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富学 | 敦煌晚期石窟研究的若干思考
敦煌石窟分期断代之研究，向以晚期者难治。所谓晚期石窟，学术界一般采用段文杰先生的说法：“莫高窟艺术的晚期包括五代、宋、西夏、元四个时代，约四百余年，历经三个不同民族的政权。这一时期，宗教思想和信仰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艺术的内容和形式也各不相同。”[1] 这段论述高屋建瓴，用“不同民族的政权”“很大的变化”与“各不相同”三个方面概括了治晚期敦煌石窟艺术困难之要因。
本文所说的晚期敦煌石窟范围要更小一些，指的是北宋景祐三年（1036）曹氏归义军政权灭亡以后至明朝建立这一时期，亦即裕固族作为新的民族共同体在敦煌逐步形成之阶段。如所周知，1036年以前的敦煌石窟艺术一般以汉文化占绝对的主流，宗教思想以汉传佛教为主，艺术的内容和形式变化有序，只有中唐时期因为吐蕃对敦煌的统治而一度被打断，但汉风艺术的主流不曾中止。相对而言，对各个时期的分期断代还是比较明确的。然而，自1036年归义军政权灭亡后，这一情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九景祐三年十二月条记载：“元昊无吐蕃之患，始再举兵攻回纥，陷瓜、沙、肃三州。”统治敦煌近两个世纪的归义军政权灰飞烟灭。但兹后西夏到底有没有直接统治敦煌，学术界存在着极大的争议。传统观点认为1036年以后敦煌归于西夏，本人则认为西夏灭归义军政权后，并未真正统治敦煌，而是让位于回鹘，直到1068年以后西夏才直接控制了敦煌。[2] 1227年，蒙古从西夏人手中夺取敦煌，敦煌历史又掀开了新的一页。
目前的晚期石窟，大多被归于西夏。那么敦煌西夏石窟又是如何划分出来的呢？这里不妨引用率先对这一问题做出论断的刘玉权先生的观点，他说：
这是西夏窟被划分出来的最初动因和基本标准，可以看出，刘先生是把那些不具备宋代风格特点的洞窟都归入西夏窟的，而未能考虑到回鹘、蒙古等元素。从这一理念出发，在敦煌石窟中估定出88个西夏窟。
刘先生的西夏石窟分期研究成果发表于1982年。然而，就在此后不久，刘先生有缘亲赴新疆地区对高昌石窟进行了考察，发现他五年前所定的西夏窟中，有“一批沙州回鹘装修的佛窟”，遂于1987年撰文《关于沙州回鹘洞窟的划分》将西千佛洞的5个洞窟和他不久前归入西夏的18个洞窟划定为沙州回鹘洞窟。[4]
回鹘窟被剥离出来之后，敦煌石窟中还有多少窟属于西夏窟？刘先生没有给出回答（有些石窟经过不同时代的多次修复，所以不能用88-18=70的计算方法），尤有进者，当时刘先生界定的“西夏艺术风格”依据的主要是供养人服饰，后来这些特点鲜明的供养人差不多都被归诸于回鹘，那么“西夏艺术风格”又是什么？刘先生一直没有给予进一步的回答。
刘先生从西夏窟中剥离出“沙州回鹘窟”后，将回鹘窟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相对年代为11世纪初至11世纪后半期，所涉洞窟有莫高窟306、307、308、363、399、418、244（甬道）窟，榆林窟21（前室甬道）、39窟。后期相对年代为11世纪后半期至12世纪初，所涉洞窟有莫高窟409、237（前室、甬道）、148（甬道及内室局部）、309、97、330、310、245、207窟，西千佛洞4、9（甬道）、10（甬道）、12、13窟。这些洞窟除莫高窟330窟是回鹘新修建的外，其余全为回鹘对前代洞窟的重修重绘。[5] 这一分期与回鹘、西夏在敦煌的活动完全无法对应。尤有进者，这些回鹘窟在原来所划分的“西夏窟”中，都处于莫高窟第二期或榆林窟第二期。如是，敦煌石窟便出现了西夏窟→回鹘窟→西夏窟这一奇怪的过渡现象，这种划分与回鹘、西夏在敦煌活动的历史情况无论如何都无法合拍。[6]
元代惟以藏传佛教为奉，而这一风气在西夏国后期即已渐露端倪。那么，西夏和元代之藏传佛教在敦煌石窟艺术中的表现形式是怎样的？有无区别？区别何在？学术界始终没有给出明确的回答，所有的研究差不多都将二者混为一谈。
与1036年以前的敦煌石窟艺术相比，晚期石窟在艺术风格上的前后继承性没有先前那么明显，赋色、线条、构图、题材方面缺乏连贯性，所以不能像前期石窟那样根据艺术风格的变化来为石窟艺术断代。早期石窟很多可以通过敦煌藏经洞发现的文献进行比对，例如61窟，借由敦煌写本《辛亥年腊八燃灯分配窟龛名数》（敦煌研究院藏D0671），结合壁画中的《五台山图》等，可确定其应为“文殊堂”，[7] 辛亥年应为951年，根据该窟的供养人像，可将其营造年代确定在947—951年之间。再如，根据敦煌写本P. 4640《翟家碑》和P. 4660保存的二篇翟法荣邈真赞，可知莫高窟第85窟是为纪念翟法荣而建的功德窟。翟法荣作为敦煌佛教教团第二任都僧统，在任时间大致在咸通三年至十年（862—869），那么石窟开凿的大致时代也就可推定出来了。[8] 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晚期则不同，由于藏经洞在11世纪初封闭，11世纪以后的敦煌历史资料少之又少，不可能像早期石窟那样通过敦煌写本与石窟艺术风格相比对以确定时代，艺术发展脉络更是模糊不清。如果不能解决石窟的时代以及与之相伴的民族属性，则晚期敦煌石窟艺术的研究终将难以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那么，如何能够解决这一复杂的石窟分期问题呢？我觉得需要从敦煌民族史的研究入手，最关键的是裕固族先民在敦煌的活动及其与石窟营建之关系，晚期的敦煌民族史，实际上就是一部裕固族的形成史，回鹘、蒙古、西夏、吐蕃、汉诸族都在其间发挥各自的作用。。
本文所谓的裕固族初世史指的就是840年回鹘西迁至河西以至于1446年沙州卫废弃裕固族东迁这个阶段，核心内容在1036年以后，其间经历了1036年归义军政权的灭亡和沙州回鹘政权的成立、1068年前后沙州回鹘让位于西夏统治、1227年西夏让位于蒙古统治、1276年以后蒙古豳王家族之入居河西与1329年沙州西宁王的出现、1372年明灭蒙古豳王家族、1375年豳王家族归顺明朝被改封为安定王、明初裕固族以沙州瓜州为中心得以形成和1446年裕固族的东迁等重大事件。
裕固族是甘肃省特有的少数民族之一，主要聚居在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境内，现有人口14378人。该民族人口虽少，却使用两种不同的语言，东部操恩格尔语，属蒙古语族；西部操尧乎尔语，属突厥语族，由古代敦煌回鹘语发展而来。
关于回鹘在敦煌的活动，本人在《回鹘与敦煌》一书中已有较为详尽的叙述。后来，沙州回鹘与1276年后由中亚迁入河西的蒙古人融合，于明初以敦煌、瓜州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全新的民族裕固族，即明人李应魁所著《肃镇华夷志·属夷内附略》中的“黄番”。[9]
回鹘作为裕固族先民的主流之一，在敦煌活动频繁，历史悠久，影响巨大，敦煌不仅发现了大量回鹘文写本，而且还有不少回鹘石窟。按照刘玉权先生的分期结果，属于沙州回鹘时期的洞窟有23个，其中莫高窟16个，西千佛洞5个，榆林窟2个。[10] 但这一分期并未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可，如莫高窟409窟，刘先生视之为回鹘窟，[11] 而有的学者则视之为西夏窟，[12] 所赖依据均来自主室东壁的男供养人像（图1）。其实，在供养人像北侧有榜题框，内书回鹘文，尽管模糊，但依稀可辨。（图2）仅就这一点而言，西夏说就难以成立，因为，如果是西夏供养人，有自己的民族文字西夏文，作为国王，一般是不会用他族文字如回鹘文来题铭的。近期日本学者松井太识得2行榜题文字为：“ilarslanxanmänsävg(i)或šacu……”意为“狮子汗供养之像”。[13] 其中的回鹘文题铭arslan（阿尔斯兰汗或狮子汗）表明，其施主应为回鹘可汗，毋庸置疑。因为称可汗为狮子是以回鹘为代表的突厥语诸民族所特有的，为西夏君主所不备。[14] 就历史记载看，11世纪的敦煌，回鹘活动频繁，却很少见到西夏的踪影，如果西夏是统治民族，而回鹘是被统治者，出现这种情况就不能不视之为反常了。其实，在1036年西夏灭归义军政权之前，敦煌地区的回鹘化就已经很明显了，[15] 回鹘在敦煌有着深厚的根基，营造大量石窟合乎情理。刘永增先生以榜题中出现有arslanxan（狮子王）而推定该窟为西州回鹘洞窟。[16] 实则出于误解，笔者已有论述，[17] 惜刘先生未能注意到，颇感遗憾。
图1：莫高窟409窟回鹘王供养像图
（方框表示回鹘文之所在）
2：松井太临摹之409窟回鹘文题记
由于该回鹘文题记仅凭肉眼无法看清，松井太先生尽其所能，对之做了描摹与释读，同时指出：“我们期待中国方面的研究机构利用X光线摄影、红外线摄影研究此榜题，为学术界提供更明确的信息。”[18] 近期，在敦煌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所柴勃隆副研究员的协助下，采用多光谱技术，对题记予以拍照（图3），发现与松井太先生的临摹基本一致，说明松井太所谓释读是可信的。
图3：莫高窟409窟回鹘文题记
回鹘是裕固族的直系祖先，在敦煌的活动达500年之久（840—1446），甚至到清朝时期，敦煌仍有精通回鹘文的人群存在，如著名的文殊沟本回鹘文《金光明最胜王经》就是在敦煌抄写的，故而又称敦煌本，完成时间是康熙二十六年（1687），而当时回鹘文在西域地区早已成为“死文字”了，惟在河西西端裕固族中得以独存。故而，沙畹、伯希和早就把该回鹘文《金光明最胜王经》定性为裕固族（Sary-Ouïgours）之文化遗产。[19]
除了回鹘窟之外，许多元代的洞窟也被误归入西夏。例如莫高窟第61窟甬道，刘玉权将其排除在西夏窟之外，沙武田却视之为典型西夏窟。再如，榆林窟第3窟，20世纪40年代敦煌文物研究所对榆林窟调查的结果显示，榆林窟第3窟开凿于元代。[20] 后来，刘玉权、沙武田、贾维维等又改定为西夏，而且认为其可作为西夏窟的代表。[21] 刘永增先生则先是称其为西夏窟，[22] 此后又撰写专文考证该窟壁画应为元代中晚期之物。[23] 但他仍然根据甬道壁上的西夏供养人像而认定洞窟开凿于西夏国时期，而不知元代敦煌仍有大量的西夏人活动。其实，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向达先生即已明言榆林窟第3窟“虽成于西夏人之手，然已是元代之西夏”。[24] 惜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与此类似的还有莫高窟第3窟、第464窟、第465窟、东千佛洞第2窟等。
为什么许多具有元代特点的洞窟都被视作西夏之物呢？主因在于研究石窟的学者对西夏文字的流行有误解，误以为西夏文字仅流行于西夏国时期，殊不知西夏文字在元代流行范围更广，直到明朝中期以后才成为“死文字”；西夏国时代较少有汉文与西夏文合璧书写的文献，合璧现象多见于元代，就莫高窟第61窟甬道言，内层的西夏文题铭没有对应的汉文（图4），外层的西夏文与汉文合书，而且汉文置于西夏文之前（图5），这种情况一般来说只能在元代才会出现，惜未引起研究者应有的重视。
图4：莫高窟61窟内层西夏文题铭图
5：莫高窟61窟外层汉—西夏文合璧题铭
从840年至1036年，回鹘受制于沙州归义军政权，至1036年西夏灭归义军之前，回鹘势力逐步壮大，沙州呈现出明显的回鹘化倾向。从1036年至1068年前后，回鹘实际统治敦煌。兹后，西夏成为敦煌统治者，直到1227年让位于蒙古。蒙古的统治延续至1372年，始由明朝取代。明朝在控制河西走廊后修筑嘉峪关，在嘉峪关以西设安定、阿端、曲先、罕东、沙州、赤斤蒙古、哈密七卫，史称“关西七卫”，由察合台后裔，即元代豳王（朱元璋改封安定王）家族统治，具有羁縻性质，敦煌石窟的兴建随之而衰。裕固族大体就形成于明初的沙州和瓜州一带。嘉靖前后，为躲避吐鲁番政权的袭扰，关西七卫纷纷东迁至嘉峪关以内。正统十一年（1446），甘州镇总兵官任礼收沙州卫全部入塞，[25] 标志着沙州瓜州地区的裕固族东迁之完成，其事在裕固族东迁之歌《我们来自西至哈至》中有所反映。嗣后直到清初，敦煌一带一直荒无人烟。在这一段时间内，元代对敦煌石窟的营建，长期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究其原因，乃学术界对元代敦煌历史地位的认知不足，而且多有误解。
学术界长期存在一种观点，误认为西夏国时期敦煌繁荣昌盛，到元代非常衰落，如对敦煌晚期石窟研究成果颇丰的沙武田博士在论及莫高窟第61窟甬道之重新修复时即言：
无独有偶，徐畅先生在论及莫高窟北区所出13世纪末到14世纪前中期刻本《资治通鉴》残片(B64:1)时也给出了如下的结论：
看来，认为元代是敦煌的衰落期已经成为不少人的共识。若对晚期敦煌历史有所了解，不难发现，这一“共识”恰恰把史实说反了。真实的情况是，西夏国时代敦煌以地域偏僻、人烟稀少而很少有石窟营建活动；元代则不然，这里是成吉思汗第六代孙子西宁王速来蛮的驻节地，从1329年开始直到1350年一直驻守敦煌（并非简单的“来访”），管辖着河西走廊西部乃至新疆东部哈密地区的防务，即使甘肃行省亦受其节制，拥有强大的人力物力是可想而知的。榆林窟第2窟、第3窟绘画艺术水准极为高超，一般佥指其具有皇家艺术风格，如果注意到藏传佛教噶玛噶举红帽系第二世活佛喀觉旺波（Mkha’ spyod dbang po，1350-1405）所撰《无比最妙上师传·功德无穷明鉴（Mtshungs med bla ma dampa’i rnam par thar pa yon tan mi zad pa rab tu gsal ba’i me long）》就会明白，榆林窟第2窟如同莫高窟第61窟一样，同作为蒙古速来蛮家族的皇家石窟而存在，是皇家供奉文殊菩萨的“文殊殿”。[28] 把控这一历史前提，恐怕就不难理解榆林窟第2窟、第3窟出现皇家艺术特点之原委了。
既然榆林窟第2窟、第3窟、莫高窟第61窟均系蒙古皇家石窟，何以会有大量西夏人供养像出现且有众多西夏文题铭呢？如果明了这是元代特有的君臣制度产物，问题也是可以迎刃而解的。
蒙古国至元代的君臣关系直接脱胎于主奴关系，与中原地区君臣关系有重大区别。在蒙古君主心目中，宰相也好，一般臣僚也好，都是自己的奴仆。就元代河西地区而言，包括豳王家族在内的蒙古黄金家族是主，其余皆为奴，主不仅不担任任何官职，更不会亲行修建石窟之类应由仆人来承担的役事，具体工作都是由仆人（如西夏、回鹘、吐蕃）完成的，但其所有权皆归蒙古皇室。是以，榆林窟第2窟、第3窟、莫高窟第61窟虽都出自西夏人之手，绘有西夏人供养像，但窟主都属蒙古统治者。464窟满壁都是回鹘文内容，既有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也有《金光明经》十地菩萨崇拜，窟内还出土有大量回鹘文木活字和文献，为回鹘营建丝毫不值得怀疑，但窟内却瘗埋着“元朝公主”的遗骨，[29] 说明窟主同为蒙古人。笔者怀疑，莫高窟第61窟甬道北壁速来蛮画像背后亦有遗骨瘗埋（图6）。[30] 为弄清楚这一问题，近期，敦煌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所应本人要求对指定位置进行测定。敲击探测中，在甬道北壁中间区域发现了图6所示白框区域约20cm×20cm的回音异常区域，明显感觉内部为空，只是面积比本人想象的要小一些。
图6：探地雷达测线布置图
探测结论显示，“虽然在敲击回音异常区域并无温度异常，但这不能说明其后方无暗室。因为如果存在暗室，当暗室门洞封堵墙体过厚或者内部填充较满的话，暗室内部温度异常并不能显示到甬道壁面上来。”[31] 总之，由于当时条件所限，主要采取敲击手法，取样不完整，需要进一步的钻探等科学方法进行测定。
近期，笔者通过进一步调查访问，始知速来蛮画像下部在2008年经过重新修复，据修复人员回忆与修复记录，尤其是当时有两处因墙皮脱落而漏出的小型空洞（图7），显示壁画泥层内有扰动迹象，非为原始壁面。只是当时大家都没有注意到这一问题，出于修复的需要，已将空洞填补。
以上二种因素都可以进一步证明笔者所谓此壁有速来蛮遗骨瘗埋问题的推测。果若是，则该窟甬道为元代遗物就无可怀疑了。
图7：61窟北壁2008年修复前的二处壁面破洞
明朝建立四年后（1372），蒙古豳王家族归顺，洪武八年（1375），朱元璋改封豳王为安定王，今天的裕固族大头目都姓安，[32] 即由此而来。1446年，沙州卫裕固族奉明甘州镇总兵官任礼之命，全部东迁入嘉峪关以内。裕固族民歌称自己的祖先来自“西至哈至”，“西至”者，沙州也，“哈至”者，瓜州也。[33] 裕固族之入关，标志着明代敦煌人类活动的结束，敦煌石窟的营建也由此戛然而止，直到清初外地移民之迁入敦煌。及至雍正二年（1724），清朝始于敦煌设立沙州所，翌年升为沙州卫，结束了敦煌自明废弃沙州卫后两个多世纪间无建制的局面。
由上可以看出，敦煌晚期石窟研究不能像前期石窟那样倚重艺术风格，尤其不能借重所谓的“西夏艺术风格”。就今天的研究来说，真正的敦煌石窟西夏艺术风格还无法确立，今天可以确定为西夏艺术品的只有榆林窟第29窟，不仅其艺术风格与银川山嘴沟石窟所见西夏艺术品极为相似，而且有清楚的西夏文题记可资印证，其余所谓的西夏窟，艺术风格皆与之迥然有别，将其界定为西夏窟，还需要许多细致的工作要做。[34] 有鉴于此，对敦煌晚期石窟的分期断代势必更多地关注历史演变进程与民族因素的存在，敦煌莫高窟北区发掘出土的回鹘文、西夏文、蒙古文、八思巴文、汉文文献，为晚期敦煌历史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而在阿拉伯文、波斯文文献中也蕴含着不少与蒙古豳王家族相关的记载，这些资料有助于重构裕固族在敦煌的形成历史，借由裕固族初世史的研究成果与石窟的仔细比对，才有望将晚期敦煌石窟的分期断代建立在扎实可靠的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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