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富学 王朝阳 | 海外元代畏兀儿人研究述评

摘要：蒙元时期的畏兀儿人为蒙古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领域做出了贡献，早已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关注，一个多世纪来，研究不辍。相对而言，海外学者的研究比国内起步要早，加上国外学者精通多种语言，而且拥有国内难得的资料，推出了数量丰富而学术价值甚高的研究成果，内容涉及畏兀儿家族及其变迁、宗教活动、文化素养、畏兀儿与蒙古关系等多个领域。自上世纪中叶以来，研究范围扩大，由欧美、日本、苏俄而扩及土耳其、澳大利亚、以色列、蒙古国、韩国等。对这些学术成果进行介绍简略评介，有利于促进国内这一领域研究的进展。

关键词：海外；元代；畏兀儿人；蒙古帝国

蒙元时期，唐宋所谓的“回鹘”被音译作畏兀儿。13世纪初，蒙古帝国崛起，高昌畏兀儿亦都护率先归附蒙古，并随成吉思汗四处征战，立有战功，加上畏兀儿人具备较高的文化素养，在政治、文化、经济诸领域都对蒙古国有突出贡献，故而有元一代，畏兀儿人一直享有很高的地位。恰如澳大利亚蒙元史专家罗依果所分析的那样：蒙元时期，“外来文化”影响蒙元当局施政环境和管理的首要因素无疑应来自畏兀儿人。[1]

元代畏兀儿人地位重要，其活动历来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需指出的是，国外研究起步较早，在许多领域都取得了重要进展，惜未能引起国内学界应有的关注。有鉴于此，本文拟就20世纪中叶以来国外对畏兀儿人的研究做一简要回顾，增进国内学术界对其研究状况的了解，冀以推进该领域的深入发展。然限于视野和学力，难免挂一漏万，祈批评指正。

一、综合性研究

对元代畏兀儿的综合研究，首推日本学者安部健夫的《西回鹘国史的研究》。作者旁征博引多种资料，论述了畏兀儿归顺后受到的待遇，臣服后加入元朝一方参加各种对外战争。对畏兀儿的归顺路线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也对迁入内地的畏兀儿人也进行研究，如考证内迁畏兀儿人籍贯多为北庭人，同时分析了《元统进士录》中畏兀儿人的科举状况等问题。[2]

继之，德国突厥学家葛玛丽著《高昌回鹘王国的生活（850—1250年）》，该书爬梳了从850年到1250年高昌回鹘王国的社会生活状况，内容宽泛，作者结合出土文物、壁画、考古资料等细致地研究和考察了回鹘人的历史、宗教、文化、服饰等，展现了蒙元时期回鹘王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方面的发展水平。[3]

然而，最切合本文主旨，专题研究元代畏兀儿人者则应首推美国学者布鲁斯之博士学位论文《元代与明初畏兀儿人的生存之策》。作者熟悉各种汉文史料，广泛运用各种正史、地方方志、金石录等汉文史料，还利用了中亚波斯文《史集》、《世界征服者史》等史料，讲述了内迁后的畏兀儿精英处在的蒙元阶层中采用的生存策略，侧重点以偰氏家族为个案研究，作者将“忠”“孝”“贞”视为该家族三个显著性家族标识，对家族中作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精英的成员一一加以考述。并于文后列举了数百计的内迁前后畏兀儿精英。[4]  略显遗憾的是，作者对汉语的语音系统尤其元代的语音系统只是稍有欠缺，故而将一些畏兀儿人名拼写错误。后来，作者在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订成《学问与大师——蒙元时期的畏兀儿人》一书。[5]  此项成果发表后，迅即引起强烈反响，对其观点进行讨论，其中最具代表性者当属美国学者艾鹜德的评论，提出不少反对意见，尤其对布鲁斯关于偰氏家族生存策略的看法持有相反的看法。布鲁斯在论述偰氏家族的生存策略时指出，他们似乎意识到蒙元在中国的统治可能并不长，因而谋取一定的利益以巩固自身地位。艾鹜德却认为偰氏家族的这些活动应是出于忠君报国的意识，而非为“谋取一定的利益”。偰氏家族的后裔在元亡以后不愿意为明效忠而远走云南和高丽，就是明证。[6]  此外，也指出了书中诸多畏兀儿人名的书写错误，作者应当参考美国哈佛大学学者柯立夫早在上世纪中叶发表的著作《1362年之汉蒙合璧忻都公神道碑》，该文有不少畏兀儿内迁畏兀儿人名的记载，但作者并没有参考，以至于对一些人名的书写上出现错误。[7]

二、畏兀儿家族史研究

由于畏兀儿人为蒙古的兴起、发展以至建国都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们凭借较高的文化素养或以军功受到统治者的青睐。有元一代，出现了显赫的畏兀儿家族，这些家族的史料丰富，如《高昌偰氏家传》详细记载了偰氏家族自唐代到元末家族的重要成员及重大事件；《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就是蒙古统治者为表彰畏兀儿亦都护家族的功勋而立的碑。

布鲁斯对元代畏兀儿人的研究可谓用功颇勤，他的《介乎蒙汉之间的西北边疆畏兀儿人》通过对亦都护、贯氏、廉氏、偰氏等家族考述，着重于亦都护家族，论述了自归顺蒙古以后与不同时期蒙古统治者的曲折关系，包括成吉思汗时期的恩宠和蒙哥汗对亦都护萨仑的斤的惩罚、纽林的斤东迁永昌等事迹，并反驳了西方学者关于畏兀儿亦都护被封为第五子的观点。此外，也对个别畏兀儿精英诸如孟速思、哈剌亦哈赤北鲁、塔塔统阿等人的活动加以考述。[8]

上世纪初，德国第三次吐鲁番探险队曾发现畏兀儿孟速思家族供养图，激起了德、日及中国学者的关注。供养图上总共47人，有用汉字书写的畏兀儿语或蒙古语人名，葛玛丽率先就供养图进行考察，并试图解释其上的这些人名。[9]  随后，另一位德国学者傅海波在葛玛丽的基础上进一步的研究，解读了供养图上孟速思家族成员人名，对葛玛丽的解释予以订正，并尝试用《武都智敏王述德之碑》和《武都忠简王神道碑》的人名作对比。[10]  继之，日本学者北村高撰《关于蒙速思家族供养图》，结合《武都智敏王述德之碑》和《武都忠简王神道碑》，对供养图的由来、年代及作者问题进行考证，并根据装饰、举止及蒙速思儿子的名字判定认为该家族信仰佛教。[11]

吐鲁番还出土有元代畏兀儿文家庭档案一份，为长达287厘米的写本，存文字200行，系畏兀儿婚礼和葬礼记录，先由英国学者克劳逊撰《一件畏兀儿文家庭档案》，对卷子中的诸多词汇进行释读，认为这件文书应是13~14世纪的遗物。[12]  后来日本学者梅村坦进行一次系统性的研究，撰成《畏兀儿文书SJKr.4/638——婚礼、葬礼费用记录》，对该家庭档案进行转写和翻译，对文书内容作了进一步的分析。[13]

此外，一些研究以畏兀儿碑刻为切入点，如《西宁王忻都公神道碑》、《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等。这些碑铭引起了国外学者的注意。前者记述了西宁王忻都家族系谱、祖先对子孙的教育、家族成员在地方任职状况及在河西地区的活动。美国哈佛大学博士柯立夫撰写了《1362年之汉蒙合璧忻都公神道碑》，将碑文译成英文并详细注释，后并附有词汇索引及回鹘文和汉文的拓图版。[14]  该文堪称研究《西宁王忻都公神道碑》的基石。《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正面为汉文，系虞集撰文，赵世延篆额，巙巙书丹，由黄文弼先生进行复原并校注。[15]  畏兀儿亦都护于1209年归顺蒙古，随蒙古军征战四方；元初，窝阔台系、察哈台系蒙古诸王倡乱西北，回鹘都城高昌被叛军占领，亦都护被迫迁往永昌。该碑记载了元代畏兀儿半个世纪的历史过程，内容还涉及亦都护世系、亦都护家族的贡献及其与蒙古黄金家族的联姻等。背面为回鹘文，内容与正面对应，由耿世民和法国哈密顿先生合力进行研究。他们不仅对背面回鹘文碑铭进行了细致的解读和翻译，还论述了亦都护家族的功业与荣耀等论证，指其勒立年代为元统二年（1334）。[16]  其中存在的问题，后由卡哈尔·巴拉提和刘迎胜撰文予以商榷。[17]

三、畏兀儿人的宗教活动

元代畏兀儿人大多敬信佛教，敦煌、吐鲁番出土了大量佛教文献。其研究成果已由茨默做过述评，兹不复赘。[18]

元代是畏兀儿佛教人才辈出的时代，涌现出安藏、必兰纳识里、亦黑迷失、跃邻帖木儿、弹压孙、齐苏雅等著名佛学家和佛教徒。安藏为元代最著名的畏兀儿佛学家之一，其名可见于敦煌写本P. 4521。日本学者森安孝夫经过文献释读，从时间和回鹘语法上鉴定该书信的作者为元代西州的回鹘人，推断其为1302年以后之作，收件人为敦煌莫高窟的僧侣，谈论的是监督佛经交换和管理商业事务，同时考证信中提及的两部佛经应为回鹘佛教徒安藏所译。[19]  安藏其人，北村高著《安蔵与佛教：元初的一名畏兀儿官僚》对其生平经历有详细论述，称其精通多种语言，参与多部佛经的翻译，指安藏的佛学修养、身兼数职，是这一时期畏兀儿人的一个缩影。[20]  在汉籍史乘中，安藏之名常与扎牙答思一同出现。德国学者傅海波著《元代中国的汉藏佛教》就这一问题进行考证，经过对《元史》和《秦国文靖公神道碑》等史料的分析，认为学术界将二人视作同一人是不可取的。[21]  在北京版《西藏大藏经·栴檀瑞像传入中国记》之批注中，有言该经是由回鹘语翻译过来的。译者一为am chang，二为da na si。经日本学者百济康义考证，am chang可以确定就是这里所言的“安藏”，另一位dana si则应为Dhangyasena的异译，乃汉籍史乘中的人物“弹压孙”，为哈密出生的畏兀儿人。[22]

巙巙是元代畏兀儿著名的佛教徒、书法家，对元代宗教、书法领域影响甚巨。前述《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的背面回鹘文即由他撰写，正面汉文亦由其书丹。然而正史、出土文献、近代工具书等对他的人名书写各不相同，经常以“巎巎（Nao）”和“巙巙（k‘uei）”出现，因为“巎巎（Nao）”和“巙巙（k‘uei）”差异甚微，并没有统一的标准。美国哈佛大学学者柯立夫（Francis W. Cleaves）在《巙巙还是巎巎》（K'uei-k'ueior Nao-Nao）一文中分析了出现这种混淆的原因，并列举了《元史》和近代工具书对此记载也各不相同，中国、日本乃至西方学界并没有统一的写法。作者根据字形、词源的角度考证正确的读法应当是“Nao ”，而“K‘uei”是错误的。[23]  这一观点曾经得到学术界广泛的接受，但近几十年来，我国开始有学者对这种观点提出反对意见。如耿世民认为正确应当读作“kiki”，因为根据甘肃武威发现的《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之背面回鹘文有作者署名，回鹘文为“kiki”，据此，巙巙乃“kiki”的音译，而并非“náo”。[24]

必兰纳识里（Prajñä-sri）是14世纪畏兀儿译经大师，龙树所撰《大般若波罗蜜多经》颂词即由他从印度语文直接译入回鹘文。土耳2000其学者阿拉特和匈牙利学者柯伟进行了研究。[25]  有意思的是，必兰纳识里还将密宗经典《北斗七星经（Yitikensudur nom）》由回鹘文本译为蒙古语。由于该经是回鹘人由回鹘文本翻译成蒙古本，故含有大量的回鹘语因素。[26]  有关研究成果可参见匈牙利学者李盖提[27]  和日本学者松川节[28]  的相关著作。

亦黑迷失是元代畏兀儿著名航海家，作为元政府的使者和虔诚的佛教徒，他曾先后奉使斯里兰卡和印度半岛南端，在那里从事佛事活动，并于1315年在福建刊刻《毗卢藏》。这些活动，均由北村高详述之。[29]

跃邻帖木儿（Yol Tämür）是驻守云南的畏兀儿官员，也是回鹘文诗歌的创作者，有诗作《观世音赞》（十九段）传世，有关写本已由匈牙利学者哈蔡[30]  和日本学者小田寿典[31]  研究刊布。他们着重考察佛教徒跃邻帖木儿及其妻子的宗教活动及《观世音经》刊刻背景，认为1330年元政府派驻云南的回鹘高级官员跃邻帖木儿之妻色拉奇为保佑丈夫平安，曾出资命人印制了《观世音经》。

日本学者橘堂晃一以吐鲁番出土两件佛经写本为出发点，指出那里的回鹘人不仅能将汉语佛经译成回鹘语，还能熟练地引用汉文经典而加以改编。通过考证，认为柏林藏两件汉文佛教文献《佛说法宝礼》（编号Ch 2980）和《弥勒启请礼》（编号Ch957、Ch2100、Ch2115、Ch2285、Ch2892、Ch2310、Ch2311、Ch2703和Ch3394）之书写者皆为回鹘人。[32]  这一发现，有助于了解汉—回鹘杂写佛经本的背景与来源。

就元代之畏兀儿文献言，德国学者茨默贡献尤著，先后出版有《回鹘文佛教头韵诗（BuddhistischeStabreimdichtungen der Uiguren）》（1985年）、《回鹘文佛教魔法文书（Magische Texte des uiguischenBuddhismus）》（2005年）等多种专著，在国际学术界享有广泛的影响，尤其是《佛教与回鹘社会》，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和渊博的学识，以及兼通多种语言的优势和直接占有柏林藏吐鲁番出土回鹘文文书的有利条件，将回鹘文佛教文献与元代畏兀儿佛教史的研究推进到新的高度。书中除引用大量既刊文献外，还引用了不少未刊回鹘文资料，以这些由古代回鹘人自己书写的第一手资料论述了佛教在回鹘中的兴衰，从中窥视那个时代回鹘佛教徒的思想意识与宗教观念，进而探讨佛教与回鹘社会生活、文化状况的密切关系。[33]  方法新颖，见解独到，资料详实丰富，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近期，他又发表《儒家经典之回鹘文译本》一文，对吐鲁番及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的回鹘文佛教文献如《妙法莲华经》、《八阳经》、《父母恩重经》以及与儒家经典相关的《易经》及《千字文》进行研究，认为佛经的某些内容，可以从中国传统经典中找到依据。[34]  通过逐句对比，可以发现有的作品的译者翻译既精准又到位。

日本学者松井太通过对德藏吐鲁番文书U 5330 (USp. 77)的仔细探究，阐述了蒙古统治时期畏兀儿农民和佛教教团的关系问题，内容涉及佛教教团的免税特权、地税、与农民的对立等。[35]

蒙元时期，随着元朝与西方基督教世界联系的加强，畏兀儿景教徒拉班·扫马（约1225~1294）和雍古部人马古斯（1245~1317）曾远足近东，并受伊儿汗国所遣，出使欧洲，对加强元朝中央政府与西亚伊儿汗国（1253~1355）乃至欧洲基督教国家的联系与沟通起到了重要的津梁作用，也成为最早访问那里的中国旅行家。遗憾的是，其人其事在浩如烟海的汉文史乘中了无记载，幸赖叙利亚文《大总管雅巴拉哈三世及拉班·扫马传》及梵蒂冈教廷档案的发现与公刊，才使其伟绩得以彰显。对该叙利亚文献，最先由英国学者布吉（E. A. W. Budge）刊布并研究，作者简要介绍拉班·扫马的出身背景，注重论述在忽必烈的支持下，畏兀儿景教徒拉班·扫马和雍古部人马古斯为特使，游历了中亚伊利汗国、巴格达、君士坦丁堡、法国、英国、意大利等地区和国家，受到当地教皇和国王的礼遇。他们的旅行和传教使元朝与西方基督教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36]  法国学者伯希和（P. Pelliot）就拉班·扫马与基督徒雍古部王子之关系进行了研究。[37]

近期，日本学者松井太撰文《蒙元时代回鹘佛教徒和景教徒的网络》，指出蒙元时代从东天山、河西走廊到内蒙古呼和浩特和华北地区的五台山、真定一带佛教徒巡礼网络，这一范围，基本上与元代回鹘景教徒的网络大体一致，体现了元代回鹘社会多种宗教并存的特征。[38]

四、畏兀儿人与蒙古关系

元代畏兀儿人与蒙古的关系，也是最受学界关注的问题之一。对这一问题的专题探讨，首先需关注美国新泽西学院托马斯•爱尔森教授著《元朝与13世纪的高昌回鹘》。作者精通汉文及其各种史料，具备着深厚的目录学功底，被视为美国蒙元史研究的权威。本文中论述了成吉思汗与巴而术阿而忒的斤关系、东突厥斯坦的陷落、畏兀儿向蒙古缴税、征兵等义务等诸多问题。[39]  由于作者除了使用汉文原始材料外，还能运用相关的波斯史料，因而在论述畏兀儿与蒙古关系、高昌陷落时间的考证中别具新意。其实，在此之前，苏联学者马廖夫金即利用《元史》及元代墓志等汉文文献，结合回鹘文写本，撰成《13世纪的高昌回鹘国》一文，对13世纪的高昌回鹘王国及其与蒙古人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的论述。[40]  相较而言，爱尔森教授之作，对畏兀儿人与蒙古关系的梳理更为细致。

澳大利亚学者罗依果著《蒙古时代中原地区的突厥人：13~14世纪突厥—蒙古关系初步研究》论述了包括畏兀儿人在内的突厥语诸族在蒙古崛起后为其服务的问题，作者从汉文、波斯等史料作为切入点，将蒙古统治下的5个突厥语民族在蒙古政权中的任职情况做一对比，就1200~1259年这段区间而言，有名可查的畏兀儿人就多达57个（37位明确为畏兀儿人），这些人有的在统治者身边担任必闍赤，有的具有导师身份，有的成为军事将领，也有的充当宿卫，其人数远超其他突厥语民族。因此，最主要的“外来文化”影响蒙元当局施政环境和管理无疑是畏兀儿人。[41]  对这一问题的讨论，还可见蒙古国学者贾姆彦吉图（Jamyagin Ganbold）所撰《丝绸之路和蒙古》（The Silk Road and the Mongols）一文，认为畏兀儿协助蒙古人开辟的“回鹘路”沟通了东西方定居民族，回鹘成为东西方商贸活动的中介者，有利于东西方的文化的发展和相互影响。“回鹘路”经过蒙古疆域，因此早期畏兀儿和蒙古都对世界文明史作出了巨大贡献。[42]

日本学者佐口透《蒙古统治时期的畏兀儿斯坦》将元代史料和出土材料相结合，考察了元朝统治时期畏兀儿地发生的重大事件，如数次西北诸王叛乱及元廷在当地的政治、经济、社会措施。[43]  嗣后，苏联学者库鲁特科夫利用汉文、阿拉伯文和波斯文史料，论述了元明时代蒙古贵族在西域的混战给畏兀儿人带来的深重灾难。[44]  日本学者自念阳子《蒙古帝国的畏兀儿官僚》一文认为蒙古统治者出于巩固政权的需要，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都倚重于畏兀儿人，因而大批畏兀儿人得以供职元朝统治机构。[45]

波兰学者科特威茨著《畏兀儿与蒙古关系新论》侧重于从考古资料来探讨畏兀儿与蒙古之间的关系，比如通过敦煌发现的蒙元时期资料、洞窟题记等来分析敦煌地区与蒙古政权之间的政治及宗教关系。[46]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对莫高窟回鹘文题记的释读与断代，指出敦煌与之毗邻的肃州等地的畏兀儿人和蒙古人交往密切。俄罗斯学者卡迪尔巴耶夫撰《蒙古时代的突厥（畏兀儿、钦察和康里）》论述了一大批归顺蒙古之畏兀儿贵族阶层，如塔塔统阿、岳璘帖穆尔等。他们服务于蒙古统治集团，或担当导师，或出任必阇赤、翻译官等，有的子继父业，对蒙古帝国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47]  匈牙利学者卡拉研究了蒙古的创制与塔塔统阿之关系。以回鹘文字母为基础而创制的蒙古文很快得到普及，为学习这种文字，许多蒙古贵族都拥有必闍赤，而这些必闍赤大多都来自畏兀儿人。[48]  畏兀儿与蒙古之间的文学交流，认为尽管畏兀儿人在元朝统治机构任职，但这些人与留在吐鲁番绿洲的家属保持联系，高昌和大都之间存在一条通道，不少学者、商人、僧人等沿这条通道往来。文化也更加紧密联系在一起。大都的普庆寺僧人即其例证，大都的寺院中就发现了不少畏兀儿文写本和刻本。[49]

美籍华裔学者赵庆之著有《作为政治战略和文化表达的婚礼：从蒙古帝国到元朝的蒙古王族婚礼》，其中第十章论述了蒙古皇室与亦都护家族的婚姻状况，并总结出双方联姻的一些特征。[50]  唯由于受史料所限，未能概括出蒙古皇室与亦都护家族婚姻的全貌。再者，或由于缺乏对北方民族史的了解，以至于出现了一些常识性错误，如在论述漠北回鹘迁徙时认为回鹘为唐朝所击败，实乃败于黠戛斯之手。

蒙古崛起朔漠，以武力夺取天下。归附蒙古的畏兀儿追随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征战四方，战功卓著，加上畏兀儿人文化素质较高，故而特受蒙古统治者重用。美国学者比尔▪康纳爵森《中世纪内亚畏兀儿的转型：从突厥游牧传统到有教养的蒙古管理人员》之第四章，专门就畏兀儿归顺蒙古和在蒙古帝国中的地位展开论述，认为畏兀儿人对蒙古的帮助极大，不仅仅是蒙古帝国的管理者，还是横跨亚洲腹地的文书翻译者和口译者。战争中他们为蒙古提供庞大军队的同时也输入了智囊团。[51]  类似的研究又见于以色列学者米歇尔·必兰女士所著《蒙古之转型：由草原到欧亚帝国》，文中论及这些畏兀儿精英们不仅懂得城市管理，还善于联络各个游牧部落。经济上，蒙古统治者们了解西域人在商业上的优势，因此，将他们作为自己的商业代理人，从而获得了巨大的财富。[52]

日本学者梅村坦《具有违约罚纳官语句的文书》以一份违约纳罚文书作为出发点，从对违约的畏兀儿民众罚金数量上看，亦都护获得违约金的数量明显低于蒙古大汗，与诸王子持平，顺序则位于诸王子之下。这一现象反映了亦都护地位的下降及在民众中的影响力减弱。[53]  日本另一学者松井太《蒙古时代维吾尔地区的税役制度与征税系统》以10件回鹘文世俗文书作为出发点，考察在蒙古的支配下畏兀儿地区的税役与征税，如畏兀儿人有义务为蒙古政府在当地设立驿站，并为过往使节提供马匹、棉布、面粉、酒等日常用品。[54]  舩田善之《关于元朝治下的色目人》分析了在元朝统治下的包括畏兀儿人的色目人的科举、荫叙、税役制度、户籍制度等问题。[55]  此外，森安孝夫对元代畏兀儿商人及其与斡脱关系的研究也非常值得关注。[56]

值得注意的是，苏联几位学者对元代畏兀儿文献中出现的“el”和“budun”的探讨。托斯托夫认为这两个词汇绝对不能从领土意义上去理解，而应从政治意义上去解释，“就是国民村社”，但又不能认为二词意指领地的农村公社，因为他们包含着更广泛的概念。[57]  吾列托娃认为el指封建统治者的封地，而budun则是封地上的居民。[58]  吉洪诺夫认为，el和budun大致可以确认为11至14世纪畏兀儿汗国所存在的村社与民众。[59]  至于二词到底反映的是民众与村社之关系，还是民众与国家之关系，尚有待进一步探讨。

五、关于畏兀儿人的文化素养

蒙元时期，畏兀儿人文化发展进入黄金时期，尽管汉文史乘记载有限，但敦煌、吐鲁番出土回鹘文文献却再现了那个时代畏兀儿文化的辉煌，土耳其学者阿拉特《古代突厥语诗歌》列举的10个回鹘文诗歌创作者，有些年代不明，其中可确定为元代的就有阿普林啜特勤（AprinčorTegin）、阙达干（Kül Tarqan）、巙巙（Kki-kki）、必兰纳识里（Prajñāśrī）、阿司格都统（AsïγTutung）和齐苏雅（Čisuya Tutung）。[60]  阿拉特所言Čisuya Tutung，与另一位土耳其学者特肯的写法一致，[61]  日本学者庄垣内正弘认为应作Čisön，可为汉语“智泉”“智全”或“智宣”相对应。[62]  茨默倾向于这一观点，认为此人可能1260年给少年阿鲁浑萨理讲授佛法的法师。[63]  后来，茨默又建议将Čisön释作“智禅”，[64]  但遭到维吾尔族学者阿不都热西提的反对，因为“禅”和sön在语音上无法对应。[65]

畏兀儿人凭借较高的文化素养，成为了蒙古统治阶层的文化启蒙导师，为蒙元时期的文化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迁入内地后，随着与汉族士人的交往增多，受汉文化影响，畏兀儿人逐渐吸纳和接受汉文化，出现了汉化、儒化的趋势。

俄国学者巴尔托德在《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之第四章《成吉思汗和蒙古人》论及蒙古与畏兀儿关系时指出成吉思汗时代的蒙古人由于文化素养普遍不高，因此，在统一蒙古后，侵入文明地区之前，迫切向新臣服的其他民族学习先进文化。是故，畏兀儿人得以成为蒙古的启蒙老师和蒙古帝国第一批官吏。[66]  继之，苏联学者吉洪诺夫对元代畏兀儿人进行了更专门的研究，内容见于《十至十四世纪维吾尔国家的经济和制度》第九章《封建主与依附民》和第十一章《文化与风俗》之中。[67]

华裔美籍学者杨宗翰（Yang Tsung-han）对元代畏兀儿政治家、散曲家贯云石进行研究，他的《小云石海涯(1286-1324)》（Hsiao-Yün-Shih Khaya(1286-1324)）以《贯公神道碑》为切入点，考察了贯云石（即小云石海涯——引者）籍贯、家族成员、婚姻状况、为官经历以及儒家思想取向、书法艺术、与汉族士人赵孟頫、姚燧等人的交往等。[68]  美国学者莱恩(R.J.Lynn)的《诗人贯云石(1286-1324)和他的诗》（A Poet and HisPoems:KuanYün-shih,1286-1324）结合《元史▪小云石海涯传》等史料，也对贯云石的思想、生平及其散曲创作展开讨论，指出贯云石刚进入仕途就给蒙古皇帝上书直言“天下向背之道”，显然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69]

布鲁斯《高丽与朝鲜社会与政治中的新儒畏兀儿色目人》主要考述元末迁往高丽的偰氏家族偰哲笃的后裔偰伯辽逊一脉，分析了该家族后裔在当地的政治和社会所作出的贡献，并于文中列出清晰的家族世系表。[70]  对于偰氏家族，韩国学者多有关注，如对偰长寿生平与贡献，白玉敬（Ok-Kyoung Baek）曾有专文《丽末鲜初偰长寿的政治活动与现实认识》予以研究。[71]  关于偰循的活动，郑麟趾有系统研究。[72]

山本光朗的《关于廉希宪：元代色目人的改姓与汉化》（1）（2）考察了廉氏家族部分成员及婚姻状况、为官经历、采用汉姓的背景、对汉文化的吸收、廉希宪的学问和时代背景、对儒家思想的实践等方面，反映了元代畏兀儿廉希宪及其家族在迁徙过程中的汉化和儒化。[73]

布鲁斯《元代居于中原的中亚胡人——从两个方面看“他者”的变化》一文认为蒙古利用来自中亚、西亚被征服的人民为他们统治中国，这些人构成一个群体即色目人，他们既是征服者又是被征服者，故而处在蒙古贵族和中国本地汉人中间的特殊地位；论文阐述了部分畏兀儿人利用自身族群优势成功地扮演着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的角色，作为政治精英，他们具备中国本地汉族精英所不能享受的政治待遇，作为文化精英又是拥有了大部分蒙古人所不能具备的文化素养。[74]  尤有进者，以色列学者艾达尔则通过突厥语与蒙古语共享的两个官号——伊儿汗（elxan）和伊里奇（elči）——的考证，以探求蒙古与畏兀儿之关联。[75]

布鲁斯《蒙古统治中国时期的畏兀儿书写和识读人才》认为蒙古自成吉思汗时代起，接纳了一大批畏兀儿文人和记事官以后，他们良好的读写能力极大促进了蒙古帝国的发展，并分析了蒙古采用畏兀儿字作为蒙古官方文字的原因。[76]  另外，他还著有《明初云南的畏兀儿人及其穆斯林后裔》，考察了元末迁入云南的偰氏家族后裔的社会活动，认为该家族到达云南后皈依伊斯兰教是为了适应生存坏境的结果。他们对当地穆斯林社会产生重要的影响。[77]

元朝著名的理财家桑哥的族属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或曰畏兀儿人，或曰吐蕃人。德国的汉学家傅海波就目前学界对桑哥的族属众说纷纭的情况下认为桑哥为畏兀儿人，并论述了他在世祖朝理财活动的贡献。[78]  而意大利著名藏学者伯戴克在《元代藏族政治家桑哥》一文中也探讨了桑哥的族属。文章亮点在于探讨桑哥的早年经历，因汉文史料记载的都是桑哥后期理财情况，对他的早年经历并无记载。作者从语音学的角度考证“桑哥”一词来源于梵文，是畏兀儿人所用名字。然鉴于《汉藏史集》记载桑哥为噶玛洛部族成员，这与当时忽必烈下达一个让桑哥去西藏的诏令相互印证。因此，桑哥是出身于具有藏族血统的家族，然而该家族已经有明显的畏兀儿化趋向了。[79] 

六、结论

公元20世纪以前，西人对回鹘—畏兀儿历史文化茫然无所知晓，学界对回鹘文化的了解仅仅局限于汉文及穆斯林史料中一鳞半爪的记载和传世的几件回鹘文献，诚如俄国学者卡孜木-别克所言的那样。[80]  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西方列强掀起了一股争赴新疆、敦煌诸地考古探险的热潮，发现了大批的写本、刻本残卷，为唐宋元时代回鹘—畏兀儿历史文化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前所未知的新材料。这些文献刚出土不久即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广泛重视，不少人都投身于对这些文献的释读、研究与刊布，涌现出一大批研究专家，最早的如德国的缪勒（F.W. K. Müller）、勒柯克（A. von Le Coq）、邦格（W. Bang）、葛玛丽（A.von Gabain）、苏俄的拉德洛夫（В．В．Радлов）、马洛夫（С．Е．Малов）和日本的羽田亨等，继之又有德国的茨默（P. Zieme）、罗伯恩（K.Röhrborn）、法国的哈密顿（J. Hamilton）、英国的克劳逊（G.Clauson）、匈牙利学者卡拉（G. Kara）、日本的山田信夫、小田寿典、梅村坦、森安孝夫、百济康义、庄垣内正弘、苏俄的土谷舍娃（Л. Ю.Тугушева）、土耳其的阿拉特（R. R. Arat）和提肯（S.Tekin）等一大批回鹘文专家。他们从收集支离破碎的资料入手，整理、释读，筚路篮缕，前赴后继，终于取得令世人注目的成果，人们对回鹘佛教乃至整个回鹘文明的重新认识，可以说都是以回鹘文献的发现、研究为先导的。

20世纪中叶以前，海外学者对蒙元时期畏兀儿的研究主要聚焦于文献方面，兹后，由于文献的积累越来越丰富，学者们开始将部分精力投入到畏兀儿人之历史文化等问题上来。自上世纪中叶以来，研究范围扩大，由欧美、日本、苏俄而扩及土耳其、澳大利亚、以色列、蒙古国、韩国等。

半个多世纪以来，国外学者，尤其是苏俄、日本、德国、美国对畏兀儿人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就，使许多过去一直模糊不清的历史问题得以澄清。应该指出的是，国外（尤其是欧洲、苏俄）的研究起步先于我国，尽管国内80年代以后畏兀儿人的研究取得了迅猛的进展，但其研究重心依旧被放置在汉文文献上，与国外研究水平相比尚存在一定差距，其研究之立足点、方法、多种文献并用、语言学与历史学结合等方面，均值得国人借鉴。

首先，德国、苏俄、法国、英国、匈牙利、日本、土耳其、以色列学者主要以敦煌、吐鲁番出土回鹘文文献为依托，其重心依旧放在结合与敦煌、吐鲁番出土的文献、文物上，值得我们借鉴。迁入内地的畏兀儿人故居地西域，其中心区域就是吐鲁番和敦煌，那里出土的文物就是反映畏兀儿社会生活的最好例证，有必要将它们联系起来，不论是宗教、还是民间信仰，都可以从那里找到渊源，宗教是一种社会意识，属于上层建筑范畴，宗教信仰的改变、民族风俗的变迁是一个民族的心理过程，不会骤然消失。

这不仅是研究方法上的差异，其本质在于对敦煌、吐鲁番出土材料的运用上，就二地发现的包括回鹘文等多种古代语言文字的材料来说，国内学者直接能利用的为数不多，故在引用材料时，还不得不借助于国外学者的译释。

其次，敦煌、吐鲁番出土的其他民族的文献残卷不能视为孤立的研究对象，否则会影响研究的深度。吐鲁番出土文献众多，除回鹘文外，尚有其他多种文字的文献出土，另有回鹘文与其它文字合璧书写者，如前述梵—回鹘双语合璧写卷等，乃研究畏兀儿的重要辅助材料。吾人固知，吐鲁番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区，诸如突厥、吐火罗、粟特、蒙古等民族皆曾繁衍生息于这片热土，在不同历史时期与回鹘有着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来往，故而用突厥、吐火罗、粟特、蒙古等文字写成的文献，也从某些方面反映了他们与畏兀儿的关系，国外学者得其便利，将之运用于畏兀儿历史文化研究，遂有丰硕成果不断涌现。

再次，与国外学者相比，中国学者的最大优势莫过于记载元代畏兀儿历史的史乘、文集、碑刻等都是用汉文撰写的，但是，与美国、日本学者相比，国内学者的这种优势似乎未得到充分的发挥。[81]  观国外学者，很早就能直接利用汉文史乘、文集，尤其碑志材料，并且美国研究者能将历史学和语言学方法更好地结合而不出现脱节现象，如上述柯立夫对《西宁王忻都公神道碑》的研究，堪称范例。对回鹘—畏兀儿语文碑志的研究，海外学者拥有优势，他们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开始大量解读碑文，直接用于研究，而我国直接翻译、利用回鹘文写本与碑，则为时甚晚，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国外学者对元代畏兀儿人的研究除了运用汉文史料外，也广泛地吸纳了回鹘、波斯等中亚等文献，元代畏兀儿碑铭及敦煌、吐鲁番出土物都是他们研究的立足点。但各国学者研究的侧重点也不一样，美国学者趋向于直接利用汉文碑志，日本、德国、苏俄等主要以敦煌、吐鲁番为中心地区出土的文书残卷等，其中日本则多以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为主攻。这就意味着我们对元代畏兀儿人的研究，不能仅停留在对汉文史料的研究上，必须将之与吐鲁番、敦煌等地出土的回鹘文文书、碑刻等相结合。

注释：

[1]  Igor de Rachewiltz, Turks in China under the Mongols:A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of Turco-Mongol Relation in the 13th and 14thcenturies, China among Equals, the MiddleKingdom and Its Neighbors, 10th-14th Centuries, Berkeley: University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p. 284.

[2]  安部健夫：《西ウイグル国史の研究》，京都：汇文堂书店，1955年（宋肃瀛等译《西回鹘国史的研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年）。

[3] A. von Gabain, Das Leben im uigurischen Königreich von Qočo (850-1250), Wiesbaden: OttoHarrassowitz, 1973（邹如山译：《高昌回鹘王国的生活（850—1250年）》，吐鲁番市地方志编辑室，1989年）。

[4]  Michael C. Brose, Strategies of survival: Uyghur elites in Yuan and early Ming China, Philadelphia: Pennsylvania University,2000.

[5] Michael C. Brose, Subjects and Masters: Uyghurs in the Mongol Empire, Bellingham: Western Washington University,2007.

[6]  参见杨富学、王朝阳：《论元代畏兀儿的忠君与报国》，《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第2期，第140~148页。

[7] Christopher P. Atwood, Review to Subjects and Masters: Uyghurs in the Mongol Empire by Michael Brose, T'oung Pao,Second Series, Vol. 94, 2008, p. 196.

[8]  Michael C. Brose, People in the Middle:Uyghurs in the Northwest Frontier Zone, Don J. Wyatt (ed.), Battlefronts Real and Imagined: War, Border,and Identity in the Chinese Middle Period,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pp.253-289.

[9] A. von Gabain, Ein chinsesch-uigurischerBlockdruck, Tractata Altaica: DenisSinor, Sexagenario Optime de Debus Altaicis Merito Dedicata,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1976, S. 203-207

[10] Herbert Franke, A Sino-Uighur familyportrait: note on a woodcut from Turfan,the Canada Mongolia Review Vol.IV, No. 1,1978, S. 33-40.

[11]  北村高：《蒙速思一族供养图について》，《神女大史学》第5号，1987年，第83~105页；北村高：《关于蒙速思家族供养图》，《元史论丛》第5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年，第 9~12 页。

[12] C. Clauson, A Late Uyghur FamilyArchive, C. E. Bosworth (ed.), Iran andIslam in memory of the late Vladimir Minorsky, Edinburgh, 1971, pp. 167-196.

[13]  梅村坦：《ウイグル文书SJ Kr. 4/638——婚礼、葬仪费用の记录》，《立正大学教养部纪要》第20号，1987年，第35~87頁。

[14]  FrancisW. Cleaves, The Sino-Monglian Inscription of 1362 in Memory of Prince Hindu,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XII, 1949, pp. 1-133

[15]  黄文弼：《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复原并校记》，《文物》1964年2期，第34~42页。

[16]  Geng Shimin - J.Hamilton, L’inscription ouïgoure de la stèle commémorative des Iduq qut deQočo, Turcica Tome XIII, 1981, pp.10-54.

[17]  卡哈尔·巴拉提、刘迎胜：《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回鹘碑文之校勘与研究》，《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8期，1984年，第57~106页。

 [18]  Peter Zieme, Editions and Studies of UigurTexts from Turfan and Dunhuang since 1970,Journal of the Central Asia Vol. 4, No. 1, 1983, pp. 81-101（[德]茨默著，杨富学译：《1970年以来吐鲁番敦煌回鹘文宗教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敦煌研究》2000年第2期，第169~179页）。

[19]  Takao Moriyasu, An Uigur Buddhist’s Letter of the Yüan Dynasty from Tun-huang(Supplement to “Uigurica from Tun-huang”), Memoirs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Toyo Bunko 40, 1982, pp. 1-18（杨富学、黄建华译：《敦煌出土元代回鹘文佛教徒书简》，《敦煌研究》1992年第1期，第37~48页）。

[20]北村高：《安蔵と仏教：元初の一ウィグル人官僚》，《东洋史苑》52第53号，1999年，第1~18页。

[21]  Hebert Franke, Chinesischer und tibetischer Buddhismus imChinader Yüanzeit: Drei Studien,München, 1996, S. 114-115.

[22]  百济康义：《〈栴檀瑞像中国渡来记〉のウィグル译とチベツト译》，森安孝夫编：《中央アジア出土文物论丛》，京都：朋友书店，2004年，第71~84页（[日]百济康义著，杨富学、秦才郎加译：《〈栴檀瑞像传入中国记〉的回鹘语与藏语译文》，《回鹘学译文集》，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12年，第176~196页）。

 [23]  Francis W. Cleaves, K'uei-k'uei or Nao-Nao,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10, No. 1, 1947, pp.1-12.

 [24]耿世民：《回鹘文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研究》，《考古学报》1980年第4期。

[25]  R. R. Arat, Eski Türk Siiri, Ankara: Türk Tarih Kurumu Basimevi, 1965, Nr. 15,S. 154-161; Margit Köves, A Prajñāpāramitā Hymn in Uigur, Papers on the Literature of Northern Buddhism, Delhi:Department of Buddhist Studies, University of Delhi, 1977, pp.57-67.

[26]  [日]松川节：《蒙古语译〈佛说北斗七星延命经〉中残存的回鹘语因素》，森安孝夫编：《中亚出土文物论丛》，朋友书店2004年版，第85—92页。

[27]  L. Ligeti, Notes sur le colophon du «YitikänSudur», Asiatica. Festschrift FriedrichWeller zum 65. Geburtstaggewidmet von seinen Freunden, Kollegen und Schülern, Leipzig: Otto Harrassowitz, 1954, pp.397-404.

[28]  松川节：《モンゴル语译〈佛说北斗七星延命经〉に残存するウィグル的要素》，森安孝夫编：《中央アジア出土文物论丛》，京都：朋友书店，2004年，第85~92页（[日]松川节著，杨富学、秦才郎加译：《蒙古语译〈佛说北斗七星延命经〉中残存的回鹘语因素》，《回鹘学译文集》，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12年，第304~316页）。

[29]  北村高：《元代色目人亦黑迷失の佛教活动》，《木村武夫教授古稀记念僧传の研究》，京都：永田文昌堂，1981年，第253~274页。

[30] G. Hazai, Einbuddhistisches Gedicht aus der Berliner Turfan-Sammlung, 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Vol.23,No.1 ,1970,pp.1-21.

[31][日]小田寿典：《1330年云南远征余谈》，《内陆亚洲史研究》创刊号，1984年，第11—24页；Tuten Oda, EskiBir Türk Siirindeki Yol Temür Adli Bir Zat Üzerine,Türk Dilleri Arastirmalari 3,1993, pp. 139-146.

[32] Kōichi Kitsudō, Two Chinese Buddhisttexts written by Uighurs, 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Vol. 64, No. 3, 2011, pp. 325-343.

[33] P. Zieme, Religionund Gesellschaft im Uigurischen Königreich von Qočo. Kolophone und Stifter desalltürkischen buddhistischen Schrifttums aus Zentralasien, Opladen: Westdt.Verl., 1992（[德]茨默著，桂林、杨富学译：《佛教与回鹘社会》，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年）。

[34]  Peter Zieme, Chinses Classical Works in Uighur Tradition,新疆吐鲁番学研究院编《第三届吐鲁番学暨欧亚游牧民族的起源与迁徙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459~471页。

[35]  松井太：《モンゴル时代のウイグル农民と佛教教团——U 5330 (USp. 77)文书の再检讨から》，《东洋史研究》第63卷第1号，2004年，第171~202页。

[36] E. A. W. Budge, The Monks of Kûbilâi Khân, Emperor of China, London:The Religious Tract Society,l928, pp. 124-306;布吉博士著、佐伯好郎译补：《元主忽必烈派往欧洲景教僧的旅行志》，待漏书院1932年版。

[37]P. Pelliot,Màr Yabhallàh, Rabban Saumâ et les Princes Öngüt Chrétiens, P. Pelliot, Researches sur les Chrétiens d’Asie Centraleet d’Extrême-Orient, Paris, 1973, pp. 237-288.

[38]  [日]松井太著，白玉冬译：《蒙元时代回鹘佛教徒和景教徒的网络》，徐忠文、荣新江主编：《马可・波罗扬州丝绸之路》，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83~293页。

[39] ThomasT. Allsen, TheYuan Dynasty and the Uighur of Turfan in the 13th century, China among Equals, theMiddle Kingdom and Its Neighbors, 10th-14th Centuries,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pp. 243-280.

[40] А. Г. Малявкин, Уйгурское турфанское княжество в XIIIв Вопр, Истории Казахстана и Восточного Туркестана. ТИИАЭ, т. 15, Аама-Ата,1962.

[41]  Igorde Rachewiltz,Turksin Chinaunder the Mongols:A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of Turco-Mongol Relation in the 13th and 14th centuries,China among Equals, the Middle Kingdom and Its Neighbors,10th-14th Centurie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pp. 281-310.

[42]Jamyagin Ganbold, The Silk Road and the Mongols, Land Routes of the Silk Roads and the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theEast and West before the 10th Century. Desert Route Expedition InternationalSeminar in Urumqi August 19-21, 1990, Beijing: New World Press, 1996, pp.103-110.

[43] 佐口透：《モンゴル支配时代のウイグルリヌタン》，《史学杂志》第54卷第8号，1943年，第1-71页；第9号，第72-97页。

[44] М. Кулутков, Монгольской господство в Восточной Туркестана, Татаро-монгольв Азии и Европе, Москва, 1978, стр.85-99（[苏]库鲁特科夫著，陈弘法译：《蒙古人在东突厥斯坦的统治》，《蒙古史研究参考资料》总62辑，1985年，第1~15页）。

[45] 自念阳子：《モンゴル帝国のウイグル官僚》，《史窗》第50号，1993年，第77~86页。

[46] W.Kotwicz, Quelques donnes nouvelles sur les relations entre lesMongols et les Ouigours, Rozcnik Orientalistyczny 2, 1919-1924, pp. 240-247.

[47] Aleksandr Sh. Kadyrbaev, Turk(Uighurs, Kipchaksand Kanglis) in the History of theMongols, 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Vol. 58,No.3, 2005, pp.249-253.

[48] Д. Кара, Книги монгольских кочевников (семь веков монгольской письменности),Москва, 1972, стр. 15-20（[匈]Д. 卡拉著，范丽娟译：《蒙古人的文字与书籍》，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13页）。

[49] [匈]Д. 卡拉著，陈弘法译：《畏兀儿—蒙古文学交流》，《蒙古学资料与情报》1987年第2期，第18~23页。

[50] George Qing zhi Zhao, Marriage as PoliticalStrategy and Cultural Expression. Mongolian Royal Marriages from World Empireto Yuan Dynasty, New York: Peter Lang Publishing, 2008, pp.163-177.

[51] Bell Connor Joseph, The Uyghur transformationin medieval Inner Asia: From nomadic Turkic tradition to cultured Mongol administrators, Kentucky:University of Louisville, 2008, pp.81-89.

[52] Michal Biran, The Mongol Transformation: From theSteppe to Eurasian Empire, Medieval Encounters Vol. 10, No. 1-3,2004, pp. 338-361.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蒙元史研究学者彭晓燕(MichaI Biran)是蒙元史和内亚史研究学者，还写了关于西辽史的专著。

[53]  [日]梅村坦：《违约罚纳官文言のあるウィグル文书——とくにその作成地域と年代の決定について》，《东洋学报》第58卷第3~4号，1977年，第27~28页。

[54] [日]松井太：《モンゴル时代ウイグルの税役制度と征税システ厶》，《大阪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纪要》第40号，2000年，第356~357页。

[55] [日]舩田善之：《元朝治下の色目人について》，《史学杂志》第108编第9号，1999年，第43~68页。

[56]  森安孝夫：《オルトク（斡脱）とウイグル商人》，《近世·近代中国および周边地域における诸民族の移动と地域开发》（平成七、八年度科学研究费费补助金基盘研究(B)(2) 研究成果报告书），丰中：大阪大学文学部, 1997年，第1~48页；森安孝夫：《シルクロードのウイグル商人——ソグド商人とオルトク商人の间——》，《岩波讲座世界历史》十一《中央ユーラシアの统合》，东京：岩波书店，1997年，第93~119页。（二文内容雷同)。

[57] С. П. Толстов, ДревнийХорезм, Москва, 1948, стр. 259.

[58] А. А. Влетова, Юсуф Баласагунский и его Кутадгу-Билик,Канд. днсс. (руконсь),стр. 227-228, 239.

[59] Д．И．Тихонов, Термины Эль и Будун в древних уйгурских документах,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 истории культуры народов Востока.Сб. Вчестьакад. И. А. Орбели, М. –Л.,1960, стр. 250-255.

[60]  R. R. Arat, Eski Türk Siiri, Ankara,1965, S. xx-xxii.

[61]  Ş. Tekin, Buddhistische Uigurica aus Der Yüan-Zeit, Budapest,1980, S. 19.

[62]  庄垣内正弘：《ウイグル语写本·大英博物館蔵Or. 8212-108について》，《东洋学报》第57-8/9卷，第272-254页。

[63] P. Zieme, Die Stabreimtexte der Uiguren von Turfan und Dunhuang, Budapest: Akadémiai Kiadó, 1991, S. 319.

[64] P. Zieme, The“Sutra of Complete Enlightement” in Old Turkish Buddhism, Collection of Essays 1993. Buddhism Across Boundaries-Chinese Buddhismand the Western Regions, Taipei,1999, p. 474.

[65]  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古代维吾尔语赞美诗和描写性韵文的语文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60页。

[66] W. Barthold, Turkestan Down to the Mongol Invasion, London, 1977, pp. 386-387（[俄]巴尔托德著，张锡彤、张广达译《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439~440页）。

[67]  Д．И．Тихонов, Хозяйство иобщественный строй уйгур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X-XIVвв., М. -Л., 1966,стр. 148-199, 200-235.

[68]  Yang Tsung-han, Hsiao-Yün-Shih Khaya, Monumenta Serica, Vol. 9, 1944, pp.9 2-100.

[69] R.J.Lynn,APoet and His Poems:KuanYün-shih,1286-1324,Papers on FarEastern history, Vol.18,1978,pp. 90-95.

[70] MichaelC. Brose, Neo-Confucian Uyghur Semuren in Koryŏ and Chosŏn Korean Society and Politics,Eurasian Influences on Yuan China,Institute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13,pp.178-199.

[71] 白玉敬：《丽末鲜初偰长寿의行政活动과现实认识》，《朝鲜时代史学报》第46卷，2008年，第5~40页。

[72] 郑麟趾：《高丽史》第1卷，首尔：亚细亚文化社，1972年，第112、357页。

[73] 山本光朗：《廉希宪について：元代における色目人の改姓と汉化》（1-2），《北海道教育大学纪要（人文学科▪社会科学编）》第65卷第1号，2014年，第101~117页；第66卷第1号，2015年，第181~195页。

[74]  MichaelC. Brose, Central Asians in Mongol China: Experiencingthe ‘Other’ from two Perspective, Medieval History JournalVol.5, No. 2, 2002, pp. 267-289.

[75]  MarcelErdal, Die türkisch-mongolischen Titel elxan und elči, B. K.-Heinkele (hrsg.), Altaica Berolinensia. The Concept ofSovereignty in the Altaic World. PIAC, 34th meeting, Berlin, 1991,Wiebaden, 1993, pp. 81-89.

[76]  Michael C. Brose,UyghurTechnologists of Writing and Literacy in Mongol China, T'oung Pao,Vol. 91,No.4, 2005, pp.396-435.

[77] MichaelC. Brose著、姚继德译：《明初云南的畏兀儿人及其穆斯林后裔》，高发元编：《首届赛典赤研究国际会议论文集》，云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96—403页。

[78] HebertFranke, Sen-ge: Das Leben eines uigurischen Staatsbeamten zur zeitChuilai’s dargestell nach Kapitel 205 der Yuan-Annalen, Sinica Vol. 17,1942. S. 90-113.

[79] L. Petech,Sang-ko, a Tibetan Statesman in Yüan China, 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Vol.34, no. 1-3, 1980, pp.193-208.

[80]  М. М. А. Казем-Бек,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об уйгуах, Журиал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Народного просвещения,СПб., 1841, ч. XXXI, отд. II, стр. 37-122.

[81] 这里所说乃总体而言，尚衍斌著《元代畏兀儿研究》（民族出版社，1999年）即属于例外。该书不仅全面挖掘汉文史料，而且还注意到回鹘文及域外史料，难能可贵。

编按：本文原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7年第3期，第152~161,182页，引用请参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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