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富学 周芳利 | 金针度人 学界津梁——耿昇先生对敦煌学藏学丝路研究之贡献
摘要：当代著名翻译家耿昇先生长期致力于法国藏学、敦煌学、丝路研究领域著作的翻译工作，三十余年来，笔耕不辍，翻译出版译著70余部、译文200余篇，此外还有专著、论文、学术综述等成果发表，字数达数千万字以上。译著虽多，但耿昇先生对每一著作的选择都非常慎重，始终秉承“三个最重要”的标准，即法国汉学界最重要著作，法国最著名研究专家所作以及中国学术界最需要的参考文献，独具慧眼，而且在翻译过程中能够做到不惧困难，迎难而上，谦虚谨慎，不耻下问，精益求精，其译作对推进中国藏学、敦煌吐鲁番学、蒙古学、突厥学、中外关系史研究等领域的发展都起到了重要作用，深受中法学术界的尊敬与重视。
关键词：藏学；敦煌学；中外关系史；法国汉学
耿昇先生（1944-2018）
耿昇先生于1944年12月诞生于河北省保定市，1968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今北京外国语大学）法文系，1979至1980年间在外事部门工作，1981年调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耿先生毕生致力于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翻译与研究，翻译了大量法国汉学经典名著，拓展了中国海外汉学的研究视野，译作横跨众多领域，且在每一领域都留下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成果。无论是其作品涉及的广度还是深度，他无疑都是三十年多来我国翻译界中的佼佼者。
在三十多年的翻译生涯中，耿昇先生学术成果的数量远超同行，他翻译、出版的专著有70多部，译文200余篇，所译作品字数以千万计，另有论著1部，介绍评论性文章120多篇。三十多年来，他的名字与其译著一起，已经成为了专家学者熟悉的朋友。
耿昇先生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成就，来自于他卓尔不群的个性和独具一格的治学思想。他有着“静心观水流，冷眼看世界”的睿智，对于当下热门的潮流总会保持一份平常心，不随波逐流。就学术而言，他擅长发掘被视作冷门而又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内容，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不能随风倒，赶时髦，追潮流”。[1] 这个说起来简单，但如果付诸行动，则不仅需要独到的眼光和高深的学识，更要有敢担当的精神和崇高的责任心，以及面对漫长孤独的勇气。
耿昇先生异于他人的性格在他填报大学志愿时即已初露端倪。他中学所学为俄语，因彼时英语和日语专业热火，他便选择了相对偏门的法语。看似无意的抉择，却成就了他的志向。1981年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后，他辉煌的学术事业开始起飞。
斯时，中国学术研究刚刚走上正轨，对于空耗了大半青春的学者们而言，尽快了解西方世界学术现状，借鉴并发展自己的学术成为当务之急。而当时国外汉学研究中，法国汉学卓尔不群。耿昇先生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相对于美、日两大汉学研究重镇来说，法国汉学更显源远流长，继承了拉丁文化“历史的持久性”与“对外的开放性”两个重要特征。法国汉学家对中国的关注，从最初的“记游”式的散漫研究到严肃的“学院派”研究，从关注语言层面的历史语言学到中国文明的整体性关注，再细化到各个领域，呈现出层层递进的演化理路[2]。遗憾的是，对法国学者成果的翻译，除老一代的冯承钧先生外，汉译作品不多，而美国、日本、俄国的汉学著作却大量汉译，对我国学术产生了巨大影响。法国汉学蒙尘于角落，这与其辉煌成就极不相配。对此，耿昇先生洞若观火。
耿先生第一个着眼点在于法国汉学之中亚研究方向，其中尤以西域史、敦煌学、吐鲁番学为重点。1945年以前，法国中亚史研究在西方汉学界处于执牛耳之地位，学者众多，实力雄厚。早在1814年（清朝嘉庆十九年），法兰西学院即已创设“汉学讲座”，开汉学进入西方大学讲堂之先例，二百余年来相沿不绝。讲座导师有雷慕沙（A. Rémusat，1788—1832）、儒莲（S. Julien，1797—1873）、德理文（H. d. Saint-Denis，1823—1892）、沙畹（É. Chavannes）、马伯乐（H. Maspero，1883—1945）、戴密微（P. Demiéville，1894—1979）、石泰安（R. A. Stein，1911—1999）、谢和耐（J. Gernet，1921—2018）、魏丕信（Pierre-Etienne Will），他们都是法国同时也是西方汉学史上之名流。作为“汉学讲座”的补充，法兰西学院在1910年代、1960年代又单独为伯希和（P. Pelliot，1878—1945）以及韩百诗（L. Hambis，1906—1978）两位教授设立了“西域史讲座”教习。经过漫长的发展，法国汉学家在中亚地理、考古、佛教、社会史、人类学史等多个方面形成了系统而又独具特色的研究体系。
面对如此丰富的研究成果，任何一个翻译者都会感到兴奋，同时也会倍感压力。法国中亚学跨越多个学科，线索复杂，名著众多，一般情况下的理性选择应是将某一方向作为翻译的主要目标，有余力时再兼涉其他。因为按照正常人的翻译速度，仅一个方向就足以耗尽一个人大部分精力。
耿昇先生有着宽广的视野和难得的大局观，他认为研究者需有多元的阅读经验和多学科的训练，翻译家也不应居于一隅。他是一个充满雄心之人，有着将目标实现的强大执行力,从一开始就同时关注着不同的学科领域。1981年耿昇先生进入社科院，一两年后即有成果面世，兹以1982年到1986年四年间的译作为例来观察其领域的宽广：1982年，布尔努瓦夫人（Lucette Boulnois）《丝绸之路》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1984年，戴密微著《吐蕃僧诤记》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勒内•吉罗（René Girard）撰《东突厥汗国碑铭考释》由新疆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内部印行；1985年，《敦煌译丛》（第一辑）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石泰安著《西藏的文明》由西藏社会科学院内部印行；1986年，耿先生与穆根来合译哈密顿（James Hamiton）著《五代回鹘史料》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
综合上述翻译成果，可以看出，短短几年时间，耿昇先生同时关注敦煌学、突厥学、藏学、回鹘学、吐鲁番学、丝绸之路等诸多领域。尽管在其翻译生涯的不同阶段，关注重心有所不同，但总体框架却是在初入翻译界时即已大体确定，先生实乃早慧之人，对目标早就有着成熟的规划。
由“门外汉”而进入到历史学这一陌生领域，耿先生的翻译工作可谓步履维艰。与纯学术研究者相比，翻译要求译者有更加全面的素养。耿先生曾感慨“读书做学问难，做翻译更难”[3]，要出版一本高质量的翻译作品，需要耗费作者大量心血。译者需熟知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以及国内外历史研究动态，除此之外，一个难以逾越的大山是中亚古代语言的障碍。中亚史研究由于涉及到多种文明的交汇，翻译家除了掌握专业外语外，还需要对藏语、梵语、古波斯语、古突厥语、阿拉伯语、吐火罗语、粟特语、于阗语以及拉丁语系等不同语言有所了解。法国汉学家往往是通才型专家，一部专著中会涉及到多门语言。明清时期中外文化交流方面的译著同样会面临上述问题，耿昇先生曾谈到明清传教士们经常用荷兰文一支的佛拉芒文来交流，但中国连佛拉芒文字的字典都没有。另外一个现实而琐碎的问题在于查证资料的困难。一部外文专著的引文出自哪一部书？人名、地名、官名、制度等专有名词，从某种文字译成法文，再由法文译成汉文，那就要找到古今汉语的称谓。本人业余从事翻译也有二十多年了，其中甘苦，实不足为外人道也。看似一个个小问题，却是最耗费时间与精力的，都需要披沙拣金的功夫去寻找。为翻译一本书，不得不找遍相关资料，耿昇先生曾笑称自己所藏之书是学者当中最为富有者之一，诚非虚言，不得已而为之也。
观耿先生之学术历程，从1981年受聘为敦煌研究院兼职研究员到1990年代初期，对敦煌学关注甚笃，此一时期他翻译、撰写了大量关于敦煌学方面的综述性文章，尤以介绍性文章居多，相继翻译、撰写有《法国的敦煌学研究概况》《1979年巴黎国际敦煌学讨论会概况》《80年代法国敦煌学论著简介》《中法学者友好合作的成果——<敦煌壁画和写本>内容简介》等，发表在《中国史研究动态》《敦煌研究》等刊物上。耿昇先生敦煌学方面译著的出版也主要集中在此段时间，除了《敦煌译丛》（第一辑）和《吐蕃僧诤记》外，还于1987年出版谢和耐代表作《中国五—十世纪的寺院经济》（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两本译著，即《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甘肃人民出版社）和《法国学者敦煌学论文选粹》（中华书局）。1983年9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于兰州成立，中国敦煌学快速发展。嗣后，耿先生在敦煌学方面的专著和文章逐渐减少。
这一时期，耿昇先生在中亚史其他领域亦有所建树，总体来看，1980年代中期开始，他投入精力最多的乃为藏学领域，首先从石泰安著《西藏的文明》入手（前文提到的《吐蕃僧诤记》也应计算在内，尽管研究的内容为敦煌写本），由西藏社会科学院1985年内部印行。之后一段时期平均每两年都会有一本或多本藏学译著出版。值得注意的是，如此高的出版频率是在他同时关注其他研究方向前提下完成的。其中，1987年，他翻译大卫•妮尔（A. David-Neel，1868—1969）撰《一个巴黎女子的拉萨历险记》，由西藏人民出版社刊行；1989年，耿昇先生将意大利藏学名家图齐（G. Tucci，1894—1984）和西德蒙古学家海西希（Walther Heissig，1913—2003）两位学者的专著合并一起，出版了44万字的《西藏和蒙古的宗教》，经王尧先生校订，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刊行；1991年出版古伯察（Régis-Evariste Huc，1813—1960）著《鞑靼西藏旅行记》，由中国藏学出版社刊行；同年，出版麦克唐纳女士（A. Macdonald，1938- ）著《敦煌吐蕃历史文书考释》，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刊行；1992年，翻译英国学者约翰·布洛菲尔德（John Blofeld）著《西藏佛教密宗》，由西藏人民出版社刊行；同年，翻译石泰安16万字著作《汉藏走廊古部族》，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刊行；1994年，翻译出版石泰安著《西藏史诗与说唱艺人的研究》，由西藏人民出版社刊行。1999年，对于耿昇先生来说，是藏学翻译的丰收之年，此年先生共有三本译著，都是由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分别为瑞士学者米歇尔•泰勒（Michel Teylor）著《发现西藏》、布尔努瓦夫人著《西藏的金矿和银币》、意大利图齐著《西藏宗教之旅》。及至2000年出版罗伯尔•萨耶（Robort Sailley）著《印度——西藏的佛教密宗》以后，耿昇先生西藏题材著作才逐渐减少。
1991年，耿先生翻译了谢和耐著《中国与基督教——中国和欧洲文化之比较》一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从此他将主要精力倾注在中法文化交流的引介上，这是他翻译生涯后期投入时间最长、耗费精力最多的一个领域，从1990年代初期一直持续到2010年左右。此方向出版了超过二十本译著，内容涉及基督教、中国的犹太人、入华基督教会与中西文化交流、清末教案、中国文化对法国哲学思想的形成以及入华传教士的艺术创作等诸多方面。其中，谢和耐先生对于耿昇先生进入此领域具有重要的引导意义。除《中国与基督教——中国和欧洲文化之比较》一书外，在1993年，他翻译谢和耐、安田朴等学者合著23万字的《明清间入华耶稣会士和中西文化交流》一书，由巴蜀书社出版；2011年又出版谢和耐先生的著作《明清间耶稣会士入华与中西汇通》，由东方出版社出版。1992年左右，耿昇先生开始翻译容振华（J. Dehergne，1903—1990）神父的著作，先后翻译了他的《中国的犹太人》《1552—1800年入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上下）和《16—20世纪入华天主教传教士列传》等重要专著。另外他还翻译了沙百里、陈艳霞、毕诺、布罗赛等诸学者的论著。
2010年，耿先生译戴仁（Jean-pierre Drège，1947- ）主编《法国中国学的历史与现状》一书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计80多余字。2011年，耿先生同时推出了4卷本《法国藏学精粹》、三卷本《法国西域史学精粹》和三卷本的《法国敦煌学精萃》，由读者出版集团旗下的甘肃人民出版社刊行，略具翻译生涯小结之意味。2013年，耿先生专著《中法文化交流史》一书由云南人民出版社推出，内容丰赡，见解独到，堪称耿先生几个主要关注方向之学术总结。
耿昇先生一生中译著众多，他对每一著作的选择都非常慎重，始终秉承“三个最重要”的标准：法国汉学界最重要著作，法国最著名研究专家所作，以及中国学术界最需要的参考文献。其选择之精，工作之勤，有似一位不倦的淘金人。
耿昇先生强调历史学研究应从具体问题谈起，将原始资料的收集看作是整个历史学发展的根基，对于涉及到史学研究原始资料方面的著作，耿昇先生格外关注。1987年，他翻译了由法国著名东方学家戈岱司（G.Coedes，1886—1969）所著《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一书，涵盖公元前4世纪到14世纪近二千年间希腊拉丁作家有关远东文献的重要内容，是研究中西交通史的基本史料，由中华书局推出。此书在2001年和2014年分别由中华书局和中国藏学出版社再版。1989年，由耿先生和穆根来合译的法国著名东方学家费琅（G. Ferrand）著《阿拉伯波斯突厥人东方文献辑录》（59万字）由中华书局出版。为撰写此书，费琅先生从8世纪到18世纪一千余年的区间里，在近百部著作中摘录了多达59万字的珍贵资料。本书在198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2001年再版，中国藏学出版社于2014年再版。类似的译著还有1986年的哈密顿先生著作《五代回鹘史料》，亦是由耿昇、穆根来两位合译，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1991年推出A.麦克唐纳女士著作《敦煌吐蕃历史文书考释》，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95年翻译荣振华先生著《1552—1800年入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由中华书局出版。诸如此类，不能一一列举。
除了关注基础性资料之外，耿昇先生擅长通过翻译某一学科一批知名学者的经典性专著形成某一方向的基本参考资料。经典学术价值高毋庸多言，但翻译难度常常会更大。耿先生对译著的选择常常是那些他人想为而不敢为或不能为者，这一性格，直到六七十岁时仍一如既往。
1984年10月，耿昇先生翻译的戴密微名著《吐蕃僧铮记》（42万字）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此书被视为法国敦煌学和藏学的代表作之一。戴密微乃20世纪下半叶法国汉学界之代表性人物，与儒莲、沙畹并称“三杰”。他是百科全书式学者，精通汉文、日文、藏文、俄文、梵文等诸多语言，在语言学、佛教文献、哲学、宗教、文学诸多领域耕耘日久，此书显示了他综合全面的学术素养，书中“每一条注释都堪为百科全书的重要条目”[4]，耿昇先生认为此书“是法国最扎实、最有知识的专家写作风格”。翻译此书时，耿昇先生接触藏学领域时日尚短，但丝毫没有阻挡他翻译此书的雄心，这应是先生在八十年代最有挑战性的一次尝试。在书中，戴密微先生发表了诸多敦煌写本，尤其是巴黎国立图书馆藏敦煌汉文写本P. 4646《顿悟大乘正理诀》等珍贵资料。此书涉及面极宽，将政治、宗教、军事、文化等诸多领域打通，引证繁多而有创见，显示出作者对资料极强的驾驭能力。为了翻译此书，耿先生遍查汉籍资料、敦煌文书、佛经诸多资料，对于文中出现的大量的专业术语以及众多古语言文字，耿昇只能一遍遍反复揣摩、核对，至于自己翻译时出现的错漏之处，他会反复向不同专业的学者请教，本人作为晚辈，对耿先生不耻下问的精神有亲身体会，至今感佩。在此书出版后十余年间，随着敦煌学、藏学等领域的发展，《吐蕃僧诤记》被多次再版，其中1994年被台湾千华图书公司出版繁体本，2001年西藏人民出版社、2010年中国书店、2013年中国藏学出版社多次再版，现在已然成为研究中世纪印度、吐蕃和中国佛教研究方面学者的必读书目。耿昇先生的大多数译著能够成为学术界的常青树，被再版三四次之多的译著为不在少数，原因正在于译者超前的眼光和敢于挑战硬骨头的勇气。
在中亚史研究领域的诸多专家中，耿昇先生对于伯希和先生的考古报告、研究著作瞩目最多。相对于英、俄、德、日、美、瑞典等国的西域考古和探险家，这位“超级东方学家”取得的成就更加辉煌，但是1980年代以前，国内对伯希和中亚探险的经历知之甚少，资料多从美、日等国转译而来，内容不全，真伪混杂。耿昇先生从1980年代末开始重点关注伯希和先生，陆续发表了《论<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及其学术价值》《伯希和西域探险与中国文物的外流》等文章。遗憾的是，由于伯希和本人常常以“国际汉学界的警察”自居，对其他学者过分苛责，以至于他逝世后，除了他工作过的法国亚细亚学会以外，鲜有其他学者和单位为之发表纪念文章或发起纪念活动；在他的研究生涯中也少有代表性的汉学研究专著出版。一直到1980年代，法国才有《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1—6卷）出版。1993年，耿先生和唐健宾合力翻译了其中的1—5卷，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译著的完整本在2007年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伯希和在中国西北考察的资料极为重要，法国本地又没有相关著作，耿昇先生只好自己想办法。1990年代以来，他每赴法国，必到各大图书馆收集此类资料，2001年，他将自己将近十年收集的伯希和笔记、读书报告、书信、日记等片段资料进行汇编，结集为《伯希和西域探险记》，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当2008年耿昇先生获悉法国国家远东博物馆和集美博物馆合作出版《伯希和探险日记：1906—1908》一书时，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他曾多方求购而未得，直到2011年在夫人万明教授的协助下几经辗转才购得此书。回国后，立刻着手翻译。对于此书的翻译，很少叫苦的耿昇先生都认为此书翻译的难度“实在是难于上青天”。由于此书是伯希和在旅途中所写，流行于当地的诸如汉文、古突厥文、梵文、蒙古文等少数民族语言的拉丁字母转写体系尚未完成，很多名字都是伯希和根据音译随意写成，甚至同一个人名、地名、民族名称往往有多种写法，使得耿昇先生对于上述细节的核查上占用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甚至一天只能解决一两个地名的译名。即便如此，仍有很多地名无法查到。耿昇先生日夜扶案于书前，耗时一年半，终将这部70余万字的煌煌巨著完成，由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而此时，耿昇先生已是将近古稀之人。耿昇先生曾言一个成功的翻译家“不需要天资多聪明，最重要的是勤奋，要多读，多看”[5]。勤奋确实是一个优秀翻译家的必备素质，但是耿昇先生将之作为成功的最主要标准，这是他对自己翻译生涯躬身实践的最好注解。当下译坛中能像耿昇先生这样，做到将翻译事业看得比自己生命还要重要，以牺牲身体健康以及正常人的轻松生活来实现自己目标的译者，是真正值得我们尊敬的。
有不少研究者指出，耿昇先生的译作存在不少瑕疵。作为诤友与同事，宋岘先生的观点可以作为参考，他在谈到耿昇先生1980年代的翻译风格时，认为“他对一些词义缺乏细致推敲，其文略显粗糙，但态度诚恳、谦虚。他的翻译风格是：不墨守成规”[6]。此评切中肯綮。究其原因，不在于耿昇先生不够严谨，而在于他整体的思路与他人不同。
与其他翻译家不一样的是，耿昇并没有给自己太多时间去熟悉一个领域，然后老老实实扎根于此。根据学术界发展的需要，他随时会调整自己的努力方向，几乎每一次都是某一研究方向热闹起来他选择抽身而退，对他来说，冷僻而具有学术价值的方向更值得他付出。他的翻译生涯横跨如此众多学科方向，每一方向都不是随意翻译一两本著作了事，而是形成一个整体的丛书系列，翻译的难度可想而知。他不允许自己半途而废，只能选择与时间赛跑。在面对翻译细节的精细化处理与高效率出版的两难选择中，他选择了后者，在保证效率的前提下最大程度上将疏失减到最低。在初入一个新领域时，耿昇先生往往通过请本领域著名专家为其校订的方式来减少疏漏，并趁此尽快掌握基本技巧，例如他在进入到藏学领域时，邀请王尧先生为其校订了《吐蕃僧诤记》《西藏的文明》《甘川青藏古部落》等著作，另外，他身边诸多诤友如穆根来、张毅、崔永乾、宋岘等诸位学者亦是他经常请教的对象。耿昇先生的译书速度之快让人叹为观止。从1980年代进入到翻译界开始，他基本上保持了一年两到三部专著出版的速度。从一个保守者的眼光来看，耿昇先生完全可以在藏学、敦煌一类学科中吃老本，每本书拿出足够的时间反复推敲、润色，自己轻松，还不会因细节问题招致异议。对于耿先生来说，他宁愿顶着众多的批评开辟新的领地也不愿裹足不前。他所惋惜的是还有如此多的经典专著尚未翻译完成，不能与国内读者见面，此诚其执拗之处，也是尊严所在。对于自己翻译中出现的问题，耿昇先生在后来的回忆中说：“回首往事，虽然并未因碌碌无为和虚度年华而感到痛心，却也为自己走过的许多弯路和造成的许多败笔而抱憾终生。”[7] 任何研究者在了解耿昇先生庞大的译作数量和不计成本的付出后，对他译作中微小失误的苛责都应被深深的震撼和敬佩所代替。
1995年，耿昇先生荣获由法国驻华大使亲自颁发的“文学艺术勋章”，这是法国政府对他学术成就以及中法文化交流成绩的肯定。他不是一个书斋型的学者，在译书之余，他曾组织数十次国内和国际学术讨论会，组织主办了30多次丝绸之路等国际、国内学术会议，我们都深受其益。他先后任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秘书长、副会长、会长、名誉会长，兼任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中国蒙古史学会、中国海交史学会理事，并被聘为北京外国语大学、西北民族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泉州海交史博物馆的兼职教授或研究员。而在日常生活中，他兼有长者之风，性格豪爽大气而平易近人，奖掖后进而不图回报。中国的学术界，赖先生之力而牗启户明，用“学界津梁”一词以概括其杰出贡献，正是对先生学术生涯最为贴切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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