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富学 | 回鹘与辽上京
一、回鹘与契丹的早期联系
回鹘与契丹发生联系，最早可追溯到唐朝。有唐一代，回鹘主要活动于漠北，天宝三年（744年），回鹘首领骨力裴罗（744～747年在位）自称骨咄禄毗伽可汗，以乌德鞬山（今鄂尔浑河上游杭爱山之北山）为中心建立了雄强一时的漠北回鹘汗国（744～840年）。
漠北回鹘汗国的强盛持续了近一个世纪。极盛时，东役奚、契丹，北役九姓，西接黠戛斯（即今新疆柯尔克孜族和中亚吉尔吉斯人的祖先），南邻唐，尽有东突厥汗国故地，至9世纪30年代开始由盛转衰。
回鹘强盛时，奚、契丹均为其臣属，史言“契丹旧为回纥牧羊，达靼旧为回纥牧牛。回纥徙甘州，契丹、达靼（即室韦）遂各争长攻战”。[1] 回鹘管理契丹事务的行政措施之一，是遣使“监护其国，责以岁遗”。[2] 《资治通鉴》也记载说：“初，奚、契丹羁属回鹘，各有监使，岁督其贡赋。”[3] 《新唐书》卷219《契丹传》称：“天子恶其[契丹]外附回鹘，不复官爵渠长。”这些史料说明，契丹一度降附于回鹘。回鹘的职官制度也对契丹产生了影响，《册府元龟》卷972《外臣部·朝贡第五》载：“[元和]八年（813年）十一月，契丹达干、可葛等二十九人朝贡。”翌年“十一月，契丹大首领梅落鹘劣来朝”。又同书卷976《外臣部·褒异第三》载元和八年“十二月壬辰，帝御麟德殿，召见契丹使达干、可葛等，赐锦采有差”。契丹氏族长老所遣入唐朝贡的使者中有达干、梅落，这两个称号虽然在回鹘汗国前已为突厥人所使用，但契丹兴起时突厥帝国早已烟消云散，故不可能借自突厥，而应来自于回鹘语官号达干（Tarkan）和梅禄（Biruq）。[4] 契丹酋长的印信也由回鹘颁给，直到9世纪中叶漠北回鹘汗国灭亡后才改由唐朝颁发。史载：
会昌二年（842年）九月，制：“契丹新立王屈戍，可云麾将军，守右武卫将军员外置同正员。”幽州节度使张仲武上言：“屈戍等云，契丹旧用回纥印，今恳请闻奏，乞国家赐印。”许之，以“奉国契丹之印”为文。[5]
契丹王屈戍，武宗会昌二年授云麾将军，是为耶澜可汗。幽州节度使张仲武奏契丹旧用回鹘印，乞赐圣造，诏以“奉国契丹”为文。[6] 直到会昌二年回鹘国灭亡以后，在奚和契丹中仍有“回鹘监使等八百余人”，[7] 可见，当时在契丹人中回鹘势力之强盛。
由上可见，在会昌二年（842年）以前，契丹确曾处于回鹘汗国的控制之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契丹从政治上完全依附于回鹘。因为，即使回鹘在契丹人那里派有监使，而且契丹也曾采用回鹘的一些职官称号，但是，契丹的氏族部落组织并没有因回鹘的统治而发生重大的变化，基本上仍处于独立的状态。[8]
大约自8世纪60年代始，回鹘与唐、吐蕃一样共遇相同的自然危机，即气候变冷。[9] 8世纪80年代至10世纪20年代是一个总体上冷于现在的冷期，其中9世纪30年代正处于冷谷时期。[10] 气候干冷变化对游牧地区及农牧交错地带的影响极为深远：连年的干旱对生产，尤其是对牧业生产的严重打击，使其生产量难以维持暖湿时期已经增长起来的人口的基本需求，国力下降，致使其既无法有效处理内部纷争，更无法抵挡外族的攻击。此时，漠北地区自然灾害频频发生，造成严重的饥荒，瘟疫流行，“又大雪，羊马多死”，[11] 给汗国以沉重的打击。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日益激化，宰相拥兵自重，互相残杀，造成“种落未安，君长之间，互相疑阻”[12] 的混乱局面。这些天灾人祸直接促成了汗国的衰落。及至开成四年（839年），宰相安允合及柴革欲杀可汗作乱，被可汗所杀。又有宰相掘罗勿荐公拥兵在外，引沙陀兵攻可汗，可汗自杀，国人立荐公为盍馺可汗，是为汗国第十三位可汗。荐公嗣立的第二年（840年），回鹘将军句录末贺引黠戛斯十万兵攻回鹘，杀可汗，汗国灭亡。
汗国破灭后，部众分崩离析，分别向南向西两个方向外逃。其中，南下的有乌介可汗统领十三部，逃至唐朝北部边塞的错子山，以劫掠边境，侵扰百姓而被唐将张仲武击破，余众东窜，依附室韦。与乌介南下同时，又有嗢没斯、阿历支等也率部南下，依附于唐朝。[13] 西迁回鹘诸部主要分为三支，一支奔至吐蕃统治下的河西走廊，后来分别以甘州（今甘肃张掖市）、沙州（今甘肃敦煌市）为中心建立了自己的政权——甘州回鹘、沙州回鹘；另一支逃往中亚葛逻禄统治区，建立了哈喇汗王朝；第三支入新疆，以高昌（今新疆吐鲁番市）、北庭（今新疆吉木萨尔县北）为中心建立了高昌回鹘王国。
二、上京回鹘营的设立及其意义
会昌二年（842年）回鹘汗国破亡后，契丹借机摆脱了回鹘的控制，转而内附唐朝，接受唐朝的封号。回鹘旧地也遂为契丹所占有。饱经离乱折磨的回鹘人势力大衰，虽在中亚、西域、河西等地各有其国，但已无法与昔日的辉煌同日而语了，于是乎反主为客，回过头来又称臣于契丹，并不断地向其朝贡。
[太祖七年（913年）冬十月]戊寅，和州回鹘来贡。[14]
[天赞三年（924年）九月]，回鹘霸里遣使来……十一月乙未朔，获甘州回鹘都督毕礼遏，因遣使谕其主毋母主可汗。[15]
[天赞四年（925年）四月]癸酉，回鹘毋母主可汗遣使贡谢。[16]
自907年契丹族首领耶律阿保机（916～926年在位）自立为汗，并于916年在今内蒙古西拉木伦河称帝立国至1125年辽国灭亡，回鹘与其朝贡关系一直不曾中断。《契丹国志》记载说：“契丹时，三年一次朝贡，进献玉、珠、乳香、斜合里皮、褐里丝等。”[17] 据《辽史》、《辽史纪事本末》的有关记载统计，有辽一代219年间，回鹘向契丹朝贡的次数为64，平均每三年另五个月一次。[18] 辽政府为接待来自回鹘的商旅，而特意在其都城上京设置了“回鹘营”，“回鹘商贩留居上京，置营居之”。 [19] 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获得西方的商品，特别是大食诸国商品。
回鹘人自唐代中叶以来，即以善于经商著称。回鹘人崛起朔漠，本为游牧民族，无经商之传统。但755年安史之乱的爆发，给回鹘社会，尤其是商业的发展带来了机遇。
762年，回鹘应唐朝的请求，出兵平叛，帮助唐朝收复长安、洛阳二京。唐与回鹘因此而结下兄弟之好。当时，为平定叛乱，唐兵大批内撤，边防空虚，吐蕃乘势占领了陇右、河西，切断了唐与西域的联系。沟通西域与中原的道路——回纥道便应运而生了。史载：“至德、宝应间，中国多故，北庭、西州闭不通，朝奏使皆道出回纥，而虏多渔撷，尤苦之，虽沙陀之倚北庭者，亦困其暴敛。”[20] 回鹘此后逐步控制了东西交通的命脉，成为陆路丝绸之路贸易的最大受益者。《资治通鉴》卷225大历十四年（779年）七月庚辰条载：
诏回纥诸胡在京师者，各服其服，无得效华人。先是回纥留京师者常千人，商胡伪服而杂居者又倍之，县官日给饔饩，殖资产，开第舍，市肆美利皆归之，日纵暴横，吏不敢问。或衣华服，诱取妻妾，故禁之。
文献中的“诸胡”，指的主要是善于经商的粟特人。粟特人原为丝绸之路上最为活跃的商业民族，在安史之乱后，由于屡经战乱动荡与反复迁移，经济地位大降。而回鹘此时已控制了丝绸之路，同时受到唐政府的优遇，在内地享有许多特权，很快取代粟特人而成为丝绸之路的主宰。历晚唐五代至宋而不衰。洪皓在《松漠纪闻》中记载说：回鹘“多为商贾于燕”，其人“尤能别珍宝，番汉为市者，非其人为侩，则不能售价”。由此可以看出，回鹘商人能力之强，利之所在，无远弗届，对沟通中西商业贸易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辽上京建成于918年，“名皇都”，于938年改称上京（图1），府名临潢。自918年至1120年上京被金兵攻占，204年间，这里一直充任辽国首都。上京幅员辽阔，气势雄伟。有南北二城，北曰皇城，南曰汉城。二城相连，汉城北墙借皇城南墙修筑。回鹘营即设于汉城之内。《辽史》卷37《地理志一》记载：
南城谓之汉城，南当横街，各有楼对峙，下列井肆。东门之北潞县，又东南兴仁县。南门之东回鹘营，回鹘商贩留居上京，置营居之。西南同文驿，诸国信使居之。驿西南临潢驿，以待夏国使。
可见，皇城是契丹最高统治者的居住之所，皇城之南的汉城，是契丹贵族之外其他各族人等居住的区域。由于洪水冲刷等原因，汉城破坏严重，与止相连的皇城也被河水隔开。从今天所能见到的遗址探测，汉城呈方形，墙为土筑，残存三段，墙高4米，周长约5800米，面积210万平方米。墙低窄（图1），无马面瓮城之设。除西门有门址外，其余不存。[21] 汉城主要为当时汉人居住区。《旧五代史》卷137《契丹传》记载：“城南别作一城，以实汉人，名曰汉城，城中有佛寺三，僧尼千人。”此外，城内西南门设有同文馆，以接待宋朝、西夏的往来使节。回鹘营设在南门之东。
汉城于1920年被辟为农田，今地貌不清，但高大建筑址尚依稀可辨，其中可确定的寺庙遗址有3处，与《旧五代史》的记载恰好相符。从出土物看，其中一处名福光寺。在这些寺庙遗址中，先后有铜佛与铜质器出土，可与史书的记载相印证。至于当时为各国信使及商旅所建的驿馆，今天已了无痕迹可寻，但出土文物完全可以证实，汉城是手工业区和商业区域，正适合各国使节及商旅的生活、居住与贸易。辽上京遗址曾出土有十字形链饰一件，从其形制看，显然也是由西北地区回鹘人输入的物品。[22] 宋元时期，高昌回鹘王国实行宗教宽容政策，扶持并奖掖各种宗教，使中原地区遭受会昌法难的景教徒终于找到了一个较好的传教环境。于是，一批在东西方均受迫害的景教徒来此传教、生活，相互聚积起来，并结成景教团体，使这里景教势力大涨，逐渐发展成为当时世界的景教一大中心。回鹘景教徒善于经商，西达波斯，东至中原，频繁进行贸易，为东西方的沟通起到了重要作用。[23] 景教十字形链饰在上京的发现，正是回鹘景教入辽从事贸易的历史见证。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辽上京城内，随处可见盛产于我国西北干旱及半干旱地区的沙漠植物——骆驼蓬（图2）。骆驼蓬为多年生草本植物，主要分布在新疆、甘肃、宁夏、青海等地，在河北、山西、内蒙古、陕西等干旱及半干旱地区也有少量分布。此外，在蒙古国、俄罗斯、伊朗及北非地区多见这种植物。骆驼蓬较为耐旱、耐寒，多生于路旁、河岸等具备较好土壤和水分条件的地方，尤其对地下水有较高要求。一般高30～50厘米不等，根肥厚而长，往往长成半球状，大的一簇簇直径有一、二米，一般的直径有半米左右。由于全株有特殊臭味，骆驼平时不食用，但经过霜冻之后，臭味消除，骆驼喜食之，成为骆驼过冬的主要食物之一。这种植物东北一带稀见，有趣的是惟有辽上京城内分布甚广，出城即无。由于汉城现已被辟为农田，故而这种植物仅在皇城能够看到。以理度之，原来汉城内当有更广泛的分布，因为回鹘营即设于汉城之内。
那么，为什么独有辽上京城内有这种植物，且生长极多，而周边地区却竟无所见呢？究其原因，可能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其一，骆驼蓬的种子粘在骆驼的身上，后脱落在上京城；
其二，骆驼蓬的种子不易消化，骆驼吃后，经由粪便大量存留在上京城；
其三，骆驼蓬的种子粘在商旅所用的毡毯等织物上，抖落在上京城。
由于骆驼长时间地在辽上京城停留，致使这种植物种子大量存留并有机会繁殖，而其他区域因为掉落的种子少，所以就未大量生长。或者，即使生长了，也在被当地植物的包围下慢慢地消失。在辽上京城中，骆驼蓬的种子大量的存在并不断得到补充，所以就欣欣向荣了。[24]
这一现象表明，上京城内的骆驼蓬的大量生长，当为918年建城以后之事。骆驼蓬种子被携入城内，应与回鹘商旅之活动密不可分。骆驼蓬在上京城内可得到繁荣的生长，原本可能事出偶然，但一旦生长起来，自然会被骆驼的养殖者所注意。夏季，可供骆驼食用的草料很多，但进入冬季，在东北地区，可供骆驼使用的草料就很有限了，而骆驼蓬恰好是骆驼冬季的喜食物。庶几可以想见，当时在上京城内居留的回鹘使节、商人数量应是不少的。
回鹘商人入辽朝贡、贸易的路线，史书未有记载。11世纪时，中亚木鹿（Maru，今土库曼斯坦之马累）伊斯兰学者马卫集（Sharaf al-ZamānTāhir Marvazi，1046～1120年）曾记载了从喀什噶尔，经叶尔羌（今新疆莎车县）、和田、沙州（今甘肃敦煌市）、可敦城（位于今杭爱山支系乌德犍山）到辽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林东镇东南郊）的路线。[25] 该路线当即大食商人东行辽朝之道，回鹘商人入辽走的差不多亦应为这条路线。具体而言，辽朝通往回鹘的道路大致有南北两条。其南部的一条，即由辽上京（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或辽中京（今赤峰市宁城县天义镇）出发，向西南经鸳鸯泊（今克什克腾旗达里湖）至多伦（锡林郭勒盟东南部）；或由辽南京（今北京）出发向西北至多伦，过辽西京（山西大同），再沿阴山向西，过居延，穿越西夏，进入高昌回鹘王国，进而向西可入中亚、西亚；北部的一条则自上京出发，向西北经今蒙古乌兰巴托，折而南行，沿黑水至于张掖，与甘州回鹘进行贸易。沿河西走廊继续西行，可经由酒泉、敦煌而入高昌回鹘王国，再西行至于中亚、西亚。
随着回鹘与辽联系的不断加强，回鹘地区的物产也传到了辽上京。除上文提到的骆驼葑外，回鹘地区生产的西瓜也传入到那里。胡峤《陷北记》述其北行时曾见辽上京一带有西瓜种植：
自上京东去四十里，至真珠寨，始食菜。明日东行，地势渐高，西望平地松林，郁然数十里。遂入平川，多草木，始食西瓜。云：契丹破回纥得此种，以牛粪覆棚而种，大如中国（指中原地区）冬瓜而味甘。[26]
依其描述，可以看出，此西瓜当为吐鲁番、哈密等地生产的哈密瓜之类。
1995年，在赤峰市敖汉旗羊山1号辽墓内发现了一幅“西瓜图”（图3）。图中，墓主人坐在木椅上，左右各有侍者，在墓主人前面的供台上，绘有两个大果盘，一盘盛放石榴、杏、桃等水果，另一盘里竟然有三颗碧绿色的西瓜！据专家鉴定，这幅画是目前我国已知时代最早的西瓜图，对研究西瓜传入我国的历史具有重要资料价值。[27]
生产于新疆地区的“回鹘豆”也传入契丹境内，《松漠纪闻》和《契丹国志》对此有确切描述：
回鹘豆，高二尺许，直干，有叶无旁枝，角长二寸，每角止两豆，一根才六七角，色黄，味如栗。[28]
诸如此类作物的传入，加上前引《契丹国志》所载回鹘以朝贡名义向辽朝贡奉的玉、珠、犀、琉璃器、宾铁、兵器、斜合里皮、门得丝、帕里阿褐里丝等物，无疑地会丰富契丹民族的社会经济生活。
三、回鹘与上京关系的纽带——萧氏家族
《契丹国志》卷21《外国贡进礼物》中，先列“新罗国贡进物件”，次列“西夏国贡进物件”，最后列“诸小国贡进物件”。在最后一项中记载到：
高昌国、龟兹国、于阗国、大食国、小食国、甘州、沙州、凉州，已上诸国三年一次遣使，约四百余人，至契丹贡献。
在上列向契丹朝贡的八个“诸小国”中，高昌国、龟兹国、甘州均为回鹘所据，前二者属高昌回鹘王国，后者属甘州回鹘王国。二大国则指新罗国和西夏国。其实，宋朝亦与辽朝时战时和，经常保持着比较密切的使节往来。回鹘既属向辽朝贡的小国，契丹统治者何以在上京专门为其设置“回鹘营”，而其他小国，甚至像新罗、西夏、宋这样的大国却反而没有呢？颇值得深究。
对这一问题的解释，固然与回鹘控制着丝绸之路，而契丹回鹘间又长期保持密切联系等因素不无关系，但另外一个原因似乎更应受到重视，那就是契丹后族所出的述律/萧氏本身就是回鹘遗民的后裔。笔者之所以做出这样的推论，并非全然空穴来风，出自杜撰，而是于史有据的。《辽史》卷71《后妃传》就辽太祖应天皇后的家世记载说：
其先回鹘人糯思，生魏宁舍利，魏宁生慎思梅里，慎思生婆姑梅里，婆姑娶匀德恝王女，生后于契丹右大部。婆姑名月碗，仕遥辇氏为阿扎割只。
《辽史》卷67《外戚表》亦曰：
辽史耶律、萧氏十居八九，宗室、外戚势分力敌，相为唇齿……至辽太祖，娶述律氏。述律，本回鹘糯思之后。
同样的记载又见于《辽史》卷37《地理志》：
[上京仪坤州（约在内蒙古翁牛特旗）]，回鹘糯思居之，至四世孙容我梅里，生应天皇后述律氏，适太祖。
由这些记载推定应天皇后为回鹘后裔，殆无疑义。应天皇后生于879年，时距840年漠北回鹘汗国灭亡将近40年。应天皇后为糯思第五代孙，说明早在回鹘汗国灭亡之前糯思子孙就已经定居契丹地区了。笔者以为，糯思很可能就是漠北回鹘汗国派往契丹“督其贡赋”的监使。后定居，逐步与契丹人水乳交融，至阿保机，娶回鹘述律氏，并于称帝建国后立为皇后。耶律氏与述律家族的联姻与同盟的形成，为辽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石。从《辽史》的记载看，辽朝境内回鹘后裔的存在，还有其他来源，如《辽史》卷97《孩里传》载：“孩里，字胡辇，回鹘人。其先在太祖时来贡，愿留，因任用之。”说明孩里的祖先本为回鹘使者，受遣入辽朝贡，自愿留下而未归。孩里后来曾官至宰相之位。
述律氏家族在遥辇晚期已经是契丹社会中迅速崛起的一个强大势力，应天皇后述律月理朵（汉名平，兴宗时追谥“淳钦皇后”）“简重果断，有雄略”，[29] 在辽朝的创建和巩固过程中，曾经起过一系列重大的作用：协助辽太祖统一诸部，取代遥辇，西并奚族，东灭渤海，并平定诸弟叛乱，后来又扶立德光，一直在朝廷中参预决策，故在辽代历史上享有崇高的声望。在其之后，辽朝帝后大多都出自她的家族。只因其内侄“小汉”被辽太宗赐名萧翰，从此她家改为萧姓。在《辽史·后妃传》记载的10个皇后中，有9人即出自该家族。除应天皇后外尚有以下八位：
1．太宗靖安皇后萧氏，小字温，淳钦皇后弟室鲁之女，生穆宗；
2．世宗怀节皇后萧氏，小字撒葛只，淳钦皇后弟阿古只之女，生景宗；
3．景宗睿智皇后萧氏，讳绰，小字燕燕，北府宰相思温女；
4．圣宗仁德皇后萧氏，小字菩萨哥，睿智皇后弟萧隈因之女。统和十九年（1001年），册为齐天皇后；
5．圣宗钦哀皇后萧氏，小字耨斤，淳钦皇后弟阿古只五世孙；
6．圣宗仁懿皇后萧氏，小字挞里，钦哀皇后弟萧孝穆之长女；
7．道宗宣懿皇后萧氏，小字观音，钦哀皇后弟枢密使萧惠之女；
8．天祚皇后萧氏，小字夺里懒，宰相萧继先五世孙。
另有一人族出不详，但也不排除出自同一家族的可能。[30]
如前所述，辽代的帝王均出耶律氏，为契丹族，但皇后则多出回鹘述律氏。[31] 其中声威最隆，对辽朝国策的制定影响也最大的除辽太祖后述律月理朵之外即首推圣宗钦哀皇后萧耨斤了。钦哀皇后是辽兴宗的生母，在兴宗即位后自立为皇太后。钦哀后把持朝政，采取各种手段排除异己，史称“钦哀后专权”。重熙二年（1034年），钦哀后又密谋废兴宗而另立少子耶律重元，事败被废，幽禁于庆州（今辽宁林西北），守圣宗陵寝。辽道宗庆宁三年（1057年）十二月去世。翌年五月，辽道宗宝其谥号为钦哀皇后。
辽代的后族势力很大，自始至终与皇权密切相关。她们在皇帝健在时直接参予国政，甚至执掌兵权，在皇帝死后掌管国柄，带有浓重的母系氏族社会印痕，她们的思想意识与态度对辽朝国策的制定都有很大影响。述律氏的回鹘情结，成为联结回鹘与上京密切关系的纽带。
因为辽朝后族萧氏均为回鹘后裔，故对回鹘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契丹国志·初兴始末》记载了契丹发源于木叶山（图4）的祖源传说，与回鹘民族流传的回鹘人发源于秃忽喇（土河）和薛灵哥（黄河）的传说高度吻合，回鹘传说中的地理环境（二河夹一山）在契丹发源地是找不到的，故而可以确定，契丹的祖源传说是从回鹘那里借来的。这一传说有意抬高后族的地位，显然应是述律氏/萧氏家族为了自身利益的需要而把回鹘族源传说照搬到契丹中了。[32]
再如契丹文字的创制，也与回鹘萧氏密切相关。《辽史》卷64《皇子表》记载：
回鹘使至，无能通其语者，太后谓太祖曰：“迭剌聪敏可使。”遣迓之。相从二旬，能习其言与书，因制契丹小字，数少而该贯。
从该记载知，辽太祖时，有回鹘使者从西域来，但无人通其语言。萧太后建议遣太祖弟迭剌随回鹘使者学习其言语与文字。为了加强与回鹘的交流，太祖准奏。迭剌博闻强记，随回鹘使者学习二旬，便学会了回鹘的语言与文字，并据以创制出自己的文字——契丹小字。其时史书无明确记载，据考应在天赞四年（925年），比契丹大字制成的时代晚了五年。其实，契丹与汉文化早有接触，契丹小字的创制是在参照汉字和契丹大字字型的基础上，同时参考了回鹘语拼音法，两相有机结合而构成的新文字。只是运用了回鹘文的拼音法规则，而非回鹘文字母本身。契丹语与回鹘语同属阿尔泰语系，回鹘语属于典型的粘着语，契丹语中也普遍存在着用多音节词和粘着词尾表示语法的现象，而且与回鹘语一样，契丹语也有元音和谐的特点。故而，用回鹘语的拼音法规则，更易于表达契丹语的语法现象。受此启示，迭剌通过对根据汉文而创制的契丹大字的改进与利用，从而研制出书写更为方便，使用更加广泛的契丹小字。[33] 史书对契丹小字创制过程的记载，不管准确与否，不管迭剌是否真的曾利用回鹘文以创制契丹小字，这一事件本身毫无疑问地反映出太祖后述律月理朵对回鹘文化的偏爱。天显十二年（937年）“冬十月庚辰朔，皇太后永宁节，晋及回鹘、敦煌诸国皆遣使来贡。壬午，诏回鹘使胡离只、阿剌保问其风俗”。[34] 皇太后述律月理朵不问晋及敦煌诸国使，而只诏回鹘使者询问其风俗，同样也体现了她对回鹘文化的关注。
述律氏家族的回鹘情结，直接影响到辽朝与瓜沙归义军政权的关系。
归义军政权建立于唐太中五年（851年），除管辖瓜（今甘肃瓜州县）、沙（今甘肃敦煌市）二州外，势力及于河西走廊及新疆东部。9世纪中叶以后，一部分回鹘人自漠北迁入瓜、沙一带。先为吐蕃所属，848年张议潮发动起义，推翻吐蕃统治，并建立归义军政权，回鹘归属之，但同时又保有自己旧有的部落组织——族帐。后来回鹘势力日益壮大，到归义军末主曹贤顺统治时期，瓜沙归义军政权已被回鹘人所控制，至少已部分被控制，故而《辽史》中竟有将归义军政权称作“沙州回鹘”的“奇怪”现象。如该书卷15《圣宗纪六》载：“开泰三年（1014年）夏四月，沙州回鹘首领曹[贤]顺遣使来贡。”同书卷16《圣宗纪七》载：“开泰九年（1020年）七月，辽遣使赐沙州回鹘敦煌郡王曹[贤]顺衣物。九月，沙州回鹘敦煌郡王曹[贤]顺遣使来贡。”又据《辽史》卷12《圣宗纪三》记载：开泰六年（1017年）六月“乙酉，夷离堇阿鲁勃送沙州节度使曹恭顺还，授于越”。
上文出现的曹顺、曹恭顺，指的都是瓜沙归义军节度使曹贤顺，系《辽史》为避讳景宗耶律贤之讳而改。这条史料表明，辽朝曾派专使护送曹贤顺返回敦煌，是证在开泰六年六月之前，曹贤顺曾亲自到过上京。该事《辽史》原作“统和六年”，而当时瓜沙归义军节度使是曹延禄，而非曹贤顺。曹贤顺之继任归义军的具体日期不详，但可以肯定是在 1002年曹延禄被杀之后。可见，《辽史》将这次交聘活动系于统和六年（988年）是不正确的，故而改为开泰六年（1017年）。
图5：榆林窟第16窟着回鹘装曹延禄供养像
曹贤顺本为汉人，却被辽朝称作回鹘人。乍看起来，不可思议，其实，这种称呼的出现，正是对当时辽与沙州历史关系的如实反映。至11世纪初期，敦煌及其周围地区在很大程度上已回鹘化了，而归义军政权由于内乱外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为了得到回鹘的支持，曹贤顺不得不更弦易张，在某些场合下自称回鹘。值得注意的是，曹贤顺采用回鹘一称，只用于对辽朝的交往。天禧四年（1020年）和天圣元年（1023年），曹贤顺曾两次向宋廷进贡物品，均只称归义军节度使而不用沙州回鹘称号。这使人不难推想，曹贤顺入辽朝贡时用的沙州回鹘称号只不过是一种权宜之计而已，旨在讨取辽朝后族述律氏的欢心，通过回鹘以寻求辽朝的支持。
注释：
[1] [宋]王明清：《挥麈录·前录》卷4王延德《使高昌记》，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1年，第36页。《宋史》卷490《高昌传》所录无此段文字。
[2] [唐]李德裕著，傅璇琮、周建国校笺：《李德裕文集校笺》卷二《幽州纪圣功碑铭并序》，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3页。
[3]《资治通鉴》卷246会昌二年（842年）九月条，中华书局，1963年，第7967页。
[4] 杨富学：《回鹘文献与回鹘文化》，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441～442页。
[5]《旧唐书》卷199《契丹传》，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第5354页。
[6]《辽史》卷63《世表》，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年，第956页。
[7]《资治通鉴》卷246会昌二年（842年）九月条，中华书局，1963年，第7967页。
[8] 蔡美彪：《契丹的部落组织和国家的产生》，《历史研究》1964年第5～6期，第178～179页。
[9] 满志敏：《关于唐代气候冷暖问题的讨论》，《第四纪研究》1998年第2期，第20页。
[10] 葛全胜等：《中国历史时期温度变化特征的新认识》，《地球科学进展》2002年第4期，第312～313页。
[11]《新唐书》卷217《回鹘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130页。
[12] [唐]李德裕著，傅璇琮、周建国校笺：《李德裕文集校笺》卷八《授历支特勤以下官制》，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33页。
[13] 王日蔚：《唐后回鹘考》，《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集刊》第1期，1936年，第19～69页；[日]安部健夫著，宋肃瀛、刘美崧、徐伯夫译：《西回鹘国史的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69～179页；森安孝夫：《关于回鹘的西迁》，《东洋学报》第59卷1～2号，1977年，第105～130页。
[14]《辽史》卷1《太祖纪》，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年，第8页。
[15]《辽史》卷2《太祖纪》，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年，第20页。
[16]《辽史》卷2《太祖纪》，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年，第21页。
[17] [宋]叶隆礼：《契丹国志》卷26《高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46页。其中“斜合里皮”，原文误作“斜合、黑皮”，今改。这是西域出产的一种獐子的皮，宋人笔记又写作“徐吕皮”。
[18] 王日蔚：《契丹与回鹘关系考》，《禹贡》第4卷第8期，1935年，第633～634页。
[19]《辽史》卷37《地理志》，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年，第441页。
[20]《新唐书》卷218《沙陀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154页。
[21] 王晴：《辽上京遗址及其出土文物记述》，王禹浪等编《东北辽代古城研究汇编》（上），哈尔滨出版社，2007年，第388～391页。
[22] 鸟居龙藏：《景教に关する画像石》，《考古学杂志》第27卷第2期，1937年，第39～46页。
[23] 杨富学：《回鹘文献与回鹘文化》，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238、244页。
[24] 关于上京骆驼蓬的来源问题，辽上京博物馆的王未想、巴林左旗政协王玉亭两位曾来函赐教，有独到见解，兹予采纳。
[25] V. Minorsiky, Marvazi onChina,the Turks andIndia, London, 1942, pp. 18, 72.
[26] [五代]胡峤：《陷北记》，载叶隆礼《契丹国志》卷25，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38页。
[27] 王大方：《敖汉旗羊山1号辽墓“西瓜图”——兼论契丹引种西瓜及我国出土古代“西瓜籽”等问题》，《内蒙古文物考古》1998年第1期，第40～44页。
[28] [宋]洪皓：《松漠纪闻》卷下，《辽海丛书》第1册，沈阳：辽沈书社，1985年，第210页；叶隆礼：《契丹国志》卷27，第256页。
[29]《辽史》卷71《后妃传》，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年，第1199页。
[30] 关于上述后妃的历史活动与贡献，可参见孟凡云、陶玉坤《辽代后妃参政现象考略》，北京：国际华文出版社，2001年。
[31] 述律氏在契丹中地位甚高，被比作萧相国（《辽史·后妃传》），故其后人遂以萧为姓。参见谭其骧《辽史札记》，《长水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502页。
[32] 杨富学：《契丹族源传说借自回鹘论》，《历史研究》2002年第2期，第150～153页（维吾尔文版载《新疆地方志》2004年第1期，第30～40页）。
[33] 杨富学：《回鹘文献与回鹘文化》，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450～452页。
[34]《辽史》卷3《太宗纪上》，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年，第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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