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富学 | 河西考古学文化与月氏乌孙之关系
摘要：河西地区考古学文化以齐家文化为界，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以农为主兼事牧业，后期则以牧为主，兼事农业，而且，河西走廊东西部地区的文化序列也由此而产生差异，西部形成四坝文化、骟马文化，东部则为沙井文化，以其分布地域、生业特点、文化存亡的时间与过程等，可以推定，骟马文化为乌孙的遗存，沙井文化则为月氏的遗存。骟马文化和沙井文化同为外来文化，都属于定居的畜牧业经济，而非史书记载的“游牧”。考古材料与史书记载之所以出现如此大的偏差，是因为中原王朝史官对牧业文化缺乏足够的了解，误将“畜牧”与“游牧”混为一谈了，古往今来，概莫能外。这种误解，导致人们难以将河西定居牧业文化与史书所谓的“游牧民族”月氏、乌孙直接联系起来，即便有所联系，也会遭到质疑。
关键词：考古学文化；河西走廊；牧业文明；月氏；乌孙
河西走廊地处内陆，为一独立的地理单元，恰处400毫米年等降水量线上，这是中国北方农牧区的分界线，该线横穿走廊而过，使河西走廊成为中原农耕文化和北方游牧文化交错进退的地带。其独特的气候环境，狭长的地形，加上来自祁连山的丰沛水源，使得这条走廊孕育了发达的农牧业，“有松柏五木，美水草，冬温夏凉，宜牧畜养”，[1] 是众多古代先民理想的栖居地，考古学资料为此提供了丰富的证据。本文拟以近百年来的考古资料为依据，结合史书的记载，探求河西走廊地区史前牧业文明与月氏、乌孙之关系。
一、河西史前畜牧业的发展
河西考古学文化以马家窑文化（公元前3300~前2650年）为最早，主要分布在武威、酒泉地区，但遗址点分布稀疏，仅在个别地点有少量遗物发现。[2]在马家窑文化之前河西是否有人类居住尚未可知。河西史前遗址较早期者一般显示出的生业方式一般以农业为主，以马家窑文化为典型。马家窑文化及嗣后半山文化的生业方式是以农业为主的，同时兼营饲养业。[3]马家窑以后则体现为由农业向牧业的过渡，此可以马厂文化（公元前2300~前2000年）为代表。至齐家文化（公元前2300~前1800年）以后发展为以牧业为主，以农业为辅。
河西史前考古学文化在东西部略有差异，主要体现在齐家文化之后，东部的考古序列为马家窑文化→半山文化→马厂文化→齐家文化→沙井文化，西部序列为马家窑文化→马厂文化→齐家文化→四坝文化→骟马文化。[4]
广泛分布于山丹以西至新疆东部的四坝文化，内涵丰富，是河西走廊地区独具特色的一支含有大量彩陶的青铜文化，绝对年代为公元前1950~前1550年，相当于中原地区夏代晚期和商代早期。[5] 从其丰富的出土物中，可以看出河西地区生业方式由农向牧转化的过程。
继其后兴起的骟马文化（公元前1000年）主要分布于张掖、酒泉、敦煌、玉门、瓜州等地。[6] 这一时期，河西走廊的畜牧业比重进一步增加，这表现在骟马文化遗址中出土的作物种类减少，家畜种类主要是羊、牛，还出现了骆驼和马这种大型食草动物，但不见猪骨（图1）。猪的饲养要以农业的发展为依托，骟马文化中猪的饲养减少，这说明其种植业比重在下降，畜牧业得到强化，并占据主导地位。
与骟马文化大体同时，在河西走廊东部分布着沙井文化（公元前1000年），主要分布于张掖、民勤、永昌、武威等地，[8] 其经济形态更多地倾向于畜牧业，已发展到稳定的状态，饲养动物种类繁多，规模也很大（图2）。沙井文化用于农耕的生产工具很少，而用于畜牧的铜刀、箭镞却占有很大比例，说明其生业方式是以牧业为主的。遗址中出土有大量的动物骨骼、皮革制品，尤其是草原气息浓厚的青铜器物，如鹰头饰、鹿形饰、犬纹牌饰、涡轮形饰等，[9] 都不无北方牧业文化的色彩。
史前河西地区畜牧业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从历史记载看，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河西地区即有羌、月氏、乌孙等民族繁衍生息于河西地区。是以，河西史前考古学文化与这些古族的关系问题就颇为引人注意。美籍学者张光直先生曾言：
河西走廊在公元前数世纪之内史前文化的分布，可以说是研究月氏和乌孙史前史的最紧要的资料。假如这些民族与四坝或沙井文化有直接的关系，同时月氏和乌孙的民族种属果然近似西方高加索种，则这对于四坝文化的来源以及与齐家文化的民族上之关系，都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线索。[11]
那么，上文所述考古学文化与河西古族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呢？
四坝文化、骟马文化、沙井文化之畜牧业比重呈现出不断增加的趋势，此前以原始农业为主的生业方式逐步让位于畜牧业，其中以养羊业最为兴盛，尤其是玉门火烧沟，出土动物骨骼甚多，其中又以羊骨为最，有些墓葬中葬有成对的羊角，足证火烧沟人所经营的主要是牧羊业。尽管有学者认为四坝文化之火烧沟类型就是月氏文化的遗存，[12] 但近年来对火烧沟文化的研究却更多地指向羌文化。[13] 我国古文献把羌人称为西戎牧羊人，如《说文·羊部》谓：“羌，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羊亦声。”[14] 大致相同的记载又见于《太平御览》卷794引《风俗通义》，文曰：“羌，本西戎卑贱者也，主牧羊。故‘羌’字从羊、人，因以为号。”[15] 《后汉书》亦载西羌“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16] 于省吾先生言：“追溯羌字构形的由来，因为羌族有戴羊角的习俗，造字者遂取以为象。” [17]
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羌本为一个以牧羊，或者说是以畜牧业为主要生业方式的古代民族，兼事农耕，但处于次要地位。河西走廊四坝文化遗址中多有以羊为殉牲的现象，其中以玉门火烧沟遗址最甚，有的墓葬随葬羊多达44只，足见养羊业的发达。大量的考古资料表明，四坝文化是以畜牧业为主要经济形态的，与羌族生业方式相同。有可能为羌族的一支。[18] 另外，在玉门火烧沟遗址出土器物中存在大量羊的形象，有四羊首青铜权杖头，羊被铸造在代表权威和身份地位的权杖上，精美而神圣；另一件手纹羊头柄方杯，双手捧羊，敬若珍宝，推而论之，羊在四坝人生活中具有重要地位，甚或可能具有图腾的意义。果若如此，则与羌族旧俗几无二致，因为，在历史上，“羊极大可能是羌人早期阶段崇拜的一种图腾”。[19] 7世纪由西羌后裔所建吐蕃王朝尊大角牡羊为大神，其图腾意义更为明显。四坝人与羌族在这一点上极为相近，尽管不能遽断四坝人就是羌人或羌人一支，但可以肯定，四坝人与羌族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学术界有一种倾向，认为古代社会发展由牧业过渡到农业是一种进步，而由农业转化为牧业则是一种后退。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人类早期，由于受生产力条件所限，人们只能在山坡高地及河谷发展原始农业和原始畜养相结合的经济。大致自七八千年至四千年以前，随着青铜时代的到来，生产力水平有了较大提高，人们才有能力去发展大规模的畜牧业。[20]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是由于自然环境的恶化，导致原始农业生产无法保障人类生存和社会的需求，于是，畜牧业经济随之得到发展，并逐步成为主要经济模式。[21] 比较典型的例证是位于鄂尔多斯高原东部的朱开沟文化，其生业方式经历了如下的演变过程：
从朱开沟文化第三段以后，随着鄂尔多斯地区自然条件急剧向冷、干方向的发展，人们越来越无法抵御恶劣环境所造成的不利因素。以农业为主导的经济形态，已无法保障人类生存和社会的需求，而畜牧业经济则愈来愈表现出了在新的自然环境下顽强的生命力和极大的优越性。考古发掘资料反映的朱开沟文化从第四段开始，农业经济衰退、畜牧业经济有了很大发展，由以农业为主的经济形态转变为半农半牧经济形态。这是由于鄂尔多斯地区的自然环境发生了有利于农业生产发展到不利于农业生产发展的变化。人们要想生存和发展，只得适应新的自然环境条件，调整土地利用方式及传统经济结构。朱开沟文化第五阶段的社会生活中，农业虽然仍占有相当的比重，但其地位已受到畜牧经济的强烈冲击，畜牧经济正逐渐从农业经济中分离出来。[22]
畜牧业的发展，不管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都说明，畜牧业的形成是原始农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这些认识，对于研究河西走廊史前时期的生业形态及其由农业到牧业的转变具有启示意义。
二、沙井文化、骟马文化与月氏、乌孙居地的对应关系
继四坝文化而兴起的骟马文化，主要分布在河西走廊西部，而与之同时并存的沙井文化，主要分布在河西走廊东部，他们与先秦时代活动于河西走廊地区的乌孙和月氏存在着关联。
史载月氏与乌孙同居河西。《史记·大宛列传》云：“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及为匈奴所破，乃远去。”《汉书·西域传》所载略同，唯将“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改为月氏“本居敦煌、祁连间”。《汉书·张骞传》载：“乌孙王号昆莫，昆莫父难兜靡，本与大月氏俱在祁连、敦煌间，小国也。”《后汉书·西羌传》又称：“湟中月氏胡，其先大月氏之别也，旧在张掖酒泉地。”这些记载都说明，月氏、乌孙的最初活动地区就在“敦煌、祁连间”。虽然敦煌、祁连的地望至今仍不能确定，众说纷纭，但比较统一的意见还是认为《史记》、《汉书》所记的敦煌、祁连略同于今之敦煌与祁连山。月氏、乌孙西迁中亚之前，曾长期活动于甘肃河西走廊地区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二者尽管并非土著（详后），但至少在先秦秦汉时期曾一度控制河西走廊地区全境或大部分地区。
先秦秦汉时代的月氏、乌孙均为以畜牧业生产为主要经济形态的民族，蓄养家畜，过着衣皮食肉的生活。除此之外的月氏、乌孙文化面貌，则全然不可知。随着考古工作的进行，河西走廊地区发现的沙井文化各遗址走进人们的视线。根据这些文化遗址的大致分布范围，可以确定其与先秦秦汉时期月氏、乌孙的活动范围十分相近。遗址中出土了大量反映春秋战国时期的遗迹遗物，包括大量的动物（包括羊、马、牛、犬、驴、驼等）骨骼、青铜工具、装饰品、毛纺织品、皮革制品等等。这些遗迹遗物足以说明，沙井人主要从事着畜牧业经济，并伴有少量的农业。通过分析沙井文化遗址分布状况，我们可以推测，这些遗址所在地的气候环境适宜发展畜牧业。
对于沙井文化的族属，学术界存在不同意见，一种归为月氏，[23] 一种归诸乌孙，[24] 第三种意见笼统地把沙井文化称作月氏与乌孙之遗物。[25]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沙井文化应属西北地区羌戎体系中的一支。”[26] 虽无大误，但显得过于笼统，随后又有学者进一步推定“沙井文化或许更接近于古代西戎之一的义渠”。[27] 各种观点见仁见智，虽各有所据，但又不无难以服人之处。相对而言，月氏/乌孙说似乎更易于接受。
至于乌孙，一种说法认为沙井文化是乌孙的遗存，如前引赵建龙文，更多的学者则将乌孙遗存与骟马文化联系在一起。[28]
揆诸史籍所载月氏、乌孙在河西地区的活动时间，住牧的区域与活动范围，以及其文化属性，都与北方草原文化色彩浓厚的骟马文化、沙井文化相吻合，因此可以认为骟马文化、沙井文化应是古代月氏、乌孙在河西走廊住牧时期的文化遗存，但要具体明言到底为月氏文化或乌孙文化，如果仅凭出土文物，尚不足以为之定性，毕竟二者都属于草原文化，同质性很高，而且相关的历史记载又语焉不详，有赖于月氏、乌孙在河西活动范围的确定。
河西走廊东部的沙井文化，其分布区域学界意见不一，一种意见认为分布较广，包括民勤、永昌、金昌、山丹、张掖、武威、天祝、永登和兰州等地，[29] 一种意见认为分布没有那么广，“其分布区未能越出民勤、永昌、金昌三县市”。[30] 骟马文化主要分布于酒泉、敦煌、玉门、瓜州，此外张掖也有少量发现，[31] 大致涵盖河西走廊西部地区。如果能够确定月氏与乌孙的居地，则文化的归属问题也就容易解决了。
关于月氏、乌孙在河西的居地，学界存在着不同的看法。白鸟库吉先是将月氏故地推定在肃州（酒泉）党河及布隆吉河流域，[32] 后又改定在甘州（张掖）地区。[33] 藤田丰八推定月氏故地在张掖一带，而乌孙故地在瓜州地区。[34] 王炳华、王明哲认为，月氏和乌孙分居河西两端，乌孙居于以敦煌为中心的河西走廊西部，月氏居地在河西走廊东部。[35] 关于这一说法，史料依据如下：
瓜州戎为月氏所逐。（《十三州志》）
塞种本允姓之奸，世居敦煌，为月氏所迫，遂往葱岭南奔。（《广弘明集》卷27荀齐《论佛表》）
乌孙，战国时居瓜州……乌孙本塞种。（张守节《史记正义》）
这些记载比较确切，是故，月氏居东乌孙居西之说得到了学术界比较广泛的认可。[36] 惟日本学者桑原骘藏提出不同看法，认为乌孙在东，月氏在西，推定张掖应是乌孙的故地，敦煌为月氏故地。其所举主要证据有二。
其一，《史记·大宛列传》言：“昆莫之父，匈奴西边小国也。”
其二为《史记·大宛列传》所载张骞向汉武帝的建言：“厚币赂乌孙，招以益东居故浑邪之地”。同传又有“乌孙能东居浑邪地”。同样的内容，在《汉书》中记载有异。《汉书·张骞传》及《西域传》：“厚赂乌孙，招以东居故地”。《汉书·西域传》：“乌孙能东居故地。”桑原先生认为，《史记》言为浑邪王故地，《汉书》仅言故地，说明浑邪王故地就是乌孙故地。而《汉书·地理志》载张掖郡即原匈奴浑邪王地，因此断定月氏西居敦煌，乌孙东居张掖。[37]
这里所列两条证据都难以立足。首先说第一条，其意明显在于表示乌孙位处匈奴之西，其中不言二者地域相连。相反，《史记·匈奴列传》称匈奴“右方王将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月氏、氐、羌”。明言匈奴与月氏是地域相连的。秦汉时代，上郡位处月氏的东方，其西鄙与月氏相连，正说明月氏在东，乌孙在西。
第二条，《史记》载张骞建议招乌孙东迁居浑邪王故地。且不言只是建议，不曾变为现实，仅就浑邪王故地之说就足证那里与乌孙无关，否则就应该说招乌孙东迁原张掖故地或乌孙故地了。《汉书》不言浑邪王故地，而只言故地，意在表明乌孙来自河西，自为其故地。职是之故，乌孙居西，月氏居东，庶几可以定谳矣。进而可推定，河西走廊东部的沙井文化应为月氏遗存分布区，而骟马文化则应为乌孙遗存分布区。
三、沙井文化、骟马文化为月氏、乌孙遗存说
沙井文化和骟马文化都属于牧业文化，其文化层堆积广布河西诸地，只是目前经过正式发掘者为数不多，现已得到发掘的那些大都有着深厚的文化层堆积。如沙井文化永昌三角城遗址，在其西北角处发现的文化层堆积厚达210~220厘米，堆积层内含大量的炭粒、草木灰、陶片、弹丸、兽骨等遗物，异常丰富。[38] 民勤柳湖墩遗址，也是沙井文化之重要遗址，多被流沙覆盖，遗址文化层厚达4米左右，内涵非常丰富，有大量生产工具、生活用具以及兽骨等遗物。[39] 骟马文化各遗址中也有深厚的文化层堆积，包含有丰富的畜牧业文化遗物。
沙井文化的面貌显示斯时的社会生活是以定居畜牧业为主的，有大面积聚落遗址，诚如沙井文化的发现者安特生（J. G. Andersson）所言：
沙井遗址，皆在平地，住处周围，常有土墙遗迹……古址之中，葬地住处均有发见。后者四侧围以土壁，盖地势平坦之中自当藉此以为屏障也。此等古址中之各种器物，颇相类似，故确可视为一期所出。[40]
此外，这种聚落遗址在永昌三角城、柴湾岗、民勤柳湖墩、黄蒿井等地都有发现。永昌三角城中的高大的城墙系利用天然地势用黄土垒筑而成，现存高度达4米，具有一定的防御功能。城内经发掘的房址有4座，呈圆形，室内有灶坑和火墙。根据房址F4的基址进行复原，发现其形状犹如蒙古包。城内还发现14个窑穴。[41] 柴湾岗遗址中也发现有房屋遗迹，呈椭圆形，面积有40余平方米，室内有火塘和储物的窑穴。[42] 三角城和柴湾岗遗址中的房屋周围均发现有构筑散水，可见当时建筑水平很高，沙井先民十分注重居址的建设，说明沙井先民长期过着定居的牧业生活。
以沙井文化与河西月氏相比较，其生业形态有同有异。史载河西月氏“本行国也，随畜移徙”。[43] 相同处在于二者都以畜牧业为主，不同在于前者为住牧，后者为“游牧”（注意：这里的“游牧”实为畜牧业的概指，详后）。
早在汉代以前，月氏即生活于河西东部，已如前述。公元前176年，匈奴冒顿单于击败月氏，大致在公元前172~前166年间，[44] 月氏主要部落西迁，达到塔里木盆地，由于无法找到适宜的牧场，他们经由吐鲁番而北上，抵达准噶尔盆地，击败原居住于那里的塞人部落，占据伊犁河流域及楚河流域。匈奴军臣单于在位（公元前161~前129年）时，支持乌孙西击月氏，月氏遂放弃伊犁河流域及楚河流域而再度西迁，至于中亚阿姆河流域，占据大夏地区。[45] 为区别起见，史称西迁中亚者为大月氏，而将留居敦煌南山的月氏残部称作小月氏。[46]
月氏在伊犁河、楚河流域活动时间不长，不超过半个世纪，其生业方式虽史书未载，但那里自古以来就是牧区，后来乌孙逐走月氏而居之，照样从事畜牧业，至今相沿不改，推而论之，是时月氏的生业方式自当是畜牧业。[47] 及至月氏再度西迁，抵达中亚阿姆河流域后，才开始转变为农耕生活，史载：“大月氏国，治监氏城……土地风气，物类所有，民俗钱货，与安息同。”[48] 安息帝国以农为本，月氏与之同，说明大月氏人在大夏地区总体上以务农为主，此可由张骞的记载得到印证，据张骞言，他西使抵达大夏故地时，见大月氏人因“地肥饶，少寇，志安乐”。[49]
由上可见，大月氏西迁伊犁河及楚河流域后，仍如同在河西沙井文化显示的那样，过着定居的畜牧业生活，后来再度西迁至中亚后才改为定居的农业，生业方式有变，但定居则是一以贯之的。
考古资料也证明了这一点。1978年，由苏联与阿富汗考古工作者组成的联合考察队在古代大夏境内，即今阿富汗北部西伯尔汗（Siberghan）的黄金之丘（Tilly-Tepe）遗址发现了一处贵族墓地，排列着6座充满黄金的古墓，从中出土的金质艺术品多达20000余件，此外还有大批古代罗马、安息、天竺、斯基泰和西汉艺术品，被确认于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世纪之物。[50] 而这个世纪正是大月氏攻灭大夏之后，尚未建立贵霜帝国之前的这段时间。[51] 值得注意的是，墓地发现的服饰证明，居于大夏地区的大月氏尽管受当地条件所限，多数人已放弃畜牧而改事农耕，但牧业文化气息仍然非常浓郁，这种农牧业文化共存的现象可以通过黄金之丘贵族墓葬墓主人的着装看得出来，如1号墓、3号墓、5号墓、6号墓女主人皆着裙，2号墓女主人黄金之丘着马甲式上装（图3），4号墓男主人着裤（图4）。[52]
图3 黄金之丘2号墓女主人 图4 黄金之丘4号墓男主人
尤有进者，2011年在蒙古国东北部诺颜乌拉（Noyonuul）匈奴墓葬中出土了6件来自大夏（Bactria）的丝织物残片。其中四件出自巴罗（Barrow）31号墓，另二件分别出自巴罗6号墓和24墓。其中，第一、二件描绘的为集体祭祀仪式，有人像13身（图5~7），第三件为战争场景，有人像四身（图7），全部着裤。有的身着红色长袖衣服，配以红色鞋子和白色的裤子和白腰带，有的则身着白色长袖衣服和鞋子，而裤子和腰带却是红色的。[53]
如所周知，裤子和马甲皆为游牧民族为适应骑马生活而发明的服装，自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以后，开始传入中原。[54] 这些发现说明，中亚时代的大月氏虽以农为本，但同时兼营畜牧，过着定居的生活。伊犁河流域及楚河流域大月氏的生活方式与沙井文化所见可以说完全相同，后来才有所改变，庶几可谓对河西时代定居畜牧生活的直接继承与发展。
考古学文化表明，沙井文化与此前河西存在马家窑文化、半山文化、马厂文化和齐家文化等进行比较，发现他们之间“毫无继承关系。虽然有相当数量的彩陶，但在陶质、制法、纹饰以及器形上都和甘肃仰韶文化和辛店文化不同，同时还有丰富的铜器并存。”[55] 以其在河西的突兀出现，学界推定其不是一种土著文化，而是外来的。河西地区最早的沙井文化遗存最早追溯到春秋早期，有意思的是，考古发现证明，这一文化与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原的青铜文化存在着联系，尤其与凉城县毛庆沟、崞县窑子之“狄人”文化关系密切。[56] 如果此说不误，则可推定，沙井文化当来自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的先狄文化。
沙井文化的北来，与月氏早期由北向南迁徙的方向颇为一致。关于月氏的来源，学术界存在着争议。一种意见认为，月氏的发祥地在甘肃河西地区，“俱在敦煌祁连间”的月氏和乌孙都是河西土生土长的古老民族。[57] 惜此说没有提供任何证据，不足凭信。另一种意见认为月氏、乌孙的故地都不在河西，都是由外地迁过来的。清人何秋涛《王会解笺释》即认为月氏乃《逸周书·王会解》中的“禺氏”。王国维采其说，认为“周末月氏故居盖在中国之北”。[58] 戴春阳在前说基础上，结合考古资料，指出月氏即古文献所见的“禺氏”“禺知”的音转，大致应于两周之际由鄂尔多斯迁徙到甘肃河西地区。[59] 月氏来自中国北方，其情状与沙井文化的兴亡何其似也。
秦汉之际，月氏西徙，沙井文化随之播迁中亚，不复见于河西。鉴于沙井文化失却直接继承者，戛然中断这一情况，李水城先生经过分析，认为这一现象的出现应与匈奴的崛起有关。[60] 这一结论与月氏被匈奴逐出河西的史实完全合拍，从一个侧面再次证明了沙井文化与月氏之内在关系。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月氏在河西活动的区域与沙井文化重合，二者之居住方式与生业方式完全一致，尤有进者，二者同为外来文化，又同为匈奴所灭。诸多因素的默契，殊不能用偶然巧合来解释，使人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沙井文化非月氏遗存莫属。
与沙井文化相较，骟马文化遗存发现较少，经过发掘者更少，或许可视作月氏强于乌孙的一个旁证。近期，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玉门清泉火烧沟南侧的遗址进行了发掘，出土了大量的动物骨骼，种类有羊、牛、骆驼、马等，说明当时已经在驯养马、骆驼之类大型食草动物，足证其畜牧业的发达。同时发现的还有大麦子粒，说明该文化尚保留部分农业经济成分。就总体言，生业形态是以畜牧业为主的。这里还发现了固定的村落，还有使用陶鬲的现象。[61] 说明骟马文化是定居的。骟马文化之陶鬲与沙井文化的同类器比较接近，二者之间在文化上有存在互动关系的可能性。
史载，乌孙与月氏、匈奴一样，“随畜逐水草”，而且“不田作种树”，[62] 说明乌孙不经营农业种植。这是古代史料对乌孙迁居伊犁河流域后早期生业方式的高度概括，这一记载在考古资料中可以得到印证。伊犁河流域的乌孙墓中，出土有大量的马、羊犬等动物骨头，牧业社会特色相当明显。[63] 吐鲁番阿拉沟河口西岸发掘的乌孙墓地都伴有相对丰富的随葬品，同样具有非常浓重的牧业文化特色。[64] 但不能由此而否认乌孙相对定居与农耕生活存在的可能。史实告诉我们，乌孙存在着相对稳定的定居点，文献中提到的乌孙治所赤谷城，就是存在定居的直接证据。在新疆天山到伊犁河之间的广阔草原上，分布着规模巨大的乌孙墓葬群，其大量集中的地点往往是天山山口的河流附近的山前草原，或其他一些水草俱佳的小谷地内。墓群成行排列，巨形土冢远远可见，蔚为壮观。这些地点，应该也是乌孙人生活居住的中心。[65] 在中亚地区，也有众多乌孙墓葬发现，如哈萨克斯坦南部江布尔地区的别尔卡拉大墓地有墓葬数百，而且墓式多样。1938~1940年，以伯恩施坦为首的苏联考古队在楚河和伊犁河流域进行发掘，仅在伊犁河地区的朱湾突坡墓地发现的古墓就有近千座，其中有不少即属于乌孙墓。[66] 这些墓葬群延续的时间很长，从公元前3世纪延续到公元3世纪，历600年，大致可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当为乌孙定居而非完全游牧的力证。在昭苏县发掘的乌孙墓中，曾出土铁铧一件，重三公斤，舌形，与敦煌发现的西汉铜铧的形制大小几乎完全一样。有可能是从内地传入的，也有可能系乌孙所造。[67] 此外，在苏联有关乌孙的考古资料中，也可看到有关农业经营的直接资料，如乌孙墓出土有烧焦的谷物、有数量众多且制作粗糙的陶器，还有作物与粮食加工工具青铜镰刀、石磨盘、石碾等。这些都说明，如同河西骟马文化一样，乌孙最重要的是畜牧业，虽有农业的经营，但仅具有辅助作用。[68] 从考古学文化材料可以看出，乌孙社会经济在不同时期有所变化，早期阶段主要从事畜牧业，既有游牧也有住牧，即使住牧不占主导成分，最起码应当有相当的分量。自公元1世纪始，乌孙经济形态发生了重要变化，开始由牧业为主变为农牧并重。[69]
骟马文化主要分布于酒泉、敦煌、玉门、瓜州、张掖等地，其中比较重要的遗址有玉门骟马、古董滩、火烧沟、酒泉赵家水磨、瓜州兔葫芦、敦煌古董滩、马圈湾、西土沟、肃北马鬃山等，而乌孙活动的区域恰在酒泉、敦煌间，鉴于骟马文化与乌孙分布地域的重合，加上骟马文化所反映出的社会状况与乌孙社会面貌十分相似，所以有学者认为，骟马文化当为乌孙的遗存。[70] 以之与前述月氏的情况相比照，笔者认为这种推测是可信的。值得注意的是，骟马文化与四坝文化的分布面重合，但看不出二者之间有丝毫的瓜葛。[71] 说明乌孙也有可能是外来的，与月氏颇类。
四、月氏与乌孙“游牧”说辨析
前文言沙井文化、骟马文化都是定居的畜牧业，与考古资料所反映的月氏与乌孙生业生活方式非常相似，可以分别把沙井文化、骟马文化比定为月氏与乌孙的遗存。然而，观诸史书的记载，却大相径庭。《汉书·西域传》载大月氏“本行国也，随畜移徙，与匈奴同俗”，乌孙“随畜逐水草，与匈奴同俗。国多马，富人至四五千匹”。
史书如是记载，使人很容易得出月氏为游牧民族的结论。既为游牧，就很难将之与定居的沙井文化联系起来，致使研究者得出结论，认为：
沙井文化的住地已出现城郭（三角城），在时代上应该较晚。战国时期活动在这一带的是大月氏，他们是游牧民族……因此，沙井文化不可能属于大月氏，因为他们不可能有城郭。[72]
这一说法有其道理，故为学界所采纳。[73] 该说直击“沙井文化大月氏说”的软肋，因为沙井文化为定居，而史称大月氏是游牧，内在矛盾清楚可见，不容回避。遗憾的是，持“沙井文化大月氏说”的诸位前贤在遇到这个棘手问题时皆绕道而行，自然授人以柄，难以服人。
河西的考古发现与西迁伊犁河、楚河流域后的月氏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上完全合拍，反而和史书记载的“行国”之说方枘圆凿，不相契合。何以有如此大的差异？颇值得深思。
观《史记·大宛列传》的记载，被称作“行国”者有四，分别为乌孙、康居、奄蔡和大月氏：
乌孙……行国……随畜，与匈奴同俗。控弦者数万，敢战。
康居……行国，与月氏大同俗。控弦者八九万人。
奄蔡……行国，与康居大同俗。控弦者十余万。
大月氏……行国也，随畜移徙，与匈奴同俗。
在《汉书·西域传》中，被称作“行国”者有二，分别为大月氏与西夜国：
大月氏，本行国也，随畜移徙，与匈奴同俗。
西夜国，王号子合王，治呼犍谷……西夜与胡异，其种类羌氐行国，随畜逐水草往来。
再加上最具典型意义的“行国”——匈奴，共有6个。所谓“行国”，按照裴骃《史记集解》引徐广的话，就是“不土著”。[74] 其生产生活方式体现在“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75] 哪里有水草，牲畜就会走到哪里，人自然也就跟随到哪里；反之，人走到哪里，牲畜也被驱逐到哪里。[76] 由是以观，无城郭、非定居、不稼穑，可以称作游牧民的典型生产生活方式，但从历史发展的情况看，如此纯粹的游牧生产生活方式其实是很少见的。
这里且以具有典型意义的匈奴为例。史载匈奴“各有分地”，[77] 是典型的“行国”，但考古资料却表明，匈奴帝国中存在着半定居性的住居或城塞之类的建筑物，还有城镇（如赵信城及作为单于庭的龙城等）。[78] 匈奴统治河西55年，筑有休屠王城、盖臧城、觻得城、两座西城等，现知者至少有五座城池。[79] 汉武帝元狩元年（前119），卫青兵至窴颜山赵信城，“得匈奴积粟食军。军留一日而还，悉烧其城余粟以归”。[80] 后元元年（前88），匈奴因数月连降雨雪，致使“畜产死，人民疫病，谷稼不熟”。[81] 汉昭帝时，匈奴曾二度“发骑田车师（今新疆吐鲁番）”，甚至欲“穿井筑城，治楼以藏谷”。[82] 说明匈奴人不仅有城池的兴建，也有农耕业的发展。匈奴墓葬群广布于俄罗斯布里亚特恰克图附近和蒙古的中央省诺颜山、海尔罕山、色楞布贝勒赫山及杭爱省的呼尼河畔等地，著名者有俄罗斯外贝加尔地区的苏德日尼墓地（现存墓葬有214座）、吉达河左岸的德列斯图伊墓地（现存墓葬260座以上）和蒙古国诺颜乌拉墓葬（现存墓葬212座）。[83] 中国境内发现的匈奴墓葬群也很多，主要有内蒙古杭锦旗桃红巴拉的阿鲁柴登墓群（2座）、准格尔旗的西沟畔墓群（12座）、东胜补洞沟墓群（9座）、乌拉特中旗的呼鲁斯太墓群、宁夏同心倒墩子墓群（27座）、李家套子墓群（5座）等。[84] 城池、耕地与大批墓葬群的存在，说明匈奴并非如史书记载的那样“不土著”，而是既有“土著”者，也有“不土著”者，只是后者占主导地位而已。
观《汉书·西域传》，可以看到一个奇特的现象，即但凡提到牧业经济时，一般都用“随畜逐水草”之类语言来概括。如：
婼羌……随畜逐水草，不田作，仰鄯善、且末谷。
鄯善……民随畜牧逐水草，有驴马，多橐它。
西夜……随畜逐水草往来。
休循……民俗衣服类乌孙，因畜随水草。
捐毒……衣服类乌孙，随水草依葱领（岭）。
尉头……田畜随水草，衣服类乌孙。
上述这些西域小国，皆跼促于面积狭小的绿洲之上，不可能像漠北地区诸民族那样，信马由缰，驰骋于冬牧场夏牧场之间。结合《汉书》对河西月氏、乌孙的记载，可以明显看出，班固所谓的“逐水草”，其实指的就是以畜牧业为主经济形态，和我们今天所谓的“游牧”是不同的概念。就鄯善国之经济情况来说，农业和牧业同样发达。史载鄯善“地沙卤，少田，寄田仰给旁国……民随率牧逐水草”。[85] 可以看出，鄯善国因为“少田”，而不得不借耕邻国田地（寄田）以满足自身对谷物类粮食的需要。鄯善所寄田之“旁国”，徐松考为“且末”。[86] 当是。即便如此，邻近的婼羌还要仰赖于鄯善之谷。[87] 可见，鄯善国的农业应是比较发达的。[88] 在这种情况下，因农业生产不足而不得不发展畜牧业，作为农业经济的辅助，甚或农牧业并行发展，都是合乎情理的，但言其“民随畜牧逐水草”，将鄯善定性为游牧社会，似乎就有些不合乎情理了。
提到畜牧业，在大多数人眼中，其经营者一般都过着“逐水草而居”的生活，终年居无定所，就像古代驰骋在蒙古高原的匈奴、柔然、突厥、蒙古那样。其实，情况并非都是如此，不同的生态环境决定了人们的经济形态和生活习惯。河西走廊地形狭长，两侧为高耸的山脉，受内部山地隆起影响，走廊境内地貌复杂，独特的地形地貌制约着河西先民对畜牧业生产方式的选择，故自古迄今，这里没有也不可能形成像漠北那样大规模的游牧生业方式，但小规模的游牧还是存在的，如甘肃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康乐乡之草原分为四季牧场，每年根据季节，牧民全家老小携带帐篷随着畜群，在春夏秋冬四季牧场流动。[89]
大量的考古学资料证明，河西走廊早期畜牧业是以定居形式存在的。其实，学术界早已注意到这一点，惜大多泥于成说，未作深究，习惯性地把这种定居的牧业冠以“游牧”之名，如，有学者言：“以游牧为主要形式经营畜牧业的方式早在距今4000年的马厂文化时期已经出现。”[90] 也有学者虽认识到河西史前畜牧业先民是定居的，但仍冠以“游牧部族”，认为：“事实上游牧民族也过着定居生活，并在定居的基础上，发展起冶金、制陶、制革、纺织等手工业。”[91] 还有的言：“三角城遗址的发现证明，游牧民族实际上存在着相对定居点。”[92] 这些说法既将河西的这些先民冠名为“游牧民族”，却又言其过着定居的生活，混淆了游牧与住牧的区别，显然是说不通的。
汉民族自古以来以稼穑为业，对牧业民族的认识有其局限性，不辨游牧与住牧之别，笼统地以“土著”表示农耕业，以“不土著”表示畜牧业。上举诸例，无不如此。更有甚者，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言的“畜牧”，也被国人误译成“游牧”。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德文原版中，使用了Hirtenstämme一词，意为“畜牧部落”，汉译本中却被译作“游牧部落”。在德语中，“游牧部落”的对应词为Nomadenstämme。在英译本中，使用的是Pastoral tribe（畜牧部落），而非Nomadictribe（游牧部落）。同样的，原文中的Hirtenvölker、Hirtenleben，本意为“牧业民族”、“畜牧生活”，也被误译作“游牧民族”、“游牧生活”。这些术语文意原本都是很清楚的，惜国人通译Hirten（畜牧）为“游牧”。这些明显属于词语误译，后果严重，直接导致了国人对原著的曲解，混淆了“游牧”与“畜牧”两种不同的生业方式。[93] 比较典型者如新疆天山以南地区的绿洲，为沙漠所环绕，本身面积不大，不可能存在游牧，但《汉书·西域传》常以“随畜逐水草”来概括其牧业经济，受其影响，以致今人有用“南疆游牧文化”来指代这种绿洲畜牧业的情况。[94]
学者们对欧亚草原畜牧业发展史的研究证实，放牧养畜业是由农业发展而来的，“它是第一次社会分工的开始，这一分工在中亚地区出现的日期是在塞人时代”。放牧养畜业同时是“向游牧养畜业过渡的不可避免的阶段”。[95] 游牧养畜业作为主要生业方式在欧亚草原的出现，大致在公元前9世纪，这种生业方式“不仅比渔猎经济晚得多，而且也比原始农业和原始的定居的养畜业较晚”。[96] 质言之，“畜牧”、“游牧”和“农耕”属于三个不同的概念，是三种不同的生业形式。[97] 但在我国学术界，一般都将“畜牧”和“游牧”混为一谈了，古今皆如此。以“土著”表示农业，自然无误，但以“不土著”表示畜牧业，就大有问题了，因为畜牧业既可以“土著”，也可以“不土著”。是故，《汉书》所见月氏、乌孙“随畜逐水草”之谓，不必理解为游牧，而应理解为畜牧，并且是定居的畜牧业。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不难将沙井文化、骟马文化与月氏、乌孙对应起来了。
当然，这里所言“定居的畜牧业”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是相对于“逐水草而居”，“居无恒所”的典型游牧经济而言的，并未否认游牧生业方式与之同时存在的可能。河西史前畜牧业，有可能存在“大定居，小游牧”的情况，具体言之，就如同今天河西有些牧民那样，设一定居点为大本营，作为安置老幼生存之所和冬季人畜的安居地，定居点附近草场夏秋时节妥加保护，以资冬用。夏秋季节，部分青壮年赶着牲畜，到比较偏远的地方逐水草而游牧，冬季回归定居点和家人团聚。唯前已述及的康乐乡和同属肃南裕固族自治县之大河乡裕固族牧民例外，至今仍以小规模游牧经济为主。以大河乡为例，牧场转移依据山体的海拔高度来确定，夏季在海拔较高的地方放牧，冬季转入海拔比较低的地方放牧，虽尚称游牧，但活动地域促狭，一般围绕某个山头或滩涂年复一年轮流放牧，[98] 和蒙古高原之远距离游牧不可同日而语。即便如此，也不利于文化的积淀。其文化积淀，仍然仰赖于定居的某个区域，如肃南县城及康乐乡、大河乡乡政府所在地或佛教寺院等。河西史前畜牧业，如果真有游牧存在，就应该大体类于这种情况，否则无法与地下出土考古材料相契合。河西考古学文化所见畜牧业具有明显的定居放牧特点，看不出游牧的明显征候。深厚的文化层堆积，以及先民们设计建造的建筑遗迹，也都表明他们曾经从事着定居的畜牧业。
注释：
[1] [宋]李昉：《太平御览》卷50引《西河旧事》，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457页。
[2]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河西走廊史前考古调查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年，第413~414页。
[3] 谢端琚：《甘青地区史前考古》，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71页。
[4]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河西走廊史前考古调查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年，第427页。
[5] 甘肃省博物馆：《甘肃省文物考古三十年》，《文物考古三十年（1949~1979）》，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年，第144页；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河西走廊史前考古调查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年，第423页。
[6] 甘肃省博物馆：《甘肃省文物考古三十年》，《文物考古三十年（1949~1979）》，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年，第144页；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河西走廊史前考古调查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年，第424页；李水城、水涛、王辉：《河西走廊史前考古调查报告》，《考古学报》2010年第2期，第251页。
[7] 引自李水城：《史前甘肃及周边地区的文化格局和相关问题》，提交“早期丝绸之路暨早期秦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兰州，2012年8月17~22日）论文。
[8] J. G.. Andersson, Research into thePrehistory of the Chinese, Bulletin of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No. 15, Stockholm, 1943.
[9] 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甘肃永登榆树沟的沙井墓葬》，《文物与考古》1981年第4期，第34~36页。
[10] 引自李水城：《史前甘肃及周边地区的文化格局和相关问题》，提交“早期丝绸之路暨早期秦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兰州，2012年8月17~22日）论文。
[11] 张光直：《考古学上所见汉代以前的西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硏究所集刊》第42本第1分，台北：中央研究院，1970年，第96页。
[12] 赵建龙：《关于月氏族文化的初探》，《西北史地》1992年第1期，第71页。
[13] 甘肃省博物馆：《甘肃省文物考古三十年》，《文物考古三十年（1949~1979）》，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年，第143页；韩康信、潘其凤：《关于乌孙、月氏的种属》，《西域史论丛》第3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6~7页；陈炳应、卢冬：《[甘肃]古代民族》，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24页。
[14]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78页。
[15] [东汉]应劭著，王利器校注：《风俗通义校注·佚文》，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488页；[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览》卷794《湟中月氏胡》，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3524页。
[16]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87《西羌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869页。
[17] 于省吾：《释羌、笱、敬、美》，《吉林大学学报》1963年第1期，第44页。
[18] 甘肃省博物馆：《甘肃省文物考古三十年》，《文物考古三十年（1949~1979）》，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年，第144页；韩康信、潘其凤：《关于乌孙、月氏的种属》，《西域史论丛》第3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7页。
[19] 冉光荣、李绍明、周锡银：《羌族史》，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第15页。
[20] 俞伟超：《关于“卡约文化”和“唐汪文化”的新认识》，《中亚学刊》第1辑，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0页（收入氏著：《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208页）。
[21] 魏坚、任冠：《中国北方畜牧业起源新探——以朱开沟遗址为中心》，《早期丝绸之路暨早期秦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年，第138~146页。
[22]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朱开沟——青铜时代早期遗址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年，第288页。
[23] 俞伟超：《关于“卡约文化”和“唐汪文化”的新认识》，《中亚学刊》第1辑，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7页（收入氏著：《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205页）；横田祯昭，“河西にちけるる匈奴文化の影响——沙井文化考”，氏著：《中国古代の东西文化交流》，东京：雄山阁出版，1983年，第178~179页；蒲朝绂：《试论沙井文化》,《西北史地》1989年第4期，第9页；甘肃文物考古研究所：《永昌三角城与蛤蟆墩沙井文化遗存》，《考古学报》1990年第2期，第231页；戴春阳：《月氏文化族属、族源刍议》，《西北史地》1991年第1期，第14页。
[24] 赵建龙：《关于月氏族文化的初探》，《西北史地》1992年第1期，第71页。
[25] 甘肃省博物馆：《甘肃省文物考古三十年》，《文物考古三十年（1949~1979）》，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年，第144页。
[26] 李水城：《沙井文化研究》，《国学研究》第2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509页。
[27] 陈健文：《试论一些与月氏有关的考古文化问题》，《简牍学研究》第2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89页。
[28] 潘策：《秦汉时期的月氏、乌孙和匈奴及河西四郡的设置》，《甘肃师大学报》1981年第3期，第50~55页；高荣：《月氏、乌孙和匈奴在河西的活动》，《西北民族研究》2004年第3期，第29页；陈炳应、卢冬：《[甘肃]古代民族》，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59~60页。
[29] J. G.. Andersson, Research into the Prehistory of the Chinese, Bulletin of Museum of Far EasternAntiquities No. 15, Stockholm, 1943；蒲朝绂：《试论沙井文化》,《西北史地》1989年第4期，第9页；甘肃文物考古研究所《永昌三角城与蛤蟆墩沙井文化遗存》，《考古学报》1990年第2期，第231页。
[30] 李水城：《沙井文化研究》，《国学研究》第2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503页。
[31] 甘肃省博物馆：《甘肃省文物考古三十年》，《文物考古三十年（1949~1979）》，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年，第144页；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河西走廊史前考古调查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年，第424页；李水城、水涛、王辉：《河西走廊史前考古调查报告》，《考古学报》2010年第2期，第251页。
[32] 白鸟库吉，“乌孙に就ぃての考”（二），《史学杂志》第12编第1-2号，1901年，第55~62页。
[33] 白鸟库吉，“西域史上の新研究”（四），《东洋学报》第3卷第2号，1913年，第230~232页。
[34] [日]藤田丰八著，杨錬译：《月氏乌孙之故地》，《西域研究》，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83页；[日]藤田丰八著，杨錬译：《月氏故地与其西移年代》，《西北古地研究》，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65、75页。
[35] 王炳华、王明哲：《乌孙历史上几个重大问题的探讨》，《新疆社会科学》1982年第3期，第36页；王炳华、王明哲：《乌孙研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4页。
[36] 黄文弼：《大月氏故地及西徙》，氏著：《西北史地论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14页；杨建新：《关于汉代乌孙的几个问题》，《新疆大学学报》1980年第2期，第67~68页；苏北海：《西域历史地理》，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2页；蒲朝绂：《试论沙井文化》,《西北史地》1989年第4期，第9页；钱伯泉：《乌孙和月氏在河西的故地及其西迁的经过》，《敦煌研究》1994年第4期，第106页；高荣：《月氏、乌孙和匈奴在河西的活动》，《西北民族研究》2004年第3期，第29页。
[37] 桑原骘藏，“张骞の远征”，《桑原骘藏全集》第三卷，东京：岩波书店，1968年，第274页。
[38]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永昌三角城与蛤蟆墩沙井文化遗存》，《考古学报》1990年第2期，第206~207页。
[39] 周飞飞：《民勤县历史文化遗迹的调查与研究》，兰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第10页。
[40] [瑞典]安特生著，乐森璕译：《甘肃考古记》（地质专报甲种第五号），实业部地质调查所，1925年，第8、15页。
[41]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永昌三角城与蛤蟆墩沙井文化遗存》，《考古学报》1990年第2期，第208~209页。
[42]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河西走廊史前考古调查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年，第425页。
[43] [东汉]班固：《汉书》卷96上《西域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890页。
[44] 关于月氏西迁，学界一般定于公元前176年，笔者认为应在公元前172~前166年之间，请参Yang Fuxue, The Yuezhi and Dunhuang, Kristi Vol. 1(=A Journal by AbhaPrakashan in the Memory of Late Dr. P. Banerjee), Delhi, 2008, pp. 88-96.
[45] 桑原骘藏：《张骞の远征》，《桑原骘藏全集》第三卷，东京：岩波书店，1968年，第278、281页；黄靖：《大月氏的西迁及其影响》，《新疆社会科学》1985年第2期，第98页；小谷仲男：《大月氏——中央アジアに謎の民族を尋ねて》，东京：东方书店，1999年，第58页；余太山：《贵霜史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1页。
[46] 对小月氏的研究，可参见榎一雄，“小月氏と尉迟氏”，《古代东アジア史论集》下卷，东京：吉川弘文馆，1978年，第391~418页（斯英琦、徐文堪译载《民族译丛》1980年第3期，第48~54页；第4期，第50~60页）；荣新江：《小月氏考》，《中亚学刊》第3辑，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47~62页。
[47] 余太山先生称其为“游牧”，见其所著《大夏与大月氏综考》，《中亚学刊》第3辑，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33页。
[48] [东汉]班固：《汉书》卷96上《西域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890页。
[49] [西汉]司马迁：《史记》卷123《大宛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3158页；[东汉]班固：《汉书》卷61《张骞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688页。
[50] V. I. Sarianidi, The Treasure of Golden Hill, American Journal ofArchaeology Vol. 84, 1980, p. 130; Fredrik Hirbert & Pierre Crie Kdjr (eds.), Afghanistan. Hidden Treasures from the NationalMuseum, Kabul, Washington: The National Geographical Society, 2007, p. 226.
[51] V. I. Sarianidi, The Treasure of Golden Mountain, Archaeology Vol.33, no. 3, 1980, p. 40.
[52] FredrikHirbert & Pierre Crie Kdjr (eds.),Afghanistan. Hidden Treasures from the National Museum,Kabul, Washington: The National Geographical Society, 2007, pp. 241,265.
[53] Sergey A. Yatsenko, Yuezhi on BactrianEmbroidery from Textiles Found at Noyon uul, Mongolia, The Silk Road 10, 2012, pp. 39-48.
[54] 沈从文编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增订本），香港：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93~95页；林梅村：《大夏黄金宝藏的发现及其对大月氏考古研究的意义》，氏著：《西域文明——考古、民族、语言和宗教新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年，第271页；华梅：《中国服饰》，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4年，第19~22页；沈从文、王：《中国服饰史》，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3~46页。
[55] 安志敏：《甘肃远古文化及其有关的几个问题》，《考古通讯》1956年第6期，第16页（收入氏著：《中国新石器时代论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年，第86页）。
[56] 戴春阳：《月氏文化族属、族源刍议》，《西北史地》1991年第1期，第15、18页。
[57] 杨建新：《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史》，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74页；李水城：《沙井文化研究》，《国学研究》第2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507~508页。
[58] 王国维：《月氏未西徙大夏时故地考》，《观堂集林·观堂别集》卷1，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156页。
[59] 戴春阳：《月氏文化族属、族源刍议》，《西北史地》1991年第1期，第18页。
[60] 李水城：《沙井文化研究》，《国学研究》第2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508页。
[61]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河西走廊史前考古调查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年，第429~430页。
[62] [东汉]班固：《汉书》卷96下《乌孙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901页。
[63] 王炳华、王明哲：《乌孙历史上几个重大问题的探讨》，《新疆社会科学》1982年第3期，第41页；王炳华、王明哲：《乌孙研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6页。
[64] Ma Yong & Wang Binghua, The Western Regionsunder the Hsiung-nu and the Han, Janos Harmatta, B. N. Puri & G. F. Etemadi(eds.), 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CentralAsia, Vol. II: The development of sedentary and nomadic civilizations: 700B. C. to A. D. 250, Delhi:Motilal Banarsidass Publishers Private Limited, 1999, pp. 219-221.
[65] 王炳华、王明哲：《乌孙历史上几个重大问题的探讨》，《新疆社会科学》1982年第3期，第39~40页；王炳华、王明哲：《乌孙研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1、14页。
[66] 黄振华、张广达：《苏联的乌孙考古情况简述》，载王炳华、王明哲：《乌孙研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88页。
[67] 王炳华、王明哲：《乌孙历史上几个重大问题的探讨》，《新疆社会科学》1982年第3期，第42页；王炳华、王明哲：《乌孙研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8页。
[68] [苏联]К. А. 阿奇舍夫、Г. А. 库沙耶夫著，孙危译：《伊犁河流域塞人和乌孙的古代文明》，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08页。
[69] [苏联]К. А. 阿奇舍夫、Г. А. 库沙耶夫著，孙危译：《伊犁河流域塞人和乌孙的古代文明》，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22页。
[70] 甘肃省博物馆：《甘肃省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年），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年，第144页；戴春阳：《月氏文化族属、族源刍议》，《西北史地》1991年第1期，第14页。
[71]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河西走廊史前考古调查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年，第424页。
[72] 安志敏：《甘肃远古文化及其有关的几个问题》，《考古通讯》1956年第6期，第16页（收入氏著：《中国新石器时代论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年，第86页）。
[73] 陈健文：《试论一些与月氏有关的考古文化问题》，《简牍学研究》第2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88页。
[74] [西汉]司马迁：《史记》卷123《大宛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3161页。
[75] [西汉]司马迁：《史记》卷110《匈奴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879页。
[76] 贾敬颜：《释“行国”——游牧国家的一些特征》，《历史教学》1980年第1期，第17页。
[77] [西汉]司马迁：《史记》卷110《匈奴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879页。
[78] 横田祯昭，“河西にちける匈奴文化の影响——沙井文化考”，氏著：《中国古代の东西文化交流》，东京：雄山阁出版，1983年，第178~179页；林幹：《匈奴城镇和庙宇研究》，《匈奴史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413~429页; Jean-lucHoule & Lee G. Broderick, Settlement Patterns and Domestic Economy of theXiongnu in Khanui Valley, Mongolia, Ursula Brosseder & Bryan K. Miller (ed.), Xiongnu Archaeology. MultidisciplinaryPerspectives of the First Steppe Empire in Inner Asia, Bonn: Vor- und Fruhgeschichtliche Archaologie RheinischeFriedrich-Wilhelms-Universitat Bonn, 2011, pp. 137-152.
[79] 李并成：《河西走廊历史地理》，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7~30页。
[80] [西汉]司马迁：《史记》卷111《卫将军骠骑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934页。
[81] [东汉]班固：《汉书》卷94上《匈奴列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3781页。
[82] [东汉]班固：《汉书》卷94上《匈奴列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3781页。
[83] Istvan Erdélyi-C. Dorjsüren-D. Navan, Resultsof the Mongol-Hungarian Archaeological expeditions 1961-1964 (a comprehensivereport), Acta archaeologic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19/3-4(1967), pp. 334-370; R. E. van der Veen, Ancient Grave Looting Reinterpreted. ReopenedXiongnu Tombs from the 3rd century BC to 2nd century AD in Mongolia and Russia, Leiden:Faculty of Archaeology of University of Leiden, 2013, pp. 24-26; [苏]С. И. 鲁金科著，孙危译，马健校注：《匈奴文化与诺彦乌拉巨冢》，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7~9页。
[84] 张海斌：《试论中国境内东汉时期匈奴墓葬及相关问题》，《内蒙古文物考古》2000年第1期，第14~22页；杜林渊：《南匈奴墓葬初步研究》，《考古》2007年第4期，第74~86页；单月英：《匈奴墓葬研究》，《考古学报》2009年第1期，第35~68页。
[85] [东汉]班固：《汉书》卷96上《西域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876页。
[86] [清]徐松著，朱玉麒整理：《汉书西域传补注》，载《西域水道记》（外二种），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404~405页。
[87] [东汉]班固：《汉书》卷96上《西域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875页。此处的婼羌仅指“去胡来王”一部，“其地大约相当于今代地图的阿克楚克赛”，见周连宽：《汉婼羌国考》，《中亚学刊》第1辑，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87页。
[88] 也有一种意见认为，“少田”说明鄯善国种植业经营规模小，在当地农业经济中起辅助作用。见李艳玲：《田作畜牧——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7世纪前西域绿洲农业研究》，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45页。
[89] 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甘肃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编：《少数民族史志丛书·裕固族简史简志合编》（初稿），1963年内部铅印，第26页。
[90] 吴正科：《丝路古城黑水国》，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53页。
[91] 祝中熹：《甘肃通史·先秦卷》，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39页。
[92]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永昌三角城与蛤蟆墩沙井文化遗存》，《考古学报》1990年第2期，第230页。
[93] 汪连兴：《关于世界古代史研究中若干重要理论问题的思考》，《史学月刊》1993年第1期，第94~95页。
[94] 贺卫光：《中国古代游牧文化的几种类型及其特征》，《内蒙古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第42页；贺卫光：《中国古代游牧民族经济社会文化研究》，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63页。
[95] [苏]А. 伯恩施坦著，罗志平译：《中亚古代游牧民族史的争论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译：《民族史译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年，第110页。
[96] [苏]Л. П. 波塔波夫著，万颐安译：《论中亚细亚和哈萨克斯坦游牧民族宗法封建关系的本质》，《苏联关于游牧民族宗法封建关系问题的讨论》，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第2页。
[97] N.Ishjamts, Nomads in eastern Central Asia, Janos Harmatta (ed.), 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of Central AsiaVol. 2 The Development of Sedentary and Nomadic Civilizations: 700 B.C. to A. D.250, UNESCO Publishing, 1994, pp. 151 -169; Roger_Cribb, Nomads in Archae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9-43.
[98] 据笔者2016年7月在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大河乡实地调查所获资料。
【编按】本文原刊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陕西历史博物馆编：《丝绸之路研究辑刊》（第一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29~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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