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刘永谋：“非升即走”的问题不在长聘短聘
以下文章来源于不好为师而人师者 ，作者buhaoweirenshi
■ 刘永谋认为，我们的制度设计和推进，必须考虑中国的具体国情。要时刻警惕行政化在中国高校和科研领域导致的“异化”现象，注意“歪嘴”行政化把Tenure制度念成一本“歪经”。
最近，高校教授Tenure制实施的问题，引发全网热议。身处其中，又研究科研及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自然有些想法。但是，既然在其中，发言得慎重。
Tenure制度可译为终身教职制，国内多叫长聘制，是从美国兴起的东西。美国大学招人，有走tenure track（国内多叫预聘制）的，有非tenure track的。
据我的观察，Tenure制最重要的“关节”至少包括如下几点。我的观察不见得对，诸位姑且听之。
首先，无论是在要求、待遇、权力和受尊敬程度上，预聘制教席“高”于非预聘制教席。在大学里，终身教职教授地位尊崇，常常有专门的餐厅和俱乐部之类的，任职和退休场面都很大。从某种意义上说，“教授治校”首先是终身教授治校。
其次，预聘制教席高要求主要在科研能力和水平上，教学为主的岗位一般是非预聘制岗位。故而，预聘制招聘常常面向全球，评审专家组成是全行业的，不会局限在自己单位。当然，这不代表终身教授上课不重要，不过他们主要不是上国内所说的“大课”，而多上艰深的专业课程。所以，终身职位在美国研究型大学比例高，社区college很少搞这样的岗位。也就是说，预聘制不是用来搞竞争的。
再次，终身教职设立的基本目标是保证学术自由，不仅包括对行政力量和经济力量的自由，也包括学术成果产出的自由——前者说的是研究尽量不受当官的、资助人的影响和“指使”，后者说的是只要努力在“干活”几年实在没成果甚至研究失败也不会被“开”。
第四，预聘制“非升即走”，所以进入预聘评审严格，“一个萝卜一个坑”，保证很好的工作条件，所以最后没弄成学校和个人都是损失。评审重点当然是科研潜力，仔细看既有成果体现的水平，认真听科研规划的水平和可行性。关于这一点，可以说预聘制的关键是培养，而不是几个人“赛马”搞淘汰。
最后，Tenure制度是由教授尤其是长聘教授来主导，按照学术逻辑尤其是同行评议程序实施。说到底，Tenure制度在美国大学已经被科学共同体接受，作为吸纳教授群体吸纳新成员，进而共同促进学术进步的习惯性方法。
总的来说，Tenure制度在美国搞得很成功，才会逐步走向全世界的高校。但是，Tenure制度是整个美国大学制度、教育制度乃至科研制度的组成部分，与美国“大环境”的匹配是它成功不可缺少的条件。
比如，大学是美国基础研究的阵地，Tenure制度无疑与保护长期的基础研究和原创研究有关。相比于中科院系统，中国大学只能说是在“逐步成为”基础研究的“主力军”。比如，美国大学讲究学术自由和教授治校，Tenure制度无疑是实现这两点的重要保证。我就知道个事情：美国有个名校的终身教授对校长治校理念不满，串了个“联”把校长给“赶”走了。比如，在名校tenure track失败，往往在差一点的学校再谋教职不难，大家对此很宽容、很理解，也没有什么年龄的“坎”。在中国，普遍是35岁没有副教授职称，根本挪不了“窝”。
因此，Tenure制度移植到中国会不会成功，涉及一整套的观念、文化和制度的改变。简单地谈它好不好，是不是太严格，意义不大，陷入就事论事的误区。
当然，引入Tenure制度有个过程，得逐渐调整，不可能一蹴而就。可是，我担心：在逐步前进的路上，会不会掉到“一校两制”的“大坑”里？我说的“一校两制”指的是高校被“分成”两个部分，采取不同的制度，相互不能“磨合”；最不好的情况是：行政人员、老教授——往往教授级别高（中国教授还分一二三四级）和有行政职务的教授搞传统的“老一套”，主要按照行政化的级别和资历逻辑运转，而中青年教授则搞长聘短聘来竞争上岗，像私人企业员工一样被管理；于是，我们的大学就变成一部分“社会主义”加一部分“资本主义”——显然，这两个词用在这里是调侃，并非意识形态的实指——的“一校两制”，或者干脆就是机关加私企的“四不像”。
更重要的是，“老一套”要管着“新一套”，进人、晋升由“社会主义”部分决定，别说全球评审了，基本上就是单位少数人来决定，而且决定者的“饭碗”稳得很，不用担心“竞争上岗”的压力。行政化主导的Tenure制度，搞不好会不会成为洋务运动时候搞的“官办企业”，走的是“官督商办”的路线？
必须看到，中国大学经过多年改革，“去行政化”的效果明显。但是，要是不承认中国大学仍然是行政主导，那肯定是“摸着鼻子哄眼睛”。甚至可以说，大学教师（包括我）跟学生讲得很好、很冠冕堂皇，在现实中比社会其他人更缺乏自主、自治、民主和权利的意识，对行政权力的向往和膜拜有过之而无不及。现在的情况是，大家都想当官，不想好好做学问，搞学问也是“官越大学问越大”。且不说现在的学术委员会权力多大，它运行起来往往行政逻辑大于学术逻辑。比如，学术委员会评职称、评水平，有多少学术考量，有多少领导意图、人情关系、利益调和甚至“维稳”的考量？在高校工作的人，知道此问并非危言耸听。
在学术理想、研究自由、教授治校和全球竞争等方面有待提升的背景下，应该怎么样搞Tenure制度，才能不把“好事”变成“坏事”呢？问题太复杂，我也不知道，只是有些担心。
无论如何，Tenure制度改革的初衷是提升中国大学的科研能力，不是为了竞争上岗，更不能引发不必要的矛盾，影响社会的安定团结。要知道，竞争不都是好的，有些是恶性竞争，就是大家口中所说的“内卷”。
6月8日，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有人高呼美国“国家科学”时代到来。其实，二战以后美国一直搞的都是“国家规划科学”，后来全世界学的都是这一套。但是，稍微了解美国科技政策的人就知道，美国的“国家科学”根本不是搞行政化，尤其不是要把大学和科研机构纳入行政逻辑，搞成准行政组织。美国政府主要是从大的政策环境上引导，国家基金还是靠市场逻辑、用合同制来推进的，更重要的是政府要想法设法让全社会投入科研活动中——这恰恰是中国的“弱点”，中国科研尤其是基础科研，基本靠政府独自费力推动。
总之，我们的制度设计和推进，必须考虑中国的具体国情。要时刻警惕行政化在中国高校和科研领域导致的“异化”现象，注意“歪嘴”行政化把Tenure制度念成一本“歪经”。
一家之言，敬请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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