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乐庆 杨富学 | 粟特僧伽大师与长安荐福寺
摘要：粟特高僧僧伽少而出家，誓志游方，壮年入唐，在中土传教五十三载。始至西凉府，于唐高宗龙朔初年来到江淮一带，被称作泗州和尚。由于其诸多的灵验感通事迹和神奇传说，在晚唐时期被发展为民间崇拜偶像，世称泗州文佛，成为中土至尊，进而演变为一种宗教信仰，广泛流行于江淮、闽粤、川渝及中原一带。其在唐土的五十年间，有两年是在长安渡过的，在长安为人疗疾，以其神通力预知大雪，救旱飞雨，造福长安吏民百姓，最终坐化于荐福寺。关于僧伽大师与荐福寺的因缘关系，各种文献都有所记载。
主题词：粟特；僧伽信仰；长安；荐福寺
一、僧伽信仰之盛行及其在长安的传播
唐代时期，名僧辈出，其中不乏法藏、善无畏、不空、金刚智、僧伽大师等来自五天竺或西域诸国的入唐僧人，这些远道而来的异域高僧以弘扬佛法为天职，为佛教文化在唐代的繁荣昌盛做出了积极贡献。其中来自中亚粟特的僧伽大师，是入唐的外来高僧中弘法时间最长、信仰最为广泛以及后世影响力较大的一位神僧。僧伽大师入华后始称观音化身、泗州大圣，后被称为泗州佛、泗州文佛、僧伽文佛，自唐代前期以来，逐渐成为一种独具特色的民间信仰，而且成为至尊，信徒众多，上自帝王将相、文人墨客，下及普通百姓，靡不尊信，至今香火不绝，可谓中国宗教史之一奇特现象。[1] 中国的民间信仰历史悠久，信奉有各种各样的神灵，但这些神灵多以土生土长或中华特有的传说和人物作为信仰、膜拜对象，如五代梁时游方化缘于江浙一带的契此和尚、东南沿海地区的海神妈祖娘娘等等，无一不是中国本土形象化身，就连从印度传入的观音菩萨，都有一个“妙善公主”的中国身世和本土形象。僧伽信仰，以外来粟特人的背景来历在淮南一带弘法传教，声名远扬，先后传播至浙、闽、粤、台，及至成为全国性的信仰，其现象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讨。北宋黄庭坚言：“僧伽本起于盱眙，于今宝祠遍天下。”[2] 形象反映了僧伽信仰在宋代中土传播广泛之状。
作为僧伽崇拜发源地的江苏地区尤其是泗州，僧伽信仰的遗痕最为丰富。宁波舟山东茹山有香火旺盛的佛寺——泗州大师堂，见载于《参天台五台山记》。北宋煕宁五年（1072）春，日本天台宗高僧成寻登录该岛屿，曾参拜泗州大师堂：“延久四年（1072）四月二日辛亥辰时,出船,依潮满,以橹进船。午时,到着东茹山。船头等下陆,参泗州大师堂。山顶有堂，以石为四面壁，僧伽和尚木像数体坐，往还船人常参拜处也。”[3] 在今日南通，传有当年泗州大圣伏狼之所，狼山的广教寺，奉祀的开山祖即为“僧伽大士”，在山顶的最后一座大殿——大圣殿中还依旧供奉着师祖僧伽大圣菩萨的造像，中间为端坐莲台的僧伽大师，侧侍为弟子慧俨、木叉，殿侧塑二十诸天，一年四季前来拜谒者香客不绝。在江阴、张家港、常熟、镇江和江淮地区也有这一传说流行。[4] 江苏地区僧伽信仰的聚焦力还表现在泗州舍利的发现上，2003年在江苏省江阴市青阳镇悟空寺的塔基地宫发现一石函，石函上有铭文言为“泗州大圣塔”，证实函内舍利非“泗州大圣”莫属。[5] 另，江苏镇江鼎石山有“僧伽塔”，江苏句容有葛仙湖大圣塔，最初也是因为供奉大圣僧伽神像而得名。
镇江鼎石山僧伽塔
与江苏接壤的浙、沪地区有关僧伽信仰的遗存也屡有发现。1966~1967年在浙江省瑞安县仙岩的慧光塔发现了一批珍贵的佛经和宗教艺术品，其中就有一件涂金木雕泗州大圣坐像，木座包镶银片，有铭刻，前记“泗州大圣普照明觉大师”，后记“泗州大圣”，左、右及底部分别记供奉者和造像主姓名。[6]
上海地区目前遗存的僧伽造像据资料亦多，有一处见于1974年上海市松江兴圣教寺塔地宫出土的一件泗州大圣坐佛铸像，佛像双目微闭，头戴风帽，袖手危坐，神态自若。[7] 另在江浙沪三省交界处，有一座泗洲禅寺，向东不远即是上海界。
松江兴圣教寺塔所出泗州大圣铜坐像
江浙沪以南的闽粤地区，僧伽信仰同样兴盛不绝。宋金之际，泗州僧伽塔毁于兵燹，原有信徒纷纷南下，僧伽信仰遂遍及南方诸地，尤以福建为盛，清人施鸿保《闽杂记》载：“福省城中街巷间，多供泗洲文佛，或作小龛，或凿壁为龛，有供像者，有供牌位者，亦有但凿四字壁上以供者，犹吾乡之奉观音大士也。”[8] 福建地区以僧伽名号建立和保留的院、寺、堂、庵、殿等为数不少，如厦门南普陀寺始建于唐朝会昌、大中年间（841~859），初名“泗州寺”，五代时曾称“泗州院”，宋代称“无尽岩”，后又改称“普照寺”；泉州开元寺内原建有“泗州院”，至今所收藏的历代佛像中仍有九尊元代泗洲佛，以辉绿岩、花岗岩雕刻而成，最高58厘米，最小30厘米，均头戴僧帽，身披袈裟，瞑目而坐。福清市道教圣地石竹山也建有“泗洲殿”。据当地人描述，在福建的街头巷尾，村里村外，都立有小庙供奉泗洲佛，如福建多榕树，就在树下置一小神龛供奉，相沿成俗，意在保佑一方平安。2014年8月，考古人员在福建南平市樟湖镇剧头村泗洲峡山上进行现场考古调查时，发现一座已荒废倒塌的石构建筑，建筑内完好保存着明代初期“泗洲佛”一尊。有研究者根据《八闽通志》所载统计，发现仅福建地区至少就有45个与僧伽信仰有关的泗州院、堂等。[9] 甚至在福建霞浦之摩尼教建筑物内，也都有供奉僧伽大师的情况，如柏洋乡上万村的观音阁内中有“洲从泗出方显圣”之对联。[10] 据笔者考察，上万村三佛塔遗物中有泗洲僧伽造像，在霞浦县盐田畲族乡北洋村有“飞路塔”，塔龛上刻有“飞路塔四洲佛”。[11] 足见僧伽信仰影响之广远。
广东省地区有惠州西湖西山“泗洲大圣塔”，又名玉塔，始建于唐中宗时期，明嘉靖四十三（1564）年毁，万历四十六年（1618）复建。闽粤地区的僧伽大圣往往被奉为主管爱情婚姻的神明，即恋爱之神，传说该神极为灵验，故而广受供奉。
惠州西湖泗洲大圣塔
在现存僧伽壁画、石窟雕像和造像中，川渝地区的表现最为典型。四川省安岳西禅寺石窟1号龛存唐元和十三年（818）榜题的僧伽和尚三十二化因缘变相龛，此窟有三尊主像，应该是僧伽、宝志、万回三僧窟，两侧立二弟子，应为木叉与慧俨，但主像均已遭毁损。主像后壁雕刻僧伽因缘变相图非常罕见。[12] 四川省夹江县千佛岩第91号窟刻有三圣僧，[13] 四川省宜宾岷江北岸旧州坝的坝首崖壁上有唐宋两代摩崖造像三处，其中的一处为宋代造像3龛，每龛1至3躯，碑记表明一为“泗州大圣”，一为“万通大圣”，一为“志公大圣”；[14] 四川省合川涞滩西岩第14号刻泗州大圣，僧伽于众高僧之中。[15]
重庆市江津高坪石佛寺第4号有泗州大圣龛，为僧伽与二弟子组合；[16] 重庆市大足北山177窟存北宋僧伽、万回、宝志三高僧合龛像，窟外壁上题记为“伏元俊男世能镌刻弥勒泗州大圣”；[17] 重庆市大足石窟北山多宝塔第一层檐第125、129、131龛分别有僧伽、万回、宝志及其弟子。[18]
重庆大足石刻北山177窟
河南、甘肃地区的僧伽信仰现象更是引人注意。1998年由新密市博物馆和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新密市平陌村抢救性发掘的一座北宋末年壁画墓的西北壁、东北壁、北壁绘画中发现有“四（泗）洲大圣度翁婆”等内容；[19] 另河南唐河县城东南隅菩提寺旧址内保存有宋绍圣二年（1095）修建的泗洲大圣塔、开封繁塔的内外壁上镶嵌的佛像中有头戴风帽结跏趺坐的泗州大圣像、平顶山新华区香山寺内现存宋代建八角九级密檐式佛塔的佛龛内供有数身头戴风帽趺坐的泗州大圣像[20] 等等揭示了僧伽信仰在河南地区的流行状况。
新密北宋末年壁画墓壁画
唐河县泗洲大圣塔
甘肃敦煌藏经洞出土有《僧伽和尚欲入涅槃说六度集经》四份，是绝无仅有的与泗洲佛有关的经文，十分珍贵。莫高窟壁画中有一身僧伽大师的禅定画像，绘于第72窟西壁龛外北侧，[21] 南侧上端榜题墨书“圣者泗州和尚”。敦煌写本S.4474《庆兰若》记载有僧伽和尚堂的修建。[22] 另在甘肃省天水市仙人崖西崖宋代凿造的喇嘛楼洞窟内发现有泗州大圣像，左右两侧塑二弟子慧俨、木叉，其时，中国北方石窟中，泗州大圣像还未曾发现。[23]
莫高窟72窟西壁泗州和尚禅定像
此外，在湖北、安徽、江西、湖南、台湾等地均有僧伽信仰的例证。台湾的僧伽信仰之风从福建传入，形成一种民俗信仰，在榕树下阴凉的凉亭内常常设立小神龛，供奉泗洲佛。台湾凤山县有泗州寺，见于《凤山县采访册》：“在旧治西门外兴隆县西十五里，屋一间额泗洲寺，创建莫考，今废。寺前有潭一口，为放生池”。[24]
各地的僧伽信仰遗存、记录、传说简直不胜枚举，多方面反映了僧伽信仰的兴盛、信众分布地域范围之广和传播形式的多样化，及至今日，使之成为一种独特的宗教文化现象而引发诸多研究与关注。
在僧伽一生的开化事迹中，许多传奇故事和神奇事迹与长安、与荐福寺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僧伽曾受帝命亲往长安，并在长安有短期活动。历史文献的记载和长安周边今存僧伽造像，如实反映了僧伽信仰在长安的盛行。
有关长安之僧伽信仰，段成式有如下记载：“崇义坊招福寺……西南隅僧伽像，从来有灵，至今百姓上幡繖不绝”。说明长安招福寺曾供奉僧伽像。段成式进一步记载说，招福寺僧伽像还曾制服过蟊贼，以神通助人，为人伸冤：“先，寺奴朝来者，常续明涂地，数十年不懈。李某为尹时，有贼引朝来，吏将收捕。奴不胜其冤，乃上钟楼，遥启僧伽而碎身焉。恍惚间，见异僧以如意击曰：‘无苦，自将治也。’奴觉，奴跳下数尺地，一毛不损。囚闻之，懊悔自服，奴竟无事”。[25] 日本高僧圆仁在其所撰《入唐新求圣教目录》中记：“在长安城，所求经论章疏传等，四百二十三部，五百五十九卷。胎藏金刚两部大曼荼罗及诸尊曼荼罗坛像并道具等二十一种。”[26] 此外还记载有“坛龛僧伽、志公、万回三圣像一合”，并指明这龛像同法门道具等从长安求得：“右件法门佛像道具等，于长安城兴善、青龙及诸寺求得者，谨具录如前。”[27] 另有“大圣僧伽和尚影一张”，指明“以前件经纶、教法、章疏、传记及诸曼荼罗、坛像等，伏蒙国恩随使到唐遂于扬州五台及长安等处寻师学法九年之间。随分访求得者。谨其色目如前。谨录申上谨言”。[28] 日僧圆珍于唐大中九年（855）至长安青龙寺，从法全受瑜伽密旨，受传阿阇黎位灌顶，又向大兴善寺智慧轮学习胎藏金刚两部秘法，翌年到越州开元寺、天台国清寺，求得“天台悉谈章一卷（共泗洲和上赞合卷）”、“泗州普光王寺碑文一本”。[29] 其中“天台悉谈章一卷（共泗洲和上赞合卷）”后指明“已上并于国清禅林两寺并台越等州传得别家章疏等”。此处国清寺似指浙江台州国清寺，但长安也有国清寺，位于现今长安县境。
以上可见长安城内寺庙中僧伽图绘较为普遍。有关僧伽画像的历史文献记载，最早见于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3记载，浙西甘露寺内专设僧伽和尚堂，堂内设有僧伽像。[30] 而长安僧伽和尚的画像，应始自唐代宗“写[僧伽]貌入内供养”后。[31]
二、僧伽信仰在长安地区的遗存
长安周边的僧伽图像遗存主要是在陕北地区宋金时期的石窟造像中，其一见于安塞石寺河第三窟后壁中间左侧位置，僧伽和尚结跏趺坐于亚字形仰莲台座上，头戴风帽，身着交领袈裟，两侧各胁侍一比丘，应为僧伽之弟子慧岸、木叉，被赋予有相应的救世功能。另一处僧伽造像在富县石泓寺第2窟后壁右侧，上、下分别浮雕一幅僧伽和尚像，两者均结跏趺坐仰莲台座上，着僧装，头戴风帽，两侧各胁侍一比丘、一俗者，推测为木叉、慧俨。[32]
富县石泓寺第2窟后壁右部上端僧伽造像
此外，马世长先生揭橥黄陵双龙千佛洞前壁亦存有僧伽造像，指黄陵双龙千佛洞石窟前壁门洞上方千手观音组合与清凉山万佛洞石窟左壁千手观音组合造像相同，而两组造像组合中有一尊披帽僧形象即为僧伽。[33]
双龙千佛洞前壁僧伽造像组合
2015年，石建刚等在以往研究人员已揭示的4例有关僧伽造像和一则僧伽造像题记外，新刊了延安地区宋金石窟新发现的11例僧伽造像，极大地充实了北方僧伽造像的数量，反映了僧伽信仰在北方的流行情况。[34]
从长安周边地区的石窟中所反映出来的僧伽灵异事迹主要体现为救世和救度众生。如富县石泓寺第2窟的图像组合，上方僧伽和尚与倚坐弥勒菩萨毗邻雕刻，大小相近，又在下方补刻一尊水月观自在。与水月观自在组合，示意僧伽和尚为观音化身；与弥勒菩萨组合，吻合敦煌藏经洞出土伪经《僧伽和尚欲入涅槃说六度经》内容，云僧伽和尚不忍见恶世刀兵竞起，与弥勒一起下生阎浮提救度众生。[35] 唐宋时期流传至今的僧伽图像很多，分布极广，见于多地多处，今陕西淳化县博物馆珍藏的清泰三年（936）造像一尊，颇值得关注。
文献记载僧伽在长安的时间为景龙二年至四年，大体无误。《景德传灯录》载：“景龙二年，中宗遣使迎大师至辇毂，深加礼异，命住大荐福寺。”[36] 唐开元二十四年（736）李邕所撰《泗州临淮县普光王寺碑》是较早记载僧伽生平的文字资料：
景龙二年，中宗遣使迎师入内，号称国师。帝及百官执弟子礼，度慧岸、慧俨、木叉三人，以嗣传灯，并赐临淮寺额。师请以佛号傍之。帝以照字触天后讳，改号普光王寺，为亲书寺额。景龙四年，师寝疾出，住大荐福寺。三月二日，端坐而化，春秋八十有三，在西土三十年，入中国五十三年。[37]
《景德传灯录》与《泗州临淮县普光王寺碑》所载一致，咸置僧伽入长安的时间为景龙二年（708），坐化时间为景龙四年，在长安居留时段大体为二年。在此期间僧伽的行化神迹，见于赞宁的记载：
昔在长安，驸马都尉武攸暨有疾，伽以澡罐水馔之而愈……后有疾者告之，或以柳枝拂者，或令洗石狮子而疗，或掷水瓶……或寻罗汉之井或悟裴氏之溺，或预知大雪，或救旱飞雨。[38]
《太平广记》亦有简单叙述：“僧伽师常濯足，人取其水饮之，痼疾皆愈。”[39] 除以水治疾，僧伽还曾经奉旨进行祈雨活动。祈雨活动古已有之，是围绕着农业生产、祈禳丰收的一项重要的社会活动内容，曾广泛存在于世界各地区、各民族的历史中。在我国，早于西汉时期史书上就有关于祈雨的记载，如“[晋]武帝咸宁二年，春久旱……五月庚午，始祈雨于社稷山川。六月戊子，获澍雨”。[40] 我国的多个少数民族如彝族、苗族、汉族等都有祈雨的传统，各个宗教如佛教、道教、摩尼教等也有祈雨的活动。[41] 古代有些地区常年干旱无雨，人们为了生存和生活，祈求上天生云行雨。古时干旱时节，从朝廷、官府到民间，都筑台或到龙王庙祈求龙王降雨。摩尼教和阴阳人也以祈雨著称，如《唐会要》曰：“贞元十五年四月，以久旱，令摩尼师祈雨。”[42] 《旧唐书》记载说：“贞元十五年，四月丁丑，以久旱，令阴阳人法术祈雨。”[43] 隋唐时期，随着佛教向社会各阶层的广泛传播，朝野上下，祈雨活动亦异常活跃，逐渐介入国家祭祀礼仪之中。尤其是中唐之际，佛教中大量请雨、止雨经典及仪轨也日渐完善，这使得祈雨活动从理论到实践都趋于完善，对当时及后朝的政治、经济及社会生活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直至宋元之际，祈雨活动仍异常活跃，《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6景德元年秋七月己丑条载：“上谓侍臣曰：‘近颇亢旱，有西州入贡胡僧，自言善咒龙祈雨。朕令精舍中试其术，果有符应。事虽不经，然为民救旱，亦无所避也。’”
这些记载说明了祈雨活动对古代社会的重要性。唐朝宫廷举行的多数祈雨活动，佛教高僧积极参与。而荐福寺曾多次作为举行祈雨活动的重要场所，曾有法藏等数位大师在这里进行祈雨活动。如景龙二年（708），京都久旱不雨，风热地裂，奉中宗旨，法藏集百位法师于荐福寺祈雨解旱，七日后，感应道交，大雨滂沱。中宗深受感动，发心受持菩萨戒。《法藏和尚传》：
景龙二年，中夏悯雨，命藏集百法师于荐福寺，以法祷之。近七朝，遽致滂沱。过十夜，皆言浃洽。状告，诏批曰：“法王乖范，调御流慈，敷百座以祈恩，未一旬而获应。师等精诚讲说，当致疲劳。省表循环，再三欣悦。”后逾再朏，救暵如初。敕曰：“三宝熏修，（一本云重修，或谓再设百座讲乎？）一旬流液。慈云演荫，法雨含滋。师等精诚，遽蒙昭感。”[44]
僧伽作为来自粟特的高僧，而粟特祈雨是非常有名的，不仅在中原地区影响巨大，而且对北方诸少数民族都产生了深刻影响。[45] 敦煌出土粟特文写本Pelliot sogdien 3就记载了粟特人祈雨的全过程。[46] 就僧伽大师言，其祈雨活动是奉旨而行的，由历史记载看，僧伽之祈雨除旱、治水救民的神迹不逊于法藏。《太平广记》记载：
一日，中宗于内殿语师曰：京畿无雨，已是数月，愿师慈悲，解朕忧迫。师乃将瓶水泛洒，俄顷，阴云骤起，甘雨大降。中宗大喜，诏赐所修寺额，以临准寺为名，师请以普照王字（案：明抄本、陈校本“字”作“寺”）为名，盖欲依金像上字也。中宗以照字是天后庙讳，乃改为普光王寺，仍御笔亲书其额以赐焉。[47]
《神僧传》等文献中亦有相关记载：“中宗于内殿语师曰：京畿无雨，已是数月，愿师慈悲，解朕忧迫。师乃将瓶水泛洒，俄顷，阴云骤起，甘雨大降。”[48] 宋人蒋之奇《泗州大圣明觉普照国师传》载：“中宗景龙二年（708）畿内不雨。帝语师曰：‘京畿久旱，祈祷未效，愿师慈悲，以纾朕忧。’师以瓶水散洒，有顷云起而雨，畿内霑足。”[49]
除在长安祈雨，僧伽还曾于北宋宣和元年（1119）现身于都邑治水：“宣和岁己亥夏，都邑大水，几冒入城隅，高至五七丈，久之方退。时泗州僧伽大士忽现于大内明堂顶云龙之上，凝立空中，风飘飘然吹衣为动，旁侍惠岸、木叉皆在焉。又有白衣巾裹，跪于僧伽前者，若受戒谕状，莫识何人也。万众咸睹，殆夕而没。白衣者疑若龙神之徒，为僧伽所降伏之意尔。上意甚不乐”。[50]
借助僧伽灵塔祈雨也曾显示灵验。一代大文豪苏轼曾于泗州僧伽塔下祈雨救民：“淮东西连岁不稔，农末皆病，公私并竭。重以浙右大荒，无所仰食。望此夏田，以日为岁。大麦已秀，小麦已孕。时雨不至，垂将焦枯。凶丰之决，近在旬日。轼移守广陵，所部十郡。民穷为盗，职守当忧。才短德薄，救之无由。伏愿大圣普照王，以解脱力，行平等慈。噫欠风雷，咳唾雨泽。救焚拯溺，不待崇朝。敬沥肝胆，尚鉴听之。”[51] 尽管苏轼笔下的祈雨祭文甚多，但从此文，仍不难窥见他对僧伽大师祈雨神力之景仰。
三、僧伽在长安荐福寺的活动印迹及灵异示现
荐福寺，位于唐代长安城开化坊的南半部，即今朱雀大街以东、友谊西路以北的位置，其寺院的东半部曾是隋代晋王杨广在大兴城中的住宅，此后高祖李渊又将此地赐给杨广之萧妃的弟弟萧瑀，其后萧瑀之子萧锐娶唐太宗的长女襄城公主为妻，公主死后，此地官市为英王李显的住宅。唐睿宗文明元年（684）即唐高宗驾崩后百余日，皇室为给唐高宗追献冥福，将中宗原来的旧宅立为佛寺，初名“献福寺”，后改为“荐福寺”，《唐会要》：“文明元年三月十二日，敕为高宗立为献福寺。至六年十一月，赐额为荐福寺”。[52] 《唐两京城坊考》卷二记：“半以南，大荐福寺……文明元年，高宗崩后百日，立为大献福寺，度僧二百人以实之。天授元年（690），改为荐福寺。中宗继位，大加营饰。自神龙（705~707）以后，翻译佛经并于此寺。”[53] 荐福寺由王宅而寺院，两次作为帝王登基前的旧宅，因而被称作“潜龙旧宅”，后被武则天以为高宗祈福之名义下旨舍宅为寺，并亲题飞白体“敕赐荐福寺”寺额，显示了荐福寺与皇室、皇权密不可分的特殊关系。在其后9世纪40年代唐武宗毁佛时，因该寺与皇室的密切关联及多次被赐予的深厚恩泽，而特被下旨得以保留。北宋徽宗政和六年（1116）刻石《大荐福寺重修塔记》载：“神龙年后翻译佛经，并于此院。按两京记西北隅有荐福寺浮图院。实景龙中宫人率钱造立。浮图凡一十五级，高三百尺，为祈福之地。”[54] 自武则天建寺以来，曾有法藏、金刚智、实叉难陀、不空等诸多著名高僧和域外大德驻锡、弘法、留驻、译经于该寺。神龙二年（706）唐中宗敕令在荐福寺专设“翻经院”，充任当时最为重要的皇家译场，至今流传的许多重要佛典的翻译佥出自荐福寺译场，其中担任译主的义净大师更是和荐福寺有着密不可分的因缘关系。[55] 景龙二年（708）实叉难陀再次入唐时，“帝屈万乘之尊，亲迎于开远门外。倾都缁侣，备幡幢导引，仍饰青象，令乘之入城”，[56] 安置在荐福寺。历唐代高、武、中、睿、玄五朝君主的帝王师、华严宗实际创始人，被称作华严三祖的法藏大师也曾驻锡荐福寺，担任荐福寺寺主，在此主持翻译佛经、设坛求雨，并示寂于此。[57] 中宗本人更是屡次前往其旧宅荐福寺巡礼，神龙二年召道亮等人在荐福寺问道，其后，神龙三年（707）四月及景龙三年（709）正月，中宗又分别巡游荐福寺，并与群臣赋诗助兴，翻检《全唐诗》中仍录有当年群臣与中宗在大荐福寺的许多奉和诗作。而僧伽和荐福寺的殊胜因缘，更是使得荐福寺的历史地位和文化底蕴愈加深厚。
根据历史文献记载，僧伽大师和荐福寺的因缘关系，一是住寺；二是在这里坐化。而且无论住寺还是坐化均伴随有灵异现象出现。住寺时常独居一室，顶有一穴，香气自穴中散处，《神僧传》：“唐景龙二年，中宗皇帝遣使迎师，入内道场，尊为国师。寻出居荐福寺，常独处一室。而其顶有一穴，恒以絮塞之，夜则去絮，香从顶穴中出，烟气满房，非常芬馥。及晓，香还入顶穴中，又以絮塞之。师常濯足，人取其水饮之，痼疾皆愈。”[58] 此段文字所描述的灵异现象主要有显示神异、祈雨救旱、消灾治病等，颇为神奇。
景龙三年三月二日，僧伽大师在荐福寺坐化，开元二十四年（736）李邕撰《大唐泗州临淮县普光王寺碑》，详载僧伽教化唐土的种种神迹和坐亡后朝野崇祀僧伽的盛况：
菩萨（僧伽）亦病示灭……以景龙四年三月二日端坐弃代于京西荐福寺迹也，孝和皇帝申弟子之礼，悼大师之情，敬漆色身。[59]
赞宁总结了僧伽和尚的生平及其灵验事迹，较有代表性：“中宗孝和帝景龙二年，遣使诏赴内道场，帝御法筵言谈，造膝占对休咎，契若合符。仍褒饰其寺曰普光王。四年庚戌，示疾，敕自内中往荐福寺安置。三月二日，俨然坐亡，神彩犹生，止瞑耳目。俗龄八十三，法腊罔知。在本国三十年，化唐土五十三载”。[60]
北宋蒋之奇《泗州大圣明觉普照国师传》载：“景龙四年，师寝疾出，住大荐福寺。三月二日，端坐而化，春秋八十有三，在西土三十年，入中国五十三年。帝命即荐福漆身建塔，忽臭气满城，亟祝送师归临淮。”[61]
僧伽于长安入灭及唐朝官府对其后事的安排，敦煌写本S. 1624《唐泗州僧伽大师实录》有比较详尽的记载：
大师年八十三，暮春三月入灭，万乘辍朝，兆民罢业。帝令漆身起塔，便设长安。师灵欲归泗滨，忽现臭气满城，恶风遍塞宫内。皇帝惊讶，群臣奏言：“疑大师化缘在于普光，真身愿还本处。”帝闻斯奏，心便许之。犹未发言，异香满国。帝备威仪，津送香花，千里骈填，正当炎热之时，一向清凉[62]之景。五月五日，达于淮甸。入塔，天演光。于今[63]过往礼瞻，咸降感通覆祐……昔泗州大师忏悔，却复本形，重归大内，且化缘毕，十二面观音菩萨形相。[64]
以上文献都记载僧伽乃坐化而亡，当时伴有各种灵异现象，对这些内容更详尽的记载见于北宋李昉等撰《太平广记》，其中对僧伽平生化现事迹记载，较诸其它文献，多有增补：
唐景龙二年，中宗皇帝遣使迎师，入内道场，尊为国师。寻出居荐福寺……至景龙四年三月二日，于长安荐福寺端坐而终。中宗即令于荐福寺起塔，漆身供养。俄而大风歘起，臭气遍满于长安。中宗问曰：“是何祥也？”近臣奏曰：“僧伽大师化缘在临淮，恐是欲归彼处，故现此变也。中宗默然心许，其臭顿息。顷刻之间，奇香郁烈。即以其年五月，送至临淮，起塔供养，即今塔是也。后中宗问万回师曰：“僧伽大师何人耶？”万回曰：“是观音化身也。如法华经普门品云：‘应以比丘、比丘尼等身得度者。即皆见之而为说法。’此即是也。”[65]
内容大致相同而显得十分简略的记载又见于《神僧传》卷七：“至景龙四年三月二日，于长安荐福寺端坐而终。中宗即令于荐福寺起塔，漆身供养。俄而大风歘起，臭气遍满于长安……中宗默然心许，其臭顿息。顷刻之间，奇香郁烈。”[66]
僧伽信仰自唐宋形成以至流传于今，史料多有记载，其印迹可见于大江南北，而长安荐福寺尤当为研究僧伽行实的重要之地。他接受唐中宗之请，驻锡长安，在那里为人疗疾，以其神通力预知大雪，救旱飞雨，造福长安吏民百姓。示寂之时又于荐福寺端坐而终，以种种灵异示现。今天僧伽信仰的痕迹各地可寻，遗憾的是僧伽当年于长安留下的遗物少有保留。据载，在僧伽坐化之时，唐中宗为其敬漆肉身，送回泗洲临淮，起塔供养，只是寺塔早毁，而他曾“端坐而终”的荐福寺虽历经沧桑、几经兴废，但仍留存于世，为考证、寻觅粟特高僧僧伽印迹保留了一处可供怀思之所。如今徜徉于这千年古寺幽静的建筑及殿堂间，通过文献的记录和描述依然可以感受得到僧伽信仰以及僧伽崇拜曾经在长安的流行及与荐福寺难以割舍的密切关系。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敦煌民族史研究”（编号14JJD770006）。
作者简介：王乐庆（1972- ），女，陕西扶风人，西安博物院副研究馆员，主要从事文化遗产研究及佛教文化研究；杨富学（1965- ），男，河南邓州人，敦煌研究院民族宗教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注释：
[1] 杨富学、张田芳：《从粟特僧侣到中土至尊——僧伽大师信仰形成内在原因探析》，《世界宗教研究》2018年第3期，第65~76页。
[2] [北宋]黄庭坚：《山谷别集》卷4《江陵府承天禅院塔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 [日]成寻著，白化文、李鼎霞校点:《参天台五台山记》卷1，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08年，第7页。
[4] 许尚枢：《泗洲佛信仰》，《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第74页。
[5] 涤烦子：《江阴发现泗州大圣舍利子》，《江苏地方志》2004年第3期，第50页。
[6] 浙江省博物馆：《浙江瑞安北宋慧光塔出土文物》，《文物》1973年第1期，第51页。
[7] 上海博物馆：《上海市松江县圣教寺塔地宫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12期，第1125页。
[8] [清]施鸿保：《闽杂记》卷5，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83页。
[9] 林晓君：《泗洲佛信仰研究》，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第44页。
[10] 林子周：《福建霞浦与福州福寿宫摩尼教文物比较研究》，《石河子大学学报》2016年第6期，第37页。
[11] 杨富学、李晓燕、彭晓静：《福建摩尼教遗存踏查之主要收获》，《宗教学研究》2017年第4期。
[12] 重庆市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四川省安岳县文物局：《四川省安岳县西禅寺石窟调查简报》，中山大学艺术史研究中心编：《艺术史研究》第10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29~553页。
[13] 于春：《四川夹江千佛岩摩崖造像初步研究》，《考古与文物》2014年第3期，第92页。
[14] 丁天锡：《宜宾市大佛沱唐宋摩崖造像》，《四川文物》1996年第4期，第51页。
[15] 中国石窟雕塑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石窟雕塑全集8》，重庆出版社，2000年，图版214。
[16] 中国石窟雕塑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石窟雕塑全集8》，重庆出版社，2000年，图版243~246。
[17] 徐汝聪：《试论僧伽造像及僧伽崇拜》，《东南文化》2014年第5期，第92页。
[18] 陈光明：《大足多宝塔外部造像勘查简报》，《2005年重庆大足石刻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106、108、109页；刘青莉：《晚唐至宋川渝地区的圣僧造像及圣僧信仰——以僧伽、宝志、万回造像为例》，中山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
[19] 张建华：《河南新密市平陌宋代壁画墓》，《文物》1998年第12期，第31~32页。
[20] 孙晓岗：《河南地域泗洲大圣信仰及其造像》，《美与时代》2012年第9期，第46~49页。
[21] 孙修身：《莫高窟佛教史迹故事画介绍》，《敦煌研究文集》，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39~343页。
[22]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英藏敦煌文献》第6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00页。录文见黄征、吴伟校注：《敦煌愿文集》，长沙：岳麓书社，1995年，第180~182页。
[23] 董玉祥：《仙人崖石》（上），《敦煌研究》2003年第6期，第34~35页。
[24] [清]卢德嘉纂辑：《凤山县采访册·丁部下·规制二·庙宇》，《中国方志丛书·台湾地区·33》，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第440页。
[25] [唐]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6《寺塔记下》，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60页。
[26] [日]圆仁：《入唐新求圣教目录》，《大正藏》第55册，No. 2167，页1078c。
[27] [日]圆仁：《入唐新求圣教目录》，《大正藏》第55册，No. 2167，页1084c。
[28] [日]圆仁：《入唐新求圣教目录》，《大正藏》第55册，No. 2167，页1087b。
[29] [日]圆珍：《日本比丘圆珍入唐求法目录》，《大正藏》第55册，No. 2172，页1099b、1099c。
[30] [唐]张彦远著，俞剑华注：《历代名画记》卷3，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4年，第74页。
[31] [宋]赞宁撰，范祥雍点校：《宋高僧传》卷18《僧伽传》，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448页。
[32] 李静杰：《陕北宋金石窟佛教图像的类型与组合分析》，《故宫学刊》2014年第6期，第109~110页。
[33] 马世长：《泗州和尚、三圣像与僧伽三十二变相图》，《艺术史研究》第11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02~304页。
[34] 石建刚、高秀军、贾延财：《延安地区宋金石窟僧伽造像考察》，《敦煌研究》2015年第6期，第30~49页。
[35] 李静杰：《陕北宋金石窟佛教图像的类型与组合分析》，《故宫学刊》2014年第6期，第110页。
[36] [宋]道原：《景德传灯录》，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第2181页。
[37] [宋]蒋之奇：《泗州大圣明觉普照国师传》，《生存应化灵异一十八种》第17，“应诏以瓶水致雨畿内”，明万历十九（1591）李元嗣刻本，第831页。
[38] [宋]赞宁撰，范祥雍点校：《宋高僧传》卷18《僧伽传》，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448~452页。
[39]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96“僧伽大师”条，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638页。
[40]《晋书》卷19《礼志上》，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97页。
[41] 彭晓静、杨富学：《福建摩尼教祈雨与丝路沿线祈雨传统之关联》，《石河子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第29~33页。
[42] [宋]王溥：《唐会要》卷49《摩尼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012页。
[43]《旧唐书》卷13《德宗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90页。
[44] 方立天：《法藏与金师子章》附录《唐大荐福寺故寺主翻经大德法藏和尚传》，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82页。
[45] 岩井大慧：《游牧アジア北方民族の祷雨について》，《驹泽史学》第10册，1962年，第12~19页；D. A. Utz,A Sogdian thaumaturgical text from Dunhuang and the origins of Inner Asianweather magic, Historical Themes and Current Changes in Central and Inner Asia,Papers presented at the Central and InnerAsian Seminar, University of Toronto, April 25-26, 1997, Toronto: JointCentre for Asia Pacific Studies, 1998, pp. 101-121；杨富学、张田芳：《从粟特僧侣到中土至尊——僧伽大师信仰形成内在原因探析》，《世界宗教研究》2018年第3期，第65~76页。
[46] D.Weber, Regen und Wind Probleme und den sogdischen Text Regenzaubertext P3, SvenBretfeld und Jens Wilkens (hrsg.), Indien und Zentralasienn: Sprach- und Kulturkontakt. Vorträge des Göttinger Symposionsvom 7. bis 10. Mai 2001, Wie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03, S. 227-237; 胡晓丹：《从敦煌粟特语文书P3看中古祈雨术中的多元文化因素》，《唐研究》第2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457~491页。
[47]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96“僧伽大师”条，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638页。
[48] [明]朱棣：《神僧传》卷7，明永乐十五年内府刻本，第273页。
[49] [宋]蒋之奇：《泗州大圣明觉普照国师传》，《生存应化灵异一十八种》第17，“应诏以瓶水致雨畿内”，明万历十九（1591）李元嗣刻本，第831页。
[50] [宋]蔡絛撰，李欣、符均注：《铁围山丛谈》卷5，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年，第168页。
[51] [宋]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62《祈雨僧伽塔祝文》，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926页。
[52] [北宋]王溥：《唐会要》卷48，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846页。
[53] [清]徐松撰：《唐两京城坊考》卷2，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5~36页。
[54] 王亚荣：《大荐福寺》，西安：三秦出版社，1994年，第192页。参见王乐庆：《荐福寺碑刻的特点与价值》，《文博》2016年第3期，第82~83页。
[55] 王邦维：《唐高僧义净生平及其著作论考》，重庆出版社，1996年，第15~20页。
[56] [宋]赞宁撰，范祥雍点校：《宋高僧传》卷2《实叉难陀传》，中华书局，1987年，第32页。
[57] 王乐庆：《法藏学行及其佛事活动考析》，《五台山研究》2015年第2期，第25~29页。
[58] [明]朱棣：《神僧传》卷7，明永乐十五年内府刻本，第273页。
[59] [宋]李昉等编：《文苑英华》卷858李邕《大唐泗州临淮县普光王寺碑》，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第4529页。
[60] [宋]赞宁撰，范祥雍点校：《宋高僧传》卷18《僧伽传》，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448~452页。
[61] [宋]蒋之奇：《泗州大圣明觉普照国师传》，《生存应化灵异一十八种》第17，“应诏以瓶水致雨畿内”，明万历十九（1591）李元嗣刻本，第831页。
[62]“凉”字，郝氏录作“源”，见郝春文主编：《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第1编第7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374页。据上下文，“源”当误，此处应作“凉”。
[63]“今”字，郝氏录作“金（？）”，见郝春文主编：《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第1编第7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374页。按原文献此处的“金（？）”字有明显的删除标记，结合上下文，应读作“天演光于今，过往礼瞻”。
[64]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英藏敦煌文献》第3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10页。录文见黄征、吴伟校注：《敦煌愿文集》，长沙：岳麓书社，1995年，第180~182页。录文见郝春文主编：《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第1编第7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374~375页
[65]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96“僧伽大师”条，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638页。
[66] [明]朱棣：《神僧传》卷7，明永乐十五年内府刻本，第273页。
编按：本文原刊 《2017西安西安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研究》，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33—45页。微信版图片由编辑后加，图源参见文后注释相关引文，引用请参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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