研究，胡平生《楼兰出土文书释丛》[31] 、《楼兰木简残纸文书杂考》[32] 、《魏末晋初楼兰文书编年系联（上下）》[33]  对楼兰汉简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时间排序，并对其中部分进行了考释研究。孟凡人《楼兰古城所出汉文简牍的年代》[34] 则对楼兰出土汉简之年代作了考证，林梅村[35] 对一件尼雅汉简所记大月氏使者朝汉之事进行考释，并认为该简应属西汉时期，此亦为西汉之西域考古提供了新资料。此外上世纪90年代位于甘肃敦煌与瓜州交界的悬泉置遗址曾出土上万件汉简，内容广涉皇帝诏书及往来使臣、商旅记录等，悬泉置于汉代作为王朝边关的官方驿站，是西域各国使臣出入中原必经之地，悬泉汉简中亦有不少关于楼兰、鄯善的内容，后来陆续有学者参考该资料就相关问题进行研究，值得注意的是张俊民在其近作《西汉楼兰、鄯善简牍资料钩沉》[36] 中综合前人对悬泉汉简中楼兰、鄯善内容的研究并系统整理了与之相关的数份汉简文书，为楼兰王入朝，依循屯田及伊循都尉设立等问题研究提供了一些新的资料。

在传统文献中就鄯善相关内容资料的整理方面，冯承钧先生早年将传统文献中关于鄯善国的史料进行收集，并加以考证，编就《鄯善事辑》[37] ，他在另一篇文章《楼兰鄯善问题》[38]  中结合史籍与考古资料对楼兰鄯善地域、城池、疆界作了考证，为鄯善国史研究奠定了史料基础。近年由陈世明、吴福环主编的《二十四史两汉时期西域史料校注》[39] 、余太山主编《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研究》[40]  与《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要注》[41]  对于历代正史中西域传，以及涉及西域的史料进行了重新校注与研究，为传统史籍所见楼兰、鄯善史料研究提供了新的信息与便利。

二、鄯善国及其与丝绸之路关系研究

鄯善国以及之前楼兰王国，皆处西域与汉交通要冲，战略地位极其重要。日本学者长泽和俊[42]  较早开始对于楼兰、鄯善国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方面内容进行研究，尤其对于佉卢文文书的分析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黄文弼先生《两汉通西域路线之变迁》[43] 、《古楼兰国历史及其在西域交通上之地位》[44]  两篇文章亦较早涉及西域交通的研究，依据传统文献记载对楼兰鄯善于汉晋时期在西域南北两道中所处地位的变迁作了详细分析与考察，于后世丝路交通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孟凡人《楼兰新史》[45]  另辟蹊径将楼兰从鄯善国史分离，而专以楼兰地区为研究对象。孟先生在本作中就汉通西域初楼兰地区的土著文化，两汉楼兰之屯的历史、地理分析，楼兰古城之性质方面提出许多新颖观点，尤其书中言自元凤四年楼兰国更名鄯善及至前凉末，楼兰地区实际为中原各时期政权所把持，虽隶属鄯善，却于行政上同鄯善之管辖有所区别的观点，使楼兰地区的历史自成体系，实开启楼兰历史书写之新篇章。

长泽和俊《丝绸之路史研究》[46]  所收入作者多年来对丝绸之路所进行的专题研究成果，尤其对于佉卢文文书的年代，楼兰国史，鄯善国之驿传制度，包括张骞、甘英、法显等人的西行等问题所进行的研究，皆取得了突破。余太山先生所著《两汉魏晋南北朝与西域关系史研究》[47]  以汉朝至隋朝各个历史时期中原与西域的政治关系为主要内容进行了梳理，并对张骞、甘英西使、通西域路线等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由他主编的《西域通史》[48]  亦对鄯善国历史、文化、宗教等方面进行了分析与定义。此外与之相关著作还有近年石云涛著《三至六世纪丝绸之路的变迁》[49]，对魏晋南北朝时期中西交通新路线的开辟，交通条件的发展，丝路沿线各城市间的连接，丝路贸易的发展等方面问题进行考察，并同两汉时期中西交通贸易状况作了较为广泛的对比分析。耶鲁大学教授韩森(ValerieHansen)新著《丝绸之路新史(The Silk Road: A New History)》依据新刊资料基础上给予丝绸之路史研究新的视角，她对丝绸之路作为国际贸易商道重要性问题予以否定，强调丝路在语言、宗教、技艺等方面的传播意义，尤其论及丝绸之路往来贸易关系时，强调其贸易的当地性以及地区间的较小规模交易[50] 。韩森教授之观点虽有待进一步商榷，但值得注意，特别是在研究鄯善国同丝绸之路经济联系方面，有助于我们对二者之联系进行重新认识。

1.鄯善国与中原王朝关系研究

自汉昭帝元凤四年（前77年）傅介子刺楼兰王而后更名楼兰为鄯善，中原王朝同鄯善国便始终保持着相对稳定的联系。汉晋时期的中原王朝在鄯善境内进行屯田，屯田之法自汉朝起作为中原王朝保障丝路畅通以及对西域直接管理的手段之一，对包括鄯善国在内的西域诸国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日本学者长泽和俊在《论所谓晋之西域经营》中结合尼雅、楼兰遗址出土的汉简与文献记载，对魏晋时鄯善境内屯戍进行对比，认为晋对西域之经营实际是继承魏之屯戍，并给予诸国王以“晋守侍中大都尉，奉晋大侯”的职位，使之隶属于晋[51] 。伊藤敏雄[52]  从屯戍构成、口粮支付、器物发放、屯戍活动、西域经营等五个方面问题对楼兰、尼雅出土汉文文书进行系统整理与论述，孟凡人在《魏晋楼兰屯田概况》[53]  中详细分析了魏晋时于楼兰城屯田的规模，戍卒人员，生产率等问题，并探讨了西域长史机构职官系统与设立基础。张德芳[54]  从悬泉汉简入手，对两汉时期包括伊循在内各地屯田的记载作深入分析，勾勒出两汉西域屯田状况的总貌，并对西域屯田的意义作了阐述。李炳泉结合悬泉汉简资料同传世文献分析认为，西汉昭帝元凤四年后不久开始屯田依循并不断扩大规模，是汉中央同匈奴争鄯善所做的选择，亦为有效控制西域南道[55] 。伊循屯田的直接目的是为了控制鄯善国进而威慑南道诸国，客观上也推进了西域经济的发展，促使西域都护的建立和巩固，并在同南道诸国及中亚国家的政治交往和商贸往来方面起到积极作用。

近年肖小勇所作《楼兰鄯善与周邻民族关系史述论》就汉晋时期楼兰鄯善在其历史发展中同汉晋王朝、匈奴及于阗、莎车等西域邻国之关系进行了论述，强调楼兰鄯善居于其中所具有的地缘战略意义，并指出同匈奴、中原王朝之臣属关系主导着鄯善国历史进程，而与周邻诸国之联系次之[56] 。张德芳则从悬泉汉简中发现，自楼兰国至鄯善国时期，皆有国王途径悬泉置到汉朝的记录，并指出汉设西域都护府管理西域后，鄯善与汉朝保持了频繁的使节往来与朝贡关系，其既受西域都护管理，又作为特殊地区入汉朝见天子，保持政治上的往来及丝路畅通[57]。

鄯善国与中原交流的不断深入亦使得汉文化逐渐融入鄯善社会并成为其文化的一部分，对于汉文化在鄯善等国传播的研究，汪宁生《汉晋西域与祖国文明》[58]  较早结合汉文、佉卢文文书，从农业、手工业、商贸及语言文字等方面就汉晋时期中原对于鄯善等国的影响进行研究，刘文锁《汉文化与古代新疆》则从汉文化的先进生产力发展水平入手，结合新疆各地区的考古资料认为，自汉至唐中期汉文化之于西域从开始接触到占据统治地位，呈现一种不断上升之趋势[59]。林梅村《尼雅汉简与汉文化在西域的初传——兼论悬泉汉简中的相关史料》则将尼雅所出39件汉简进行了释读与年代分组，进一步确定西域诸国最初使用的官方文字为汉文，且塔里木盆地古代居民使用汉字的历史至少在公元前二世纪末至前一世纪初[60]。

2.鄯善国与印度贵霜关系研究

鄯善国与贵霜帝国的关系几乎不见于传统文献记载，在对尼雅、安迪尔、米兰等遗址发现的贵霜佛教建筑以及出土的佉卢文书研究中，鄯善与贵霜之关系是学术界争论较多的问题。鄯善国所通行的文字是来自印度西北的佉卢文，所奉行的宗教是来自印度的佛教，且鄯善国境内考古屡见带有印度文化因素的遗存。关于印度贵霜文化传入塔里木盆地，传入鄯善的方式，这一问题在学界形成三种意见：

贵霜曾统治鄯善国：英国学者布腊夫（J. Brough）最早提出鄯善国与贵霜之间存在着直接的联系，尤其认为在公元2世纪后半期鄯善国曾被贵霜帝国统治，并以此视作佉卢文传入鄯善的原因，[61]  此观点在国际学术界广受关注与认同，后长泽和俊在《楼兰王国史研究序说》中又发展这一理论将鄯善划分为两个王朝，即公元前55年从属于西汉的第一王朝和2世纪后半期被来自贵霜的移民所统治而从属于贵霜帝国的第二王朝，其认为直至公元230年贵霜为萨珊王朝所灭，鄯善第二王朝得以独立，后为晋所统[62]。此外美国学者希契在《贵霜与塔里木》中引用多位学者之论证证明贵霜统治塔里木盆地之说，并指出贵霜大约于公元90—125年间曾统治了塔里木盆地[63]。

贵霜移民流寓中国：马雍先生曾在《东汉后期中亚人来华考》中考证认为公元2世纪贵霜境内的月氏人曾成批迁至中国各地侨居，尤其他结合227年蜀丞相诸葛亮诏书认为其中所提及“凉州诸国王各遣月支、康居等二十余人诣受节度”当指西域鄯善、于阗王及其来自贵霜的贵族臣属，鄯善之使用佉卢文亦与这些侨民有关[64]。王炳华就佉卢文书中出现所谓“贵霜军”字样结合文献记载分析认为三国时期有贵霜王国移民进入西域，并作为一支寄寓力量受当地王国管制，并对鄯善国的统治产生过一定影响[65]，这仅能证明贵霜帝国与西域有密切联系，难圆统治之说。孟凡人先生《贵霜统治鄯善之说纯属虚构》[66]  则更为详实地指出“贵霜统治鄯善”说时间上的漏洞，并结合传统文献重新分析佉卢文资料记载，对所谓“鄯善第二王朝”之说提出反驳。林梅村先生《贵霜大月氏人流寓中国考》论及加盟鄯善的贵霜难民问题时，就“贵霜统治鄯善”之说从佉卢文的记载，佉卢文传入鄯善国后语法的改变等方面更进一步分析并否定了这个命题，并结合出土文物与文书分析认为楼兰与尼雅一代发现的寺院遗址以及犍陀罗艺术风格遗物同东汉末年在鄯善活动的贵霜人有关[67]。

丝路交通的商贸传播：印度学者米克尔杰在《有关鄯善王国与贵霜帝国的佉卢文书》中就新疆和田所出“汉祛二体钱”与印度帕提亚铸币的联系以及对佉卢文文书研究推测，在贵霜帝国势力东扩以前，佉卢文已传播至鄯善地区，同时他认为鄯善国宗教、文化、行政管理长期受印度影响，以鄯善国位于丝绸之路要途，贵霜帝国全盛时借由商贸之路其宗教、文化得以东传，贵霜帝国同鄯善自有所接触与影响，但并非统治[68]，后来陆续有学者亦将商贸传播与宗教传播视作印度文化传入塔里木盆地两个重要的途径。

宗教与商业贸易向来是东西方文化传播与交流的重要载体，丝绸之路商贸一定程度上讲地域性较强，东西方文化在传播的过程中本身所带有的多地区文化因素便是一种迹象。关于印度宗教、文字、艺术经由丝绸之路商贸交通而传入塔里木盆地是为今后之研究所应格外注意的一个因素。

三、鄯善国经济与丝路贸易研究

随着鄯善国同中原王朝关系的日益密切以及东西方商旅的往来交流，鄯善国经济结构随着丝绸之路贸易的不断发展而相应地改变。殷晴先生近年著《丝绸之路与西域经济》[69]  一书就包括鄯善在内的西域诸国在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等经济领域同丝绸之路交通发展的关联进行了系统研究，而近年学界对于鄯善国经济在农牧业、纺织、商业贸易等方面的研究，亦涌现诸多研究成果。

1.鄯善国农牧业发展及相关问题研究

鄯善国自然环境相对特殊，其境内大部分地区为沙漠所覆盖，但在西北部地区有两条重要河流，即今塔里木河与孔雀河。两条河流随着季节的变化而不断改道,在罗布泊附近形成冲积平原，并不断灌注罗布泊，塔里木盆地南缘的车尔臣河常年流经也使鄯善国内自王城扜泥至且末地区形成部分绿洲。正是国内如此星罗棋布的大小绿洲，为鄯善国农业发展奠定了基础。王炳华《从考古资料看新疆古代的农业生产》[70]  较早公布并详细介绍了从原始社会到汉晋时新疆各地古代遗址出土的农作物种类和生产工具形制，并对汉晋时为屯田所建的各地水利工程作了初步考证。鄯善国农业在汉晋时期得到长足发展，论其要因在于中原王朝在鄯善国内长期的驻兵屯田，虽然该措施旨在控制这一地区，但中原先进的耕作技术与生产工具的引进客观上对鄯善国农业生产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殷晴《汉晋时期新疆农垦事业的发展》[71]，马国荣《两汉时期的新疆农业》[72]，周伟洲《两汉时期新疆的经济开发》[73]，陈跃《魏晋南北朝西域农业的新发展》[74]  几篇文章总体上对两汉到魏晋期间鄯善等国的屯田分布，耕种状况，作物类别，生产技术，水利建设等方面内容进行了探讨。

专门针对鄯善国农业方面的研究，王欣《古代鄯善地区的农业与园艺业》[75]  与卫斯《从佉卢文简牍看精绝国的葡萄种植业—兼论精绝国葡萄园土地所有制与酒业管理之形式》[76]  着重分析了鄯善地区的园艺业以及其地葡萄种植与酿酒业的发展及管理状况。薛瑞泽《从<楼兰尼雅出土文书>看汉魏晋在鄯善地区的农业生产》[77]  以汉文文书为基础就鄯善地区农业生产发展状况，作物种类，政府对农业生产耕耘与灌溉的监督管理等问题作了专门研究。吕卓民、陈跃《两汉南疆农牧业地理》结合大量考古资料重点对两汉时期南疆各国主要农作物种植以及作物分布进行考察，据其研究认为时鄯善等国主要种植作物多仿中原五谷，但也因地制宜种植许多耐旱作物如黍、菽等[78] 。亦见汉晋时期的鄯善国农业状况受中原影响而不断发展，在西域各绿洲国家中农业生产颇为兴盛。

可耕作之土地在鄯善国内十分珍贵，佉卢文文书中多有关于鄯善国土地制度的记载。钱伯泉曾对鄯善国土地私有制，土地买卖，以及国内社会各阶层生活等问题进行了研究，他认为鄯善国土地名义上皆属国王所有, 实则除王田外,多数肥美土地掌握在贵族、官吏手中,且其土地私有权受法律承认。因此这些私有土地既作为王产交付地税的同时作为私产又可以自由买卖，而鄯善国内自耕农的只占有小部分的土地,其需付高额地租去租种田园主的土地耕种[79] 。李艳玲《公元3、4世纪西域绿洲国农作物种植业生产探析》则对鄯善国私田的经营与管理，农业生产技术的管理等问题进行讨论，并认为鄯善国内私营农作物种植业生产以家庭和庄园、领地为经营单位，生产中存在雇佣、租佃等多种经营，且通过立法与调节以保障劳动力不足情况下国内农业种植的稳定发展。但总体上，以鄯善王国为代表的西域绿洲国的农作物种植业生产依然实行粗放经营[80]。此外文俊红、杨富学近作《佉卢文书所见鄯善国妇女土地问题辨析》[81]结合佉卢文文书记载针对鄯善国女性对于土地的所有权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尤其对于女性的土地归属与选择权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鄯善国畜牧业研究则主要依据佉卢文文书，近年王欣、常婧《鄯善王国的畜牧业》[82]  整理佉卢文文书并对鄯善国的畜牧经营，如王室专有畜群与平民蓄养的区分，御牧、厩吏等专管畜牧的职官设定，以及牲畜种类、来源与用途等问题进行了系统分析研究，李艳玲《鄯善王国畜牧业生产略述》[83]  亦对佉卢文文书中涉及鄯善国畜牧业的相关内容进行了详细整理，并对鄯善国畜牧业经济总况作了评述。张婧《鄯善国骆驼用途归类初探》[84]  通过对佉卢文文书关于骆驼的记载的整理探讨了鄯善国蓄养骆驼作为皇家及军队运输工具、官员坐骑、国家税源、贸易媒介祭祀牺牲等五个主要方面的作用。

3.鄯善国纺织品及纺织技术研究

鄯善国境内各遗址曾出土数量巨大且种类繁杂的纺织品，其中毛织品与丝织品为出土纺织品中数量最多且质地最为精美的织物，这反映出鄯善国纺织品生产工艺已发展至相当的水平。鄯善国原始纺织以毛纺织最为主要，至公元三世纪以降丝织技术经由中原传入鄯善国内。西域人民对于中原而来的丝绸十分痴迷，西域毛、丝纺织的研究多集中于其工艺以及纺织品通过丝绸之路的引进与输出。印度学者阿格华尔（R. Ch. Agrawala）于1953年发表《新疆出土佉卢文书中纺织品及服装研究(A Study of Textiles and Garments as Depicted in the Kharosṭhi Documentsfrom Chinese Turkestan)》[85]  将佉卢文文书中所记载的丝、毛、棉、革等纺织品名目进行了系统的分类，并结合新疆各地考古资料对这些纺织品质地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考证。我国学者夏鼐[86]  与武敏[87]  最早就出土的丝织品结构，质地，纺织工艺等问题作了分析探讨，贾应逸在《地毯与新疆》[88]  中就尼雅遗址出土地毯进行考证并就织毯形制、织毯工艺的发展等相关问题作了论述，武敏《从出土文物看唐代以前新疆丝织业的发展》通过对楼兰、尼雅遗址出土的毛、丝纺织品质地的考证分析认为，约从东汉起鄯善地区普遍存在毛纺织手工业，虽然未必有专业作坊，依然属于家庭副业。而就出土所见丝、棉以及一些高档毛织品武敏认为两汉时期的西域尚无法生产，其多为经丝绸之路自内地与西亚传入。自楼兰、尼雅等遗址出土的大量源自内地的丝织品亦显示鄯善同中国内地的贸易仍以丝织品为主[89] 。此外孟凡人[90]、王炳华[91]都曾对出土丝织品的年代问题进行过考证。林梅村《公元3世纪的西域纺织物》重新释译并考证了佉卢文文书中各类丝、毛织物名称与质地，并提出文书中所提及的来自西方丝织品应是由波斯传入的织物[92] 。对于新疆各地遗址出土纺织物研究者成果颇多，于此不再赘述。

在对出土织锦纹饰研究方面近年于志勇《楼兰—尼雅尼雅地区出土汉晋文字织锦初探》[93]  对前人就楼兰、尼雅等地遗址出土的文字织锦研究成果进行了综述分析，并对部分文字织锦的图案风格作了进一步探讨。李安宁《民丰出土东汉时期蓝印花布研究》则对尼雅遗址的一处东汉墓葬中出土的蓝印花布的质地、图案纹饰结合当时的纺织技术，图案风格进行了个案分析，其认为该物并非当地所生产，其来源或为波斯所制，并由粟特人传入新疆[94]。

关于中原丝绸以及养蚕技术在鄯善等国传播的研究，季羡林先生在《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中曾就蚕丝传入西域问题有所提及，他认为西域蚕丝由内地通过丝绸之路传入西域，通常以中原皇帝赐予丝织品给各国的方式传入，并指出古代西域唯一养蚕的地方在和阗[95] 。林梅村先生《楼兰公主与蚕种西传于阗和罗马》[96]  对《大唐西域记》所载“嫁于阗的楼兰公主把桑蚕种子藏在帽子里带到于阗”的传说故事进行了考证并就中原之丝绸与养蚕缫丝技术在西方世界的传播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探讨。刘文锁、王磊《论丝绸技术的传播》结合尼雅等遗址出土的丝织品和佉卢文书以及桑树遗存就桑蚕技术与丝织技术由丝路贸易传入鄯善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证，并认为丝织品应于公元三世纪左右以中原王朝赏赐品等方式进入鄯善，而来自中亚粟特、大月氏等地的商人往来于中亚与中国内地之间途经鄯善从事丝绸贸易，技术或为此时传入[97]。

4.鄯善国与丝路贸易研究

鄯善国作为丝绸之路交通要道，中西经贸皆汇集于此，且鄯善国本身同中央王朝与周边邻国关系密切，商业往来自然频繁，楼兰、尼雅等遗址发掘出大量丝、棉、毛织品，木器，以及玉器、玻璃制品等，其制作工艺多来自中原、中亚、西亚等地，可以想见当时此地商路之盛况。鄯善国从汉代起至南北朝时期同内地政权的贸易联系，陈竺同先生遗著《两汉和西域等地的经济文化交流》[98]  中对东西方商旅的西去东来，以及西域输入内地毛织物等问题做过较为详实的介绍。张荣芳《论汉晋时期楼兰（鄯善）王国的丝绸贸易》对鄯善国同中原的贸易关系进行剖析，认为两地之贸易有着深刻政治、经济背景而非偶然，初往来使者所携带之丝绸已具贸易性质，且鄯善与中原的丝绸贸易形式有两种，即政府间主导的，设专门机构管理，政府官员参与其中的官方贸易，以及民间胡汉商人往来贩运的自由贸易[99] 。而来自中亚、内地的商人途径鄯善的记录以及丝绸等商品在这一地区流通的基本情况在李明伟先生著作《丝绸之路贸易史》[100]  中有颇为详细的介绍。此外高荣《魏晋十六国时期河西与西域间的商业贸易》[101]  就魏晋十六国时期河西地区农牧业经济、社会环境，商业贸易以及“谷帛为市”的货币体系对西域诸国产生的影响作研究，并强调河西地区在魏晋十六国时期在沟通西域、发展丝路贸易文化交流等方面所发挥的枢纽作用。

鄯善国使用的货币问题，按照当地民族的习惯，日常生活中的交换媒介，一般为牲畜或者手工制作的产品，而远距离交换，亦或是同外族商旅贸易，所用交换物品一般为贝和玉石以及丝织品、金属产品等。这仅为贸易支付方式的一种，而就货币而言，蒋其祥先生在《新疆古代钱币的发现与研究》[102]  中考证鄯善境内发现有西汉的榆荚半两钱、五铢钱、龟兹五铢（汉龟二体）、汉佉二体钱等中原货币与国外货币出土，其或曾于鄯善国内流通。杨富学先生《佉卢文书所见鄯善国之货币—兼论与回鹘货币之关系》在对所出土的货币经济相关佉卢文书进行释读与分析，认为佉卢文文书中出现的“dhane”、“drachma”、“sadera”三种货币应为西北印度诸国仿希腊货币形式而制成的金币、银币，间接取自犍陀罗地区，且文书中还存在有印度的货币单位玛莎（mᾱṣa）与茹帕·巴那（rupya-bhana）[103]。黄志刚、魏拥军《试析魏晋南北朝时期丝绸之路货币在西域的行使和影响》通过对出土的佉卢文书内容研究，认为公元3～5世纪鄯善和于阗的政治经济生活状况完全相同, 其货币经济形态亦相同，鄯善国也在使用于阗铸造的二体钱。同时就佉卢文书所提及的“穆立”，作者经对照推算认为一“穆立”应与银钱一文相等,其应是北印度人对萨珊王朝银钱的称呼,于阗和鄯善人将该名词借入使用,其含义及价值与罗马钱币“德拉克马”相同[104]。韩森(ValerieHansen)在其近作《钱币及其他形式的货币在丝绸之路贸易中的位置（The Place ofCoins and Their Alternatives in the Silk Road Trade）》一文中对楼兰、尼雅地区所通行的货币，以及佉卢文文书所见鄯善国内的贸易媒介进行了论述，并就钱币之于丝路贸易是否重要这一论题着重进行探讨，她提出在鄯善国内，尤其尼雅地区呈现出多种交易媒介并存的局面，谷物、丝织物等发挥了货币作用，当地人普遍以布匹、动物等用作实物交换，上层贵族及外来者则多用金银币、丝绸、金属器物等进行交易[105]。而将这一现象放之于丝路贸易，尤其考虑到中亚陆路贸易的地方性，物物交换为主要，货币在这些地区的流通或许会随着贸易频繁而趋向多样化，但其流通范围以及媒介作用，势必会有所减弱。 

四、鄯善国与丝绸之路文化研究

丝绸之路的开通使东西方经贸往来与日俱增，而更为深远的影响在于推动了东西方的文化，尤其语言文字，艺术，宗教等各个方面的交流。位于丝路枢纽的鄯善国，是东西方文化交织而融合最为明显的一个国度。作为古代欧亚大陆不同民族、语言、宗教之间相互交融、相互影响的直接参与者，鄯善国内国内宗教与文化表现出多元性。

鄯善国宗教与文化研究同作为西域文化研究中的重要内容，长期以来为中外西域史研究者所注意，研究涉及楼兰鄯善宗教与文化的著作有日本学者羽溪了谛《西域之佛教》[106]，羽田亨《西域文化史》[107]，余太山主编《西域文化史》[108]，魏长洪《西域佛教史》[109]，李青《古楼兰鄯善艺术综论》[110]以及贾应逸、祁小山《印度到中国新疆的佛教艺术》[111]  等。

1.鄯善国佛教研究

佛教何时传入鄯善史无明载，鄯善佛教最早见于东晋僧人法显的报道，其云：“其国王奉法，可有四千余僧，悉小乘学，诸国僧人及沙门，尽行天竺法，但有粗精。从此西行所经诸国，类皆如是，唯国国胡语不同，然出家人皆习天竺书、天竺语。”[112]  随着楼兰、尼雅等遗址得以被发现，其境内的佛塔、寺院遗存亦展现于世人眼前，这些佛教遗存与出土文书，成为研究鄯善国佛教的重要线索。关于佛教传入鄯善的时间问题黄文弼先生曾在《佛教传入鄯善与西方文化的输入问题》中结合史载分析认为，佛教传入西域的时间应为贵霜王朝迦腻色迦王时期。迦腻色迦本人笃信佛教，亦推动了佛教的继续传播，而当时塔里木盆地地区已为贵霜势力影响所及，故而佛教进入塔里木盆地是为必然[113]。且黄文弼先生就斯坦因所发现鄯善境内由西向东诸多遗址以及所出土的佉卢文书分布认为，鄯善国所通行的佉卢文，为贵霜王朝东渐，始于公元二世纪中期。吴焯《从考古遗存看佛教传入西域的时间》通过对新疆古代遗址中佛寺以及出土文物遗存的考察，结合佉卢文文书分析认为尼雅遗址出土的佛教艺术品最早应在公元二世纪或三世纪初传入西域，而佛教传入西域的时间则应在公元二世纪上半叶，且此前佛教通过印度已直接进入中原，之后才由西域作为主要渠道传入，同时作者认为，以于阗、鄯善为主要传播地区的西域南道, 佛教传入当地的时间要略早于以龟兹为主要传播地区的北道[114]。贾应逸《尼雅新发现的佛寺遗址研究》中对尼雅佛寺遗址的布局，壁画与木雕象形制等问题作了介绍，并认为佛寺的年代不会晚于晋代，应为公元二世纪末三世纪初的遗存，至唐代玄奘经过尼雅时当地佛寺已废弃[115]。

佉卢文文书中涉及宗教内容的文献甚少，目前所刊布仅知数件经书残卷，这些经卷的文字书写因不同于公元四世纪后印度佛经所普遍流传的梵语写本而广受关注，亦为研究印度早期佛教以及佛教的东传等问题提供了珍贵材料。这批经卷文书早年经由欧洲语言学家作过初步研究，尤其布腊夫（J.Brough）于1962年出版《犍陀罗语<法句经>( GāndhārīDharmapada)》一书[116]  对在和田附近所发现的用佉卢文书写的犍陀罗语《法句经》古写本的研究，影响深远。我国学者林梅村后集中对这些残卷文书进行释读与详细地考证研究，成果卓著：

《犍陀罗语<法句经>初步研究》，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编《出土文献研究续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 第253~262页（后改名《犍陀罗语〈法句经〉的部派问题》，收入氏著《西域文明——考古、民族、语言和宗教新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年，第405~419页）

《新疆尼雅遗址出土犍陀罗语〈解脱戒本〉残卷》，《西域研究》1995年第4期，第44~48页（收入氏著《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142~150页；《中国西北宗教文献•佛教•新疆卷五》，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12年，第391~395页）；

《新疆尼雅遗址出土佉卢文〈法集要颂经〉残片》，氏著《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151~156页；

《尼雅出土佉卢文〈温室洗浴众僧经〉残卷考》，华林编辑委员会编《华林》第3卷，中华书局，2003年，第107~126页（收入氏著《松漠之间——考古新发现所见中外文化交流》，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110~136页）；

关于佛教在鄯善国的发展研究，印度学者阿格华尔（R. Ch. Agrawala）《佉卢文书所见鄯善国佛教僧侣的生活（Buddhist Monks inChinese Turkestan）》就印度佛教在西域诸国的传播以及僧侣的生活方式进行了论述，并将之同印度僧侣进行了对比研究，其研究显示，鄯善国佛教在当地流行的同时，在对当地社会环境适应过程中尤其僧侣的生活方面呈现出世俗化倾向[117]。陈世良先生在《魏晋时代的鄯善佛教》[118]  中通过对佉卢文书的研究分析对魏晋时期佛教在鄯善国的盛行，佛寺、佛塔建筑规模，佛教艺术与内地的联系，佛门规章纪律，僧侣世俗化生活状况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鄯善国佛教世俗化的问题夏雷鸣先生在《从“浴佛”看印度佛教在鄯善国的嬗变》[119]、《从佉卢文文书看鄯善国佛教的世俗化》[120]、《从佉卢文文书看鄯善国僧人的社会生活——兼谈晚唐至宋敦煌世俗佛教的发端》[121]三篇文章中亦作了详细论证，并提出佛教的世俗化并非鄯善国特例，在其佛教传播上源贵霜王朝便已存在。

针对鄯善国佛教及其世俗化的问题的研究，黄振华《魏晋时期楼兰鄯善地区佛教研究札记——佉卢文沙门名号考证》[122]  就佉卢文文书所载众多署名“沙门”之出家者同对应的梵文词汇进行了整理与对比，以证鄯善国内佛教推行之盛。杨富学、许娜、秦才郎加《鄯善敦煌吐蕃佛僧饮酒习俗考析》则针对鄯善国僧侣所盛行饮酒之风与吐蕃及晚唐宋初敦煌僧侣饮酒之俗进行了考证，并认为鄯善国僧侣饮酒在于当时鄯善国内尚无佛门戒律推行，僧侣们处于“有信无戒”状态[123] 。杨富学先生在《论鄯善国出家人的居家生活》中就鄯善国僧侣居家生活之现象作了进一步分析研究，并进一步指出造成这种独特现象的原因除却佛教世俗化原因外，还在于鄯善国佛教流布时间短，佛教戒律未形成或未完备有关。另外鄯善国僧侣娶妻生子现象的原因杨先生认为很可能是受到政府的鼓励，因鄯善国内僧侣众多，作为非劳动人口，与国内劳动人口之比重，势必造成国内劳动力缺乏。僧侣娶妻生子，增加人口的同时，亦可扩大政府税源[124] 。许娜、赵学东[125]  以佉卢文文书为基础对鄯善国僧侣守持戒律的情况进行了相关探讨，此外杨富学先生另一篇《鄯善国佛教戒律问题研究》[126]  就上述相关问题作进一步说明的同时亦就鄯善佛教戒律的形成问题作了详细梳理。高凯在《从人口性比例和疾病状况看西域在汉晋时期佛教东渐中的作用》中对汉晋时期西域佛教兴盛地区地理环境的影响以及当地人口比例失调与恶性疾病肆虐等问题的分析，并联系佉卢文文书中满足鄯善信众对于生老病死及祈求风调雨顺心理需求的经文内容（Kh.511），提出佛教在西域的传播因受西域所提供的独特地理环境影响，有意识地使佛教义理世俗化，而这一趋势亦影响了汉晋时期佛教义理在中原的传播方式[127]，即通过西域各地所译胡本佛经在中原的传播过程中一定程度影响了中原王公之祭祀活动，并且这一时期的中原佛经翻译中关于医疗、养生内容之佛经被大量翻译并且广为流传。

2.鄯善国与丝绸之路艺术文化研究

就鄯善境内各遗址出土的器物，织物，壁画等遗物所见，鄯善国的艺术的风格体现，主要表现在中国内地汉式风格和西方艺术风格以及自身西域本土风格上。羊毅勇《尼雅遗址所反映的中外文化交流》通过对尼雅遗址出土文物的归纳研究认为，尼雅遗址出土包括丝织品、漆器、铜镜等遗物反映出汉文化对精绝地区的影响，就墓葬随葬品看其器物本身则反映出西域土著文化，而就尼雅的佛寺遗址，出土的佉卢文木简、具有犍陀罗艺术风格的绘画等则显示西方文化与佛教文化对当地的影响，亦见尼雅遗址的文化因素的多元[128]。李青《楼兰汉晋织物装饰艺术风格考释》通过对楼兰、尼雅和营盘三个遗址出土相对集中和典型的汉晋时代织物纹饰与风格的探讨，认为楼兰汉晋时期织物的装饰风格大致可分为三类，即以丝织品为主的织物，表现出寓意化手法的中原汉式织物装饰风格，以毛、麻、棉织品为主的织物，手法写实、夸张，常以神话题材为内容，偏向西方装饰艺术风格，还有一种融汇东西方艺术之特征，又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的楼兰本土装饰艺术风格织物。[129]

林梅村《汉晋艺术之犍陀罗文化因素》结合中国内地及新疆境内楼兰、尼雅、和田等地的考古发现中带有犍陀罗文化因素的文物遗存进行了整理，认为古代犍陀罗地区同中国交往于汉张骞西使前已开始，伴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两地文化艺术的交流便持续进行，犍陀罗文化汉晋时期中原所吸纳外来文化中重要的一支[130] 。林先生另一篇《犍陀罗语文学与古代中印文化交流》对佉卢文文书中几件犍陀罗语文学作品，内容涉及佛经文献、印度医典，包括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在内的文书进行了介绍，并认为佉卢文文书Kh.565内容涉及占星术的文书应为我国秦汉时较为流行的《日书》之译本[131] 。Kh.565曾在林先生1990年文章中进行过介绍[132]，刘文锁近著《沙海古卷释稿》中对这件文书亦进行研究，认为这件占星文书吸纳中国的十二生肖、《日书》占卜与印度化后的巴比伦式黄道十二宫占星术，是鄯善人吸收东西方不同的占星体系加以改编而成的本地占星术，是不同方向文化交流之体现[133]。

斯坦因在米兰佛寺遗址曾发现一幅带有浓厚西方风格的“有翼天使”壁画，并对其进行了初步考证，首提“有翼天使”造型借自基督教造像且与佛教护法神“乾达婆（Gandhavas）”形象有关的观点。[134]  是后米兰遗址又陆续发现多幅有翼人物壁画，诸多学者针对此类壁画进行了多方研究。阎文儒先生将米兰有翼人物壁画造型同汉画像中的“羽人”进行了联系，同时他也提出有翼人物形象同“迦陵频伽”的观点。[135]  邱陵《新疆米兰佛寺壁画“有翼天使”》对米兰佛寺遗址中的有翼人物壁画的内容、表现形式和艺术风格以及年代、人物身份等问题作了初步考证，认为米兰佛寺壁画完成年代“以公元2世纪这个年代可以成立”，并提出壁画中的“有翼天使”为古希腊宗教神话里爱神“厄罗斯”的形象[136]。霍旭初、赵莉《米兰“有翼天使”问题的再探讨—兼谈鄯善佛教艺术的有关问题》则就米兰壁画有翼人物定名“有翼天使”和“有翼天使”代表“乾达婆”等问题综合诸观点进行论述，认为其形象并非斯坦因言之希腊神话人物或印度乾达婆，其应为佛教艺术东传时不断变化发展的伽陵频伽形象。同时作者认为鄯善佛教艺术同犍陀罗艺术存在“共时性”，在一段并存的时期中出现交融[137]。王嵘《关于米兰佛寺“有翼天使”壁画问题的讨论》[138]  在对前人之研究进行评述的同时又从鄯善地区特定的历史背景以及地域环境等方面因素着手分析，并突出鄯善国作为丝绸之路交通枢纽，其文化的混合型，米兰“有翼天使”及犍陀罗风格佛教艺术，为东西方文明于鄯善国交流的产物。周鼎、陈晶婧《东“源”西“流”古楼兰鄯善地区米兰遗址佛寺翼像源流研究》对学界关于有翼天使形象西源东渐，东“源”西“流”观点的争论进行了辨析，剔除了欧洲文化因素的影响，并提出有翼天使形象系以汉代羽人形象为主，佛教教义为依据，并参照古楼兰鄯善地区世俗人物形象而成就的艺术形象。[139]  李青《米兰壁画与东西方艺术关系考论》[140]  则就米兰壁画年代、作者、壁画形象特征等问题对前人之研究成果作了整理与评述，并对米兰壁画的绘画艺术同东、西方绘画艺术的关系进行了考察。此外就鄯善国内佛教艺术风格而言，随着佛教艺术的不断传播，于阗国作为佛教入疆之通道，所受佛教艺术熏陶要早于鄯善国，在对鄯善国内佛教艺术与犍陀罗佛教艺术关系进行研究时其中于阗佛教艺术亦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目前所见论及者并不多，还有待于往后研究者的关注。

综上所述，百年来围绕鄯善国及其同丝绸之路在考古、语言、地理、历史等领域研究均取得了可喜成果。尤其国内对于佉卢文文书以及鄯善国史的研究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的三十余年间，研究范围的广度与深度皆迈入新的阶段。众多研究成果不仅为鄯善国史的进一步丰富起到推动作用，并且将鄯善国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宗教、艺术方面与丝绸之路千丝万缕之联系十分清晰地展现在世人眼前，引人注目。

因传世文献记载之缺漏，关于鄯善国史的构建仰赖当地出土文书的记载，特别是佉卢文文书所记鄯善国方方面面细枝末节。结合鄯善国境内考古发掘与佉卢文文书内容进行相互补正，是一直以来鄯善国史研究的重要方向，且研究之进一步深入仍需今后在语言、考古领域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努力。但同时亦需注意，因不同学者对佉卢文文书所进行的不同解读，楼兰、鄯善研究中一些存在争议的论题本就扑朔迷离，而在一定程度而言，一些佉卢文文书存在被过度解读的现象。同时伴随着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研究丝绸之路，丝绸之路这一概念正在被不断放大。在这样一个研究趋势之下，诸如韩森教授对丝路贸易之地位提出的质疑无疑是十分重要的。这对后来的研究者亦作了提示，尤其在鄯善国与丝绸之路关系的研究方面，仍要回归其研究本质，即对佉卢文、汉文文书等第一手资料进行科学地，深入地分析理解。同时仍需将文书与传统史料、考古以及相关学科研究成果相结合，融会贯通，以还原鄯善国身处丝绸之路中其本来面貌。

注释：

[1]  A. M.Boyer - E. J. Rapson -E. Senart - S. Noble, Kharoṣṭhī Inscriptions Discovered by Sir Aurel Stein in Chinese Turkestan (PartsI-III), Oxford, 1929.

[2] T.Burrow,A Translation of the Kharoṣṭhī Documentsfrom Chinese Turkestan, London: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40;[英]贝罗著，王广智译：《新疆出土佉卢文残卷译文集》，收入韩翔、王炳华、张临华主编：《尼雅考古资料》，乌鲁木齐：新疆社科院考古研究所，1988年，第183~267页。

[3]  T.Burrow, Further Kharoṣṭhī Documents from Niya,Bullen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Vol.IV,1937,pp.111-129;[英]贝罗著，刘文锁译：《尼雅佉卢文书别集》，收入刘文锁著《沙海古卷释稿》，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368~388页。

[4] T.Burrow, The Language of the KharoṣṭhīDocuments from Chinese Turkesta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37;[英]贝罗著，林梅村译注：《新疆佉卢文书的语言》，《新疆文物》1989年第3期，第104~107页。

[5] [美]邵瑞祺著，黄盛璋译：《尼雅新出的一件佉卢文书》，《新疆社会科学》1986年第3期，第82~86页；Richard Salomon, Two New Kharoṣṭhī Documents from Central Asia,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Vol. 32, No.1/2 ,1988, pp. 98-108 ;[美]邵瑞祺著，杨富学、黄建华译：《中亚新出土的两件佉卢文书》，《新疆文物》1992年译文专刊，第56~60页。

[6]  林梅村：《沙海古卷—中国所出佉卢文书（初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

[7]  林先生释读的这批新出文书先由日本学者莲池利隆进行转写与释读，二者可对照。见莲池利隆《ニヤのカローツテイー文字資料の研究（1）》《中日日中共同尼雅遗迹学术调查报告书》第一卷，第281~337页；《ニヤのカローツテイー文字資料の研究（2）》《中日日中共同尼雅遗迹学术调查报告书》第二卷，第161~167页。

[8]  段晴：《中国国家图书馆藏BH5-3号佉卢文买卖土地契约》，朱玉麒主编《西域文史》第6辑，北京：科学出版社，第1~16页.

[9]  皮建军：《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BH5-4、5号佉卢文信件和买卖契约释读与翻译》，朱玉麒主编《西域文史》第6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17~26页。

[10]  张雪杉：《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BH5-6号佉卢文木渎文书释读与翻译》，朱玉麒主编《西域文史》第6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27~33页。

[11]  关迪：《和田博物馆藏佉卢文判决书考释》，《西域研究》2014年第4期，第9~15页；关迪：《和田博物馆藏佉卢文判决书考释》，《西域研究》2014年第4期，第9~15页。

[12]  段晴、张志清主编：《中国国家图书馆藏西域文书——梵文、佉卢文卷》，上海：中西书局，2013年。

[13]  F. W. Thomas,Some Notes on Central Asian Kharoṣṭhī Documents,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Vol.11,No.3,1945, pp.513-549.

[14]  P. S. Noble, A Kharoṣṭhī Inscription from Endere,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University of London,Vol. 6, No. 2, 1931,pp.445-455.

[15]  W.B.Henning, The Date of theSogdian Ancient Letters, Bulletin of the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Vol. 12, No. 3/4, 1948, pp. 601-615.

[16]  Christopher Atwood, Life inThird-fourth Century Cad’ota: A survey of information gathered from the Prakritdocuments found north of Minfeng [Niyä],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Vol.35, No. 3-4, 1991, pp. 161-199.

[17]  季羡林：《吐火罗语与尼雅俗语》，《新疆史学》创刊号，1979年，第15~22页（收入氏著《季羡林全集》第12卷，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年，第1~15页）

[18]  马雍：《新疆所出佉卢文书的断代问题——兼论楼兰遗址和魏晋时期的鄯善郡》，《文史》第7辑，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73~95页（收入氏著《西域史地文物丛考》，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89~111页）；《古代鄯善、于阗地区佉卢文字资料综考》，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编：《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6~49页（收入氏著《西域史地文物丛考》，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60~88页）；《新疆佉卢文书中的kośava即“氍（叟+毛）”考——兼论“渠搜”古地名》，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编《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50~55页（收入氏著《西域史地文物丛考》，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112~115页）

[19]  赵俪生：《新疆出土佉卢文简书内容的考释和分析》，《兰州大学学报》1979年第1期，第54~67页（收入氏著《寄陇居论文集》，齐鲁书社，1981年，第217~243页；氏著《赵俪生文集》第4卷，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41~363页）

[20]  虞明英：《新疆所出佉卢文书中的Supi人》，《魏晋隋唐史论集》第2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168~185页；

[21]  土登班玛：《鄯善佉卢文书所见王号考——兼论所谓“侍中”》，《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年第3期，第69~81页。

[22] 孟凡人：《楼兰鄯善简牍年代学研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

[23]  刘文锁：《佉卢文书分类及其他》，季羡林、饶宗颐主编：《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七卷，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390~409页。

[24]  刘文锁：《沙海古卷释稿》，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

[25]  陈明：《一件新发现的佉卢文药方考释》，《西域研究》2000年第1期，第12~22页。

[26]  王冀青：《拉普生与斯坦因所获佉卢文文书》，《敦煌学辑刊》2000年第1期，第14~28页。

[27]  陈明：《文本与语言——出土文献与早期佛经比较研究》，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13年。

[28]  E.Chavannes,Les Document Chinoise Découverts par Aurel Stein dans les Sables du Turkestan Oriental,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13.

[29]  罗振玉、王国维撰：《流沙坠简》三册，京都：东山学社，1914年（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王国维：《尼雅城北古城所出晋简跋》，氏著《观堂集林》卷17，乌程蒋氏刊印，1921年（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865~871页。）

[30]  林梅村编：《楼兰尼雅出土文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

[31]  胡平生：《楼兰出土文书释丛》，《文物》1991年第8期，第41~47转61页。

[32]  胡平生：《楼兰木简残纸文书杂考》，《新疆社会科学》1990年第3期，第85~93页。

[33]  胡平生：《魏末晋初楼兰文书编年系联（上下）》，《西北民族研究》1991年第1期，第67~77页；《西北民族研究》1991年第2期，第6~19页。

[34]  孟凡人：《楼兰古城所出汉文简牍的年代》，氏著《新疆考古与史地论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89~111页。

[35]  林梅村：《尼雅汉简中有关西汉与大月氏关系的重要史料》，《九州》第1辑，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71~79页（收入氏著《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256~264页）

[36] 张俊民：《西汉楼兰、鄯善简牍资料钩沉》，《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第63~69页。

[37]  冯承均：《鄯善事辑》，收入氏著《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1~24页。

[38]  冯承均：《楼兰鄯善问题》，收入氏著《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25~35页。

[39]  陈世明、吴福还：《二十四史两汉时期西域史料校注》，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2003年。

[40]  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

[41]  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要注》，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

[42]  长泽和俊：《楼兰王国》，东京：角川书店，1967年。（本书第四章《佉卢文书》由何方译，载《考古学参考资料》3-4，北京：文书出版社，1980年，第134~167页。）

[43]  黄文弼：《两汉通西域路线之变迁》，收入黄烈编《黄文弼历史考古论集》第一编，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39~42页。

[44]  黄文弼：《古楼兰国历史及其在西域交通上之地位》，收入黄烈编《黄文弼历史考古论集》第四编，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316~339页。

[45]  孟凡人：《楼兰新史》，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年。

[46]  长泽和俊：《シルク·ロード史研究》，东京：国书刊行会，1979年；[日]长泽和俊著，钟美珠译：《丝绸之路史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

[47]  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与西域关系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48]  余太山主编：《西域通史》，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

[49]  石云涛：《三至六世纪丝绸之路的变迁》，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

[50] Valerie Hansen, The Silk Road: A New History,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美]芮乐伟·韩森著，张湛译：《丝绸之路新史》，北京：北京联合出版社公司，2015年，第298~300页。

[51]  长泽和俊：《いわゆる晋の西域経営について》，《シルク·ロード史研究》，东京：国书刊行会，1979年；[日]长泽和俊著，钟美珠译：《论所谓晋之西域经营》，《丝绸之路史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71~89页

[52]  伊藤敏雄：《魏晋期楼蘭屯戍の基礎的整理》，《东洋史论》1983年第5期，第38~58页；[日]伊藤敏雄著，钟铭译：《魏晋时期楼兰屯戍基础的整理》，《新疆文物》，1987年第4期，第59~82页。

[53]  孟凡人：《魏晋楼兰屯田概况》，《农业考古》1985年第1期第349~355页。

[54]  张德芳：《从悬泉汉简看两汉西域屯田及其意义》，《敦煌研究》2001年03期，第113~121页。

[55]  李炳泉：《西汉西域伊循屯田考论》，《西域研究》2003年02期，第1~9页。

[56]  肖小勇：《楼兰鄯善与周邻民族关系史述论》，《新疆社会科学》，2008年04期，第112~118页。

[57]  张德芳：《从悬泉汉简看楼兰（鄯善）同汉朝的关系》，《西域研究》2009年04期，第7~16页。

[58] 汪宁生：《汉晋西域与祖国文明》，《考古学报》1977年第1期，第23~42页。

[59]  刘文锁：《汉文化与古代新疆》，《西北民族研究》1997年02期，第154~162页。

[60]  林梅村《尼雅汉简与汉文化在西域的初传——兼论悬泉汉简中的相关史料》，刘东主编《中国学术》第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240~258页（收入氏著《松漠之间——考古新发现所见中外文化交流》，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90~109页）

[61] J. Brough, Comments on Third-century Shan-shan and the History of Buddhism,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XXVIII-3, 1965, pp.587-590.

[62]  长泽和俊：《樓蘭王國史研究序說》上、下，《东洋学术研究》10卷4期，1972年，第83~108页；11卷1期，1972年，第60~95页；？？？[日]长泽和俊著，钟美珠译：《楼兰王国史研究序说》，《丝绸之路史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70~223页。

[63]  [美]道格拉斯·A·希契著，胡锦洲译：《贵霜与塔里木》，《新疆文物》1992年译文专刊，第124~134页。

[64]  马雍：《东汉后期中亚人来华考》，《新疆大学学报》1984年第2期，第18~29页。（收入氏著《西域史地文物丛考》，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46~59页。）

[65]  王炳华：《贵霜王朝与古代新疆》，《西域研究》1991年01期，第35~38页。（收入氏著《丝绸之路考古研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12~417页。）

[66]  孟凡人：《贵霜统治鄯善之说纯属虚构》，《西域研究》1991年02期，第29~39页。（收入氏著）

[67]  林梅村：《贵霜大月氏人流寓中国考》，收入姜亮夫、郭在贻编《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0年，第715~755页。（收入氏著《西域文明-考古、民族、语言和宗教新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年，第33~67页。）

[68]  [印]B.N米克尔杰著、朱新译：《有关鄯善王国与贵霜帝国的佉卢文书》，《新疆文物》1989年04期，第132~134页。

[69]  殷晴：《丝绸之路与西域经济》，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

[70]  王炳华：《从考古资料看新疆古代的农业生产》，《新疆社会科学研究》1982年第10期；（收入氏著《丝绸之路考古研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11月，第261~284页。）

[71]  殷晴：《汉晋时期新疆农垦事业的发展》，《西域研究》1991年第4期，第28~41页。

[72]  马国荣：《两汉时期的新疆农业》，《新疆文物》1992年01期，第62~69页。

[73]  周伟洲：《两汉时期新疆的经济开发》，《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5年01期，第64~71页。

[74]  陈跃：《魏晋南北朝西域农业的新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2012年第3期，第137~145页。

[75]  王欣：《古代鄯善地区的农业与园艺业》，《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3期，第77~90页。

[76]  卫斯：《从佉卢文简牍看精绝国的葡萄种植业—兼论精绝国葡萄园土地所有制与酒业管理之形式》，《新疆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第66~70页。

[77]  薛瑞泽：《从<楼兰尼雅出土文书>看汉魏晋在鄯善地区的农业生产》，《中国农史》1993年第3期，第14~19页。

[78]  吕卓民、陈跃：《两汉南疆农牧业地理》，《西域研究》2010年2期，第53~62页。

[79]  钱伯泉：《魏晋时期鄯善国的土地制度和阶级关系》，《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2期，第92~97转40页。

[80]  李艳玲：《公元3、4世纪西域绿洲国农作物种植业生产探析——以佉卢文资料反映的鄯善王国为中心》，余太山、李锦绣主编《欧亚学刊》第10辑，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212~231页。

[81]  文俊红、杨富学：《佉卢文书所见鄯善国妇女土地问题辨析》，《石河子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第40~44页。

[82]  王欣、常婧：《鄯善王国的畜牧业》，《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7年第2期，第94~100页。

[83]  李艳玲：《鄯善王国畜牧业生产略述》，收入余太山、李锦绣主编《丝瓷之路——古代中外关系史研究》II，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39~66页。

[84]  张婧：《鄯善国骆驼用途归类初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第137~140页。

[85]  R. Ch. Agrawala, A Study of Textiles and Garments as Depicted in the Kharosṭhi Documents from Chinese Turkestan, Bhāratīyā, Bombay, 1953,pp:75-94.

[86]  夏鼐：《新疆新发现的古代丝织品——绮、锦和刺绣》，《考古学报》1963年第1期，第45~76页（收入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疆考古三十年》，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96~419页）

[87]  武敏：《新疆出土汉—唐丝织品初探》，《文物》1962年第7~8期合刊，第64~75页（收入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疆考古三十年》，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66~469页

[88]  贾应逸：《地毯与新疆》，《新疆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第94~98页。

[89]  武敏：《从出土文物看唐代以前新疆丝织业的发展》，《西域研究》1996年第2期，第5~14页。

[90]  孟凡人：《楼兰鄯善简牍年代学研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16~518页。

[91]  王炳华：《尼雅考古新收获》，收入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编《新疆文物考古新收获（续）1990-1996》，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7年，第477~489页。

[92]  林梅村：《公元3世纪的西域纺织物》，《西域研究》1998年第1期，第9~20页（收入氏著《古道西风——考古新发现所见中西文化交流》，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370~396页）

[93]  于志勇：《楼兰—尼雅地区出土汉晋文字织锦初探》，《中国历史文物》2003年第6期，第38~55页。

[94]  李安宁：《民丰出土东汉时期蓝印花布研究》，《新疆艺术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第27~30页。

[95]  季羡林：《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历史研究》1955年第4期，第51~94页。

[96] 林梅村《楼兰公主与蚕种西传于阗和罗马》，《文物天地》1996年第4期，第12~15页（香港《文汇报》1996年9月25日第8版转载。）

[97]  刘文锁、王磊：《论丝绸技术的传播》，余太山主编《中亚学刊》第4辑，中华书局，2004年，第243~253页。

[98]  陈竺同：《两汉和西域等地的经济文化交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

[99]  张荣芳：《论汉晋时期楼兰（鄯善）王国的丝绸贸易》，《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1期，第15~25页。

[100]  李明伟：《丝绸之路贸易史》，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年。

[101]  高荣：《魏晋十六国时期河西与西域间的商业贸易》，《西域研究》2013年第1~8页。（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编：《汉代西域考古与汉文化》，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190~198页。）

[102]  蒋其祥：《新疆古代钱币的发现与研究》，收入徐海生主编：《新疆古代民族文化论集》，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1990年。（收入蒋其祥著：《西域古钱币研究》，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2006年。）

[103]  杨富学：《佉卢文书所见鄯善国之货币——兼论与回鹘货币之关系》，《敦煌学辑刊》1995年第2期，第87~93页（收入氏著《中国北方民族历史文化论稿》，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12年，第289~302页）

[104]  黄志刚、魏拥军：《试析魏晋南北朝时期丝绸之路货币在西域的行使和影响》，《新疆金融》2007年第7期，第57~59页。

[105] Valerie Hansen,The Place of Coins and Their Alternatives in the Silk Road Trade,收入上海博物馆编：《丝绸之路古国钱币暨丝路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1年，第83~113页。

[106] 羽溪了谛：《西域之佛教》，京都：法林馆，1914年；[日]羽溪了谛著，贺昌群译：《西域之佛教》。北京：商务印书馆，1933年。

[107]  羽田亨：《西域文化史》，东京：座右宝刊行会，1948年；[日]羽田亨著，耿世民译：《西域文化史》，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1年。

[108]  余太山主编：《西域文化史》，北京：中国友谊出版社，1996年。

[109]  魏长洪：《西域佛教史》，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8年，第8~22页。

[110]  李青：《古楼兰鄯善艺术综论》，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

[111]  贾应逸、祁小山：《印度到中国新疆的佛教艺术》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 2002年。

[112]  [东晋]法显著，章巽校注：《法显传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7~8页。

[113]  黄文弼：《佛教传入鄯善与西方文化的输入问题》，收入氏著《黄文弼历史考古论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343~356页。

[114]  吴焯：从考古遗存看佛教传入西域的时间》，《敦煌学辑刊》1985年第2期，第62~72页（收入《中国西北宗教文献•总论卷二》，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12年，第1~11页）

[115]  贾应逸：《尼雅新发现的佛寺遗址研究》，《敦煌学辑刊》1999年第2期，第48~55页（收入《中国西北宗教文献•佛教•新疆卷六》，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12年，第326~333页）

[116] J.Brough, Gāndhārī Dharmapada,London Oriental Series 7,London:Oxford UniversityPress,1962.

[117]  R. Ch. Agrawala, Buddhist Monksin Chinese Turkestan, in Sarupa Bharati,or the Homage of Indology, being the LakshmanaSarup Memorial Volume, ed. J.N. Agrawal and B. D. Shastri. Hoshiarpur: Vishveshvaranand Vedic Research Institute,1954,pp.175-183; [印]阿格华尔著，杨富学、许娜译：《佉卢文书所见鄯善国佛教僧侣的生活》，《甘肃民族研究》2006年第4期，第100~104页。

[118]  陈世良：《魏晋时代的鄯善佛教》，《世界宗教研究》1982年第3期，第79~89页（收入卓新平、杨富学主编《中国西北宗教文献•佛教•新疆卷二》，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12年，第157~167页）

[119]  夏雷鸣：《从“浴佛”看印度佛教在鄯善国的嬗变》，《西域研究》2000年第2期，第45~52页（收入《中国西北宗教文献•佛教•新疆卷六》，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12年，第444~451页）

[120]  夏雷鸣：《从佉卢文文书看鄯善国佛教的世俗化》，《新疆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第116~122页。

[121]  夏雷鸣：《从佉卢文文书看鄯善国僧人的社会生活——兼谈晚唐至宋敦煌世俗佛教的发端》，收入郑炳林、樊锦诗、杨富学主编《丝绸之路民族古文字与文化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西安：三秦出版社，2007年，第202~220页。

[122]  黄振华《魏晋时期楼兰鄯善地区佛教研究札记——佉卢文沙门名号考证》，《民族研究》1996年第4期，第84~88页（收入《中国西北宗教文献•佛教•新疆卷五》，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12年，第443~447页）

[123]  杨富学、许娜、秦才郎加：《鄯善敦煌吐蕃佛僧饮酒习俗考析》，载郑炳林、樊锦诗、杨富学主编《敦煌佛教与禅宗学术讨论会文集》，西安：三秦出版社，2007年，第601~621页。

[124]  杨富学：《论鄯善国出家人的居家生活》,《敦煌学》第27辑（柳存仁先生九十华诞祝寿专辑），台北：南华大学敦煌学研究中心编印，2008年，第215~221页。

[125]  许娜、赵学东：《档案文献中的鄯善国佛教戒律研究初探》，《档案》2008年第2期，第61~62页。

[126]  杨富学：《鄯善国佛教戒律问题研究》，《吐鲁番学研究》2009年第1期，第59~76页（收入氏著《中国北方民族历史文化论稿》，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12年，第303~337页）

[127]  高凯：《从人口性比例和疾病状况看西域在汉晋时期佛教东渐中的作用》，《史林》2008年第6期，第88~104页。

[128]  羊毅勇：《尼雅遗址所反映的中外文化交流》，《西域研究》1999年第2期，第58~63页。

[129]  李青：《楼兰汉晋织物装饰艺术风格考释》，《装饰》总第119期，2003年，第30~31页。

[130]  林梅村：《汉晋艺术之犍陀罗文化因素》，氏著《松漠之间——考古新发现所见中外文化交流》，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46~73页

[131]  林梅村：《犍陀罗语文学与古代中印文化交流》，收入氏著《古道西风——考古新发现所见中西文化交流》，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348~369。（《中国文化》，2001年第17、18期，第225~236页。）

[132]  林梅村：《十二生肖源流考》，《瞭望》1990年第34、35期；（收入氏著《西域文明——考古、民族、语言和宗教新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年，第111~129页。）

[133]  刘文锁：《沙海古卷释稿》，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340~360页。

[134] A. Stein, Serindia. 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s inCentral Asia and Westernmost China,Vol. I,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21, p.511；A·斯坦因著，肖小勇编译：《米兰古代佛寺壁画中的有翼天使》，《新疆文物》1992年译文专刊，第167页；[英]奥雷尔·斯坦因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持翻译：《西域考古图记》第1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12月，第303页。

[135]  阎文儒：《就斯坦因在我国新疆丹丹乌里克、磨朗遗址所发现几块壁画问题的新评述》，《现代佛学》1962年第5期，

[136]  邱陵：《米兰佛寺有翼天使壁画新探》，《新疆文物》1994年第1期，第42~47页（收入穆舜英、张平主编《楼兰文化研究论集》，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5~289页；《中国西北宗教文献•佛教•新疆卷五》，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12年，第257~262页）

[137]  霍旭初、赵莉《米兰“有翼天使”问题的再探讨—兼谈鄯善佛教艺术的有关问题》，敦煌研究院编《段文杰敦煌研究五十年纪年文集》，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6年，第172~179页；（收入霍旭初著《西域佛教考论》，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年，第196~218页。）

[138]  王嵘：《关于米兰佛寺“有翼天使”壁画问题的讨论》，《西域研究》2000年第3期，第50~58页（收入《中国西北宗教文献•佛教•新疆卷六》，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12年，第452~460页）

[139]  周鼎、陈晶婧：《东“源”西“流”古楼兰鄯善地区米兰遗址佛寺翼像源流研究》，《新疆艺术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第14~19页。

[140]  李青：《米兰壁画与东西方艺术关系考论》，周伟洲主编：《西北民族论丛》第11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160~193转299页。

编按：本文原刊万明主编《丝绸之路的互动与共生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161~193页，引用请参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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