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富学 | 莫高窟第409窟的营建时代与民族属性—兼评西夏说与西州回鹘说

【内容摘要】敦煌莫高窟409窟的民族属性与开凿时代学术界争议很多，近期又有多篇论文就其为西夏窟或回鹘窟的问题展开争论。依据的都是供养人画像，缺乏系统论述。供养人画像旁有回鹘文题记arslan xan “狮子汗”，乃包括回鹘在内的古突厥语诸民族共用之可汗称号。男女供养像组图出自高级画师之手，手法高超；周边的千佛组图出自普通画匠之手，绘制粗糙；先画供养人，次画千佛，从不明显的叠压关系即可看出。洞窟壁画主色调为蓝（绿）与红，乃回鹘人古来尊崇之色。这些因素可以确证莫高窟409窟为回鹘窟。

【关 键 词】回鹘 西夏 莫高窟409窟 阿尔斯兰汗 壁画

敦煌莫高窟409窟是敦煌晚期石窟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洞窟之一，关于其营建时代，学术界存在着争议，一种意见称其为西夏窟，一种意见称其为回鹘窟，后一种意见又存在着沙州回鹘窟与西州回鹘窟的分歧。晚期敦煌石窟的分期断代学术界分歧较大，其一为回鹘窟与西夏窟的分歧，其二为西夏窟与元代窟的分歧。就莫高窟第409窟而言，不管是持西夏说还是回鹘说者，都将该窟奉为典型洞窟。在此情况下，辨明该窟的时代，对于敦煌晚期石窟的分期断代研究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一、学界关于莫高窟第409窟营建时代与民族属性的争议

关于莫高窟第409窟的时代，1982年出版的《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言曰：“修建时代：西夏（清重修塑像）。”[1]  1996年出版的《敦煌石窟内容总录》改曰：“时代：五代（回鹘、清重修）。”[2]  即使研究人员自身，也在不同时期会秉持不同的观点，例如刘玉权先生早先将之定为西夏窟[3]，后又改称沙州回鹘窟。[4]  敦煌艺术专家段文杰先生则称莫高窟409窟的供养人为“西夏时代的回鹘王”。[5]  对西夏窟与回鹘窟的划分，主要成果都出自刘玉权先生之手，刘先生坦承自己对西夏石窟的分期“前后矛盾，言犹未定”，原因在于这些石窟“绝大部分都具有两个明显特征：其一是同西夏第一期洞窟在壁画题材、布局、人物造型与绘画风格方面有较大的差异；其二是同高昌回鹘洞窟壁画风格颇相类似”。[6]  在1990年之前，学术界对西夏国有较多关注，但尚未对敦煌回鹘人的活动与影响给予足够的关注。

1990年，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在莫高窟召开，会上，李正宇提交了《悄然湮没的王国——沙州回鹘国》一文，笔者提交了《沙州回鹘及其政权组织——沙州回鹘研究之一》一文[7]。李文列举了十条证据证明瓜沙曹氏于1036年灭亡后，西夏直到1067年（或稍早于此年，具体时间无法确定。为叙述之便，下文姑且以1067年作为大致的时间坐标）并未在瓜沙地区建立有效的统治秩序。在这一时期，统治瓜沙地区的实际上是沙州回鹘国。[8]  笔者则认为，大致自10世纪初开始，沙州回鹘集团的势力就已经逐步壮大起来并逐步控制了沙州，大致于1036年建立沙州回鹘国，止于1067年前后。同时认为沙州回鹘实际上指的是以沙州为中心，统治着瓜沙地区的那一部分回鹘，与龟兹回鹘并非一码事。它是一个独立的封建割据政权。[9]

“沙州回鹘”概念由森安孝夫先生首倡，认为11世纪初或12世纪前半叶沙州存在的回鹘集团应来自西州地区，在实力壮大后曾操纵曹氏归义军政权，并于1023年后取而代之，1052年后彻底统治了沙州。[10]  在李正宇与笔者提出不同意见后，森安孝夫再撰《沙州回鹘集团与西回鹘王国》一文，除重申其原来观点外，又补充了一些新想法与新资料。森安氏对“沙州回鹘”问题的论述，充分利用了传世史书与敦煌、吐鲁番文献的记载，颇有新意，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尤其对中国敦煌学界影响甚巨，本人对沙州回鹘问题的关注即出乎此。森安氏认为1036年沙州被西夏占领，“但应该是西夏暂时战胜瓜、沙、肃三州，不是完全占领了沙州……如果……认为西夏从11世纪30年代开始或直接或间接统治沙州，那么，要解释沙州回鹘或沙州回鹘时期大量壁画的存在就是不可能的”。[11]  在另一文中，森安氏对莫高窟第409窟的男女供养人壁画进行了简要叙述，指其为西州回鹘可汗。[12]  供养人像是判断石窟时代的重要依据，第409窟主室东壁门南北两侧所绘大型男女供养人像（图1），早就引起学术界重视，前贤先称其为西夏窟，后改为回鹘窟，就是因为称其为西夏窟找不到依据，但称其为回鹘窟，则可有柏孜克里克第20窟中的回鹘可汗（图2）、可敦（图3）为证。本人此前也曾以莫高窟409窟的回鹘可汗像作为沙州回鹘国成立的依据。[13]虽然笔者与森安先生都认定409窟供养像为回鹘王，但笔者指其为沙州回鹘可汗，森安先生则坚称其为西州回鹘可汗。

图 1 莫高窟第 409 窟主室东壁回鹘可汗、回鹘可敦供养像（乔兆福摄）

图 2 柏孜克里克石窟第 20 窟回鹘可汗供养像

图 3 柏孜克里克第 20 窟高昌回鹘可敦供养像

针对森安先生的西州回鹘说，贾应逸、侯世新撰文予以反驳，他们以莫高窟第409窟、西千佛洞第16窟的回鹘可汗供养像（图4）与高昌回鹘石窟之供养人像进行细致的比较研究，发现二者在艺术风格、服饰特点、人物形象等方面几无二致，只是在团花（高昌回鹘）与团龙（沙州回鹘）图案上有所差别，说明二者之间在文化体系上保持着一致性，属于回鹘文化无疑，但二者之间又存在着不同，说明他们属于各自独立的政权。[14] 

图4 敦煌西千佛洞第16 窟甬道西壁回鹘可汗供养像

针对沙州回鹘洞窟说，史金波先生撰文指莫高窟第409窟应为西夏皇室开凿的洞窟。[15]  继之，汤晓芳、任怀晟先后撰文指该窟供养人像着团龙服，执龙翚、伞，为王者形象，应为西夏皇帝。[16]  近期，刘人铭亦先后撰文两篇，从汉文化因素、体貌特征、服饰特征、帝王仪制等问题入手展开讨论，认定莫高窟第409窟为回鹘窟而非西夏窟。[17]

总而言之，目前学术界对莫高窟第409窟的分期断代争论极大，其争论的焦点在于服饰问题。服饰固然是石窟分期断代的主要依据，但面对同样的供养人形象，对其解释却是言人人殊。因此，要解决该窟的时代与民族属性问题仅靠服饰与人物形象还是不够的，需要另辟蹊径。

二、莫高窟第409窟西夏说驳议

莫高窟第409窟南侧的男供养人究竟是西夏皇帝，还是回鹘王，学界意见颇有不同。持西夏说者，核心依据在于黑水城出土西夏文《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其中有条文曰：

节亲主、诸大小官员、僧人、道士等一律敕禁男女穿戴鸟足黄(汉语石黄)、鸟足赤(汉语石红)、杏黄、绣花饰金、有日月,及原已纺织中有一色花身,有日月,及杂色等上有一团身龙(汉语团身龙),官民女人冠子上插以真金之凤凰、龙样一齐使用。倘若违律时,徒二年。[18]

莫高窟第409窟供养像与真人等身，身穿圆领窄袖长袍，袍上绣大型团龙11幅。史金波先生以壁画与天盛律令互证，从而得出结论：“西夏法律规定在穿戴上对包括亲王（节亲主）在内的官员除禁某些颜色外，还禁止团身龙等纹饰。这种纹饰只有西夏皇帝才可使用。”[19]  进而指出：“上述西夏《天盛律令》明确记载只有皇帝才能有‘一身团龙’的纹样。若将第409窟有一身团龙的等身供养人看作是西夏皇帝是顺理成章的，若看成是回鹘可汗则似缺乏依据。”[20]  显然，史先生是把沙州回鹘当作西夏国的属民来看待了。果若是，则结论自然不误。问题是史书明确记载沙州回鹘有可汗，有王子，有足以与西夏国抗衡的军队，长期保持与宋朝的通贡关系，经常与北宋联手合击西夏，尤有进者，自西夏于1036年于归义军手中取肃、瓜、沙三州后直到1067年，看不到任何西夏统治瓜沙一带的迹象，而活跃于这一地区的主要就是沙州回鹘。[21]  在此情况下，强称沙州回鹘归西夏国所辖，难免有失偏颇。

莫高窟第409窟壁画人物衣着团龙纹，侍者手执翚扇和伞，西夏文《天盛改旧新定律令》规定：“官家（皇帝）来至奏殿上，执伞者当依时执伞，细心为之。”[22]  持西夏说者据此而认为该窟执翚扇和伞是皇帝才能有的仪仗。[23]  史金波先生论证：“假若第409窟是沙州回鹘王的供养人，在后来西夏管理沙州时，西夏的统治者对这种明显僭越的壁画，也不会容许它存在……大概会毁弃重修。因此，第409窟供养人视为西夏皇帝比较合理。”[24]  然观敦煌石窟营建史，后代恶意毁坏前代石窟的现象是罕见的，人们一般不会出于痛恨而将前代壁画毁掉，那明显属于“贪、嗔、痴”的范畴，只有在需要同一壁面重新绘画时才会对前代壁画有所损毁。佛教以和为尚，毋庸言王朝已经发生更替，即使在同一时代，尚且处于敌对状态的两个国家，在政治上、军事上剑拔弩张，佛教交往却依然如故。史载：“辽国数年来，岁常三四以礼拜佛塔为名，假道兴州，窥阙径路。”[25]  宋宝元元年（1038），元昊上表“遣使诣五台山供佛，欲窥河东东路”[26]。辽、西夏出于军事目的，以礼佛、供佛为幌子，派遣使者入宋朝窥探路径，佛教之超脱性可见一斑。1038年，元昊称帝，脱离北宋而独立，双方的敌对自是难免。然而，也正是这一年，西夏开始用西夏文翻译大藏经，选取的本子正是宋朝的《开宝藏》，至夏崇宗乾顺天祐民安元年（1090）译完，历时52年。[27]  可见，西夏统治者恶意毁弃沙州回鹘石窟的说法不仅有违佛教义理，亦无实据可证。

对于莫高窟第409窟时代的判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据，未能引起早期学者的关注。在供养人像北侧有两行模糊不清的回鹘文榜题，经技术处理后方识得其内容为“il arslan xan män sävg(i)或šacu……”[28]  其中，il又作el，为“国、人们、部众、国家”之意；arslan为“狮子”之意。xan即可汗，为“君主、王”之意。这里的“阿尔斯兰汗”或“狮子汗”，明确标明了施主的可汗身份。至于有人以榜题之“文字位置布局疑点较多，字体像蒙文正草体”[29]  而怀疑其回鹘王身份，认为这则榜题有可能是元代补写的。且不说这种推测的可信度有多高，即使是元代回鹘人所写，彼时的回鹘人应该不至于把先辈认不出来，竟能把西夏人错认作祖先。

或有论者曰，莫高窟409窟榜题用回鹘文书写不能作为否定西夏窟的证据，因为在黑水城遗址内就出土有不少回鹘语文献，说明回鹘语在西夏国本身就是很流行的。此言差矣！黑水城出土的回鹘语文献多与景教相关，均为元代之物，与西夏无干，尤有进者，在西夏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卷七《计二门》所规定的四十种职业中有“回鹘通译”，与医人、向导、渠主、商人、黑检主、船主、井匠等并列。[30]  而在该律令之卷一一《矫误门》中又有如下的记载：

臣僚、下臣、及授、艺人儿童、前内侍、阁门、帐下内侍、医人、真独诱、向导、译回鹘语、卖者、卜算、官巫、案头、司吏、帐门末宿、御使、内宿、官防守、外内侍。[31]

这里的“回鹘通译”与“译回鹘语”意近。试想，如果回鹘语在西夏国内流行，何需这么多翻译人员呢？回鹘语在西夏国不流行明矣！退一步说，西夏国境内确有回鹘文使用，但作为西夏国皇帝，在书写供养人榜题时是不是更应该使用本民族的文字呢？在西夏国境内，汉文的使用率也远远高于回鹘文，怎么也轮不到回鹘文的。

莫高窟第409窟被归为西夏窟是特殊历史背景下的产物。其说的首倡者刘玉权先生坦言：

调查过程中，发现原定宋代洞窟中，有一批洞窟在题材布局、艺术造型、壁画作风等方面，与瓜、沙石窟群中那些明确的宋代曹家晚期洞窟有所区别。我们认为，这批洞窟应该是在西夏统治瓜、沙时期内完成的。[32]

言之凿凿，西夏窟被划分出来最初动因和基本标准是把那些不具备宋代风格特点的洞窟都归入西夏窟，完全未考虑回鹘因素。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以刘玉权先生为代表的敦煌晚期石窟研究者彼时无缘考察高昌回鹘的石窟，唯一能够参考的只有德国探险家勒柯克出版的柏孜克里克石窟图册——《高昌（Chotscho）》。[33]  受条件局限出现失误是难免的，但当其发现失误后很快予以纠正，将包括莫高窟第409窟在内的原被定为西夏窟的18个洞窟改定为回鹘窟。刘先生的修订未必就是定论，但这种追求真理的学术精神是令人钦佩的，期待相关研究能够继续推进下去。

三、莫高窟第409窟西州回鹘说驳议

莫高窟第409窟南侧的男供养人，森安孝夫先生在多篇论文中都坚称其为西州回鹘可汗像，已如前述。可汗像北侧有回鹘文榜题arslan xan，音译“阿尔斯兰汗”，意译“狮子王”，该名称多见于高昌回鹘王国的文献，如《宋史·高昌传》：“太平兴国六年（981），其王始称西州外生（甥）师子王阿厮兰汉，遣都督麦索温来献。”[34] 《宋会要》载：“龟兹，回鹘之别种也。其国主自称师子王。”[35]《宋史·龟兹传》也同样记载。[36]  以此为据，榜题刊布者松井太先生将莫高窟第409窟之回鹘王解释为高昌回鹘的可汗，认为此说似乎可证明森安孝夫所谓沙州归西回鹘管辖的观点。[37]  刘永增先生亦接受了这一观点，认为该窟的回鹘供养像为“高昌回鹘王阿厮兰汗（il arslan xan），榆林窟第39窟甬道南壁的供养人像也属于西州回鹘，他们有的是西州回鹘的皇室成员，有的是西州回鹘的达官显贵”[38]。

其实，arslan之谓并非高昌回鹘所专有。喀喇汗王朝留下称号的可汗共有8位，其中3位拥有阿尔斯兰汗（arslan xan，狮子王）称号，即阿尔斯兰汗木萨·本·阿布杜·克里木（956—？）、阿尔斯兰汗阿里·本·木萨（？—998）和阿尔斯兰汗曼苏尔·本·阿里（1015/1016—1024/1025），1041年喀喇汗王朝分裂为东西二部，东部有称号的可汗6位，其中两位有阿尔斯兰汗称号，即阿尔斯兰汗苏莱曼·本·玉素甫（1032—1056/1057）、阿尔斯兰汗阿赫马德·哈桑（1102/1103—1128），西部有称号者8位，其中一位有阿尔斯兰汗称号，即阿尔斯兰汗穆罕默德·本·苏莱曼（1102—1130）。[39]  说明阿尔斯兰汗是喀喇汗王朝的常见称号。《辽史》载：重熙十六年（1047）十二月，“阿萨兰回鹘王以公主生子，遣使来告”。[40]  当指东喀喇汗王朝统治者阿尔斯兰汗苏莱曼·本·玉素甫。[41]

甘州回鹘有arslan部，《辽史》载：“太平六年（1026），讨回鹘阿萨兰部，征兵诸路。”[42]  这里的阿萨兰即arslan也。

七河流域的突骑施首领同样有arslan之谓，那里发现的突骑施钱币多用粟特文标明，写作“rsln”。[43]

葛逻禄（哈剌鲁）也有arslan可汗之谓。据载，1211年春，成吉思汗居怯绿连河，“时西域哈剌鲁部主阿昔兰罕来降”[44]。阿昔兰罕亦即arslan xan也。

花剌子模王朝（1077—1231）以阿尔斯兰为名者就更多了，七任统治者居其四，分别为Arslan Tigin Muhammad b. Anūshyigin（1097—1127）、II Arslan b. Atsïz（1156—1172）、Tekish b. II Arslan（1172—1200）及与之分庭抗礼的Sultān Shāh b. II Arslan（1172—1201）。[45]

此外，中亚的萨曼王朝、塞尔柱王朝也有同样的称谓，如10世纪末萨曼王朝有元帅名曰阿尔斯兰·伊斯拉伊尔（Arslan Israil），塞尔柱王朝的第二位统治者名曰阿尔普·阿尔斯兰（Alp Arslan，1063—1072年在位）。[46]

一言以蔽之，arslan汗之谓乃河西、新疆、中亚回鹘乃至其他突厥语诸部共同使用的可汗称号。[47]  这一称号在莫高窟409窟出现，明确标明了施主的回鹘可汗身份，而非西夏王身份，西夏王从来不曾使用这样的称号，但仅凭这一称号就将莫高窟第409窟的回鹘王供养像判定为高昌回鹘王则缺乏证据，失之偏颇。

四、莫高窟第409窟为沙州回鹘窟考辨

观莫高窟第409窟壁画，整体展现出的是蓝（绿）色背景（图5，并参见图1）。需要说明的一点是，主室西壁龛内所塑一趺坐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和龛外所塑乘象普贤和乘狮文殊皆为清代之物，其余皆为回鹘之遗墨。[48]

图 5 莫高窟第 409 窟主室回鹘壁面与清代泥塑（乔兆福摄影）

崇尚蓝（绿）色是回鹘文化的典型特征之一。尚蓝又与回鹘的敬天习俗息息相关，长庆二年（822），太和公主入回鹘和亲，“回纥九姓相分负其舆，随日右转于庭者九，公主乃降舆升楼，与可汗俱东向坐”。[49]  其状与突厥“可汗恒处于都斤山，牙帐东开”颇类，其意“盖敬日之所出也”。[50]  在维吾尔族神话传说《乌古斯传》中，乌古斯生下来脸色就是蓝的。有一次，乌古斯拜天，突然四周一片漆黑，而天空中放射出一道蓝色的光芒。其妻子眼睛比天空还蓝。乌古斯可汗有六个儿子，分别被称作kün（日）、ay（月）、yulduz（星）、kök（蓝，或天）、daɣ（山）、dängiz（海）。[51]  因为天是蓝色的，故回鹘一直以蓝色为尚，突厥被称为蓝突厥，原因即在于此。近期在蒙古国杭爱山东麓发现了一座7世纪被称作“Khukh Ordung”（蓝色大帐、蓝色宫殿或蓝色斡耳朵）的漠北回鹘部落首领的毡帐遗址，所用毛毡皆被染为蓝色，“蓝色大帐的发现为探索回鹘对草原历史所做最独特贡献提供了基础，这是漠北城市化进程中唯一的历史尝试。这一变革的关键在于此为统治者的固定居所，形成于7世纪，乃因应技术进步和社会适应而产生的”[52]。直到今天，维吾尔族人仍认为蓝天和日月星辰都是神圣的，不得侮辱，他们喜爱将居住的房屋墙壁里外都刷成天蓝色。[53]  蓝色帐篷、蓝色房屋，让人不由将之与莫高窟第409窟的满壁蓝色背景相联系。

除了蓝色之外，回鹘人还喜欢红色，代表喜庆、热闹。11世纪《突厥语大词典》有一条古回鹘谚语：“qilinu bilsa qizilkazar, yaranu bilsa yasil kazar（要想俏，须穿红；要撒娇，须着绿）。”[54]  这条谚语表现出古代维吾尔族人的审美情趣和对于红绿色彩的价值取向。[55]  在高昌回鹘的壁画中，供养人一般都身着红衣。回鹘喜爱红色的古俗直到今天尚在维吾尔族中有保留，如举行婚礼时，娶亲马车的马头或汽车头上绑上红绸布，生孩子时门上要挂红布条等。另外，黄色在维吾尔族中代表着收获、高贵、阳光，并把黄色称作金色。

然观西夏，其崇尚的颜色首先为红，官员着红衣是很常见的现象。敦煌石窟中明确可以确定时代的西夏石窟以榆林窟第29窟最为典型，整体以土红色为主（图6），与莫高窟第409窟整体以蓝色为主的基调大相径庭。地处西夏都城不远的山嘴沟石窟（图7），也以土红色为底色，用色以及疏朗的画风、不拘一格的人物形象，皆与榆林窟第29窟的西夏绘画几无二致。

图 6 榆林窟第 29 窟西夏壁画说法图

图7 银川山嘴沟石窟西夏壁画说法图（杨富学摄）

在西夏人眼中，红色与绿色是有贵贱之分的。元昊立国之初，对西夏文武官员衣着有如下规定：

文资则幞头、鞲笏、紫衣、绯衣；武职则冠金帖起云镂冠、银帖间金镂冠、黑漆冠，衣紫旋襕，金涂银束带，垂蹀躞，佩解结锥、短刀、弓矢……便服则紫皂地绣盘毯子花旋襕，束带。民庶青绿，以别贵贱。[56]

可以看出，西夏政府规定官员可以穿紫色、红色衣装，而普通老百姓只能穿青绿色的服装，以此“别贵贱”。换言之，青绿色属于贱色，紫色、红色为贵色，设若莫高窟第409窟为西夏皇家石窟，岂可舍贵色而用贱色呢？

近期，笔者注意到敦煌、高昌回鹘石窟的童子形象着红靴者比较多，底色多为青绿（图8），合乎回鹘对颜色的崇尚，在回鹘那里，蓝、青、绿都属于同一种颜色，均用kök来表示；而西夏童子呈现出来的一般为土红色（图9）。[57]  二者在色彩、构图上迥然有别，尽管不能说青绿（蓝）色童子就与回鹘有关，但可以肯定与西夏无关。童子形象之色彩差别，同样有助于证明莫高窟第409窟是回鹘的而非西夏的。

图8 莫高窟第140 窟北壁着靴童子（沙州回鹘）（敦煌研究院供图）

图9 榆林窟第29 窟童子（西夏国）

莫高窟第409窟壁画明显出自不同画师之手，主室东壁的供养人画像组图规模宏大，内容繁缛，构图饱满，手法细腻，技艺高超，显得富丽堂皇，应出自高水平画家之手，而四壁的千佛组图则显得简放粗疏，千篇一律，当由普通画工绘制。先画供养人组图，再画千佛组图，千佛组图对供养人组图的画面在墙角处形成轻微的叠压关系，明显是刻意保护先期完成的画面。

仔细观察可以发现，莫高窟第409窟的千佛图像与莫高窟第152窟西壁及背屏上的千佛图像极为接近。莫高窟第152窟中心坛背面的化生菩萨、说法图等都出自回鹘画工之手，画风独特，自成一格，为他处所少见。尤有进者，在莫高窟第152窟后部过道处有大量回鹘供养人画像，而且每幅画像的头顶上方都有供养人榜题（图10），尽管漫漶不清，释读困难，但属于供养人题名则是确定无疑的。如图10中的右数第三身供养人题记相对清晰，依稀可辨为Buyan Šabi，应为僧侣名称（Šabi或为汉语“沙弥”的假借，源自梵语Šrāmanera）。莫高窟第152窟应为沙州归义军政权时期所开凿，揆其内之回鹘壁画与归义军时期之内容浑然一体，且人物形象、绘画风格也高度一致，说明莫高窟第152窟尽管属于归义军时期的洞窟，但营建过程当有大量回鹘成分介入。结合曹氏归义军政权晚期的回鹘化倾向[58]，或可将该窟推定至曹氏晚期，彼时敦煌的回鹘势力已相当强大。莫高窟第152窟供养人不具备莫高窟409窟回鹘可汗与可敦的高贵与华丽，属普通僧俗，抑或可称莫高窟第152窟的时代要早于莫高窟409窟，乃曹氏归义军政权晚期之遗墨。窟中千佛图与莫高窟第409窟千佛图在艺术风格、构图及色调上都颇为近似，体现出二者间一脉相承的关系，即沙州回鹘窟（如莫高窟第409窟）继承了曹氏归义军时期（如莫高窟第152窟）的艺术风格。[59]

图10 莫高窟第152 窟后部过道处回鹘供养人像（敦煌研究院供图）

沙州回鹘与高昌回鹘尽管各为独立政权，“由于各地的回鹘毕竟是一个民族，因此，他们具有很多共性”[60]。正如前文所言，若论沙州回鹘石窟与高昌回鹘石窟之差别，最明显者莫过于莫高窟第409窟回鹘可汗服装饰以团龙图案，有别于高昌回鹘的大团花图案。图案本身的变动本非大事，但以龙纹代替花朵，当蕴含深意，因为在汉文化背景下，龙纹不是随便使用的，那是身份的象征。在不违回鹘传统文化的前提下，回鹘王对龙纹的使用，彰显自己所在政权与高昌回鹘王国虽然出自同源同族，但各自独立，互不隶属，更重要的是，经过这样的修改，沙州回鹘国就可以将自己的文化与敦煌的主体文化——汉文化融为一体了。

敦煌自古以来就流行崇龙文化，龙王有驱邪灭鬼、祛病消灾、兴云致雨等功能。在敦煌出土的很多佛教经典都提到海龙王礼佛、听法等内容[61]，敦煌石窟中亦不乏龙王形象[62]，敦煌写本中与龙王相关的密教文献既有经文、咒语，也有仪轨、图像。[63]  在回鹘统治时期，敦煌主要居民依然为汉人，龙崇拜在沙州回鹘的壁画中频繁出现，“譬如蟠龙图案的藻井图案，在敦煌五代宋窟中虽已有之，但并非流行纹样，而在回鹘窟中却屡见不鲜。据调查统计，14个有藻井图案的回鹘窟中，就有9个窟是蟠龙藻井图案，占64%，表明回鹘洞窟盛行这种纹样”。[64]  龙崇拜在沙州回鹘中盛行，在此文化背景下形成的供养人服饰龙图案，不正是沙州回鹘文化个性的如实反映吗？高昌回鹘的主体居民为回鹘人，有悠久的文化传统，不像汉文化那样对龙有着千年不变的崇拜，其衣饰上多团花图案而无龙纹图案，完全为情理中的事。沙州回鹘可汗供养像以团龙装饰，彰显真龙天子身份，这不仅符合敦煌汉文化的崇龙特点，同时又从侧面反映了沙州回鹘因长期生活于汉文化流行区域而逐步汉化的历史进程。

结语

莫高窟第409窟作为敦煌晚期石窟的代表性洞窟之一，学术界研究者众，但对其营建时代与民族属性争论颇多，有的称其为典型的西夏窟，有的称其为典型的回鹘窟，主要依据都来自男女供养人像及其服饰，未能或很少兼顾其他因素，故而争论虽久，但一直未能得到令人信服的结论。

言莫高窟第409窟南侧男供养人为西夏皇帝，核心依据在于西夏法律规定除皇帝外不得穿龙袍。如果沙州回鹘归西夏所辖，这一规定管用，而实际情况是沙州回鹘在1036—1067年间是独立建国的，和西夏分庭抗礼，西夏法律对沙州回鹘是无效的。沙州回鹘崇拜龙，回鹘窟大多都有蟠龙藻井图案，莫高窟第409窟回鹘可汗使用龙纹图案顺理成章。

莫高窟第409窟男供养人像身旁的回鹘文榜题标明身份为阿尔斯兰汗（狮子王），但被归诸高昌回鹘王，因为《宋史》《宋会要》都有高昌王被称为阿厮兰汗或狮子王的记录。其实，不唯高昌回鹘，喀喇汗王朝、突骑施、葛逻禄、花剌子模等突厥语诸族可汗也都使用这一称号。这一称号在莫高窟409窟出现，明示施主的沙州回鹘可汗身份，而非高昌回鹘王，更非西夏王。

有人以莫高窟第409窟的回鹘文题记有可能为元代补写而否认回鹘说。且不说榜题是否为元代补写尚无确证，即使是元代所写，彼时回鹘人尚不至于不认识自己先人而错把西夏人当祖先。再说，如果是西夏王，何以不用国字西夏文却用国内并不流行的回鹘文来撰写榜题，也是难以理解的。莫高窟409窟满壁以蓝（绿）色为底色，供养人像则为红色，与回鹘崇尚蓝、红的传统相吻合；而西夏尚红，在石窟艺术中主要表现为土红，与409窟的主色调完全不符；该窟的千佛图像与曹氏归义军所开莫高窟第152窟所见极为接近，体现出沙州回鹘对曹氏归义军艺术风格的继承。

总而言之，莫高窟409窟当属于沙州回鹘国时期营建的洞窟，虽与高昌回鹘石窟在艺术风格上存在共性，但差别也是明显的，表明二者不存在隶属关系；至于西夏之说，肇源于推测，失之无据，庶几可定并无什么关系足可言之。

基金项目：敦煌研究院院级课题重点项目“敦煌晚期石窟的分期与断代”（项目编号：2020-SK-ZD-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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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敦煌文物研究所编《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文物出版社，1982，第150页。[2]敦煌研究院编《敦煌石窟内容总录》，文物出版社，1996，第167页。[3]刘玉权：《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西夏洞窟分期》，载敦煌文物研究所编《敦煌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第295页。[4]刘玉权：《关于沙州回鹘洞窟的划分》，载《1987年敦煌石窟研究国际讨论会文集·石窟考古编》，辽宁美术出版社，1990，第24页。[5]段文杰：《试论敦煌壁画的传神艺术》，《敦煌研究》1981年试刊第1期，第11页。[6]刘玉权：《敦煌西夏洞窟分期再议》，《敦煌研究》1998年第3期，第1页。[7]李正宇：《悄然湮没的王国——沙州回鹘国》，载敦煌研究院编《1990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史地语文编》，辽宁美术出版社，1995，第149—174页。[8]杨富学：《沙州回鹘及其政权组织——沙州回鹘研究之一》，载敦煌研究院编《1990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史地语文编》，辽宁美术出版社，1995，第175—200页。[9]Yang Fu-hsüeh, “On the Sha-chou Uighur Kingdom,”Central Asiatic Journal Vol. 38, No. 1, （1994）：80-107；杨富学、牛汝极：《沙州回鹘及其文献》，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第9—21页。[10]森安孝夫「ウイグルと敦煌」，山口瑞鳳編『講座敦煌2 敦煌の歷史』，大东出版社，1980，第331—338页。[11]森安孝夫「沙州ウイゲル集團と西ウイゲル王國」『內陸アジア史研究』第15号，2000，第31页注18；Moriyasu Takao, “The Sha-chou Uighurs and the West Uighur Kingdom”, Acta Asiatica 78,（2000）：38, note 18.[12]Moriyasu Takao, “The West Uighur Kingdom and Tun-huang around the 10-11th Centuries，”in Berlin-Brandenburg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Berichte und Abhandlungen（Berlin: Academie Verlag,2000）, p. 340.[13]Yang Fu-hseh, “On the Sha-chou Uighur Kingdom,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Wiesbaden), 38-1（1994）：95-96; 杨富学：《沙州回鹘及其政权组织——沙州回鹘研究之一》，第1184—1185页。[14]贾应逸、侯世新：《莫高窟409窟与柏孜克里克石窟供养人对比研究》，《吐鲁番学研究》2008年第1期，第110—119页。[15]史金波：《西夏皇室与敦煌莫高窟刍议》，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4辑，宁夏人民出版社，2009，第165—171页。[16]汤晓芳：《对敦煌409窟壁画人物“回鹘国王”的质疑》，《西夏研究》2018年第3期，第54—61页；任怀晟：《敦煌莫高窟409窟、237窟男供养人像考》，《敦煌学辑刊》2019年第3期，第91—103页。[17]刘人铭：《莫高窟第409窟回鹘可汗可敦供养画像阐释——以汉文化因素探析为中心》，《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18年第4期，第142—146页；刘人铭：《敦煌石窟回鹘王身份属性再思考》，载华东师范大学艺术研究所编《中国美术研究》第38辑，上海书画出版社，2021，第15-23页。[18]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卷七《敕禁门》，法律出版社，2000，第282页。[19]史金波：《西夏皇室与敦煌莫高窟刍议》，载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4辑，宁夏人民出版社，2009，第167页。[20]史金波：《敦煌学和西夏学的关系及其研究展望》，《敦煌研究》2012年第1期，第55页。[21]杨富学：《回鹘与敦煌》，甘肃教育出版社，2013，第279—299页。[22]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卷一二《内宫待命等头项门》，第430页。[23]史金波：《西夏皇室与敦煌莫高窟刍议》，第168页；汤晓芳：《对敦煌409窟壁画人物“回鹘国王”的质疑》，《西夏研究》2018年第3期，第54—61页。[24]史金波：《敦煌学和西夏学的关系及其研究展望》，《敦煌研究》2012年第1期，第55页。[25]吴广成：《西夏书事校证》卷二五，龚世俊等校证，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第288页。[26]《宋史》卷四八五《夏国传上》，中华书局，1977，第13995页。[27]《开宝藏》原收经1081部，5057卷，分为480帙。参见童玮：《北宋〈开宝大藏经〉雕印考释》，载《印度宗教与中国佛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第158—173页。[28]石附玲「唐前半期の農業接壤地帶におけるウイグル民族——東ウイグル可汗國前史——」，森安孝夫編『ソグドからウイグルへ——ド東部の民族と文化の交流——』汲古書院，2011，第 254 頁；松井太「敦煌諸石窟のウイグル語題記銘文に關する劄記（二）」『人文社會論叢·人文科學編』第 32 號，2014，第 28—29頁；松井太「敦煌石窟ウイグル語・モンゴル語題記銘文集成」，松井太、荒川慎太郎編『敦煌石窟多言語資料集成』東京外國語大學アジ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所，2017，第54页。[29]任怀晟：《敦煌莫高窟409窟、237窟男供养人像考》，《敦煌学辑刊》2019年第3期，第94页。[30]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卷七《计二门》，第224页。[31]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卷《矫误门》，第385页。[32]刘玉权：《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西夏洞窟分期》，载段文杰主编《敦煌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第273页。[33]A. von Le Coq, Chotscho: Facsimile-Wiedergaben der wichtigeren Funde der ersten königlich preussischen Expedition nach Turfan in Ost-Turkistan（Berlin, 1913）.[34]《宋史》卷四九〇《高昌传》，中华书局，1977，第14110页。[35]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蕃夷四·龟兹》，中华书局，1957，第7720页。[36]《宋史》卷四九〇《龟兹传》，中华书局，1977，第14123页。[37]松井太「敦煌诸石窟のウイグル语题记铭文に关する劄记」（二）『人文社会论丛·人文科学编』第32号，2014年，第28—29页。[38]刘永增：《敦煌“西夏石窟”的年代问题》，《故宫博物院院刊》2020年第3期，第4—14页。[39]魏良弢：《喀喇汗王朝史稿》，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第240—241、243页。[40]脱脱等：《辽史》卷七〇《属国表》，中华书局，1974，第1163页。[41]韩中义：《喀喇汗王朝名称杂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6年第4辑，第143页。[42]脱脱等：《辽史》卷九三《萧惠传》，第1373页。[43]李铁生编著《中亚钱币（前伊斯兰王朝）》，北京出版社，2008，第330页，图9-103、9-104。[44]宋濂等：《元史》卷一《太祖纪》，中华书局，1976，第15页。[45]Michal Biran,The Empire of the Qara Khitai in Eurasian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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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按：本文转引自微信公众号：美术大观杂志（gh_649870cf8e3f）原刊《美术大观》2022年第2期，第42—47页，如若引用请参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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