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富学 | 浚县大伾山六字真言题刻研究
大伾山（包括浮丘山）位处历史文化名城——河南省浚县城东南，系太行山的余脉，东西宽0. 95公里，南北长1. 75公里，海拔高度近135米。该山虽够不上名山大川，但却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山上多处可见的六字真言题刻，就是不可忽视的历史见证。近期，笔者应邀前往该地对这些题刻进行了为期2天的考察，并受命从事研究，偶有所得，值佛学名宿楼宇烈先生七十华诞之际，谨呈此文作为纪念，并借以向楼先生及诸位同仁求教。
一、大伾山六字真言题刻概述
在大伾山现存的历史文物中，摩崖石刻、铭文占有相当重要的分量，本文所述的六字真言题刻都属于这一范畴。这些题刻分别使用了汉、梵、回鹘、八思巴等多种文字，兹一一标举于下。
1．汉文题刻2处，一可见于天宁寺大佛楼北崖石壁，一见于纯阳洞天圆门下崖壁，均为楷书。前者系元代之物，后者时代不详。
2．梵文题刻7处。在大伾山的六字真言题刻中，最多见的是古天城体 (Devanāgarī)梵文，现已找到的至少有7处。其一在天宁寺大佛楼北石壁（图1），字呈红色，有至元六年（1269）题款；其二见于伟观亭崖壁；其三、四分刻于太平兴国寺上崖壁（图2）和丰泽庙康显侯告碑碑额，其侧各有回鹘式蒙古文（简称“蒙古文”或“蒙文”）题记一则；另外3处则见于浮丘山千佛寺洞口（图3）和上方石壁（图4）。其中一处旁题：“元至元六年（1269）二月大名路浚州达鲁花赤奉政大夫一心供养”。这些梵文题刻内容完全一致，读作：O/ mani padme hūm。
吾人固知，梵文是公元前6世纪左右产生于印度的一种结构比较复杂的音节文字。起源于阿拉美字母(Ahrimans) 的一支——闪米特文字 (Semitic) 。早期梵文字母与阿拉美字母之间有三分之一是完全相同的，三分之一近似，另有三分之一则迥然有别，但又不乏和谐的痕迹。由于这种文字被认为是万能的梵天 (Brahmā) 创造的，故被称为梵文，有时又音译作婆罗谜文。这种文字最早自右向左书写，与阿拉美文字相同，只是到后来才改为自左向右书写，其最大特点是按音节书写，不按单词书写。因地域和时代的不同，又形成了多种变体，其中的西部变体在中亚及我国西域地区影响极大，直接促成了“焉耆—龟兹文”和于阗文的形成。前者被称为“中亚斜体”，后者则被命名为“中亚直体”。[1] 此外，今天的藏文也是根据梵文字母于7世纪创制的。
梵文行于印度，但南、北各异。行于北印度者多方形，行于南印度者多圆形。大伾山所见均为方形字体，应系北印度之梵文。
在以上7处梵文题刻中，见于康显侯告碑碑额上者需作一些特别的说明。康显侯告碑现存大伾山丰泽庙内，刻于北宋宣和元年（1119），题《宋封丰泽庙康显侯敕并碑记》，额篆“康显侯告”四字，同时附以草体梵文六字真言和蒙古文题记（图5）。
这则蒙文题记之内容与太平兴国寺上崖壁所刻相同，可转写为：taimingluu sungĵiü taruΥači bičig-sin。其中，taimingluu指大名路（治今河北省大名县）；sungĵiü，为浚州（今河南省浚县）之音译；taruΥači即达鲁花赤，蒙古语原为镇压者、制裁者、盖印者之意，转而有监斩官、总辖官之意。元时汉人不能任正官，多数行政机关及各路、州、府、县均设达鲁花赤，主要由蒙古人充任，亦常参用色目人，以掌印办事，把握实权。题记中最后一字bičig-sin意为书、碑、记等。如是，则这段文字可译作“大名路浚州达鲁花赤题”。书写者身份当为蒙古人，说明二题记均为元代之物。
元代蒙古文文献存世者极为稀少，以原件形态保存下来的只不过仅有数十种而已（包括写本、印本、碑铭、印文、符牌等），此外，就是敦煌石窟与内蒙古自治区阿尔寨石窟中发现的为数不多的元代蒙古文题铭了，故曰，大伾山的这二则蒙古文题记尽管内容不多，但同样弥足珍贵。
3．回鹘文题刻一处，见于大伾山伟亭观（图6），写作oom ma ni bad mi qung。其写法与敦煌莫高窟现存的《六字真言碣》（用汉、藏、回鹘[2]、天城体梵文、西夏和八思巴字合璧刻写）中同一内容有别，也不同于莫高窟第61、152、180、256、464、465窟及安西榆林窟第12窟、敦煌西千佛洞第10窟等石窟中所见。在莫高窟、榆林窟和西千佛洞的所有例证中，回鹘文都是竖写的，依照梵文的原始写法，分为四字，写作oom mani badmi qung，这比较符合回鹘文书写的一般习惯。而在大伾山题刻中，它被分作六字，而且采用是竖写横排列，正如同本应竖写竖排列的八思巴字在这里也被竖写横排列一样。这种写法在别处是甚为稀见的，愚以为，之所以做这样的处理，应是书写者出于保持与梵文、藏文、汉文写法一致的需要，因为它们都是横向排列的，而且也都被分作六字书写。如果这一推测不误，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大伾山的回鹘文六字真言题刻已被中原的回鹘人地方化了？
回鹘文是以回鹘（今维吾尔族与裕固族的共同祖先）为代表的北方突厥民族所使用的一种文字。公元7至8世纪，回鹘人游牧于色楞格河和鄂尔浑河流域一带，于744年取代突厥，在蒙古高原建立了雄强一时的漠北回鹘汗国（744～840）。9世纪中叶，由于天灾人祸，部内大乱，在黠戛斯（今新疆柯尔克孜族与中亚吉尔吉斯人的祖先）的攻击下分崩离析，部众纷纷西迁，一支奔至吐蕃统治下的河西走廊，先后以甘州（今甘肃张掖市）、沙州（今甘肃敦煌市）为中心建立了自己的政权——甘州回鹘和沙州回鹘；另一支逃往中亚葛逻禄统治区，建立了哈喇汗王朝；第三支入新疆，以高昌（今新疆吐鲁番市）、北庭（今新疆吉木萨尔县）为中心建立了高昌回鹘王国。此后，他们由游牧改为定居，原于8世纪左右以中亚流行的粟特文字母为蓝本而创制的民族文字——回鹘文也随之得以迅速发展，成为宋元时代河西走廊、西域、中亚诸地通行的文字之一，被广泛使用以书写诏告敕令、宗教典籍、文学作品、契约文牍和历法医籍，留下了极为丰富的文献资料。后来，回鹘人改信伊斯兰教，回鹘文也逐步被阿拉伯字母取代，大致自16世纪后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不复流行，成为 “死文字”。
回鹘文是一种音素文字，其基本字母最初为18个，后经过不断的发展，最后演变为23个。在23个字母中，5个用来表示8个元音，18个用来表示21个辅音。字母的写法有字头、字中、字尾之分，形式不一。其写法最初由右向左横书，后可能受汉文的影响而改为自上而下直行竖写。[3]
这种文字对周边民族曾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13世纪初，回鹘文为成吉思汗所认识，并以其字母为基础而创制了蒙古民族自己的文字，即前已提及的回鹘式蒙古文。这种文字的发展，从13世纪初到17世纪初是第一阶段。这时，字母的笔画结构，基本拼写规律和书写体式都与回鹘文相似，保持着古朴的面貌。17世纪以后进入第二阶段，在不同地区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1648年，咱雅班智达在这种蒙古文的基础上创造了适合卫拉特方言特点的托忒文。差不多与此同时，通行于其他广大地区者的回鹘式蒙古文也发生了明显变化：字母的笔画结构有所改进，拼写规律趋于严密，一个词分为两段的现象消失了，形成了区别于古代蒙古文的近代蒙古文，行用至今。[4] 1599年，女真首领努尔哈赤命令巴克什额尔德尼、扎尔固齐噶盖二人仿照古代回鹘式蒙文创造了满文。后来，锡伯族又以满文为基础创制了锡伯文。
4．八思巴字题刻一处，可见于大伾山龙洞上崖壁（图7）。读作：om ma ni pė mi hụng。
八思巴字是元世祖忽必烈于命国师八思巴(Phas-pa，1235～1280) 根据藏文字母而创制的一种拼音文字，始创于1260年，即忽必烈登蒙古国（1206～1271）大汗位的第一年。《元史》八思巴本传记载说：
帝师八思巴者，土番萨斯迦人，族款氏也……中统元年，世祖即位，尊为国师，授以玉印。命制蒙古新字，字成上之。其字仅千余，其母凡四十有一……至元六年诏颁行于天下。诏曰：“……自今以往，凡有玺书颁降者，并用蒙古新字，仍各其国字副之。”[5]
这种文字最初被忽必烈命名为“蒙古新字”，不久即改称“蒙古字”，并被最高统治者确立为官方文字。按照忽必烈最初的构想，主旨在于要用八思巴字取代原来使用的回鹘式蒙文，以之“译写一切文字”。[6] 亦即在用这种文字拼写蒙古语外，还用以记录其它语言。现存资料证明，除蒙古语外，它至少还记录了汉语、藏语、梵语及回鹘语等多种语言。[7] 但由于这种文字并不如回鹘式蒙文那样适合于蒙古语言的书写与表达，故蒙元最高统治者虽不遗余力予以推崇，但始终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不仅在民间得不到普遍认可，即使在地方政府机构中，八思巴字也一直未能取代回鹘式蒙文的地位，反而仅仅行用了110余年便随着蒙元帝国的灭亡而寿终正寝。[8] 庶几乎由此可以推断，浚县大伾山的八思巴字六字真言应镌刻于元代，它的发现，成为元人用八思巴字译写梵语的例证之一。
二、六字真言考释
六字真言，在大伾山汉文题刻中写作“唵、嘛、尼、巴、迷、吽”，而在其他更多地方，却是以唵、嘛、呢、叭、咪、吽形式出现的，如同上文所述回鹘文、八思巴字题刻一样，均为梵文o/ mani padme hūm的音译。
六字真言的最初原型，始见于6～7世纪成书的《佛说大乘庄严宝王经》（梵文作Avalokiteśvara-Guzakārazdavyūha，藏文作Za-ma-tog-bkod-pa）。[9] 据宋人赵安仁、杨亿编纂《大中祥符法宝录》载，此经之汉文译本系天息灾（?～1000）于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译出，共计4卷。但六字真言并未因此而在印度及中原地区流行，只是后来随着藏传佛教影响的扩大才逐步流行开来。
梵文o/mani padme hūm，常被奉为佛教秘密莲花部之“根本真言”。究其名义，则唵(O/)表示“佛部心”，谓念此字时，自己的身体要应与佛身，口要应于佛口，意要应于佛意，只有身、口、意与佛融为一体，才能获得成就；嘛呢，为梵文mani之音译，原意为“摩尼宝珠”、“如意宝”等，表示“宝部心”，据说此宝出自龙王脑中，若得此珠，则入海能无宝不聚，上山能无珍不得，故又名“聚宝”；叭咪，相当于梵文padme，原意为“莲花”，表示“莲花部心”，以此比喻法性如莲花一样纯洁无瑕；吽，即梵文hūm，表示“金刚部心”，祈愿成就的意思，意谓必须依赖佛的力量，才能得到“正觉”，成就一切，普渡众生，最后达到成佛的愿望。[10] 藏传佛教把这六个字看作经典的根源，主张信徒循环往复持诵思维，念念不忘，认为如此即可积累功德，“功德圆满”可得解脱。
六字真言在藏族中的最初奉行，考其根源，应与《佛说大乘庄严宝王经》（又称《宝箧经》）之藏译密切相关。至于该经藏文本的来源，元人庆吉祥等纂《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卷5和布顿（1290～1364）于1322年所著《善逝教法史》是这样记载的：据传公元4～5世纪顷拉脱脱日王在位时，宝物自天而降，既有佛像，也有佛经，其中就有《佛说大乘庄严宝王经》。那时虽未译为藏文，但却受到了崇拜。7世纪时，松赞干布又派遣端美三菩提赴尼波罗（今尼泊尔）求经，得梵本而携归，并命之译成藏文。但实际上，该经流入藏地的时间要比之晚得多，大约在9世纪左右，故而日本学者今枝由郎断言《大乘庄严宝王经》自天而降的说法实际上 “是一桩没有任何史料价值的宗教性传说”。那么，该经于藏地的出现应归于何时呢？他指出：
在812年编纂后并译成藏文的佛经书目《登迦玛目录》中就已经收录有该经文了。此外，根据德格版本所记载，译文的跋中就已经提到，这部经卷是由胜友、持戒和益西岱所翻译的，这样，《大乘庄严宝王经》（《宝箧经》）藏文译本的出现时间很可能最迟也超不过九世纪初叶。[11]
此说理由充分，依据可靠，应是比较可信的，决非孟浪之语。
《佛说大乘庄严宝王经》是一部宣扬观音法力的经典。究竟其义，乃宣扬其法力之无上，她可以使众生脱离六道轮回之苦而获解脱。
在藏传佛教中，六字真言（六字大明咒）又被称作观世音菩萨的大悲心咒，只要常念这神奇的咒语，即可获得现报，修持方法极简单易行。14世纪成书的《西藏王统记(GyalrabSalwai Melong)》以《白莲花经》[12] 的基本思想为基础，对六字真言所体现的观音法力作了如是概括：
此六字咒，摄诸佛密意为其体性，摄八万四千法门为其心髓，摄五部如来及诸秘密主心咒之每一字为其总持陀罗尼。此咒是一切福善功德之本源，一切利乐悉地之基础。即此便是上界生及大解脱道也。[13]
作者把这六个神奇的字与佛教的“六道”理论结合了起来，认为六字与“六道”有着密切的对应关系：
“唵”，除天道生死之苦；“嘛”，除阿修罗道斗诤之苦；“呢”，除人道生老病死之苦；“叭”，除畜生道劳役之苦；“咪”，除饿鬼道饥渴之苦；“吽”，除地狱道寒热之苦。[14]
这样，六字真言也就差不多成了佛法的象征，几乎涵盖了佛教的众多精义。这种解释虽有点背离梵文的原始意义，但极大地神化了六字真言的不凡法力，而且将六字与“六道”巧妙地附会于一起，更容易为信徒所理解和接受，从而对六字真言的信受奉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除了信众之外，这一说法也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认可。[15]
六字真言在吐蕃中流行的最早证据，可追溯到吐蕃占领敦煌时期（786～848）。在那个时代书写的古藏文文献中，即已发现有用吐蕃文书写六字真言的情况，如伦敦印度事务部图书馆藏S. T. 420-1、S. T. 421-1、S. T. 720 [16] 及巴黎法国国立图书馆藏P. T. 37、P. T. 51等藏文写卷即是。[17] 这些写卷尽管有的已很残破，而且写法也不无差异，但都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表明，至迟在8～9世纪时，六字真言在吐蕃中即已出现了。此后，随着藏传佛教在后弘期的迅猛发展，六字真言也开始逐步流行起来，至于在全国范围内的广泛传播，则应自元朝始。
三、六字真言在大伾山出现的原因蠡测
不同文字的六字真言题刻何以在大伾山如此多见？这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窃以为必须从藏传佛教在大伾山的盛行这一历史大背景下探寻原因。
在蒙古国（1206～1271）至元朝（1271～1368）时期，统治者出于巩固政权的需要，大力推崇佛教，主要是藏传佛教。1246年，蒙古阔端太子代表蒙古汗廷与西藏萨迦派四祖萨迦班智达(Sa-skya Pazfita, 1182～1251)在凉州会晤，确认了他在西藏各地僧俗中的领袖地位。[18] 1260年，忽必烈即大汗位，遂敕封萨迦派五祖八思巴为“国师”，“授以金印，任中原法主，统天下教门”，[19] 正式将藏传佛教定为国教，以藏族僧人为统领。自此，八思巴作为蒙古国—元朝教祖的崇高地位得以确认，并受到蒙古朝统治者的极大尊崇。1270年，忽必烈再次接受八思巴的灌顶，将八思巴的封号从“国师”升为“帝师”，封为“皇天之下，大地之上，西天佛子，化身佛陀，创制文字，辅治国政，五明班智达八思巴帝师。”[20] 除帝师外，大批的西藏僧人亦受到蒙古王室的尊崇，他们有的受封为王，有的被皇子、宗王们奉为上师，有的在朝廷做官，取得各种封号，《元史·释老传》所谓帝师弟子“号司空、司徒、国公，佩金玉印者，前后想望”的记载诚不为虚言，生动而概括地反映了当时藏传佛教的极盛之状。同时，蒙古统治者又推行尊教抑禅政策，压制汉人中流行的禅宗而独尊藏传佛教，而且他本人和许多皇亲贵族都纷纷皈依帝师，成为藏传佛教的信徒。上行下效，皈依藏传佛教者日众，流风所及，自元以至明清以降，藏传佛教不仅为藏、汉、蒙古、满诸族所信奉，而且还传至回鹘、西夏等古代民族及今日的裕固、土、纳西等多民族之中，甚至远传至不丹、锡金、尼泊尔、蒙古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的布里雅特等地。
藏传佛教特别崇信六字真言，凡藏族地区，老年人每日的功课之一，就是念诵六字真言，并用念珠来记数，据说有的达数亿遍。人们坚信，只要诚心念诵，无量功德就会自然而生。人们将六字真言印于经幡，飘扬于高山，风在念诵；刻于山崖、寺壁，朝山礼佛者可随时可以观瞻念诵；题于长布片上，安放嘛呢轮内，可使信徒在朝寺时随时用手拨转，如同在家老人手摇嘛呢轮一样，等于念诵了无数遍的六字真言。这种信奉六字真言的风气随着藏传佛教的盛行迅速弥漫全国，大伾山六字真言题刻的出现就是该宗教在元政府支持下由青藏高原向四方传播、弘扬的结果。
元朝时期大伾山佛教兴盛之状，史书了无记载，惟太平兴国寺所藏《先师山主和尚崇鋬度小师碑》对此略有反映。该碑为楷书，版高64厘米，宽44厘米，勒立于忽必烈中统五年（1264）。碑载：
先师山主和尚崇鋬受业于顺德府大开元寺，次住天宁寺，自甲辰（1250）年间度小师二十四名。[21]
高僧崇鋬一人即剃度僧人24名，说明他在当时的影响相当大的，同时也反映出天宁寺在当时应是颇具规模的，推而论之，住寺僧人至少应在百名以上，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元代大伾山佛教的盛况。
同样，我们从大伾山今存的元代摩崖石刻中亦可得到相同的印象。上文所举11处六字真言题刻，毋庸置疑，大多都属于元代，此外，大伾山还有数量相当丰富的其它元代摩崖题刻。为清楚地反映这一宗教文化现象，兹选择题刻中时代较为明确者，依其出现的先后，简略标举于下。[22]
大伾山元代摩崖题刻简表
时 代 | 内 容 | 位 置 | |
1 | 至元壬午（1282） | 不忽木观佛像题记 | 太平兴国寺朝阳洞北崖壁 |
2 | 至元壬午（1282） | 不忽木等题记 | 天宁寺大佛楼北崖壁 |
3 | 至元二十九年（1292） | 张孔孙题记 | 太平兴国寺朝阳洞北崖壁 |
4 | 至元三十一年（1294） | 刘孙“大伾伟观”题刻 | 伟观亭崖壁 |
5 | 至元三十一年（1294） | 韩奕“大伾伟观”题刻 | 伟观亭崖壁 |
6 | 元贞二年（1296） | 失斥答儿速木赤题记 | 太平兴国寺朝阳洞崖壁 |
7 | 大德五年（1301） | 脱烈海牙等题记 | 太平兴国寺朝阳洞崖壁 |
8 | 大德七年（1303） | 张居宽题记 | 太平兴国寺朝阳洞北崖壁 |
9 | 延祐四年（1317） | 张良弼题记 | 天宁寺大佛楼北崖壁 |
10 | 至治二年（1322） | 任彦斌题记 | 天宁寺大佛楼北崖壁 |
11 | 至治三年（1323） | 李好文撰大伾山观音岩造像记 | 观音洞崖壁 |
12 | 至治三年（1323） | 题大伾山寺诗 | 天宁寺大佛楼北崖壁 |
13 | 泰定元年（1324） | 佟元复撰瞻大伾弥勒像题记 | 天宁寺大佛楼北崖壁 |
14 | 至顺三年（1332） | 许有壬题记 | 太平兴国寺朝阳洞北崖壁 |
15 | 至正二年（1342） | 不忽木等观龙穴题记 | 龙洞南崖壁 |
16 | 至正二年（1342） | 不忽木观佛像题记 | 太平兴国寺伯达洞崖壁 |
17 | 至正二年（1342） | 不忽木、韩云卿观大佛及龙穴题记 | 龙洞南崖壁 |
18 | 至正三年（1343） | □伯昌题记 | 天宁寺大佛楼北崖壁 |
19 | 至正四年（1344） | 至正甲申题记 | 天宁寺大佛楼北崖壁 |
20 | 至正六年（1346） | 任诚题记 | 天宁寺大佛楼北崖壁 |
21 | 至正八年（1348） | 童敬之题记 | 天宁寺大佛楼北崖壁 |
22 | 至正十一年（1351） | 真定木寅题记 | 太平兴国寺朝阳洞北崖壁 |
23 | 至正十一年（1351） | 真定木寅题记 | 龙洞南崖壁 |
24 | 顺德府大开元寺题记 | 天宁寺大佛楼北崖壁 |
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其它时代的题刻却为数不多，如唐、宋二代各为8处，明代仅7处，清代最多，有43处。但必须作出特别交待的是，在清代摩崖题刻中，仅浚县知县刘德新所书就有14处之多，加上清代历史长达267年（1644～1911），而元代[23] 历史仅108年（1260～1368），推而论之，大伾山题刻最为繁盛的时期应是元代，其中又全部集中于1282至1351年这前后70年的时间段内，说明这一时期大伾山香火空前旺盛。礼佛者之民族成分多种多样，其中大多数自然为汉人（如许有壬[24]、张居宽、张良弼、张孔孙、韩云卿、韩奕、任诚、李好文之属），同时也有回鹘人（如脱烈海牙[25]）与蒙古人（如失斥答儿速木赤），甚至还有来自中亚的康里人（如不忽木[26]），而木寅、童敬之、佟元复之辈，就名称看，亦有是少数民族的可能，但究属何族，因于史无征，不敢遽断。大伾山在元代佛教兴盛，人文荟粹，成为各族汇聚，朝山拜佛之胜地，这应该是六字真言题刻多见的首要原因。
这里还需特别指出的是，元代通常被认为是文教不兴的时期，故全国汉地佛教庙宇中，属于元代的题刻都为数不多，如号为藏传佛教兴盛之地的山西五台山、北京白塔寺、甘肃永靖炳灵寺石窟、张掖马蹄寺、凉州白塔寺及杭州飞来峰、城隍山宝成寺等，都莫不如此。惟大伾山不同，元代题刻不仅不比别的时代少，反而出奇地多，而且是汉、梵、回鹘、蒙古及八思巴等多种文字融于一炉，交相辉映，构成了中州大地佛教名胜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这一现象无疑值得关注与思考。
通过上文对多种文字六字真言题刻的考察，结合大伾山元代题刻的繁盛、文化的昌盛及天宁寺等寺院僧人的众多，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1. 元代是大伾山佛教最为兴盛的时期之一；2. 这里在蒙古—元代是中原地区佛教，尤其是藏传佛教活动一个中心；3. 以佛教信仰为纽带，汉、藏、蒙、回鹘及来自印度、中亚康里的多民族文化在这里和平相处，协调发展，共同促进了大伾山古代文明的繁荣昌盛；4. 大伾山文化独具特色，内涵丰富，值得做进一步深入而系统的研究。
注释：
[1] L.Sander, Paläographisches zu den Sanskrithandschriften derBerliner Turfansammlung, Wiesbaden 1968; 饶宗颐《中国载籍有关梵书与佉留书起源的记载》，氏著《选堂集林·史林》下册，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2年，第1438～1444页；库尔班·外力《早期阿拉美文在新疆的几种变体》，《新疆社会科学》1984年第2期，第155～156页。
[2] 该碑系蒙古王子阿速歹（西宁王速来蛮之子）于1348年勒立。其中的回鹘文常被释作蒙古文，误。因为蒙古统治者忽必烈创制八思巴文的主要目的就是要以之取代回鹘式蒙文，使其成为“蒙古国字”，即官方文字。故回鹘式蒙文与八思巴式蒙文不会在蒙古王室成员勒立的同一方石刻中同时出现。
[3] 耿世民《维吾尔族古代文化与文献概论》，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杨富学《回鹘文献与回鹘文化》中篇第一章《语言文字》，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年。
[4] 道布《回鹘式蒙古文》，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编《中国民族古文字图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295页；双福《后期蒙文沿革概述》，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编《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第3辑，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21～27页；丁守璞、杨恩洪《蒙藏关系史大系·文化卷》，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年，第153～154页。
[5]《元史》卷202《八思巴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4517～4518页。
[6]《元史》卷202《八思巴传》，第4518页。
[7] 照那斯图《论八思巴字》，《民族语文》1980年第1期；照那斯图、杨耐思《八思巴字研究》，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编《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377页。
[8] 关于八思巴字的创制与行用，可参见[美]尼·鲍培著，郝苏民译补《〈八思巴字蒙古语碑铭〉译补》，海拉尔：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86年，第1～21页。
[9] 李翎《藏传佛教图像研究》，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1999级博士学位论文（未刊），第67～68页。
[10] 任继愈主编《宗教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第223页。
[11] [日]今枝由郎著，杨培纯译《敦煌藏文写本六字真言简析》，载王尧主编《国外藏学研究选译》，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83年，第60～61页。
[12] 即鸠摩罗什译《妙法莲华经》。见《大正藏》第9卷，No. 262，第1～63页。
[13] 索南坚赞著，刘立千译《西藏王统记》，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年，第20页。
[14] 前揭《西藏王统记》，第21页。
[15] 如丁福保《佛学大辞典》，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996页；阎文儒《元代速来蛮刻石释文》，《敦煌研究》第1 期，1982年，第34～39页；才让《藏传佛教信仰与民俗》，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年，第29～32页。
[16] L. de la Vallee Poussin，Catalogue of the Tibetan Manuscripts from Tun-huang in theIndiaOfficeLibrary，Oxford University, 1962.
[17] 王尧主编《法藏敦煌藏文文献解题目录》，民族出版社，1999年，第7、10页。
[18] 樊保良、水天长主编《阔端与萨班凉州会谈》，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84页。
[19] [元]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大正藏》第49卷，No. 2036，第707页。
[20] 阿旺贡噶索南著，陈庆英译《萨迦世系史》，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47页。
[21] 大伾山志编纂委员会编《大伾山志》，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73页。
[22] 本表的编制，主要参考了《大伾山志》，第31～58页及张富民主编《大伾山名胜石刻选》，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5～21页。
[23] 1271年，忽必烈将“蒙古国”国号改为“元”（1271～1368）。这里所说的“元代”涵盖的是自1260年忽必烈即蒙古国汗位至1369年元朝灭亡这一时段。
[24] 本传载《元史》卷182。元代相州（今河南省汤阴县）人，元祐进士，至正中累官集贤殿大学士，改枢密副使，拜中书左丞，善书法，有《至正集》、《圭塘小稿》行世。
[25] 脱烈海牙，元代有二。其一见于《元史》卷137《脱烈海牙传》，别失拔里（今新疆吉木萨尔县）人。曾任隆平县（今河北省隆尧县）达鲁花赤，后累官监察御史、礼部尚书、荆湖北道宣尉使及淮东宣慰使。
另一位见于河南省渑池县城东一里河村维吾尔族墓地中发现的《渑池刘氏墓志铭》。碑载：“刘氏之先，本出西域，系出畏兀氏。自鼻祖以来，时代绵远，弗可考证，今始自五世按谱牒而志之。自一世高祖父讳剌真海牙，在元初永宁（今河南省洛宁县）、灵宝、陕县、渑池、宜阳五县达鲁花赤，慈恺祥悌，民咸慕之。遂世居永宁。生子一，讳脱烈海牙，授思南宣慰，蛮夷酋长莫不詟服。”说明，曾任思南（今贵州省境内）宣慰使的脱烈海牙是今日渑池维吾尔族的二世祖。时至今日，该县尚有脱烈海牙的后裔数百人。参见任崇岳、雷海潮《河南省的维吾尔人》，《中州今古》1989年第1期。
[26] 本传载《元史》卷130，其中提到他曾“受学于国子祭酒许衡”，与太平兴国寺上方“伯达洞”内石壁所见《不忽木题记》和龙洞南崖壁之《不忽木等观龙穴题记》所谓“鲁斋（许衡之号）门人不忽木”的记载一致。
【编按】本文原刊《哲学、宗教与人文》，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627~637页，配图略有调整，引用请参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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