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红梅 | 尽精微而致广大——杨富学著《回鹘文佛教文献研究》评介

内容提要：《回鹘文佛教文献研究》资料丰富，内容翔实，研究视角新颖，将汉文史乘、回鹘文写本与考古数据相结合，以专题的形式对9至18世纪佛教在回鹘中的兴衰历史及其对政治外交、民族交往、科技传播诸多方面的影响，进行了精细而审慎的论述，弥补了回鹘学研究领域中的空阙，对敦煌吐鲁番学、西北民族史研究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回鹘文佛教文献研究》 视角新颖  内容翔实

《回鹘文佛教文献研究》作为《西北民族文献与文化研究丛书》之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出版，全书分上、下二编，共二十九章，后附参考文献、索引及后记，计42.9万字，是回鹘学家杨富学先生又一部煌煌巨著。该书以国内外所刊布的回鹘文写本为基本数据，结合西域、敦煌的汉文写本、回鹘艺术品以及汉文史乘的相关记载，探讨了9至18世纪佛教在回鹘中的兴衰历史及其对政治外交、民族交往、科技传播诸多方面的影响。该书的出版，必然对敦煌吐鲁番学、西北民族史的研究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近十年来，杨富学先生著作频出，呈井喷之势，一发而不可收拾，学术大餐不断来袭。从早期的专著《回鹘之佛教》（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到近年来陆续推出的新著，诸如《印度宗教文化与回鹘民间文学》（民族出版社，2007 年）、《回鹘学译文集》（甘肃民族出版社，2012年）、《西夏与周边关系研究》（与陈爱峰合著，甘肃民族出版社，2012年）、《甘州回鹘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年）、《回鹘与敦煌》（甘肃教育出版社，2013年）、《回鹘学译文集新编》（甘肃教育出版社，2015年）、《西域敦煌宗教论稿续编》（甘肃教育出版社，2015年）、《回鹘摩尼教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元代畏兀儿宗教文化研究》（与王红梅合着，科学出版社，2017年）、《从蒙古豳王到裕固族大头目》（与张海娟合著，甘肃文化出版社，2017年）、《敦煌民族史探幽》（甘肃文化出版社，2018年），等等。杨富学先生不断推陈出新，新书涌出，且学术水平高，内容广涉，令人不能不佩服。假以时日，杨先生继续保持高度的学术热情，必定会跻身著作等身的知名学者之列。

《回鹘文佛教文献研究》由《回鹘文佛教文本研究》与《佛教与回鹘历史文化》二部分组成，上编侧重于敦煌、吐鲁番等地出土的回鹘文佛教写本、石窟题记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下编则重点探究回鹘佛教中的弥勒信仰、观音信仰、及其对周边民族的影响。

纵览全书，该著作的学术贡献与创新体现如下：

第一，内容丰富，研究视角新颖，反映出杨富学先生执着学术、孜孜不倦的精神。

《回鹘文佛教文献研究》汇聚了杨富学先生二十余年回鹘佛教研究之菁华。该书所录二十九篇文章均在国内外期刊上发表过，并未曾收入上述学术专著及个人文集之中。这些文章时间跨度长达近二十年，从最早发表于2000年，一直延续至今，不断推陈出新，发表新见，反映出杨富学先生执着学术、孜孜不倦的精神。但是，所刊发的期刊分散且不易检索，有六篇发表于《民族语文》、《敦煌研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等国内核心期刊之外，有二篇发表于台湾《中华佛学学报》，更多的是参加北京、兰州、香港、台湾、安卡拉、耶路撒冷等地学术会议所提交的论文。此次结集出版为年轻学子及同行学者搜检研究提供了便利。

该书研究内容丰富，开拓了回鹘学研究的诸多领域，从早期对藏密经典中“佛母”、“七宝”的考证，对弥勒信仰、观音信仰的论述，对突厥佛教、回鹘印刷术的讨论，直至近年来对敦煌464窟及榆林窟题记的解读，对《说心性经》写本属性的讨论，真是包罗万象，精彩纷呈，新见迭出。这些专题研究视角新颖，或以新资料讨论新问题，或以旧数据挖掘出新问题，具有拓荒性的学术价值。

第二，发掘新材料，重视实地考察，解决学术界悬而未决的难题。

陈寅恪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提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新材料的出现必然带来新问题，推动学术研究的发展。《回鹘文佛教文献研究》刊布了一批回鹘文佛教文献的汉译，有些属于首次翻译，还有部分文献为首次刊布，其中兰州回鹘文《八十华严》写本、莫高窟464窟回鹘文榜题属于首次刊布，具有较高学术价值。

《华严经》是华严宗据以立宗的重要经典，目前所知的回鹘文本中有《四十华严》、《八十华严》二种，其中《八十华严》回鹘文残卷在国内屡有发现，最近在莫高窟北区石窟、兰州私人藏品中亦有发现，且有贝叶式、册子式、折子式等多种形式，可见其流传广泛。兰州范氏藏品中两张回鹘文《八十华严》写卷，保存基本完好，书写精美工整，为折子式写本，分别属于《十无尽藏品》与《毗卢遮那品》。杨富学先生结合莫高窟文献的流失经历，考证了该写本的来历，认为应出自汪宗翰之私藏，后辗转为范氏所收藏。杨富学先生与阿依达尔·米尔卡马力合作首次将该写本转写成拉丁文字母，并翻译汉文，为探究华严宗在回鹘地区的流布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

敦煌莫高窟464窟素有“第二藏经洞”之称，出土了大量的回鹘文、西夏文、藏文、汉文等民族古文字写本，其中最为珍贵的文物应属千余枚回鹘文木活字。王道士、伯希和、奥登堡、张大千等曾先后造访挖掘过该窟，近年来敦煌研究院清理北区时，在第464窟附近又发现了19枚木活字。在北区464窟附近共计出土了1152枚回鹘文木活字，成为世上仅有的古代木活字实物。故有学者认为元代莫高窟北区第464窟可能是一个回鹘文刊经场所。[1]

莫高窟464窟长期以来受到国内外回鹘学者的关注，但对其断代却各持己见。敦煌莫高窟464窟原被定为西夏窟，但缺乏令人信服的证据。该窟回鹘文题记众多，壁画丰富精美，前室内容为善财五十三参变，后室为观音三十二应化现变。窟内还有回鹘文榜题，与壁画五十三参一一对应，讲述壁画之内容。可惜许多题记及榜题因年久漫漶，难以释读，仅有数则榜题可清晰辨读。杨先生多次亲赴敦煌莫高窟北区，实地考察了464窟，发现后室的甬道两壁各存汉风菩萨两身，在菩萨头顶的回鹘文榜题保存完好。杨富学先生与阿依达尔·米尔卡马力通力合作，完成了这些榜题的转写与汉译，考证三则回鹘文榜题皆为胜光法师译《金光明最胜王经》之摘抄。结合石窟艺术品，杨先生重新考证了464窟开凿重修的年代，认为该窟开凿当在北凉，原为禅窟，至元代才被改造为礼佛窟，现存壁画、回鹘文题记及写本皆为元代之作，从而证明莫高窟第464窟为元代回鹘窟，而非西夏窟。杨富学先生首次刊布的回鹘文榜题，为该窟的断代分期提供了可靠的文字材料，解决了学界一直争论不休、悬而未决的难题。

第三，洞察敏锐，善于挖掘问题，推动敦煌学的纵深发展。

杨富学先生善于发掘问题，善于洞察学界鲜为人知的新问题。近三十年来，学界对回鹘佛教的研究热闹非凡，新书新见不断推出，但佛教在突厥汗国境内的流传情况却颇受冷落，相关研究寥寥无几。隋唐时期，突厥成为北方最为强悍的少数民族，以尚武为风气，建立了疆域辽阔的突厥汗国。而以慈悲为怀的佛教如何在汗国境内流传，可以说是个饶有趣味、值得讨论的问题。杨富学先生却独具慧眼，依据传世文献的记载，结合地下出土数据，对突厥佛教之兴衰历史与基本特征进行了详尽的考察。佛教在突厥中的传播始于6世纪下半叶佗钵可汗统治时期，来自北齐、印度的高僧都曾于突厥弘扬佛法，除此，粟特佛教亦对突厥佛教的形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由于佛教戒杀生、戒争斗的教义与突厥游牧射猎、尚勇好武的习俗多有抵牾，故佛教在漠北地区未能深扎下根，在佗钵可汗去世后不久便趋于衰落。惟有居于中亚一带的西突厥人因受当地长期流行的佛教的影响，在突厥王室成员和贵族官僚的扶持下，佛教在西突厥所属之地一直非常兴盛，直到8世纪以后才随着突厥汗国的衰亡和伊斯兰教势力的东侵而渐趋衰亡。

第四，不迷信权威，勇于推陈出新，不断升华回鹘学研究的高度。

杨富学先生勇于对回鹘学研究中一些疑难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探究，善于利用新出土文献材料，不断推陈出新，修正前贤研究中的不足之处。第十五章对敦煌本回鹘文《说心性经》属性的考证，研究视角新颖，材料可信，推论过程严谨有致，可谓该书最为精彩的部分。

敦煌本回鹘文《说心性经》（Xin tözin uqidtačï nom）是回鹘文献中一部极为珍贵的篇幅较长、保存完好的佛教写本。该写本编号Or.8212-108，由斯坦因1907年在敦煌莫高窟所获得，现存伦敦大英图书馆，纸质细薄，完整无破损，与《回鹘文佛教诗歌集》合为一册，共38页，其中第2a-16b页《说心性经》，计405行。《说心性经》以回鹘文行书体书写，清晰可读，文中夹写汉字，据其题跋与文字特征，推断应成书于元代。[2]

回鹘文《说心性经》长期以来颇受学术界的关注，但国内外学者对其属性持不同观点，尚无定论。1976年，日本学者庄垣内正弘对该文献进行了系统研究。[3] 特肯（Ş. Tekin）认为该文献并非翻译作品，而是回鹘文原创著作，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将其转写、翻译成德文并附有图版。[4] 德国著名回鹘学家茨默（P．Zieme）提出这部著作译自汉文佛典，但所依据的底本却无法确定。[5] 德国回鹘文专家劳特（J．P．Laut）认为它可能为某瑜伽（Yogacara）行派著作的译本。[6] 国内学者倾向于认为它是回鹘文献中唯一的一部佛教哲学原著。[7] 张铁山对该写本进行深入研究，并翻译成汉文。[8]阿里木·玉苏甫分析了该文献的语言特点与佛教术语，认为《说心性经》不是译作，而是一部原创的回鹘文佛教哲学著作。[9]

由此可知，国内外学者对回鹘文《说心性经》的研究不可不谓精彩纷呈，成果颇丰，以常理推之，如若更深入探究，欲提出新论，必然需要更为可信的材料来左证，否则，必会引起学界争议。杨富学与张田芳先生却另辟蹊径，没有停留在泛泛而论式的推论，而是从敦煌莫高窟北区新出土的回鹘文写本中寻找论据。首先，该书对《说心性经》作者的身份进行考证，[10] 写本尾跋中Čisuya（齐苏雅）学界以往将其视作抄写者，据莫高窟北区回鹘文写本 B140：5，他翻译过《文殊所说不思议佛境界经》等经典，据北区回鹘文写本B128：18，齐苏雅都统非为普通书手，而是精通佛典、能够讲授五部佛经的佛教高僧，应为《说心性经》的撰写者而非抄写者。

回鹘文《说心性经》从内容上看，旨在论述心性问题，禅味十足。杨富学与张田芳先生将该写本与诸敦煌禅宗写本和各种禅籍一一比照，发现回鹘文《说心性经》大量引录敦煌禅宗写本《观心论》《修心要论》《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疏》以及禅宗经典《圆觉经》、禅宗灯史《宗镜录》中的文字，有的直接引用，有的为改编。最终推论，认定《说心性经》不是某一种佛学著作的翻译与改编，而是以禅宗典籍为主，根据自己的理解而进行的创作，均为四行诗形式，既是现知唯一回鹘文佛学原著，又可视作一部优美的禅学诗歌集。

当然，本书也存在一些值得提升的空间，仍存在着不够完美之处。该书收录了杨富学先生一些早期论文，并在内容上保持其旧貌，虽呈现出杨先生学术探索的历程，但也保留早期论文的瑕疵。杨富学一向重视回鹘文文献的搜集，在《回鹘弥勒信仰考》、《佛教与回鹘印刷术》等章节中，搜集了一些相关的题记、赞美诗、铭文、发愿文等，但不足之处在于仅引用了译成汉文的译释，却没有引出其回鹘文原文，对于后来者的参考引用带来一定的难度。不过，整体而言，《回鹘文佛教文献研究》一书视角新颖、材料翔实，信息丰富，突破了以往回鹘文佛教文献研究的局限性，对敦煌学、回鹘学研究必将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作者简介：

王红梅（1972-），女，新疆昌吉人，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研究员、民族学博士，主要从事回鹘文文献及西北民族史研究。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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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伯希和著，耿昇译《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75页。

[2]  张铁山《回鹘文佛教文献<说心性经>译释》，毕桪等编《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与文献论集》，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97年，第341页； 牛汝极《回鹘佛教文献——佛典总论及巴黎所藏敦煌回鹘文佛教文献》，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30—231页。

[3]  庄垣内正弘《“ウイグル语写本·大英博物馆藏Or. 8212 (108)について”》，《东洋学报》第58卷第1—2期，第1—37页。

[4]  Ş．Tekin，Buddhistische Uigurica aus der Yüan-Zeit，Budapest，1980，pp．17-142．

[5]  P．Zieme，Religion und Gesellschaft im UigurischenKönigreich von Qoco．Kolophone und Stifter des alltürkischen buddhistischenSchrifttums aus Zentralasien，Opladen：Westdt．Verl，1992，p．44．

[6] J．P．Laut，Berwetung der buddhisische Uigurica aus der Yüan-Zeit，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andischen Gesellschaft，Bd．134，1984，P．153．

[7]  耿世民《敦煌突厥回鹘文书导论》，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第112页；张铁山《回鹘文佛教文献<说心性经>译释》，《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与文献论集》，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97年，第341页。

[8]  张铁山《回鹘文佛教文献<说心性经>译释》，毕桪等编《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与文献论集》，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97年，第341—371页。

[9]  阿里木·玉苏甫《回鹘文<说心性经>来源考》，《民族语文》2010 年第1 期，第59—64页；阿里木·玉苏甫《敦煌回鹘写本<说心性经>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5页。

[10]  杨富学、张田芳《回鹘文<说心性经>作者身份考》，《中国边疆学》2017年第1期，第192—199页。

编按：本文原刊《2023敦煌学国际联络委员会通讯》，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第98—1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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