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富学、李晓燕、彭晓静 | 福建摩尼教遗存踏查之主要收获
摘要：2008年10月以来，福建省霞浦县柏洋乡上万村周围发现了大量摩尼教遗物，接着，在福州、屏南等地相继发现摩尼教遗存，既有文献、文物，也有摩尼教庙宇，尤其是屏南降龙村，家家户户供摩尼光佛和林瞪。2013年7月、2016年3月，由敦煌研究院等单位组成的调研组两度赴福建考察摩尼教遗迹，获得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可以看出，摩尼教是一种活态宗教，在福建省霞浦、福安、屏南、福州、晋江乃至浙江省南部都有存在，均可归入霞浦摩尼教系统。与原始摩尼教不同，霞浦摩尼教在流播过程中，因应形势的不同而逐步佛道化甚至民间化，这大概是霞浦摩尼教能够在福建、浙江一带绵延不绝的原因所在。
关键词：霞浦摩尼教文物文献；福州福寿宫；屏南活态摩尼教；晋江草庵
一、缘起
摩尼教是公元3世纪中叶波斯人摩尼所创立的一种宗教，其摄融了曾流行于中亚地区的祆教、诺思替教、景教和佛教的各种因素，以光明与黑暗斗争的二元论为主旨思想。摩尼教在波斯曾盛极一时，后来因受到波斯王巴拉姆一世（Vahrām I，274~277）的残酷迫害，教徒流徙四方。其中向东的一支进入河中地区，后逐渐东传至中国内地。以其教义融合了拜火教、佛教、基督教和印度教等多种宗教的成分，又曾流传于亚洲、欧洲和北非洲等广袤地区，被西方学者誉为“真正意义上的唯一世界性宗教”。该宗教起源于伊朗，繁荣于中国，始终沿丝绸之路沿线地区传播，与丝绸之路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故而又可被称为“丝路宗教”。
20世纪以前，西方学界对摩尼教的研究，主要依据的是间接资料，即依靠古代与摩尼教对立的一些基督教徒、伊斯兰教徒的记载。自摩尼教创立之日起，摩尼教就受到基督教的批判，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有4世纪初赫格曼尼亚斯（Hegemonius）所撰《阿基来行传（ActaArchelai）》[1]及4世纪末5世纪初圣奥古斯汀（St.Augustine）批判摩尼教的著作等。[2] 伊斯兰教方面对摩尼教的记载，可见于10世纪末阿拉伯传记作家柰丁（an-Nadim）著《群书类述（Kitabal-Fihrist）》，其中转引了当时尚存的摩尼教经典原文。[3] 此外还有阿拉伯学者比鲁尼（Al-Biruni）所撰《编年史》的零星记载。[4] 11世纪中期，印度旅行家加尔迪齐（AbūSa’id ‘Abd-al-Haiy ibn Dahhāk ibn Mahmūd Gardīzī）曾撰游记性著作《纪闻花絮（Zayn-al-akhbār）》，其中对回鹘摩尼教的记载非常重要，可填补汉文史料记载的空缺。[5] 而摩尼教由于屡受迫害，本身留下的传世文献非常稀少，给后人的研究带来了极大的局限。
摩尼教研究迎来转机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对于摩尼教文献的第一次重大发现是在19世纪末的埃及古城奥西润格斯（Oxyrhynchus），探险家在这里发现大量希腊罗马纸草文书残片，还发现少量福音体文字书写的叙利亚文摩尼教文书。
第二次重大发现是在敦煌和吐鲁番。在敦煌，斯坦因（A. Stein）带走了摩尼教《下部赞》与《摩尼光佛教法仪略》的一半，伯希和（P. Pelliot）带走了《摩尼光佛教法仪略》的另一半，北图收入了《波斯教残经》。而在吐鲁番，德国探险队经多次发掘，在高昌摩尼教寺院里发现了大量摩尼教残卷、图画等，后来的学者还在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甄别出多处摩尼教洞窟。吐鲁番摩尼教文献涉及帕提亚文、中古波斯文、回鹘文、摩尼文、粟特文等多种语言文字，印证了摩尼要采用全世界所有语言来讲述其宗教的宏愿。其中有用回鹘文、摩尼文书写的回鹘语摩尼教文献约有数百件，内容包括《摩尼教徒忏悔词（Xuāstvānīft）》《摩尼大赞美诗》《二宗经（ÏkiYiltïz Nom）》残片、摩尼父赞美诗、商人阿拉赞的故事、摩尼教徒忏悔文书、摩尼教历史文书（如《牟羽可汗入教记》和《牟羽可汗宣教书》等）及施主题跋等。这些文献有的用回鹘文书写，有的用摩尼文书写，也有少数用突厥卢尼文书写，内容丰富，极大地充实了古代回鹘摩尼教的文化内涵。[6] 另有波斯语文献《沙卜拉干（Sabuhragan）》，而出土画图中则出现了摩尼教僧侣身着白袍的形象。
第三次重大发现发生于1929年，在埃及法雍西南30公里处麦地那—马地（Medinet Madi）之一所废墟中发现了4~5世纪时的7件科普特文摩尼教写本，计2000余页，其中最著称的即为《克弗来亚（Kephalaia）》和《赞美诗集》。
第四次是在埃及达赫莱绿洲，在那里发现的一大批科普特文、希腊文和叙利亚文原卷，代表作有胪列摩尼教七经的《书信集》。
第五次是自2008年10月以来在福建省霞浦县柏洋乡上万村周围发现的。在北宋霞浦摩尼教教主林瞪（1003~1059）第29代裔孙林鋆先生的主导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所专家学者金泽、黄夏年、郑筱筠、陈进国等先生亲临福建霞浦进行学术考察，在霞浦县有关部门等的帮助支持下，并积极发动宗亲和乡贤查找相关线索和各类资料，先后在福建省霞浦县柏洋乡上万村周围发现了大量宋元明清以来的摩尼教文献与文物，现知者有《摩尼光佛》《高广文》《冥福请佛文》《乐山堂神记》《明门初传请本师》《借锡杖文》《借珠文》《付锡杖偈》《奏申牒疏科册》《点灯七层科册》《兴福祖庆诞科》《吉祥道场申函牒》《吉祥道场门书》《门迎科苑》《祷雨疏》《求雨秘诀》《送佛文》《摩尼施食秘法》《缴凭请秩表》及多种《无名科文》等，内容极为丰富。[7] 新近又从福建屏南县降龙村发现了三件摩尼教文献，尤其是《贞明开正文科》，与霞浦本《摩尼光佛》存在着密切关系，其中的许多内容，又见于霞浦本《兴福祖庆诞科》和《点灯七层科册》，尤其是祝颂语，是直接继承《下部赞》而来的，说明这些福建摩尼教文献与敦煌所出唐代摩尼教写本当出自同源。[8] 元文琪先生言其一脉相承，[9] 虽也有这种意味，但并不确切。因为敦煌与福建相距遥远，福建摩尼教能够直接继承敦煌写本的可能性几乎没有。
福建地区发现的摩尼教遗存，不仅数量多，而且延续时间长，不仅有文献、文物，还有寺庙，堪称19世纪末20世纪初，继吐鲁番、敦煌摩尼教文献发现以来，中国境内摩尼教文献的第二次大发现，尤其难得的是，在世界其他地方摩尼教早已绝迹，只有在福建摩尼教以活态形式存在，堪称世界摩尼教的活化石。
承蒙林鋆先生信赖，我们较早获得了这批珍贵文献的照片资料，并获得研究、发表之授权。通过几年的蒐集、整理与摸索，我们大致弄清了这批文献的基本内核，并先后发表过十余篇论文。应林鋆先生的邀请，我们于2013年和2016年先后两次赴福建调研。第一次考察成员有杨富学、包朗、彭晓静、史亚军、侯明明、计佳辰六人，踏查地点主要在福州、泉州和霞浦；第二次由杨富学、包朗、李晓燕、王东、张海娟、路虹、盖佳择、陈瑞莲、李志勇等九人组成，踏查地点在福州、霞浦和屏南。这两次实地踏查收获颇丰，其中有很多过去所未知的新资料。兹将主要收获公诸同好，冀以推进福建摩尼教研究的深入开展。
二、霞浦县二度调研之主要收获
2013年7月18日，在上万村林新银支书和新四军小学吴忠棋校长的陪同下，调研组分别参访林氏宗祠和观音阁。2016年3月17日，我们再度对二者进行了更细致的考察，这次由林鋆先生亲自陪同并讲解。
每年的农历二月十五日林氏宗祠都会举行祭祀活动，所以宗祠内存有大量祭祀时所用的物品。祠堂高大宏伟，仰头可见殿顶精美的壁画，正殿塑林瞪与陈夫人像（图1）。空旷的祠堂大厅四壁，以各种文字、图片展示了林氏瞪公的生平及“赈灾救饥”、“津门救火”、“祈雨传奇”等传奇事迹，同时还展示一定数量的摩尼教科仪书，还有上万村林氏宗谱、禅洋村孙氏宗谱、上万村“阙下林”资料等。陈培生法师特意在祠堂内向我们展示了家藏摩尼教文献多件。
更为难得的是，考察人员有幸在祠堂内亲眼目睹了只有在每年祭祀时才会请出的明教法器遗物“五雷号令”、“圣明净宝”、甪端（图2）、铁质“金钟罩”和青铜三足香炉。这些法器平常由村民推选出来的10个人轮流保管，密不示人。为了纪念他们心目中的神祇、明教教主林瞪公，每年农历二月十五日，上万村要举行隆重的祭祀活动，包括戏班演出、祭祖、许愿还愿、拜宗谱、交换法器、跳神等。二月十七日，祭祀活动结束后，在10个保管人都到场后，法器才会被请出来，并郑重交给下届保管人。几百年来村民们虔诚地守护着祖宗流传下来的圣物，很多当地老人终生不得睹其真容，只有做过“户头”的人，才有幸得见。
上万村世世代代流传着这样的传说：很久以前，三眼天神降下旱灾，上万村连年大旱，滴雨未降，许多人被迫背井离乡寻找生路，适逢林瞪庐山学道归来，见此情景，祭出“五雷号令”、甪端等法器与三眼天神大战三百回合，将其击退，并用“五雷号令”施法降下甘霖，救了当地的老百姓。于是，“五雷号令”就成了上万村林氏祖传的祈雨法器。林瞪求雨所使用的“五雷号令”印章也大有讲究。宋代以来，摩尼教与盛行于东南沿海的雷神信仰及相关法术，特别是地方化的“法教”流派，形成了相互融合的文化取向。在宋代，雷法作为一种新兴的道法达到顶峰。专家认为，林瞪传承的“明门”法脉，很可能是这种“文化嵌入”的倡导者，而林瞪在摩尼教徒的阶层中又具有较高的品级，其法脉在福建“明教门”的形成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促使摩尼教进一步的“脱夷化”，从而演变为一个具有地方特色的“明教门”。
另外，据霞浦县长春镇吕峡村南山岛的当地人讲述，并经专家实地考察，该岛屿尚存留着林瞪修行的遗迹和传说。上万村现保存的这些明教的神圣器物的年代及南山岛史迹，无疑是较早的。青铜甪端至迟也是明代以前的器物，如故宫太和殿尚有一对甪端，用于焚香；脚踏蟒蛇的设计，亦显见使用者具有相当高的身份。至于“圣明净宝”印章，显然是“明教门”教主或教主级人物专用的权威凭信，用于各类上奏的科仪表文中，盖脱胎于道教“道经师宝”印章。因为“圣明”和“净”等术语亦见于汉文的摩尼教经文当中，符合摩尼教的教义。历年来，林氏家族只有在宗祠祭祖时才使用这些神圣的器物，而宗祠所祭之主神即是林瞪夫妇。
上万村临清桥东侧的观音阁始建于明天顺四年（1460），整个建筑分三部分，前有民国十六年重修的门亭，中间为天井，后为正殿。殿内较为醒目的当属辉绿岩质地的神龛佛座。整个佛座宽2.55米，高1.08米，深1.75米，正面压条刻莲花瓣纹饰，中间刻竹节纹四立柱，中嵌散堵图案，中堵刻两只螭虎，左右两侧刻牡丹图案。佛座两侧刻有建造时间和捐款名单，左侧刻：
劝缘都会首林伯润喜舍资财，共成胜事；募缘化士，方侃石匠郡崇，天顺四年正月吉日造。□□境信士赵□□舍银四钱；后石境信士林□舍米五石五斗，林叔隆舍银三钱；洋尾境信士林宗东、林宗□各舍米三石，张□保舍银二□，信女杨三娘舍银二钱；北洋房信士林□全共助米七石；□信士林思齐舍银一两；县□林良舍银五钱；禅奉境信士陈立□舍钱六钱，孙□□舍银五钱。
右侧刻：
在境信士张□强、盛达各舍银四钱，陈允吉、陈允齐各舍银三钱，一都信士王□中舍银三钱；□□境信士陈光舍银四钱；双溪境信士吴德□舍米六石；上万桃源境信士林克恒、林伯深各舍银二两，林克坚、林伯金各舍银一两五钱，林伯达、林伯江各舍银一两、林伯厚、林伯洧、林祭各舍银五钱，林潜、赵昌明各舍银二钱，信女黄瑞娘舍米一十石，□林清、林琚各舍银三钱。
此外，在上万村的观音阁内尚保存着明正德年间三佛塔的石头构件。构件辉绿岩质地，原塔有三座，位于柏洋村至塔后村公路边，单层四角造像塔。现余留塔片32块，塔构件分别镌刻摩尼光佛、光电和佛、夷数和佛、真武大帝等11座佛像，塔檐4个、塔刹3块，刻有花纹塔底座等，分别落款“大明正德九年甲戌岁正月吉旦”和“大明正德十五年荔月盖竹上万信士林楚造”石刻两方。其中，带有摩尼教特性的石刻像多块。其中一尊雕像有内外光环，但无光线之纹，佛像头巾盖头，坐于莲花座上，服侍为袈裟，双手藏抱于袖内，置与座前。其造型与泗洲文佛造像相似，疑为泗洲文佛。泗洲文佛是唐代从西域来中土传教的大圣——泗洲僧伽，被视为明教门消化后的当地神明。据村民介绍，在霞浦县城龙首山中存有和三佛塔相似的石刻，应该为三佛塔文物的外流。
上万村最为重要的摩尼教遗迹当属乐山堂旧址。（图3）乐山堂位于霞浦县柏洋乡盖竹上万村西偏北二公里许之后山，始建于北宋。关于其形成过程，民国壬申年（1932）年修孙氏族谱《摘抄孙绵大师来历》有较为详尽的记载：
公，孙姓，讳绵，字春山，禅洋人，初礼四都（本都）渔洋龙溪。西爽大师门徒诚庵陈公座下，宋太祖乾德四年（966）丙寅肇韧本堂，买置基址而始兴焉，诚为本堂一代开山之师祖也。本堂初名龙首寺，元时改乐山堂，在上万，今俗名盖竹堂。门徒一人号立正，即林廿五公，幼名林瞪，上万桃源境人，真宗咸平癸卯（1003）二月十三日诞生，天圣丁卯年（1027）拜孙绵大师为师。[廿]五公卒嘉祐己亥（1059）三月初三日，寿五十七，墓在上万芹前坑。孙绵大师墓葬禅东墘对面路后。显扬师徒，俱得习传道教，修行皆正果。
尽管该族谱修成于民国，但来源有自，可以信赖。这一记载说明，乐山堂初兴于乾德四年（966），原名龙首寺，开山始祖为孙绵。孙绵亡后，即葬于与上万村相邻的禅洋村，墓地位置当地群众尚可指认，但可见之物已荡然无存。历宋元明清，乐山堂代有重修，于“文革”期间被拆毁，后来又在其地基上补盖木屋顶，成为躲风避雨或存放物品之所，于2006年因台风而完全坍塌，现仅存石板基址、莲花式柱座及梁架构件等。遗址附近现存一棵数百岁桧树（图4），成为乐山堂遗址最显著的标志。
乐山堂遗址进深40.3米、面阔38.6米、面积约1560平方米。遗存有：
1、柱础。宋元时代圆形柱础两个；明代莲花柱础多个，外方内圆；
2、神龛底座一个。砖木结构，现遗二层底座。
3、部分柱、梁、枋、斗拱等，其中正梁有铭文曰:“大清嘉庆拾壹年（1806）岁次丙寅季春桃月朔月四日壬子卯时吉旦建。”清晰地说明了最后一次承建的时间。
4、瓦片。在厝基遗址上发现大量瓦砾残片，堂后东北角斜坡山体也堆积有瓦砾、陶瓷器等，表层60厘米，堆积层20厘米，其中不乏宋代瓦片和宋元明清残陶瓷片。
5、条石台阶两处：一处是大门入口处9级台阶，宽2. 37米，深2. 37米，每级石条宽1. 57米、深0.36米，两边垂带宽0.4米、长2.38米；另一处是主殿廓前条石仍在，台阶三级。由于多次重建，宋元时代遗迹受到很大程度的破坏。
值得注意的是，乐山堂遗址保存有两个圆形柱础（图5），据泉州考古专家粘良图先生言，在福建地区，这种形制的柱础，仅见于宋元时代。果若是，则庶几可证，乐山堂确乎在宋元时代即已存在，原址就应在今地。
关于乐山堂之名，马小鹤教授认为当取自《论语·壅也》“智者乐水，仁者乐山”之谓[10]。通常情况下，这种解释无可非议。若考虑到乐山堂的摩尼教性质，则大有可商榷的余地。究其实，“乐山”者，乃“龙首”之音译也，有时又写作“瑞山”，实则回鹘语rošn（来自中古波斯语Rōšan/Rōšn）的音译，义为“光明”，取摩尼教崇尚光明之旨趣。[11]
在距乐山堂遗址一公里处，有姑婆宫遗址（图6）和林瞪墓。遗址位于上万村芹前坑之西，距村一公里，在上万村到堂门楼田间机耕路中段对面半坡之上。遗址坐北朝南，四周树木茂密，中间有一小坪，为姑婆宫旧址。始建时间不详。现遗址面积为44.7平方米，门宽0.7米，进深7.7米，宽5.85米，后壁高1.5米。部分墙体基础尚在，周围三面用毛石砌成，后壁依稀可见莲花基座。关于林瞪之生平，与《富春孙氏族谱》比，林氏族谱的记载则更为周详。如清同治十一年抄本《济南郡林氏宗谱·盖竹上万林氏宗谱世次目图》载：
瞪公，宋真宗咸平六年癸卯（1003）二月十三日生，行二十五，字□，娶陈氏，生二女……公年二十五，乃弃俗入明教门，斋戒严肃，历二十有二年，功行乃成。至嘉祐四年（1059）己亥三月三日密时冥化，享年五十有六，葬于所居东头芹前坑。
公殁后灵感卫民，故老相传，公于昔朝曾在福州救火有功，寻蒙有司奏封“兴福大王”，乃立闽县右边之庙以祀之，续蒙嗣汉天师亲书“洞天福地”四字金额一面，仍为奏封“洞天都雷使”，加封“贞明内院立正真君”，血食于乡，祈祷响应。每年二月十三日诞辰，二女俱崇祀于庙中，是日子孙必罗祭于墓，庆祝于祠，以为常式。
从中可以看出，林瞪为柏洋乡上万村桃源境人，生于北宋真宗咸平癸卯（1003）二月十三日，于天圣五年（1027）25岁时“弃俗入明教门”，拜孙绵为师，后成为“传教宗师”（霞浦科仪书《送佛文》）。卒于嘉祐己亥（1059）三月初三日密时，享年五十七岁，死后葬于上万村芹前坑，至今墓址尚存。“娶陈氏，生二女”。林瞪生前所育二女俱见载于上引《济南郡林氏宗谱·盖竹上万林氏宗谱世次目图》，文曰：
瞪公……长女屏俗，出家为尼，卒附父墓左。次女适□，卒祔父墓左……每年二月十三日诞辰，二女俱崇祀于庙中，是日，子孙必罗祭于墓，庆祝于祠，以为常式。
林瞪之长女终身未嫁，随母陈氏在龙首寺出家。次女曾出嫁。二女死后都葬于林瞪墓之侧。村民至今仍称之为龙凤姑婆，《乐山堂神记》第37行所见“芹前坑龙凤姑婆”即此姊妹二人也。
由姑婆宫顺坡而上，15米许至坡顶，为林瞪墓之所在，现已完全为林木、杂草所覆盖，非经知情者指点，一般人难明就里。
考察人员离开上万村抵达柏洋乡政府所在地——柏洋村，这里同样也有林氏宗祠（图7），系族人为纪念林瞪而于近年新修建的。和古朴的上万村林氏宗祠相比，现代气息稍浓。宗祠大门门楣横书“双阙世家”四字。殿内主供林瞪及陈夫人，二侧塑马、赵二大元帅，中间悬挂明朝所赐匾额，两侧分别为马、赵二元帅。
柏洋村北面新修有龙首宫（图8）一座，主供林瞪及陈夫人，二侧马、赵二大元帅侍立。龙首宫是柏洋乡林氏族人为纪念林瞪而建，取名“龙首”，除了显现与龙首寺、乐山堂之渊源以外，也借鉴了地方志书中对林瞪“津门救火”的记载。苍南《林氏宗谱》（清嘉庆二十三年抄本）收录有林登翰所撰《八世祖瞪公石塔记》，文曰：
上万之西行里许名曰大坂洋，其先有喜雨亭，祀瞪公像。凡值岁大旱，祈雨五境迎会，必于此驻跸。越嘉庆丙寅岁九月，喜雨亭坏，经今十余年，并无一咏及者，翰因与鼇慨然曰：“前人遗迹，不可沦亡，但木易朽而石则亘古常新，请以旧址创石塔可乎？”佥曰：“善！”遂鸠赀倩石工镌公遗像及温康诸神于左右，阅日月落成，由是五境之祈祷者咸称为便，今届修谱，所有词（祠）宇，传赞更详，莫不照耀简端，而谓一塔之微，毋庸秉笔乎？不揣谫陋，特志之，以垂不朽云。
裔孙庠生登翰百拜谨撰。
摩尼教善祈雨，林瞪亦然。在霞浦发现的文献中语祈雨有关的就有《祷雨疏》和《求雨秘诀》等，内容丰富而颇具研究价值，尤以前者为最，充分反映了摩尼教祈雨术在福建地区的流行。[12]
距离龙首宫不远，又有新修的迪惠宫（图9），主祀林瞪，二侧马、赵二大元帅侍立。只是规模较小，仅有一开间，应不到10平米。
霞浦上万、塔后、柏洋等地村民相传，林瞪曾在北宋时期出任过宰相之职，在闾山学法归来后法力高强，能除妖降魔，平生乐善好施，“护国救民，御灾捍患”。据传，北宋嘉祐年间（1034~1038），福州城门失火，林瞪身着素衣，手持铁扇扑火，火乃熄。因救火有功而被封为“洞天都雷使”和“兴福真人”。万历《福宁州志》记其事曰：
林瞪，上万人。嘉祐间，闽县前津门火，郡人望空中有人衣素衣，手持铁扇扑火，遂灭。遥告众曰：“我长溪上万林瞪也。”闽人访至其墓拜谒，事闻，敕封“兴福真人”。正德初，闽县令刘槐失辟，因祷之，夜梦神衣象服，告以亡处，明日果获。[13]
类似记载又见于乾隆《福宁州志》卷32《人物志·方外》、民国《福建通志·列仙传》和民国《霞浦县志》卷38《列传》。从中可以看出，林瞪先“衣素衣”救火，又“衣象服”助人。
离开柏洋乡，考察人员驱车直奔霞浦县盐田畲族乡北洋村“飞路塔”。该塔位处盐田乡政府公路边，坐北朝南，为四角形花岗岩质地单层造像塔（图10），始建于明代洪武六年（1374）。现建筑占地面积35.3平方米，高2米，混凝土结构，将飞路塔镶嵌在新建的泗洲佛亭内。原塔通高3米，塔基高0.95米，宽0.90米。须弥座刻有花纹。塔身宽1.22米、高0.90米。塔前为香炉名“天地炉”，塔龛上刻“飞路塔四洲佛”，前刻有楷书：“清净光明、大力智慧”明教教义八字，单字高10厘米（图11）。这与福建重要摩尼教遗迹晋江草庵旁摩崖石上“劝念清净光明大力智慧无上至真摩尼光佛正统乙丑年九月”的刻文极为相似。两侧立柱上落款楷书：“时洪武甲寅年太岁一阳月吉日立，东峰兴惠山人秋圃宗玄募款造。”龛内供佛造像三尊，主供为摩尼光佛。塔左侧隔墙供土地一尊。在塔基处还残留一石刻构件，辉绿岩质地，长58厘米，宽30厘米，厚20厘米。墙角处有信众所奉牌匾上书：“圣德常照境太平，佛光普照人康乐。四洲文佛。霞浦县北洋乡弟子黄□□。”另外，还有信众所奉锦旗数面。塔右为签室，墙壁上绘《北洋飞头塔泗洲文佛灵感签诗谱》，只是摩尼教意味不明显，不若签室内保存的签诗纸条那样摩尼教意味浓厚，很多与晋江草庵所见签诗相同（详后）。
“飞路塔”修建之时，朱元璋已经开始禁止明教了。若从两侧立柱上落款的“东峰兴惠山人秋圃宗玄募款造”来看，是时似乎还可以公开募款建塔，说明政府虽有禁令，但民间信徒对摩尼教依崇奉。
三、晋江摩尼教遗迹及其宗教来源
调研组于2013年7月22日到达距泉州市区南门外19公里的晋江，开始晋江草庵的考察。有幸的是，考察得到了晋江摩尼教专家粘良图先生和华侨大学宗教史专家黄海德教授的支持，全程陪同并讲解。
晋江罗山镇苏内村有万山峰，又名万石山、华表山，山下的草庵，过去一直被称作我国仅存完整的摩尼教遗址。明代晋江人何乔远撰《闽书·方域志》云：华表山“两峰角立如华表，山背之麓有草庵，元时物也，祀摩尼佛。”[14] 因以草筑屋，故曰草庵，现遗址为元代建筑物（图12）。据考古发现，宋代摩尼教已在这里活动，明代禁绝，但此处乡民仍当佛教崇拜，保存完整。摩尼教寺紧依华表山麓，内有僧尼住持，原来庵前还有一座佛教寺，已废，近年又重建。花木、果树相映，优美清净，景色别致。草庵寺依山崖傍筑，建筑形式为石构单檐歇山式，四架椽，面阔三开间，间宽1.67米，进深二间3.04米，屋檐下用横梁单排华拱承托屋盖，简单古朴。其中最为珍贵的是庵内依崖石雕一尊摩尼光佛，石浮雕摩尼跌坐神像，作圆圈浅龛，直径1.68米，坐像身长1.52米，宽0.83米，头部比较特别。（图13）呈现辉绿岩（青斗石）颜色，长方形面孔0.32×0.25米，背有毫光射纹饰，呈现花岗岩石质，散发披肩，端坐莲坛，面相圆润，眉弯稍为隆起，嘴唇薄，嘴角线深显，下额圆突，显得安祥自如；身穿宽袖僧衣，胸襟打结带，无扣，结带用圆饰套束蝴蝶形，而向两侧下垂于脚部，双手相叠平放，手心向上置于膝上，神态庄严慈善，衣褶简朴流畅，用对称的纹饰表现时代风格，是目前世界仅存的一尊摩尼光佛石雕造像，1996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佛龛左上角阴刻：“谢店市信士陈真泽立寺，喜舍本师圣像，祈荐考妣早生佛地者。至元五年戌月日记。”五行楷书，34字，字径2.5×2.5厘米。右上角还有阴刻：“兴化路罗山境姚兴祖，奉舍石室一完。祈荐先君正卿姚汝坚三十三宴，妣郭氏五九太孺，继母黄十三娘，先兄姚月涧，四学世生界者。”文字较为粗糙。这些文字是目前世界仅见摩尼光佛造像和庵寺建筑年代可证的记载，同时也是研究泉州摩尼教的一手历史材料。
草庵摩尼光佛案前摆置签诗一套，共计八十一首。（图14）签诗是民间寺庙常见的一种占卜形式，多以竹制签条刻写序号，置于签筒，让人卜杯求取。卜者以随意取得的一支竹签来查得对应的签诗，根据诗句的内容来解读前途吉凶，含有浓重的摩尼教色彩。[15] 霞浦盐田飞路塔所见诗签，与之类似，惜未能收集齐全，不敢遽断。
距草庵遗址前端20米处，曾出土一块元代完整的黑釉碗和60多件残瓷片。黑釉碗口径18.5厘米，高6.5厘米，碗内底部刻有“明教会”三字，字径6.5厘米左右，其他残瓷片同样分别刻有“明教会”字样（图15），是当时泉州明教会活动情况的重要发现。宋末元初时烧制这种黑釉碗，在晋江磁灶为数较多，泉州市区近郊也有同类型的发现，说明罗山草庵摩尼教遗址的文字记载与黑釉“明教会”瓷碗相印证。泉州的摩尼教活动于元代是带公开性的，当然也说明泉州的明教是以“佛”为崇拜而盛行的。据传有泉州十八位士子住于草庵勤奋读书，常于此显现佛的形象，说是文殊菩萨的显影，因此在摩尼光佛坐像两侧有弘一法师手书木刻对联：“石壁光明相传为文佛显影，史乘记载于此有名贤读书。”
明朝太祖朱元璋依靠明教夺取政权，并以“明”字定国号，后“又嫌其教门上逼国号，寅其徒，毁其宫”[16]。职是之故，明教在明初极盛一时，但不久再转入秘密活动，融合于道、佛教的民间崇拜，但仍于正统年间刻摩尼教教义信条（称“四位－体”）于摩崖上：
劝念
清净光明，大力智慧。
无上至真，摩尼光佛。
正统乙丑九月十三日，住山弟子明书立。
明万历年间泉州有两位诗人游览草庵时，题诗于此。其一为黄克晦撰《万石峰草庵得家字》：
结伴遥寻太乙家，峨峨万石映孤霞。
坐中峰势天西侧，衣上梦阴日半斜。
风榭无人飘翠瓦，云岩有水浸苔花。
何年更驻苏杭鹤，静闭闲房共转砂。
黄克晦（1524~1590）号吾野，惠安崇武人，能诗善书画，著有《吾野诗集》等。
其二为黄凤翔撰《秋访草庵》：
琳宫秋日共跌登，木落山空爽气澄。
细草久湮仙峡路，斜晖暂作佛坛灯。
竹边泉脉邻丹灶，沿里云根蔓绿藤。
飘瓦颓垣君莫问，萧然一榻便崚嶒。
黄凤翔（1538~1614），号仪庭，止庵。泉州市区人，名士名宦。
显然，两位诗人都把草庵当作佛道遗址来看待，故诗中出现有“太乙”和“仙峡路”“佛坛灯”之类词汇。
在草庵一公里许的苏内村，有一所供奉摩尼教神祇的水尾宫（境主宫），系20世纪30年代重建，寝殿粉壁上画“五境主”，居中者为摩尼光佛，左为都天灵相（又称灵圣公），右为秦皎明使（又作千春公），再外侧，分别为境主公和十八真人（图16）。村人以摩尼光佛、都天灵相、秦皎明使为五境的主神。[17] 该村一曾姓村民家中还存有一尊年代久远的摩尼光佛木雕造像，高30厘米左右，用樟木雕成，莲座，底部黝黑。摩尼光佛发际中分，在脑后结成两辫，披散肩部，其造型有异于草庵摩尼光佛。在晋江市东南沿海的东石镇，也保存有一尊摩尼光佛木雕造像，其造型与雕刻手法等都与晋江曾姓村民所藏几无二致，惟发型与莲座略有差异。[18] 总体观之，当出自同一模本。
这里的“都天灵相”指的就是霞浦摩尼教教主林瞪；[19] 摩尼光佛呈现出的是一副大人身孩儿脸形象，与福寿宫、霞浦上万村发现的摩尼光佛像颇类；草庵发现的“明教会”碗，同样指向“明教门”，林瞪被称作“本坛明门统御威显灵相、洞天兴福雷使真君、济南四九真人”（《乐山堂神记》第11~13行），“职标雷部，掌威权法，阐明门，兴正教，敕封感应兴雷真君”（清抄本《兴福祖庆诞科》第94~95行）。是见，今天所见的泉州摩尼教造像、寺庙等，都受到霞浦摩尼教的影响，堪称霞浦摩尼教的分支。
这里必须说明的是，843年会昌灭法，首先拿摩尼教开刀。何乔远著《闽书》卷7《方域志》记载：“会昌中，汰僧，明教在汰中。有呼禄法师者，来入福唐（今福建福清市），授侣三山（福州市），游方泉郡（泉州市），卒葬郡北山（泉州北郊清源山）下。”[20] 这一记载不仅说明摩尼教开教福建者为呼禄法师，同时也指明了传教方向，即先福清，后福州，再到泉州，死后，葬于泉州北郊清源山下。关于“呼禄”之含义，有的解释做中古波斯语xrwhxw’n/xrōhxwān（呼嚧唤），[21] 也有的解释做Uluɣ，意为“大”，指“[宗教]法师”，则呼禄法师即为“大法师”之意。[22] 皆不妥。其实，呼禄乃回鹘语Qutluɣ之音译，意为“吉祥”、“幸运”。“呼禄法师”则即“吉祥法师”之谓也。[23] 在霞浦文献中，每言及摩尼教始祖佥曰胡天尊。胡天尊者，实际是对福建摩尼教开教者“呼禄法师”之尊称也。呼禄法师死后，传其法脉于高佛日，高佛日再传西爽大师。呼禄、高佛日、西爽大师皆入闽传教的高僧，应来自中亚或回鹘。再经陈诚庵、孙绵而传至林瞪。陈诚庵为四都（本都）渔洋龙溪人，孙绵为禅洋人，林瞪为上万人，三者都属于柏洋乡，相距不远。说明，自陈诚庵以后，摩尼教中心始转移至霞浦。及至林瞪时期，摩尼教得以发扬光大，形成新的教派——“明教门”，开始向四周扩散。唐代摩尼教先是由南向北传播，林瞪以后，以霞浦为中心的“明教门”势力扩大，向北传入浙江，向西传入福安、屏南，向南回流至晋江、福州等地。此盖为当时摩尼教传播之基本路线也。
四、福州福寿宫及其摩尼教活化石意义
调研组于2013年7月25日、2016年3月17日、21日三度考察福州福寿宫，尤为难得的是，21日上午，我们有幸参加了福寿宫“摩尼教度师真人林瞪公诞辰1013年”祭祀庆典活动。
福州福寿宫，又称浦西福寿宫、浦西宫，原名明教文佛祖殿，位处福州市台江区宁化路浦西村。
关于福寿宫之宗教属性，学界存在着争论，一种意见认为福寿宫（明教文佛祖殿）为摩尼教遗址，[24] 另一种意见则否认之，称其中的“文佛”未必就是摩尼佛，也“不可勉强把‘度师真人’推测为摩尼师”。[25] 及至霞浦本摩尼教文献出现，《摩尼光佛》即将释迦文佛与那罗延佛、苏路支佛、摩尼光佛及夷数和佛并列，合为摩尼教五佛。[26] 论者始知释迦文佛就是明教文佛，只是写法不同而已；至于“度师”，在《祷雨疏》、《求雨秘诀》和《明门初传请本师》等文献都有所见，甚至在《祷雨疏·牒本坛》中可见“天门威显灵相、洞天兴福度师、济南法主、四九真人”之语，用以指代林瞪，说明福寿宫供奉的对象其实就是林瞪。[27] 至是，疑窦冰释，争论乃息。福寿宫为当今世上保存最好而且配置最为完备的一所摩尼教寺院，堪称古代中国与伊朗文化交流的活化石。
据传，林瞪在宋嘉祐年间“福州前津门救火”有功，受当朝赐封“度师真人”，遂建庙于省垣，以为纪念。福寿宫始建于宋代，后屡有重建。在1985年迁入今址前，位处福州味精厂内。因建厂所需，往南移约两百米。现存主体结构为清代木石建筑。（图17）1998年，福州宗教部门登记宗教资产，因不明“明教文佛祖殿”的宗教属性，以其道教内容多而更名为“福寿宫”，胪列道教寺院。
福寿宫原系坐东朝西（符合摩尼教敬西观念），木质结构，占地面积3.5亩，建筑面积2亩。拥有大殿、配殿、古戏台、酒廊看台、厨房、龙船房、花园等建筑。迁移到现址重修后，坐北朝南，总面积900多平方米，主体建筑占地742.6平方米，进深22.6米，大殿宽14.7米，高10米。大殿门枋上镶一块双龙抢珠匾额，上书“明教文佛祖殿”，下方立三足螭龙香炉一只，两个侧门一书“晏海”，一书“清河”，清河门侧有座“奉旨祀典”的“万寿尚书府”，两门前各有一株古榕，参天蔽日，树冠交错。走入大殿，正中悬挂“雄风远播”匾额一幅，字体遒劲有力，颇有名家风范。正殿香案之后，为金色帷幔，上绣“明教文佛祖殿”。（图18）和其他道观不同的是，这里供奉的主神不是老子，而是四大神同奉：中间主供为摩尼光佛和度师真人（林瞪）、左边（北壁西侧）为闾山派许真君之弟子张真君、右边（北壁东侧）为真武大帝。
在道观中，一般是不供奉张真君的，仅福建民间庙宇例外，有奉祀张真君的情况。但张真君属于闾山派，而真武大帝则属于玄武派，故，即使民间道教寺院中，二者也是不能并行出现的。但福寿宫却不同，二者并列出现，同受供奉，此抑或可视作摩尼教寺院与道教寺院之一大区别。
大殿前立柱上书“朝奉日乾坤正气，夕拜月天地光华”和“悟彻灵机群沾法雨，参来妙谛普荫慈云”两幅古联，联旁立有“敬神如神在”木牌一面。楹联中充分体现了明教（摩尼教）“朝拜日，夕拜月”以及糅合佛教思想的宗教特征。四仙童子分列大殿立柱与殿墙之间。错落有致，相得益彰。在大殿主供两侧各有偏殿，其中左侧为临水夫人殿（供奉临水夫人陈靖姑及其结拜姊妹林纱娘、李三娘，合称三奶夫人），右侧自左向右分别有观音阁（供奉观音菩萨）、华光殿（供奉华光大帝马天君）和大王殿（供奉黄大王、赵大王）。
福寿宫另有木质匾额一通，题《为留古迹》，匾文行书，阴刻，红漆敷面，但字迹斑驳，有些已难以辨识。经调研组反复释读、核对，始得其端倪，谨录其文如下：
浦西郡明教文佛祖殿，毗连毓麟宫、大王殿建。自清初乾隆年间迄今，逾二百余载，一龛香火，古迹远传，但年久庙貌倾颓，兴修不果。设长此因循，势必湮圮。经里人认为古迹宜留之要议，将毓麟宫、大王殿香火配祀于祖殿之左厢，其倾斜屋址折（拆）卸，遴选良材，为重修祖殿之用，尚余废料，更值充为土木工资，两全斯举，庙宇□□。谨志数言，永垂不朽云尔。
其中的“毓麟宫”即今天的临水夫人殿，“大王殿”，今名仍之。说明浦西村明教文佛祖殿，原来毗连毓麟宫、大王殿而建，始建于清初乾隆年间，要晚于毓麟宫和大王殿。北宋“林瞪庙”应系其前身。在现在福寿宫格局中，临水夫人殿和大王殿均为偏殿，与《为留古迹》所言“毗连毓麟宫、大王殿建”不同。推而论之，《为留古迹》牌匾讲的应是浦西明教文佛祖殿始建的情况，今天所见的福寿宫，已是经多次变迁之后之物。
福寿宫主供的摩尼光佛和度师真人。据林氏族谱记载，林瞪在宋代于闽地传教先人，被奉为“度师真人”。前揭明万历《福宁州志》亦有林瞪救火，当地百姓以建庙为纪念的记载。
福寿宫正殿左右两侧供奉有“三十六天尊”，又称三十六天罡，又称三十六护法神将，《乐山堂神记》第13~14行称之为“贞明法院三十六员天将”，《奏申牒疏科册·祈雨疏》第544~545行写作“贞明法院诸大官将吏兵”，《求雨秘诀》第36行作“三十六员官军”，是天宫的神将，负责保护天宫和众仙的安全。其中“四大护法神将”在道教中通常指的是马华光、赵公明、温琼、关羽四位天神元帅。据《北方真武祖师玄天上帝出身全传》称，三十六天将均为真武大帝收伏的神。在民间传说中，三十六天罡常与二十元帅八宿、七十二地煞联合行动，降妖伏魔。[28]
福寿宫不仅保存下了完整的明教古殿，还藏有证明其宗教身份性质的文物，是研究福州明教文化又一难得的实物资料。
1．夹苎脱胎摩尼光佛像一尊。（图19）整尊佛像通高69厘米，底座高6.5厘米，宽39.5厘米，坐台高30厘米。佛像为孩儿脸，脸型长方略圆，弯眉明目，披肩散发，着对襟长袍，结带为扣，左手结剑诀，右手持长剑（剑已被寺院管理人员取下另存），两腿分叉下垂，身着戎服，脚踏金轮，形态端庄慈祥。此尊像外貌特征与晋江摩尼草庵摩尼佛的石雕像极为相似，二者差异仅为平面石雕与立体雕塑的工艺差别，是地域民众不同认知水平所致。[29] 塑像确切年代有待进一步考证。
图19：福州福寿宫摩尼光佛像
2．《明教文佛祖殿全景图》一幅。（图20）图画所绘内容为浦西宫大殿图，和现存的明教文佛祖殿结构一致。图画为挂轴，纸质，画芯长160厘米，宽90厘米，装裱后长207.5厘米，宽110厘米。图画全称为《明教文佛祖殿全景图》，其实不然，此画仅仅是庙堂中轴线核心的一部分。图画布局分上、中、下三个部分，上部左上方是明教祖师，右上方是度师真人，对应的是他们身后各悬挂的一盏灯笼，署“明教祖师”和“度师真人”字样。图画中间绘黄天君，接下来从左到右依次为李天君、赵天君、张天君和马天君（这五位护法神泥塑像同见于福寿宫正殿主壁供案之上，位处摩尼光佛与林瞪像下方）。除李天君外，他们均为道教“四大护法神”，四大护法神手持戟、锏等兵器，神态严肃。图画下方为两大部将，一名马夫和一匹马。从画面整体布局来看，神位排列严谨，层次分明，人物造型古朴，设色精细，线条流畅。画中共出现人物9位，其中6人身着白色外衣，这与敦煌写本S.3969《摩尼光佛教法仪略》中的“佛灭度后一千三百年，袈裟变白，不受染色”[30] 内容相符。
图20：《明教文佛祖殿全景图》挂轴
3．清乾隆年间铸铁元宝炉、香炉各一只。元宝炉，四足饰螭龙，长40厘米，宽42厘米，高55厘米，足高21厘米，上有浮雕铭文“度师真人，明教文佛”，“乾隆庚戌年花月吉日”、“本里弟子萧兆鹏喜舍”分刻左右两侧。香炉高36厘米，长31厘米，宽50厘米，足高14厘米，上有阳文，右侧为“乾隆乙未年仲春吉旦”，中间为“度师真人”，左侧落款“本里弟子萧兆鵕叩谢”。据福寿宫工作人员介绍，香炉原有多个，因不识其重要价值，随意置于户外，被盗，现仅存2只，弥足珍贵。
据柏洋村清代嘉庆纂《林氏族谱》记载：“瞪公，宋真宗咸平六年癸卯（1003）二月十三日生）。”2016年3月21日即阴历二月十三日，为福州、霞浦等地摩尼教信徒祭祀林瞪诞辰之日。上午，“摩尼教度师真人林瞪公诞辰1013年”祭祀庆典活动于福寿宫隆重举办。（图21）陈培生携二子主祭（图22），众僧徒陪祭，仪式持续进行了两个多小时，场面热烈而庄严，使调研组大开眼界。
五、屏南县降龙村之活态摩尼教
2016年3月19日，调研组来到霞浦县城西150公里处的屏南县寿山乡降龙村，这里距离屏南县城28公里，是我们新近才知道的又一摩尼教流行地。调研组首先与降龙村村民进行座谈，嗣后观瞻降龙村韩氏宗祠，正殿所奉“三尊佛像”（图23）特别引人注目。
据传，这三个佛像是在清乾隆年间由闽清请来的，所以又称“闽清佛”。三尊造像，当地人称之为“摩尼光佛、灵相尊公”。居中者为摩尼光佛，左侧与之并坐的灵相尊公，即林瞪。摩尼光佛右侧的那一尊不仅个头小，而且位置偏后，地位应低于摩尼光佛和灵相尊公，有可能为“秦皎明使”。当地每年正月初五都会在祠堂举行仪式，用素食（摩尼教戒荤）祭祀摩尼光佛和林瞪，家家户户献祭品。当地传说，摩尼光佛是“小孩神佛”，与福州、霞浦所传摩尼光佛孩儿脸大人身之传说颇有几分相像。
在降龙村，家家户户祭堂中都有供奉摩尼光佛和林瞪的神榜，有的在神榜下方还单独摆放林瞪木刻造像（图24），以为供奉。
图24：南屏县降龙村祭堂神榜及林瞪像
神榜内容大体一致，只书写形式各异，概包括如下内容：
1.神联：横联：“紫薇銮驾”；上联：“香喷六龙迎百福”；下联：“烛结双凤协三多。”
2. 神主牌，中间主位书：“南无大慈大悲降吉降祥灵感观世音佛母青莲座前，摩尼光佛、灵相尊公座前。”二侧为神祇名称，自右至左，依次为：
左招财童子
本家伏祀香火等神
本境拓主当境明王
本年光降财喜二神
当年太岁至德尊神
神农教主五谷真仙
本音始祖韩始侯王
五门禁主八表龙神
把和禁主师公列圣
前山祖殿虎马将军
车山师阜合坛神农
通天圣母太后皇君列圣
杉洋感应林公忠平侯王
杭州风火院田窦郭元帅
玉封十级亭中太保尊公
花果山中齐天大圣尊王
玉封五显灵官大帝天王
太上三元三品三官大帝
北坎驱邪玄天真武大帝
南泉山上普庵祖师教主
金幢坦内护法尊天菩萨
右进宝郎君
3.神桌，供奉祖宗祭品、安放香炉而设，与神联相配。有的摆放林瞪像（图25），有的则无之。
一般意义上，神榜是供奉祖宗的神位之物，由神联、神主牌和神桌组成。神联记录祖宗来源和功绩，由上联、下联和横联构成。神主牌是供奉祖宗名号的牌位，有木制和纸质两种，木制多为樟木、柏木，因其不易被虫蛀，略带芳香，寓意祖先后人能长长久久。纸质为红色，寓意祖先后代能红红火火。因木制材料较贵，故普通人家多用纸质。神榜主牌醒目标出“摩尼光佛”和“灵相尊公”字样，说明摩尼教信奉在当地比较流行。将摩尼光佛、林瞪与佛教（如普庵祖师）、道教（如三官大帝等）神祇、地方神灵（如当境明王）、韩氏祖先（如韩始侯王）并列，说明摩尼教已与当地流行的佛道、民间信仰相混杂，堪充霞浦摩尼教依托佛道教与民间信仰之例证，值得深入研究。
降龙村贞明堂内还保存有10个提线木偶偶像和200多本科仪典籍，秘不示人，我们这次调研，得见其中三本，分别为《第二时科》《贞明开正奏》和《贞明开正文科》（图26）。
图26：新发现的屏南本《贞明开正文科》
《第二时科》末页题：“崇祯四年辛未岁十二月吉日侍教生黄明宇拙笔抄写，夤朝文乙完，付与流传。后学韩孙田，永远时习，万无一失也。”这是今天所知福建地区现存署期摩尼教抄本中时代最早者。
《贞明开正文科》第176行有言：“通天三教林五尊公、济南法主、四九真人。”这些同见于《乐山堂神记》第11~13行，指的就是林瞪。据当地民间传说，这些封号都是宋政府赐予的。
六、结论
通过两次考察，极大了丰富了我们的摩尼教知识，也对当地民间的摩尼教信仰有了切身的体会，结合近年的研究，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几个结论：
第一，摩尼教是一种活态宗教，而非如大家通常认为的那样，自13世纪以后就彻底消亡了。今天在霞浦尚能看到二十余年前签发的明教度牒，尽管不多，但可证摩尼教在霞浦一带代代相传；当地的明教经典与科仪书世世传抄，至今依然；在屏南县降龙村，家家户户拜摩尼光佛和林瞪；在福州、霞浦、晋江都有供奉摩尼光佛和林瞪的庙宇，香火不绝；霞浦、屏南的摩尼教法师代有传人，善做法事；每年从农历二月十二日开始一直到二月二十一日，在柏洋乡之柏洋村、上万村和塔后村都有祭祀林瞪的活动，活动主要内容有文艺演出、迎神活动、祈福祭祀、拜谱仪式、文物移交等，其热闹程度甚于过年。[31]这些都无不彰显着福建摩尼教的强大生命力。
第二，福州福寿宫、晋江境主宫、屏南降龙村，供奉的都是摩尼光佛和林瞪，霞浦迪惠宫、龙首宫等，供奉的为林瞪，晋江草庵供奉摩尼光佛，虽无林瞪，但摩尼光佛的造像却与福寿宫所见孩儿脸几无二致，说明来源于同一个体系。质言之，福建各地的摩尼教，都可以归入霞浦摩尼教系统，可以统称“霞浦明教门”或“霞浦摩尼教”。这是通过系统考察后，调研组成员达成的共识。只是这个问题复杂，需要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非此文之主旨，故予从略。除了福建外，浙江温州、苍南等地在宋元时代摩尼教也很盛行，温州摩尼教来自霞浦，已有定论，[32]苍南摩尼教徒也奉林瞪为八世祖，其来源亦应在霞浦。推而论之，温州、苍南摩尼教，同样属于霞浦摩尼教系统。是以，林瞪被各地摩尼教徒宫认作“霞浦明教门”的创始者，故而长期来被福建、浙江等地的摩尼教徒共奉为教主，世享祭祀。笔者此前曾言林瞪为摩尼教教主，林悟殊先生颇不以为然，他认为在乡民眼中林瞪只不过是“道教神仙”和“地方大神”而已，“并非把林瞪奉为明教之神”。[33] 如果林先生将来身体条件许可，能够有机会亲临福建、浙江就摩尼教遗迹及活态摩尼教踏查一番，抑或会有全然不同的新认识。
第三，摩尼教在流播过程中，因应形势的不同而有所变革，未拘泥于原始经典之窠臼，而是朝着人生化、现实化和世俗化的方向转变。摩尼教于唐代入华之初，就表现出明显的佛化倾向；[34] 宋代以后，闽浙摩尼教表现出明显的道教化倾向，[35] 同时民间信仰成分逐步加重，程度逐步加深。[36] 这些既可以说是摩尼教脱夷化、华化和民间化的表现，也可以说是摩尼教在福建的新发展与新变化。在正统摩尼教消亡千余年之后，“霞浦明教门”却在福建、浙江一带一脉不绝，绵延至今。何以如此？应与福建诸地摩尼教之与时俱进的处事态度与观念息息相关，值得深入探究。
（本文所用图片，除图3、15、20外，均由杨富学拍摄）
基金项目：201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霞浦摩尼教研究”（编号：14XZS001）。
作者简介：杨富学（1965- ），河南邓州人，敦煌研究院民族宗教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博士，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回鹘学与古代宗教研究；李晓燕（1979- ），女，宁夏固原人，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2015级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古代宗教研究；彭晓静（1980- ），女，江苏徐州人，敦煌研究院民族宗教文化研究所馆员，主要从事古代宗教研究。
注释：
[1]. E. Spät, “The 'Teachers' of Mani in the Acta Archelai and SimonMagus”, Vigiliae Christiane Vol. 58,No. 1, 2004, pp. 1-23.
[2]. St. Augustine, De NaturaBoni, Washington, 1955.
[3]. G. Flügel, Mani, seineLehre und Schriften, Leipzig,1969, S. 4-80.
[4]. C. E. Sachau (ed.), TheChronology of Ancient Nation, London 1879;idem, Al-Biruni’s India, London, 1887.
[5]. A. P. Martinez, “Gardīzī’s Two Chapters on the Turks”, Archivum Eurasiae Medii Aevi, II (1982),1983, pp. 134, 136; [英]马丁奈兹著，杨富学、凯旋译：《迦尔迪齐论突厥》，《回鹘学译文集新编》，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258~2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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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元文琪：《福建霞浦摩尼教科仪典籍重大发现论证》，《世界宗教研究》2011年第5期，第169~180页。
[10]. Ma Xiaohe, “Remains of the Religion of Light in Xiapu County,Fujian Province, Remains of the Religion of Light in Xiapu (霞浦) County,Fujian Province”，《欧亚学刊》第9辑《第二届传统中国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欧亚专辑》，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pp. 83-84.
[11].杨富学：《〈乐山堂神记〉与福建摩尼教——霞浦与敦煌吐鲁番等摩尼教文献的比较研究》，《文史》2011年第4辑，第135~173页。
[12].杨富学：《林瞪及其在中国摩尼教史上的地位》，《中国史研究》2014年第1期，第112~116页；彭晓静、杨富学：《福建摩尼教祈雨与丝路沿线祈雨传统之关联》，《石河子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第29~33页。
[13]《[万历]福宁州志》卷15《仙梵》，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403页。
[14] [明]何乔远：《闽书》卷7《方域志》，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72页。
[15].粘良图：《晋江草庵签诗探源》，《石河子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第11页。
[16].[明]何乔远编撰：《闽书》卷七《方域志》，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72页。
[17].粘良图著：《晋江草庵研究》，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82页。
[18].粘良图著：《晋江草庵研究》，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年，图24、25。
[19].杨富学：《林瞪及其在中国摩尼教史上的地位》，《中国史研究》2014年第1期，第114~115页。
[20].[明]何乔远：《闽书》卷七《方域志》，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72页。
[21]. Samuel N. C. Lieu, “Precept and Practice in ManichaeanMonasticism”, Journal of TheologicalStudies, New Series 32, 1982, p.163; ibid, Manichaeism in the Later Roman Empire and Medieval China: a historicalsurvey, Manchester, 1985, pp. 89, 264; ibid, Manichaeism in Central Asia and China, Leiden-Boston-Köln, 1998,p. 86.
[22]. Moriyasu Takao, “On the Uigur čxšapt ay and the Spreading of Manichaeism into South China”, R. E. Emmerick (ed.), Studia Manichaica. IV. Internationaler Kongress zum Manichäismus,Berlin, 14.-18. Juli 1997, Berlin, 2000, p. 436; [日]森安孝夫著，杨富学、计佳辰译：《回鹘语čxšapt ay和摩尼教在中国东南的传播》，《回鹘学译文集新编》，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176页。
[23].杨富学：《回鹘摩尼僧开教福建补说》，《西域研究》2013年第4期，第111页；杨富学：《回鹘摩尼教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238页。
[24].李林洲：《福州摩尼教重要遗址——福州台江义洲浦西福寿宫》，《福建宗教》2004年第1期，第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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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马小鹤：《明教五佛考——霞浦文书研究》，《复旦学报》2013年第3期，第100~114页；林悟殊：《明教五佛崇拜补说》，《文史》2012年第3期，第385~408页。
[27].杨富学：《林瞪及其在中国摩尼教史上的地位》，《中国史研究》2014年第1期，第1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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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杨富学、彭晓静：《福州福寿宫摩尼光佛像杂考》，《形象史学研究》（2015年下半年），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52页。
[30]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第5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24页。录文见林悟殊：《摩尼教及其东渐》，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231页。
[31].林子周、陈剑秋：《福建霞浦明教之林瞪的祭祀活动调查》，《世界宗教文化》2010年第5期，第82~85页。
[32].林顺道：《摩尼教传入温州考》，《世界宗教研究》2007年第1期，第131页。
[33].林悟殊：《霞浦林瞪崇拜之我见》，《文史》2015年第2期，第109页。
[34].杨富学、包朗：《从霞浦本〈摩尼光佛〉看摩尼教对佛教的依托》，《宗教学研究》2014年第4期，第256~266页。
[35].林悟殊：《“宋摩尼教依托道教”考论》，张荣芳、戴治国主编：《陈垣与岭南：纪念陈垣先生诞生13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81~107页。
[36].陈进国：《论摩尼教的脱夷化和地方化——以福建霞浦县的明教史迹及现存科仪本为例》，提交“民间儒教与救世团体”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台湾佛光大学，2009年6月9-11日）。
【编按】本文原刊《宗教学研究》，2017年第4期，第259～271页，引用请参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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