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曜新 杨富学 | 《孔雀明王经》文本的形成与密教化

内容摘要：佛教经典的文本不仅是佛教义理、思想的载体，还包含着佛教发展历史的信息和线索，应引起佛教史研究者的更多关注。将新疆库车佛塔出土鲍威尔写本中《孔雀明王经》的文本，与现存《孔雀明王经》各文本内容进行比较研究，可以看出，《孔雀明王经》现存文本的来源是由一个较小的核心文本发展而来。这个核心文本最初是由佛教两个本生故事，即比丘被蛇咬故事和孔雀王故事结合而成。写成于4世纪的鲍威尔写本中保留了这个最早的核心文本。随后《孔雀明王经》从较小的核心文本逐渐扩展成为内容丰富繁杂、仪轨详备的《佛母大金曜孔雀明王经》。这一文本扩展过程从细节生动地再现了佛教密教的形成发展及其在中国的传播。

关键词：孔雀明王经 鲍威尔写本  密教 西域 敦煌

《孔雀明王经》为“五护秘经”之一，因其“有大神力，求者皆验。五天之地、南海十洲及北方土货罗等二十余国，无问道俗、大乘小乘，皆共尊敬，读诵求请，咸蒙福利，交报不虚。”[1]P459b  故而为民众笃信至今，现有梵、汉、藏、西夏、日、尼泊尔等多种文本存世。

一

《孔雀明王经》之梵本原文，先由俄国学者奥登堡（S. Oldenburg）刊载于《俄罗斯考古学会东方分会纪要（Записки Восточного отделения [Импераского] Руского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оведения）》中，附于彼得罗夫斯基（N. Petrovski）所辑《梵文疏勒文钞本残卷》一文之后。因为该残卷经奥登堡断定为《大孔雀经》，故附以梵本《大孔雀经》。此外，于1890年库车发现、现藏英国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的鲍威尔写本中数页，经奥登堡研究，知为《大孔雀王咒经》的一部分。随后，塞西尔·本达尔（Cecil Bendall）也在与英籍德裔印度学家霍恩勒（A. F. RudolfHoernle）的通信中表达此观点。1907年，渡边海旭博士撰文指鲍威尔写本第六和第七部分系《孔雀王咒经》之一部分。[2]P261-266  后经霍恩勒研究，推定鲍威尔写本的年代为4世纪左右，且其中保存的《孔雀明王经》文本年代更早。[3]P79-96。职是之故，可将鲍威尔写本中保存的《孔雀明王经》推定为该经目前已知最古的梵语文本。

《孔雀明王经》传入我国的时间较早，现存有6部汉译本。

1、东晋帛尸梨密多罗译《佛说大金色孔雀王咒经》1卷，高丽藏佚译者名，元藏、明藏题帛尸梨密多罗译。释藏中尚存两本，实则为一，只是其中一本译文较长而已。高丽藏中两本皆名《佛说大金色孔雀王咒经》，元藏明藏一名《佛说大孔雀王咒经》，一名《佛说大孔雀王杂神咒经》；

2、失译者名《大金色孔雀王咒经》1卷（今附秦录）；。

3、后秦龟兹鸠摩罗什译《孔雀王咒经》1卷。文末译有孔雀王咒场；

4、南朝梁僧伽婆罗于516年译《孔雀王咒经》2卷。为此经的首次全文翻译；

5、唐义净于705年译《佛说大孔雀咒王经》3卷。附有《坛场画像法式》；

6、唐不空译《佛母大金曜孔雀明王经》3卷。附有《佛说大孔雀明王画像坛场仪轨》1卷；

比较以上6个本子就会发现，前3者显示了该经更原始的形式，而后3者则明显有较大扩充。

藏文译本可知者有二，其一为北京版，崇祝寺天清番经局本，[4]P181  存《甘珠尔藏》中，乃直译梵文原名。[5]P6  其二为纳塘版，二种字句相差甚少。西夏文本藏中国国家图书馆。[6] P736  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佛典中，也有《孔雀明王经》写本。除上述诸本外，还有日本法藏馆藏11世纪梵文贝叶本；巴黎国立图书馆1749年的梵文抄本；巴黎亚洲学会藏抄本，此本不详其年代，应为近代本；英国所藏《五护》抄本，剑桥有9本，分属11世纪至17世纪；伦敦大英博物院有3本，一本为11世纪本，二本为16世纪本；伦敦亚洲学会有2本，其一为1767年本，其二年代更为古老。[5]P7  此外，敦煌遗书中已知有3件，分别为《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散120号（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为义净译本）、散726号（现藏于日本大谷大学，为鸠摩罗什译本）和法藏P2368（不空译本）。

二

《孔雀明王经》咒语晦涩，佛名、药叉、龙王、大仙、众生主等名号繁复，而且本子众多，此为其显著特点，学术界的研究也主要集中于诸本内容校释。对《孔雀明王经》的研究，应首推唐代不空所撰《唐梵相对孔雀经》，惜现已失传。20世纪30年代，王静如曾撰文从经名翻译、经中所称诸王名的数目和译名、经文的组织和翻译用诸词等4个方面，对梵汉藏夏本进行校释，考订出西夏本《佛母大孔雀明王经》是译自藏文本。[4]P181  随后，该氏又对西夏本经中众神名号如龙王、大仙、众生主等，详加译释，并校以梵、藏、汉诸本。不仅进一步佐证西夏本译自藏本之论，且“得各本名号异同之大凡，订众译之失”。[7]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西域、敦煌等地考古工作的展开，大量古代写本得以重新问世，《孔雀明王经》梵文写本即其一。奥登堡、渡边海旭、霍恩勒等学者都注目于此。在对梵文古本翻译转写的基础上，通过与汉文《孔雀明王经》的比对，以确定写本内容。随后，列维（Sylvain Lévi）对该经梵文本中关于“诸法药叉名录”进行深入研究，指出：“梵文撰述之中，地名之丰富，无逾此经也。”因此撰《大孔雀经药叉名录舆地考》一书，以梵本为基础，校以藏汉诸本，对经中涉及的药叉名录和地名逐一进行了详细的考证，充分揭示了《孔雀明王经》在保留印度历史地理方面的巨大价值。[5]

日本对《孔雀明王经》的研究有据可查的是僧人灵云，曾于1868年对勘不空本、义净本而撰《佛母大孔雀明王经异同》。此本已为日本释藏（应指明治本）所录。由于日本孔雀明王信仰的发达，因此日本十分注重对《孔雀明王经》的注疏研究，可看到的就有《孔雀经音义》3卷、《孔雀经开题》、《孔雀经并仁王经法》、《孔雀明王小供养法》、《孔雀明王法》、《孔雀经转读作法》、《孔雀明王经读诵作法》、《孔雀经结愿作法》、《孔雀经御读发愿》、《孔雀经御修法日记》、《孔雀经法日记》等10余种[8]。但上述学者专家对《孔雀明王经》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其语言翻译、校释、注疏、龙王大仙等诸神名号、药叉名录及地舆考等方面，对《孔雀明王经》文本内容本身的研究却极少关注。

近期，又有王惠民关注《孔雀明王经》在敦煌、大足等地的流传，侧重于从敦煌和大足的孔雀明王像看《孔雀明王经》在这些地区的流行，以及反映的五代、宋时期中国密教的发展。虽然也提到《孔雀明王经》的产生，但只是认为“与孔雀形貌美丽华贵、古代印度咒法盛行有关,也许还与孔雀明王本生故事有些联系，”[8]  并没有从《孔雀明王经》的文本来源、形成角度进行研究。

实际上，因为鲍威尔写本中保留有年代极为古老的《孔雀明王经》文本，且此经有从东晋到唐，即由4世纪到8世纪的先后6个不同汉译文本存在，因此，通过对《孔雀明王经》不同时代的文本内容进行比对考察，可以看出现存《孔雀明王经》的文本是由一个最早的非常小的核心不断扩展来的，尤有进者，我们能从现存的不同文本中看到这个扩展的过程，并且此文本扩展过程为我们提供了认识佛教从最初采用咒术密法到逐渐发展成为理论体系完善、仪轨完备的有组织的密教，从杂密发展到纯密的密教发展史的一个具体直观的切入点。 

三 

《孔雀明王经》主要讲述的是比丘莎底出家未久，为蛇所咬，阿难陀见他痛苦，疾往佛所，佛告阿难陀，孔雀明王大陀罗尼有大威力，能灭诸毒。佛说此咒之后，乃历数诸种神道不能恼害持此咒者。所说诸神，名称之众，可称佛教神团的一次大集合。佛还告阿难陀说，昔有金曜孔雀王居于雪山，诵咒自护。因一时忘诵大孔雀王咒，遂与众多孔雀婇女游戏山林，被怨家捕获。被缚之时，复诵此咒，遂得解脱。

对比《孔雀明王经》的不同文本，从年代最古老的鲍威尔写本的《孔雀王咒经》本到唐不空本，内容逐步丰富，有大的扩展，系由最初的较小核心而逐步扩展的痕迹依稀可辨。核心文本由两个故事元素组成：其一，比丘被蛇咬的故事，即被蛇咬的比丘通过使用大孔雀王咒得救；其二，孔雀王故事，解释了此咒是如何在佛本生即孔雀王时最初使用。“前一个是鲍威尔写本第六部分的内容，后一个正好是鲍威尔写本第七部分的内容”。[9]241

先看比丘被蛇咬的故事。年代当非常古老，在巴利文藏经律藏《小品》（第五《小事犍度》之《诵品一及诵品二》之六《对蛇之护咒》部分，有其较早的简短故事形式：

尔时，有比丘被蛇咬死。诸比丘以此事白世尊，[世尊曰：]“诸比丘！彼比丘未以慈心编满四类蛇王族。诸比丘！若彼比丘以慈心遍满四类蛇王族者，诸比丘！彼比丘不致被蛇咬死。何等是四类蛇王族耶？毗楼罗阿叉蛇王族、伊罗漫蛇王族、舍婆子蛇王族、瞿昙冥蛇王族也。诸比丘！彼比丘必未以慈心遍满此四类蛇王族也。诸比丘！彼比丘若以慈心遍满此四类蛇王族者，彼比丘不致被蛇咬死也。诸比丘！以慈心遍满四类蛇王族者，为自守、自护而许诵自护咒。诸比丘！行此者，应如是为：

慈爱毗楼罗，慈爱伊罗漫，慈爱舍婆子，慈爱瞿昙冥，慈爱无足者，慈爱二足者，慈爱四足者，慈爱多足者，无足者勿害我，二足者勿害我，四足者勿害我，多足者勿害我，一切有情生类，一切之生类者，一切皆遇善美，少分恶勿前来。

佛无量，法无量，僧无量，匍行者（爬虫类）：蛇蝎、百足、蜘蛛、蜥蜴、鼠有量也。我自护，我诵护咒，生者还去！我归命世尊，归命七等正觉者。诸比丘！许将血取出。

同样的故事在巴利藏经藏《增支部》二《四集》之第二《适切业品》第六十七里也有所见：

一，一时，世尊住舍卫（城）祗陀林中给孤独园。时舍卫[城]一比丘被蛇咬死。于是，甚多比丘谒至世尊之处。至已，闻讯世尊坐于一面。坐在一面之诸比丘，白世尊言：

二，“大德！此舍卫（城）有一比丘被蛇咬死”“诸比丘！此比丘未以慈心，令四蛇王族舒偏。诸比丘！若此比丘以慈心，令四蛇王族舒偏，诸比丘！此比丘被蛇咬，则不致于死。以何为四蛇王族耶？

即：毗楼博叉蛇王族、伊罗钵多蛇王族、尸婆弗多蛇王族、黑瞿昙蛇王族是。诸比丘！此比丘未以慈心，另四蛇王族舒偏，若此……则不致于死。诸比丘！我为防已、为护己、为救己，以慈心容许此四蛇王族舒偏。

佛乃无量，法是无量，僧亦无量。匍行、蛇蝎、百足、蜘蛛、蜥蜴、鼠等乃有量，我令作护，我令作救，有情还去，我归命世尊，我归命七正自觉者。”

将这个故事的早期形式与鲍威尔写本《孔雀王咒经》里的比丘被蛇咬故事相比较，我们会发现，在早期形式中，这个比丘还没有名字；他也被说成被蛇毒死了，佛给出这个咒是为了将来使用；这个咒也还没有叫《大孔雀王咒》。

随后，我们又在巴利藏《小部经典》八《本生经》三之第二篇之第六章《那塔木达鲁哈品》之二零三《犍度本生谭》中发现这个故事的稍晚的发展形式。

序分。此本生谭是佛在祇园时，对某比丘所作之谈话。彼比丘于浴室入口处劈割薪木，由腐木中出来一蛇，啮其足指，彼当场毒发而死。此事传遍精舍内外皆知。比丘等于法堂中议论，纷如花放。“诸位法友！如此比丘，于浴室入口劈割薪木，为蛇所啮，当场死亡。”适佛来此处问曰：“汝等比丘！今有何事，集于此处？”比丘等云：“如是如是”佛云：“汝等比丘！若彼比丘对四大龙王之一族，多修慈行，即不被蛇啮。昔者诸仙人于佛未出世时，对龙王之一族，多修慈行，得免于为龙王一族所惹起之危险。”于是佛为说过去之因缘。

主分。昔日波罗奈国梵与王治国时，菩萨生于迦尸国之婆罗门族，年长弃爱欲出家为仙人，修得神通与等至。彼于雪山地方恒伽河屈曲之处，作为隐栖之所，耽乐禅定，住于仙人之群围绕之处。时恒伽河峰，有种种爬虫动物居住，与诸仙人众多危险，诸多仙人之生命，为其所取。仙人等以此事告之于菩萨，菩萨集合全部仙人曰：“若汝等对四大龙王多修慈行，则蛇等将不啮汝等。因此，今后应对四大龙王应修如是等慈行。”于是菩萨唱如下之偈……

如是菩萨又云：“须忆持三宝之德。”菩萨示三宝无限之德后，更说明有情之有限：“爬虫之类，为有限之物，无论蛇蝎、百足、蜘蛛、蜥蜴、鼠类皆是如此。”

至此，比丘被蛇咬的故事已发展成为一个佛本生的主题，但在稍晚的形式里，比丘和咒语仍然没有特指的名字。但是，当这个故事被《孔雀王咒经》采纳，出现在该经最古老的文本即鲍威尔写本第六部分时，比丘和咒语的名字首次出现，“在这里它已经被扩展很多，成为陀罗尼经的形式，和防御各种不幸的全面保护性的咒”。[9]428

第二个孔雀王的故事，是基于另一个佛本生的故事。即巴利藏《小部经典》八《本生经》三之第二篇之第一章《刚强品》之一五九《孔雀本生谭》：

主分  昔日波罗奈国梵与王治国时，菩萨宿某孔雀之胎卵中，其壳如迦尼迦花蕾之色，破卵而出，作黄金色，美丽可爱，两翼之间，具有美丽赤色之线。彼护己命越三山峰，至第四檀特金山中之平原，定为居所。黎明之时，彼立山顶，观日初升，为保护自己探取食物之所，唱念梵咒……

如斯六代之王相继去世，至第七代王即位，亦遣一猎夫前往。彼至其处，不予菩萨足所踏处张网，彼知菩萨以咒文护身往探饵之场。彼下山至附近捕一雌孔雀，加以训练，拍手即跳，弹指即鸣，如此习练熟惯，伴至其处。于孔雀尚未护身探饵之前，晨起打橛张网，使雌者鸣声。孔雀闻雌性特有之鸣声，引动爱欲，咒文不能护身，踏入网中，为猎捕归，献于波罗奈王……（下略）”

将鲍威尔写本和其他译本《孔雀明王经》中的孔雀王故事和和上述《孔雀本生谭》的故事比较就会发现，二者明显一致，但有一个地方却迥然有别，即在鲍威尔写本中，《孔雀本生谭》里的咒（对日出和日落的唱颂）被汰除后替代以 “大孔雀王咒”。易言之，“大孔雀王咒”是把《孔雀本生谭》里的咒中对佛祈祷的部分加入比丘被蛇咬的故事里的咒制成的。

  至此，《孔雀明王经》的文本来源和形成过程已逐步展现，应是佛教比丘故事和金色孔雀王故事的合成，而且现有材料表明，大概鲍威尔写本中的第六和第七部分的《孔雀王咒经》文本体现和保存了这种最早的结合。

《孔雀明王经》文本产生的具体过程应该是把《犍度本生谭》比丘故事里的简短的咒有意提取出来，扩展加入一个长的龙族名单和很多巫术行话，然后把它加入从《孔雀本生谭》中取出的咒中，保留对佛的祈祷，汰除对日初和日落的唱颂。最后这个重新组成的咒被称作做“大孔雀王咒”。是后，这个经重新组合的新咒全部被插入比丘故事里，而且这个比丘故事在经过了修改和扩张后（加入了比丘名字和比丘被救活的情节）被放在了《孔雀明王经》经首，而结合的另一部分的孔雀王故事则被放在了经的第二部分。如是以观，《孔雀明王经》的最初的核心文本就通过对佛教原有的故事形式（比丘被蛇咬的故事和孔雀王的故事）和咒语（被蛇咬故事里的咒和《孔雀本生谭》里的咒）进行修改、扩张继而糅合，从而产生新的经文（《孔雀明王经》）和新的咒语——大孔雀王咒。

四

上文的论述表明，《孔雀明王经》最初是由佛教两个本生故事——比丘故事和孔雀王故事——结合形成的，鲍威尔写本第六和第七部分的《孔雀王咒经》保留了这个最初结合所形成的最早的核心文本。考察《孔雀明王经》从鲍威尔写本时最初的较小的核心文本扩展成为不空本时内容丰富繁杂、仪轨详备的《佛母大金曜孔雀明王经》，其发展充分体现了佛教经典从早期咒语到杂密再到纯密的发展完善的过程，值得引起特别的注意，这里仅撷取其中的两个问题略作探讨。

首先谈经文形成过程：从最初简单的咒语发展到有结界咒场，再到《坛场画像法式》出现，最后有完备的《佛说大孔雀明王画像坛场仪轨》。

不同文本内容的差异虽然存在译者本身省略或节译等因素，但主导因素应是《孔雀明王经》本身内容随着时代和密教的发展而得到不断的扩充。据霍恩勒考证，鲍威尔写本年代大体是4世纪，而其保留的《孔雀王咒经》的文本年代似乎更早。考其内容此时只是一些咒语。帛尸梨密多罗的《佛说大金色孔雀王咒经》、失译《大金色孔雀王咒经》及僧伽婆罗的《孔雀王咒经》，年代都在5-6世纪，这个时期还属于密教的早期阶段，即我们所说的“杂密”，因此我们没有在这些文本中发现有关结界、仪轨、坛法等相关内容。

在相传是鸠摩罗什译《孔雀王咒经》里，经首首次出现结界金刚宅，经末出现《孔雀王咒场》的相关内容。1  而到了义净所译经中，《大孔雀咒王经》已经发展成一部较为发展的密宗经典了。其不仅有关于制造坛场和绘制佛像的方法，而且就在是在这部经中，陀罗尼首次被神化并被称为明王。如所周知，陀罗尼明王化是密教形成的重要标志，考察义净所处的时代正是印度密教形成的时期，义净本人又曾亲赴印度那烂陀寺求法，并对密教产生了兴趣，故其所翻译的《孔雀咒王经》已经有密宗经典的样式。

由于不空学识渊博，且为密宗大师，对密教仪轨坛场密法等十分精通，因此不空本《孔雀明王经》必是在校正义净本的同时以一种或数种梵本为根据。不仅经的内容更为详尽，而且译有更加完备的《佛说大孔雀明王画像坛场仪轨》，使得《孔雀明王经》由最初只是小乘巴利藏中存在的本生故事和咒语相结合形成的佛教陀罗尼经，最终发展成为内容翔实、坛场画像仪轨完备的重要密教经典。

其次，经名的演变：从《佛说大金色孔雀王咒经》、《大金色孔雀王咒经》、《孔雀王咒经》、到《佛说孔雀咒王经》和《佛母大金曜孔雀明王经》，体现了《孔雀明王经》从最初的咒经到杂密经典再到纯密教经典的演变过程。因此学术界在研究《孔雀明王经》时，应该将其不同文本分阶段对待，不能简单地将其说成是“杂密经典”。

《孔雀明王经》现存文本的来源是由一个较小的核心文本发展而来，写成于4世纪的鲍威尔写本为该问题的研究提供了难得的实证。随后，《孔雀明王经》渐得扩展，在不空那里，变成了内容丰富繁杂、仪轨详备的《佛母大金曜孔雀明王经》。考察《孔雀明王经》这一部经的文本产生及发展，可以管窥佛教密教从一开始简单实用陀罗尼咒到将陀罗尼咒与佛教故事相结合形成杂经典再到相关坛场、画像、仪轨等体系逐渐完备的纯密的历史过程。所以，研究《孔雀明王经》的文本形成和发展问题，也是用细节生动再现了佛教密教的形成发展过程及其在中国的传播。

参考文献：

[1][唐]义净译.佛说大孔雀咒王经[M].大正藏.第19册, No. 985.

[2]K. Watanabe. A Chinese Text Corresponding to Part of the BowerManuscript [J].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07, 4.

[3]A. F. Rudolf Hoernle.On the Date of the Bower Manuscript [J].Journal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 1891, 60(2).

[4]王静如.佛母大孔雀明王经夏梵藏汉合璧校释[A].西夏研究[C],北平: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0.

[5]西尔文·列维著,冯承钧译.大孔雀经药叉名录与地考[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

[6]周叔迦.北平图书馆藏西夏文佛经小说[A].周叔迦佛学论著集.2 [M].北京:中华书局,1991.

[7]王静如.佛母大孔雀明王经龙王大仙众生主名号夏梵藏汉合璧校释[A].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C],北平:国立中央研究院,1935(2).

[8]王惠民.论《孔雀明王经》及其在敦煌、大足的流传[J].敦煌研究,1996(4).

[9]A. F. Rudolf Hoernle.The Bower Manuscript: Facsimile Leaves, Nagari Transcript, Romanized Transliteration and English Translation with Notes[M], Calcutta: Superintendent Government Printing,1893-1912 .

注释：

1 虽然学术界目前对这部经是否是鸠摩罗什译还存有争议，但无论是否是鸠摩罗什译，该经所据文本一定晚于五一二年的僧迦婆罗本。

编按：本文原刊《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第107—111页，引用请参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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