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彬元周平：当一名军人决定成为基金经理

跳高运动员、空军雷达兵，周平在当上基金经理之前的轨迹，几乎完全无法和后面这份职业联想在一起。

尤其是在今天的金融行业里，名校毕业生们按部就班地竞争上岗，职业经历大多是先有个几年卖方经验，靠着几次新财富的加持，跳槽买方，然后在一些逻辑被验证的推票后，坐上基金经理的位置。又或是校招直接进入基金圈的“大厂”，做个五六年研究员，逐渐被打磨出一个新生代基金经理的样子。

个人轨迹的复杂性，正逐渐从这个群体里消失。基金经理这个职业，似乎越来越被一群名校骄子的同温层所垄断。

当陆家嘴的基金经理们推杯换盏间还在谈同窗轶事、热门股票时，周平在聚会上的谈资，大多是体育健儿为国争光，或是与退伍的战友谈论保家卫国。前世界跳高纪录保持者朱建华是他青少年时代赛场的对手好友，刘翔在转去跨栏前的跳高教练正是二人的启蒙师父。

周平曾经是一名跳高运动员

出生于60年代的周平，拒绝了单维度的人生，既有个性使然，也是历史进程。周平的父母从北方迁至上海，他儿时在中国最摩登的城市里长大。16岁时跑到山西大同当兵，因为体育好到处参加篮球和跳高比赛。他不仅拿下了全军的跳高冠军，加入了八一队备战全运会，还在社会剧烈转型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走遍了大半个中国。

从军的周平站在飞机旁

十年军旅生涯的后期，周平迎头遇上了改革开放后出国留学的热潮。他在部队坚持自学英语，用一张飞往美国的机票给部队生涯画上了句号。等他带着奖学金从美国东北大学毕业时，过往的人生竟顺理成章地在通用电气资产管理公司（GEAM）的面试中串联了起来。

波士顿名校林立，东北大学虽不属于常春藤，可GE就偏爱“二流学校”尖子生的谦逊、勤奋和团队合作精神。时任GEAM的老板，曾是一名橄榄球运动员，也一度在美国海军服役，他的孩子在伊拉克战场上被炸负伤。因为周平当过兵当过运动员的经历，让他直接过了一轮面试。

整整五轮面试后，周平在1995年加入了杰克·韦尔奇管理下如日中天的通用帝国。

千禧年前后，所有人都沉浸在5000亿美元的市值奇迹中。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个由爱迪生开创的，用人造光照亮了世界、电气化了全球的GE，已经处在走向巅峰的最后一刻，帝国的光辉即将随着杰克·韦尔奇模式的衰落一同黯淡。

某种程度上，亲历这种大厦将倾的繁荣与衰退，也成为了周平入行头十几年里珍贵的经历——“你会深刻地明白，所有的事物都是有周期性的。”

最开始，周平负责GE全球新兴股票市场的研究，伴随着冷战结束后如火如荼的全球化大浪潮，跟着各种投资机会，一路从美洲调研到欧洲，从东亚研究到中东，跑遍了世界各地，考察了全球数百家上市企业，拜访过10个以上不同国家的国部级领导人，了解不同国家的经济改革政策。

周平年轻时在各个新兴国家出差

当上基金经理后，其管理的GE全球新兴市场基金，在2006年度被加拿大退休资产杂志评为六位最佳管理人之一。2002年，周平开始管理GE中国基金（QFII），在 2002年至 2010年八年间的年化回报率为24%。在投资中国二级市场的20年生涯里，录得约21%的年化收益率。

作为海外最早投资大中华地区二级市场的经理之一，周平曾发起并担任了海外华人投资者协会(OCAM)的会长，当年在耶鲁求学的张磊，也是协会的成员。

到2012年离职创办彬元资本前，周平已经是GE资产管理公司的高级副总裁兼大中华董事总经理，管理着相当于400亿人民币的资产。但他厌倦这个超级巨兽在极度的官僚化中走向下坡路，于是在知天命的年纪里选择了离开。

阅尽千帆，周平把很多评价看得很淡。因为早年没机会上大学，他常常随口说自己“属于文盲”。但彬元资本的投资人在每年的1月份，都会收到一封周平亲笔的年度报告，三四十页全部都是英文。彬元过去的大部分客户都是海外的机构投资者、主权基金，极少一部分个人资金，也都是来自世界首富级别的企业家。

在2021年的回顾里，周平对他远在北美和欧洲的客户写道："You need to be on the ground to see with your own eyes to understand what has happened（你们需要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亲身经历才能理解这些年所发生的事）."

这里指的“所发生的事”就是中国在过去30年的变化。考虑到60年来走过的路、见过的人，周平确实是最有底气写下这句英文的基金经理，甚至不需要加之一。

周平深知，中国是唯一一个用过去20年的时间，成功走出新兴市场陷阱的经济体。但意识形态的主观隔阂也好，疫情之下的物理隔绝也罢，周平总是会遇到海外投资人对中国经济发展根深蒂固的不理解，以及对中国投资市场难以克服的偏见。他甚至率队去边疆地区调研，把一手的文字和照片整理成专题报告，用细节向他的投资人呈现一个变化中的中国。

在80年代末的签证处队伍中，周平身边前后来办留学签证的，都是一群20岁不到的年轻人，他们大多数已经读完少年班拿到了本科毕业证书，带着全额奖学金去美国读物理、化学、材料、电气工程这些专业的博士学位。也正是这一批年轻人，在中美关系最温和的岁月里，进入美国尖端科技公司从事研发工作，如今陆陆续续回国创业。

用周平的话讲，“这一批企业家是站在巨人肩膀上创业的黄金一代”，这是前无古人，也是后无来者的一个历史性窗口。

彬元现在的办公室在浦东的置汇旭辉，往南走是张江科技城，往东去是金桥产业园，围绕着这批“黄金一代”企业家。对于周平来说，跟踪这些正在往产业上游突破的科技创新企业，才是如今在中国做投资最重要的事。“遇到这种企业，我们就应该把钱交给他。它能不能做下去，是它的问题；能不能陪伴它做下去，就是基金经理的问题。”

下游创新的时代已处于尾声，上游创新的时代刚刚开始。这是周平最核心的投资展望，也是他的组合持续创造业绩的源头。

这种敏锐的洞察，也让彬元及时地把部分仓位从互联网大平台中撤出。在周平眼中，被许多投资者偏爱的一些大型互联网平台更多只是停留在商业应用层面的下游创新。但打破技术封锁，走出卡脖子的阴影，往科学技术的上游走，实现源头创新，才是如今这个时代最坚实的价值基础。

从功利的角度看，这种价值选择也让彬元的组合不仅躲过了2021年互联网的惨烈杀跌，还画出了漂亮的新高。

周平的核心持仓在25只左右，历年的换手率也很低。这种表面上的极简，背后是整个投研团队层层筛选的结果。彬元的团队不算大，但几乎每天都有人在调研的路上，一年下来跑过的上市公司会超过400多家，这还没算产业链上下游的一些供应商。

也是这过去的两年里，向来低调的彬元引起了更多国内外机构的注意，近五年的业绩，在彭博金融信息终端上记录的所有中国基金中名列前茅。他们的名字出现在重仓的科创板公司前十大流通股东的名单中，流露出他们在选股组合上的独特差异。而几乎不在媒体上出现的周平，也第一次坐下来和远川深度拆解了自己的理念和体系。

周平的办公桌上，放着一本时常会拿起来重读的英文原版书《Lights Out：Pride, Delusion, and the Fall of General Electric》。这本书深入记录了 GE 的螺旋式没落，抽丝剥茧出企业的复杂性和人类的局限性。对于周平来说，这不仅仅是对职业初期辉煌岁月的一段追忆，更是一部理解企业、认识世界的喻世明言。

在我们的访谈中，周平提供了很多独特的视角。但与之相随的，还有我的疑问。

周平的经历是如此特殊，以至于在今天几乎不可能再被复制，这种唯一性在多大程度上塑造了彬元的投资组合？与此同时，当基金经理们逐渐在单一的路径和叙事中走向同质化的当下，周平在思维和视野上的补充，究竟提供了一种怎样的重要性？

答案或许对每个人来说，都不一样。以下，是我们的对话内容，权且抛砖引玉。

01

无法复刻的人生轨迹

 远川投资评论 ：你的背景、经历和知识结构，与A股市场的很多基金经理非常不一样，这会影响你看待这个市场的角度和框架吗？

 周平 ：我看事物也会有我自己的局限性和偏见性。但对我来说，需要用多维度思考来提高我们判断的客观性。

因为原来在GE做新兴市场，我去过中东考察。飞机在天上飞，你从上面角度看，下面全是黄土，什么都看不到。但下面其实在发生什么？在打仗、在杀人。我有时就会反反复复去想，就这么一片黄土，人们究竟为什么要打来打去？有没有必要这样？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

这种思维的养成，我认为非常重要。往无穷小分是科学，往无限大想是艺术。做投资是通过时间来验证认知，随着时间的延伸，如何把多维度的不同个体的体验感知，转换为对未来事物的整体认知，这就是投资中艺术性的作用了。

当我们把时间拉得足够长，回头看，期间的个体事件都是噪音，包括所有的经济学家和投资策略家的宏观预测。这里联想到希腊神话里那耳咯索斯“人的倒影”的故事，距离产生美。距离太近，你只观察到了事件的局部，从远处观察，才能看到整体的美。

我的经历很特殊，当过兵也当过运动员，不是一毕业就去金融机构做分析员，避免形成一种职业上的单向思维。另一方面，也是在GE做了17年的原因，得益于这个平台的影响力，和很多美国非常成熟的投资者有过很多接触，从他们身上吸收了很多理解事物的维度。

你们不要看GE现在倒下了，但它辉煌过，我亲历了这个生命周期的变化，让我能从内部的视角去理解一个企业的经营——要做什么决策、为什么做这个决策、怎么样来执行决策，以及这些决策所产生的结果。我们作为局外人去审视上市公司的时候，其实也感受着我们在GE一些亲身体会到的规律和经验。

这种对企业发展和事物周期性的深刻认识，是我们多维度的一个来源，也是很大的一个区别。

以市场信息的非有效性可以提供超额收益为原则，成长轨迹的不同，也是一种非有效性，为逆向思维和避免趋同投资提供了依托。这个非有效性已经为彬元的超额投资回报提供了帮助。

 远川投资评论 ：这种多维度的思考方式，在投资中，最重要的指向是什么呢？

周平 ：与时俱进。

特别是最近30年，中国这么高速的发展阶段，不与时俱进就会落后。实际上，对一个基金经理的最大挑战就是能否对未来有正确的认知。那么为什么说我们这两年业绩还很好，就是我们在理念上跟上了时代的变化。

我现在常常体会到，价值投资是一个被滥用的词，什么叫滥用？就是很多人都搬用了教科书上的描述并误解了当今的价值。

我们在学校里学的价值，就是看PB和PE的高低，这是以工业社会时代固定资产为基准的价值投资。但现在是信息社会了，无形的东西越来越多。比如数据是无形的，但在信息社会里面，数据本身就是值钱的，它既是生产资料的一部分，也是可以帮助改变生产力的。不用投资机器设备类的固定资产，也能把一个价值数千亿的互联网平台做出来。

教科书实际上是滞后于时代发展的，它还在用农业社会或者工业社会早期的眼光，来计算企业价值。一个机器100万，供需不平衡的时候，我用20万就买了这个价值100万的东西，就叫 Deep Value （深度价值投资）了。你放在今天还这么看价值，不就是教条吗？要现代化，要与时俱进！

现代化的同义词是突破或改变过去。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最大生产特征是，工作形态从无序的工作形态到有序的。比如说，有序的工业生产就是把人关在“笼子里”，在规定的时间上下班。工业生产曾经大幅提升了生产力，但它是刻板教条的、静态的。

今天的信息社会是动态的，加速变化的。一位医生，可以在他状态最好的时候，坐在星巴克，喝着咖啡，把远在天边的一位病人肚子里的癌细胞挖掉。这里看到长周期了吗？从无序到有序，又回到无序了，不过每次都在一个更高的社会效益层面。

我讲另外一个无形资产，就是高科技领域企业家的创业红利才刚刚开始。我们投了一些科创板上70、80后的创业者，他们管理层的知识结构同过去组装出口创汇的年代是非常不一样的。

今天的企业已不是野蛮生长了，现在是真正的人才红利时代，这是今后5到10年甚至20年的核心价值，是我们国家能否成为世界强国的重要因素。

我特别喜欢科创板的原因，就是现在上市公司里有相当多的人都是海外PhD回流，这些人的无形价值非常高。他们在做的芯片设计也好，化学材料也好，是真正能够帮助生产力大幅提高的源头科技创新，帮助我们国家在产业链上占领上游的高地。

我们投资了一家科创板做X光关键部件的公司，董事长就是从GE医疗研发里出来的，它现在已不仅是国产替代，而是做到了全球领先。柯达转型做医疗器械，都要买它的组件。这里面的技术含量，就是无形价值，怎么可以用计算加工拖鞋的方式来评估它的价值？

未来，这个无形资产在衡量企业价值时的占比只会越来越大。

以工业成本核算和传统规则为根本经营企业的大师杰克·韦尔奇要是醒过来，看到今天的市场一定会晕过去，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苹果竟然可以值3万亿美元！GE市值到5000亿美元的时候，大家已经感觉辉煌得一塌糊涂，那是工业企业所能够达到的价值巅峰了。

 远川投资评论 ：你非常看重这批回流PhD的人才红利和无形价值。

周平 ：我觉得这个红利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

在海外这么多年的投资经验，对我很重要的影响是，美国的长牛是因为它有一批具备源头创新能力的好企业。中国企业一定也会往科技创新的上游去走，现在就是重要窗口期的开始。

所谓前无古人，过去我们讲人才回流，但都是像杨振宁这样，一个两个的回来，人数很少的。

但80年代底到90年代初，大批年轻人赴美。我去签证的时候什么概念？前前后后全是各类少年班毕业的，20岁不到就本科毕业了，这些当年我国最聪明的学生，拿着全额奖学金到美国去读博士学位，这些博士不是学习金融的，都是化学、物理、电气工程和材料这些专业。

这批学习尖子很幸运。在全球化的影响下，正好中美关系缓和，原来不让中国人进入的领域有中国留学生进去了。这批人在那些全球最尖端的科技企业里又待了十几年，从研发开始，成长为研发部门的领军人物和领导人。他们既有技术，又有管理经验，是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出来做一番自己的事业。

这批人开始创业以后，我们国家的产业链正好要从下游往上游突破。感谢特朗普。为抑制我国科技的发展，美国采取了技术封锁，要卡住我们一些产业链的脖子。这反而给我们那些新兴的科技企业提供了一个转折点，让这些国产技术拿到了成为下游供应商的门票。

比如，以前国产的芯片设计大家不用，TI（德州仪器）的贵点就贵点好了，没关系。但特朗普一卡脖子，反而给了国产替代一张进入产业的入场券，而入场了才能进入与客户互动的良性循环，加速提升产品质量。因为这些产品的竞争力都是通过迭代堆上去的，没有客户来买的话就几乎永远迭代不了。

所以，特朗普的上任和疫情，大大地帮助了国产替代。一大批从TI这些公司出来的中国工程师，在切TI的蛋糕。中国也一定会诞生出一两家很大的模拟芯片公司。

为什么说后无来者呢？因为时代不同了。中美关系已经从曾经的战略合作变成战略竞争。中国出生的学者专家几乎很难再进入到欧美那些顶尖的科学研究机构，为技术研发的交流和学习增加了极大的难度。

这是个科技从外往里到从里到外的过程，这里面将创造出高于下游传统制造加工时代几何倍的经济价值。这批公司，它们能不能做下去，是企业家的问题，你能不能陪伴它做下去，就是基金经理的问题了。

 远川投资评论 ：哪些人能把企业做下去？

 周平 ：人能不能把事情做成，三样东西很重要：天赋、机会和定位。

因为当过运动员的关系，我很早就开始承认天赋的重要性。我和朱建华一起练过跳高，训练从不偷懒，他也没比他人更刻苦。不过跳到两米以后，他突然一下子就突破了2米10，很轻松地过了2米15、2米20，直至打破世界纪录。我们就是练得累死，打断了腿，也跳不过去。

这个天赋不是说投资的天赋，而是人在某个领域的天赋，它可以是数学的天赋，可以是钢琴的天赋，也可以是运动的天赋。我为什么非常反对过去大家热捧的中概教育股呢，是因为我内心上觉得，它是抹杀儿童少年天赋的，让所有人都做一样的事情，逼着大家都走相同的路，是害人的。

我把懒惰分成两种，一个主动懒，一个被动懒。什么叫主动懒呢？躺平了，什么事都不干了。什么叫被动懒呢？就是聪明，或天赋到头了，不能突破自己了。所以人要懂得自己的天赋是有限度的，一定要不断寻求突破，这也是理解今天这个科技行业的底层逻辑。

运气就是时机，其实就是在一个绝佳的历史窗口期赶上了时代的浪潮。

为什么我不把勤奋放在考量因素里呢？

因为一个企业家天赋有了、运气也有了，他们会比我们还拼命。一个人在做同自己天赋相匹配的事，他是不需要再用鞭子抽打的。我现在要约一些董事长的时间，经常都约不到，他们很忙很忙的。他们跟我讲话，很多时候也是迫于无奈的，人要有这种自知之明，所以也不能浪费这些企业家的时间。

为什么好多上市公司高管是不愿意见基金经理？因为很多人他不是长期投资者，聊之前也不做功课。一个非本专业的应届毕业生刚当上分析员，就跑到做了30年芯片设计的团队面前，让人家描述一下你这个芯片是怎么造出来的，他们会喷血的。

你要去验证他们、测试他们，你不是要跑到人家面前去问这些很基础的问题，而应是去产业链的上下游验证，去问华为、问苹果，他们用谁做供应商。他们的客户是你可以利用的“专家团队”。

我从来不跟他们聊下个季度利润的，我们去和他们聊什么短期利润嘛。这是在浪费董事长们的时间。我们跟管理层聊的是他们的格局和文化，也就是他们的定位。他们有没有清楚明了自己公司在行业和产业链上的位置，他们的定位具不具备深度和广度。

深度是屏障壁垒有没有稀缺性，不易模仿跟随并不断加强；广度是延伸型，他们提供的产品服务有没有广泛的受众市场并不断扩大。管理层有没有灵敏地注意到外部环境和自身位置的变化，并且及时调整自己的战略部署。

实际上投资是讲究方法论的，为什么财务报表对我们来说不是那么重要？当然是要去分析三张表，但你一定要知道，在投资的学问里，看懂三张表只相当于小学水平。

既然我们知道世界上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性。天赋，运气和格局都是艺术范畴，极不确定。用科学方法制定的公司报表看企业就等于刻舟求剑。要用判断事物的方法论，来降低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

02

三张表外的商业真相

 远川投资评论 ：彬元最鲜明的投资风格是中盘成长，你是如何理解这个风格定义的？

周平 ：我们用小溪流汇入长江、长江汇入大海的这个过程，来类比中盘成长在这个市场中的定位。PE和VC是小溪流的阶段，当这个公司成功IPO了，就是汇入了长江，从他进入长江到汇入大海之前的这个成长周期，我们就把它定义成中盘成长。

我们用小溪、长江、大海比喻公司业务的成长阶段和其所面临的瓶颈。每个阶段的跃升都伴随着一定程度瓶颈的打开。如何理解瓶颈、突破瓶颈的节奏和瓶颈打开之后的成长空间，是未来价值实现的关键。

对于这种公司而言，最重要的成长性在哪里？是他的产品杠杆和不断加强的垄断性技术。

所谓产品杠杆，就是你的产品可以复用到其他相关领域，从工业制造到电力设施，不断打开下一个蓝海，市场空间就会越来越大，竞争壁垒会越来越强。而当他们抵达入海口的时候，通过什么来建立垄断性的竞争壁垒？一定要靠技术，靠研发。

 远川投资评论 ：现在整个研究团队都会在中盘成长这样一个大的策略下去找相关标的吗？

 周平 ：对，这里面有几种方法。一种是我们会在自己的网络里面找。我们不是一张白纸，团队都是从业十几年以上的人，核心成员也都是和我一起从GE出来的，投资的经验也好，在GE建立起的专家网络也好，这么多年积累下来，我们心中是知道谁在哪里做什么事情的，也会顺着这个网络延伸出去找。

此外，我们还有一个非常机构化的筛选流程，在200～400个股票池上做进一步的筛选和比较，所有的信息都会在这个流程上做一遍过滤和细化。

在这个比较的过程当中，我们把质量放在第一位。一个股票价值，本质上是它的质量和你花多少钱去买它的质量，就像女孩子买包，肯定是两者的平衡，不会只买最便宜的，也不会只买最好的。但这种平衡，本质上是基于质量的平衡。

如果去评估质量，就要介入到机构化的多维度的研究流程和打分表上，方法论也会随着时间而进化，发展到今天，我们就会越来越强调去发现其中的无形资产和对社会产生的正面价值。

 远川投资评论 ：市场上也有很多把无形资产看得很重的基金经理，注重治理结构、企业文化和社会价值，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这批基金经理中有相当多的人其实去年的业绩是不好的，换言之，市场没有认可他们选出来的公司。

周平 ：这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比如说估值过高。这就是刚才说的，我要用多少钱去买这个公司质量的问题。我不是一个刻板的无形资产投资者。一个再好的公司，如果未来的复合增长率只有10%，然后估值120倍PE，我们是拿不住的，太贵了。

价值和价格的关系还是要维护的，只是我们对价值的判断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

当然这也要看你投多长时间。一个的确有好的判断能力和经验的基金经理，如果他买的都是好公司，哪怕贵了点，你能够持有这个基金经理5年以上，收益还是会不错的。但你不能要求他每天赚钱，这也是对他的要求太严了，要他每天都去投机了，对吧？

我们不太一样的一点是，我们还是会对企业成长的周期性更敏感，对太贵的东西比较注意，这也是GE这个曾经在多个行业称霸的集团，留给我们刻骨铭心的经验教训。一方面是制造业企业，过度生产或者过度扩张，这种周期性对企业发展的影响是很大的。另一方面就是企业自身生命周期，一个企业非常大了以后，会积重难返。

基因决定一个公司未来。GE死去了，就是因为它的基因老旧了，没有办法适应现在的社会，并购扩张也跳不出没落的传统行业。尽管内部优秀的研发组织具有颠覆性创新的能力，也无法闯出来。因为它自身的机体里面会有很多利益团体在阻碍你、反对你，给新兴事物设置障碍。

 远川投资评论 ：对于基金公司来说，是不是基因也很重要？

 周平 ：对于基金公司来说，基因也是一样的重要。关注创造社会价值的企业这个概念好像这两年越来越流行了。但彬元只投资创造社会价值的企业，也是真正融入到我们的基因里去的。

我们很重视ESG，第一个原因是我们有20多年的历史经验和实践的积累。

在GE的时候，我们把它叫做可持续投资，因为我们看到过太多的企业，没有给社会真正提供正向的价值，辉煌过一段时间后终于黯淡，或是由于污染大自然而欠下未来要用金钱偿还的社会责任债务。离开GE后，我们依然很重视这种投资文化，把ESG融入到了整个彬元的投研流程和体系中，成为彬元文化的一部分。

第二个原因是我们目前主要的一些欧美机构客户对ESG非常重视，与他们的合作与交流也加深了我们对ESG的理解。

一个拥有好的企业治理、企业文化的公司是能走得远的。我们做过很多研究，不是流于表面的，也不能与事实偏离。不符合我们ESG标准的，是投资的最大风险。如果找到了那些真正对社会产生正面价值的公司，一定是和优秀的投资收益正相关的。

03

招人就是要招合伙人

 远川投资评论 ：要把这种中盘成长风格维持下去的话，会不会有一个理论的规模上限。

 周平 ：我们不能把规模增长放第一位，中盘成长的风格会对我们的规模有所限制。

我们的理念还是为投资者赚钱，不是为自己赚钱，如果我们把规模做得太大，限制了我们选择股票的范围，实际上就是在为自己赚钱了。

我离开GE的想法就是要做成一个长期创造阿尔法的基金，而不是做成大平台。我之前在GE的老板是富兰克林·邓普顿亲手培养的弟子，是一位非常好的投资人。以前的富兰克林·邓普顿是一个很有风格的公司，很价值很逆向，但做大了以后，就成了一个平台。一旦变成平台，就要做规模，就没有风格了。

国外现在的大型资产管理公司，都把自己做成了平台，恨不得几万亿美金的管理规模，但这个就是在为基金经理和公司股东赚钱，而不是为产品的持有人赚钱了。

 远川投资评论 ：我比较好奇一点，不管是你刚刚提到的网络和圈子也好，还是你自身经历所形成的多维度认知，很大程度上都是不可复制的。彬元作为一个组织，怎么把你的认知、理念和经验，传承下去？

周平 ：这是我现在最大的挑战，也是今后10到15年不断要去花精力做的事情，通过不断地训练去培养和鼓励他们做思维转换。

举个小例子，我们每年都有很多年报、月报的写作训练，他们交给我之后，我第二天会让他们再写一份一模一样的，但是用完全不同的结构或者方式来描述，这也是锻炼思维方式的一种做法。

另外，我们在招人上面，尽量不直接招学校里的应届毕业生，分析员都从企业里面找有过实干经验的人，分散不同的行业来源，来建立团队的多样性，思维方式的多元化。

我们每年都有一段年假假期，让大家离开这个公司，换个环境去感受和思考，然后期待他们回来以后能有一些飞跃性的思维提高，写一篇报告也好、文章也好，不要台阶式的，要飞跃式的。

 远川投资评论 ：在招人上，会感觉想找一个合适的人特别难，特别花时间吗？

周平 ：招人上，我是非常支持年轻人转行的，因为我自己就是转行的。任何工作，最关键的不是你从什么学校毕业的，成绩怎么样，而是你有没有天赋做这个工作。

实际上我们也是这两年好了起来，过去也长期属于创业公司的情况，人一直也都比较少。所以每个人我们招进来都希望是有一个创业的概念。要是一上来面试就说我之前的工资是多少，跳槽要涨多少，抱着这种心态的话，面试就很难继续了。

我会强调所有人到这里来都是来创业的，心态如果是觉得自己就是来给老板打工的，那我会建议他去找个大机构去上班。你到我们这里来，目标一定是要成为合伙人。把这个公司当成自己的，这也是一种责任心。

 远川投资评论 ：对投资人的资金性质有要求吗？

周平 ：我们现在慢慢开始做国内的一些渠道，还是想去挑选一些长期的钱。国内比赛短期排名的风气还是太强了，使很多聪明的基金经理变成了股票交易员，这是做国内市场最痛苦的一点。

很多职业投资人，其实不是人不聪明，是在短期极大的竞争压力下，影响了投资决策。尤其是一些新发基金，出现短期表现非常不好的情况，本来是应该通过时间来解决问题，但大家太着急，基金经理就想通过主观判断、过度交易来做出好业绩，赶上市场不给力，就会动作变形，这反而最容易进入业绩的恶性循环。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找一些比较匹配的钱，持有期如果低于一年，基本上都是不适合我们的钱。

04

写在最后

我们总喜欢在访谈中去了解一个基金经理最欣赏的投资大师是谁，但周平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拒绝偶像，因为他身边有过众多的体育巨星，在GE帝国最辉煌的时刻近距离接触到那些最高决策人，使他对偶像看得比较平淡。

对他来说，用一种刻舟求剑的方式去狂热地推崇任何人或者任何事，是一种自我放弃的表现。

其实，周平读了不少美国投资前辈的心得，早期对彼得·林奇印象最深。1994年在GMO上班的一年里，还经常见他过来同杰米等三位价值投资的师爷们聊天。后来在GE前老板（邓普顿的弟子）的价值投资框架里实践了17年，背熟了很多华尔街的投资口头禅。但他最终没有看到一位投资大师真正穿越自己一生的周期。

“任何事物都是有它的周期和阶段性，一个大师在某一阶段的成功不一定能够成为在其它阶段也成功的借鉴。很多时候一个人的成功，都与他的天赋和运气相关；是个性，不是普遍性。”

周平爬山的习惯，是不登顶。“因为跳高，其实总是以失败告终的。你就算已经是冠军了，还是要再继续往下跳，三次跳不过，杆子掉下来，才能结束。进步和努力是无止境的，你知道会失败也要坚持，这就是奥运精神。”

周平有时会梦到自己参加跳高比赛，却没有穿钉鞋。“人总有自己克服不了的高度。”这是在世界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万物永恒的周期性面前，潜意识里对风险的敬畏。周平很少谈论过往投资中的成功案例，因为做投资的人，永远需要做对下一次选择、选出下一个时代的优秀公司。

“哪个基金经理几十年里没有投到过几个好股票，否则也太悲剧了吧？”

从90年代后期买过东方电机、华晨汽车、华能电力，到后来的三一重工、美的、格力，再到后面买腾讯、阿里，在海康威视、舜宇光学还是小盘股的时候就买入并持有。周平也曾在他GE的全球新兴市场基金里挖掘并持有台积电和印度的Infosys。

但对他来说，这些都不能作为成功案例来分享。“每一个公司曾经的辉煌，都是数不完道不尽的。但它们都是在自己的周期内辉煌，而不是一种永远的成功。”

“只在个股上总结经验，会陷入个体特殊性的陷阱，遮住你的视线。离开个股，观察市场的总体，才能区别好坏，看到真美。距离产生美。一定要从个股的整合中吸收出共性的要素，才对我们投资研究有帮助。这就是我们说的投资艺术和方法论。”

对于周平来说，与时俱进就是投资中最基本的方法论。而这个市场也永远让他兴奋，因为他知道还有太多太多拥有巨大潜力的硬核科技公司还没有被发掘。

和与他同龄的基金经理相比，周平仍少见地保持着对这份职业热忱——常年奔波在外调研，一个礼拜被捅两三次鼻拭子做核酸检测是疫情后的常规生活。他持续地保持着对各种中小企业和创业公司的关注，一个一个翻石头寻找符合他心目中“黄金一代”定义的企业家，也罕见地把更多目光放到了被许多机构轻视的科创板上。

仍然跑在投资一线的周平，在2021年的年度回顾里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懒惰是这个职业最大的敌人，克服天赋的限制是其中最难的挑战。”

全文完。感谢您的耐心阅读。