驭见 | 让卫星更好用 让卫星更易用——探寻“两弹一星”精神密码

已经76岁高龄的王春河老人自谦是一名航天行业的退休老兵。的确，他从1964年加入航天队伍，50多年来，见证了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壮大。他先后从事科研管理、导弹结构设计和思想政治工作，曾担任航天部门宣传、组织部门的领导，兼任全国政研会特约研究员，中央企业政研会常务理事。退休后热心参加航天科普活动，担任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理事暨工程哲学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两弹一星”历史研究会常务理事、宣传委员会主任、会刊主编等。

近日，驭小星邀请王老进行了专访，听王老聊聊我国航天事业和卫星测控事业刚刚起步时的峥嵘往事，回顾老一辈航天人从无到有艰苦创业的业绩，感受他们热爱祖国、无私奉献的精神世界。本文根据王老的采访内容整理而成。

驭小星采访现场，左为王春河老人，中间站立着的是钱学森院士的蜡像样稿。

在医院食堂里召开的成立大会

我国的航天事业是从零起步的，可以说是白纸一张。最初的办公和住宿地点之一是在北京西郊一个临时腾空的空军医院——466医院。而谁能想得到，中国航天事业正式起步的大会，竟然是在医院的食堂召开的。1956年10月8日，在这个食堂召开了意义非同寻常的大会。聂荣臻元帅亲自到会，在食堂的土台子上面宣布我国航天事业起步，成立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和国防部五局，钱学森担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的首任院长。

简单的仪式过后，钱学森就开始给大家讲航天知识，讲导弹概论。下面的听众是从全国各地招来了200多名大学毕业生，有的甚至还没有完全毕业，正在答辩或者读到大学四年级。此外还有从部队调来的一些干部。这就是我们中国航天的纪元日。

创业是艰难的，从无到有的创业尤其不易。当时，除了钱学森研制过导弹，极少数人见过德国的v-2火箭，其他绝大多数人根本都不知道导弹为何物。有的说导弹是个长条的可以控制的炮弹，国外资料翻译过来有的叫飞弹，钱学森操着一口纯正的北京话给大家讲什么是导弹，有多少个部分组成，怎么开始研制等。

©德国v2火箭 

从在医院解剖苏联导弹到第一枚我国仿制的导弹升空

最初供学习、研究的实物是经过谈判苏联援助我们的两枚地对地近程导弹。这种导弹的原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苏联从德国缴获的V-2火箭，苏联改进设计仿制后，命名“P-1”（注：不要读成英语的“批-1”。这是俄语卷舌音，可以近似地读作“尔-1”）。苏联这两枚导弹拿过来之后，就在466医院把它解剖开，当时叫做“反设计”，把零部件的位置、物理尺寸测绘下来，电器部分把它通电测试，把数据记录下来，最后又组装回去，来进行最初的学习。

“反设计”进行了将近一年的时间，聂荣臻元帅带队赴苏，和苏联政府进行了艰苦的谈判。1957年底，苏联援助我们第二批增加了射程的两枚“P-2”导弹，来了由102人组成的简编导弹营，在北京西南的长辛店附近办了几期炮兵教导大队，在那里开始了教学和实操，培养了我们航天事业最早的科研骨干和后来第二炮兵（火箭军）的一些高级指挥员。所以，炮兵教导大队被称为航天的“黄埔军校”。从那时起，我们就开始仿制苏联导弹。

经过艰苦卓绝的反复计算、测绘、生产、组装、试验，1960年的11月5日，我们终于在西北基地成功发射出了仿制的第一枚地地近程导弹，代号“1059”，后来命名“东风一号”。这就迈出了重要一步。在现场的聂荣臻元帅非常高兴，他激动的说，在祖国的地平线上飞起了我国制造的第一枚导弹，这是我军装备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

©东风一号 

1960年“东风一号”发射成功，1964年“东风二号”发射成功，特别是“东风二号甲”导弹和原子弹两弹结合的成功，标志着我国有了导弹核武器，全国人民十分振奋，在国际上也引起了强烈反响。此后，我们就走向了完全自主的研制道路。以前都是有样子，我们照着葫芦画瓢进行仿制。我们经过了“东风一号”、“东风二号”成功和失败的考验，开始自己独立研制中程导弹“东风三号”。到“东风四号”中远程导弹，已经是两级了，导弹直径也加粗了。后来，在“东风四号”的基础上，增加一个固体的第三级，研制出“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了“东方红一号”人造地球卫星，我们的航天事业就这样一步步走向了腾飞。

©长征一号 

苏联数据错误，测控事业在艰难中起步

航天驭星目前是国内商业测控领域的开拓者，取得了很多成绩，而我国航天测控事业在起步阶段，老一辈科学家作为第一批开拓者、创业者，面对的条件更艰苦，也更令后人敬佩。

从航天起步到1960年代中期，发射导弹还没有测控的概念，当时叫测试、观察、跟踪，使用的是苏联提供的一些简陋的、原始的有线电、无线电的测试设备。而在使用的时候，麻烦出现了。

我国航天测控事业的创始人之一、航天工程管理与测控技术专家沈荣骏院士，1959年大学毕业分配到东风基地（现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航测部，担负起了从验收苏联提供的测量仪器，一直到东风基地所有测量点和发射阵地的天文坐标测量方面的工作任务。当时，中近程导弹“东风二号”的研制工作接近完成，中程导弹“东风三号”的研制已经开始，中远程导弹的预研也已经起步。在使用苏联设备和坐标系的过程中，他发现苏联人给的坐标系不太对头：用在近程、中近程导弹上还凑合，但用在中程、中远程导弹上就发生了偏差。是我们操作不当？还是苏联的坐标有问题？刚刚大学毕业沈荣骏不迷信苏联权威，开始了艰苦的自我求证之路。

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利用所学知识和工作实践，从数学和物理学两个方面进行了严格的计算、推导和论证，从定义到公式，一步一步反复推敲、验算，每天干到夜里两三点。最终，他判定苏联给的坐标是错误的。原来，苏联给的坐标系，是把地球作为一个纯粹的圆形球体，而且全球质量绝对平均。这个坐标系用在“东风一号”、“东风二号”还凑合，但从“东风三号”射程增加了，如果还用这个坐标系测试，就会发生偏差。沈荣骏最后写出了一篇《建立非匀质椭球体的发射坐标系》。没有多久，他在一本美国杂志上看到了一篇文章，跟他的结论一样，不过方法不一样。这刚好验证了他的测算。

随着导弹射程的增加，由单级变多级，测控的概念就越来越明晰了。必须要有精确的测控，否则找不到导弹打到哪儿去了，打得怎么样了无法掌握。到1967年6月，中央决定我国要建立测控系统，建设一支测控队伍。1967年6月，一支100多人的队伍从东风基地来到渭南秦岭南麓的一个小山村，这就是我们第一支测控队伍。

山村里条件差，他们就从搭帐篷开始，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卫星测控中心，一步一步开创了航天测控事业。初建的测控中心，虽然设备简陋、人员缺乏，但他们发扬航天精神，在“东风四号”、“东风五号”导弹的测控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到1970年4月24日，成功完成了“东方红一号”人造地球卫星的测控任务。“东方红一号”卫星飞上太空，标志着我国的航天事业上了一个新台阶，也是我国成功研制“两弹一星”的重要标志。

©上排：左一“东风一号” 导弹，左二原子弹爆炸的蘑菇云，左三“东方红一号”人造卫星

下排：左一东风二号甲核导弹，左二氢弹模型

“两弹一星”究竟指的是什么？

很多人认为，“两弹一星”指的是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卫星，事实上，这是不对的。

“两弹一星”是对中国依靠自己的力量掌握的核技术和航天技术最初研制的产品的统称。邓小平说过：“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后来，人们普遍引用这段话，认为“两弹一星”是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卫星。其实，邓小平的话是1988年10月参观电子对撞机试验时讲的，当时还没有“两弹一星”的说法。我们只能学习、理解邓小平那次讲话到深刻含义，不能当做“两弹一星”的定义。直到1999年9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表彰“两弹一星”元勋时，才有了“两弹一星”的正式名称。事实上“两弹一星”指的是导弹、核弹（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地球卫星。“两弹一星”事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中国人民挺直腰杆站起来的重要标志，极大地鼓舞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斗志，增强了民族凝聚力，激发了振兴中华的爱国热情。

“弘扬“两弹一星”精神

2020年9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家座谈会上明确要求广大科技工作者要“弘扬‘两弹一星’精神，主动肩负起历史重任，把自己的科学追求融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事业中去”。“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形成于20世纪50至70年代，是核和航天研制、生产、试验队伍在自主完成原子弹、氢弹、导弹和人造卫星的过程中，自觉培育践行的一种崇高精神，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和科学精神的突出体现，是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中华民族创造的宝贵精神财富。

©新时代，青年一年航天人传承“两弹一星”精神

“两弹一星”精神反映了研制队伍在艰苦卓绝的条件下，从事科研和技术开发工作的精神风貌。23位“两弹一星”元勋是老一辈著名科学家、科研工作者的代表；成千上万与他们共同奋斗、攻坚克难的领导干部、工人和管理工作者，至诚报国，潜心研究，无论在大城市的研究室、工厂，还是在茫茫无际的戈壁荒原、在人烟稀少的深山峡谷，艰苦奋斗、无私付出，淡泊名利、刻苦攻关，奉献自己的青春，用智慧、汗水、鲜血乃至生命，换来了航天事业的辉煌成就。

“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将永远闪耀星空。作为卫星测控领域的专业团队，驭星人也将继承老一辈科学家的精神财富，不怕困难，艰苦奋斗，在卫星测控领域做出自己的成绩，让卫星更好用、更易用。

推荐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