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玉军 | 复原的历史与千年的回音——读《甘州回鹘史》
摘要：甘州回鹘是回鹘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廓清甘州回鹘的历史，对于研究裕固族的形成历史、河西走廊及其周边民族格局的形成历史具有重大意义。因此，长期以来甘州回鹘史得到了各方家的梳理研究，不仅有许多富有洞见的主题论文，而且在许多相关史学著作中也频频述及，而朱悦梅女士和杨富学先生的2013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甘州回鹘史》却是这一领域首本研究专著。这一专题研究成果的奉献，是回鹘学研究进一步深入的标志性成果，尤其是对于研究裕固族形成历史更是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甘州回鹘；裕固族
甘州回鹘是回鹘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廓清甘州回鹘的历史，对于研究裕固族的形成历史、河西走廊及其周边民族格局的形成历史具有重大意义。因此，长期以来甘州回鹘史得到了各方家的梳理研究，不仅有许多富有洞见的主题论文，而且在许多相关史学著作中也频频述及，而朱悦梅女士和杨富学先生的2013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甘州回鹘史》却是这一领域首本研究专著。
古城甘州傍依祁连山，位于河西走廊中部，地处我国农牧交错带主线，丝路古道横贯全境，东接汉地中原、北融蒙古高原、南连青藏高原、西通西域欧洲，是沟通东西方商贸的干线通衢，也是四方文化交汇的熔炉，自古以来就是历朝历代各大民族称雄必争之地。作为一个外来民族政权，甘州回鹘汗国河西走廊存在了140多年，不仅对于当时的西北政治格局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也对于此后时至今日西北民族形成格局产生了深刻的潜在影响。
《甘州回鹘史》正是基于此，“将甘州回鹘——坐落在河西走廊中部的一个地方少数民族政权——作为主体对象，对甘州回鹘立国河西走廊之后的历史活动情况加以分析。从人地互动的关系，特别是从地缘关系的角度，探讨甘州回鹘为维护生存空间所进行的活动，就甘州回鹘与周边政权的关系做出系统梳理，以期对甘州回鹘的历史活动进行客观的历史再现。”[1] 这样，就使得甘州回鹘这一立国于丝路咽喉的地方政权历史文化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里得以复原，进一步凸显了其历史作用，也为我们研究今日西北民族格局形成提供了整体的视角和丰富的史料。
一、立足地缘政治格局，揭示甘州回鹘的历史作用
河西走廊是中国内地通往新疆的要道。东起乌鞘岭，西至古玉门关，南北介于南山（祁连山和阿尔金山）和北山（马鬃山、合黎山和龙首山）间，长约900公里，宽数公里至近百公里，为西北—东南走向的狭长平地，形如走廊，称甘肃走廊。因位于黄河以西，又称河西走廊。走廊分为三个独立的内流盆地︰玉门、瓜州、敦煌平原，属疏勒河水系；张掖、高台、酒泉平原，大部分属黑河水系，小部分属北大河水系；武威、民勤、永昌平原，属石羊河水系。河西走廊的生存完全依赖于祁连山的积雪融水的滋养，自古以来就是中国西北最大的粮食基地。从古至今，河西走廊不仅是沟通东西方的商贸要道，也是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两大文化碰撞、交流的桥梁。而甘州居于河西走廊中部，属于中国第二大内陆河—黑河流域，在沟通东西、连接南北中所起的作用就更加突出了，它向东越乌鞘岭与中原内地沟通、向南经大斗拔达坂（今扁都口）连接青藏、向北穿居延海古道与蒙古高原相连、向西过玉门关与西域互通，处于河西走廊这一通衢枢纽的核心位置。因此，它自古以来就是各方势力角逐和争夺的要冲。
自汉代中原王朝据有河西走廊凿通西域以来，河西走廊就成为了中原王朝与西域各方联系的孔道，也成为了中原王朝借由控制西域及北方草原的据点、基地、屏障和跳板，谁控制了河西走廊谁也就控制了统驭西域北方的主动权，这一点时至今日也还是具有同样重要的地位和意义，这也就是河西走廊在历史上在地缘政治中所处的地位和价值。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地缘政治缘故，甘州回鹘才会选择甘州于公元9世纪80年代末立国于此。9世纪后期的这一区域，由于中原王朝北宋式微，势力无法达及这一地区，因此先后借势兴起的沙州归义军、吐蕃六谷部、西夏与辽分列其四周。而据有河西走廊中心位置的甘州回鹘汗国，不仅控制了丝绸之路这一东西方商贸大动脉，也借此控制了东西方朝贡贸易的通道。北方草原、西域诸方、沙州归义军等势力只有通过河西走廊才能赖以与中原朝贡而互惠生存，这也就揭示了甘州回鹘汗国的历史地位和命运发展。甘州回鹘汗国立国于纷乱的时代，凭借与中原及周边割据势力的纷争从中渔利生存，在这场交织的力量利益的博弈周旋中甘州回鹘汗国巧妙利用各方关系的此消彼长存在了一个世纪，这也充分展示了甘州回鹘的政治智慧和外交能力，在这一地缘政治的角力和斗争历史中甘州回鹘留下了自己浓墨重彩的一笔。
同样，由于甘州在地缘政治中的重要地位，据有甘州也始终是周边各方势力不约而同的政治目标，这也就注定了甘州回鹘汗国炫目而短暂的命运。终于在不断打击下于公元1028年亡国于西夏。
甘州回鹘这种发现并利用河西走廊中部重要的地缘政治关键位置，长期活动并且最终立国于此长达一个多世纪之久，也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回鹘频频入居河西地区的根本原因：即利用丝路古道的枢纽地位，充分依托和利用这一地缘政治格局中的优势来发展自己。同时，立足河西的政治外交历史过程，也预示和揭示了甘州回鹘崩溃之后的去向选择。也为学界“随着甘州回鹘政权的崩溃，甘州回鹘各部再次离散。据记载，投奔青唐（今西宁地区）吐蕃首领唃厮啰的一支，就有数万人。这一部分甘州回鹘部落，以后大概融合于吐蕃人了。另一部分人，则逃入北宋境内，安居秦陇之间。……还有一部分甘州回鹘部落，可能还包括甘州回鹘可汗‘夜落隔’的后裔，退出沙州以南，仍过着游牧生活。这支甘州回鹘部落的余部可能就是不久之后出现的‘黄头回纥’，即今日裕固族的直接祖先。其余没有迁徙的甘州回鹘部落，均被西夏征服，沦为附庸，其数目究竟有多少尚不清楚。他们同西夏境内的党项、汉、吐蕃等各民族长期共处，逐渐融合了。”[2] 这一论述做出了最好的注解。
在藏族的历史典籍中，“霍尔”是一个经常出现的民族称谓，但是在不同历史时期所指的民族就有所不同。据《藏汉大辞典》说：“霍尔，名词。不同的时期所指的民族不同，唐、宋时期指回纥；元代指蒙古人；元明之间指吐谷浑人；现在指藏北牧民和青海土族。”[3] 换言之，霍尔就是藏族对不同时期相邻的阿尔泰民族的称谓，据韩儒林先生考证，“霍尔”一词就是源于藏族对“回鹘”一词的译音。这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河西地区的回鹘人逐渐融入周边藏族、土族、蒙古族的历史过程。
二、着眼地缘生态环境，阐释甘州回鹘经济
河西走廊傍依祁连山，依靠石羊河、黑河、疏勒河三大水系，自汉以来就逐渐成为重要的农作区，扼丝路咽喉又是重要的商贸通道，依祁连山麓又是游牧的基地。群山草原放牧、绿洲垦殖农业、集镇缀联商贸，就是河西走廊历史上形成的自然生态相合的生计模式。只是不同的历史时期，有所倚重不同，但是这一地缘所形成的自然生态环境基础却是一样的。因此，在晚唐五代宋初这一变幻多端的历史时期立国于此的甘州回鹘汗国，正是充分发挥了自己与中原王朝自有唐一代所形成的友好传统，扼守并且巧妙地利用丝路孔道这一商贸通衢，形成了游牧为主、农业为辅，巩固城池保护商贸及手工业的社会经济模式。
840年，漠北回鹘汗国崩溃，部众分部迁徙，回鹘社会经济从此分野发展。西迁建立哈喇汗王朝和高昌回鹘汗国的这一支回鹘人，在融合了西域绿洲及市镇原有的土著民族后，开始也逐渐走向定居农耕，逐渐放弃了游牧为主的传统生活。南下建立了甘州回鹘汗国的这一支回鹘人，其社会经济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游牧不再一统天下，而农业和商业开始获得了发展。
回鹘人在漠北高原开始，就利用粟特人来兴建城市，集聚财富、发展商贸，同时开发城郊农业，促进城市手工业发展。立国甘州的回鹘人，同样立足甘州城，利用粟特人来发展丝路贸易。但是，正如有些学者指出的一样：“对任何游牧集团来说，固守防御将会招致风险。但是建城也有一些积极方面，一座城墙环绕的城市可以成为商品贸易的安全之所。一个游牧社会越是需要这类货物，就变得越不灵活，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更易通过迁移而不是筑城防御的方式去保护财物。此外，有城墙的城市很少会遭到游牧力量的劫掠，这是因为游牧势力无法围困一座城市或者突破城墙。伟大的蒙古征服者用其对城墙防御的快速瓦解混淆了这一事实。在一开始，蒙古人无法攻占有城墙防卫的市镇，而只是在他们获得了有技术的穆斯林和中原工匠之后才发展出这一攻城能力，这些人在蒙古人的监视之下展露才能。从消极方面来说，一座富裕的城市会成为其他游牧力量时刻惦记的目标。游牧帝国经常遭受一系列打击，必须加以重组，并慢慢恢复元气，一旦帝国的过多力量与财富积聚在一个城市的话，这个城市的陷落对帝国而言就将是致命的。”[4]
无论是漠北回鹘汗国，还是后来的甘州回鹘汗国也罢，游牧为主是他们社会经济的基础，游牧经济分散放牧的本质就决定了鲜有军力来驻城守卫，这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就成了解释这两个回鹘人的汗国最终旋起旋灭城破国亡的原因之一。
三、基于地缘文化环境，复原甘州回鹘文化
如前所述，漠北回鹘汗国崩溃后，西迁的部众的历史文化也开始向着两个方向发展了。西迁并建立了哈喇汗王朝和高昌汗国的西域回鹘人，在融合了西域诸多原有土著民族之后，由游牧逐渐转事定居农耕，文化开始向中亚倾向发展，最终被伊斯兰文化圈覆盖；南下建立甘州回鹘汗国的回鹘人，始终秉承着游牧为主的传统生活，在周边汉、藏等强势文化的边缘生存，甘州回鹘活动于河西走廊的时期，也正是佛教文化由西域沿河西走廊向中原传播正盛的时期，所以甘州回鹘大部分都逐渐融入汉藏佛教文化圈。回鹘人的融入，对于今日河西走廊及秦陇汉族、青唐河湟藏族及土族、西部卫拉特蒙古人的形成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当今西北民族格局的形成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基于这样的地缘历史环境下，就能够比较清晰地梳理出甘州回鹘的文化。萨满教信仰仍然是甘州回鹘信仰的根基，上层贵族阶层的摩尼教信仰越来越趋于微弱了，而佛教文化的影响力却日盛。这在作为河西回鹘后裔之一的裕固族当中，在他们当今的生活中依然可以找到其宗教演变的印记。在裕固族的宗教信仰世界里，比如从笔者生活的亚拉格部落，他们一年四季的游牧生活仔细观察，家家户户有春季请萨满祭天神、祭祀羔羊、小孩剃头礼、剪马鬃，夏季择日祭祀并缝制帐篷、祭祀鄂博、祭祀神树、祭泉水，秋季再次请萨满祭奉天神等信仰民俗，更有万物有灵为核心的以水、火、奶等崇拜为主要内容的日常生活习俗，以及烧羊肩胛骨算卦、结绳算卦、加达斯祈雨、星云天相卜算等萨满巫术，都深刻的反映了裕固族以萨满信仰为根基的精神文化。
板达霍尔是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马蹄藏族乡的一个古老的部落，是马蹄藏族十四族的组成之一，主要分布在马蹄乡的芭蕉湾、楼庄子一带，不同时期的方志史书又称其为“白头目部落”或“洪水大头目部落”。“板达霍尔”就是藏文史料对于甘州回鹘的称谓，只是历经长期共处，如今已经融为了当地藏族的一个部落。据裕固族学者、作家铁穆尔《裕固民族尧熬尔千年史》一书记述，“板达部落是唐古特人的一个部落。但是西拉尧熬尔人认为他们是察汗尧熬尔部落，只是已唐古特化了。板达部落也叫做‘察汗诺彦鄂托克’，意为‘白头目部落’或‘白部落’。……唐古特人称他们为‘板达霍尔’（此处的霍尔指尧熬尔人）。唐古特人说只有‘板达霍尔’是甘州回鹘的嫡亲后裔，而其他西拉尧熬尔均系明代来自西域。蒙古人称他们为‘察汗尧熬尔’。黑河以西的西拉尧熬尔人也称他们为‘察汗尧熬尔’，意为‘白尧熬尔’。”[5]
以萨满教为传统信仰的裕固族，山神是其诸神崇拜中的一大重要系列之一，除了祭祀腾格尔汗等主要的神以外，裕固人还一直保持着祭祀守护神“白哈尔”的传统。白哈尔神在板达霍尔部落境内的杰乌拉尔神山上，据传说这儿曾是甘州回鹘的圣地之一，这些在藏文史料中记载的很丰富、也很详细。据记载，吐蕃王赤松德赞时，莲花生大师要指定一位桑耶寺的守护神，莲花生大师根据龙王苏普阿巴的建议，要从霍尔地方请一位伟大的神。按照莲花生大师之意，吐蕃王赤松德赞派大将达扎路恭率军队越祁连山打败了“巴达霍尔（板达霍尔）”，即甘州回鹘，占领了甘州回鹘的神山杰乌拉尔，并请走了回鹘人的守护神白哈尔，搬走了回鹘人禅院里的财宝。白哈尔被吐蕃人请走后置于桑耶寺，被西藏万神殿接纳。700年之后，到了五世达赖阿旺罗桑嘉措时期又移置于乃琼寺，所以藏语中白哈尔又叫做乃琼杰乌，逐渐成为了藏传佛教格鲁派世间护法神的主神。[6]
《格萨尔王传》不仅在藏区流传甚广，而且在周边的蒙古族、土族、裕固族当中也有不同的变体流传。它不仅是一部藏民族的英雄史诗，而且也是一部口述史诗，它的史料价值越来越受到学界重视。
据学者研究“《格萨尔王传》中的‘霍尔国’作为岭格萨尔王的敌族或被征服的民族，主要指从北方蒙古高原南下或藏化的民族。” “在《格萨尔王传·霍岭大战》中的‘霍尔’共分三部，即黄帐部、白帐部、黑帐部。据著名的藏族学者松巴堪布益西班觉（1704-1788）考证：在距青海湖西北七、八天的路程，有一个地名叫巴董，有一条河叫熊吓河。从这里到汉族的肃州城的土卡之间有所谓霍尔黄帐部落。此亦即所谓撒里畏兀尔。又称‘班达霍尔’。又称‘霍屯’。‘肃州’，隋仁寿二年（公元602年）置，治所在福寿（今酒泉），大业初废，唐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复置，辖境相当于今甘肃疏勒河以东，高台以西地区。公元8世纪后期至九世纪中叶曾属吐蕃。松巴堪布认为‘霍尔’黄帐就是撒里畏兀尔即元明时代的裕固族的名称。现代藏族著名学者毛尔盖·桑木丹也有同样的看法，见于《格萨尔其人》一文中。但他把‘肃州’写成‘甘州’，不过这两州相距不远，而且都曾被吐蕃占领过。毛尔盖·桑木丹先生不但认为霍尔黄帐就是裕固族，而且认为‘撒里畏兀尔’是蒙古语黄帐之意。‘畏兀尔’变音为‘裕固’。”[7] 在这里松巴堪布益西班觉先生把“班达霍尔”（即板达霍尔）的驻牧地确定为甘州是正确的，因为当时河西回鹘的中心就在甘州，而作为甘州回鹘属部的板达霍尔部落自古至今一直游牧在今甘州以南的肃南县马蹄寺附近，而毛尔盖·桑木丹先生因此就错了，而且把撒里畏兀儿认为是蒙古语“黄帐”之意也是错误的，大家知道这就是操突厥语的西部裕固人的自称，直译就是“黄畏兀儿”的意思。至于“畏兀儿”译作汉语“裕固”，就是根据裕固语读音的谐音来翻译的。
另据內贝斯基《西藏的神灵和鬼怪》一书记载，因为板达霍尔曾被吐蕃人打败，所以“就禁止在白哈尔现今的主要居处乃穷寺演唱格萨尔史诗，在哲蚌寺的附近也不许演唱。”[8] 就是怕白哈尔神想起曾经战败的往事而生气发怒。同样，至今裕固族人去藏区佛地朝圣，藏族人是不乐意让尧熬尔人去拜白哈尔护法神的，尤其是不让尧熬尔人单独去拜，更不让说尧熬尔语，怕白哈尔听到了想念家乡，就会回到故乡尧熬尔人那里。这在崇信藏传佛教的裕固人中间是都知道的事情。现在的尧熬尔人把白哈尔称作“joɤorpərqan”,直译就是“尧熬尔神”的意思，这也是白哈尔曾经作为祖先守护神和战神的历史记忆在当代裕固族人中的反映。
杨富学先生，数十年如一日在回鹘学研究领域钻研，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也得到了国内外学界的普遍重视，成为了国际知名的回鹘学家。作为北方游牧民族之一的回鹘，由于本民族所记载及所留存资料有限，而周边以汉文正史中比较简略的记载为主要依托资料，而甘州回鹘存在的晚唐五代宋初时期，连相关的汉文资料也更加稀缺，在这样的情况下，能够辅助利用敦煌文献等，梳理复原出一个地方民族政权的历史文化，让我们又一次看到了杨富学先生过人的史料考据功底及综合研究能力。这一甘州回鹘历史文化的专题研究成果的奉献，是回鹘学研究进一步深入的标志性成果，尤其是对于研究裕固族形成历史更是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
注释：
[1] 朱悦梅，杨富学． 甘州回鹘史［M］.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14．
[2] 编写组． 裕固族简史［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 31—32．
[3]霍尔·努木． 试释藏文“霍尔”一词［J］．西藏研究． 1998，(1) ．
[4] [美]巴菲尔德． 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M］． 袁剑，译． 南京: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 216—217．
[5] 铁穆尔． 裕固民族尧熬尔千年史［M］． 北京: 民族出版社，1999: 127．
[6] [奥地利]內贝斯基． 西藏的神灵和鬼怪［M］． 谢继胜，译． 拉萨: 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 111—127;莲花持名． 莲花生大士全传［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528—531．
[7] 霍尔·努木． 试释藏文“霍尔”一词［J］． 西藏研究． 1998，(1) ．
[8] [奥地利]內贝斯基． 西藏的神灵和鬼怪［M］． 谢继胜，译． 拉萨: 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120。
【编按】本文原刊《河西学院学报》2015年第6期，第38~42页，引用请参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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