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富学 程嘉静 郎娜尔丹 | 西瓜由高昌回鹘入契丹路径问题考辨
摘要：西瓜由回纥东传入契丹，史有定论。但这里的“回纥”究为何指，学术界则存在争议。此前学界一般认为传入契丹的“回纥”西瓜应来自高昌回鹘的北庭，近期则有学者不同意这一意见，撰文指西瓜绝不可能来自高昌回鹘，而应来自漠北。然西瓜喜干热气候，而漠北寒冷；西瓜喜沙性土壤，漠北为干草原土壤。气候条件与土壤条件皆不适宜。史书记载，840年回鹘西迁后其地遂空。既无人烟，自然谈不上西瓜种植，而据敦煌写本和吐鲁番壁画可知，高昌回鹘的西瓜种植应是比较普遍的。有人否认西瓜来自高昌回鹘的主要证据在于辽太祖不可能到达北庭浮图城，其实是对史书的误读，《辽史·太祖纪》明确记载辽太祖派兵拔浮图城，而自己驻军于巴里坤山一带。
摘要：西瓜；辽太祖；高昌回鹘；浮图城
西瓜，顾名思义，应指由西部地区传来之瓜，乃相对于中原地区而言的。古之所谓“西”，多指西域、中亚、西亚，我国的新疆地区亦包括在内。
西瓜源自南非，至于何时传入我国，自20世纪60年代初以来，即争论不断，诸如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杭州水田坂良渚文化遗址、广西贵县罗泊湾西汉墓、江苏高邮邵家沟东汉墓等发掘报告称出土了西瓜种子，但均被一一否定，而所谓的西安西郊唐墓出土“唐三彩西瓜”，业已证明属于伪造。[1] 目前学界基本以《新五代史》附录五所记《胡峤陷虏记》记载为依据，认为西瓜最早传入内地当辽代。胡峤记曰：
自上京东去四十里，至真珠寨，始食菜。明日东行，地势渐高，西望平地松林，郁然数十里。遂入平川，多草木，始食西瓜，云契丹破回纥得此种，以牛粪覆棚而种，大如中国冬瓜而味甘。又东行，至褭潭，始有柳木，水草丰美。[2]
胡峤本为后晋人，晋亡后，入辽为契丹宣武军节度使萧翰掌书记，时当947年。949年萧翰被杀后，胡峤继续在契丹留居七年，于后周太祖广顺三年（辽应历三年，953）逃归北周。一般认为，西瓜最初是由回鹘而东传入契丹的，乃天赞三年（924）辽太祖西征时从北庭所得。胡峤在947年被带到辽境，其描述的北行时间也以这一年或之后的某年为是，彼时辽朝和中亚、西亚之间尚未建立密切关系，因而其所谓的“西瓜”之“西”指新疆地区的可能性最大。
天山以南地区气候干燥炎热，日照时间长，古来即以生产瓜果著名。高昌回鹘王国境内出产葡萄、甜瓜、杏、梨、桃、石榴、野蔷薇果和西瓜。敦煌文书P. 3672bis《都统大德致沙州宋僧政等书》（图1）中记载：
图1：敦煌写本P. 3672bis《都统大德致沙州宋僧政等书》
致书人为“赏紫金印检校廿二城胡汉僧尼事内供奉骨都禄沓密施呜瓦伊难支都统”，收信者为沙州宋僧正、索判官、梁教授。发信者的头衔为“赏紫金印检校廿二城胡汉僧尼事内供奉”。“廿二城”之说，汉文回鹘文史料皆有记载。据《旧唐书》，640年唐灭麹氏高昌前，吐鲁番盆地有廿二城。[4] 在吐鲁番出土的回鹘语摩尼教文书中，同样言其疆域为廿二城：“高昌国二十二城的幸运与守护之灵”。[5] 11世纪伽色尼王朝迦尔迪齐（Abū Sa’id ‘Abd-al-Haiy ibn Dahhākibn MahmūdGardīzī）著《纪闻花絮（Zainu ’l-axbār）》言高昌“由二十二个村庄和一处平原组成，冬天很冷，有雪但不大。夏季炎热。当地居民都修地窖，大部分人住在这些地窖里，到夏末才从那些地方转回家里。”[6] 13世纪初，高昌回鹘王亦都护归顺蒙古帝国后，变成了廿四城。[7] 近期，日本学者松井太依据吐鲁番出土9—14世纪间的回鹘文、蒙古文文书中所见高昌回鹘地理信息，结合现代地名，对吐鲁番诸城名称进行考证，计有高昌（Qočo ~ Qara-Qočo=Qara-Khoja，或作亦都护城Idikut-Schahri）、吐鲁番（Turpan=Turpan~Turfan）、鲁克沁（Lükčüng=Lukčun，柳中）、交河（Yar=Yarkhoto）、托克逊（Toqsïn~Toqẓïn=Toqsun，笃新）、七克台（Čïqtïn=Čiqtim，赤亭）、葡萄沟（Bïlayuq= Bulayiq ~ Buluyuq）、吐峪沟（Tïyoq= Toyoq，丁谷）、蒲昌（Pučang）、威神（Soim）、横截（Qongsir）、临川（Limčin，连木沁）、新兴（Singging，胜金）、宁戎（Nišüng）、南平（Nampï）和盐城（Yemši）。[8]
发信者名曰“骨都禄沓密施呜瓦伊难支都统”，乃突厥—回鹘语的音译：
通过上述诸因素，可以确定，该文书乃由高昌回鹘王国发给敦煌的书信。森安孝夫考证其中提到的“瓤桃”指的是西瓜，将此事系于10世纪后期数十年间。[10] 足资取信。唯官称与曹氏沙州归义军政权有不合处，故黄盛璋认为应为张氏归义军时期，即9世纪末与10世纪之间。[11] 果如是，则彼时吐鲁番地区产西瓜，而且品质良好，否则就不会作为礼物远道送人。时至今日，新疆西瓜仍旧享有很高的美誉，既沙且甜，要好于内地的西瓜品种，推而论之，10世纪初年传入契丹自为情理中事。
在辽宋时期，西瓜作为一种稀罕水果，只有上层社会才能享用。据上述《胡峤陷虏记》记载，其于947年北上辽朝记下了所见所闻。辽上京即今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南郊之辽上京遗址；真珠寨，据此四十里，今天巴林左旗林东镇东39公里处有索贝山，汉译即为真珠，贾敬颜先生考为今新寨以东之地，或新寨以北二道山子东之地；地势渐高之地，为阿鲁科尔沁旗东南之天山；平川，为今天乌尔吉木伦河和西拉木伦河中间之旷野；褭潭，据贾敬颜研究位于今开鲁县西北之塔拉干泡子。[12] 开鲁县位于内蒙古通辽市西部，介于东经120º25´—121º52´、北纬43º9´—44º10´之间，开鲁县属大陆性温带半干旱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5.9℃，有西辽河中游的开鲁盆地。吉木萨尔县（北庭）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北麓东端，准噶尔盆地东南缘，东经88°30′—89°30′，北纬43°30′—45°，气候属温带大陆性气候，干旱少雨，昼夜温差大。地处盆地之中，四周高山环抱。虽然北庭与开鲁县相隔甚远，但二者在地理纬度上较为接近，并且同样是处于高山之下盆地之中，此地西边是大兴安岭南缘，南边是七老图山和努鲁尔虎山，中间有西拉木伦河、老哈河、乌尔吉木伦河、叫来河穿过，这些河流均在中下游区域穿越沙地和冲积平原，河道平缓，两岸有宽广的漫滩和阶地。因而河流含沙量较高，河床土地自然含沙量也高，到辽朝晚期，此地区内之科尔沁沙化益发严重。本地年平均降水量300—400毫升，并且80%以上集中在5月至9月。[13] 今天的自然环境和辽朝时期大致相同，只是当时的草原更宽广一些。气候上有差异的一点是：一者属季风气候，一者属沙漠气候，把北庭西瓜种子带到开鲁县西部进行栽培，日照时间自然不及北庭、高昌等地，故而需通过牛粪来增加热度，有时还会罩上类似今天大棚之类的保暖物以提高温度。契丹人的种植方式在今天的东北、河北一带一仍其旧。至于胡峤所言其在开鲁县以西吃到了西瓜，此地纬度、气候和北庭相近，首选为培育西瓜之地乃情理中事，待培育技术逐步提高后，自然会在不同地区栽种，堪称合乎逻辑的一般选择。
唐末五代以来，战乱频仍，大量北方民众迁往西辽河流域。916年，辽兴，太祖耶律阿保机在西辽河流域建立州县。据研究，迁入西辽河流域的汉人约有十五六万，渤海人十六七万，[14] 主要集中在辽上京临潢府及其周围、河北长城以北至赤峰以南辽中京道以及辽宁中部和西部地区，[15] 从而使得西辽河流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农业开发，这一现象的出现与当时气候向暖转化不无关系。及至辽末，科尔沁草原沙化逐步严重，不再适合农作物的种植。而开鲁县及其以西地区处于辽上京周围之地，农业的广泛发展也使得栽培西瓜品种成为可能。
辽上京城址一处金代普通民居附近的灰坑中，发现了一粒西瓜籽和两粒葡萄属果实种籽，应该为当时人们的食余。在金上京遗址的一处灰沟中，同样也发现了一粒西瓜籽（图2）。两处城址发现的实物证据显示了辽代传入的西瓜，在金代时的北方地区应当已经相当普遍，并且可能已经为百姓们所食用。[16]
图2：金上京城址出土炭化西瓜籽
1941年，开鲁境内西瓜子买卖很兴旺，年交易额达十万元，说明此地西瓜品种大且质量好，或可追溯至辽朝。其为西瓜的一种，因多籽著称，本地将其称为“黑瓜子”，也称“打瓜籽”。多在沙质土壤的沙沼地带种植，1949年以前每年种植五六百亩左右。[17] 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有花加拉嘎乡。花加拉嘎，蒙古语今作HuwaJilagha，由Ghuwa Jilagha演变而来。Ghuga，即汉语“瓜”之音译，Jilagha 是山谷、山川的意思。《巴林左旗地名志》曰：“‘花加拉嘎’是‘瓜加拉嘎’的音转，系蒙古语，意为：瓜川”。（图3）[18] 今天兰州、民勤、古浪、永昌以及新疆塔城地区都有良好的品种出产，可见这些地方在光照、沙质土壤及其他方面有相似的种植条件。
图3：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有花加拉嘎乡西瓜种植（李富摄）
1991年清理的敖汉旗下湾子5号辽墓壁画中就见有西瓜。东南壁的“备饮图”桌后右侧放一浅盘，盘内盛西瓜2个，桃子4个，石榴1个。左侧放一曲口浅盘，内放一盏。（图4），约为辽中期墓葬。[19] 1995年，在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羊山一号辽墓东壁“墓主人宴饮图”中，墓主前置砖砌半浮雕式黑色小方桌，桌前侧放一带子母口的黑色圆盘，上盛3个西瓜，后放曲口竹编式浅盘，内盛石榴、桃子、枣子等水果，有的水果如桃、石榴的柄部尚带树叶（图5）[20]。据发掘者推断，墓主为辽代名臣刘祜之父刘匡善，生活于辽圣宗时期，下葬时间约为太平六年（1026）或七年（1027）。[21] 北京市门头沟斋堂辽晚期壁画墓也绘有西瓜图（图46）。墓门内西侧彩绘两侍女，前者稍高，面带微笑，双手藏袖内托盘，盘内盛石榴、鲜桃、西瓜。后者稍矮，紧跟在前者之后，双手托盘，盘上置一高足碗。[22] 这三幅墓葬壁画的瓜果图，均以西瓜、石榴、桃子、枣子为组合，和当时敦煌地区的外来水果相似。
图4：敖汉下湾子5号辽墓壁画中的瓜果图
图5：赤峰市敖汉旗羊山1号辽墓西瓜图
图6：北京斋堂辽墓墓门内西侧瓜果图
俄藏黑水城文献中有《蒙学字书》，编号为Дх. 02822。其中，Дх.乃“敦煌”之俄文字母缩写，若仅观编号，当为敦煌文献。然将之与《西夏地形图》、西夏文《天盛改旧新定律令》、西夏文《三才杂字》等文献进行对比分析，不难发现，该文献实应为西夏仁孝时期（1139—1193）修订的字书抄本，依西夏境内流传的汉文实用识字教材改编而成，后留存于黑水城。[23] 在俄藏文献中，有将黑水城文献窜入敦煌文献的情况，他们大多数是早年整理者把俄国从中国西北地区不同遗址中获得的少量汉文文献归并到较多的“敦煌汉文文献”当中的结果。[24]
由《蒙学字书》观之，至少可以说明在西夏晚期“番姓”中已经出现了“嵬名”“没藏”等姓氏。字书中记载了许多黑水城外来商品的名称，其中果子部第十五记录了胡桃、石榴、柿子、橘子、南枣、越瓜、回鹘瓜、大食瓜等，[25] 和西夏文献中汉文本Дх. 02822《杂字》实为同一个卷子。《杂字》一般认为是西夏晚期之作，其“果子部”下同样记载了“回纥瓜”和“大石瓜”词条。[26] 其中的回鹘瓜/回纥瓜指的是后世新疆吐鲁番等地所产“哈密瓜”。而大石瓜，史金波指为大食瓜，应由波斯一带引入。[27] 王静如进而明确指其与汉文《杂字》药物部所记之安息香（Styraxbenzoin）一样都是来自波斯。[28] 黄盛璋考订中亚西瓜最早为花剌子模人种于八、九世纪，之后传入新疆。[29] 花剌子模的地处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之地，大食瓜很可能就是西瓜。而Дх. 2822《杂字》内容、体例与敦煌本《俗务要名林》相似。
《俗务要名林》出土自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收录7世纪百姓日常事务之要词，其中有蔬菜、水果之属，主要有S. 617、P.5001、P.2609、P.5579等写卷，应为唐太宗至唐高宗时期的抄本。[30] 其中，S. 617收录果子部，较全，但不见大石瓜和回纥瓜。P. 2609果子部中也未提大石瓜和回纥瓜。P. 5001只残存亲族部、宅舍部，男服部、女服部等，张涌泉先生认为此残片和P. 5579可缀合成一部。[31] 而P. 3776《俗务要名林》残存天部、阴阳部、年载部、地部、郡邑部、丈夫立身部，下残。类似《俗物要名林》的S. 6208《新商略古今字样撮其时要并行正俗释下卷》，残存□部、缬部、饮食部、乾味部、姜笋部、果子部、席部、布部、七事部、酒部，其中的果子部没有提及瓜类。职是之故，西瓜在唐代并没有传入到内地大致可定。西夏晚期，西瓜在《杂字》中出现，说明西瓜向内地传播的时间段应在唐末至西夏晚期之间，庶几可定西瓜传入内地即是在9世纪末至11世纪早期，这一时间段内，只有辽朝初年明确记载了西瓜来自回鹘。黑水城出土《蒙学字书》《杂字》与敦煌遗书中之《俗务要名林》为西瓜的东传提供了重要佐证。
胡桃即是桃子，观其名即可知乃从西域或更远的中亚、西亚引进，石榴同之。而南枣、越瓜则来自南亚、东南亚地区。天津艺术博物馆藏敦煌文书津艺061（77•5•4402-5V）《信札》记载沙州节度使从回鹘地区带来“回鹘枣子五升”。[32] 足证回鹘枣子在当时颇受欢迎。辽上京汉城西南角设有“回鹘营”，专供来自回鹘的使者、商旅使用。[33] 上京遗址皇城南部厚2.5—4米的堆积层中，发掘到辽代“残碎的砖、瓦、陶瓷片、兽骨、铜钱、残铁块、西瓜子、香瓜子和粟、高梁等已腐朽的粮食。”[34] 辽上京应非大面积作物、瓜果种植区，如此多的瓜子、粮食遗物出土，或可表明西瓜是被运至此地进行消费的。果若是，则上述证据当为回鹘西瓜传入契丹的旁证。
胡峤于辽世宗时期亲尝辽上京附近的西瓜，辽朝中晚期，无论是敖汉下湾子4号、羊山1号辽墓还是北京斋堂辽墓壁画中都有西瓜图，说明西瓜已由上京地区传播至幽州（今北京）一带。由于古代的商品交换不若今天发达，商品可以在东南西北方向流通，但只有种植地附近才能品尝到新鲜的西瓜，因为稀少而显得弥足珍贵。由是以观，西瓜的种植，辽早期在西拉木伦河和乌尔吉木伦河流域的平川之地，辽朝中期，南传至敖汉叫来河流域，辽晚期又进一步南传至幽州之地。
西瓜原产南非洲，[35] 而野生种西瓜，多分布于非洲中部的沙漠地带，最早栽培西瓜的是古埃及人，距今4000年埃及墓壁画所绘之西瓜图（图7）就是证明。西瓜从非洲传至希腊、罗马，并扩展至罗马帝国势力范围内的其他国家，而波斯帝国作为中转站，将西瓜栽培技术经过丝绸之路传到中国。[36] 阿拉伯著名旅行家伊本•白图泰（Ibn Batūtah）在1345—1346年间至中国福建、广州、杭州、北京等地游历，其提到中国的极好的西瓜品种与中亚花拉子模和伊朗伊斯法罕的很相似。[37] 黄盛璋先生考订中亚西瓜最早为花剌子模人种于八、九世纪，之后由此传入新疆。[38] 从侧面说明中国的优良西瓜是从中亚、西亚一带传过来的，经行路线大约是从非洲经伊朗高原，经中亚一带进入新疆，高昌故城α遗址摩尼教壁画彩绘祭供图（图8），[39] 最上黄金盘中放置带纹瓜和葡萄，可以认定为西瓜。[40] 年代和P. 3672相吻合，说明9世纪末10世纪初，西瓜在新疆地区是非常贵重的，后又传入敦煌地区。
图7：埃及法老墓壁画中的西瓜，距今4000年
图8：高昌故城α遗址摩尼教壁画彩绘西瓜
传入内地的西瓜被统称为西瓜。据《广群芳谱》卷一四说：“旧传种来自西域，故名西瓜”。[41] 按《广群芳谱》是康熙四十七年（1708）命汪灏等就明代王象晋的《群芳谱》改编而成，由此可知在明代时，西瓜的名词已被确定了，说明西瓜来自西域，而非漠北。
近期有学者撰文指西瓜应是从漠北回纥故城传入契丹的，[42] 不敢苟同，兹略述己见于下。
首先西瓜生长需要一定的自然条件。1）喜暖不耐寒，温度要控制在25以上（32℃以上最佳。蒙古高原冬季（11月—次年4月）寒冷而漫长，最冷的一月平均气温在-30℃至-15℃，最低气温甚至可达-40℃，并伴有大风雪；春季（5月—6月）和秋季（9月—10月）短促，并常有突发性天气变化，甚至秋季就会降大雪；2）气候干燥、昼夜温差大，蒙古国的情况较为符合。夏季（7、8月）昼夜温差大，光照充足，紫外线强烈，最高温度可达35℃；3）西瓜对土壤的适应性较广，在沙土、黏土、南方红壤土、海涂围垦田、山坡生荒地等土壤中都能生长结果。蒙古国只有干草原土壤带，至今都没有西瓜种植；4）就地理纬度而言，新疆地区纬度低，蒙古高原纬度高，在高纬度地区种西瓜，口感自然不如新疆等低纬度区，辽朝带回去的种子自然是口感极好的西瓜品种。西瓜对土质要求高，须是沙土地，且温差大，瓜才会沙瓤味甜。鄂尔浑流域只有昼夜温差大这一点符合，其余各种条件都不适宜种植西瓜。
其次， 840年回鹘帝国崩溃，部众要么南迁入唐境，要么西迁至河西、新疆、中亚一带，鄂尔浑河流域沦为空地。唐宣宗大中十年（856）春颁布《议立回鹘可汗诏》，其中提到回鹘旧地，称“沙漠既空，井邑犹在”。[43] 说明回鹘外迁后漠北几已荒无人烟，延续千年的鄂尔浑传统中断。[44] 至924年辽朝西征时，此地主要是漠北鞑靼所居，原来作为回鹘国教的摩尼教早因840年回鹘帝国的崩溃而在漠北灰飞烟灭。鞑靼人并不信仰摩尼教。职是之故，可以肯定地说，程杰先生所谓西瓜由漠北摩尼教徒传入，纯属无稽。[45] 从《西州使程记》看，王延德从夏州（今陕西横山县西北）出发，经唐代中受降城（今内蒙古包头市南敖陶窑村古城）入回鹘路，穿越蒙古高原中部鄂尔浑河流域九族达靼居地，向西过杭爱山脉抵达伊州（今新疆哈密市）。[46] 途次九族鞑靼居地，全无摩尼教的踪影。
天赞三年（924）十月，辽太祖西征，“遣兵逾流沙，拔浮图城（今新疆吉木萨尔县北12公里处破城子），尽取西鄙诸部……十一月，乙未，朔，获甘州回鹘都督毕离遏，因遣使谕其主毋母主可汗”。[47] 由于甘州回鹘长期与五代诸政权保持着密切的政治联系，甚至有联合起来共同对抗契丹的可能，是辽朝所不愿看到的。当辽太祖征西路过河西时，便发动了对甘州回鹘的突然袭击。俘获甘州回鹘的都督毕离遏，给甘州回鹘以强大威慑。此举果然奏效，第二年夏四月，“回鹘毋母主可汗遣使贡谢”。[48]
这一事件，在回鹘与辽朝之关系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辽朝灭亡前夕，即保大三年（1123），契丹贵族耶律大石率部西征，途次高昌回鹘地界，为得到高昌回鹘之谅解与支持，耶律大石曾致书高昌回鹘可汗毕勒哥，称：“昔我太祖皇帝北征，过卜古罕城，即遣使至甘州，诏尔主毋母主曰：‘汝思故国耶？朕即为汝复之；汝不能返耶？朕则有之。在朕，犹在尔也。’尔祖即表谢，以为迁国于此，十有余世，军民皆安土重迁，不能复返矣。是与尔国非一日之好也。今我将西至大食，假道尔国，其勿致疑”。毕勒哥得其书札，即迎至官邸，大宴三日。[49] 临行时，又献给相当数量的马、驼、羊，以示友好之意。这一记载足以说明辽太祖西征是确凿无疑的。
《辽史》载：“阻卜诸部，自来有之。曩时北至胪朐河，南至边境，人多散居，无所统壹，惟往来抄掠。及太祖西征，至于流沙，阻卜望风悉降，西域诸国皆愿入贡。”[50] 足证辽太祖西征到达了西域，否则，和阻卜紧邻的西域怎么可能自愿入贡，如果只是达居延海地区，对于西域诸国的威胁力明显不足以达到这个程度。
长泽和俊将辽太祖西征路线大致归纳为：从上京取道呼伦贝尔，沿克鲁伦河、土拉河到鄂尔浑河流域，太祖所遣之军最远及于浮图城，尧骨率军南下伐河曲（内蒙古伊克昭盟）之地的党项，并在途中向甘州可汗派遣了使者。[51] 此说为大多数学者所信从。但也有学者认为尧骨与阿保机并未分道而行，而是一直作为大军前锋行动的。契丹西征军东归道路的东段大体上是沿着黄河河套北部党项居住区向东行进至辽上京（今内蒙古赤峰巴林左旗），而并非从漠北通过克鲁伦河进入契丹腹地的。[52] 笔者同意后说。但要补充说明，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在此次西征中，于天赞三年（924）十一月，诏谕遣使甘州回鹘政权，第二年四月，回鹘可汗乌母主即遣使贡谢，这应是辽朝为了保障契丹主力经过甘州政权辖境的一次有目的的行动，正如辽末耶律大石意欲假道高昌回鹘时所言：
昔我太祖皇帝北征，过卜古罕城（今蒙古国鄂尔浑河上游西岸哈拉巴拉哈逊故城遗址），即遣使至甘州，诏尔主乌母主曰“汝思故国耶？朕即为汝复之；汝不能返耶？朕则有之。在朕,犹在尔也。”[53]
这种看似要为甘州回鹘收复故地的言论实则是在向甘州回鹘宣告辽朝的强大实力，以便为其行军的畅通打下基础，而乌母主可汗遣使说明辽朝达到了目的，至于当时的归义军政权，正处于曹议金统治时期，其所统治下的归义军政权极力拉拢甘州回鹘，并通过联姻方式增进二者的关系，因而得到了甘州回鹘的帮助，则从沙州经过则在其考虑范围之内，因而其回军要途径、沙州、张掖一带成为一种选择。
论者之所以否认西瓜由高昌回鹘传入，首要理由是924年辽太祖西征浮图城“绝不可能，甚至近乎荒诞”。[54] 史载：天赞三年十月丁卯辽太祖尚“军于霸离思山（今新疆哈密北巴里坤山）”，至十一月乙未“获甘州（今甘肃张掖市）回鹘可汗毕离遏”。论者认为，仅有一月时间，辽太祖何以能够西拔北疆浮图城（今新疆吉木萨尔县北12公里处）再返甘州呢？观其推论，看似言之凿凿，实则完全出于误解。这里且引《辽史·太祖纪》的记载：
[天赞三年]冬十月丙寅朔，猎寓乐山，获野兽数千，以充军食。丁卯，军于霸离思山（今新疆哈密北巴里坤山）。遣兵逾流沙，拔浮图城，尽取西鄙诸部。十一月乙未朔，获甘州回鹘都督毕离遏。[55]
史乘记载明确，当辽太祖驻军巴里坤山后，“遣兵逾流沙，拔浮图城”，只是派兵攻取浮图城而非程杰先生所谓的辽太祖亲征浮图城。巴里坤在丝绸之路上地位重要，唐代的“回鹘路”就是由漠北西南行至巴里坤，然后再西行而连接北庭的。[56] 由巴里坤东南行，经哈密、敦煌可至甘州（张掖），距离800公里左右，对于辽太祖所率契丹骑兵来说，一月时间到达，应是轻而易举之事。
英国学者米诺尔斯基（V.Minorsiky）依马卫集（Marvazī）的记载，描述了契丹和沙州之间的道路，共有三段：第一段从沙州至Khātūn-san（可敦墓）需要２月左右；第二段至ūtkin，约需１月路程；第三程即终点站ūjam，约需１月路程。从ūjam到大海需要行走七天。[57] Khātūn-san，白玉冬认为是辽的镇州城（今蒙古国布尔干省青托罗盖古城）。[58] 钟焓、康鹏认为Khātūn-san应指辽西南面招讨司的驻所——丰州（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东白塔村）。[59] Ūtkin，白玉冬和钟焓均考订为郁督军（ötükän），ūjam为辽上京。[60] 果如是，则由沙州出发及于契丹需要4个月时间。康鹏对ūtkin的认识不同，认为其即为“上京”，而ūjam很可能源自契丹语化的“御帐”（*ŋu-chaŋ）一词，指辽帝之行宫，从沙州至辽上京仅需3个月时间。
辽太祖之东返，应遵循如下路线：由巴里坤出发，东南行至沙州，再东行甘州，北行取道额济纳，再至其西南面招讨司驻所丰州，最后回到上京（图9）。西瓜传入辽朝庶几应沿此路线前行。
图9：耶律阿保机西征路线图
1419年，帖木儿帝国遣使明朝，随行画家盖耶速丁撰《沙哈鲁遣使中国记》，从其记载来看，使团每日的行进速度为25—30公里。[61] 这应该说是比较慢的。《穆天子传》《山海经》等先秦古籍虽然有些记载较为荒诞，但作为古代地理的参考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据《穆天子传》记载，穆王每天的行进速度是70公里。[62] 而“马是站着睡觉的动物，人类正常的步行时速为5公里，跑步时速为10公里，而一匹马的速度是人的两倍以上。马的行进速度大约每小时20公里，最快时速可达60多公里，可以连续奔跑100公里。”[63] 蒙古国时期，拔都西征，每天平均行军速度达到90—95公里。从突击战而言，攻占北俄罗斯只用了两个月零五天，每天平均进攻速度达85—90公里；攻占南俄罗斯，只用了两个月零十天，每天进攻速度达55—60公里；攻占匈牙利和波兰，只用了3个月时间，每天进攻速度达58—62公里。速度快这一因素，促成了蒙古西征军对战略主动权的牢固把握。[64] 蒙古骑兵行进速度是使团速度的3倍以上，而战时因受各种因素干扰，为使团行速的2—3倍，契丹骑兵的速度即使不及蒙古骑兵，也不会相差很远。果若是，则使者从沙州至契丹需要3或4个月，而骑兵之征战，仅需要1—2个月或更短的时间即可完成。再者，当时的漠北诸族均是分散的部族，因而从辽太祖西征的过程看，并没有遇到强烈抵抗，因而从辽上京至高昌回鹘，4个月的时间是足够的。
从历史文献记载看，中国内地之西瓜种植始于辽朝，而辽朝的西瓜又来自“回纥”。至于“回纥”西瓜，到底产自哪里，学术界存在争议。尤其是近期，程杰先生发表专文，认为西瓜应产自漠北而非新疆地区，首要理由是“辽太祖西征不可能到达北疆浮图城”，实则出于误解。《辽史》记载辽太祖于天赞三年十月驻军哈密北巴里坤山，至十一月到达甘肃张掖，仅有一月时间，辽太祖不可能亲征北疆浮图城。其实，史乘明确记载辽太祖是由巴里坤山派兵攻取浮图城的，而没有言亲征事。程先生的推论完全不能成立。据《马卫集论中国、突厥和印度》记载，使者由沙州出发至于契丹，需时4个月。辽太祖西征，从924年六月出发至十月到达巴里坤山，再派兵拔浮图城，同样历时四个月。如所周知，契丹骑兵之速度远比使者要快得多，没有理由怀疑辽太祖及其军队到达高昌回鹘。再说，言称西瓜产自漠北，于史无征，史书记载，回鹘于840年西迁之后，其地遂空。既然漠北没有回鹘人居住，那么“回纥西瓜”产自漠北之说也就失去了支撑。况且，西瓜喜干热气候和沙质土壤，就漠北地区而言，这些条件都是不具备的。而敦煌文书P. 3672bis《都统大德致沙州宋僧政等书》明确记载高昌回鹘产“瓤桃”，即西瓜也，与胡峤《陷北记》所言耶律阿保机“破回纥得此种”的记载可互相印证，表明东传入契丹之西瓜原产于高昌回鹘当无可疑。耶律阿保机派兵破回鹘浮图城时当924年，然后由高昌回鹘境内的巴里坤山东返，东南下沙州（甘肃省敦煌始），再东行至甘州，然后沿黑水北行，取道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再至西南面招讨司驻所丰州，最后东北行回到上京。西瓜传入辽朝自然应循此路东行而入于契丹。
回鹘西瓜之东传只是辽朝西部经略的一个缩影，诸如西方的金银器、玻璃器、玉器、琥珀等均随着辽朝的西部经略不断影响着辽朝人的生活，有关辽代金银器的研究最为深入，以张景明、朱天舒、王春燕、樊进等[65] 为代表，从文化、考古、工艺等方面深入探讨了辽代金银器的西方因素。而辽墓中诸如陈国公主墓、耶律羽之墓中出土的精美的玻璃器、玉器，琥珀制品，又充分证明了中亚、西亚因素对辽朝玻璃、玉器、琥珀工艺的影响。辽朝作为草原丝绸之路上的霸主，在其不断的西方经略中，不仅加深了对西域、中亚、西亚的影响，同时，反过来也受到西来文化的影响，推动了东西方文化交流。
[1] 程杰：《西瓜传入我国的时间、来源和途径考》，《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第79—82页。
[2] 赵永春辑注《奉使辽金行程录》，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9页。
[3] 敦煌写本P.3672bis《都统大德致沙州宋僧政等书》，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90页。
[4]《旧唐书》卷一九八《高昌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295页。
[5] A. von Le Coq, Türkische Manichaicaaus ChotschoIII, APAW,Berlin, 1922, Nr. 2, S. 40.
[6] A. P. Martinez,Gardīzī’s Two Chapters on the Turks, Archivum Eurasiae Medii Aevi, II (1982), 1983, p. 136; [英]马丁奈兹著，杨富学、凯旋译《迦尔迪齐论突厥》，《回鹘学译文集新编》，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259页。
[7] A. von Le Coq, Türkische Manichaicaaus ChotschoIII, APAW, Berlin, 1922, Nr. 2, S. 40；森安孝夫『ウイグル=マニ教史の研究』（『大阪大学文学部紀要』第31/32卷合刊，1991年，第164頁。
[8] DaiMATSUI, Old Uigur Toponyms of the Turfan Oases,Kutadgu Nom Bitig. Festschrift für JENS PETER LAUT zum 60. Geburtstag, Wiesbaden, 2015, pp. 275-303；[日]松井太著，杨富学、陈爱峰译《吐鲁番诸城古回鹘语称谓》，《吐鲁番学研究》2017年第1期，第113—133页。
[9] 森安孝夫「敦煌と西ウイグル王國──トゥルファンからの書簡と贈り物を中心に──」『東方学』第74輯，1987年，第61頁；森安孝夫著，陈俊谋译《敦煌与西回鹘王国——寄自吐鲁番的书信及礼物》，《西北史地》1987年第3期，第119页。
[10] 森安孝夫「敦煌と西ウイグル王國──トゥルファンからの書簡と贈り物を中心に──」『東方学』第74輯，1987年，第63—64頁；森安孝夫著，陈俊谋译《敦煌与西回鹘王国——寄自吐鲁番的书信及礼物》，《西北史地》1987年第3期，第121—123页。
[11] 黄盛璋：《西瓜引种中国与发展考信录》，《农业考古》2005年第1期，第267页。
[12] 贾敬颜：《五代宋金元人边疆行记十三种疏证稿》，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1—23页。
[13] 邹逸麟：《辽代西辽河流域的农业开发》，陈述主编《辽金史论集》第2辑，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69页。
[14] 邹逸麟：《辽代西辽河流域的农业开发》，陈述主编《辽金史论集》第2辑，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79页。
[15] 满志敏：《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研究》，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387页。
[16] 钟华：《从辽金都城遗址看历史时期开展植物考古研究的重要性》，https://www.sohu.com/a/518169822_121119016，2022-01-21。
[17] 耿璞等编《开鲁县志》，海拉尔：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1年，第407页。
[18] 巴林左旗地名志编辑委员会编《巴林左旗地名志》，巴林左旗人民政府印制，1987年，第150页。
[19]《敖汉旗下湾子辽墓清理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1999年第1期，第76页、81页。
[20] 敖汉旗博物馆：《敖汉旗羊山1—3号辽墓清理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1999年第1期，第18页。
[21] 敖汉旗博物馆：《敖汉旗羊山1—3号辽墓清理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1999年第1期，第31页。
[22] 北京市文物事业管理局、门头沟区文化办公室发掘小组：《北京市斋堂辽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1980年7期，第25页。
[23] 王使臻：《俄藏文献Дх.2822“字书”的来源及相关问题》，《西夏学》第5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16—125页。
[24] 荣新江：《〈俄藏敦煌文献〉中的黑水城文献》，《黑水城人文与环境研究——黑水城人文与环境国际学术讨会文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534—548页。
[25]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等编《俄藏敦煌文献》第1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61页。
[26] 史金波：《西夏汉文本〈杂字〉初探》，白滨等编《中国民族史研究》第2辑，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180页。
[27] 史金波：《西夏汉文本〈杂字〉初探》，《中国民族史研究》第2辑，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171页。
[28] 王静如、李范文：《西夏〈杂字〉研究》，《西北民族研究》1997年第2期，第73页。
[29] 黄盛璋：《西瓜引种中国与发展考信录》，《农业考古》2005年第1期，第266页。
[30] 张涌泉主编《敦煌经部文献合集》第7册，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3611页。参见朱凤玉：《敦煌写本〈俗务要名林〉研究》，《第二届国际唐代学术会议论文集》，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第682页。
[31] 张涌泉主编《敦煌经部文献合集》第7册，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3611页。
[32] 天津艺术博物馆编《天津艺术博物馆藏敦煌文献》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308页。
[33] 杨富学：《回鹘与辽上京》，辽上京契丹·辽文化研究学会编《首届辽上京契丹·辽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海拉尔：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9年，第128—139页。
[34]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辽上京城址勘查报告》，《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1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第516页。
[35] T. Laufer, SINO-IRANICA. Chinese Contributions to th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Ancient Ira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History of Cultivated Plants and Products, Chicago, 1919, p.438; [美]劳费尔著，林筠因译《中国伊朗编》，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263页。
[36] [日]星川清亲著，段传德等译《栽培植物的起源与传播》，郑州：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年，第11页。
[37] H.Yule,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Being a Collection of Medieval Notices of China Vol. Ⅳ, London, 1913, p. 109.
[38] 黄盛璋：《西瓜引种中国与发展考信录》，《农业考古》2005年第1期，第266页。
[39] Zauzsanna Gulácsi, Manichaean Art in Berlin Collections. A Comprehensive Catalogue of Manichaean Artifacts Belong tothe Berlin State Museums of the Prussian Cultural Foundation, Museum of IndianArt, and the Berlin-Brandenburg Academy of Sciences. Deposited in the Berlin StateLibrary of the Prussian Cultural Foundation, Turnhout: Brepols, 2001, fig. 32. 1.
[40] H.Härter - M. Yaldiz, Along the Silk Routes, Central Asia Arts from the West, Berlin State Museums, New York,1982, p. 177; 森安孝夫『ウイグル=マニ教史の研究』（『大阪大学文学部紀要』第31·32卷合刊），大阪大学文学部，1991年，第81頁。
[41]《御定广群芳谱》卷六七，摛藻堂钦定四库全书荟要本，第22—23页。
[42] 程杰：《西瓜传入我国的时间、来源和途径考》，《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第83—91页。
[43] [唐]宣宗：《议立回鹘可汗诏》，董诰编《全唐文》卷八〇，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841页；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一二八，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693页。
[44] Michael R. Drompp, Breaking the Orkhon Tradition: Kirghiz Adherence tothe Yenisei Region after A. D. 840,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Vol. 119, No. 3, 1999, pp. 390-403.
[45] 程杰：《西瓜传入我国的时间、来源和途径考》，《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第89—90页。
[46] 此为学界主流观点，以前田直典和岑仲勉先生为代表，见前田直典「十世紀時代の九族韃靼：蒙古人の蒙古地方の成立」『東洋学報』第32卷第1号，1948年，第63—71頁（收入『元朝史研究』東京：東京大学出版會，1973年，第 235—242頁）；岑仲勉：《达怛问题》，《中山大学学报》1957 年第 3 期，第120—124页。
[47]《辽史》卷二《太祖纪下》，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0页。
[48]《辽史》卷二《太祖纪下》，第21页。
[49]《辽史》卷三〇《天祚皇帝本纪》，第356页。
[50]《辽史》卷一〇三《萧韩家奴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447页。
[51] 長澤和俊『シルク·ロード史研究』東京：國書刊行會，1979年，第311頁。程溯洛认为：辽朝此次分两路出兵，一路从居延进军至河西走廊，一路从阴山北面一直打到天山东部。见程溯洛：《论辽金与回鹘的关系》，陈述主编《辽金史论集》第1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80—81页。
[52] 孙昊：《10世纪契丹的西征及其与辖戛斯人的交通》，《欧亚学刊》新9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128—129页。
[53]《辽史》卷三〇《天祚皇帝纪四》，第356页。
[54] 程杰：《西瓜传入我国的时间、来源和途径考》，《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第86页。
[55]《辽史》卷二《太祖纪下》，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0页。
[56] 陈俊谋：《试论回鹘路的开通及其对回鹘的影响》，《中央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2期，第27页。
[57] V. Minorsiky, Sharaf Al-Zamān Ţāhir Marvazī on China, The Turks and India,London: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42, p.18
[58] 白玉冬「十世紀における九姓タタルとシルロ－ド貿易」『史学雜誌』第120編第10号，2011年，第1—36頁；白玉冬：《九姓达靼游牧王国史研究（8—11世纪）》，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142—145页。
[59] 钟焓：《辽代东西交通路线的走向——以可敦墓地望研究为中心》，《历史研究》2014年第4期，第34—35页；康鹏：《马卫集书中的契丹“都城”——兼谈辽代东西交通路线》，《民族研究》2017年第2期，第91页。
[60] 白玉冬：《十世紀における九姓タタルとシルロ－ド貿易》，《史学雜誌》第120編第10号，2011年，第1—36页；白玉冬：《九姓达靼游牧王国史研究（8—11世纪）》，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142—145页；钟焓：《辽代东西交通路线的走向——以可敦墓地望研究为中心》，《历史研究》2014年第4期，第44—46页。
[61] [法]阿里•玛扎海里著，耿昇译《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3页。
[62] 王贻樑、陈建敏选编《穆天子传汇校集释》，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67页。
[63] 杜君立：《历史的细节——马镫、轮子和机器如何重构中国与世界》，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第12—13页。
[64] 罗旺扎布等：《蒙古族古代战争史》，北京：民族出版社，1992年，第240页。
[65] 张景明：《金银器与草原丝绸之路研究》，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17年；朱天舒：《辽代金银器》，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王春燕《辽代金银器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20年；樊进：《辽代金银器设计研究》，南京艺术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17年。
编按：本文原刊沙武田主编《丝绸之路研究集刊》第7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267—279页，如若引用请参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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