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富学 | 藏传佛教噶玛噶举黑帽系乳必多吉活佛巡礼沙州并布施文殊窟斟议

摘要：1362至1365年间，藏传佛教噶玛噶举黑帽系第四世活佛乳必多吉巡礼西北，其间曾对敦煌的两座文殊窟进行布施。这两座文殊窟，其一应为敦煌莫高窟第61窟，其二应为瓜州榆林窟第2窟。当时蒙古豳王家族统治敦煌，推崇藏传佛教，在莫高窟、榆林窟大兴佛事，将敦煌藏传佛教的发展和石窟营建推向高潮。蒙古豳王家族成员及其境内的河西回鹘人都敬奉文殊菩萨，崇拜五台山，从回鹘文题记可以看出，他们把莫高窟第61窟和榆林窟第2窟都视作文殊菩萨的道场。藏传佛教的盛行与蒙古豳王家族对文殊菩萨的崇奉，应系乳必多吉巡礼沙州并对文殊窟进行布施的原因所在。

关键词：敦煌回鹘文题记；藏传佛教；蒙古豳王家族；裕固族；乳必多吉；文殊信仰

一、问题的提出 

噶玛噶举黑帽系为元代藏传佛教主要派别之一，其上师中，最早与蒙古黄金家族成员有所接触的为第二世活佛噶玛拔希（Karma pakshi, 1204~1283），但因其与蒙哥、阿里不哥父子关系密切而疏远忽必烈，故而在忽必烈登基后遭到囚禁与流放，致使噶玛噶举在元初宫廷隐而不彰。进入元中叶以后，第三世活佛攘迥多吉（Rang byung rdo rje，1384-1339）在元廷才再度引起重视，受文宗、宁宗之邀，先后二度赴大都传授噶玛噶举派密法。[1]89  顺帝一朝，噶玛噶举地位迅速提高，第四世活佛乳必多吉（Rol pa’i rdorje，1340-1383，又译绕呗朵儿只）在元顺帝及皇太子爱猷识理答腊统治时期备受尊崇，庶几拥有“无冕”帝师的地位。[2]229-230  乳必多吉的事迹见于其弟子——噶玛噶举红帽系第二世活佛喀觉旺波（Mkha’ spyod dbang po，1350-1405）所撰《无比最妙上师传·功德无穷明鉴（Mtshungs medbla ma dam pa’i rnam par thar pa yon tan mi zad pa rab tu gsal ba’i me long）》。其中言，应元顺帝父子之邀，乳必多吉由西藏出发东行大都（今北京），于狗年（1358）十一月抵达青唐（gyim thang，西宁），于鼠年（1360）十二月十九日抵达大都。[2]229-244;   [3]369-376  两年后，即虎年（1362）一月，乳必多吉离开大都西返，沿途对西北佛教寺院进行巡礼，前后历时三年。在巡礼了六盘山（Lupan shan）以后，经由凉州（Lingju）、甘州（Kamju），而至于沙州（Zha ju）。[4]218-239  在抵达沙州之前，乳必多吉已将信众供奉的财物布施给藏地与汉地十余座寺院和圣地。其中，属于藏地的有觉卧佛像、簇尔普（Mtshurphur）寺、觉丹寺（Jogdandge’dun sgang）、德庆（Bde chen）寺、噶玛寺和腰带岩寺（Ske ragsbrag rtsa）。属于汉地的有：凉州水晶寺（Shel byon）、甘州（Kam ju）卧佛寺（gLo nyal）、Ka kyog和木殿（Shing khang）的弥勒佛像、殊胜的Si lig和沙州（Zha ju）的两尊弥勒大佛像、两座文殊窟（’Jam dbyangs lha khang）。[5]260-268  其中，有些地方、寺名不甚明了，也有些语句文意不明，咸有待于继续探讨，但沙州（Zha ju）的两尊弥勒大佛像和两座文殊窟之谓则是可以定谳的。

两尊弥勒大佛像，其一为莫高窟第96窟之弥勒大佛，其二为莫高窟第130窟的南大像，前者为初唐之物，后者修建于盛唐开元年间，为晋昌郡太守乐廷瓌及其夫人太原王氏修建。敦煌莫高窟第156窟壁题《莫高窟记》载：“至延载二年（695，应为证圣元年，延载仅有一年）禅师灵隐共居士阴祖等造北大像高一百卌尺。又开元中（713~741）僧处谚与乡人马思忠等造南大像高一百廿尺。”[6]72  现存莫高窟第96窟和第130窟的弥勒像都呈善跏坐，分别高33米和26米，应当就是题记中的北大像和南大像。[7]260-268  这两个巨型弥勒像在莫高窟地位特殊，古往今来，一直是香客朝拜的主要对象，乳必多吉对其进行布施，出乎自然，无需赘言。但其他尚待探讨的问题却不少，如，敦煌路途遥远，乳必多吉何以不避艰辛，专程前往巡礼？敦煌石窟众多，乳必多吉何以仅对其中的两座文殊窟进行布施呢？两座沙州文殊窟究为何指呢？这些都是颇值得思考的，本章拟就以上诸问题略作探讨。

二、乳必多吉远道巡礼沙州之原委 

按照常理，乳必多吉在巡礼完张掖大佛寺后，南行，取道扁都口而归藏，是一条最可取的坦途与捷径。值得玩味的是，乳必多吉并未南行，而是西行至敦煌巡礼。由张掖至敦煌单程距离600公里左右，当时由敦煌南下至格尔木的大道尚未开通，只有马匹、骆驼可通行的小道，崎岖难行，故乳必多吉一行需返回甘州，取道扁都口才能进入青藏高原。在那个时代绕道1200公里，非为易事。

乳必多吉巡礼敦煌时，当地及附近地面均处于蒙古豳王家族的统治之下，《无比最妙上师传·功德无穷明鉴》言其地“以三王之府衙（Dbang gi khrims ra）为首”，正此谓也。这里的“三王”，谢氏指为“屯居于沙州的察合台出伯系的豳王、西宁王和威武西宁王”。[4]237  误也。

1259年，蒙古国大汗蒙哥（成吉思汗四子托雷的长子）于合州钓鱼山去世，其二弟忽必烈于1260年5月在以东道诸王塔察儿为首的蒙古宗王及汉人儒臣的支持下抢先在王城开平称汗。此举引起四弟阿里不哥的不满，遂于哈喇和林称汗，得到窝阔台孙海都、察合台孙都哇的响应，势力强大。元朝之西北边疆面临严重危机，恰在此时，因不满察合台后王叛乱的出伯、哈班兄弟活动于1276年脱离察合台汗国而率众投奔忽必烈麾下，[8]27  极大地缓解了忽必烈的燃眉之急，加上出伯、哈班兄弟及其家族成员英勇善战，得到忽必烈及其后继者的倚重，受命长期镇守河西走廊地区，以“镇御有劳”，[9]802  出伯家族成员相继被封为一等王豳王和肃王，分别驻于肃州（甘肃省酒泉市）和瓜州（甘肃省瓜州县），出伯子孙又获封二等王西宁王（驻沙州，今甘肃敦煌市），再由西宁王分出三等王威武西宁王（驻哈密力，今新疆哈密市）。拥有四个王号的这一家族，本文统称为“蒙古豳王家族”，权高位重，自元至明，在西北地区一直影响巨大，成为裕固族形成的两大核心之一。是以，《无比最妙上师传·功德无穷明鉴》所谓的“三王”，乃指沙州西宁王、肃州豳王和瓜州肃王，与哈密的威武西宁王无干。元末乃三王统治河西西端的极盛期，也是藏传佛教盛行敦煌之始，乳必多吉远足敦煌，主要诱因之一当来自这一因素。

蒙古豳王家族尊奉藏传佛教，敦煌文献对此多有反映，如敦煌回鹘文写本Or. 8212-109（旧编号Ch.xix. 003）《吉祥胜乐轮（Sri-cakrasamvara）》就是至正十年（1350）吐鲁番柳中（Üč Lükčüng）城之萨里都统（Sarïɣ Tutung）遵照沙州西宁王速来蛮之子阿速歹（Asuday）之令缮写的，[13]160-162 ; [14]123-124  用来为新逝的速来蛮度亡。有元一代，柳中政治地位重要，佛教发达，在回鹘佛教徒心目中，这里堪称圣城。[12] 《吉祥胜乐轮》属印度著名密教大师纳若巴（Nāropa，1016~1100）所传度亡之书，后被译为藏文，回鹘佛徒又以藏文为据转译为回鹘文，成为回鹘和裕固族历史上藏传佛教信仰研究最重要的文献之一。

1989年，敦煌研究院考古人员在莫高窟北区掘得现编号为B163:42的蒙古文文献一纸，内容系吐鲁番当地蒙古统治者颁发的令旨，旨在确保新疆至敦煌间藏传佛教僧侣与香客之安全：

1   [     ]（….）Boladun ĵarlγ-iyar

2                      Kedmen Baγatur üge manu[  ]

3                         yabuqun ilči Bül-e[  ]

4                         -ta B(…)N-W TegeToγtemür [  ]

5                         olan čerig-ün aran-aane

6   goņg diņg gui ši Dorĵi Kirešis Bal Sangbolam-a [ ] šabinar-

7   luў-a Qar-a Qočo ĵug Bars Köl-e Biś Baliγ-akiged iren odun

8   kereg-tegen yabuĵu odqui-dur ireküi-dürirüger-ün

9   tul-a ked ber boliĵu buu tüdetügei ačaўaņtemege

10  morid aņu ulaў-a šügüsün kemen buu barituγaiγaγun

11  kedi anu buliĵu tataĵu buu abtuγai kemebeiäyin

12  kemegülün ede gon ding gui šiDorĵi Kirešis Bal

13  Sangbo lam-a [ ] šabiņar-luўaņ Qar-aQočo [  ]

根据Boladun圣旨，克德门巴特尔[颁发]令旨：“向往来行走的使臣布勒……向……向帖哥和图黑特木尔、向诸多军士……因为灌顶国师朵儿只怯烈失思巴藏卜喇嘛与其徒弟们，穿梭于八儿思阔、别失八里及高昌其它[地方]，旅途应做事虔诚（即佛教的宗教仪式）并祈福众生，谁也不得阻其旅程，不许征用他们的川资、车辆、骆驼和马匹，不能说‘这些是驿站牲畜或给养’，没人可拿取其任何东西”。[13]160;  [14]26-27

令旨颁发于高昌（新疆吐鲁番），出土于敦煌，说明当时自吐鲁番至敦煌间，尽管统治者不同，但藏传佛教却受到了一样的优渥，沿途通行无阻。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敦煌藏传佛教在元末发展至极盛，与之相应，敦煌莫高窟、瓜州榆林窟、东千佛洞的营建也达到高峰。莫高窟涌现出相当数量的元代洞窟，现可得到确认的大体有10余，分别为1、2、3、61窟甬道、95、149、332、462、463、464、465、477、B53、B126、B163，这10余所洞窟，绝大多数都是元末之遗留，而榆林窟的元代洞窟，如第2、3、4、6、27窟、29窟窟顶和东千佛洞第2窟，甚或第4、5、7窟，也都属于蒙古豳王家族统治时期之遗墨。[8]114  裕固族藏传佛教信仰的形成，就是这一历史背景的产物。[15]193-202  ;[16]377-386

元朝晚期，敦煌在蒙古豳王家族统治下，藏传佛教兴盛，石窟兴建活动高涨，此抑或为乳必多吉不远千里，绕道敦煌进行巡礼的根本原因。

三、乳必多吉布施文殊窟原因蠡测

如所周知，回鹘尊崇文殊菩萨，河西回鹘亦复如是。[17]441-447  从既刊回鹘文文献看，蒙古豳王家族同样也是文殊菩萨的虔诚信徒，如酒泉文殊山发现的汉—回鹘文合璧《重修文殊寺碑》即反映了这种思想。碑文载：

12.aɣїr buyanlїɣ їduqlar..al(q)u xan caɣaḍay orunїn olurup..aɣdїntїlar tuz-it orduɣa∷amtї bu tusta nom(tas) taysї asnuqї (b)uyan (tїltaq)їnta

13.caɣaḍay orunїn olurup..arїs arїɣ üc ärcinilärtä..an(g)sїz kirtgüncligbolmїsїnga ∷ asnu s(ü)gcüning käguu qapcuɣayta..(a)/////u cing (san) sin (yasa)ḍmїs(..) ary(a) (mancusiri)sängrämintä(..)

14.aɣa inilär birlä yükün(gäli barїp) ∷altїno aynїng (üc otuzta)..ayaz kök qalїɣnїng yüüzintä ..adїrtlїɣ bis boduɣlїɣyruqlriɣ körüp ..alqu sin kät(?) süzüldilär ∷ burxannomїnga.

15.kirtgünclig..bodistw(täg,nom) tas taysї..busulmis (sä)ng(räm)yasamaqnїng..buyan(їn) tälim äsidmis ∷(a)……d… wxarlarїɣ (ü)klätsär..altun tilgänlig xan bolup..alqunї///// bolzun(..)

16.alqїɣ köngülintä……∷(kö)…(a)rїɣsüzülüp..Kü///li trk bi……(kök)linxua täg/an közin..Körüp amtїqї (sängrä)mig ∷ adїncїɣ bu sängeäm turɣalї..adirtlїɣsäkiz yüz

现在喃答失太子……(12)继承察哈台宝位后，由于十分敬信纯洁三宝之故，它和兄弟等人去拜谒位于肃州嘉谷沟中的、以前……由郑善进修建的圣文殊寺时，(13)于六月[二十三]看见天空中异样五色光辉，[于是]益发全心崇信[佛法]。崇信佛法的、(14)如菩萨一样的喃答失太子听说[重]修已毁寺院功德无量，多筑……精舍则作金轮王，一切……都将(15)……在其宽大心中。虔诚……迅速……以[青]莲之目看见该寺院。该特异的寺院建立以来已过八百年。(16)[18]258-259,261

这一记载说明，泰定三年（1326）六月二十三日，第三代蒙古豳王喃答失在文殊山“看见天空中异样五色光辉”，于是发愿重新修复文殊山。这一情景使人不由联想到文殊菩萨于五台山现真容的情景：“文殊菩萨骑金色师子，现其人前，良久，乘五色云腾空飞去。”[19]281  敦煌写本P.4617《五台山圣境赞》有“五色云中游上界，九重天外看西方”之颂词。[20]57  是故，碑文所描述的喃答失王所见之景象应系文殊菩萨显圣之相，此乃豳王家族发心重修文殊寺之重要原因之一。

莫高窟第138窟主室北壁最前面的女性供养人像西侧有游人题记13行，其中前12行用回鹘文草体书写，最后一行用八思巴文书写：

10 darm-aširi qač käṣig

11 ky-äbitiyü tägintim kinki körgüči (….) (…..)M

12 uluɣadam könčüg (……)muz-nung---------- (.)WNKWR? barärsär

我，达摩失里(10)恭恭敬敬地书写了这几行。后世读者……(11)我祖父宽彻（Könčüg）……的……如果有的话(12) [21]32-33;[22]29-30

虽然题记不甚完整，但其中的namasangiḍ指《文殊所说最胜名义经》则是不争的。题记第12行出现的宽彻（Könčüg）乃蒙古豳王家族瓜州系肃王的第一代。此人为出伯兄哈班之子，于天历二年（1329）八月被封为肃王，[23]937  驻于瓜州（甘肃省瓜州县），为一等诸王，佩金印兽纽。其位崇隆，与肃州之豳王相埓。宽彻之名在榆林窟回鹘文题记中的出现，可谓敦煌地区裕固族蒙古裔（出伯家族）尊信文殊菩萨的有力证据。题记第13行所用之八思巴文颁行于至元六年（1269），为题记的断代提供了可靠的坐标。

蒙古豳王家族特别尊崇文殊菩萨，不仅重新修复被称作“文殊堂”的莫高窟第61窟甬道，而且在窟前修建皇庆寺，足见莫高窟第61窟在元末是作为蒙古豳王家族西宁王系的王家寺院存在的。（详后）不管是敦煌当地的统治者蒙古豳王家族，还是与之关系极为密切的河西回鹘人，都是非常敬信文殊菩萨的，而后世的裕固族就是这两个民族密切相关的民族合二为一而形成的。裕固族先民的佛事活动，无疑推进了文殊菩萨信仰在敦煌的进一步流行。乳必多吉之所以对敦煌文殊窟优礼有加，甚至在巡礼敦煌之前即事先对两座文殊窟进行布施，深层原因盖出乎此。 

四、两座沙州文殊窟之所在

乳必多吉所布施的两座沙州文殊窟，其中之一已由谢光典推定为敦煌莫高窟第61窟。[4]260可以信从，只是谢氏未做系统的论证。兹略作补考。

如所周知，莫高窟第61窟为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夫妇于10世纪中期所建的功德窟。主尊为文殊菩萨，洞窟正壁（西壁）绘有规模宏大的五台山图，在敦煌写本《腊八燃灯分配窟龛名数》中被称作“文殊堂”。 [24]50-54;  [25]88-107;  [26]980-1004  然而，该窟甬道被后世重修过，至于现存壁画之时代，学术界近期出现了争议。

长期以来，莫高窟61窟甬道现存壁画长期被认定为元代重修之物，[27]26;  [28]83  但近期有学者提出不同意见，认为现存壁画应为西夏国时期之遗墨，理由是甬道二壁，尤其是北壁发现有数量丰富的汉文与西夏文对照的施主榜题。[29]64;[30]74;[31]61;[32]1139-1140;[33]141;[34]123-134  既然有西夏文，就应为西夏国之物。此说看似理据充分，实则完全出于误解，因为西夏文并非只流行于西夏国时期，在元代传播更广，甚至到明代，西夏文尚在继续使用，不能因为有西夏文就遽然推定为西夏国之物。尤有进者，汉文与西夏文合璧书写一般出现于元代而不会出现在西夏国时期，斯时西夏推行蕃汉两套管理体制，汉人地位较低，[35]122-134  在西夏国时期，罕见西夏文与汉文并列书写之例证，更不可能像61窟甬道那样，将汉文写于上首而把西夏文置于其下的位置。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甬道南壁西侧洒扫尼姑像右侧有蒙古文、西夏文对应榜题。[36]30-34  该榜题系石窟修复时之原书，堪充该窟甬道重新修复于元代之铁证。

学术界之所以认定莫高窟第61窟为西夏国时代重修，除了因西夏文而导致的误解外，还基于对宋元时代敦煌历史的误解。论者认为西夏国时代敦煌繁荣，而元代则敦煌衰败不堪，如沙武田教授曾就莫高窟第61窟言道：

元代在莫高窟的营建极为有限，是没有可能修建如此大窟的可能性（原文如此——引者）。元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河西敦煌走向衰退。在莫高窟，我们基本上已看不到元代人的开窟活动，皇庆寺的重修，是由于西宁王速来蛮的来访而为。[31]61

如果此说可信，那么，以之为据判定莫高窟第61窟甬道修复于西夏或许能够成立，问题是，西夏元时代敦煌的实际情况却恰恰与此说相反。

沙州本归归义军政权所有，1036年（一说1035年），西夏击灭归义军政权，占领敦煌。但此后以至1068年，西夏却并未能直接占领敦煌，其地由沙州回鹘统治，直至1068年以后，沙州才正式入于西夏国。[37]267-299  由于沙州位处河西走廊的西端，同样也是西夏国的西鄙，距离西夏国的政治中心兴庆府（今宁夏银川）甚为遥远（1300余公里），在整个西夏国时代地位不高。瓜州虽有西平监军司之设，地位在沙州之上，但同样地位不彰。[38]432  可以推想，西夏国时期沙州、瓜州二州政治地位不高，而且人烟稀少，经济落后，以如此窘迫之境况，哪里会有那么大的经济力量来修复像莫高窟第61、464、465窟以及榆林窟第2、3窟之类规模巨大且造像艺术水平极高的大型石窟呢？与之相较，元代则迥然不同，瓜州、沙州分别作为蒙古豳王家族辖属之肃王与西宁王的驻地，不管从政治还是军事上说，都堪称河西地区的中心区域，其政治、军事地位之高，是西夏国时代所完全无法比拟的，自然可以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来修建规模巨大的洞窟。

天历二年（1329），出伯之子忽答里迷失（又作忽塔迷失、忽答的迷失、忽塔忒迷失）被封为西宁王，佩金印螭纽，位列二等诸王，驻于沙州。是为西宁王之始。就在这一年，居于肃州的第三代豳王喃答失去世，其位由叔父西宁王忽答里迷失继承，时在当年十二月。忽答里迷失由第一代西宁王而变身为第四代豳王，由二等王晋级为一等王。[9]745  如是一来，西宁王之位遂出现空缺，其位由忽答里迷失之侄速来蛮继袭。速来蛮在世时曾于至正八年（1348）在莫高窟立《六字真言碣》，率领王子、王妃、公主、驸马等颂经奉佛。差不多同时，速来蛮父子又于莫高窟第61窟外修复皇庆寺。至正十年，寺成而速来蛮去世。一年后，继承速来蛮位的养阿沙立《皇庆寺碑》以记其事。速来蛮自元文宗天历三年（1330）任西宁王及至元顺帝至正十年（1350）去世，驻守敦煌长达20年之久。他在位期间，大力发展交通，修建驿站与驿道，奖掖佛教，营建石窟。沙武田先生言其为“来访”莫高窟的访客，完全失据。蒙古豳王家族集王家之力开凿这些洞窟，在人力物力方面都不存在问题。就敦煌发现的大量西夏文文献言，学术界所熟知的《瓜州审判档案》和《六祖坛经》译本为西夏国时代之物，毋庸置疑，另有莫高窟北区发现的B125:22出现有西夏国官职“持金牌”，[39]372-373B184:2 有西夏国官职“监军司”，[38]430B243:5  有西夏国官职“肃瓜统军”，[38]431  推而论之，有可能为西夏国之物（不排除后世文书追述前世官职之可能性）。除此之外的西夏文文献庶几都可确定为元代之物。[40]53; [41]76  这些说明，西夏文化在敦煌的繁荣，是在元代而非西夏国时期。历史认知的错位，是西夏说得以形成的关键性诱因。

综上，莫高窟第61窟甬道为元代重绘，而非西夏之物，则昭然若揭矣。若再虑及至正年间西宁王速来蛮、养阿沙父子于61窟外重修皇庆寺这一史实来看，结合裕固人对文殊菩萨的崇拜，[42]1-11  庶几可以厘定该窟甬道必为西宁王速来蛮家族在修建皇庆寺之时一并予以重修重绘的。果若是，则莫高窟第61窟在元末应为蒙古豳王家族之王家寺院。乳必多吉所布施之文殊窟，其一应即莫高窟第61窟，当属无疑。

那么，另一个文殊窟究为何指呢？谢氏未言及，从敦煌出土的汉文文献亦无从得知。在敦煌石窟中，除了五代第61窟，还有六座石窟内绘有五台山图，分别为中唐第159、222、237、361窟和晚唐第9、144窟。此外，瓜州榆林石窟第3、19、32、33窟和肃北五个庙第1窟也有五台山图，内容均为文殊变。[43]  如无他证，则无法确定另一座文殊窟之所在。有幸的是，榆林窟第3窟发现的回鹘文题记恰恰弥补了这一缺憾。

榆林窟第3窟窟门西壁上绘有“文殊变”，文殊手持如意，半跏趺坐于青狮背莲座上，有身光和头光，象征帝王的帝释天侍立于文殊菩萨之前，借此衬托出文殊菩萨在画面的中心地位。（图1）窟内有多处回鹘文题记，其中主室西壁南侧普贤菩萨像的下方边沿的框线内有八则回鹘文题记，其中两则内容近似：

图1：榆林窟第3窟窟门西壁“文殊变”

(a)šakyapal uday-qabarïr-ta kinki-lär-kä ödigqïldïm

我沙加班（Šakyapal）至于五台，作为给后人的纪念。(a)

(b)täväči tuḍung uday-qabarïr-taödigqïldïm sadu bolzun

我帖瓦赤（Täväči）都统至于五台，作为纪念。善哉！(b) [21]37;[22]71-72

这里的uday指文殊菩萨的道场五台山，笔者已有详考，兹不复赘。[44]5  榆林窟第3窟绘有“文殊变”和五台山图，故而在朝拜者的心目中，该窟也就被视作五台山了。能够佐证这一推论的是榆林窟第33窟主室甬道南壁供养人像的右肩旁之草书体回鹘文题记：

01buquḍluɣqaču […] taɣ (?)

02 mančuširi taɣ (?)kälip

此吉祥的瓜州……山(?)(01)来到文殊师利山(?)(02) [21]35;[22]120

题记径呼榆林窟为“mančuširi taɣ”，即文殊师利山，言外之意，在回鹘佛教徒的心目中，榆林窟本身就是文殊菩萨的道场。职是之故，回鹘朝拜者将榆林窟称作五台山，也就顺理成章了。是以，乳必多吉所布施的第二座文殊窟，自然可推定为榆林窟第3窟。

必须说明的是，未必只有山西的五台山才配作为文殊菩萨的道场。古代文殊信仰流行，作为文殊道场的五台山在佛徒心目中已经演变为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不必具形，但凡文殊菩萨信仰流行处，皆可有五台山存在，例如，西夏国统治者元昊在贺兰山拜寺口双塔一带新建五台山寺。[44]18; [45]240  辽朝在蔚州（今河北省蔚县）东南也建有五台山寺。甚至在辽远的新罗真如院及日本京都嵯峨野，也皆有五台山寺之兴建。[44]20-21; [45]247-249; [46]106-112  所以，不能凡提到五台山，就必须设定在山西境内不可。

榆林窟可以被整体视作五台山，已如前述。但《无比最妙上师传·功德无穷明鉴》即言乳必多吉向两个文殊窟施以香火，其一为莫高窟第61窟，其二也应该为某一窟才是，而不应推定为整个榆林窟。

何者堪充第二所文殊窟呢？首先当考虑的是榆林窟第3窟，因为出现“五台山”的两则回鹘文题记都出现在该窟，而且该窟有“文殊变”，而且甬道中出现蒙古供养人（图2）。可以确定该窟为元代洞窟，而且绘画颇有皇家气势，能够与文献中所谓的“三王”相对应。

图2：榆林窟第3窟蒙古男女供养人

然而，若将之与一壁之隔的第2窟相比，似乎第2窟的可能性更大。因为该窟主壁绘制的是文殊变，（图3-5）常被人们视作莫高窟第61窟之外的第二个“文殊堂”。[47]17-24  以理度之，乳必多吉前来上香火，应该面对主壁才是。

图3：榆林窟第2窟内景

图4：榆林窟:2窟东壁（正壁）文殊变

图5：榆林窟:2窟东壁（正壁）文殊变（赵晓星标示）

况且，在榆林窟第2窟主室南北壁发现有两则回鹘文题记也能够证明榆林窟第2窟与文殊菩萨息息相关，其内容如下：

南壁quḍluɣ luu yïlaram ay yiti yangï-da män činaišvari šabi

      bu quḍluɣ mančuširi bodistv-ta yṳkündüm sa

在吉祥的龙年正月初七，我Čina-İšvari-šabi来朝拜七面文殊菩萨。善哉！[21]34

北壁01.bu mančuširi

02.bodisdw

此[为]文殊师利菩萨。[21]34

即言文殊菩萨，那就与五台山不无关系。回鹘香客朝拜完第2窟五台山，然后到隔壁的第3窟写下发愿文，也是于情于理都可以说得通的。是以，裕固族先民将榆林窟第2窟视作文殊菩萨道场是毫不足怪的。

五、结论

由上文论述可以看出，自14世纪初开始，敦煌、瓜州、酒泉地区在蒙古豳王家族的统治下，藏传佛教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至元末臻至极盛，石窟营建也于元末达到高潮，这一因素应为乳必多吉不惜绕道二千余里而专程巡礼敦煌之主因；蒙古豳王家族特别尊崇文殊菩萨，不仅重新修复酒泉文殊山，而且重修了被“文殊堂”的莫高窟第61窟甬道，在窟前兴建皇庆寺，说明莫高窟第61窟在当时一度充用蒙古豳王家族西宁王系的王家寺院。这一现象说明，不管是敦煌、瓜州、酒泉等地的统治者蒙古豳王家族，还是与之关系极为密切的河西回鹘人，都是非常敬信文殊菩萨的，此应为乳必多吉特意布施沙州两座文殊窟的深层原因；这两座文殊窟，其一应为莫高窟第61窟，其二应为榆林窟第2窟，二者都视作文殊菩萨的道场，甚至榆林窟第2窟被径直称作五台山。这是元代敦煌史上有意思的文化现象，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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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按：本文原刊《五台山研究》2019年第1期，第43~50页，引用请参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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