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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高校科技人才评价机制改革、创新及实践

李志民 人才发展专委会 2021-10-06

  高校因人才而发展,人才因高校而成长。人才发展与高校发展始终息息相关、且相互支撑。神州学人、学术桥、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人才发展专业委员会联合推出《人才与高校发展》专刊,聚焦“双一流”建设进程中高校人才发展与评价工作的探索和实践。


文 | 李志民

视点 VIEWPOINT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是中国高等教育赶超自我、实现飞跃的重大机遇。“双一流”建设的基础是学科,根子却在人才。人才的发掘、引进、培育、提升并能与高校发展互有助益、同频共振,离不开科学合理的人才评价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改革科技评价制度,建立以科技创新质量、贡献、绩效为导向的分类评价体系,正确评价科技创新成果的科学价值、技术价值、经济价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这一论述深刻阐明了科研人才评价制度建设的重要意义,也为高校学术、科研人才评价体系改革指明了方向。


实际上,几十年来,中国的学术、科研人才评价制度建设从未停止变革的步伐,尤其是近几年,人才评价和与之相应的收入分配待遇机制的改革力度之强,所迈步子之大,方向之明确都是前所未有的。海外留学人员应及时了解这一变化,对于个人的发展选择和科研生涯都将大有裨益。


评价体系的演进发展


科学技术评价与人才评价是科技管理和人才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国家科技事业持续健康发展、促进科技资源优化配置、提高科技管理水平、发挥人才潜能的重要手段和保障。


长时间以来,我国高校学术、科研人才评价存在制度不健全、体系不完善、方法不规范等问题,例如就“科研”评“科研”,评价指标单一,重数量轻质量,重论文轻应用,以评价基础研究的指标来评价所有类型的科研等。以SCI(Scientific Citation Index)收录论文为例,其原本只是论文索引工具,却成为近些年高校最为重要的评价指标和奖励依据。


虽然问题很多,但我国学术科研与人才评价体系从没停止过前进的脚步。


沿着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的历程进行梳理,我国的学术、科研人才评价体系基本是每10年上一个新台阶,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逐步演变递进。每次改变都适应中国国情的嬗变,而非盲目的主观调整,顺应了时代的迭代更新。


改革开放之前,科研人员的水平高低、科研经费拨付并没有量化标准,也没有同行参与评价。上世纪80年代开始有了同行评审,但直接参与科研工作的人员数量有限,难以实现专业的学术科研评价。


上世纪90年代,基于论文是基础研究领域的国际通行学术货币这一认识,学术界开始重视SCI论文的写作和发表,论文数量成为学术和人才评价标准,但当时科研人员发表的论文数量普遍不多。


2000年之后,新一代大学生研究生都接受了比较严格的学术训练,论文数量已不是问题,论文发表期刊的影响因子则成为重要的评价标准,也因此产生了影响因子总和的评价方法。


2010年前后出现了ESI(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评价指标,高被引论文、高被引作者成为新时代高水平科研的代表,是当今世界范围内普遍用以评价高校、学术机构、国家/地区的基础研究国际学术水平及影响力的重要评价指标之一。可以说,ESI在评价标准方面更进了一步。


如今又过了10年,人们期待能够出现更加公正合理的评价指标。2018年5月28日开幕的两院院士大会,可以看作是新一轮学术、科研人才评价体系逐步确立的标志性事件之一。

破除旧习建立新规


习近平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开幕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要创新人才评价机制,建立健全以创新能力、质量、贡献为导向的科技人才评价体系,形成并实施有利于科技人才潜心研究和创新的评价制度。要完善科技奖励制度,让优秀科技创新人才得到合理回报,释放各类人才创新活力。要通过改革,改变片面将论文、专利、资金数量作为人才评价标准的做法,不能让繁文缛节把科学家的手脚捆死了,不能让无穷的报表和审批把科学家的精力耽误了。


从总书记的话中可以看到中央对于打造风清气正学术氛围的决心,以及对人才评价多年陈规陋习的宣战号角。


2018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改革的若干意见》,提出“突出品德、能力、业绩导向,克服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倾向,推行代表作评价制度,注重标志性成果的质量、贡献、影响”。3个月后,科技部、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科院、中国工程院等五部门发出通知,联手开展清理“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简称“四唯”)的专项行动。同年11月,教育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开展清理“唯论文、唯帽子、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专项行动的通知》,决定在各有关高校开展“唯论文、唯帽子、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简称“五唯”)的清理行动。


专项清理“四唯”和“五唯”的行动对中国的科研学术界无疑起到了警醒和预防效应,为接下来的大动作奠定了思想基础。众所周知,当前学术、科研人才评价标准的乱源主要来自于“唯论文”及建构在论文基础上的衍生标准。与“四唯”“五唯”不同,“唯论文”及“SCI至上”不仅是长期以来造成学术、科研人才评价体系逐渐失衡的关键和重点,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改革难点。


2020年2月,科技部会同财政部研究制定《关于破除科技评价中“唯论文”不良导向的若干措施(试行)》,教育部、科技部联合印发《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 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力求改进科技评价体系,破除科技评价中“唯论文”不良导向,规范SCI论文相关指标应用,树立正确的论文评价导向,立足鼓励发表高质量论文,明确了“三类高质量论文”的具体范围,同时坚持分类评价和同行评价,推行代表作、标志性成果评价。


《意见》提出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分类评价体系,并针对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技术创新、国防科研和成果转化的不同类型,提出分类评价的侧重点,以及论文在其中的不同权重作用。鉴于科学研究的长期性和积累性特点,对科学研究成果要进行分类评价,针对不同类型的科研开展全面综合评估,将同行评议与其他多种评估手段结合起来,围绕知识价值进行定量指标、定性指标、机构对比、国际比较等。评估内容不仅应包括近期论文的产出和引用,更应包括其长期综合影响,突出同行评议的价值评估。对科研进行分类评价,使科研真正回归于认识世界和解决生产实践问题的本来目的,真正服务于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为建设创新型国家作出应有的贡献。


建设新的评价制度是一个渐进过程,国家有了大政方针,大学和科研机构需要结合自身特点制定相应政策和机制,广大科研人员也要转变观念,适应新机制。我们面临更为深彻的变革,包括新老模式的碰撞、利益相关方的博弈、分类评价模式可普及性成功经验的加持等,但目标异常明确,轮廓已然清晰,着眼于人尽其用、人尽其才的中国特色科研人才评价体系呼之欲出。

防止走向另一极端


当然,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我们必须充分预计到这场改革的难度,既要快速改变不良学术导向,又要防止矫枉过正,避免走向另一个极端,还要兼顾突出可操作、可执行、可落地,且广大科研人员认可,在复杂微妙的环境中确定和实施相关政策。尤其当我们面对长期居于评价体系核心地位、已形成明显受益群体、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相关指标和规则惯性时,需要切实可行的过渡措施。在这一过程中要厘清一些问题。


第一,不唯论文不代表不看论文。教育部、科技部明确表态,不唯论文并非不看论文,破除“SCI至上”并不是要消除SCI指标。对于基础科学研究领域来说,论文依然是非常重要的学术载体,不能为了破除“唯论文”就降低基础研究领域高质量论文的标准。


第二,明确“三高”不会导致“唯三高”。SCI及相关指标进入评价体系的最大弊病之一就是不分学科,眉毛胡子一把抓,而这次改革,坚持科研分类评价原则,通过学术委员会确定“三高”范围,既充分尊重学术共同体的治学自由,又可根据学校、院系实际情况制定评价标准,避免“一刀切”之后再度陷入僵化弊端。


第三,推行论文代表作和标志性成果制度。此次改革最重要的关键词是“分类评价”。长期以来,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技术创新被简单地混同评价。同时,重“量”不重“质”也是问题之一。这次改革,论文代表作和标志性成果在一开始就廓清了各自的方向,还规定了论文代表作的数量上限,引导科技人员更加关注论文质量,再次彰显不以“数量论英雄”的精神,同时也彰显了同行评价的重要性。


客观地说,任何一个制度都并非完美无瑕,包括科研评价体系,我们需要根据实际情况不断优化,与时俱进,持续改进科技评价活动,使之更趋合理。任何国家科研评价模式的形成都是一个不断综合国际先进经验、结合国情和本国文化而逐步确立的过程。否定一切或只看问题的一面毫无意义,我们需要在相关部门引领下,与科技同行进行不断的探索。


新一轮科技与人才评价改革的目标很明确,即建设符合中国国情和科学规律,能充分激发科研、学术人才的主观性、积极性和创造力,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科研评价体系。改革既没有现成模式可学,需要摸着石头过河,又不能固步自封,与世界科技评价模式脱节。可以说,破除“SCI至上”是中国特色科研评价体系建设迈出的坚定步伐。今后的道路会更艰辛,我们需要做好心理准备。

在“双一流”建设中实践评价改革

改革必须付诸于实践,并在实践中检验和修正,才能促进行业发展。高等教育的很多方面涉及科技与人才评价,我们要结合国家评价导向的改革,提高教育要素的质量和效率,促进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发生了深刻变化,如今已发展到高等教育的普及阶段。当前,各大学争相参与“双一流”建设,上大学不难了,难的是上好大学,公民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公平和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是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指标。要结合国家评价制度改革的精神,通过对相关要素方面的评价改革,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与效益和社会公平正义。


改革开放前,高等院校大都在封闭的校园环境下开展以教学为主的教育活动,大学里参与科研工作的教师和科研经费都很少。目前,大多数高校教师都承担各种各样的科研课题,科研经费也增加了数百倍,校园的开放使高校真正走向经济和社会的中心。40多年间,高等教育的环境、条件、结构、成分、主体的巨大变化,对高等教育的办学和育人思想、教育理念、管理方式等都提出严峻挑战。虽然对高等教育的评价也在逐步演变,但随着“双一流”建设的深入,评价机制改革需要更有针对性,指标的设计也要有利于提升中国大学的国际影响力。


对高等教育质量的评价,我们一定要认识到,现代高等教育质量不能等同于教学质量。在“双一流”建设高校,科学研究、学术氛围、大师的言传身教等,都是非常重要的育人环节。教学质量是对教师课堂讲授效果、学生听课状况、考试考核结果的重要考核标准,不能代表全面的高等教育质量。如果仅把评价高等教育质量的指标等同于评价教学质量,很容易误导学校只关心专业设置,从而制定统一的学科、课程教学大纲、教材、课时等,长此以往将导致高校办学的趋同性,与“双一流”建设的目标背道而驰。


加快推进“双一流”建设,也要对大学的管理者开展评价。通过评价,使大学管理者坚持正确的办学理念,坚持立德树人,统筹考虑大学中长期发展目标和各阶段建设任务,积极探索一流大学的发展模式和规律。提高科研水平是提升高等教育质量的一个重要途径,科研成果需要最先转化到课堂。一流的教师队伍是打造一流科研和教学的依托,建设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不仅要有大楼,更要有大师。要通过评价机制改革逐步形成中国大学对大师的聚集效应,还要引导中国的教师教授积极参与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了解掌握国际学术前沿动态,提高学术水平,逐步加大中国在国际学术界的话语权,才有利于快速提升中国大学的影响力,逐步获得国际上对中国大学的认可。

(作者系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副会长兼人才发展专业委员会理事长)


来源 | 《神州学人》2020年增刊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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